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国际外交活动最活跃的城市，作为中国驻法大使的黄镇与美国驻法武官的沃尔特斯，免不了常常在公开而十分热闹的外交酒会上相遇。每当这个时候，他俩都在演戏，总是端着酒杯彼此视而不见、擦肩而过，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更别说碰杯或者打招呼了。黄镇有一次形容说：我连眉毛都一动不动。
但是，他们可能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或者前一天深夜里，刚刚会晤过两三个钟头，在一起饮过茅台酒或者玫瑰酒、拉过家常、说过笑话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俩甚至两三天就得秘密会晤一次。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之后，待下次秘密见面时，两人会交谈起“演戏”的感受或情趣，甚至回忆起当初沃尔特斯追中国武官的笑话。
那是1971年春，当时，美国与越南的秘密会谈正在巴黎进行，沃尔特斯也是美方联系人。有一次沃尔特斯在回国汇报期间，基辛格交给其一封密信，要他传递给中国人。信的内容称，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秘密会谈，美国准备进行这类会谈，会谈可安排在绝密的情况下举行。信中建议，可通过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少将进行联系。这封信还表示，如有必要，尼克松总统准备派一名高级代表去巴黎，与驻巴黎的中共人士会谈。沃尔特斯还受权口头说明，此人将是基辛格博士。沃尔特斯还奉命去见尼克松总统，总统指示其应通过基辛格博士直接向他汇报，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其在谋求与北京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
这对沃尔特斯将军来说真是个难题。平时他在外交场合见到中国官员都按老惯例不打交道，不握手，不招呼，不交谈。但是，他从华盛顿回到巴黎不久，就出人意料地遇到了这个机会。1971年4月27日，他参加波兰驻法国大使馆的招待会时，发现中国驻法武官方文也在场，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根本无法跟中国武官接触。待散会出到院子，他刚站了一会儿，就望见方文也出来了，院子里只有他们两人。他就走到方文面前，迅速地用法语说：“我是沃尔特斯将军，美国武官，我有一封我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信。”
方文听后目瞪口呆，这太意外、太突然了，想说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就说：“一定转告，一定转告。”
方文说罢就跨进了奔驰车，疾驰而去。
由于方文没有说要收下这封信，总统给中国政府的信没有送出。沃尔特斯感到没有完成任务，就将这次碰壁的情况报告了基辛格。基辛格指示说，先把这事搁一搁。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会见黄镇，派其赴美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
在基辛格安排第一次访华计划前夕，6月16日，沃尔特斯收到华盛顿的一封信，规定其必须于6月19日将此信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大使黄镇。这就产生了中美这两位将军后来的一连串会晤。
对于中、美两位将军在巴黎的接触，在整个法国只有蓬皮杜总统和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知道。
为了保密，他俩从来都不在电话里交谈事务，只用电话约定会晤时间。黄镇不用自己打电话，由韦东或者曹桂生打电话，沃尔特斯使用的是法国化名“让”。在美国驻法使馆，只有沃尔特斯本人与其武官处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小姐知道。因此，在那段秘密会晤的日子里，沃尔特斯得亲自动手编译许多信件的复杂密码，因而常常自嘲地说，他是美国政府中薪金最高的密码员！在中国驻法使馆，中美接触的事，只有黄镇本人与翻译韦东及曹桂生知道。一次，沃尔特斯在中国使馆官邸与黄镇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事务，会晤结束，沃尔特斯正要告辞离开会客厅，院子里突然驶进一辆大众牌大轿车。韦东立即一把拉住沃尔特斯，将其推入客厅旁的一间厢房里，还关上了门。这时，一大批住在院子里的中国外交人员从大轿车上下来，纷纷走回各自的宿舍去。等院子清静了，沃尔特斯才离开了中国使馆官邸。
关于他俩会晤使用的语言很有意思。两人使用英语或者法语，都有翻译。
有一次，两人就专门谈起了语言问题。沃尔特斯为不会说汉语而遗憾，彼此探询了一番各自会讲的语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双方都懂的语言，那就是俄语。
黄镇在从军队转到外交部门之初，略学过一点俄语。于是，他俩不使用翻译时，就用俄语谈话，两个人的俄语都说得不流畅。
黄镇笑着说：“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的大使和美国驻法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从1971年7月19日沃尔特斯首次来到中国使馆官邸、巴黎秘密渠道建立算起，至尼克松访华后的1972年3月结束，在此期间，沃尔特斯共来黄镇大使官邸45次，平均每月接触近7次。据参与其事的曹桂生在《回忆中美“巴黎秘密渠道”》一文中记述：
会谈的内容也很广泛，从双边关系到远东和国际问题。黄大使一再交代有关同志，只要接到国内有关“秘密渠道”的指示，都要立即通知他。有好多次是半夜收到国内来报，因此，有关人员便把黄大使从梦中叫醒。他交代我和韦东两人，不管什么情况决不得拖延和沃尔特斯的联系。沃尔特斯也是毫不怠慢，他说只要有事，随叫随到。
