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甚至考虑不派使节，自己直飞北京

    在广大美国人看来，有新闻价值的只不过是美国一个乒乓球队出人意料地接受邀请，去封闭已久的“铁幕中国”访问，受到了盛情接待，并且得以使美国球员及记者向公众传达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感受。

    充分理解周恩来“乒乓外交”举动的全部含义的，在美国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尼克松，另一个就是基辛格。因为只有他俩才知道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来往的全部信息。尤其是从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条渠道传来的秘密信件，只有他俩了解。

    尼克松以他几十年来锻炼出来的特有的政治敏锐，预感到中美两国之间即将有某个重大事件发生。他感到兴奋，受到鼓舞。美国乒乓球队是4月10日上午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到达中国境内，当天傍晚就乘飞机抵达北京的。尼克松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二天4月11日是星期天，又是复活节。

    十分注重家庭生活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及两个女儿特里西亚与朱莉在一起，外加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埃德·考克斯与戴维·艾森豪威尔。当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尼克松讲起了女儿的婚事，还谈到蜜月旅行。特里西亚和考克斯再过两个月就要结婚了。

    尼克松甚至想自己前往北京，不派特使了。

    他们征询尼克松的意见：蜜月旅行应该上哪儿？如果你是我们，你会去哪个国家？

    尼克松仰靠在椅背上，还在想着美国乒乓球队今天在中国该怎样度过。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应该去的地方是亚洲。我希望你们在一生中某个时候，最好是早些而不是晚些，能够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尼克松希望他们能去，其实是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够去。

    4月12日，台湾驻华盛顿的“大使”周书楷由陈纳德夫人陈香梅女士陪同来白宫向尼克松辞行，他就要卸任回台湾去了。周书楷以一种悲凉而复杂的心情，谈到了美国乒乓球队对大陆的访问。他对尼克松说：“要采取冷静的态度，对任何这种姿态都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

    尼克松转开话题，称赞周书楷在华盛顿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请他代问委员长和蒋夫人好。

    周书楷无可奈何地刚刚告辞，尼克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批准了基辛格在3月25日（也就是名古屋乒乓球大赛之前）向总统提交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规定要在近期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以大幅度取消存在已久的对华贸易禁运。

    4月13日，尼克松把采取对华政策新措施的决定通知了政府各部门。

    4月14日，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讲话传到华盛顿时，正好是美国东海岸的早晨。尼克松找基辛格、罗杰斯作了研究，认为美国该做出反应了。中午，尼克松总统通过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宣布，总统决定采取五项对华政策新措施，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齐格勒公开承认乒乓球事件对这次宣布的时机是有影响的。

    4月16日，尼克松在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时，仍然处于因为乒乓球队访华引起的兴奋状况之中。他喜不自禁，大谈特谈他使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长远目标，使中国大陆“结束与世界大家庭隔绝的状态”。他还把在复活节对女儿特里西亚和她的未婚夫说的话公开出来，称中国是度蜜月的好地方。他自己也希望去。

    可是，他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却对一群记者说，他不同意同北京关系正常化的政策。阿格纽还说，在美国乒乓球队受到邀请的那天晚上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他就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同中国搞关系会危害美国利益，肯定会破坏美国同台湾的关系。阿格纽说，他的乒乓球打得不错。他又说，美国随行记者对乒乓球队访华的报道糟透了，是在为共产党中国宣传。最使他恼火的是美联社罗德里克的报道。他声称让乒乓球队访华是上当了，是个错误。阿格纽的谈话被4月20日的《纽约时报》披露了出来。

    尼克松知道后大为恼火，担心影响中美对话的进程。他命令助手霍尔德曼要阿格纽以后不要再谈论中国问题。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有意识地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总统和副总统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尤其一致。”

    阿格纽不再作声了。

    “乒乓外交”过去之后，4月21日，尼克松在白宫特别接见了刚从中国回来的美国乒乓球队领队斯廷霍文。他向斯廷霍文保证，对于美国乒协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之事，他一定给予合作。斯廷霍文走后，尼克松独自坐在办公室里，内心又泛起一股不安的情绪。每当重大事件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的心情总是很矛盾。阿格纽的反对态度使他产生事情会变糟的预感。同时他又满怀希望，期望着突破给自己带来的一切。他相信自己在推动历史前进。入主白宫以来，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吗？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袖人物的特色。伟大领袖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袖无须像一般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他经历过6次危机，遭遇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领袖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他觉得，现在周恩来发出了信号，这就是时机。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在最后的时刻后退。

    这几天，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想法，省掉先派总统使节这个阶段。既然乒乓球队已经起了为他探路的作用，下一步，他为什么不直接由自己出面飞去北京呢？！当然，他这样想是担心总统的使节出使北京将会产生莫大的轰动，从而使自己的中国之行减色。

