毛泽东让斯诺上了天安门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上人山人海，喧声如潮。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儿，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韵味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犰，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72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不满40岁，个子清瘦，骨骼小而结实，下颌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此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毛泽东安排其上天安门的重要含义。斯诺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斯诺心中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这个以勤劳勇敢而着称于世界的伟大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去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景仰的革命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的时候，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1968年春天，斯诺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时说：“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的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深伤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独立求真，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斯诺。毛泽东的“五二○声明”发表后，原定5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夭折了。可是，毛泽东又另有了思路，他于6月间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当时得到的报告是说与斯诺失掉了联络。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邀请他作为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尽快来华访问。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高大、脊背微驼的人在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毛主席来了。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比在陕北窑洞的时代更为高大魁梧了。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

    他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在延安是见过的。”

    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红旗如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毛泽东伸出手去，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他们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群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气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欣喜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斯诺在北京住过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27岁，住在煤渣胡同21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然没有想像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欢呼。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有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膀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正是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着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视为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

    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

    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毛泽东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自豪地大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每逢国庆节，毛泽东都要在此举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后，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的记述文章。

    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接见人民群众。能在这种时刻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除了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之外，就是当时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或是兄弟党的领袖。

    斯诺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他参加了那天的活动。据吴女士回忆，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一种燃烧的激情之中。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样高的礼遇？”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巴基斯坦渠道使用最古老的方式传递密件

    基辛格曾经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天安门的前两天，即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

    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10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0月下旬，有好些国家的首脑人物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10月24日，31位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应尼克松的邀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叶海亚·汗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十分困难的。

    我去年说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作为一年前尼克松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回访。当天下午，两位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据说，甚至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还提到了使节可能的人选。也讨论了台湾问题。据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等于说，华盛顿已经赞同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因为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美国友好的“独立国家”。尽管事后基辛格说这段话“完全不确”，但认为尼克松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达了美国有可能转变立场的某种暗1970年秋，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所举行的欢迎外国元首的阅兵式。

    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中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使用这一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达了对新中国存在的承认。

    在场的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它却令在场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十分不安。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富于幽默感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1月13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总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12月中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比较含糊。

    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美中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过五年驻中国大使，对周恩来有很深厚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由希拉利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

    美国方面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12月9日，希拉利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抬头，全部内容都是用笔写在一张印有蓝杠杠的白色信纸上。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读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事后才意识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而且在已经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信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19世纪的那种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希拉利带来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觉得，这是20年来两国之间第一次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写信。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并交给希拉利。美国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没有写签名，也没有打上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毛泽东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

    中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里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字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

    在斯诺看来，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他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

    斯诺关切地说：“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访美之后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是不讲假话的。”毛泽东十分坦诚地说。

    “是啊。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得也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做‘赤匪’。”

    “我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

    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说，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是写过信的。”斯诺答道。

    “在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

    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早都被清除出去了。”

    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的确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像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心和激情当做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在一起时，才能透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了。

    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当。”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他警觉了，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斯诺。

    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甚健。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

    “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谈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我看吵架难免，但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说：“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

    斯诺曾与罗斯福总统有来往，而与尼克松没有交往，可是深知尼克松反共斯诺最喜欢的戴红军帽的照片。

    的极右立场，因而问：“尼克松会来吗？”

    毛泽东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还神秘得很，提出不要公开，要守秘密啊！”

    快分手时，毛泽东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一百零一年还不建交？我就不信。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谈话长达5个小时，直至午后1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和他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5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送走斯诺后，毛泽东还沉浸在谈话激烈的波澜之中。他曾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试探气球放过之后，我还要创造条件，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毛泽东说的“火力侦察”，是指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斯诺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记载成文，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标题，发表于1971年4月31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美国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发表了斯诺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会产生伟大的影响，纷纷将此事列为头条新闻。联邦德国报纸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消息。罗马尼亚电视台播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照片。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一颗新‘炸弹’。”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在较短时间内正常化。”日本《读卖新闻》也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讲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它评论说：“毛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尼克松政府迅速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这年4月26日，也就是在美国的通讯社抢发斯诺文章摘要的当天，美国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奉总统的意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尼克松总统已经注意到斯诺文章传达的讯息，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后来，在尼克松正式准备访华时，为他准备的有关中国情况的材料中，就有斯诺的着作和文章的摘要。基辛格也回忆说，为研究中国问题，他极其仔细地阅读了斯诺的着作与文章的摘选。尼克松访华之前，曾写信给定居在瑞士的斯诺，他在信中问候斯诺的健康，对斯诺杰出的人生表示敬佩，并说他将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斯诺能作为他的访华特使，他将感到极大的荣幸。

