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范平平和她的“老公”李兆亘犯诈骗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骗子结盟，“忽悠女王”情陷东北混混
赵本山和范伟的小品《卖拐》把“忽悠”玩到了舞台上的极致，而其貌不扬的东北女人范平平却在现实生活中将忽悠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连许多见多识广的社会精英人物也被她忽悠得团团转。
有关这个女人的信息，估计连范平平本人都不知道有几分是真的。也许范平平本人都陷入了自己精心编造的谎言中不能自拔。户口本上显示她生于1963年，自称是满族，大本文化，而她的妹妹范丽丽却生于1960年，是汉族。无业游民李兆亘被这个谎话连篇的范平平愣是忽悠成了自己的“老公”，摇身一变成为“李克农的孙子”、“中央情报局局长”。
范平平并不是看了《卖拐》后才茅塞顿开，大肆忽悠的。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范平平一直玩的都是大手笔。早在1995年她就在妹妹范丽丽的协助下一次从银行忽悠到了2000万元人民币，直到案发都没堵上这个窟窿。
1995年3月，范平平用别人的身份证在北京和广州分别注册了两家皮包公司：北京华兰德商贸公司和广州迅平实业开发公司。但法人代表都不是她的名字，可范平平控制着这两家公司，她自己借钱，自己担保，当时银行是轻易看不出来的。于是，范平平虚构贷款事由，用北京华兰德商贸公司的名义，伪造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原中国农业银行国际业务部营业部）签订虚假借款合同，从该营业部骗取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农行的贷款下来后，范平平让范丽丽分几次把贷款划到广州迅平实业开发公司的账上，后又把贷款转了出去，据为己有。
范平平的“忽悠”本领在遇到“白马王爷”李兆亘后又有了登峰造极的进化。
2003年，47岁的范平平几经辗转担任了国经协研究院的副院长，这一年她遇到了40岁的李兆亘。李兆亘本名李可，出生在辽宁本溪一个乡镇，不过是个四处游荡的混混。但刚过不惑之年的李兆亘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他身材高大，气质慵懒，沉默寡言，颇有一点“公子哥儿”的味道，挺能吸引女人的眼球。于是，已经有两个儿子现在又重新单身的老女人范平平，那一颗沉睡已久的春心很快重新萌动起来了。两人如久旱遇甘霖，很快就双宿双飞了。
喜欢虚荣的范平平当然不满足自己“爱人”李兆亘目前的身份，作为一家单位的负责人，她身边的人也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于是范平平将李兆亘包装成了“李克农的孙子”，并虚构了一个中央情报局，让李兆亘当上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范平平还给他准备了一辆专车，由一个身穿军装的司机专门为李兆亘开车。
2004年3月，国研发企业改革与发展经济研究院成立，范平平任法人代表。范平平对外宣称她这个研究院主要是为企业做咨询，投资研究及为企业联系引进外资。但她并没有干成一个项目。范平平拉了很多业务，但是她与人家签了合同后并不执行，对方到研究院找她，她就避而不见。
为了帮范平平的企业拉生意、套资金，2004年6月，经过一番包装的李兆亘开始高调出现在研究院里。范平平遇到手下的职员就炫耀道：“这是我的男朋友，他是李克农的孙子，在中南海工作，现在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嗨，都追了我十几年了，真是讨厌，烦死了。”李兆亘不语，点头默认，装出一副高干子弟爱理不理的模样。于是，研究院的职员们都称呼李兆亘为“李局”。
范平平当然不忘带着李兆亘出席各种聚会。有一次，范平平和李兆亘和几个国家机关干部吃饭，李兆亘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以后，范平平故意大声问：“谁来的电话？吃个饭也不消停。”李兆亘皱着眉头，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邱某某。”
范平平马上接着说：“他呀，我知道这个人，是某某领导人的秘书。”在场的几位干部也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见范平平对领导人物如数家珍的派头，便更相信了李兆亘的身份，对他肃然起敬。