    尼克松忐忑不安，拿不定主意。他找基辛格来商量。基辛格对中国人已经有了新的认识：中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与学识是以千年的文明史作为背景的，美国人太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了。基辛格劝告总统：“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直接邀请，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总统前往中国访问，未免太危险了。要是吵崩了，在国内外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形势往好的方向发展，我觉得总统不必操之过急。”

    尼克松觉得也对，微微点头说道：“我是担心时间一长，中国人会变卦，又上天安门来一个革命声明，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基辛格胸有成竹：“我倒不怀疑中国会变卦，会后退，这是全球力量的格局决定的，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尼克松稍稍宽下心来，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可是，他焦虑着急的心情有增无减。4月27日上午他和基辛格碰头后，决定派一名信使到巴黎去，通过法国的关系把正式建议传达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之所以选择巴黎，是因为中国人对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渠道保持缄默已经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北京对这1971年，尼克松与陈香梅女士。

    两个渠道都不信任了呢？

    发往巴黎的信还在途中。4月27日这天下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来到白宫，带来了周恩来通过叶海亚总统捎来的新口信。口信说，中国人现在对于作为达成和解的直接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以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周恩来口信的新内容是说公开接待美国去北京的使者。这是尼克松难于接受的。他认为，为了使这个主动行动能有成功的机会，必须完全保密，直到为总统的访问所作的最后安排达成协议为止。如果事先透露风声，保守的反对派就可能在国会里进行动员，破坏全部工作。

    这个口信又使尼克松欣喜不已。他花了两三天时间与基辛格讨论派谁去北京参加初步会谈。开始认为美国在巴黎的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最合适，一想到中国人不愿意和越南谈判问题搅在一起，就排除了布鲁斯。又考虑到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几乎没有办法秘密前往中国。最后，尼克松决定基辛格去。基辛格推托说，他像罗杰斯一样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着说：“我相信一个能够进出巴黎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一定能够进出北京而不让人觉察。”

    基辛格十分高兴。他后来曾经开玩笑说：“理查德·尼克松真有胆量：他派我一个人去，到时无法同国内联系，他不怕我把阿拉斯加卖掉啊！”

    尼克松觉得也只有基辛格可派。此次秘密访华，没有经过官僚机构的正常审批手续，便派出使节；如果使节此行失败，必定会给他造成一场政治灾难，对美国也会是一场国际灾难。基辛格到底是他的安全事务顾问啊！

    要有所建树，就要果断，要敢于冒巨大的风险。否则就会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他在心里说。

    正因为与中国人的信息联系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知道，国务院等官僚机构被甩在一旁不知底细。然而事物总有它另外一面。保守秘密就导致了混乱。明确归国务院管的对华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当时，国务院估计到，美国反对接纳中国的主张在联合国所得到的支持愈来愈少；因此，国务院设计出了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不驱逐台湾的“双重代表权”方案。

    这种方案，对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在国内批评尼克松对华政策的人才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国务院为此写了备忘录请总统批准。

    尼克松为“乒乓外交”所鼓舞，不想在这个触痛神经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上危害对华新政策的还不牢靠的开端，就干脆把它搁了下来，只是表了一个态：“今年7月中旬以前，我不对这个问题作任何决定。”

    罗杰斯国务卿当然不知道，尼克松要派基辛格在7月以前访问北京。

    国务院这个“双重代表权”方案尚未正式抛出，影响还不大。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几乎捅了大娄子。4月底提前出版的《生活》周刊报道了毛泽东跟斯诺在北京的那次谈话内容。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预发了斯诺这篇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成为许多报纸、通讯社的头条新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法国、日本等国的大报都发了消息。4月29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伦敦出席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长级会议时，在电视上发表谈话，宣称埃德加·斯诺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去访问是“随随便便地提出的”。

    他认为，那不是“当真的邀请”。他还说，中国对许多方面都是“扩张主义的”、“相当偏激”。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尼克松当晚得知罗杰斯的谈话后有如听到晴天霹雳，好半天才冷静下来，只好于当天亲自出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做一些纠正工作，在谈话中用和解的语气提到他可能访问中国。有一段话简直是讲给北京听的：“我希望，事实上是预期，在某个时间以某种身份访问大陆中国，以什么身份出访我还拿不定主意。”

    周恩来精心挑选对美工作班子

    小轿车行驶在北京西郊的大道上。司机把车子开得很平稳。周恩来还是觉得心直往下坠，内心感到苦涩和沉重。

    刚才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他动了感情。中国有几个李四光？世界上又有几个李四光？为什么在李四光的追悼会上不给致悼词？李四光为地质学作过重大贡献，名震中外。李四光一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不顾生命危险，冲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阻挠与无耻威胁，毅然从英国回归祖国。他记得那也是5月份，是1950年的5月，李四光终于胜利回到北京。他和李四光热烈拥抱、紧紧握手；他还记得李四光眼角噙着泪花。他更记得在最困难的时候，北京街头汽车没有油而驮着大大的煤气包的时候，李四光忧心如焚，废寝忘食，为国家寻找大油田作贡献……这样的人去世了怎么能不致悼词？

