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亚总统亲自安排了这次神秘的外交遁身术

    叶海亚·汗总统长得魁梧、剽悍，英武的鼻梁下有一绺漂亮的胡子。他说话干脆，笑声爽朗，具有粗犷、豪爽的军人气质。

    1971年7月7日晚，叶海亚总统在金碧辉煌、富有伊斯兰风格的总统府宴会厅设宴，招待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中国朋友。中国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由总统出面设宴招待这几位由周恩来总理派来的执行特别使命的人员，在外交礼仪上已经是破格了。叶海亚总统待人热情友好，十分健谈，风趣地按伊斯兰教的风俗，以真主的名义向客人祝福。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1971年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到荣耀。

    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后将其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利。希拉利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707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飞机驾驶员来驾驶飞机。在一切准备就绪以后，尼克松仍不免因前途未卜而惴惴不安。尼克松甚至要求叶海亚“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要叶海亚在基辛格访华期间前往北京，以便万一会谈出现僵局时叶海亚能从中斡旋。但是，由于这个时候东巴基斯坦要求独立，发生战争，形势十分危急，叶海亚确实爱莫能助，无法离开。

    我方的人员在离开北京前，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交代任务，亲自嘱咐绝对保密、周到有礼等注意事项。7月3日，周恩来派出伊尔18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今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作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查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我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我国大使馆。7月4日，我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我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我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我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我国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四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候。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进行中，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请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位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

    “天神”要惩罚一下基辛格

    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装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国务院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说：“窝囊！怎么坐这样一架破飞机。哪像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像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嘟哝说：“就是这架飞机也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

    “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感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

    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说：“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保密，联系都用化名，把基辛格叫“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需要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72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拥入印度。

    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美国官方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国会的注意。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上述种种麻烦，基辛格只好自己想办法，准备到达伊斯兰堡后装病称肚子痛，还需要装得越来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在晚宴上出面邀请他到位于穆里北边群山中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基辛格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使他有两天时间，实现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这样做，也还有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基辛格“病”了，怎么能够阻止大使馆的医生尽责赶来给他治病？又怎能限制那些经过多年外交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去看望基辛格而听候指示呢？

    精明能干的法兰大使还是想出了办法。法兰准备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将他的几个要员设法打发离开。法兰把自己的计划用密电汇报说：准备让医生出差，不在伊斯兰堡。护士就不难对付了；让副大使去欧洲休假；让美国开发署长回基辛格每回忆此行都很开心。

    国探亲；让那些敏感的人士尽可能都不在。事后，基辛格回忆道：“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为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基辛格乘坐那架军用飞机两天后到达西贡，同南越阮文绍总统和邦克大使晤谈。在西贡，那些蜂群一样的记者无不紧盯着基辛格的一举一动。《纽约时报》

    头版报道了他的活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每晚电视新闻”节目里播送了他同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的长篇谈话。他力图缓和将来秘密访华消息公布之后造成的冲击，在谈到“乒乓外交”和美国放宽贸易限制的时候，阐释了美国决定试图接近中国主要是出于强调全球均势的需要。

    7月4日，他到达曼谷，那里的记者不多，渲染也少。他对记者们一言不发；有关他的新闻没有登上报纸的头版。

    7月6日，他飞抵新德里，机场外面出现了反美示威，骚乱者扔了鸡蛋、1971年7月8日，叶海亚总统在伊斯兰堡机场欢迎基辛格。

    西红柿，迫使基辛格从边门溜出飞机场。《纽约时报》把这条消息登在第42版上。

    每次报界对他冷落，都会使他抑郁不安，而这次却正中下怀。他在德里会见了英迪拉·甘地总理、斯·辛格外长、拉姆国防部长。

    7月7日晚，在新德里宾馆，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走进基辛格的卧室，喊着：“博士，博士。”

    洛德没见着基辛格的身影。从盥洗室里传出基辛格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要装拉肚子，今天就来真格的啦！真糟糕！”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

    基辛格走出盥洗室，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假话，上帝要惩罚我了。”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行动’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苦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7月8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上迎接。水泥停机坪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热气烤人，只有几个记者在转悠。巴基斯坦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使记者们无法找基辛格谈话。他们隔着保安人员看见基辛格朝他们打着无话可说的手势，也就无精打采地缩进机场大厅躲太阳去了。