于是，认识和不认识范平平的人都知道了她有个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高干男友。
2004年10月，范平平决定要和她的“高干男友”结婚，正式成为“高干夫人”。不过范平平和李兆亘并没有去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而只是在世纪金源酒店举行了一场结婚仪式。在这个来宾众多的正式场合，司仪隆重介绍了男女双方的身份，李兆亘“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让不少人艳羡不已。
夫妻联手，纳米技术忽悠富商
在被范平平和李兆亘合作诈骗的人当中，上海某公司的法人代表周山岗无疑是最大的“冤大头”。
2005年6月初，周山岗的公司获悉北京正在筹建一个名称为“王府井大厦”的工程。周山岗听说后比较感兴趣，于是就来到北京找关系，想对该项目投资。几经辗转，一个朋友介绍周山岗认识了李兆亘、范平平。范平平见人就喜欢塞名片，她将名片递给周山岗说：“你找到我们真是找对人了，我们研究院是国务院下属单位，是专为政府及大型国企作项目的。”说完，范平平顿了一下，然后骄傲地指着李兆亘说：“这是我老公李兆亘，他是中央领导，在中办工作。今天你运气好，我老公平时很忙的，多少人想见都见不着。”
周山岗一听，不禁暗自庆幸，自己今天真是好运，一定要抓住机会。于是他将想投资“王府井大厦工程”的想法讲了。范平平听完后，拍着李兆亘说：“这件事你放心，你大哥帮你办。”李兆亘依然不置可否，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周山岗自认找到了门槛，为了做成这个项目，他便在范平平和李兆亘身上不惜重下血本来讨好他们，以打通关系。对于这一对“忽悠夫妻”来说，现成的冤大头送上了门，真是不宰白不宰。于是，范平平和李兆亘经常在王府饭店等高档酒店约见周山岗，让他请客吃饭，陪着逛街，每次都花费不少。甚至有一次，单给范平平买衣服就花了二三十万元。周山岗虽然很心疼如流水般花出去的钞票，但想到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也就罢了。
周山岗的钱虽然花了不少，但事情却没什么进展。将周山岗敷衍了一段时间后，范平平对周山岗说：“我看兄弟你也是个实在人，我就实话对你说吧。我老公刚得到内幕消息，你说的那个项目已损失了7个亿，如果哪个公司想承接这个项目，就得把损失都补上。依我看，这就是个无底洞啊，你自己考虑考虑吧。”
听完范平平的话后，周山岗对她的“内幕消息”深信不疑，逐渐对“王府井大厦”项目失去了信心，但他并没有断绝和这对“高干夫妻”的来往。周山岗觉得在北京认识个高干也不容易，这年头就怕没关系，有了关系啥都好办。
2005年9月，纳米技术方兴未艾，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范平平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有了新技术必然会带来巨额商业利益，她便琢磨着成立一个纳米技术公司。至于谁来出钱呢，范平平胸有成竹，她早已锁定了对象，这个人便是周山岗。
范平平将合伙搞纳米研究的项目对周山岗说了之后，周山岗表示同意出资500万元。于是，范平平通过报纸上的报道找到了亚纳米微珠技术专利的拥有者黄世鲜教授，称要和黄教授合作。范平平承诺让黄教授持有技术股份，占投资额的10％，但是双方约见了几次后，范平平就将黄教授撇开了，其后黄教授再也没有了范平平的消息。
但是，这个没有技术支持的纳米研究院还是如期诞生了。2005年10月，由周山岗出资500万元注册了“中泰东鹏纳米微珠研究院”，范平平的儿子王乾鹏任法人代表，会计是范平平的妹妹范丽丽。纳米研究院成立后，范平平提出公司需要用车，让周山岗出钱买了一辆奥迪A6轿车和一辆保时捷凯宴SUV轿车给她的儿子当坐骑，价值人民币166.5万元。
李兆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但和范平平一起诈骗，自己也时常单独行动。2005年9月上旬，一向话不多的李兆亘对周山岗讲，他手上有几十亿的国家安全基金，但前一段时间因为拿了一部分出来购买建设银行的原始股票，现在马上要审计了，还有1000万元的缺口，打算向周山岗借1000万元人民币周转。周山岗见“中央首长”亲自向自己开了口，焉有不借的理由，于是他分几次将1000万元汇入李兆亘指定的账号。
