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蒙托夫Lermontov（俄罗斯1814-1841）

    显然，莱蒙托夫是一位完全属于另一时代的诗人，他的诗歌是我们的历史发展锁链中完全新的环节。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

    外国古典文学长廊里少不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这幅流光溢彩的画卷，而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天幕上则少不了莱蒙托夫这颗耀眼夺目的明星。莱蒙托夫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被经典作家誉为“民族诗人”（别林斯基语）的天才诗人之一。莱蒙托夫一生充满忧患意识，素以忧国忧民著称于世。他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的传统，以一首惊世骇俗的《诗人之死》哀悼了普希金这一轮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陨落，宣告了接过反暴政传统大旗的另一位伟大诗人的诞生。

    莱蒙托夫是个在诗歌、小说与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中都有独特建树的作家，他那别具一格的抒情诗人的气质使他的全部创作都饱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弹奏出有力的反叛的音调。莱蒙托夫在诗歌方面创作颇丰，共写下400多首抒情诗和20余部长诗，其中的名篇已经成为俄罗斯诗歌史上的里程碑。这使他足以与普希金并驾齐驱，“在才力上等同于、甚至超过普希金”。莱蒙托夫的作品洋溢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这个伟大民族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道德审美理想。也像普希金一样，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了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等风采和魅力，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的进步思想和整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为俄罗斯哀伤，为俄罗斯沉思，为俄罗斯呼号，为俄罗斯画像，莱蒙托夫无愧于俄罗斯民族诗人的美称，称得上是俄罗斯民族之魂。

    1840年，彼得堡出版了《莱蒙托夫诗选》。这部诗选编撰非常严格，从莱蒙托夫数百首诗中选出26首，另外收录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和《童僧》两篇叙事长诗。诗选的发行进一步巩固了莱蒙托夫大诗人的地位，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今人辑录的《莱蒙托夫诗选》又补录了诗人1840年后创作的优秀诗作。莱蒙托夫的诗是俄罗斯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莱蒙托夫诗选》所选择的篇目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

    莱蒙托夫早期诗歌创作的基调是积极浪漫主义的。他在学习普希金和拜伦的同时，又摆脱了他们的模式，从创作一开始就保持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自成一家。为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莱蒙托夫某些不十分成熟的诗篇，就外部形式而论，是仿效普希金的创作，但这只是外部形式上的模仿，而不是思想上的模仿，因为其中的思想完全是莱蒙托夫的，是匠心独运的，它已超出了普希金思想的范围。”1837年后，《诗人之死》标志着他的创作达到成熟阶段。这首“俄国诗歌中最有力的诗”（高尔基语）道出了人民疾恶如仇的心声。这时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他的创作导向。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他的抒情诗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爱国主义和自由是莱蒙托夫诗中最突出的主题。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反动暴政下的俄罗斯奄奄待毙，人民备受奴役压迫。《土耳其人的哀怨》通过暗喻的形式，借土耳其人之口诉说了俄罗斯呻吟在“奴役和锁链之下”的悲惨与不幸，表达了诗人对专制政治的义愤、对社会不公正的感慨，倾诉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预言》（1830）预言了“俄罗斯的凶年”的到来：那时“漫天的大火”将照红山河，沙皇王冠落地之日，就是“一个有力的伟人”出现之时。诗人寄希望于农民起义，把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歌颂和对沙皇专制的憎恨相结合，意境深邃，铿锵有力。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反映了诗人思想上的苦恼、心灵上的不安和忧国忧民的万千思绪，也反映了他在艺术上的探索、对事业的追求。莱蒙托夫向普希金学习了很多东西，却又独具一格。如果说普希金的诗如大海一般意境广阔，那么莱蒙托夫的诗就像一泻千丈的瀑布，奔腾呼啸。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人民群众反对暴政和各种奴役者的斗争历史对诗人的激励。

    缠绵悱恻的孤独情调也是莱蒙托夫抒情诗的基本形象之一：“孤帆”、荒漠北国中一棵孤独的古松、遥远南方一棵“孤独而悲伤”的棕树……诗人自己也说：“我独自走上了大路。”这一主题不断发展，贯穿了诗人一生的创作。

