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甚至连江青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她的芭蕾舞给我多么深刻的印象时，她也说：“我高兴地知道你觉得它还可以，但是请你讲一讲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上面这段文字，摘引自尼克松访问中国时所作的回忆。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种种感受和印象冲击着他，使他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天快亮了，他干脆起来洗一个热水澡，再回到床上，点着主人提供的雪茄烟吸着，一面记下他在访问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感受。

    叶剑英元帅陪同他去长城游览。他觉得叶帅“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正好前一天纷纷扬扬地下了大雪。雪后的八达岭是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城墙的砖面上也都积了雪，使巨龙似的长城仿佛用雪线勾画而出，风光更加壮丽。

    叶帅指着长城说：“毛主席有一句很有气魄和哲理的诗，‘不到长城非好汉。’”

    尼克松赞叹着说：“这的确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的奇迹。”他望着前边重重叠叠的城垛城堞，又说：“我们今天到了长城，成为主席说的‘好汉’了；但是，今天是爬不到顶峰了。”

    叶帅笑着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北京进行着顶峰会谈嘛？！”

    尼克松夫人帕特听了，笑着表示不满：“为什么毛主席写诗只讲‘好汉’，不讲‘好女’呢？我们妇女不是也到了长城吗？”

    尼克松和叶帅听了都哈哈大笑。

    叶帅笑罢又说：“我们都要到长城。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黑人白人，东方人西方人，都要共同到达人类和平友谊的长城。”

    尼克松说：“我看过卫星拍下的长城照片。它是地球的标志，应该是人类和平的标志。”

    尼克松站在长城上，眺望着眼前这个壮丽的冰雪世界，心情格外舒畅。他周恩来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体育比赛。

    想起这两年多来的苦心操劳与策划，像是经历了一番中国人说的那种长征。如今终于到了长城，果然是风光无限。他想，现在正是美国的黄昏，全美国都会在电视的黄金时间里看到他站在中国的长城之上。

    他也想到了周恩来。他从心里佩服周恩来的非凡。昨天下大雪的时候，霍尔德曼曾经跟他嘀咕，乘车走几十英里路上山是否安全。今天车队驶出城外，看到公路两旁的山上一片雪白，唯有柏油公路乌黑发亮，像一条乌黑的大蛇蜿蜒上山。他和随行人员都大为吃惊；天呐，一夜之间，中国人怎么能把这几十英里公路上的雪全扫了？中国人民没有扫雪机，怎么扫得那么快、那么干净？

    当他听说昨天在会谈时，周恩来发觉下雪，就抽空出来做了扫雪的布置。他觉得这在散漫自在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它表现出中国人的整体性、纪律、献身精神和巨大的潜力，这是绝不能低估的。他甚至联想到，“今后几十年内要努力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晚上，周恩来请尼克松和帕特去体育馆观看体操和乒乓球表演，更使尼克松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

    尼克松参观故宫文物忍不住伸手摸“龙”。

    体操表演丰富多彩，蔚为壮观，和昨天晚上的芭蕾舞一样，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们搬出体育器械的方式和高举红旗的入场式显示了惊人的力量。男女运动员的外表，当然还有那精彩的乒乓球表演，不仅给人以持久的印象，而且还给人以不祥的预感。

    亨利的警告无比正确，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

    当然还得介绍一下尼克松访华中的江青。经过政治局批准，在安排尼克松夫妇观看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时候，让江青出面一次跟周恩来一块陪同看演出。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对江青的印象作过如下记述——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舞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思》，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2月25日晚上，尼克松访华离京前夕，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宴会定在晚上7点开始，周恩来6点30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候尼克松来邀请。

    那天晚上，政治局没有安排江青参加宴会活动；可是，6点30分刚过，江青突然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尼克松夫妇。江青是毛泽东的妻子，尼克松当然不便推托。宴会早就该开始了，江青却不以为然。尼克松频频看手表，显然已有点不耐烦了。江青这才站了起来，表示对不起，说她没有空参加宴会而告辞了。周恩来在新疆厅白白地等了好些时间。

    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这次尼克松访华中给他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还说，他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太短，又过于正式，使他对毛泽东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他说，他和周恩来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他能看到周恩来的才华和朝气。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基辛格这次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奇迹面前做一些什么反应。他一直在同乔冠华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的每一句话。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的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

    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会谈。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辞大部分在10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双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辛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两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的辩词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的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辨性强，坚持原则的同时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中这样阐述美国观点：“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讨论的难点在于上海公报。

    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地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舆论是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当相持不下，双方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都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40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

    该犀利时，锋芒锐利，寸步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进谏意见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在谈判中，基乔两人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无须飞往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相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写上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拼命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了台湾问题的措辞问题，行文如下——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罗杰斯（自右到左）同乘周恩来专机伊尔-18飞赴杭州。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2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2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

    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707”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

    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上海公报》诞生前又生波澜

    公报大功告成，使尼克松在杭州心情特别轻松愉快，他一想到翌日到上上海公报在杭州卡壳了，基辛格及助手表情很凝重。

    海后就向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就觉得兴奋。尽管2月底并不是游览季节，他还是喜欢这个风景美丽的城市。他就下榻在毛泽东在杭州度假时住的刘庄宾馆里。

    他觉得宾馆有一股霉味，但极其整洁，古代宫殿式的建筑也极其精美。他和夫人帕特一致认为在杭州逗留的日子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柳枝拂水，湖波荡漾。他看到自己所送的加利福尼亚红杉树已经在湖边的小山中成活，喜盈盈地笑着，拉着周恩来在红杉树下合影，让记者们一窝蜂抢拍镜头。

    基辛格也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在北京日夜闷头谈判，为公报中的观点与措辞绞尽了脑汁；如今，公报已定案，他也参加了在西湖的游览。