周山岗当然不会知道，这笔钱确实拿去周转了，但不是补国家资金的亏空，而是拿来补李兆亘另一笔“骗款”的漏洞。原来李兆亘在2004年12月，就以同样的手法欺骗一家公司的老总，借款500万元，并让另一家公司做担保。借款到期后，李兆亘一直没有还。于是，第一家公司起诉担保的公司，败诉后被逼无奈的李兆亘只得找周山岗借钱，他将其中的500万元用于还债，剩下的钱一部分他用来买了一辆沃尔沃轿车和两块价值不菲的名表，另一部分打到了一个神秘女人的账户上。
范平平知道她和李兆亘不过是相互利用，但范平平并不知道，她一手包装起来的“老公”李兆亘并不忠于她，而是背着范平平在外面找了一个情人，并且从他单独骗来的钱中前后共拿了400多万打到情人的账户上。直到案发，仍有100多万元在这个情人的户头上。
同样在2004年10月份，在范平平的办公室，李兆亘当着范平平的面对周山岗讲：“我负责国家安全工作，很多国家安全方面的工程都是我来审批的，如果我们成立一个安全技术公司的话，就可以承接这些项目。本来有很多人都想投资成立这个公司，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咱哥俩的交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我决定还是交给你来投资，你看怎么样？”
周山岗当然愿意了，10月底，他就将300万元汇入李兆亘的一张交通银行卡内。到案发为止，周山岗被范平平和李兆亘共骗去了1800多万元。
以假乱真，冒牌货忽悠真高干
周鲁京的名气在全国可谓赫赫有名，他的父亲是一位部级领导。在上个世纪90年代，周鲁京是名震京城的人物。但是，周鲁京最出名的是1996年11月被以受贿罪、行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就是这样一个出身名门，见过大场面的高干子弟，竟然在因病保外就医之后，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被范平平这对假冒高干子弟的“情侣巨骗”给忽悠了。周鲁京不但落入了这对“情侣巨骗”的诈骗陷阱，被诈骗1000多万元，还被捏造了绑架抢劫案受到警方的羁押和审讯。这对“情侣巨骗”更使警方出警100余人次，将警方骗得团团转。真假“高干子弟”在京城上演了一场震惊首都的“真假美猴王”，个中滋味可谓耐人寻味。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北京，周鲁京曾经名震京城。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著名国企负责人、国务院某部常务副部长之子。而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周鲁京，也是某著名国企高层领导，被坊间称为“京城四少”之一。
周鲁京接受了“革命后代”同样的人生磨砺和教育，青年时期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之后又参军到部队接受锻炼，1972年从部队转业到某国企设计院工作，1984年3月入党。
在父亲的调教下，加上自己的不懈努力，周鲁京很快在同辈中脱颖而出，40岁就担任了某国有大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国际贸易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快陨落。1995年初，中纪委在查处震惊全国的一起涉案32亿的非法集资大案过程中挖出“案中案”。1995年2月3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以行贿罪对周鲁京立案侦查，之后他又因涉嫌特大经济犯罪案而被捕入狱。
当时的媒体报道称，周鲁京“腐化堕落、挥金如土的行径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仅1993年6月至1994年4月期间，周鲁京先后4次收受他人贿赂总计港币928.2万元。为达到使其妻子、女儿定居香港的目的，行贿港币120万元，犯罪情节极其恶劣。”
另外，当时的媒体报道中还称周鲁京“在境外期间，奢侈无度，招摇过市。其挥金如土的豪气，令世界许多大富豪都为之咋舌。”以至有一次他在南美洲一个国家洽谈生意期间，一位外国企业家幽默地说：“和周先生交往，会令你根本不敢相信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才对……”
