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15日。
这一天，加利福尼亚海岸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太平洋海面上早晨常有的薄雾，已经在阳光下消散了。一阵又一阵的海浪扑打着蜿蜒的沙滩和陡立的峭壁。一个身材高瘦、肩头稍微伛偻的男人漫步在峭壁的边缘。他的步履轻快而有力，表情仍和往常一样冷静、沉着。他仰着脸让海风吹拂。只有非常了解他的人才能从他焕发的神态与闪烁不定的眼光中看出他内心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与憧憬之中。
他就是尼克松。
这几天，他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一直沉浸在兴奋喜悦与焦急不安所交织的心情中。
7月13日，天还没亮他就醒了。7点刚过，他走出自己居住的那幢宁谧恬静的西班牙式别墅，走出那围着白色高墙与嵯峨柏树的墙院，来到直升机起落场。他站在那儿等了一会儿，天空中才传来螺旋桨的声音。基辛格在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换乘的直升机飞抵圣克利门蒂。飞旋的螺旋桨掀起了气流。尼克松兴奋而又焦急，没等飞机停定就想走过去，被他的男仆桑切斯扯住了。
飞机停定后，红光满面的基辛格出现在舱门里，兴高采烈地挥着手跳下飞机，成功的喜悦洋溢在脸上。基辛格朝总统快步走去。尼克松也迎了上来，握手，拥抱。
“怎么样？”尽管有旁人在场，尼克松还是忍不住问。
基辛格说：“他们周到极了！客气极了！”
“看你满脸红彤彤，都胖了。”尼克松心情也特别好。
“我长了五磅。给我们的待遇好得不得了。住在皇帝钓鱼的行宫里。根本不像我们事前担心的要磕头。”基辛格陶醉在成功之中。
尼克松哈哈大笑：“是吗？”
“每餐十二道菜，丰盛极了！他们太讲礼貌了！”
站在附近的不知内情者听了，好奇地问：“博士，你说的他们是谁呀？”
这一问，倒提醒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目前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的事，在美国只有他俩和手下几个助手知道，就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是几天前才知道的。尼克松特意在基辛格启程之后，将罗杰斯请到圣克利门蒂，说基辛格飞到伊斯兰堡后，正巧中国人请他去访问，他就飞去了。
尼克松给基辛格使了一个眼色。基辛格会意地赶忙做了个鬼脸，说：“我、我什么都没说。你问总统。”
尼克松也做了个鬼脸：“亨利什么都没说。”
尼克松在作全球电视广播。
等那人走开后，尼克松又低声问：“谈得怎么样？”
基辛格也悄声答道：“非常实在，非常明确，双方都不说空话……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
尼克松立即把基辛格带入他住的那幢西班牙式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让基辛格把事情经过向他详细汇报。从尼克松的小书房望出去，可以看到浩瀚的太平洋。这使他俩都不禁联想起大洋彼岸的中国。
他们还兴奋地谈到，随着总统访华的宣布，这一惊人之举将使美国一下子夺得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权，在战略上将胜过苏联一步，对越南战争也会产生深刻影响。美国人民将会看到，他们的政府是能够采取有胆略的和平行动的。
他俩也讨论了不可避免地使盟友日本和台湾产生不快的情况。
尼克松感到入主白宫不能只是意味着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地位，主要是意味承担了无比重大的责任。是的，他以他多年政治风云中锻炼出的敏锐看到了机会，看到了世界力量的分化与重构，看到了世界结构要在动荡中走向新的均衡。可是，他深深感到，机会从来不会自动地转化为现实，领袖人物的崇高责任就是抓住机会，创造历史。他开始品尝到创造历史的喜悦了。当基辛格谈到日本和台湾会有不愉快的反应时，尼克松说：“创造性的外交政策总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我们要积极地以进取的姿态去控制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消极地等待事件的来临。”
霍尔德曼赶到小书房来了，他最关心随总统访华的随行人员的数字、随行记者的数字，以及电视、广播的方式和范围。
罗杰斯也赶来了。总统让他在发布重要讲话之前通知有关的外国政府。
7月14日，尼克松让基辛格与洛德为他准备一篇同公告一起发表的讲话，将两年半的策划、工作和期待凝聚为400个字。
7月15日，它将作为历史的转折点记入世界外交史，它将像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一样焕发金色的光辉。尼克松站在太平洋东海岸的峭壁上心潮起伏不平。
在太平洋的西岸，中国人又将怎样宣布这个公告呢？毛泽东会不会站到天安门上对他的国家宣布这个消息？尼克松授意基辛格选择的这个时刻，是美国电视广播的黄金时间。霍尔德曼告诉过他，几乎2/3的美国人把电视作为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几乎一半的美国人对电视的信任胜过对其他信息源的信任。所以，尼克松总统比任何前任的总统都更喜欢利用电视向公众发表讲话。
为了松弛一下高度兴奋的情绪，尼克松从峭壁上回来后又去游泳池游泳。
他仰面漂浮在水面上，紧张的心绪在碧波中得到了缓和。
太平洋时间下午2点45分，西部白宫按总统指示发出了一个通知，说5个小时以后总统要发表一篇“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的”简短公告。傍晚，尼克松和基辛格乘直升机飞往洛杉矶，于下午7点前进入设在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记者们早已蜂拥而至，特工人员也已控制了现场。记者们从未见过他那样高兴和乐呵呵的样子。还差几秒钟就要到7点的时候，总统愉快地问道：
“伙计们，准备好了吗？”
7点整，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尼克松。
“晚上好！”总统开始讲话了。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争取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工作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