秘密渠道期间，基辛格也秘密地来过黄镇大使官邸4次，后来出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也来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也来过。基辛格常在法国的电视新闻节目中露面，长相又很有特征，几乎家喻户晓，在巴黎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基辛格来黄大使官邸时，为避人眼目，特意作了化装，大鼻梁上架一副黑色宽边墨镜，头戴一顶法国普通帽子，帽檐拉得低低的，真有点像影片里的大侦探。他在座车上也动了脑筋，美国使馆武官处有5辆带有外交牌号的车不能坐，也不能搭乘出租车，而是由沃尔特斯在汽车行里租出一辆很不起眼的小车，由沃尔特斯亲自驾驶。沃尔特斯将这些情况介绍给黄镇听，颇为得意地说：在川流不息的巴黎大街上，谁会注意我们这一辆租用的普通小车里坐的是什么人物呢？租用的车无处报账，还得我自掏腰包。黄镇听了哈哈大笑，称赞对方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在双方频繁接触、准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具体事宜时，中国方面得到消息称：台湾当局有人要偷袭经西太平洋飞至上海的总统座机。曹桂生在回忆文章中也作了记述：
尼克松访华临近时，在1972年2月上旬，国内得到消息，台湾当局有人阴谋用伪装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战斗机袭击尼克松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可靠与否当然无法证实，但根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黄镇出使美国，与尼克松在一起谈话。
其无的道理，我方还是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向美方传递了口信，并说明我方无法判断上述消息的可靠性，愿提请美方注意。后美代表告，美政府非常感谢我方的及时通报，已采取防范措施。后来，我方又向美方通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总统座机的安全由我国有关部门负责。
尼克松于1972年2月下旬的访华活动十分成功。同年3月5日，中美“巴黎秘密渠道”行将结束，沃尔特斯将军在赴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新任前，特来中国使馆官邸向黄镇大使辞行，黄大使为他举行午宴。黄镇大使祝酒说：“我俩成了老朋友，不管将来出现什么情况，你和我至少已经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使我们两国的元首进行了接触。”
沃尔特斯致答辞说：“感谢这一段难忘的日子中黄大使的好意和关照，使我在执行这一没有先例的特殊任务时能一帆风顺。”
在共同回顾了这次有意义的接触过程时，黄镇对沃尔特斯将军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赞扬其认真负责、严守机密、恪守诺言的态度和精神，并说：“我们已经会面45次了，为我们将来不管在哪儿的第46次会面而干杯。我可以这么说，将军什么时候到中国去都会受到欢迎的。”
在20世纪80年代，沃尔特斯将军曾多次访华，与黄镇大使几度重聚，愉快畅谈，共叙友谊。
打前站的黑格未能落实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的安排
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时候，基辛格曾经幽默地对周恩来谈起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先遣人员。他说，中国两千多年来曾经多次受到夷狄入侵，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总统的先遣人员。美国总统访华的访问团人数、先遣人员、技术人员及随团记者的人数，按经过压缩的“不能再少的最低限度方案”，也仍然让中国方面觉得多得几乎不可理解。基辛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嘲：“尽管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发明了官僚制度，但是看来还得了解这些前所未闻的官僚主义做法。”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叫黑格的人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1972年元月3日到达北京。黑格是基辛格的助手。他带来了18个先遣人员，先分口进行会谈，分别谈判解决总统来访的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安排。
最有意思的是关于保卫工作的谈判。美国方面负责保卫工作的头头大出洋相，他竟然要求凡是总统访问的地方都开出一份捣乱分子的名单。按美国的保卫规定，所谓捣乱分子就是指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如果要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及其同情者，那会得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不会少于8亿人。中国方面还安排尼克松总统在中国国内访问乘坐中国飞机及红旗轿车。这些都不符合美国总统访问的安全规定，双方争执不休。最后，尼克松答应同意中国的安排。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信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需要中国政府给予方便。关于此事的谈判由熊向晖与随黑格来华的白宫发言人齐格勒进行。熊向晖按周恩来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齐格勒估计租金可能需100万美元，他建议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只要在北京、周恩来会见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黑格将军。