    莱蒙托夫的爱情诗同样具有孤独悲哀的色彩。爱情带来的不是快乐，而是孤独、痛苦。与普希金和其他诗人不同的是，莱蒙托夫几乎没有尝过幸福的爱情，他和女人的关系总是受噩运的摆布而不能遂愿。诗人笔下的爱人美丽诱人，却只是浪漫主义的幻象。诗人在爱情诗中表现的孤独、痛苦，其实反映了他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还饱含着另外一种情感和意向：在否定暗藏着肯定，晦暗情绪被明快、积极、战斗的乐观精神所代替。这才是他诗歌意境的真谛。诗人希望从“思想”转入“行动”，这也是当时进步人士的志向和追求。所以高尔基才说，莱蒙托夫诗歌中所表现的孤独和悲观主义的特征是“积极的感情”，是“对当代的否定”和“斗争的渴望”。

    诗人创作的20余部浪漫主义长诗，也反映了与抒情诗中相同的思想、情绪和意向。与普希金早年长诗表现的冷漠和绝望不同的是，莱蒙托夫长诗中的人物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笔下的山民，热情奔放，富有意志力，果敢顽强，与本族人民血肉相连，与浪漫主义叛逆人物的孤独离群形成鲜明对照。诗人描写“自由的国土”、“自由的故乡”、生长着鹰鹫般有力的高加索民族，也描写大自然的美，人民的淳朴有力、不幸和战争的创伤，以此表达他对高加索的热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忧愤之诗，探索之诗

    莱蒙托夫的思想探索和内心焦虑表现在《莱蒙托夫诗选》中。莱蒙托夫的抒情诗与普希金的抒情诗相比较，诗歌的基调有所不同。如果说普希金的诗歌是像别林斯基说的“充满了光明的希望和胜利的预感”，那么莱蒙托夫的诗歌里面“已经看不到希望，它们用来震撼读者心灵的是：虽然渴望生活，洋溢感情，但却惨淡凄凉，对生活和人类感情失掉信心，……随便什么地方都找不出普希金那样的在生活宴会上的狂欢畅饮，但到处都可以看到使人懊丧、寒心的问题……”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带有一种忧愁、悲伤的基调。他的抒情主人公往往陷入孤独感，他因不为人们理解而万般苦恼。如《寂寞又忧愁》、《谢》、《不，我不是拜伦，是另一个》等诗，都表达出诗人心中的苦闷和愤慨。

    莱蒙托夫的忧愁、苦闷情绪中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如《土耳其人的哀怨》、《独白》等诗……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莱蒙托夫塑造了一个渴望自由的囚徒的形象。《希望》等四首诗写于狱中，与普希金的抒情诗《囚徒》遥相呼应，表现出他一再失去自由的苦闷。莱蒙托夫以被剥夺自由的囚徒形象反映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莱蒙托夫在政治上不断受迫害，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在19世纪30年代反动统治加剧的形势下，诗人感到孤独，周围没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他有许多抒情诗是写孤独主题的，如《帆》、《在荒凉的北国有一颗青松》、《叶》等，无论是雾海孤帆，还是随风飘落的一片橡叶，这些形象都象征着孤独的诗人，都是诗人内心感受的写照。

    孤独感也表现在莱蒙托夫写的爱情诗中。莱蒙托夫没有写过普希金那种歌颂爱情欢乐的诗篇，他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爱情。他所爱过的女性都未能给他带来幸福。如《祈祷》、《我常常出现在花花绿绿的人中间》等诗都表达了这种痛苦。

