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渠道之一：中美两位将军的秘密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市中心的乔治五世大街上。这儿地处闹市，引人注目。大使官邸在市郊纳伊区城堡街，这是一处诺曼底庄园式宽敞而富丽的建筑；住宅四周是花园，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的一面还钉有金属板栅栏以防路人窥视。纳伊区有好些国家的外交公寓。美国使节的公寓也在这儿，离中国人的住所不远。

    按照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双方的商定，在巴黎由美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渠道。为了避人耳目，双方决定不在闹市区的大使馆来往，而在郊区的寓所进行接触。好在两人住处相隔不远，可以以步代车，从而不至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外国使馆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CD45代表英国，CD6代表美国。要是沃尔特斯将军乘坐CD6牌号的汽车在中国使节住宅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使接触复杂化了。沃尔特斯去找中国人时，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住宅较远的地方，先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者干脆回过头去看看，反复确认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尼克松和基辛格明确地叮嘱过沃尔特斯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这是10月上旬的一天，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期已经公布了。沃尔特斯正在看黄昏播出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人打来电话，请他晚上10点到黄镇大使住宅去见面。他心里想，中国人喜欢晚上接触，当然是便于保密。所以，沃尔特斯来到城堡区中国使节住宅的附近时，还特意回头看了几次，确认没人跟踪以后，才朝那道已经十分熟悉的大门走去，并迅速地推开大门。那个姓魏的年轻翻译已经等候在门口。用英语低声打过招呼，就朝客厅走去。

    沃尔特斯对这个宽敞的大厅已经十分熟悉，墙上是中国画，家具是中国式的。每次都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等。他特别喜欢滋味鲜美的杏子罐头。为了礼尚往来，他也回送些美国钢笔、自动铅笔之类的小礼物。他这个晚上带了几盒美国糖果来。经过多次接触来往，黄镇大使和他之间已经十分随便。他刚坐下，黄镇就乐呵呵地说起来：

    “将军，你看，我们两国之间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真是有趣。中国的信息尽管通过我这个军人来传递，但是，中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

    沃尔特斯也说：“大使先生，一旦你进一步了解美国，你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

    寒暄过后，沃尔特斯提供了基辛格飞往中国的座机从关岛起飞后的无线电呼号，还和黄镇讨论了座机到达上海后一系列细节问题，诸如机场详细情况、地面供电情况、冲洗飞机设备、登机舷梯，以及中国负责的保卫工作等等。

    谈话期间，中国人像往常一样，礼貌周全地上菜摆酒，边吃边聊。黄镇豪爽坦率，给沃尔特斯以很深的印象。两人像朋友似的一边饮着茅台酒，一边聊天。沃尔特斯一边半推半就地饮着这甘醇的美酒，一边说自己要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的。这一晚，他兴致很高，讲了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

    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你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你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在纽约街头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8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就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

    然后，在麦迪逊路和82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84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消息称：“三位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

    黄镇听了哈哈大笑，忍不住伸手拍了拍沃尔特斯的背部，称赞美国人的幽默感。黄镇说：“我作为军人，爱跟军人打交道。军人讲话不喜欢转弯抹角。”

    沃尔特斯也说：“我1950年到过朝鲜战场，60年代也去过越南战场；我们过去是对手，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今晚同坐在巴黎喝酒讲笑话。”

    他俩在一起聊的话题很广泛，但是经常会回到军队生活中来。沃尔特斯知道黄镇经历过30年代有名的长征，身经百战，因而十分敬重黄镇。他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黄镇会成为第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当时，他俩扯起各自的军人生涯，谈起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个人收入，甚至谈到将军退休的年限和待遇。这天，黄镇谈起基辛格来，说：“我也很喜欢跟基辛格打交道，他谈话坦率，直截了当，也相当幽默。据说，他也在部队待过？”

    沃尔特斯说：“是的，他参军后被派去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

    “他是什么军衔？”黄镇问。

    “大战期间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他爱跟别人说自己是预备役上尉。”沃尔黄镇大使的官邸在巴黎市郊纳伊区。

    特斯说。

    黄镇说：“啊！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将军，他应该向我们敬礼。”

    沃尔特斯说：“他很可能向你敬礼，但遗憾的是他不会向我敬礼。”

    “为什么？”黄镇挺认真地问。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10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听了觉得迷惑不解，问：“你是否能陪同基辛格访华？”

    沃尔特斯摇了摇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知。”

    黄镇说：“我曾向我国政府的领导人谈起过你，你是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的人。”