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就行了，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总理说：不要一听100万美元就想缩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有丝毫含糊。总理叫熊向晖告诉齐格勒：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信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齐格勒听后很惊讶：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租用费一定很合理。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会画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齐格勒完全同意基辛格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衷心敬佩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元月6日的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元月4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的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跟周恩来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苏联。周恩来6日晚上在黑格一行在上海。
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问题。总理觉得黑格这种思想在美国有典型性，通过做黑格的工作，可以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中美谈判是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你来保护我。为此，周恩来事前找了几个英文翻译，要他们将这个“生存能力”（viability）的确切含义告诉他，他自己也查了有关的外文资料。在6日晚上的谈判中，周恩来说：“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黑格先生，你为什么在前天的讲话中使用像Viability这样的字眼？”
黑格不以为然地说：“我的意思是苏联在贵国的北部边境摆着50个正规师，百万大军，威胁着你们的……生存，美国是不能坐视不管的。那是霸权的表现。”
“我们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地区称霸的努力，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着，“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不需要任何国家或集团来保护。”
黑格有点儿紧张，辩解说：“我是对贵国的安全表示关心。”
这时，周恩来出示了翻译准备的好几份资料，严正地说：我们查阅了包括美国出版的辞书在内的好些辞典。Viability是生存能力，来源于胎儿或婴儿的生活或生存能力。……”
周恩来提高了声调：“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黑格自觉理亏，满脸通红：“我实在没想到这个词包含有这个意思。很抱歉，总理先生，我可以收回我说的那句话。”
周恩来正在跟黑格谈判的时候，陈毅去世了。秘书决定暂时不告诉周总理。
谈判结束时，已经是夜里12点。周总理送走黑格以后，服务员给他端上稀粥和小笼包子。总理吃完夜宵后，秘书给他递上了药片与开水。秘书努力掩饰着因陈毅去世而带来的紧张与沉重的心情。周恩来服完药后，秘书想让他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告诉他陈老总去世的消息。
黑格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没有生气。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乘车驶往下榻的民族饭店的时候，他心悦诚服地对翻译章含之说：“久闻周恩来总理大名，今晚听他一番谈话使我佩服之至。”
元月7日，黑格一行离开北京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讲话祝酒。初次来中国的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道他作为客人也要站起来讲话。他没有致答辞。其实这是美国人的粗疏，并不是有意的。当天晚上，徐景贤、冯国柱等上海要员大为恼火，觉得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半夜三更将从北京陪同黑格来的章文晋、章含之叫到他们的办公室，说要整黑格。北京去的同志作了解释，他们不相信，还是要整他。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途中，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的消息传到了上海。徐景贤等人大惊小怪，说黑格昨晚的恶劣态度就是因为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不友好的讲话。他们将章含之叫了出去，说要跟黑格谈话，要指出这个问题。章含之要他们搞清楚黑格到底知道不知道华盛顿方面的讲话。他们凭想当然认为黑格一定知道。他们决定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向黑格提出抗议。黑格出来后既吃惊，也惶惑，申辩说他实在不知道昨天在华盛顿有什么讲话。上海那帮人将黑格训了一顿，提了抗议。然后，这帮人又打电话到杭州，告诉杭州接待要“降温”，说黑格此人很坏，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的嘴脸。黑格一行到了杭州，到处碰到冷面孔。因为尼克松要乘船游览西湖，尽管眼下是1月中旬，天气酷冷，黑格也要上船游西湖。黑格乘的游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就有一杯清茶。据说原来已经在船上美国专机运来的卫星转播设备，在北京南苑机场卸下来。
准备了点心水果，也因为上海来的“降温”电话而撤了下来。浙江的领导人一个个板着脸孔不搭理黑格。黑格十分惊诧不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黑格知道尼克松访华是件大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中国人，只好忍气吞声。
