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机前。这一天，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的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他用这句话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开端。
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相距一万二千英里。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特意安排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访华起程时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
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
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为了突出这个镜头的重要，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而且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诫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
2月21日，北京也是天气阴冷。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飞到北京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11点27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和穿红外衣的夫人走了出来。他觉得，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但是，350人组成的仪仗队却给人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访华起程时在白宫南草坪的欢送祝福活动现场，远处可见停着的直升机。
尼克松事后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述这一历史时刻的——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当年拍下的纪录影片确实表明，穿深色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色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以后，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空军一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两人。
离地面还有三四级舷梯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信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拥出机舱，走下舷梯。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尼克松在专机上工作的照片。
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前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有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一一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觉得受到了冷落；但是，他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宾馆等候。尼克松与尼克松专机在上海加油，乔冠华副外长专程到上海接机。
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住在18号楼；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住过。尼克松从住处的安排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到达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里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座，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盥洗。刚一会儿，周恩来就来找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美国星条旗。
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还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当然高兴，却控制着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却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
“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做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尼克松久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早在今年元月，黑格到中国为他访华作先遣安排，周恩来就未能明确肯定毛泽东要会见他，这一直使他心存不悦。这次在华盛顿动身启程上飞机，罗杰斯国务卿一进机舱就很关心地说：“总统，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空军一号”在首都机场降落。
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泽东现在就想在其住处会见他时，他的顾虑终于打消了。
毛泽东自从2月12日那天病危休克抢救过来之后，一直卧病在床不起。但是，他却很清楚地记得2月21日这天尼克松访华抵京。21日这天，毛泽东的病情有了好转。上午，他睡醒之后，就好几次叫人打电话询问尼克松的专机飞到哪儿啦，什么时候飞抵北京。中午11时许，了解到尼克松的专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即刻嘱咐：“快给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电话打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在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一获知毛泽东马上要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通知了基辛格。
毛泽东刮胡子、理发、更衣之后，被搀扶进会见大厅坐好。当时，毛泽东的体质还很虚弱。医疗组的全体专家、护士都集中起来了，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置放在大厅周围。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以防万一。可想而知，毛泽东是在以惊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的情况之下和尼克松会见的。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医疗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这一次医疗组的工作就结束了。
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从“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谈起……
毛泽东和尼克松。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
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握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愈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就是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
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儿困难，他毫不避讳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吗？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他撰写的《领导者》和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却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
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
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着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我说：“主席的着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
“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
“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喽？”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
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
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一次会晤的时间，因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来只通知安排15分钟。毛泽东谈得很高兴，将时间延长，一共进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致使周恩来在这次会见期间不断地看自己的手表。
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话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我们必须对上面所引述的尼克松回忆录稍作一点补充，使它更为完整。在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谈到尼克松在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候，毛主席又很随便地说：
“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为了让尼克松听出这是指林彪，周恩来插话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当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主席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陪同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基辛格，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而非凡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做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28年前，毛泽东曾经打算偕同周恩来从延安远涉重洋去华盛顿会晤罗斯福总统。那是1944年12月间，驻华美军的两个代表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一起来到延安。他俩是为了一个计划来探听共产党的反映：如果美国在东北空降两万五千人的伞兵部队，可望得到共产党提供什么样的支援。这一突如其来的计划使延安的共产党领袖们很吃惊。毛泽东对包瑞德和伯德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他和周恩来应当到美国去和罗斯福总统会谈。据说，当时毛泽东曾经发过一个电报给罗斯福，但他后来一直没有得到邀请。不久，这个计划因为复杂的原因而流产了。对延安的共产党有好感并愿意与之打交道的罗斯福也告别了人世。