“正如我在过去三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几个方面主动采取了行动，以求打开我们两国间更正常关系的大门。”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刚念完《公告》，电视镜头马上转向在场的评论员。荧光屏上显现出他们目瞪口呆、大为吃惊的神态。
全美国都发愣了！全世界都吃惊了！
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
尼克松心中仿佛受到一股股暖流的冲击。他喜气洋洋，好像过节一样。他离开电视台，来到佩林诺餐厅，频频与人握手，接受祝贺。他一反往常的腼腆表情，得意扬扬地拉着基辛格，向人介绍说：“他就是已经到过北京的那个人……”
不少人高声表示：“总统去中国，我们也要去……”
有人说：“哎，你怎么就变了？你昨天还说要去台湾出差。”
“不。我今天不想去台湾了，要去北京。基辛格博士，你要帮忙呀。”
人们用掌声欢迎尼克松。一个青年问他：
“总统先生，你刚才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球。您是否感到它的意义？”
尼克松眨了眨眼睛，自信地说：“只有历史才能说明它确实意味着什么。”
他和基辛格在餐厅的庆祝晚宴上吃了蟹腿肉，喝了一瓶1961年酿的法国红葡萄酒。
这天深夜，尼克松和基辛格喝得脸红红的，乘直升机回到圣克利门蒂。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汇报，电报已经开始像潮水一样涌来，大部分是赞扬的贺电，也有批评的，还有提建议、提要求的。可是，尼克松最关心的是日本和台湾的反应。在他开始宣布公告前的一个小时，罗杰斯用事先准备好的情况介绍，通知盟友，首先从日本开始，然后是台湾……
日本驻美大使牛场听了罗杰斯的汇报，没有发表评论；台湾的沈剑虹“大使”当场作了反应，谴责总统的决定，斥之为“不光彩的交易”。他还说：“不应该未经磋商、不打招呼，就背着朋友和盟国干出这种事来。”
尼克松不以为然地说：“你要给他解释，我们没有抛弃老朋友，没有嘛。我全世界对“七一五”公告的强烈反响使尼克松眉开眼笑。
们和台湾的‘防御条约’不是还有效嘛！我还准备批准卖给台湾一批新式战斗机。”
罗杰斯又说：“总统，台湾方面对我们上月向他们提出的‘双重代表权’的征询，不作答复。怎么办？”
尼克松渐渐地冷静下来，问道：“你看怎么办？”
罗杰斯说：“国务院认为不能迟于8月上旬正式提出‘双重代表权’，并向新闻界公布。现在请总统批准。我们要拼命保住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我们脸上才有光。”
基辛格插进来说：“我有点担心，这个‘双重代表权’打开了欢迎北京进联大的闸门，给急于讨好北京的国家找到借口。到头来，我们控制不住——这等于自己制造失败。”
罗杰斯瞟了基辛格那还泛着酒意的红脸，冷冷地说：“我们有些事，不早就在制造失败吗？”这话是含蓄地指责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因自己作为国务卿事前竟被瞒住而十分不快；但是，国务卿一直控制着自己，没有随便发作，此时才发泄了一点不满。
尼克松内心极度矛盾，心情马上变得十分沮丧了。
也有人对“七一五”公告不高兴
这是一双戴墨镜的眼睛。黑黑的墨镜片遮掩了他眼睛的神态，使他能够透过墨镜用眼光去探究华国锋态度的细微变化。那是1971年9月4日，那时候，华国锋是湖南省第一把手、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戴墨镜穿灰布海军装的李作鹏陪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代表团南下，参观了毛泽东故居韶山之后，在长沙蓉园会见华国锋等湖南省负责人。尽管华国锋作为主人主要是跟朝鲜客人说话寒暄，但对于身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当然也没有怠慢。也不知道是李作鹏过于神经质，杯弓蛇影，疑心生暗鬼，抑或是李作鹏从华国锋的语调、眼神、握手的轻重中觉察出一种微妙变化，感到华国锋对自己的态度变了。数日前，毛泽东已经在南巡中跟华国锋打过招呼，作了一番讲话，矛头显然是针对林彪及其“四大金刚”与夫人叶群的。
李作鹏心里有鬼，他这段日子里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深感如临深渊。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带头大讲天才问题，他也卖力地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的、经过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材料，呼应地叫着全会要学习林彪的讲话。庐山会议后，他装出样子写检讨，按叶群的布置写，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主帅林彪。随着批陈整风的深入，他恐惧倍增，又怕林彪为了“舍车保帅”将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抛出去。他既企图用虚假的检讨混过关，又觉得末日即将来临，毛骨悚然，坐卧不安。
这年春节的年三十晚上，李作鹏的大女儿结婚，林彪让叶群与林立果登门祝贺，送了礼，照了合影。叶群还当着来祝贺的人说：“李政委是林总最信得过的人，你们要爱护他，支持他，李政委将来要担负更重要的职务。”李作鹏当然明白这些话里的含义，碍着人多，当面没有说话。等叶群走时，他送至小车旁，才握着叶群的手，小声却坚定地说：“请转告林副主席，李作鹏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他！”叶群说：“林总早就说过，他与你们四个人的关系，用原子弹也炸不《生活》杂志在发表“七·一五”公开……”
毛泽东觉察到林彪一伙还在搞阴谋以后，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危险，于8月14日离开北京，乘着“一号专列”去南方巡视。毛泽东的南巡行动使林彪更为惊慌，李作鹏当然也警觉了。他们风闻毛泽东在南巡中多次对一些省头讲话，据说内容十分重要，而且不得向北京传。李作鹏就更像惊弓之鸟了。
毛泽东到底讲了些什么？
9月5日，李作鹏陪同吴振宇等从长沙到达武汉。下飞机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打听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当天他陪同朝鲜客人参观，没有机会。