章文晋、章含之等几个同志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对中央的方针及周总理维护中美刚刚开始缓和的关系的一番苦心，稍微懂得多一点，看不惯杭州的做法，担心影响大局，就打电话向周总理作了汇报。
黑格离开杭州前一天的晚上，中国方面有关人员在杭州饭店会议厅里开会，为对待黑格一行人的接待问题争执起来。北京来的同志说要按中央的方针办事，杭州的同志说对帝国主义不能讲客气。会议开得很紧张，双方争执不下。
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了长途电话，叫北京带队的章文晋、于桑接电话。电话打了一个钟头。周恩来得知上海的情况后立即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授权周总理批评这种不顾中美关系大局的做法，说黑格到了上海，要给他“加温”。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10斤糖。
说起毛主席知道美国人爱吃糖是有来由的。基辛格一行第一次秘密访华的时候，有关会谈及美国人的各种情况都需每天向毛主席作汇报。当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美国人客房里都摆了水果糖，第二天收拾房间时发现这些糖果都“不见”了，于是就不断添加。毛泽东也就得到了美国人爱吃糖的印象。
周总理打来电话以后，杭州饭店会议厅里的会议内容变了，从刚才争执不休变为讨论执行周总理指示，然后连夜打电话到上海要“加温”。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不再在上海市内停留。上海那帮人一听毛主席过问、总理批评这件事，也紧张了。一直不露面的王洪文也亲自出动了。这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面带笑容地敬酒。这又把黑格搞得莫名其妙，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又发生了变化。黑格请教当翻译的章含之：你可得告诉我，指点我，什么时候该讲话，我实在弄不懂中国的礼节，不知什么时候把人得罪了。在上海简直把他搞糊涂了。最后临上飞机的时候，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10斤重的糖。那个漂亮的缎面大糖盒，是连夜叫工厂赶做的。糖盒送到美国人手中的时候，粘缎面的糨糊都还没有干透。每个美国人走上舷梯的时候都乐呵呵地抱着一只大糖盒。
当黑格捧着糖盒乘专机离开上海虹桥机场的时候，心头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此次打前站未能落实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他在与周恩来谈判时，一直没有得到毛泽东肯定要会见尼克松的承诺。怎能想象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不与新中国的最高执政者毛泽东会见呢？！
黑格当然不知道，毛泽东已经重病卧床，而且病情十分危重，中国为此专门成立了最优秀的各科专家组成的医疗组，他们日夜轮流守护在毛泽东的床前。
周恩来当然无法明确告诉他，毛泽东什么时候能肯定会见尼克松。
马尔罗对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
自从1971年4月周恩来导演了“乒乓外交”、宣布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尼克松就加紧了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中国问题成了尼克松大脑思维的一个大热点。几乎每天，他都要跟基辛格在一起研讨一下有关美中关系的种种问题，使得基辛格感叹地说，我不知道哪位总统的出访有过这么细致的计划，也不知道哪位总统本人做过如此认真的准备。
一本本厚厚的参考资料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摆在他的书房里。这些材料是由基辛格指导下的班子耗尽心血编辑出来的，收录了有关总统访华的主要目标以及有关已和中方商定的议程中各项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估计了中国在各个议题项目中可能采取的立场，以及总统可以应对的论据。还有基辛格两次访华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也有中央情报局专门提供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档案材料，包括经历、性格、思想、为人、爱好、着作摘要等，其中包括不少珍贵的照片。
还有西方中国问题学者写的文章和专着书籍中的节录，这些学者包括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和安德烈·马尔罗等。向来不太注重细小方面的尼克松，竟然极其细致地阅读了所有的参考资料，在许多他认为重要的地方都认真画了线。他甚至把意大利着名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长篇纪录片《中国》也找来看了两遍。
法国大作家马尔罗的名着《反回忆录》有不少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活动的描写，引起了尼克松极为浓厚的兴趣。
为此，尼克松在出访中国的前几天，还特地请这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名人来白宫做客。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会见法国着名作家马尔罗。
马尔罗被请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谈话。马尔罗年已七十，华发斑斑，仍然思路敏捷，言语精辟。他从30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还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部长访问过新中国。
“你几年以前会不会想到毛泽东或者周恩来会同意会见一位美国总统？”尼克松问。
马尔罗回答：“我早就觉得这种会晤是不可避免的。”
