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6日这一天，因为阴天，天黑得快。中南海丰泽园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早就亮着灯。柔和的灯光洒在大写字台桌面上。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送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此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批准了这份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报告，但没叫人退给下面，而是还压在桌面上。这两天，他为此睡不着，反复思考着，直至4月6日这天下午。眼看着明天世界乒乓球赛就要结束，各国球队都要打道回国了。
他这才让秘书将他的态度通知外交部。此时，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
而在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先生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及其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画句号了。
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
这就说明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夜深人静，他特别容易进入心理学所说的脑细胞兴奋状态。在战争年代，常年在深夜守着电台，收听各部队、各地区的汇报，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又绞尽脑汁、运筹帷幄、作出新的部署。久而久之，成了习惯。胜利后进了京城，也经常在深夜工作或是开会决策国家大事。
他的思绪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从延安时代到进城后，毛泽东一直爱打乒乓球。
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天亮后就是4月7日了。这是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将在今天决出来。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他从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从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从登载世界各国通讯社从日本发出的电讯稿中，了解到我们的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科恩交朋友的消息。19岁的格伦·科恩是洛杉矶圣莫尼卡的一个大学生。他从一个练习馆搭车到锦标赛体育馆去，恰巧搭上的是中国队的车，大轿车上有20多名中国运动员。他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满车中国人吃惊地望着他。他觉得很尴尬。世界冠军庄则栋对他很友好，站起来表示欢迎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中国运动员欢迎你，送你一件礼物。”他接受了庄送的礼物——一件漂亮的晚年任解放军301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和丈夫徐涛在家中合影。
中国山水织锦。他甚至同庄照了相。他也拍了一些中国选手练球、打球的照片。
这个科恩还讲，如果他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去。他还回赠了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给庄则栋，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庄则栋接受了。科恩对记者们说，中国运动员非常友好……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不少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4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
毛泽东听人念着《大参考》，思考着。他让念《大参考》的同志将庄则栋与科恩的这条花絮原原本本念了两遍。听完，他笑着称赞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谈起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到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毛泽东感到，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但是总统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呢？
该让谁先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群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着，周恩来告辞了。
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感到，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外交部与体委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为了这份报告，已经两晚没有睡好。这天晚上，他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他让护士长吴旭君陪他吃晚饭。吃完饭，安眠药起作用了，他眼困至极，伏在桌面上似乎昏昏然入睡了。但他突然说起话来，嘟嘟哝哝的。吴旭君在旁边听了好一会儿才听清他要她给王海容打电话，他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这句话跟下午的表态截然相反。这是不是毛泽东服了安眠药说的梦呓？护士长吴旭君当时在场，她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180度大掉头的经过。下面引自她亲笔写的回忆文章——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了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毛现在说的去办，显然与已经批过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毛平时曾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呢？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毛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怕第二天毛睡醒过来后说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球队的反应，又觉得很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也不行。怎么判断？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有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毛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于是，吴旭君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吃饭。过了一会儿，毛睁开眼发现吴还在吃饭，就催她：“你还在吃饭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还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净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吴旭君用小聪明让毛泽东复述刚才的指示。吴旭君是这样记述的——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不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画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中南海毛泽东的卧室。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12点了。
“哎呀！现在都快12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的代表团已经提前乒乓外交时的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在其身旁。
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见我进来，他抬起头看着我，等待着。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毛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毛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地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毛说。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瞧你紧张的样子！”毛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毛笑着说：“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毛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中国人发出的邀请轰动了世界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把美国惊呆了，让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4月7日上午10点半，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耶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的理解是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自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耶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意见后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