9月6日一大早，他就约刘丰到他所住的军区东湖招待所来密谈，刘丰也是得到林彪恩惠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是林彪将他从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提升为军区政委的。
“老刘，主席到武汉都谈了些什么？”李作鹏见到刘丰，劈头就问。
尽管毛泽东打过招呼，不能向北京传，但刘丰知道李作鹏是代表谁来问的，也就讲了。他说：毛主席8月16日、17日、25日和27日在武汉先后找他、王新、刘建勋及华国锋谈了话。毛泽东讲了我们党50年来的历次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讲天才，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不赞成用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不赞同林彪提出的“天才”论。因此，“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毛泽东还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李作鹏仿佛被雷电击中，全身都麻木了，好一会儿才强作镇定。他的心都冰凉了。庐山会议上作过决定，陈伯达的问题就此结束，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完。庐山会议后，他和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都作了检讨，毛泽东还要往后追，这必然就追到林彪头上了。1971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看过的文章。文章中号召“全党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号召“全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坏人总是伪装自己，搞阴谋，耍两面派。但是他们既然要干坏事，就不能不暴露”。从这篇文章到毛泽东南巡的讲话，使他更加感到末日即将来临。
李作鹏将刘丰送走以后，转回到自己的住房时，觉得脊背发凉，原来刚才出的一身冷汗湿了内衣。在陪同吴振宇大将等朝鲜宾客飞回北京的飞机上，他六神无主，惶恐不安。好在他戴着墨镜，可以掩饰。
他尽管戴了墨镜，也有不善于掩饰的时候。不久前，当基辛格秘密访华及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公布以后，政治局开会讨论阿尔巴尼亚的来信。周恩来在公告发布前亲自去平壤及河内做了工作，通了气，所以朝鲜、越南反应还正常。可是，被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却反应十分强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给我党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李作鹏知道林彪对于周恩来的跟美国改善关系的政策十分不满，现在政治局讨论阿尔巴尼亚的来信，他觉得时机来了，就在会上公然称赞阿尔巴尼亚同志的信写得多么好啊，是一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但是，他发言过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及叶群等，并不站出来支持他的观点。
李作鹏的那次发言，表明了他对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对美政策的反对，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
上午11时，飞机飞抵北京。朝鲜客人到宾馆休息，李作鹏坐着红旗轿车直接回家。回到家里，赶紧给黄永胜挂了个电话说：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会谈时，请他提前去，有要事相告。放下电话后，李作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走进屋来看他的老婆颓丧而悲伤地说：“照张相吧，要不，以后就照不了啦。”
周恩来对符浩说，你去巴黎只能将此事告诉一个人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一如往常，人们进进出出，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当时，我是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零点三十二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9月13日上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9月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冷静和沉着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知道报告的内容。
从鹏飞同志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的目光离开文件，他的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他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
今日上午8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登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2点30分左右坠毁在蒙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九人，全部死亡，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他分管对蒙外交。