    基辛格揩着汗，钻进了舒尔坦的“皇冠”轿车。一溜小车驶出机场，开向伊斯兰堡城区。

    车内，舒尔坦低声而郑重地告诉基辛格：“请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

    基辛格微微抬起右手挥了挥表示感谢，说：“我既兴奋，又感到茫然，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成功。”

    舒尔坦真诚地说：“你放心。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讲话算数。我在北京当大使住了好几年，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给我印象很深。”

    基辛格的车队十分惹眼地穿行在伊斯兰堡街头，基辛格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他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员共进午餐。他与叶海亚总统会晤。

    叶海亚总统很高兴。他俩并坐在大沙发上，叶海亚得意地低声说：“我今天次年毛泽东见到基辛格就为其神秘消失之旅大笑。

    亲自检查了一遍准备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嘿嘿，博士先生，我本人就最喜欢冒险，想不到你这个哈佛教授也有这个嗜好。”“我也不喜欢平淡无奇，”

    基辛格笑着说，“巨大的成功往往是给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的报酬。”

    “我真羡慕你这次秘密之行，要是我俩现在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叶海亚说。

    “我不换。我可不愿接管东巴那些麻烦事。”基辛格又说。

    黄昏时分，叶海亚总统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中开始执行计划。先是由舒尔坦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感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总统便煞有介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我原定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敬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身体欠佳，只好抱歉改期。”

    宴席上的宾客及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有的说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常是会得病的，也有的人暗暗揣测基辛格是不是要潜往东巴，去帮助叶海亚排解战乱危机。谁都没有想到他要去中国。

    叶海亚表情严肃地继续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复原，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也按计划演戏，装着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感激总统好意。这事太麻烦了。”

    叶海亚马上异常恳切地说：“博士先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

    基辛格随行的特工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信以为真。他们按照白宫的规定，派了一个同事连夜赶往纳蒂亚加利，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12点钟左右，这位先行的特工人员打电话回来，报告他已勘察过纳蒂亚加利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获知后，毫无办法，只好要求巴基斯坦方面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基辛格参加叶海亚的宴会以后回到宾馆的住房，已经是夜里11点钟。离第中美建交后章文晋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又会晤基辛格谈起当年往事。

    二天规定起床的时间还有四个半小时。可是，基辛格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第一次感到前途凶吉难卜。他想象不到明天在北京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跟总统两个人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近十个方案明天顶不顶用？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首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下午，叶海亚告诉他，中国不仅派了三个人来领航，共同操作飞机，还派了一个四人高级代表团作陪，这些人都住在中国大使馆。叶海亚还告诉他，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回想起叶海亚说的这些话，他心里更是空洞洞的没有底。他对中国人尽管作了诸多研究，毕竟都是纸上的材料，他对他们还没有具体的感性认识。

    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竟然作废了

    7月9日凌晨3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

    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4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檐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换洗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是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看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了。

    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后，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来时乘坐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而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候。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飞机时，贝格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

    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嗡嗡的响声。

    贝格再定睛一看，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他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吗？”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说完就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当即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查克拉拉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

    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舒尔坦领着基辛格一行6人登上了飞机，机组的人员都站在舱门内迎候。舒尔坦把基辛格介绍给机组，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叶海亚总统之命告诉你们，你们机组十分光荣地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秘密使命。乘这架飞机飞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先生。”

    机组人员表示欢迎基辛格。

    舒尔坦接着叮嘱说：“你们必须遵守保密的诺言，在向报界发表官方公告前，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愿真主保佑你们。”

    舒尔坦又陪着基辛格走进客舱。四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三名中国领航人员已经等在里面。舒尔坦为基辛格与中国人作了介绍，由于是首次见面，基辛格与中国人彼此都感到拘束。握手是礼仪性的。

    舒尔坦走后，基辛格手下的人员也都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着被称为“毛式制服”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

    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

    叶剑英在北京南苑机场迎接基辛格。

    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像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周恩来初见基辛格。

    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8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下招摇过市，驶往50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做，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是舒尔坦事先经过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