    莱蒙托夫探索诗人使命和命运的抒情诗也充满了痛苦的孤独感。这类作品有《诗人》、《不要相信自己》、《别了，藏污纳垢的俄罗斯……》等。

    莱蒙托夫的忧伤、绝望情绪是沙皇政府高压政策下产生的，赫尔岑提到他们这一代人时说：“我们虽然为这个伟大的日子（1825年12月24日）所惊醒，但所看到的只是死刑与流放，我们被迫沉默，忍着眼泪学会了沉默不响，把自己的心思掩藏起来——那是什么样的心思啊！那并不是使人开朗的自由主义、进步思想，那是怀疑、否定，充满了愤恨的思想。莱蒙托夫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感情。他不能像普希金那样，在抒情诗的情调中得到解脱，他在自己的一切幻想与享乐中拖着沉重的怀疑主义。刚强而阴郁的思想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头脑——这种思想渗透了他所有的诗篇。这不是要用诗的花朵来装饰自己的那种抽象思想，不是，莱蒙托夫的沉思——是他的诗、他的痛苦、他的力量。”赫尔岑的分析精辟中肯，莱蒙托夫的情绪是很有代表性的，代表了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心情。

    但是，莱蒙托夫又是一位不屈服于命运的诗人，他有积极的个性，而怀着公民的激情。他敢于批判，勇于反抗。他的抒情诗中常常表现出积极的、战斗的、乐观的因素，表现出诗人对光明的追求、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如在《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莱蒙托夫提出了生活就是行动的主张。高尔基很重视莱蒙托夫创作的诗歌中对事业的热望和积极干预生活的思想，他说：“在莱蒙托夫的诗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里几乎是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

    莱蒙托夫内容丰富的抒情诗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他以强有力的诗句表现了对沙皇制度的反抗，批评了青年一代无所作为的思想，他继十二月党人运动之后，仍以饱满的热情为实现理想的自由而斗争。

    （《俄罗斯诗歌史》）

    莱蒙托夫诗情的主旋律：忧伤、忧患、忧愤

    与忧伤结缘的俄罗斯诗人之中，莱蒙托夫堪称最忧伤的诗人。如果说，普希金的忧伤是明亮的忧伤，是往往转瞬即逝的忧伤，屠格涅夫的忧伤是迷人的忧伤，是极具审美价值的忧伤，那么，莱蒙托夫的忧伤便是沉郁的忧伤，是最富启迪意义的忧伤。如果说，涅克拉索夫为痛恨人间不平而忧伤，叶塞宁为革命暴力殃及大自然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忧伤，那么，莱蒙托夫是为天才使命的预感难以抗衡丑恶的现实而忧伤，是为天才的陨灭而忧伤，是为自己重蹈普希金命运的覆辙而忧伤，为可悲又可怜的同时代人的无奈和无望而忧伤，为“冷漠不语的茫茫草原”而忧伤，为“路旁凄凉村落中明灭的灯火”而忧伤，为没有一种人生乐趣能消解自己的忧伤而忧伤。

    莱蒙托夫的忧伤有多种形态：有失落的忧伤，有迷惘的忧伤，有孤独的忧伤，也有无奈的忧伤。

    失落的忧伤源于诗人的三大悲剧形成的情感冲击波，这种忧伤最多表现于情诗中。

    除直接来自恋爱和家庭的悲剧外，莱蒙托夫失落的忧伤还来自他对人生的一种现实的或预感的悲剧性体验。这种悲剧性体验酿成的忧伤，有些侧重在客观存在方面，有些侧重在主观感受（如孤独、寂寞等）方面，有的则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感受的交叠。

    比之于失落的忧伤更难排解的是迷惘的忧伤。它来自对人间不公现象的困惑，来自对悲剧命运的无奈，来自对世俗的人生真谛的质疑，来自对肩负天才使命的惶惑。……迷惘不是失落，更不是绝望，而是在出人意料的复杂的环境中一时无法给自己定位的一种心态，是社会大转折时期杰出人物常会萌生的一种心理。

    如果说，诗人对于周围的事怀着迷惘的忧伤，那么，他对周围的人感到的便是孤独的忧伤。一个具有很高天分而且自信肩负天才使命的人，生活在一群庸庸碌碌、鼠目寸光，甚至对权贵奴性十足的世人中间，无异于鹤立鸡群，山雀焉知鸿鹄之志？他所感到的心理上的孤独是可想而知的。在诗人的许多作品中，特别是抒情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出诗人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的忧伤之情。