    周恩来认真思考组建对美工作班子。

    他狠狠地批评他派去科学院的联络员。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怎么能够同意这样开追悼会？！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实在太“左”了！

    刚才在追悼会上，周恩来非常激动，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他不理会人家的规定，当场念了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写给他的信。念罢信，又亲自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李四光在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

    周恩来坐在车后座上，把头仰靠在沙发上。他太累了。他尽管合上了眼皮，却丝毫没有睡意。他抑制住悲愤，又在思索着将要跟尼克松派来的特使会谈的事。

    尽管周恩来在给美国的回信中声称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派来的基辛格或是罗杰斯，可是，他判断尼克松很可能会派基辛格来。据说基辛格是个谈判高手，很有学问，观点也新。主席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对美工作小组，准备跟基辛格较量。小组由叶剑英负责。解放战争中，在美国协调下于北平举行国共谈判时，叶帅就跟美国人打过交道。

    周恩来反复思考着对美工作小组成员的名单。思考着挑谁当自己的助手。

    1944年，叶剑英在延安就接待了美军观察组。

    叶剑英在1946年主持军调部和马歇尔将军一起工作。

    伍修权吗？伍修权在抗美援朝时就跟董必武率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跟美国人较量过。但是，伍修权处境艰难，人家管得很死，不容易调；用乔冠华也行。乔冠华跟着周恩来多次跟美国人打交道。可惜冠华肺结核病很厉害，已经住院治疗；用陈老总更好！陈毅在前年举行的四老帅座谈会上就曾大胆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痛心啊，陈老总已是癌症晚期，正在想方设法治疗抢救；他还想到了黄华，在延安交际处接待美军观察组时，黄华给美国人很深的印象；还有章文晋，也是跟周恩来搞外事工作多年了，是在重庆的复杂环境里锻炼过来的……

    又有一个人的身影闪过他的脑际——熊向晖。熊向晖已经调到总参谋部工作，还可以调来。前年，珍宝岛反击战以后，他曾请示主席同意，派熊向晖去参加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的国际形势座谈会。熊向晖在美国读过书，能说很地道的美国英语，反应敏锐，头脑很灵。周恩来还想起11年前他让熊向晖陪同英国着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我国访问的轶事来。

    蒙哥马利元帅对新中国很友好，1961年9月来华访问。周总理让熊向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陪蒙哥马利去外地访问。在洛阳，有一天晚饭后，蒙哥马利到街上散步，走过一个小剧场，就闯了进去。这个剧场正上演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蒙哥马利简介了剧情。幕间休息时，蒙哥马利就走了。他回到宾馆后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熊向晖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说：他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哥马利不吭声了。

    周恩来听了熊向晖的汇报，严肃地批评说：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奇就够了。人家有看法，何必驳他？蒙哥马利是与我们友好的。你搞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引申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

    熊向晖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给周恩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熊向晖成熟多了，而且又年富力强。周恩来决定要让他来当自己的助理。

    小轿车驶到公主坟的十字路口时，司机骤然刹住车。周恩来感觉到车子停了，睁开眼，只见前面一溜亮晶晶的小车从南往北疾驰而过，打头的是三辆黑奔驰，好不威风。能乘奔驰的角色绝不是等闲之辈。公主坟南边是两大总部，西边是海军大院，东边是空军大院。这溜车子都是白牌，有空军代号，无疑是空军大院驶出来的。周恩来早已得知副统帅林彪的儿子也被称为“天才”，而委以重任，当了作战部副部长，空军要听这个小“天才”的。据说此位“公子部长”

    近来很活跃，南来北往，十分频繁。大约是这位公子出行吧。

    那一溜小车威风凛凛地过去了，周恩来的车子才开动，向东行驶，沿着西长安街前行。周恩来的思路又回到外交上来。

    伍修全1950年就去纽约参加过联合国大会。

    在1967年到1969年这三年中，要是没有受到极“左”的干扰，中国在国际上是会有很多作为的。早在1965年，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概括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九个字的外交方针。60年代下半期，世界形势确实处于动荡、分化、改组的大变化之中，中国这么大个国家不应该是个旁观者。

    使周恩来深感不幸的是，由于这几年极“左”分子的破坏，外交处于瘫痪状况。

    从1969年秋天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开始，沉睡多年的外交又开始活过来了。最近半年来，又有七个国家与我国建交，比过去七年还多。在周恩来的亲自掌握下，正在同奥地利、秘鲁、喀麦隆、黎巴嫩讨论建交问题，还在探索与英国、日本改善关系。最重要的是，他眼前面临着与尼克松派来的使节对话、商讨改善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上个月的“乒乓外交”，使我国赢得了主1971年，熊向晖陪同周恩来会见旅英华裔作家韩素英及其丈夫。