    “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特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20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7月10日上午9点，在基辛格到达北京将近24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7月9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信。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尼克松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松为此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邀请的。1851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乃被拒绝晋见，并被立即遣送回国。1816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帝磕头也受到同样对待。当然，这次，尼克松派基辛格到中国已经不需要磕头了。但周恩来会不会为了17年前在日内瓦受到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握手的藐视而向美国人施以报复呢？

    周恩来谈起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说，基辛格竟然不知道

    当飞机飞越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旭日东升，曙光初照，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映衬着被映得一片通红的天空，景色格外壮观迷人。那个对基辛格来说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就在眼前，他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未卜，由此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觉得回到了童年时代才有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中国人告诉他们飞机正在飞越中巴边界的时候，斯迈泽正好被基辛格叫到后舱去商谈工作，剩下洛德一人独自坐在比其他美国乘客都更靠前的位置。

    对洛德来说，这次中国之行另有一层值得兴奋之处，这是他妻子贝蒂出生的国家。所以，一听说下面就是中国边境，洛德自豪而欣喜地喊了起来：“我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我比你们领先五码！”

    在飞机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闲谈，礼貌周全，态度友好，气氛和谐。在2400英里的航程中，在4小时45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大家谈的范围很宽广，也很随便。从窗外的景色谈到日内瓦会议杜勒斯为什么不和周恩来握手，从“乒乓外交”谈到巴基斯坦渠道和热情友好的叶海亚总统，从中国人讲的标准美国英语到基辛格为什么不能当美国总统……闲谈的气氛使基辛格觉得，“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中美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的、礼貌性的。

    按中美双方原来商定，这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不安排新闻摄影。经过周恩来总理指示，也通过与基辛格商量，我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拍摄基辛格秘密访1971年7月9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

    华的资料影片，以供保存。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有幸地将基辛格的访华活动拍摄了下来。牟森就是从南苑机场基辛格下飞机时开始工作的。

    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当做贵宾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上是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6号楼里的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下榻住定后，基辛格开始盥洗换衣服。可他将换洗衬衣忘在伊斯兰堡，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基辛格抖开借来的衬衣在身上比试，太长太宽，衬衣上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看看镜子，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脖子。

    他只好折短袖子，系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在美国中学毕业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会计。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小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子，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

    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夹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

    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感慨地开玩笑说：“大概是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饭后稍歇。

    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轿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绘的：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臂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

    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着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呀？”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面对面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乔冠华、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让装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但他只得将开场白念完——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了，干脆撇开材料汇编，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

    周恩来摆了摆手，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

    基辛格说：“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了我们两个大国的对立与隔绝。”

    周恩来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相互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有充分的了解。”

    问题在桌面上摊开来了，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基辛格谈了尼克松政府对于台湾问题的建议：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而逐步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三、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中国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的代表。

    基辛格还谈到越南战争等印支问题。等基辛格阐述完美方的观点，已到晚餐时间。茅台酒和鱼翅羹使桌上气氛变得宽松了一些，双方说了一些打趣的话。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美方观点，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原则立场，特别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观点，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解放台湾是中国自己的事情，“美蒋条约”无效，美军必须限期撤离台湾。

    谈到越南战争，周恩来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

    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的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也不剩，这才是你们最大的荣誉和尊严。

    周恩来又说：“我是大致同意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

    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也就是五种力量中心……”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了，迷惑地反问道。尼克松关于世界力量变化的说法，他是知道的。尼克松和他在一起多次商量过，认为50年代世界有两极，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6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分歧的公开化，世界力量实际上形成了中、美、苏三极了，也就是所谓的“大三角”。尼克松总统也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的讲话中讲到“三角关系”的理论。现在，在基辛格出发以后，在7月6日，尼克松在公开的场合又正式将“三角”理论发展到“五极”理论，这件事并没有及时通知他。在他飞往北京之前几个小时，尼克松还通过机密渠道告诉他：公共关系专家们认为7月15日华盛顿时间下午10点30分是总统发表公告的最合适的时机。为什么总统偏偏忘了提醒他发表“五极”理论这件事呢？尼克松的“五极”观点，现在在会谈中由周恩来提出来，一下子就使基辛格处于不利的境地。洛德敏感地看了基辛格一眼，他在暗暗为自己的上司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问：“你们是不是在路上没有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被周恩来触中痛处，显得尴尬发窘，只好点点头。