    斯诺促成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他原是准备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写一批报道的，但是他没能活着见到这一切，他恰恰在尼克松启程访华的前一星期因病去世了。在他重病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派去了中国最优秀的大夫组成的专家医疗组。由于斯诺所患的癌症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中国的大夫们只能尽力减少他去世前的痛苦。

    即将实现对华突破时华盛顿刮起了一股“倒基”风

    基辛格身体壮实，精力充沛，才华过人，工作拼命，开拓性强，受聘于白宫两年来，确实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尼克松对基辛格愈是宠信重用，基辛格愈是大权在握。加上他自负傲慢，目空一切，威风张扬，独断专行，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加剧了白宫内外的权势之争。他同国务院、国会、五角大楼的关系十分紧张，尼克松在白宫的亲信们也对他怀恨在心。甚至在他自己主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也有不少人难以忍受而离职他去。在美国朝野，关于基辛格的传闻颇多，无人不知。

    他在野时，横议朝政，把过去的美国外交首脑贬得分文不值；他掌权时，唯我独尊，将白宫内外的同僚视为无能庸人。据说，他以“白宫的灵魂”自居，自夸“要是没有我这个部门，总统简直是光杆司令”。据说，他“对任何人的最高评价就是拿来与他自己相比较”。他有一次这样形容在任的副国务卿理查森，“我认为他在每一个重要方面都是像我一样棒的人”。又据说，在只有坏消息时，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才不断提到总统；可是，在有好事时，他就很少提到尼克松了。

    国务院的官员们对基辛格独揽外交大权的霸道行径愤懑至极。他们在没有事先得到国家安全顾问同意的情况下不敢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而基辛格将重要信息透露给苏联政府首脑时，竟把美国驻苏使馆排除在外。美国国务院的所在地叫福吉博顿，在英文词义中，“福吉”是多雾，“博顿”是山谷；人们就用“福吉博顿”作为比喻，暗示罗杰斯的国务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就像处于雾中的山谷一样虚无缥缈。

    1971年3月间，激化了的矛盾导致华盛顿掀起一股倒基辛格之风。这股风首先是由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长赛明顿刮起来的。赛明顿将基辛格比为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拉斯普京，说基辛格“除头衔以外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务卿”。赛明顿说政府患了所谓“基辛格病”，要求国尼克松与基辛格在议事。

    会设法进行干预，并且主张对白宫这个“小国务院”每年230万美元的经费拨款重新进行审议。尽管对基辛格的攻击来自民主党人，但尼克松政府内阁的高级官员们都在心中暗自叫好。

    1971年3月8日，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应邀出席在布莱尔大厦举行的宴会，白宫中的公共关系专家劝告大家在同新闻界和公众的接触中，多讲一些关于总统的故事，以反映总统旺盛的精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厚的感情、聪睿和宽厚的胸怀等。

    在宴会上，敏感的基辛格神色极为阴郁。他将总统的国内事务顾问约翰·埃利希曼拉到门厅旁边的林肯厅。他关上了门。

    基辛格严肃地对他说：“约翰，你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想让你知道，我打算明天上午告诉总统，我准备立即辞职。”

    埃利希曼问：“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我要回哈佛去。”他阴沉地说。

    “到底什么原因？”

    “当然是罗杰斯。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又在破坏总统的外交政策。我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埃利希曼劝基辛格晚上睡觉时再考虑一下这个决定，准备第二天上午腾出时间再谈谈。

    基辛格决定使用辞职作为威胁的武器。

    其实，所谓“基辛格病”的根子在尼克松身上。基辛格与罗杰斯交恶，根子也在尼克松身上。

    说起来，罗杰斯同尼克松的关系，实在要比基辛格同尼克松的关系深远和密切。罗杰斯同尼克松有着几十年的深交，可以算得上是尼克松的密友和亲信。早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时，年轻律师尼克松应征服役担任海军军官，当年8月在罗得岛匡塞特角的海军军官学校受训。同为律师的罗杰斯，与他同班接受军训，这两位年轻的律师就此结下了友谊。之后，尼克松被派到靠近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南太平洋战斗空运指挥部工作，罗杰斯则调往太平洋舰队，两人都参加了对日作战。战后，尼克松当了国会议员，罗杰斯在纽约地方法院当检察长，两人结成“莫逆之交”。1952年，罗杰斯帮助尼克松竞选副总统。罗杰斯后来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与部长时，同副总统尼克松的友谊更深了。尼克松遇事总要同罗杰斯商量。两人时常碰头，无话不谈。尼克松当总统以前经历了所谓“六次危机”，其中有四次是同罗杰斯一起度过的。