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基辛格，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做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着称的人，也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是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招更使他觉得对手的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这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得产生了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儿，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一窍不通。甚至，他连中国的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着作。他在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
的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成“铁板一块”。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八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
在尼克松的督促下，在接触与处理中国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基辛格的观点开始逐渐转变。到1969年8月，随着对中苏边境冲突的分析，他才觉得俄国人进攻中国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中国人进攻俄国的可能性。他这才意识到，过去认为中国人头脑发昏、缺乏理智、竟准备去进攻力量强于自己的苏联，那是看错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也未曾扩张版图，侵略他国。经过好几次微妙的外交来回，他领悟了中国人的信息微妙，往往是言辞激烈，而行动沉着。他从中感到，对手是善于分析国际形势的行家，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基辛格改变观点虽说晚了点，却对新中国有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预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得意的是，在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明，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了。基辛格收拾好文件，走进会议室。他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刚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就从连接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
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的好。
周恩来收到大洋彼岸一位母亲送来的红玫瑰
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到这位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况且，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四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座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惊人的记忆力着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并走过去首先跟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吗？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两人紧紧地握手。
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在相隔多年之后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激动地紧握着周总理的手。周总理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堂皇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但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做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
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亲自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乒乓球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甚至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就能证明这一点。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得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他略微欠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颐和园合影。
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
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他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总理。他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但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看看他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啰。”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
周恩来当场细阅外国记者提供的材料。
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被周恩来所折服。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吗？”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
周恩来的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当时美国《生活》杂志大篇幅介绍周总理会见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的语重心长的话。事后，基辛格评论说：
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
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象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分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在中国内部，这有助于使党政干部适应方针上即将发生革命性变化。
被称做“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钓鱼台里成立了一个准备跟基辛格较量的班子
那个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标语。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军队或是民兵的靶场，打靶的目标往往被画成尼克松的漫画像——长而歪斜的光下颌，长而斜翘的鼻子，靶心就是尼克松画像的胸口。不少子弹射穿过他的胸膛，不少刺刀戳穿过他的躯体。不少文艺节目中，尼克松是被描白了高鼻子的丑角，戴着写有USA的高礼帽，在怒不可遏的工农兵演员的声讨声中，手脚发颤，满地打滚。那个时候，大凡跟美国有关系的人（这个关系包括有亲戚在美国、自己在美国留过学或者在美国逗留过、与美国人有通信往来、甚至英语说得好）都被视为“特嫌”（即特务嫌疑）而受到敌视与审查。还有的人因为好奇心强或是求知欲旺而用短波收音机收听过“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就被当做“收听敌台广播”论罪，轻的监督劳动或是下放改造，重的被关进监狱，判以徒刑。
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必须统一在一种规范化的标准里即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
他们死到临头了，就要拼命挣扎，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为敌。官方不允许有除此之外的别的认识。如果有，那就是阶级敌人炮制出来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
那个时候，如果有某个智商高的人预测未来，说中国要和美国友好，说要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作为总统来也行，作为旅游者来也行”；那么，此人肯定会被当做“疯狂的阶级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正门敌人”打倒，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这些话只有由毛泽东来说，才另当别论。毛泽东是全国人民最信赖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坚定性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不理解也要执行”。所谓不理解就是因为你水平太低，理解不了领袖的思想。
毛泽东几十年的经历证明他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领袖。尼克松几十年的经历同样证明他是最反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历史的发展使这两个处于所谓最革命的极端与最反动的极端的人物要进行友好的会晤。