    周恩来却真诚地为对方介绍尼克松的观点，说：“尼克松总统声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地位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松了一口气，说：“总理同意我们总统的观点，我很高兴。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却也能寻找到一致的地方。”

    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就在此时开始形成。中美双方由20多年来隔绝无知而开始相互了解。双方既有严重的分歧，也有目标一致的地方，这使会谈从第一轮开始就有了意义。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像两位教授之间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两个人在思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时的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使基辛格很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他觉得面对的是一个伟人。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11点20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没有讨论到哪一个必须作出决定的问题，即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的问题。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实质上会谈是很严峻的。周恩来走后，基辛格沉静下来，望着楼外的夜色、树丛中的灯光，他感到有点紧迫与沉重。按秘密访问计划，他在北京的时间被限定为48小时。如果伊斯兰堡的掩护工作做得好而没有引起怀疑，他必须在后天，也就是7月11日在巴基斯坦重新出现。只剩明天一天了，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为什么毛泽东不急于听周恩来汇报基辛格来访的要事？

    周恩来总理在同基辛格结束了第一轮会谈以后，带领中方人员离开了6号楼，走到工作小组所住的4号楼。他立即让王海容打电话联系，问什么时间去毛主席那里汇报。王海容问谁去汇报，总理说让她与唐闻生和他自己三个人去。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对总理说：主席让现在就去，还让熊向晖也去。周恩来吩咐王海容和唐闻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公文包，服了药，便与熊向晖一起上了车。

    熊向晖的女儿熊蕾，对当晚向毛泽东汇报的情景，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详细而生动的记述。引用如下——周总理的轿车驶出国宾馆，开往中南海。已经是午夜时分，街上静寂无人。周总理默默沉思着，熊向晖则在心中迅速地筛选最近的国际大事，推断基辛格的秘密访问一旦公开，可能引起什么样的国际反响。他蛮有把握地认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国际形势。

    轿车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门口停下。周总理带着熊向晖快步走进毛主席的会客室兼书房。主席身穿睡衣，站在屋子当中。总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说：“这么晚，主席还没休息啊？”毛主席说：“我不困。”

    熊向晖跟着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说：“主席好！”

    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马马虎虎。”

    会客室中，七张单人沙发摆成一个半圆，每两张中间放着一个茶几。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总理和熊向晖分坐在他两旁。

    王海容坐到熊向晖旁边，唐闻生则坐在毛主席沙发背后立灯下的一张椅子上。立灯关着，室内光线很柔和。

    周总理告诉主席基辛格到了，准备汇报他提出的问题。

    不想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那个不忙。”

    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之后，毛泽东接见周恩来、叶剑英等。

    他转向熊向晖，开始了一场出人意外的谈话。

    毛主席从茶几上拿起一支深褐色的小雪茄，唐闻生帮他点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满面笑容地问：“你现在还讲不讲‘卫生’啊？”

    王海容对熊向晖解释说：“主席是问你还抽不抽烟。”她又转向主席说：“老熊是个‘烟鬼’。”

    毛主席轻松地说：“他怎么成了‘老熊’了？”听熊向晖说他已经52岁了，就说：“还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几上放着的小雪茄，说：“现在医生不让我抽香烟，只让我抽这个。他们都讲‘卫生’，你不讲，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晖点燃一支小雪茄，以为这样的寒暄可以结束了。可是，毛主席却继续提出一些在他看来是“寒暄”性的问题：“你在总参×部当副部长？”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

    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

    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

    熊向晖回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

    主席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熊向晖回答：“今年4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

    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的书。”

    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

    主席问：“在那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

    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时汇报，他这次回答得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

    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

    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些马列的书。”

    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

    “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

    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

    ……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有叶群，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都是当时几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

    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听过这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

    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虽然对那些趁“文化大革命”之机扶摇直上的政治暴发户很反感，但由于黄永胜等人对庐山会议的情况严密封锁，他看不出任何他们地位动摇的迹象，因此，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

    毛主席转过身来，问总理：“那五个人的检讨，发给总参没有？”

    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

    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这说明了什么？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呢？难道是林彪？

    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

    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

    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

    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

    “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

    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要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成‘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

    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

    直到此刻，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轮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过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