    大家走上九曲桥，来到“花港观鱼”的景点边赏玩。中方有两个女工作人员要赶到周总理身边去，在九曲桥上疾步小跑，穿过人群。当她俩奔过基辛格身边时，赏心悦目的基辛格开起玩笑来：“哟！那么多漂亮的中国女子在追我，哈哈……”

    其中一个女的红着脸，也开玩笑地回敬：

    “博士，你别看花了眼，那要掉下湖去喂鱼的。”

    对话激起九曲桥上一片笑声。连正乐津津地撕着面包片喂鱼的尼克松，听说以后也放声大笑。

    真是好事多磨。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自然就很有看法。再加上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并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会瞧不起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找来商量。

    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道：“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尼克松在刘庄召集要员讨论上海公报问题。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

    “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布公报。”基辛格愤愤地说。

    “看我回去不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哪！”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儿，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

    “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

    “真难启齿啊！”基辛格虽然面露难色，但还是应允了。

    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

    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儿的话说了出来：

    “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

    乔冠华用有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就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游览西湖。

    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乔冠华干脆地说。

    “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

    “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每天还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他听着乔冠华的汇报，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加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上。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尼克松在游览中与群众合影。

    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乔冠华顿时领会了总理的含义，说：“总理，我明白了。”

    周总理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尼克松在杭州驻地与美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合影。

    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停顿了一会儿，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2点，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生活在巨大阴影之中的伟人”

    上海，在旧中国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西方人认为它是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它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着名的锦江饭店。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了电梯。电梯平稳地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的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

    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露出笑容，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

    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参观各种工业设备时还伸手去按电钮，使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周恩来哈哈大笑。

    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点，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公报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值得提到的是，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这天是星期天，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容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

    “……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

    尼克松带着酒意又说：“上海这个城市，曾经饱受外国侵占之苦，我们再也不允许上海，及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有像上海一样的城市，再受外国侵占之苦了。

    我们绝不答应！”

    基辛格那玳瑁眼镜架后的眼珠转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总统一定是太高兴了，他忘了周恩来批评黑格说的关心中国“生存能力”的事，又将这种意思讲了出来。基辛格瞥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严肃地坐着，面无表情。

    尼克松又兴奋地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是一句十分敏感的话，要是往常，挑剔的记者们会马上抓住话柄大做文章，说总统在鼓吹“中美”联合“主宰”世界了。常为尼克松准备发言稿的基辛格十分担心。幸好记者们特殊的神经也被茅台酒麻醉了，他们竟没有什么反应，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尼克松，当全场热烈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

    2月28日早上，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在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旁。

    尼克松在跟周恩来握过手以后，在登上舷梯前，转过身来跟翻译唐闻生握手。他握着她的手，喜盈盈地说：“在这最后的场合，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国之声’唐小姐表示赞赏。我听她翻译，觉得她把每个字都翻得很清晰很正确。”

    唐闻生感到很窘，站着不开口。周恩来鼓励她翻出来。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将话翻了出来，这是她第一次翻得不流畅。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最后上了舷梯，在机舱门口回身挥手。

    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专机飞离了上海。尼克松还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夫人帕特对他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也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轻松的情绪过去了，又一层忧虑涌上他的心头。多年来从事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像担心自己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并被这个念头折磨着。临离开上海的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他睡不着，熬过了这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周之后，公报也发表了，他竟然没有一丝睡意。凌晨3点钟了，他还把基辛格和已经入睡的霍尔德曼叫去他的房间谈话，倾诉他这段时间来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伴随产生的隐忧。在往东飞行的专机里，机舱格外安静，使得他的隐忧显得更沉重。他那经过多年磨难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记者们的第一批新闻报道会决定公众的情绪，不知道他回去后会碰到什么情况？实际上，他的对华行动得到了美国两党和美国公众的一致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人们认为打开中国之门是他最伟大的功绩。在他因“水门事件”辞职以后，基辛格曾对他说：“历史将比现在更公正地看待你。”

    可是，在这从上海飞回华盛顿的专机上，他将头靠在椅背上，忧虑与疲乏使他脸色发青。

    帕特见他脸色不佳，忙问：“你怎么啦？累了？还是不舒服？我叫大夫吧……”

    尼克松挥手阻止帕特，说：“我是为飞机着陆后担忧，谁知道是凶是吉？”

    毛泽东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18”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专机回京。

    《上海公报》发布以后，西方新闻界发表了种种评价。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费城公报》说，“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也有不少肯定的报道。《费城问询报》说，“从短期看，尼克松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多；但从长远看，他也许获得了远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

    飞机上的我国记者都在谈论着外国记者的反应，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接触那么多外国的记者。

    周总理操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借飞行机会在前舱休息。他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赛的比数比喻，中国对美国，二十一比二。可以报道吗？”

    周总理听了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周总理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总理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

    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乘坐的“伊尔-18”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望见机场上人头攒动，到处是挥舞的红旗、挥动的手臂，欢迎的群众高呼着口号。欢迎场面透出的热流压过了料峭的寒风。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他特意指示为迎接周恩来归来安排一个5000人欢迎的盛大场面。

    1976年2月，从总统职务卸任的尼克松应邀访华，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尼克松。

    周恩来出了机场后，立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吗？”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

    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呐，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到底是尼克松说的是“他改变了世界”，还是毛泽东说的“世界改变了他”？

    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在1972年的握手，终于改变了中美关系长达20年的对立与隔绝。但也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路还长哪”。遗憾的是中美关系的奠基者们——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亲手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直到7年之后，中国的那个被美国人称做“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1979年初的访美之行，终于让中美关系迈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本书下卷《中美建交：邓小平与卡特握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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