    沃尔特斯走出中国人住处的大门时已是半夜。城堡街已经十分寂静，只是偶尔有几个行人。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一直担心，他多次与中国大使接触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每次见面之前都先用电话联系，而且约定了在电话里不谈论具体内容，都只用代号称呼对方。在使馆里只有他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知道这件事。就是美国驻法国大使迪克·沃森也不知道沃尔特斯的秘密使命。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很神圣的责任感，使命的神秘色彩也使他乐于去干。他不但自己去会晤黄镇大使，还安排了几次基辛格与黄镇的会谈。

    当时，基辛格常来巴黎与黄镇或黎德寿进行秘密谈判。这种谈判连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基辛格常乘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巴黎。基辛格一般只带两个助手，他这一行人出国的名单是不通过正常渠道的。基辛格曾向沃尔特斯提出，他进入法国是否能不让法国人知道。沃尔特斯认为这不大可能。法国有高度老练的情报机构，他们只要觉察到沃尔特斯的活动或中国人、越南人的活动，就会发现基辛格在巴黎。沃尔特斯认为，只有直接去找蓬皮杜总统，将秘密会谈之事告诉他，并要求他把这件事高度保密在法国情报机构的上层范围之内，这样才可以避免走漏风声。蓬皮杜总统果然给予了全面的协助。

    特别有戏剧性的是基辛格的座机出了故障的那次飞行。沃尔特斯接到通知，基辛格将于黄昏时分秘密飞抵法国中部的布尔日机场，让他到那里去迎接。可是，当天下午5点，沃尔特斯又接到电报，说飞机发生故障，有可能改变着陆地点，不能确定在哪里着陆。如果基辛格在别的机场着陆，他在机场露脸必然引人注目，将导致秘密会谈泄露于世。华盛顿很焦急，沃尔特斯也恼火，他只有一个人，照顾不到西欧所有的机场。晚上8点接到消息，说飞机将在西德境内的法兰克福机场着陆，该机场有为飞机发生制动和减速装置故障而准备的拦网设备。可是，法兰克福机场很热闹，基辛格可能会被人认出来。沃尔特斯心急如焚，只好去求助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慷慨地同意动用自己的神秘式-20飞机去接基辛格。

    神秘式-20飞机的驾驶员是法国空军上校考尔德伦。神秘式-20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后，停在为美国空军准备的停机坪上。沃尔特斯刚下飞机，基辛格的座机就着陆了。座机刚停稳，沃尔特斯就马上命令熄灭探照灯。灯灭后，座机舱门打开。放下梯子，沃尔特斯上去将没精打采的基辛格接到神秘式-20飞机上。飞机马上起飞了。在飞向巴黎的途中，考尔德伦上校将沃尔特斯叫到驾驶舱，问：“将军，我怎么向德国人交代呢？他们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专机，也知道这架飞机深更半夜飞入德国领空，在法兰克福着陆，而且既无飞行许可证，又没有飞行计划。我们滑进为美国军用飞机准备的地段，并且只在地面停留了9分钟，又立刻飞回巴黎。明天德国人必然会问我这是在干什么。

    那时我该怎么说好呢？”

    沃尔特斯经他这么一问，也给难住了。他想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主意：

    “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是爱干这种事的，因而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的回忆录《秘密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版。

    不会张扬出去。”

    考尔德伦上校还是发愁：“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又该怎么办？”

    沃尔特斯说：“考尔德伦上校，要是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你就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她不会泄密的。”

    当晚，基辛格被沃尔特斯带回纳伊区的寓所，住在自己的卧室里，助手睡在客房，沃尔特斯自己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据说，第二天德国驻法使馆的空军武官果然到办公室去拜会考尔德伦上校，一进门就要求说明昨晚飞行的目的。

    事后，沃尔特斯很感兴趣地问：“上校，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把咱们商量的告诉了他，”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他问题？”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上校笑得更厉害了，“德国武官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基辛格在巴黎的秘密访问对沃尔特斯来说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他感到很快慰。他后来成了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黄镇的朋友。他曾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曾经像来自不同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待尼克松访华后，他觉得毛泽东有一段话比他说得更深刻、更漂亮。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方案

    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的代号为“波罗2号”。尽管取了代号，但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基辛格在10月16日离开华盛顿。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10月22日到达中国，先在上海稍事停留，当日午间飞抵北京。

    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6号楼。

    气氛也跟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是拘谨的，待周恩来出现时，气氛就开始缓和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周恩来还设宴欢迎，在祝酒词中提到上次基辛格讲过的话——把中国称为神秘的国土，他称赞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恩来把上次的话题重新端出来，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恩来有一种非常高超、巧妙的谈判技巧，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里绕行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随行的下级人员、秘书和机组成员。这就奠定了以后几天礼貌周到、热情友好的基调。因为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此行代表他来谈判自己访问的公报，因此，基辛格班子起草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起草的，它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词句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刚到北京的当晚，基辛格就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当晚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双方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10月24日，周恩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他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是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地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署公报又有什么用呢？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