    寂寞也好，忧愁也罢，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并非对个人得失的忧和愁，而是对国家民族的思和虑，和孤独一样，都是忧患意识的情绪标志。正如我国古人所说：“居不幽者智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莱蒙托夫的忧伤从来就不是什么无病呻吟的个人伤感，而往往是超越个人得失的忧心如焚，随着思想的日趋成熟，忧伤的内涵变得更加深沉，这已不单单是忧伤，而是忧患：为国而忧，为民而忧，为民族的命运而忧，为时代的现状而忧。

    如果说，忧伤导致忧患，那么忧患必催生忧愤。忧伤是令人忧愁的客观现象引起主观感受的压抑状态，忧患是因主观的忧虑集中在某一客观对象上而滋生的不安心态，忧愤则是忧伤的人在忧患悬念的驱动下对忧思之源宣泄强烈不满的心灵总动员状态，是对行动的渴望，是对自我的不顾，是对灵感的呼唤。如果说《独白》是“忧伤”的代表作，《沉思》是“忧患”的代表作，那么，《诗人之死》、《别了，藏污纳垢的俄罗斯……》等诗则是“忧愤”的代表作了。

    虽然莱蒙托夫以忧伤著称，但他始终是个“哀而不伤”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忧的是国，是民，而绝不是个人的荣辱与安危。我国古人有句名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如果把君子界定为“忧国忧民的强者”，而把小人界定为“为私利而愁眉苦脸的弱者”，那么，莱蒙托夫正是因为对自己“坦荡荡”，才对国家民族“常戚戚”……

    微观莱诗的骨感主旋，我们可以确信：它非但没有游离于时代精神之外，而且正好是时代精神在莱诗诗情上所呈现的音乐及其变调状态（“忧伤”在流动中又产生“忧患”和“忧愤”的变调）。茅盾认为，莱蒙托夫诗歌深处含有一种“不平之气”，这里所说的“不平之气”，就是本文中探讨的以“忧伤、忧患、忧愤”为三种变奏的情感主旋。

    （顾蕴璞）

    米哈伊尔·尤利耶维奇·莱蒙托夫于1814年10月15日出生在莫斯科一个退伍军官家庭。出生不久，他被外祖母和双亲带回平扎省塔尔罕内村，那是他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的领地。诗人在这里度过了整个童年，他的艺术创作也由此开始。他不满三岁时，母亲玛丽娅·米哈伊洛芙娜就去世了。不久，父亲尤利·彼得罗维奇就被岳母赶出塔尔罕内，回到图拉省自己的小庄园。外祖母对唯一的外孙既宠爱又关怀，高价为他聘请家庭教师，使莱蒙托夫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他们迁到莫斯科后，父亲曾专程赶来，想把儿子带走，但未能如愿。一年以后，父亲孤独死去。莱蒙托夫的许多著作都反映了这场家庭悲剧对诗人心灵的伤害。

    1828年秋天，莱蒙托夫考进莫斯科大学附属寄宿中学。他的求知欲与日俱增，思想急速发展并逐渐成熟。一次，他在文学社集会上朗诵了自己试作的诗，得到文学老师拉伊奇的鼓励。不久，莱蒙托夫便占据了文学社的首要地位，成为全校知名的诗人。与此同时，他广泛吸取俄国诗歌和欧洲诗歌的精粹，以丰富写作经验。2年间，他写了60多篇短诗和几篇长诗。2年后，莱蒙托夫考取了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学系，后转入语言学系。他先后与多位教授发生冲突，最后被迫离校。

    莱蒙托夫1832年仲夏之末，莱蒙托夫随同外祖母迁居彼得堡。他未能如愿进入彼得堡大学，那儿不承认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学历，实际上俄国其他大学也不接受被莫大开除的学生。同年11月，他考入禁卫军士官学校，成为骠骑兵联队的士官生。在军校期间，莱蒙托夫写了长诗《哈吉·阿勃列克》，并继续创作以普加乔夫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瓦季姆》。1834年末，莱蒙托夫由军校毕业，以禁卫军少尉旗手的军阶，被派往骠骑兵联队，从此进入上流社会。此间，他完成了长诗《大贵族奥尔沙》和剧本《假面舞会》。1836年，他动手写作长篇小说《李果芙斯卡娅公爵夫人》，但没有写完。