“即使有越南战争也不妨碍这种会晤吗？”尼克松又问。
“啊，是的，是这样。”马尔罗说，“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戴高乐将军本来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访问北京，会见毛泽东，想不到只成为一种遗愿。戴高乐去世的时候，毛泽东发去唁电，称戴高乐将军是伟人，这在中国人来说，也并不奇怪。因为据我了解，他们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
尼克松十分感兴趣地问：“中国人高声宣布信仰共产主义。你不认为是这样的吗？”
马尔罗笑了，说：“斯大林认为毛泽东信仰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我看也有一点道理。其实，我认为中国人实际上并不信仰任何思想体系；他们首先信仰的是中国。”
尼克松又问：“你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提问：越南战争会不会妨碍中美和解？”
马尔罗说：“总统阁下，据我所知，美国正要从越南脱身，当然这是一个明智的政策，这说明美国在越南的作用如今已经不是实质性问题。而中国呐，在历史上，中国与越南的宿怨太深了。我看，越南战争不会构成中美接近的障碍。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尼克松端详着眼前这个德高望重的法国老人，十分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精明的理解力，佩服他有着惊人的直觉。尼克松又问：“为什么说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马尔罗说：“我认为，中国邀请你去访问说明他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中国人对你访华的评价将取决于你能否提出一项援助中国的新马歇尔计划。”
马尔罗的这一点分析，就显得过时了。尼克松想起，基辛格两次访华回来都对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思想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尼克松出于对高龄客人的尊重，没有提出来反驳。尼克松换了一个角度问：
“你能给我讲讲对毛泽东的印象吗？”
马尔罗望着窗外的玫瑰园，似乎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然后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5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10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
他对我讲：‘当我有6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接着又讲：‘美国人永远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往往是最重要的话。”
尼克松津津有味地听着，时而“哦、哦”地应着。
马尔罗又说：“总统阁下，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不过是一个面临死亡的巨人。我上次看到他时他告诉我：‘我们没有继承人。’你知道毛第一次见到你时会有什么想法？他会想，‘他比我年轻得多！’”
晚上，尼克松设宴招待马尔罗，在进餐时话题还是毛泽东。他向马尔罗请教怎么跟毛泽东谈话。
“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在对死神讲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那么，毛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尼克松又问。
马尔罗说：“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你知道他的这话是指什么说的吗？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那种医治人类创伤的历史事件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还问过他是不是把自己看做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带有一点巫师的味道。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尼克松说，“林肯就是那样。他在遇刺那天对内阁成员谈到前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
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缥缈的彼岸。安德烈，我们不知道那个彼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达到那里。”
马尔罗会意地一笑，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
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晚宴后喝咖啡的时候，马尔罗被谈话的内容和咖啡因刺激得十分兴奋，对尼克松说：“你即将尝试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业之一。我联想到16世纪的那些探险家，他们出去寻找一个具体的目的地，但往往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总统，你要做的事情很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晚谈话结束时，尼克松亲自走出门外送马尔罗上车。他俩站在白宫北廊台阶上，夜空邈远，星光灿烂。告别后马尔罗没有马上上车，他又转身对尼克松说：“我不是戴高乐，但我知道要是戴高乐在这里他会说些什么。”他会说：“所有理解你正在着手进行的事业的人都向你致敬！”
奇迹！休克的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了……