1996年9月11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受贿罪、行贿罪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过审理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周鲁京犯受贿罪和行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6年11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宣判后，周鲁京被交付监狱执行。
成为罪犯的周鲁京被投入监狱之后，在服刑劳动改造期间“能认罪伏法，深挖犯罪根源，遵守监所规则，而且积极参加监区、分监区组织的各种活动及政治学习”。经过几年的劳动改造，监狱向法院提出了减刑建议书。1999年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对周鲁京的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之后，随着周鲁京在劳动改造中的表现，2001年2周鲁京的刑罚被减为有期徒刑20年。
在被逮捕入狱的第10个年头，周鲁京因病被保外就医。也就是在周鲁京的病情刚刚有所起色的2005年7月，保外就医的周鲁京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范平平和李兆亘，由此引出了一个真假高干子弟京城斗法的黑色幽默。
2005年7月，保外就医的周鲁京在一位昔日朋友的引荐下，在北京西四环世纪金源大酒店的一次饭局中认识了李兆亘和范平平。在饭桌上，周鲁京的朋友介绍范平平是国研发企业改革与发展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时，周鲁京并没有对范平平所说的“研究院主要是为企业做咨询，投资研究及为企业联系引进外资”的介绍感兴趣，因为多如牛毛的各类研究院在周鲁京的眼里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当朋友介绍范平平的老公时，周鲁京的兴致突然高涨起来。
范平平拍着身材高大的李兆亘的肩膀炫耀道：“这是我老公，他是李克农的孙子，在中南海工作，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爷爷是过去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他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手里管着100个亿的安全基金。”而李兆亘坐在那里笑着不语，点头默认，一副高干子弟爱理不理的模样。
在场的几位对李兆亘高干子弟的身份深信不疑，而周鲁京当然也对李兆亘认可了。因为见多识广的周鲁京知道，李克农在党内地位之高是与众不同的，他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龙潭三杰”之一，曾经营救过周恩来、陈云等人，还处死了中共早期的大叛徒顾顺章。解放后李克农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9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龙生龙凤生凤，李克农的孙子当然也不是一般人物。
当然，除了对革命先辈的尊重，周鲁京更看重的是李兆亘夫妇现在的位置，一个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一个是国务院下属的研究院院长。自己虽然曾经在上个世纪风光无限，但是现在已经虎落平阳，而且监狱的生涯使他与社会有些脱节。如果跟李兆亘他们联手，东山再起便指日可待。于是，周鲁京主动跟比他小10多岁的范平平和李兆亘攀谈起来。
令周鲁京大感意外的是，范平平热情地说：“周总啊，我们应该是老相识了。早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那时候我还找您批过条子呢，不过那时候的周总可是威风八面啊！根本记不得我了。对了，您现在有没有东山再起的打算啊？”范平平的话让周鲁京一头雾水，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这个范院长，只好打哈哈说：“落地凤凰不如鸡啊，自从出事之后我就感到了世态炎凉，现在我正在保外就医，连户口和工作都没有，什么身份都没有何谈东山再起啊？”
范平平拍拍李兆亘的肩膀说：“这件事你放心，让我老公帮你办户口。至于工作更好办，我们研究院是国务院下属单位，是专为政府及大型国企作项目的，您曾是著名国企的老总，更是名门之后，你们两位高干子弟联手，何愁大事不成？”周鲁京闻听此言，当然跃跃欲试。但李兆亘却依然坐在那里不置可否地笑着，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雄心勃勃的周鲁京没有细究，便相信了李兆亘和范平平的身份。于是，2005年9月，周鲁京屈尊来到范平平的研究院工作。