    动。他要写几条要点，跟对美工作小组的同志讲一次话。他正在思考着的时候，车子已经驶进了中南海。

    “休假”的基辛格去海边安排绝密的北京之行

    加利福尼亚，阳光下的金色之州。从面积来说，加利福尼亚是美国第三大州，仅次于阿拉斯加和得克萨斯。但它的财富却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它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西方与东方的移民像潮水一样涌到这个州来。人们既在它的土地上疯狂地竞争，又在它宜人的气候下享受阳光和闲暇的生活。许多人晒得黑黑的，许多人金发碧眼，许多人衣着时髦，充满自信。高速公路两边的田野上遍布着没完没了的盒子似的私人住宅。东边是起伏逶迤的内华达山脉。

    尼克松就是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当选总统后，在这里的圣克利门蒂设置了“西部白宫”。基辛格也在附近的棕榈泉搞了一幢私人住宅。5月上旬，尼克松总统批准基辛格去休假，基辛格就飞到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躲了起来。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甩开日常工作、避开新闻界的耳目，积极准备去中国访问的工作。

    基辛格从华盛顿带来了一大包关于中国的哲学、历史、艺术和文化的书籍，还有他的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大本一大本的关于中国的资料。据说，他的助手们亲手整理过的有关中国的材料已达上吨重，可见工作量之大。既要研究中国，又要保密。有一次，他要中央情报局给他搞一份关于周恩来生平的详细材料，但稍一转念，他马上扩大范围，要求把所有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的传记都送来，假装说：“供我参考之用。”他巧妙地向各方面的中国问题专家求教，但绝不吐露自己的真意。专家们十分赞赏他的求知欲，以为他无非是想了解关于中国问题的各种新见解而已。在公开场合，他大谈越南问题、苏联问题、欧洲问题；在背地里，他孜孜不倦地钻研中国问题。为了不露真相，他常常故意施放烟雾，讲一些反话让人无法揣测。一次，《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则简讯，推测说，如果中美建交，基辛格会到中国去。白宫里有个不知内情的人拿这则消息同基辛格打趣。基辛格莞尔一笑，答道：准是国务院里“我的一个崇拜者”认为，北京“大概就是他能想出的把我打发到离华盛顿最远的地方吧”。他避开耳目众多的华盛顿来到西海岸边的休假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秘密安排经过巴基斯坦与中国代表会晤的具体计划。5月3日，他曾经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约瑟夫·法兰传去了一个信息：

    为了只有总统和我知道的非常敏感的原因，总统希望你找点个人的……借口，立即返回美国，以便你能和我会谈。我们的会谈必须完全保密。会谈的性质，除总统、你和我自己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我意识到这个信息会给你带来困难，但是，我确信你会认识到，总统重视我们的会谈，这是压倒一切的考虑。我们会谈的题目不要求你作任何准备。

    法兰反复揣摩了这个口信，十分乐于从命。

    法兰大使向国务院请了一个假，说回国办点“私事”，就按基辛格约的地点，飞到洛杉矶来了。他在横越重洋的飞机上，还是猜想了一番。是印巴关系问题吗？不，不至于那么急，那么神秘。或是越南战争问题？不像，没有必要为越战问题找驻巴基斯坦大使。是不是苏联和巴基斯坦关系问题？更不像……既然基辛格不要求他作任何准备，那可能是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在美国只有总统、基辛格和他三个人知道的事，肯定只能是国家的高度机密。神秘的使命激起他内心的兴奋与躁动。

    5月7日上午，班机抵达洛杉矶。有一位法兰不认识的中年男子迎上来。

    此人自称是基辛格博士的朋友，奉基辛格的委托专程来接法兰，于是法兰没出机场就被领上一架私人小飞机，不久就飞到了洛杉矶附近的棕榈泉。基辛格正在棕榈泉的私人住宅里等他。基辛格笑着跟法兰握手：“你好，大使先生，总统也会感谢你的到来。我们谈完后，马上送你回洛杉矶飞机场。”

    法兰更是惊愕了。基辛格狡黠地一笑：“你到棕榈泉来过是根本无案可查的事。你明白吗？”

    谈话马上就开始了。基辛格首先将尼克松总统的决策及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切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传递的来往信息，全部告诉了法兰大使。法兰吃惊不小，想不到他所住的那个国家已经为美国与中国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连蛛丝马迹都没察觉到。他惊诧地问：“你是打算通过伊斯兰堡去见中国人？”

    “是的。我要与中国的使节谈判。我见中国人的技术安排要通过你来做。事前我已经了解过你的情况，档案材料表明你为人忠诚可靠，办事扎实能干。总统也批准了由你来安排。”基辛格满怀希望而又郑重其事地盯着法兰说，“要绝对保密，除你之外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在国务院的上司为什么不能知道？”法兰探询地问。他担心将来会受到上司的责难。

    “你不用担心以后上司怪罪。有总统和我哪！这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之所以要保密，是为了避免许多涉及很复杂很敏感的问题的材料经过太多人的手有可能泄露而造成误解。”