    本来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总统的特使，秘密来北京访问，只能在北京作48个小时逗留。这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大事。第一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到毛泽东那儿汇报，以听取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却将基辛格来访的事搁在一边，首先要熊向晖汇报“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检讨情况，而且询问得十分具体，十分仔细。毛泽东以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及高度敏锐的政治嗅觉，从熊向晖的汇报中觉察到林彪身边那几个人物并没有真正认错，觉察到他们正在搞阴谋。毛泽东警觉到可能出现的危险，毅然采取部署，于8月14日离开北京，去巡视大江南北，作了一次带有神秘色彩的旅行。毛泽东一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讲庐山的那场斗争，讲“三要三不要”原则，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一切，极大地刺激着林彪一伙的神经。他们加紧了反革命政变的部署。这已是后话。

    周恩来开始汇报与基辛格的会谈：“今天第一轮，大家见了面，互相认识。

    互相了解对方的基本观点。开始他们比较紧张，谈到了台湾问题，为此准备了很多材料。”

    毛泽东认真地听周恩来汇报。毛泽东边听汇报边说：“猴子变人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经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他又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好，让那些多米诺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

    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等人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周恩来作了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待周恩来等人离开毛泽东住地时，已经2点多了。

    基辛格去时忧心忡忡，回时喜气洋洋

    7月10日早晨，基辛格和助手们正准备吃在中国的第一顿早餐。宾馆服务员端着托盘将早餐送进来。托盘还捎了一份英文稿子。服务员将稿子交给基辛格，说：“基辛格先生，这是周总理托我交给你的。”基辛格拿起稿子一看，正是尼克松总统7月6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原来，这是美国中西部新闻宣传机构的高级人员集会，请内阁成员和白宫助理人员报告国内政策，尼克松总统在会上作了这篇事先未草拟讲稿的即席演说。在稿子旁边，周恩来写了一行小字——阅后送还，仅此一份。

    在早餐桌上，基辛格让助手们传阅。

    霍尔德里奇抱怨说：“总统将世界‘三极论’升为‘五极论’，这样重要的讲话，事先不跟我们打招呼。”

    “搞得我们昨天好尴尬！我们总统的观点，要让谈判对手来转达。”斯迈泽也满腹牢骚。

    洛德翻看着说：“中国怎么连一台复印机也没有？！看了还要送还。周恩来倒是很真诚。”

    基辛格十分感动地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

    吃罢早餐，由黄华陪同去参观故宫。故宫又称紫禁城，是中国明清两朝的皇宫，已有565年的历史，住过24个皇帝。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因为接待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而获准开放。这天也是仅供基辛格一行六个美国人参观。最有意思的是，雷迪和麦克劳德两个特工人员也参加游览故宫。他俩没有忘记自己的重要责任，是拎着那两只装满机密文件的箱子来游览的。黄华曾在燕京大学学过英语，在延安时先后接待过斯诺和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还是50年代在朝鲜板门店谈判的重要代表。基辛格与黄华一边参观，一边交谈。

    “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日本、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基辛格说。

    黄华听了哈哈大笑：“真的吗？”

    洛德说：“我证明，博士的话是真的。”

    金碧辉煌的宫殿，玲珑雅致的花园，苍劲古遒的柏树，美丽的大理石雕刻，逼真的青铜狮子，使美国人惊叹不已。中国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还带领他们参观了近几年的出土文物，有马踏飞燕、金镂玉衣等。

    大家在青铜狮子前合影留念。走热了，都只穿衬衫。基辛格穿的衬衫尺寸不合，又宽又大，他不时地用手整理了一下衬领。黄华望了他一眼，感到奇怪。

    基辛格脸上露出神秘莫测的笑，说：“我们在紫禁城里照相，‘台湾’却和我贴得那么近……”

    美国人都哈哈大笑。黄华诧异，不知是何缘故。斯迈泽对黄华耳语说：“他忘了带衬衫，穿的是霍尔德里奇带来的台湾产的衬衫。”

    黄华一看基辛格穿着大衬衫的狼狈相，笑得很开心。

    下午4点，周恩来与基辛格的会谈继续举行。地点换至周恩来办公的人民大会堂。这一轮会谈的气氛，与7月9日的第一轮很不相同。双方寒暄之后，各自介绍自己的观点，因为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世界形势问题、日本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缓和了一下气氛，说：我们不如先吃饭，烤鸭就要凉了。