用管弦乐演奏的美国歌曲《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旋律，回荡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样板戏和语录歌占领着中国广袤大地的那些年月，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瓦格纳、门德尔松等的旋律几乎被扫荡一空，大部分外国歌曲也销声匿迹，只有在山高皇帝远的山村旷野里，还有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浅吟低唱或是弹奏，以便灵魂得到一些寄托。
这支美国歌曲欢悦、悠扬、动听，富于感染力，给大会堂东大厅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大会堂的工作人员经过东大厅，都忍不住要驻足听一会儿。在东大厅舞台下角的管弦乐队，排列得十分整齐，演奏得十分起劲。或许，他们奏样板戏的曲子奏厌了，所以这时练得特别有劲。
周恩来总理走过这里，也站在一旁聆听。乐队练习至间歇时，周恩来走上前去，问候大家：“乐团的同志们都辛苦了。怎么样？有困难吗？这是尼克松就职总统时选择的曲子，你们一定要演奏好啊！还要多预备几支曲子。我告诉你们，尼克松的音乐修养比较高，钢琴弹得很好。”
乐团的领导到周恩来身边作汇报：“总理，刘庆棠部长说，‘首长’有意见，认为这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美曲。”
“噢，”周恩来略微皱起眉，坐了下来，不以为然地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
“首长”就是江青。周恩来又想起不久前刘庆棠提起“首长”的另一件事。
在黑格一行来打前站时，周恩来让熊向晖召集我国宣传口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电视转播的事情。美国和许多国家的亿万电视观众渴望通过电视转播，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总统本人对此也极为重视。周总理让熊向晖抓好此事。在宣传口的讨论会上，文化部长于会泳抢先发言，他说：“我们绝不能在中国土地上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
这是‘首长’的意见。……”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十分气愤，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宣传？”
周恩来想到这里，为了给乐团领导做好工作，就回头对随行的翻译说：“这首《美丽的阿美利加》，请你给我背诵一下，还记得吗？”
这首曲子又奏了起来，翻译伴着乐曲，将歌词用英语背诵了一遍。周恩来专注地听着，对乐团领导说：“这歌词不错嘛。我们选择这个曲子，也是向美国人民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嘛。我看很好，可以演奏。”
周恩来扭头问主持礼宾司工作的同志：“还有什么事情要商量的？”
“北京动物园的同志来了。”礼宾司的同志说着，向总理介绍了一个50岁开外的男同志。
“噢，”周恩来起身与动物园的领导握手，“请坐。向美国赠送熊猫的事情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礼宾司的同志代为回答：“动物园已经将这项工作落实了。”
周恩来说：“在这方面我是外行。现在我国熊猫的分布情况怎么样？我国的地理气候和美国的地理气候有哪些共同的地方？有哪些差异？这对熊猫生长有什么影响？请你写份报告，详细地介绍一下。好吗？”
周恩来回头问秘书：“你把美国的消息给他看了吗？”
北京动物园的领导说：“我们已经看了。”说完还拿出一份报纸来。周恩来接过报纸浏览着，说：“美国人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为他们带回一只熊猫，这也是美国人民对我们的请求，我们当然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也是友谊的表示。”
周恩来站起身，与身旁的同志握手告别，走出东大厅，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了下来，摊开待批的文件和报告。秘书在一旁正要对待批的材料作一些解释，却发现周总理双目凝视着前方，并没有看材料，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目光透着忧虑。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林彪自取灭亡以后，毛主席病了一场，病得很重，卧在病榻之上。中央专门组织了一个由着名的医科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守护值班。毛泽东这样的身体状况，怎能与即将来访的尼克松会晤呢？周恩来此刻十分关心毛泽东的病情。这天早上，毛泽东的办公室曾传来消息，说毛主席的身体有了好转。现在又过去十二个小时了，是不是更有好转？这天是2月12日上午，离尼克松预定到达北京的日期2月21日只有九天了，毛泽东能病愈下床吗？
周恩来正忧心忡忡时，中南海毛主席的医疗组来电话，说毛主席突然发生了休克，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医疗组的专家们正在全力抢救。周恩来的心陡地直往下沉，像掉进了冰冷的深渊。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情绪，立刻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抢救正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几位专家一边给毛泽东做胸外心脏按压，一边配合注射药物等急救。据医疗组向周恩来报告，这是毛泽东原有的肺心病加重、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因严重缺氧而导致的休克。
经过全力抢救，毛泽东的心脏渐渐恢复了跳动。
周恩来特别嘱咐医疗组，一定要千方百计使毛泽东的病情有所好转，一定要让尼克松到达北京时能与毛泽东正常地会见。
毛泽东病愈后，与医疗组医生护士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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