对此，笔者的另一部专着《美军观察组》有详尽的记述。当初谁也没有想到，28年后，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亲自到中国来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历史拐了一个十分坎坷曲折的大圈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不过，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美关系掀开了十分光辉的一页。
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
在中国人的宴会上，无休止的祝酒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招待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贵宾用的茅台酒据说已贮存30年以上，将那古雅的小口白陶瓷酒罐一打开，一股特殊的芳香悠悠飘出，溢向四周。香味浓郁而不干焦，飘香历久不散。敞杯不饮或开瓶不盖，芳香总是持久不散，就算饮后空杯，也留香不绝。这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的茅台酒液，将尼克松总统迷住了。基辛格说，不用它来做飞机燃料，就是因为它太易燃了。尼克松回到华盛顿以后，得意地向他的女儿特里西亚表演这酒的厉害。这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上主人向他表演过的。主人用的是碟子，尼克松在白宫表演用的是碗。他把一瓶茅台倒在碗里，点着了火。岂知蓝色的火焰跳跃着，竟不熄灭，他大为骇然；碗炸开了，吐着火苗的茅台酒流满了桌面。基辛格曾经幽默地提到此事，“美国第一家庭的成员奋勇协力，慌忙救火，才把火扑灭，防止了一场国家的悲剧。否则的话，尼克松政府会自作自受地提前收场，比实际发生的会更早些。”
茅台酒早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已扬名四海了，但是，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像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
在这具有象征意义的“干杯”之前，周恩来总理站起来致了祝酒词，说道：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周恩来前来看望尼克松，尼克松候在楼前并亲自为周恩来脱大衣。
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回答总理的祝酒词：
“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民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看到任何其他如此的场合的人民都要多。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民不会长久记住。人们在这里做的事却能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两个民族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确实是黑暗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就会无限地增加……”
他还在结尾时引用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双方祝酒后，周恩来举着杯到每一宴席去“绕圈子”，向美国官方代表团人员逐一敬酒。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要知道，军乐队所属的这支军队在20年前同美国打过仗。在场的美国人与大洋彼岸的美国电视观众都是深为感动的。尼克松总统居然可以引用毛泽东的诗句来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这对世界各国的电视观众来说，也是闻所未闻的。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宴会厅里，主宾席的大圆桌可以坐20人。尼克松及夫人、基辛格都由周恩来陪同坐在这里。桌上摆着在中国堪称登峰造极的美味佳肴，还摆有特制的熊猫牌雪茄烟，精制的烟盒画着可爱的熊猫。周恩来对尼克松夫人帕特称赞道：“总统和你都能熟练地用筷子。”
帕特笑着说：“为了来中国，我们在白宫都学着用筷子哪。”
周恩来指着摆放在桌上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帕特说：“我想送给你这个。”
帕特大为吃惊：“你是说……烟吗？”
周恩来笑了，向帕特解释说：“不，不是烟，我说的是熊猫。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德，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
真的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信卫星传到美国，正好是在早晨的新闻节目中播出。这天，在美国的街头、家庭里、办公楼内、企业里，人们都在议论着周恩来送熊猫。
《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就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后来，尼克松也决定送两只美国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麝香牛给中国。
尼克松在北京度过五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在同毛泽东会见以后，在参加当晚的国宴之前，尼克松同周恩来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人在京会谈了四次。
对于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不仅欺骗人民，而且欺骗自己。”周恩来说。
尼克松说：“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像通常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尼克松用自己的语言，赞同了周恩来在10月间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周恩来兴奋起来了，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
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同意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说。
于是，隔着谈判的长条桌，两人又握了一次手。周恩来扫视了长条桌对面尼克松在宴会上致答谢词。
的美国代表团成员，眼光停留在尼克松最年轻的助手德怀特·查平身上，惊讶地说：“查平先生很年轻哟，我没有记错，你只有31岁，看上去甚至还要年轻；你们的副国务卿格林先生也不老。我们的领导人当中，老年人太多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查平和格林都笑了。
尼克松感叹地说：“其实我大概比你们还要老，我只有十个月的生命，充其量也只有四年零十个月。”尼克松是指他的本届总统任期还有十个月，即使在今年大选中连任，也只能当四年零十个月的总统，他指的是政治生命。
周恩来说：“但你比我年轻多了。你还可以等十年。我等不了十年啦。总统先生也许还会第三次当选。”
“这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基辛格插话说。
“所以现在对于我来说，这是比你们更关键的时刻。”尼克松说，“在通常的意义上你们比我年纪大。尽管我比毛泽东几乎小四分之一世纪，我是把这次访问当成我能为中美关系出力的最后一次机会来看待的。”
周恩来笑了：“等四年，你还可以竞选嘛。你的年龄准许你这样做。但是，对于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希望你这次能够多认识一些我们的年轻人。”
“总理先生，”尼克松回答，“美国的前任总统像英国国王一样，责任大，但没有权。我指的是卸了职的总统。”
周恩来说：“可是你的经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你两次担任副总统，接着在选举中失败，后来却又赢了一次。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在飞往杭州之前、驱车前往北京机场的时候，他俩又谈起了这个话题。
周恩来说：“我常常觉得，逆境是一个好教员。”
尼克松感触地说：“在选举中失败真是比打仗受伤还要痛苦。后者伤的是身体，前者伤的是精神。”
周恩来说：“我们当年的长征，就是战胜逆境走向胜利，新中国就是从逆境中建立起来的。”
尼克松对逆境的话题兴致很高，又说：“我发现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比胜利中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可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一生中胜利的次数比失败的次数多一次。”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是希望总统在今年的大选中能够取得胜利的。”
尼克松望着窗外楼房、树木，说：“我想起了戴高乐，他在野那几年是有助于砥砺他的性格的一个因素。他重返政坛以后认为毕生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坚强的性格。”
在周恩来和尼克松的会谈中，尼克松不仅对周恩来思想的高度敏锐、谈判的高超艺术十分钦佩，也对他处于70多岁的高龄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注意到，会谈进行到一半，秘书会定时给周恩来送来几粒白色的小药片。可是，随着下午会谈时间越来越长和译员低声地讲个不停，双方的一些年轻人开始合眼皮、打瞌睡，然而会场中最年长的周恩来在四个小时会谈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机警和全神贯注的神态。为了提神，周恩来偶尔也点上一支香烟，吸上一口之后，就将烟卷搁在烟缸里让它自燃而尽。
尼克松说：“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的精力这样旺盛。我感到，年龄并不是指一个人活了多少年，而是指他在那些年里经历了多少事。”
“一个人参与大事就能保持活跃和年轻。”周恩来说这话的时候也不无忧虑。
“留给我们这辈人的时间已经不长了，而要做的事还那么多。”
在周恩来乘车去钓鱼台拜会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等人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帮助周恩来脱掉了呢子大衣。周恩来也微笑着。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电视观众十分赞赏尼克松表示出的热情举动。好些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尼克松也挑选了一件象征性的大事来显示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在这次访问北京期间，曾经计划由尼克松当着全体记者的面签署一项法案，规定为解决西海岸码头工人罢工进行仲裁；然后，让尼克松把签署过法案的钢笔送给周恩来。
基辛格将此计划征询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委婉地表示拒绝，说：“我当然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不愿意参与贵国的这种事务。接受这支钢笔会不会给人一种干涉美国内政的印象？”
周恩来又立即友好地建议说：“如果尼克松总统一定要送给我钢笔，可以在你们回到华盛顿之后另外送一支，我将会乐于接受的。”
这项由尼克松在中国公开签署法案仲裁国内罢工事件的事就此作罢了。周恩来在同作风怪异的美国人打交道时表现出的分寸感，使得以细致见长的基辛格也十分折服。尼克松也觉得，周恩来不仅有中国文化孕育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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