保外就医的周鲁京一直想继续投资做生意，但是，由于没有正式身份而感到苦恼。范平平得知之后，对周鲁京说：“我支持你一下，你成立一个公司挂靠在我们研究院，你不方便当法人，就让我儿子来当，我儿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你放心，这个公司实际上由你来控制。”于是，2005年10月份，在范平平的支持下，周鲁京向朋友借了50万元，在“国研发研究院”下注册成立了“北京中泰瑞宏证券投资咨询中心”，由范平平的儿子王乾鹏担任法人。
就这样，周鲁京的公司在悄无声息中开办起来。
诈骗升级，朋友相继落入骗局
自从周鲁京到范平平的研究院工作之后，范平平夫妇当然不忘邀请周鲁京出席各种聚会饭局，每次她在隆重介绍自己的“高官男友”之后，也不忘介绍一下她的“下属”周鲁京，而且人越多，范平平的表演欲望便越强烈，介绍得更离谱，甚至宣称李兆亘是“十七大组委会筹备组副组长”，将要进中央常委。李兆亘则每次是点头默许，而周鲁京见范平平他们接触的大多是富商和官员，加上自己的公司确实挂靠在范平平研究院，虽然有时候不舒服，但也不好发作。
于是，认识和不认识范平平的人都知道了她有个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高干男友，连周鲁京都成为她的下属。范平平的研究院也顿时红火起来，每天研究院大门口都是车水马龙，范平平自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走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
此后，周鲁京开始准备在商场上大展拳脚。2005年10月，经过朋友介绍周鲁京认识了李老板和冯老板，这俩人是做煤炭生意的，于是周鲁京又将他们介绍给了范平平和李兆亘。此时正是国内煤炭资源最紧张的时期，李老板很想投资开采煤矿，但苦于没有渠道搞到开采证，他之所以找周鲁京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办到煤矿的开采证。
范平平见人就喜欢塞名片，她将名片递给李老板说：“你找到我们真是找对人了，我们研究院是国务院下属单位，是专为政府及大型国企作项目的。”说完，范平平顿了一下，然后骄傲地指着李兆亘说：“这是我老公李兆亘，他是中央领导，在中办工作。开采证的事情包在我老公身上了。”
李老板一听，不禁暗自庆幸，自己今天真是好运，一定要抓住机会。为了做成这个项目，李老板决定不惜血本投入巨资。李兆亘对李老板讲：“我负责国家安全工作，很多国家安全方面的工程都是我来审批的，如果我们成立一个能源公司的话，就可以搞这些项目。本来有很多人都想投资成立这个公司，但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决定还是交给你来投资，你看怎么样？”
如此好事差不多是天上掉下馅饼，在李兆亘和范平平的忽悠之下，他便在范平平和李兆亘身上不惜重下血本，最后李老板出资3000万元注册了一个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股东由李老板、范平平的儿子王乾鹏、范平平的研究院组成。
对于这一对忽悠夫妻来说，现成的冤大头送上了门，真是不宰白不宰。除此之外，李兆亘另外还找了个理由向李老板借了400万元。中央首长都开口了，岂有不借之理。
其实，让所有的人不知道的是，李兆亘借来的这400万元都打到了他情人杨晓惠的账户上。
变本加厉，报假案引出“真假美猴王”
周鲁京以为在范平平和李兆亘这两位“高人”的帮助下，自己很快就能打个翻身仗。不料，2005年10月底，周鲁京和朋友贺先生聊天时无意中提到了李兆亘，说自己认识“中央情报局局长”李兆亘。贺先生听后大吃一惊，连忙问周鲁京：“李兆亘？中央情报局局长？哎呀，老周，你是不是上当了！我以前也被一个中央情报局局长骗过，不过他叫李可，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个人以前骗过我的钱，现在还没有要回来。你可得小心，赶紧想办法把钱弄回来。”
周鲁京听后大惊失色，这种事是宁可信其有不信其无。周鲁京连忙托人打听范平平和李兆亘的真正底细，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这个真高干子弟这回竟然栽在了假高干子弟的手里。于是他马上找来李老板、冯老板等人和贺先生商量怎么办。经过商量，大家决定找范平平和李兆亘说清楚，赶紧把钱要回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具有戏剧性。2005年11月21日上午，周鲁京等人约范平平、李兆亘、王乾鹏三人到浏阳河大酒店，他们共同吃了一顿饭，由此吃出一起是非官司。