    法兰因为得到总统及其顾问的信任而感到喜悦，也觉得责任重大。他沉默了片刻，说：“我明白了。”

    “你可以利用你的工作人员去深入考察一下一些安排是否切实可行，只是不要告诉他们这些安排的真正目的。”基辛格说，“我的想法是在巴基斯坦或在中国华南的一个方便的飞机场和中国代表会晤。”

    法兰建议说：“会谈还是在中国进行为好。让中国人偷听比让巴基斯坦人偷听好一些。反正中国人要做记录的。”

    基辛格那眼镜片后的眼珠转了一圈：“你认为我去中国好一点？”法兰点点头，“嗯”了一声。

    基辛格说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具体计划：

    “我将从华盛顿出发作一次‘了解情况’的出访，我将访问西贡、曼谷、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巴黎。我的飞机上不带新闻记者。我在预定停留的地方都不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是都举行了解情况的会议。这样，等我经过一个星期到达伊斯兰堡时，记者们从我身上采访新闻的兴趣已经不大了。记者厌烦之时，就是我成功之日。”说罢，基辛格哈哈大笑，“你觉得怎样？”

    法兰说：“常驻伊斯兰堡的只有一名美国记者。依我看，问题不大。”

    “那样，我将于星期五上午到达巴基斯坦，由你出面张扬一下，安排我一整天的活动，既在大使馆也在巴基斯坦政府露面。如果叶海亚总统同意，他可以请我到某一个合适的幽静的地方度周末，比如说开伯尔山口或是某一个别墅。

    我将让我的飞机停在飞机场一个显眼的地方。然后，我将乘一架预先停放在机场的飞机到中国去。在我‘失踪’还不超过36小时时，我将引人注目地重新露面，然后西飞巴黎。你看，我计划中的这一切办得到吗？”

    “你36小时之内能回来吗？”法兰问。

    “我想是能回来的。”基辛格说。

    法兰充满信心地说：“能办得到。”

    基辛格说：“那么，你一回到伊斯兰堡就马上和叶海亚总统联系。我会把你所担负的任务通知希拉利的。我希望你在我待在巴基斯坦的时候管束住使馆的人员，不要让他们来找我的麻烦，并使人觉得我真的一直在巴基斯坦。”

    谈罢话，基辛格将法兰送至屋外。基辛格那个朋友已经笑眯眯地等在院子里。基辛格跟法兰握手告别的时候，又一次笑着提醒他：“你记住，你到棕榈泉这儿来过的事是无案可查的。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也不知道。”

    那个朋友朝他诙谐地双手一摊，耸了一下肩膀。

    送走法兰以后，基辛格心情特别好，处在一种亢奋的心理期待之中。法兰给他的印象很佳。基辛格相信自己的计划会得到落实。他不肯歇一歇，就执笔草拟发给周恩来的回信。当然，这封信也是上没有抬头、下没有签字的。

    信中说：

    ……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的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居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同时，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5月9日，基辛格在棕榈泉休假结束回到华盛顿。第二天，尼克松看罢给周恩来的回信后批准照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华盛顿国际机场。涂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志的喷气式客机呼啸着在机场降落。这是6月2日下午黄昏时分。机场的灯火与客机的标志灯相映成趣。一个外交官模样的巴基斯坦信使跟乘客一起下了飞机。信使携着外交邮袋出示了免检证件，先走出了候机大厅。一位巴基斯坦驻美人员上前迎接信使，两人从大厅走到门外，上了插有巴基斯坦国旗的小车。车子沿着波托马克河岸飞驰，在夜色中隐约可见华盛顿纪念塔高耸入云。车子驶向巴基斯坦驻美使馆。

    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已经在两天前从使馆接到的电讯中简略地知道这个信息的内容。阿迦·希拉利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名门望族，长期担任公职，很能干。正巧，希拉利的一个兄弟这时也担任着驻中国大使。希拉利本人与基辛格关系很好还另有一个原因，希拉利的妹妹在50年代是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生，她对于女权的主张曾经给基辛格留下很深的印象。希拉利是一个精细的、思虑周到的人，觉得两天前收到的简单信息十分鼓舞人心。就马上转述给基辛格了。基辛格十分兴奋，盼望着还在路途上的信使赶快到达。

    希拉利一接到周恩来的答复信，就急忙驾车赶到白宫。

    这封仅两页纸的信是用打字机打的。同样是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基辛格从希拉利手中接过这两页纸的时候，紧张得手都有点儿发颤了。他也无形中受了尼克松情绪的感染，担心中国人在关键的时刻后退。他急急地先扫了一眼——……（在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且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谈话。……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他可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的心情简直是难以形容。他送走了希拉利，赶忙走到正厅去通知尼克松总统。厅里灯火辉煌，杯盏声夹杂着欢声笑语，尼克松正在宴请尼加拉瓜总统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基辛格告诉站在国宴厅外的随从武官，务必请总统尽快出来见他。基辛格兴奋而焦急地在厅廊里来回踱着。