    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十分钦佩。基辛格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

    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或者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强硬。但由于双方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后一片香肠，因而都想等着瞧，这样就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1971年10月23日，周恩来会见第二次来华的基辛格。

    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中国人则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中国人教给他的这种办法。他写道：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

    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视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巨大，已经拟订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了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予以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最早的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

    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看后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也是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

    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双方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2003年出齐的中文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鸣叫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踱着步子，皮鞋声响得很重。他的眼镜片偶尔在夜光中闪亮。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报请示尼克松总统吗？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15年后的1987年2月27日晚上，已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15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做法，只会使美中两国的公众如堕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

    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表达方式过于僵硬，难以接受。

    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10月25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回到住处后没有休息。

    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三小时后，也就是凌晨3点，洛德把基辛格叫醒，由他接着进行修改。洛德这才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因而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了温和的措辞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台湾问题使中美会谈又陷入僵局

    10月25日，由基辛格提出经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之后，双方又开始了会谈。周恩来很快就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马上提出了问题：“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的眼珠在镜片后转了一下：“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等于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浓黑的眉毛抖了一下：“哦？”

    基辛格又说：“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中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以便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说：“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中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这件事很使基辛格感动。他觉得周恩来很真诚，从来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

    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周恩来也注意到在并列双方的不同观点之后，方案中还列了好几条双方共同的立场。他说：“博士，我们虽有巨大的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下子就使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一开始就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能变的。”

    基辛格也提高嗓门，亮明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也略微提高了声调。

    室内的谈判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周恩来停顿了片刻，调整了一下情绪，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又申辩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吗？！”

    周恩来越说越冷峻：“现在我还要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

    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挺严肃地对望着。

    周恩来稍作停顿并加强语气：“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儿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铅笔。

    周恩来这时豁达地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严肃地拿起美方修改的稿子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辞，都是二十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如你所说的，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一听说毛泽东讲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讲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便觉得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的话。他不得不佩服周恩来，佩服毛泽东。他手里不停地转动着铅笔，用眼睛打量着周恩来。

    10月25日这天，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台湾问题上，这是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基辛格还是强调说：“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周恩来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他侧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让洛德离开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绝妙的发明。”他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用‘省’更准确，而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的。”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在行政上表明对中央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辞，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事后回忆这段话的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10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

    这个提法是洛德先生找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可以说，洛德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洛德所依据的那个文件，是1955年秋海峡两岸为了大陆沿海金门、马祖等数个小岛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oracle）。当时，大陆沿海岛屿问题是艾森豪威尔十分头痛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军方强烈反对帮助国民党防守贴近大陆的这几个小岛，不愿为这几个小岛陷入与中国的战争，美军方在朝鲜战场已尝尽了与中国作战的苦头；另一方面，蒋介石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愿从这几个小岛退却。在那样的情况下，杜勒斯提议要将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由安理会作出一项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这个提案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利用联合国来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大陆沿海岛屿。

    用杜勒斯的说法，既免去麻烦，又能达到目的。为此，杜勒斯经过活动，由新西兰出面在安理会提出这项议案。杜勒斯给这个方案取名为“神渝”，将自己的主意比喻为神的喻示，其结果却是讽刺性的，“神渝”方案在海峡两岸都碰了大钉子。蒋介石强烈反对将中国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主要原因在于“神谕”提案会导致联合国内出现“两个中国”的前景，既干涉了中国内政，还危及蒋介石的法统地位；毛泽东也强烈反对这个提案与做法。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新西兰提案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仍然赖在联合国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接受联合国的邀请出席联合国会议。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任何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都是无效的。“神谕”方案遭到抵制与拒绝，安理会只好决定无限期搁置，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相互敌对的国共双方，在涉及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上，第一次表现了惊人的一致。

    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里，记述50年代杜勒斯所策划“神渝”提案从制定到流产经过的文字中，就用过这句现在很着名的话：“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命运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玩笑

    10月26日上午9点，周恩来总理把基辛格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在他上车前对他用英语说：“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这是周恩来第一次用英语对基辛格说话，这说明总理的心情十分愉快。

    这一天早上4点多钟，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

    在基辛格离开钓鱼台之前，双方就公报的主要内容达成了协议。公报中鲜明的、有些地方是十分尖锐对立的分歧更加突出了，共同的立场也清楚地表明了：双方对反霸的关切，双方承诺使两国关系正常化。只有关于美国与台湾有防御关系的那一段还未作决定，但是双方的立场已经接近了，准备留待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再进行讨论。