2005年12月7日，北京市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接到李兆亘报案称：2005年11月21日上午，李兆亘和妻子范平平、儿子王乾鹏在海淀区浏阳河大酒店就餐时，被周鲁京、李老板、冯老板以及30多名穿着黑衣的人手持刀、枪等凶器绑架到周鲁京的中泰瑞宏证券投资咨询中心办公地，以暴力、威胁手段强行将范平平所在的研究院账上资金及个人银行卡上的存款划转到周鲁京同伙李老板的公司账上，总计人民币1053万元。报案时，提起自己被“绑架”的经历，范平平情绪激动地哭出了声音：“周鲁京和他的人请我们吃饭是假，绑架勒索是真。当时我们在酒店的包房里，突然冲进来十几个人，身材都很高大，穿着紧身衣，有一个光头，有一个有文身。周鲁京带着打手打我和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满脸是血。我还看见半尺长的刀和手枪。”
由于报案金额巨大，而且涉及保外就医的周鲁京，因此受到了北京警方的高度重视。2005年12月8日，北京警方决定对周鲁京涉嫌绑架立案侦查，并于12月9日将周鲁京拘留。但是，警方经过一系列调查工作之后，查明事主李兆亘、范平平所报案件与事实不符，周鲁京涉嫌绑架一案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2005年12月12日，周鲁京被释放。
从2005年12月7日至11日开展调查工作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巡警总队特警大队、行动技术处、公交分局预审大队、经侦处等单位共出动警力100余人次。
而当天的实际情况是：11月21日上午10点，周鲁京和李老板他们在浏阳河饭店一个包间约李兆亘、范平平和王乾鹏吃饭。李兆亘和范平平、王乾鹏正准备点菜时，接到周鲁京电话的贺先生突然闯进了包间，气愤地对李兆亘说：“李可，你还活着呢，又在这里骗人呢，你不是在国家安全部工作吗？什么时候变成了中央情报局局长了？你他妈的知道吗？中国地面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情报局，你以为这是在美国呢？你他妈的怎么什么人都敢骗啊！”
自知理亏的李兆亘在贺先生的怒骂声中一声不吭，贺先生骂完之后离开了包间。这时候，周鲁京铁青着脸对李兆亘和范平平说：“事已至此，你们就不要继续伪装下去了。我周鲁京有眼无珠没有看清楚你们的真相，我眼拙我认栽，但是你们骗我朋友的钱必须如数奉还。”
拿到手的钱李兆亘怎么会轻易拱手退出来。此时的范平平和李兆亘还要狡辩，周鲁京强压着怒火说：“我进过监狱我懂法，所以你们放心我不会对你们动粗，但是，我们必须坐下来谈谈退股和还账的事情，不然这事没完。”
最后，范平平和李兆亘只好答应周鲁京退钱，于是，按照周鲁京的建议，大家一起来到周鲁京公司所在地的会议室商谈还账事宜。当天，李老板他们损失的部分款项从账上划走。划走的钱包括：李兆亘向李老板借的400万元，注册“能源公司”前汇入“证券中心”账上的人民币40万元，李老板留在账上的500万注册金，“证券中心”注册用的50万元，共计人民币990万元。在讨债的过程中，李老板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特意约了几个朋友在饭店内等候。
眼看着自己苦苦假冒了十几年的高干子弟被真高干子弟揭穿，而且千辛万苦骗来的钱也被索回。范平平和李兆亘气愤难平。范平平咬牙切齿地对李兆亘说，“先把儿子送到国外，再与周鲁京弄个鱼死网破”。于是，范平平安排两个儿子逃到国外后，2005年12月7日，范平平和李兆亘以周鲁京带人持刀、枪将其和范平平、王乾鹏绑架并敲诈钱财为由，向公安机关报了假案。
范平平和李兆亘本以为保外就医的周鲁京会不堪一击受到刑事追究，但是，他们使公安机关错误地将周鲁京刑事拘留，却随后正确地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在范平平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后，她的弟弟范森森、妹妹范丽丽和李兆亘的女朋友杨晓惠分别因为涉嫌诈骗罪、诬告陷害罪、窝藏赃物罪、转移赃物罪被羁押。
鱼死网破，“忽悠女王”本色受审