    大约9点半钟，总统出来了。基辛格忍不住告诉总统：“来了！来了！周恩来的复信来了！”

    总统将基辛格领到林肯厅，接过那两页信件，读了起来。尼克松也禁不住眉开眼笑。看着总统把信读完，基辛格笑呵呵地说：“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两人兴奋地畅谈起来，谈到了两人辛苦多时共同起草的基辛格准备同周恩来会谈的第一次发言稿，谈到了在会谈中如何灵活处理，以免陷于被动，谈到了已经准备好的基辛格可以代表总统接受的十种不同的公报草案。

    两人谈兴正盛，零时已过，全无睡意。

    尼克松站了起来，特别兴奋地说：“亨利，你等一会儿。虽说我们俩都有晚上不喝酒的习惯，今晚破例了。”

    尼克松起身出厅门，沿着走廊走至二楼另一头的家庭小厨房。他在一个橱柜里找到一瓶没有开过的名牌陈年库瓦西埃白兰地，把它夹在腋下，又从玻璃橱里拿了两只矮脚大杯，高兴地走回林肯厅。

    在总统去拿酒的时候，基辛格独自在林肯厅里想起尼克松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的话：许多领导人最难接受的事情，就是授权别人替自己办事。基辛格这时觉得总统曾提出免掉派特使先行的这个环节，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夹杂了个人的杂念也无可厚非。总统最后还是同意由他去打前站，充分表现了总统的理智与难能可贵。

    尼克松回来了，斟了两杯白兰地，兴冲冲举起杯对基辛格说：“亨利，我们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的成功，是为了祝贺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世世代代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而有过和平生活的更好机会。”

    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灵机一动，说：“我们把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

    基辛格刹那间又感到沉重：“现代比马可·波罗时代强多了。隔洲隔洋可以直接通话。可是，我去中国却不能向您请示。您不怕我在北京将阿拉斯加卖了？！”

    尼克松淡然一笑：“那几天，我会睡不着的。要是完成使命，就用一个电码尼克松高兴极了！

    单词Eureka从北京给我发报。”

    “Eureka，”基辛格重复了一遍，“发现。马可·波罗发现了中国，我能发现什么？”

    “和平！”尼克松回答，“亨利，再干一杯，为这次重大的秘密行动。”

    两人碰了杯。一向孤僻寡言的尼克松，这天晚上话特别多：“你看……”

    尼克松桌上摆着研究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生活》杂志于1971年4月30日发表的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尼克松指着照片说：“毛泽东请一个美国人上天安门站在他身边。这就是一个象征，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怎么没想到？”

    基辛格羡慕地说：“中国人太精细微妙了，到底是经历了几千年文明的熏陶。”

    尼克松慨叹：“我们真是太粗疏！人家毛泽东早在去年就讲了，我‘作为总统去也行，作为旅游者去也行’……博士，他为什么又讲‘双方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呢？”

    基辛格托着腮陷入沉思。夜更深了。

    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访问计划。

    尼克松纳闷地问：“如果谈不成，我去北京又有什么意义？”

    基辛格很快就思路大开，脸上喜悦的表情好像小孩考了一个满分：“我悟出来了！毛泽东这个人真不简单，他用他的语言讲出中美两国接触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它会改变世界的格局。就是‘谈不成’也是有意义的。”

    尼克松兴趣盎然：“也就是说，连毛泽东也认为世界不再是两极，将要变成三极了。”

    “毛泽东有句诗，叫‘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基辛格又分析起来，“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大的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

    白宫的夜景特别迷人。这座朴素而壮丽的欧洲乡村别墅式建筑在明亮的灯光沐浴下，更显得洁白如玉。白宫的主人为即将会见大洋彼岸那个文明古国的紫禁城里的领袖而兴奋不已。

    洛德以十分高超的语言技巧对华裔妻子泄密

    1971年7月1日这天，温斯顿·洛德在家里收拾行装。他的中国血统妻子贝蒂（她的中国名字叫包柏漪）在一旁帮忙。洛德马上就要作为基辛格的主要助手跟随基辛格开始那酝酿已久的秘密访华之行。这个时刻，他真是既兴奋，又苦恼。兴奋的是这次神秘的旅行事关重大，而且富于冒险的色彩，就像它的代号“波罗行动”一样，使人联想起数百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探险行动。

    苦恼的是，他要去的是贝蒂的母国，要是能告诉贝蒂，她会多么高兴啊。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了规定，他不能违反规定告诉妻子。洛德十分爱他的妻子，好几次都几乎将秘密告诉她，只是严格的纪律使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