为使这个转变不至于过于突然，不至于使中国广大人民心理承受不了，周恩来通过“乒乓外交”先下了一场毛毛雨。尽管《人民日报》以精心安排的极有限的篇幅、极不显眼的位置报道了美国乒乓选手的活动，但广大中国人仍以吃惊的眼光注视着。它激起的心理波澜很快就使人们适应了、接受了——中美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相处的。但关于尼克松来访的吹风与转弯子，就要艰难得多。
尼克松到底是美帝国主义的“反动头子”啊。好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强调的个人崇拜也有它的好处，只要说清楚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与战略决策，亿万人民是会在执行中理解它的。
为接待尼克松与基辛格访华而成立的工作小组，在毛泽东批准后，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开始工作了。
尼克松是总统，来北京当然得住钓鱼台国宾馆，当然是下榻于钓鱼台最高级的18号楼——平时接待国家元首的楼。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也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等。工作小组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之前，小组成员住进钓鱼台后就不准回家。对于会谈中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工作小组的同志们都作了讨论，搜集了资料，准备了多种方案。
周恩来经常亲自参加一些具体的讨论，并亲自检查警卫部署和接待工作，制定了安全保密、周到有礼、万无一失的方针。
十分有戏剧性的是，钓鱼台也是“中央文革”的大本营，江青住在11号楼，张春桥、姚文元住在16号楼。钓鱼台，这个往日十分寂静的乾隆皇帝的旧行宫忙碌起来了。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听完对美工作小组的汇报后，还饶有兴致地说：“你们住在这个行宫里，有没有看到乾隆皇帝在一块石刻上刻的题钓鱼台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他随即用湖南腔吟哦起来，“‘众乐康衢物滋阜，由来诸事在人为。’连乾隆皇帝都懂得事在人为。我们现在所为的事，我们有的同志、有的朋友也许会不理解，想不通；我看只有后人才能明了它的深远意义。”
林彪说：“跟美国人勾搭要栽跟头的。”
6月中旬的一天，住在钓鱼台的江青给毛家湾的女主人叶群打了电话。江青说，她几天前给林副主席拍的那张学习毛主席着作的照片扩印出来了，效果很好。林彪读毛主席着作的神态很专注、生动，她准备给这幅照片起名为“孜孜不倦”，要在《人民画报》作封面发表。叶群以十分谦恭的语调感谢江青的帮助和关心，说这张照片也要安排在《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上。
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作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林彪，感到有一张无形的网对他越收越紧。他所住的毛家湾，围墙高大、青砖到顶，围墙的四角有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24小时站岗，真可谓戒备森严了，但他还是感到不安全。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江青出面来支持他、突出他，他至少表面上是十分感谢的。
“文化大革命”搞起来后，住在钓鱼台11号楼的江青与毛家湾保持着热线联系。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在“称天才”的问题上阴谋败露，叶群和林彪的“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的表演也受到严厉的批判。林彪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很快就被毛泽东识破与戳穿了。虽然会上没有对林彪进行公开批判，但是毛泽东在讲话时说了“对林还是要保”，这也是“不点名的点名”，使林彪怵然而惊，感到自己的地位在动摇。
九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林彪多少年来苦思焦虑为的是那个最高权力；毛泽东戳穿他们的阴谋后，就是不给权。国家主席也不设了。林彪不得不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他对吴法宪授意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下山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同时，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扯他们两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1970年10月，林立果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受到感染，对用武力夺权充满了野心，不由得说出：“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于是，将自己的所谓“调研小组”改名为“联合舰队”，并用英语Commander（即司令官）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个代号叫“康曼德”。其他重要成员也取了代号，并将代号报告了林彪、叶群，还增加了人数。
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第二天，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九大’胜利了，当上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
路线抛到九霄云外。”“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11月3日，毛泽东又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接着，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还将这个讲话批给全党阅。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并宣布党中央对北京军区进行改组。
这就使林彪更为惊惶。3月21日，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在上海巨鹿路某密室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对策，议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舰队”骨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说，如果“和平过渡”不可能就“提前接班”，“把毛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
商量好马上做两件事，一件事是成立“教导队”；另一件事便是根据林彪的意思，定出武装起义的计划来。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遂把武装起义计划定名为“571工程”。
正当他们为“571工程”的最终实施进行各种准备时，毛泽东又两次批评中央军委办事组不争取主动，“一错再错，根本不批陈”。接着毛泽东于4月份派李先念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4月15日，举行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参加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林彪顿觉摸不着头脑，更是惊恐不安。当天下午，在北戴河的林彪叫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黄永胜、吴法宪每日通报一次会议情况。会上有人揭发了吴法宪在庐山的活动，还讨论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书面检讨。4月19日，林彪与叶群赶忙坐飞机赶回北京。
林彪还看到“二月逆流”中被打下去的老帅老将们又活跃起来了。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和家庭情况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毛泽东还责问为什么不给陈毅看文件，恢复了让陈毅看外交部文件的权力，盛传陈毅即将复出。
林彪对周恩来更是怀恨在心。周恩来受到毛泽东器重，主持“批陈整风”，与林彪的一伙人针锋相对。林彪已经感觉到毛泽东张开的网越收越紧。
他刚刚独自吃过晚饭。吃的是麦片稀粥，煮黄豆及素白菜，倒是十分简朴。
他吃饭时和饭后半小时，规定不和任何人讲话，担心出汗。他患的病叫“神经性毛孔扩张症”，就是不能出汗。他不愿见人，或是不愿出席某个会议，就常常借口“出汗了”，也就是“病犯了”的意思。
叶群接到江青的电话时，林彪刚吃罢饭。叶群没有马上来通报。大约过了半小时，林彪端坐在卧室靠东墙的扶手沙发上，沐浴在一种他喜欢的幽暗的灯光下，光秃秃的脑袋搁在沙发背上，眼睛半闭半睁。秘书在用清晰而和缓的声音给他讲中央即将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讲周恩来同志即将在会上吹风，介绍中美即将举行会谈。他听着，心里十分反感，我们怎么能跟美帝国主义搞在一起？！关于召开6月中旬的吹风会，他记得周恩来在5月29日写过一个报告，是写给毛泽东和他的，汇报中美之间接触的情况及即将准备的会谈。周恩来建议要召开一个吹风会，让中央各部委、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做转弯子的工作。转什么弯子？！他虽然不同意，还是得批示同意。毛泽东决定要干的事，哪个人敢不同意？！
叶群这时走进卧室来了，报告了江青的电话，讲照片拍得很好，要用做《人民画报》的封面。叶群示意秘书可以走了。秘书退出林彪卧室之后，叶群问：
“101，吹风会你去参加吗？”
林彪没有吭声。
叶群发泄不满地唠叨道：“吹什么风？转什么弯子，还不是周恩来大出风头。
庐山会议以来，他真神气哟！要跟美国人勾勾搭搭……”
林彪还是没有吭声。
“你倒说话呀？”
“噢，什么？”林彪这才从沙发上抬起头来。
“我问你去不去参加吹风会，我好回话。”叶群说。
“那，露一下面也好。跟各大军区的头头见见面。”林彪停了片刻，又冒出一句。“哼，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要吃亏的，要栽跟头的。”林彪说罢，咳了一声，站了起来，双手背在身后，在卧室里踱步。叶群知道，林彪这时的心情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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