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庭审中的范平平尽管站在被告席上，但依旧不改忽悠的本色，并发挥得令人叹为观止。她连连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哭天喊地地讲述公安机关如何刑讯逼供，自己如何被绑架等“遭遇”。而检方出示的几乎所有证人的证言都被范平平指责为“胡说八道”。
在法庭上，当辩护人询问范平平是否知道李兆亘的局长身份是假的时，范平平还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说：“那是真的，我见过他的工作证。上面印着中央调查委员会主任特派员”。可是，站在她身边的“亲密爱人”李兆亘却揭发说：“范平平见过我父亲，知道我不是李克农的孙子。”
范平平自己说，研究院的纳米技术已经通过美国ACC鉴定认证，是领先世界科技50多年的技术，而且她也从来没有诈骗过别人的钱财，起诉书中提到的那些钱都是他们对北京国研发企业改革与经济研究院纳米技术工程的投资。
对于十几年前的那起诈骗案，范平平甚至忽悠上了已故老艺术家黄胄，称自己是黄老的好友。范平平说得信誓旦旦，仿佛她与黄老真是莫逆之交：“我与黄老认识多年。他对我评价很高，认为我可以信任。那2000万都是经黄老的手，我只是受黄老之托替他办理了些手续，其余的我一无所知。”而范平平办理的所谓“手续”，就是将2000万元全部从自己公司的账上转走。
至于周鲁京，范平平说她早在1990年就认识周鲁京，还请周鲁京给她批过条子。2005年，她经人介绍与保外就医的周鲁京又相见了。周鲁京和朋友向她的公司投资了几百万元。提起自己被“绑架”的经历，范平平的情绪激动起来，哭出了声音：“周鲁京带着打手打我和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满脸是血......”
而李兆亘的父亲证实：他的大儿子叫李可，还用过李兆亘的名字。2005年12月初，他到北京找李兆亘，看到李兆亘与范平平的结婚照，知道他们结婚了。他去北京的前一天，范平平打电话来，说她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研究生。李兆亘、范平平对他讲有个叫周鲁京的人绑架了他们，并讲了事情经过，让他帮助写一封举报信，于是他就按照他们讲的写了个草稿，交给了律师。
范平平在法庭上说，我大儿子在英国读了很多年书，考上了牛津大学读博士。在该案中，有两个涉案公司都将她的儿子注册为“法定代表人”。而且，范平平被指控诈骗的两辆高档轿车都在她两个儿子手中。
然而，公诉人员却没有查到范平平儿子在牛津考上博士的信息。案发后，范平平的两个儿子都逃到了国外。李兆亘也在法庭上供述，范平平在向公安机关报案称周鲁京绑架自己时，曾说“把儿子送到国外，再与周鲁京弄个鱼死网破”。
2007年11月1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范平平和她的“老公”李兆亘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范平平的弟弟范森森和妹妹范丽丽也分别被判处1年10个月和10年有期徒刑。
阳光普照，公权无法私用是解决良方
细究近年来发生的一些诈骗大案，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拉大旗作虎皮”。这里的“大旗”就是权力，具体的体现者则是官员，官越大则“虎皮”越大，“虎皮”越大则骗钱越多。范平平、李兆亘诈骗案很能够说明中国特色诈骗案的特殊性，也说明中国社会的官本位本质以及权力的神秘性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假冒的权力在没有被识破的时候就有与真正权力一样的神力。被骗的各路老总并不是弱智或者痴呆，是因为他们不敢得罪被范平平、李兆亘挂在嘴上的那些高官和“关系”，而不敢得罪高官和“关系”的原因是高官手中掌握着他们发财的决定权。这反映了权力的主宰性和人们对于权力的依附性。
冒充高官诈骗案凸现的另一个问题是权力的神秘性，以及政府官员和公众之间的交往渠道的封闭和堵塞。如今，国家提倡建立阳光政府，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政府信息公开也应包含部分官员个人信息，这是监督个人权力、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同时也能减少权力的神秘性。
我们痛恨骗子，但是我们依然还要被骗子骗下去。当我们还没有勇气停止对权力的依附时，当然也就不太可能终止骗子对我们的觊觎。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你就会随时看到那些在当官的面前大献殷勤的人，我们可以在心底里鄙视他们，可是轮到我们自己时，我们一样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