    洛德和贝蒂的结合，用得着中国语言中“缘分”这个词。那是1960年，洛德自耶鲁大学毕业后到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市的弗莱彻法律及外交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班上就有个富有魅力的中国姑娘。一次，在联合国工作的洛德的母亲邀请这个班的学生去纽约参观联合国大厦，晚上还在家里招待大家吃晚饭。洛德的父亲是美国纺织业的巨子，也为这个中国姑娘的魅力所吸引。后来，他鼓励洛德：“温斯顿，你怎么不和这位姑娘约会呀？”这样，两人就开始来往了。

    1963年，他们在台湾驻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在他俩准备结婚时，洛德曾经受到警告：如果他与这位中国血统的姑娘结合，他将不能再接触有关中国的事务。在两种选择面前，爱神占了上风。直到基辛格到白宫出任尼克松的顾问时看中了洛德，禁锢才被解除。

    昨天晚上，洛德和贝蒂一起在客厅看电视。新闻节目中播出了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发出的一项简短的公告：

    ……尼克松总统即将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于7月1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一行将到巴黎去和美国驻法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途中，基辛格将去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与官员会谈……

    洛德听了齐格勒按计划对即将进行的访华秘密之行作了这番轻描淡写的掩饰说明，不由得粲然一笑。

    敏感的贝蒂早已注意到丈夫最近的行动有些异常，还诧异他近来常向自己打听有关中国的知识。贝蒂瞄了丈夫一眼，有意识地说：“温斯顿，我觉得你们这趟旅行，并不像齐格勒刚才描绘的那么平淡。”

    “是吗？”洛德装着若无其事，嘴角泛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神秘的微笑。

    今天晚上他就要启程了，贝蒂帮他收拾着行装。洛德内心的确泛起一股异常的波澜，望着贝蒂，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说。

    贝蒂问：“我凭直觉，女人的直觉，觉得你们好像要去干什么大事。”

    “你真的感觉到了吗？”

    “能告诉我吗？亲爱的。”

    “遗憾的是，不能。”洛德深情洛德回忆当年随基辛格首次访华的往事。而抱歉地望了望妻子，摇了摇头，“这事要是成功，你将会特别高兴。也许你很快就会明白，这将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祝你们走运！”她不再追问，拥吻了他。

    洛德提着皮包走到房门口，又转过身来，放下皮包，走到窗边，意味深长而又充满感情地推开窗子，说：“贝蒂，你看，PeepingJack（偷看的小伙子）。”

    贝蒂一望窗外，只有楼房、绿树、蓝天，根本没人偷看。她急了：“他在哪儿？”

    洛德吻了她一下，这才提起皮包出门而去。

    贝蒂凝视着窗外，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

    “Peeping，北平……我的天，他们是去北京！”

    她自知失口说出了国家机密，赶忙用手掩住口。她的眼睛因为兴奋而发出亮光。

    基辛格就要动身时，台湾“大使”竟然求见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马上就要启程去秘密访问北京了，他为即将来临的行动不安地祈祷着。尽管他充满着信心，但又觉得心中无底。也不知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中注定要使他的行动充满戏剧性，就在他要动身时，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先生来到白宫，要求与基辛格会晤。

    事后，基辛格将他与沈剑虹的这次会晤，称为他“平生经历的十分痛苦的一次会晤”。

    具有绅士风度、外表精明干练的沈剑虹走进办公室与他握手时，他眼中闪过一丝痛苦的光。他假装乐呵呵地与沈剑虹说起话来。

    “你好。博士先生，听说你晚上就要出发去访问亚洲。”沈剑虹明明知道齐格勒宣布基辛格要访问的是“东南亚”，而有意识在说话中扩大为“亚洲”，暗含了他没有表示访问台湾而使沈剑虹感到遗憾。

    “是啊，我是奉总统之命到东南亚去了解情况的。”敏感的基辛格听出对方用词的微妙含义，便特意重复谎言作解释。

    “今年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形势更为严峻，我觉得我们两国更应该协调行动。”

    沈剑虹说。

    “当然，当然。”基辛格意识到自己在敷衍对方，煞是痛苦，“要密切合作，保持一致。”

    “但是，有消息说，贵国国务院准备了接纳北京的‘双重代表权’提案。”

    沈剑虹抓住要害，单刀直入，“蒋总统对此是深为关切、坚决反对的。”

    “沈先生，这是严酷的现实啊。”基辛格无可奈何地说，“连日本最近也表示要甩开我们，重新考虑在联大对中国的立场了。”

    沈剑虹摇摇头说：“可悲，甚是可悲。你们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刚刚出任台湾驻美“大使”的沈剑虹已经感觉到，美国要改变历史了。本年4月下旬，蒋介石派蒋经国“应邀”来美访问，虽然受到美国隆重的接待，却恰巧刚刚发生了周恩来搞的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沈剑虹觉得，尼克松对蒋经国来访的接待，可能“是尼克松向他在中华民国的友人”“道别”的一种方式。

    沈剑虹十分关注4月21日尼克松接见刚刚访问中国归来的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22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单独密谈。事后沈剑虹问他，基辛格是否带给他任何重要信息，“他只笑笑，未发一言”。尼克松与蒋经国正式会晤时，“尼克松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是未作任何承诺”。