    尼克松选中罗杰斯来当国务卿，除了罗杰斯跟他有多年私交、可以完全信赖之外，主要是他考虑需要一个能够顺手驾驭，为他忠诚地执行政策的人。罗杰斯只担任过美国出席21届联大代表团的国际法顾问，外交经验不算多；但是，常年的律师生涯使罗杰斯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精于谈判。尼克松对任用罗杰斯作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已经进入谈判的时代，我需要世界上最好的谈判者当国务卿。我曾在危机中多次观察罗杰斯，他性格冷静，判断力强，是个出色的谈判者。我可以用他对付世界上的任何人。”

    事与愿违，罗杰斯在美国外交上不但不是一个决策者，而且也不是一个重大谈判的主持者。与苏联搞缓和，与中国改善关系，与越南进行秘密谈判，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罗杰斯几乎都插不上手；只是因为基辛格是犹太人，尼克松觉得不便让他与阿拉伯领导人接触，才让罗杰斯去解决中东停火问题。尼克松既然把外交大权从国务院转移到白宫，对基辛格委以全权重任，形成一个以白宫为核心的“尼-基外交”主轴，罗杰斯和国务院只好扮演二等角色。即使尼克松并非有意冷落罗杰斯，也势所必然地要更多地在外交上倚重基辛格。

    其实，尼克松与基辛格并不亲密，彼此的关系只是客客气气的，属于公事往来，相互守礼。对于基辛格的毛病，尼克松看在眼里，有时顶多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抱怨一两句。在尼克松看来，基辛格这个足智多谋的哈佛教授，显然要比亲信至交罗杰斯更为重要。基辛格可以为尼克松热衷于搞的一系列创新外交提供一套完整的理论基础。把意识形态撇在一边，把实用主义置于道义原则之上，在全球实行讲求实效的外交。这些新想法很对尼克松胃口。在外罗杰斯国务卿交风范上，两人都热衷于唯我独尊，不信任官僚机构，酷爱保密，喜欢事先不透露意向，而一下子端出既成事实，突如其来，出奇制胜。

    尼克松执政以后所优先考虑的同苏联搞缓和及打开通向中国大门的美国外交政策，在1969年与1970年，经过艰辛的努力已经奠定了基础。在1971年，也就是他上台的第三个年头，有种种迹象可以预期美国在与朋友和敌人的关系上会出现大转化。尼克松在2月25日对国会作的外交政策报告中，用长达225页的篇幅对此作了描绘。在这份报告中，他告诉北京，美国准备采取什么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要求充当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但是，为了使那样的要求取信于人并行之有效，共产党中国必须实行开放，同外部世界接触。双方都需要结束大陆中国同外界现实的隔绝，从而结束变化脱节的状态……”

    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对中国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这还是第一次。

    不久前，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科梅利·博丹来白宫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的信件，除了重复说欢迎美国派一位特使到北京谈判外，还透露了一个全新的信息。

    这个信息说，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

    这个信息使尼克松受到鼓舞。它预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会有惊人的突破。

    他指示国务院采取措施，尽快宣布取消使用美国护照去大陆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

    正在这时，华盛顿刮起了“倒基风”。基辛格也以辞职相威胁，几次喊着要回哈佛去。尼克松执政头两年对外交政策的调整，尽管是他本人提出并亲自掌握的，可是也渗透着基辛格的心血与智慧，与基辛格满腔热情的执行分不开。

    尼克松当然不愿前功尽弃。他出来给基辛格撑腰了。至少是在他的默许下，基辛格本人给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发出的一份最后通牒说：“必须停止对基辛格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攻击亨利·基辛格就是攻击总统。”

    尼克松还通过新闻秘书齐格勒对参议员赛明顿进行了批驳。把赛明顿的攻击说成是“混淆视听，完全不正确的和不公平的”。齐格勒以和事佬的安抚口吻表白说：“尼克松对国务卿和国务卿的判断有最大的信任。”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基辛格更是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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