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一再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2点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有一架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报告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分三点：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点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古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下午5点58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入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王良恩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候。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像已等了一会儿。”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公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
“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
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了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公：“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
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惊奇。”
以上这段文字，引自当时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符浩同志写的回忆录《“九一三事件”补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便不辞辛劳地操劳着一切。他在9月13日一早亲自给各大军区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打招呼、布置任务，并随时将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还根据我国驻蒙古使馆带回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召集民航及空军有关负责人研究了林彪出逃的飞机是怎样坠毁的。他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示原定要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按原计划出国访问，并嘱咐继续通过巴黎渠道保持与尼克松、基辛格的联系。
9月26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符浩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周恩来坐得很近。灯光下，他发现周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瘦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他告别周恩来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追上来对他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
他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走回西大厅。
大厅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周恩来看他站在那里等候指示，便摆手示意让他坐下。周恩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想了一会儿，对他说：“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周恩来停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吴、李、邱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叮嘱说，只能告诉黄镇一个人。
9月29日，符浩随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巴黎。当晚，他就前往纳伊区城堡街的我国驻法大使官邸。他与黄镇大使说笑寒暄一番后，暗示道，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黄镇微笑着悠然领他走出屋门，来到花园里。黄镇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符浩带来的消息，使黄镇格外兴奋与激动，连眼睛都闪着亮光。他俩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黄镇突然一拍符浩的肩膀，提高嗓子对他说：“走。老符，让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
回到房间里，黄镇打开了所有的灯，满屋灯火璀璨。黄镇找出一瓶茅台，斟满两个精致的雕花高脚杯。黄镇告诉符浩，这瓶酒已珍藏多年。杯中的酒液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整个屋子里扩散。
符浩事后回忆说，这是他平生喝过的最美的酒。
对中国飞机在蒙古神秘坠毁，尼克松十分担心有变
基辛格的大办公桌上摆着美国中央情报局送来的关于中国近况的最新报告。
美国时间9月12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蒙古人民共和国抗议这架中国军用飞机侵入蒙古领空。
9月中旬以来，已经有五天时间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都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
既没有在报纸上露脸，也没有在电视中出现。
在最近这五天，机场关闭了，所有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都没有起飞。
有种种迹象表明，大陆的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9月20日，一年一度的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十一”国庆游行活动宣布取消了……