    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里，乔冠华与基辛格在对话。当然，车内的对话已经不是严肃的会谈，而是轻松却有内容的聊天。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吗？”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格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面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这次联大的表决结果，也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我们本来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没有一点准备。10月24日，在会谈中谈及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基辛格送来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电讯稿上打着——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的决议案。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感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霍尔德里奇对洛德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听人说，要是蒋介石得了周恩来，被赶到台湾岛上去的就不是蒋家王朝。”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他的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定和提倡“双重代表权”，却根本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却在讨好强大的中国。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底即将公布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末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他们的总统尼克松今天更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

    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大厅里马上沸腾起来。有人大声发笑，有人唱歌、喊叫、拍桌子，还有人踏着节奏跳起舞来，那些黑人代表特别欢乐，坦桑尼亚的代表竟穿着毛式制服。中国被接纳进联合国是值得欢呼的，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击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也是值得欢呼的。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丢脸。

    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颌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从北京归来相比，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那次总统亲自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一次，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振，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浇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1971年10月26日，第26届联大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的中国代表，图为非洲代表在现场欢呼。

    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至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

    “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10月26日上午，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将基辛格一行送到机场。在机场，我方人员都已经得悉我国已经恢复联大席位的喜讯，人们的眉宇间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只是客人们心不细，没有感觉到罢了，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

    基辛格的飞机驶向跑道时，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地说：“基辛格上飞机后得知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我方的人员尽管已经连续工作了多日，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可是一点儿也不疲倦。大家为联大传来的喜讯兴奋不已，在从机场回城的路上议论不止。

    议论的核心是：既然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已经恢复了，我们去不去？参加不参加？周恩来总理已经通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总理办公的地方讨论联大问题。

    大家已经忍不住地议论起来，每个人都心潮翻滚。

    周恩来总理因为要在当日基辛格凌晨4点起床之前拿出经过我方再次修改的公报文本，也没有睡觉。双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9点钟的时候，秘书已经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通知了周恩来。

    周恩来特别高兴，还第一次用英语跟基辛格道别。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见周恩来总理这么高兴过。

    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二十六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

    当时，“左”的阴云还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人们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

    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它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外交部党组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表示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考虑先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熊向晖可以做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毛泽东十分赏识乔冠华的才气。早在抗战初期，乔冠华留学德国回到香港，以写国际时评为工作。那时“二战”序幕拉开，欧洲战事迭起，乔冠华写的国际时评，分析有理有据，文笔优美动情，且有的文章甚有预见，比如他的文章曾预见马其诺防线守不住、法国政府会向德国投降。后来，事态发展果然如此。

    乔冠华从此名震香港。苏联和芬兰的战争爆发后，乔冠华写了一篇题为《从东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联大主席台上宣布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的中国代表的第2758号决议正式通过了！

    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揭露有人借此推波助澜，煽动反苏。毛泽东在延安读了此文后赞扬说：这篇文章“可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奉命与李克农在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他独到的、有见地的分析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3年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根据朝鲜半岛战局的发展变化，分析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就电告李克农、乔冠华，要他们就“是否可以再给他（指美国）一个台阶下，是否由我方主动提出复会”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2月19日，乔冠华电复毛泽东、周恩来，在分析了国际形势及朝鲜战场的态势以后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如果我方正式在板门店主动提出复会，“美国态度将是拒绝的居多”，“对方还可能认为我性急，有些示弱，反易引起对方幻想”。毛泽东同意了乔冠华的看法，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他来采取行动为止”。事态发展果如乔冠华所料，3天后即2月22日，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板门店重开谈判。大家都说乔冠华料事如神。

    毛泽东作了决定，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本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同志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赶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着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成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时特别感到扬眉吐气，振奋不已。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起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

    事隔20年，乔冠华这次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的。

    代表团动身赴联大的前一天晚上，全团成员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集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等候毛泽东接见。晚8时正，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了。毛主席指示说：“这次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到了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当时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女主角——引者注）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毛泽东的话，给第一次代表新中国作为常任理事国登上联大讲坛发言的乔冠华壮了胆，特别是毛泽东讲“不要怕说错”，给了他大胆说话和见机行事的权利和勇气，他的信心大大提高了。

    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由衷地高兴，设家宴为他饯行，请叶剑英、王震来作陪。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表示热烈祝贺。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几年的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1971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度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但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1969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说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了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

    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中国政府代表团即将出席第26届联大。

    冠华首先想到了被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悄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吗？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吗？”

    乔冠华只是笑着说：“我只能让你高兴，现在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写的新《塞下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不知内幕的值班护士惑然不解。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但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他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毛泽东对乔冠华十分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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