我们这个民族最悠久的文化中莫过于权力意识和对权力的依附意识。其实，权力的依附者也是想当主角的，只是在没有获得权力和权力带来的财富等附加产品之外，他还必须首先学会依附。这是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铤而走险，唯独没有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并朝着做人、做公民的方向去的主要缘由。
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没有发育出真正“官民平等”的基因，只有对权力的依附，这更增加了当权者权力意识的畸形膨胀，谁当主角当然就拥有绝对的权力。官本位像病毒侵入民族文化的肌体，几千年来几乎每天都在发作，成了难以治愈的顽症。而“传统文化”乃是致病的基因变异。
在西方，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权源于法，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在我们眼里西方人活得简单机械，因为人们只要按照法律的规范办事就可以了。但我们却从文化的发端时期就显现出对权力的依附，即使我们崇拜的诸子百家，也纷纷以自己的学术思想获得当权者的青睐，因为诸子百家明白，如果他们的思想不能为当权者所接受所利用，说不定哪天当权者就挖个坑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学术思想给埋葬了。
所以，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都是主张君权的“金口玉牙”，即使提出君为轻民为贵的孟子，也依然按照孔子定下的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办事。这样的文化传统，自然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官文化与官本位为特征。
想要把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改革”掉，几乎是痴人说梦。而我们不用动脑子就可以想到，权力是可以换来金钱的。正是这一点，才有众多的骗子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冒充官员，甚至像范平平、李兆亘这样堂而皇之地冒充了十几年。
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和企业家来说，我们常常感觉自己的生存处境非常脆弱，常常受到来自权力的侵扰和恫吓。因此，我们需要特别的保护。我们寻求保护的方式是什么呢，那就是向当权者献媚或者向当权者行贿，以购买自己的权利。因为每一次购买都是私下的，针对个别人的，因此这种权利便演变为神秘特权。有时我们的购买是主动的，这是因为权力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利益；有时我们的购买是无奈的，这是因为权力可能给我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对权力有足够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们不敢也不能拒绝权力。在骗子那里，权力被神秘化，把它搞得像被刺破前的灌满水的尿脬一样丰满充盈。因为官员的权力太大，官职的含金量太高了，由此形成巨大的诱惑。这一点，不但我们普通老百姓看到了，那些骗子也看到了。于是，那些千奇百怪的骗局就被制造出来。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私分明，公共权力只能用来处置公共事务，而不能用于谋取私利。其实谁都明白，如果骗子所冒充的官员没有这样那样的权力，如果骗子只是一个无业游民，还有谁愿意跑去大献殷勤呢？问题倒不在于人们的趋炎附势，关键是权力在某些状态下会产生绑架和胁迫功用。
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让公权无法私用，倒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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