    蒋经国访美，在美国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倒是蒋经国在曼哈顿闹市区的布拉萨酒店正门前遇刺引人注目。正当蒋经国从酒店门前铺着红地毯的台阶进入正门时，闪出两名“台独分子”，其中一个凶手举枪就射，被便衣警探擒住右腕，使子弹偏高射出，蒋经国方逃此大劫。蒋经国遇刺不遂的事件，反而变成紧跟着“乒乓外交”

    而轰动于世的热门新闻。这确实使沈剑虹闷闷不乐。

    沈剑虹这次会晤基辛格，本意是商量在下届联大表决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如何保沈剑虹的回忆录《使美八年纪要》中记述了这次会见基辛格的经过。

    住台湾的席位，可是谈话并不如意，使他顿生感触，慨叹美国对共产主义太软弱了。

    基辛格听了责难，并不恼火，反而不无同情地说：“沈先生，尼克松总统对此亦深有同感，十分苦恼。”

    沈剑虹焦急而略含愠怒地说：“贵国要是抛出‘双重代表权’提案，欢迎中共进来，岂不是等于给急于讨好中共的国家打开了闸门？！”

    基辛格虽然对沈剑虹印象不坏，此时亦很难聚精会神地跟其详细讨论这件事，只得安抚性地说：“对沈先生的感情及贵国的境况，我深表理解。我想，改天我们还可以在联合国大会的程序性的问题上再想一点办法。”

    沈剑虹心绪不佳，只好告辞了。

    基辛格在启程的这一天还和尼克松总统会晤了三次，最后一遍审查那些为出访准备的文件。尼克松激动的神情中也透露出遗憾，大约是遗憾这次自己未能亲自去北京。基辛格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实现突破带来的喜悦与成功会使所有的人兴奋，更何况总统本人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尼克松最后一次浏览了代号为“波罗行动”的厚厚一大册黑皮书，然后签了字，交给了基辛格。

    在林肯厅，尼克松和基辛格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未来与中国以及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先后次序。

    基辛格再次把自己的担心向总统强调出来：“如果宣布在莫斯科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那么与中国的对话就可能障碍重重；如果我们的对华外交过于活跃，又可能使我们的对苏政策受挫。”

    尼克松说：“看来，苏联人对于原来暂定的在1971年9月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并不诚心，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的谈判起缓和的作用，以最高级会谈做诱饵来使我们作更多的让步。”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半个月前他和多勃雷宁在戴维营的谈话，给他的印象是多勃雷宁认为美方急于谈判，缺乏耐心，可以利用。基辛格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手里拿着什么牌。”

    尼克松有点得意地说：“我才不忙于马上跟苏联举行最高级会谈。不然的话，我们的对华政策很难有进展。”

    基辛格也有点幸灾乐祸地说：“莫斯科自己拖延时间倒替我们解决了难题。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突然告诉他，一个月以后我会在什么地方出现，真不知道多勃雷宁会做什么反应。”

    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决然地说：“亨利，不管莫斯科怎么反应，同中国的最高级会谈要首先举行。希望都寄托在你这次出访了。我打算先飞去北京，然后再飞往莫斯科。”

    基辛格望着灯光下尼克松那张下颏突出的脸、那双因兴奋而转得比往常要快的眼睛，心中对总统生出一些敬意。总统作出访问北京的这些决定，既没有同行政部门商量，又没有同国会商量，一旦出了差错，将完全处于无法为自己辩护的困境。然而，总统还是十分果敢地独自作出了这些决定。基辛格问：

    “快要起飞了，总统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尼克松提出：“我已经说过几次了，亨利，我还是想把你这次会谈地点改在北京以外的地方。”

    基辛格当然领会总统的言外之意，便委婉地答道：“当然，首先出现在北京的美国代表，最好应该是总统本人。可是，中国人的回信是邀我们在北京谈。”

    尼克松满脸不悦，又说：“那么，你必须说服中国人，在我访华之前，他们不要接待我们在政治上的反对派。听说民主党有人也想要访华。”

    基辛格说：“总统，我可以进行说服。但是，我担心中国人不是任人可以左右的。”

    尼克松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望了望窗外的草坪与灯火，说：“我又兴奋又迷惘，感到我俩像是沿着喜马拉雅山的悬崖探索前行，随时都会粉身碎骨。”

    “很难担保我这次秘密之行不会泄露。”基辛格也很忧虑。

    尼克松蹙着眉头问：“万一走漏消息怎么办？”

    基辛格略加思索，说：“只好由白宫发表一个简单的声明，我已拟好了内容：

    ‘基辛格博士应中国人的请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在基辛格回来并向总统汇报以后将发表一个声明’。”“管用吗？”尼克松问。

    “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声明能否平息一场暴风雨，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基辛格说。

    尼克松用显得沉重却很坚决的声音说：“要创造历史，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亨利，我还是祝你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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