    进餐前，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指示对基辛格说了一番世界大乱、形势大好的问题，说到中国准备打仗，准备美国、苏联来瓜分中国。

    基辛格赶忙说，请总理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盟国或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来对付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基辛格离京前，由黄华陪同参观当时尚未开放的故宫。

    饭后，周恩来态度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1972年夏天来访问。基辛格说，1972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就建议改为1972年春天。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参观项目、新闻和电视报道，而且还得派出官员和电视技术人员先遣小组，以确保安全和报道工作顺利进行。周恩来同意进行讨论，建议在晚间10点以后再会晤，起草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

    周恩来与基辛格谈毕，即驱车赶到中南海。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谈了两条意见：

    第一，汇报到基辛格说的美国不会进攻中国、让中国把军队开到北方去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第二，汇报说到讨论发布公告之事时，毛泽东表示，对公告内容中提及尼克松来访谁也不说主动，是双方都主动。毛泽东还说：在公告中，也不提我要见尼克松，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当晚下半夜，周恩来总理指派黄华与基辛格讨论这个公告。周恩来率领熊向晖等人再次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第二轮会谈的情况。毛泽东批准了联合公告的基本草案，准备在7月11日上午与基辛格进行最后的讨论。

    可是，基辛格等人过于敏感，因为在北京逗留已经一天半即36个小时了，还有12个小时就得飞回巴基斯坦。可是，联合公告还没有落实，他们又无法与外界联系。基辛格觉得很痛苦，十分焦躁不安，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能否签订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联合公告。他与助手们担心有人偷听，就在半访华的基辛格风华正茂。

    夜走到楼外的花园中，在散步中商量对策。

    7月11日，上午9点40分又开始会谈。双方这时才就尼克松访华而将发表的公告问题进行磋商。公告文字要求简短，内容为双方所同意，商定在基辛格离华后双方在预定的同一时间各自发表这份公告。尽管公告内容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双方都意识到这个公告的重要性：这几句话一经公布，就会轰动世界。

    由黄华与基辛格来进行起草公告的工作。公告的稿子是由中方提出来的，当时双方对公告稿子有三处争议：其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由谁主动提出的；其二是中美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其三是来访的具体时间。关于第一点，中方的稿子据实写着“尼克松总统要求来华访问”；基辛格不同意这么写。为了给尼克松留点面子，改为中国“获悉”尼克松要求而发出邀请。关于第二点，为了不引起第三国可能产生的疑虑，把中美领导人会谈的内容，限定在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上。关于第三点，访华时间定在“1972年5月以前”，其时间背景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以前。后来尼克松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说美国总统大选“我投了你一票”，就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双方同时发表公告的时间，采纳了美方提出的时间——7月15日。

    周恩来在起草公告工作完成之后来到钓鱼台，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同定在巴黎，由尼克松总统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接着，周恩来还提议：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此行的最后一次午餐是十分愉快的。紧张的气氛烟消云散。叶剑英在送行的宴席上也露出了笑容。

    基辛格与助手们兴高采烈地乘着那架巴航飞机飞回巴基斯坦，除了带回双方认可的联合公告，还带回了中国人送的中国菜、毛泽东着作英文版及这次访问的照相集。

    飞机在下午1点顺利飞抵伊斯兰堡。舒尔坦在机场迎接。舒尔坦后来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基辛格在舒尔坦陪同下，乘车兜了一个圈子经过纳蒂亚加利所在的穆里路，又大事张扬地回到伊斯兰堡城里，似乎是恢复了健康从山间别墅回来了。当晚，他即转乘自己的那架飞机，飞往巴黎。在机上，他给尼克松发了预定的代号，报告访华成功。他们挤在拥挤的机舱里，兴奋地回忆这几天的经历。基辛格最年轻的助手洛德，当然没有预料到，十几年后自己会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后来，他说了一番很有感情的话：“今天，在太平洋上空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个人和数以百计的代表团穿梭往来，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对方的国家里学习、教书和工作。今天，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其他形式多种多样。今天，我们广泛进行磋商，经常举行高级领导人和工作人员互访……而当年，我们两国却相互隔绝，互不来往。我有幸跟随基辛格博士乘了一架飞机，探险似的神秘地飞过太平洋来访问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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