基辛格接到这些报告后十分担心。从报告的材料揣测，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他随时将这些情况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
“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尼克松顿时忧心忡忡，心往下沉。为了与中国打开关系，苦心策划了两年，难道又要出意外？总统深知一个国家的政策往往会随着领导人的更迭而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对“铁幕”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我们没有第一手的材料。”基辛格也十分发愁，“我们无法进行更深的分析。”
尼克松的情绪受到影响，那几天很容易动怒，担心跟北京刚刚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就又有变。他俩当然不知道，被称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一年多以前刚被中国共产党九大制定的党章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和接班人、红极一时的林彪于9月13日凌晨，带着夫人叶群及亲信等八男一女，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越出中国北部边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9月21日，美国驻巴黎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黄镇作了接触，安排总统访华及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联系工作还在进行。这才使尼克松、基辛格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据沃尔特斯将军报告，黄镇的态度依然很爽快，这表明安排总统访华的事没有中断。
9月23日，尼克松对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说称，他并不认为，中国突然发生政治动荡会影响他去大陆旅行的计划。
经过巴黎渠道的双方磋商，到10月初，中方在答复同意美方在10月5日公布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程。尼克松与基辛格这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国务卿罗杰斯得到消息，到白宫来找基辛格。
“博士，我得到消息说，过几天要宣布你10月份去访问中国。”罗杰斯说。
“是啊。我去为总统访华作准备。主要是讨论双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说。
“你知道吗？10月下旬联大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罗杰斯提醒基辛格。
“我知道，那是一场后卫战。”基辛格爱看足球，用“后卫战”这个词准确地表明了美国已经处于在对手进攻态势下的防卫了。这意味着大门有可能被攻破。
“表决的时候，你在中国，我们的盟友怎么看呢？”罗杰斯有点急，“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战略会起干扰作用。”
基辛格淡然一笑：“我不认为我访问北京会对联大表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罗杰斯内心已经动怒了，但仍然以平和的语气说：“你去北京等于说美国承认中国是一支世界性的力量，对表决很不利。”
基辛格争辩说：“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反对联合国驱逐台湾，我们仍然能够同北京保持事务性的关系……”
尼克松总统曾经这样分工，在美国对华行动方面，基本上由基辛格经管；但是，中国在联大的代表权问题是唯一由国务院主管的事。罗杰斯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的访问就不能与联大的表决错开，往后推一推？”
基辛格并不退让：“日期是中美两国商定的，单方面推迟访问会使本来就脆弱的关系造成危机。”
“我要找总统。”罗杰斯不服气。
“我看你找总统也没用，这是‘七一五’公告定下来的事。”基辛格不以为然地说。
基辛格望着罗杰斯愤然不悦地离去，只好耸了耸肩膀。他对国务院的政策是十分怀疑的。当然，他理解国务院提出“双重代表权”方案的积极性。国务院一定从未忘50年代对它的指责。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被斥为在对华问题上“对共产主义太软”，有一些杰出的外交官在这个问题上毁了前程。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研究得越深，越觉得国务院中很多人过分夸大了亲蒋介石的“院外援华集团”的势力。他觉得，现在处于一种不同往常的情况下，“双重代表权”
问题虽然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士都感到高兴（自由派高兴是因为他们会把这一行动看做是使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一条途径，而保守派高兴则是由于这是以某种形式保持台湾席位的一种努力），可是，北京和台北都对“双重代表权”
提议不买账。他觉得这是一种既笨拙而又自我拆台的政策。接纳北京的新主张增加了北京的支持者；但由于北京拒绝这个“双重代表权”提案，这些新增加的支持者就会支持阿尔巴尼亚驱逐台北的提案，而不是支持美国所主张的保持台北席位的提案。基辛格倒是认为，美国该一直坚持原来的反对接纳北京的立场，即使这样做注定要失败。他已经意识到，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要失败的。
因坚持原来的立场而失败将要体面一点。
他充满信心地估计即使罗杰斯找尼克松，也改变不了他10月份第二次访问北京。这次中国方面建议他取道阿拉斯加飞往上海再转北京。周恩来想得真周到。他已经在向往跟周恩来的第二次会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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