    次年，莱蒙托夫写了《波罗金诺》来纪念波罗金诺战役25周年。从现实主义准确性的角度讲，这首诗足以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最完美的篇章媲美。这一年，伟大诗人普希金死于决斗。莱蒙托夫悲愤地写出了不朽诗篇《诗人之死》，猛烈地抨击造成诗人死亡的罪魁，矛头直指尼古拉一世。因为这首诗，最高当局在1837年2月25日下令把他流放到高加索。

    童年时外祖母曾带他来过三次高加索，因此莱蒙托夫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灵感的源泉”。他来到高加索，并未立即去骑兵团报到，而是先到五岳城疗养地休息。小说《当代英雄》就是以高加索疗养地为背景的。在这里，他开始构思《玛丽公爵小姐》。7月中旬，他才离开五岳城去联队，不久就随联队参加了征讨黑海岸边山民的战斗。由于外祖母和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四处奔走，莱蒙托夫获得“赦免”，被调到诺甫戈罗德附近。外祖母又设法为他取得回彼得堡的许可，1838年4月，诗人获“大赦”，被派往皇村禁卫骑兵团。回到彼得堡的莱蒙托夫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了。此时他已厌倦军旅生涯，希望退役。这段时期，除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莱蒙托夫还创作了好几部叙事诗和剧本。长篇小说《瓦季姆》还没有竣稿，《当代英雄》已开始写作，《恶魔》已修改过五六遍，此外他还写了300多首诗。

    重新踏进上流社会的莱蒙托夫毫不掩饰自己对上流社会和政府的态度，他那些大胆的、揭露性的诗歌使上流社会胆战心惊。1839年末，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小说家梭洛古勃伯爵秉承大公主旨意，写了中篇小说《上流社会》来讥诮莱蒙托夫。元旦前的一个贵族假面舞会上，面对沙皇两个女儿的纠缠，莱蒙托夫说了些不体面的话来刺伤她们。这种随便的行为引起了风波，接着《祖国纪事》杂志又发表一篇对假面舞会上的女客进行挖苦嘲讽的诗。于是，统治阶层制造了诗人与法国公使儿子的纠纷。他们希望诗人在决斗中被打死，即使结果相反，也可以用“杀害法国人”的罪名判他的刑。

    这次决斗没有酿成流血后果。莱蒙托夫因为开枪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1840年4月13日，军事法庭判决，“遣送莱蒙托夫中尉以原职军衔去捷根斯基步兵联队服役”。该联队正在高加索同山民作战，统治者希望诗人在山民的枪弹下丧命。4月中旬去高加索途中，莱蒙托夫在莫斯科作短期逗留，并和果戈理会面，倾谈至午夜。这竟成了两位伟大作家的最后一次会晤。

    当年6月，莱蒙托夫到了斯塔夫罗波尔。在浴血的战斗和艰难的行军中，他的毅力和勇气使所有人惊异不已。因为平易近人，与士兵同甘共苦，莱蒙托夫很受士兵们的爱戴。这时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已经传遍全俄罗斯。同年，彼得堡出版了《莱蒙托夫诗选》。小说的出版和诗选新版本的发行彻底地巩固了他大诗人的地位和荣誉。

    由于年迈体衰的外祖母多方请求，莱蒙托夫获得休假，被允许回京。假期结束后，他想留在彼得堡，甚至还希望他的退役请求能获得好结果。然而收到的却是48小时之内离开彼得堡的敕令。1841年4月末，莱蒙托夫启程前往高加索。行前和朋友们告别时他说，死亡临近了。这是多次流放的经验，也是预感。

    归队途中，莱蒙托夫在好友斯托雷平的陪同下来到五岳城作短时逗留。莱蒙托夫在禁卫军士官学校的同学马尔丁诺夫也在这里。1841年7月27日（新历），诗人竟在决斗中被马尔丁诺夫开枪杀死。遵照沙皇手谕，政府采取一切措施封锁莱蒙托夫被害的消息，暗中了结此事，使凶手逃脱了惩处。牧师不敢给莱蒙托夫举行安葬仪式，诗人的尸骨由几个宪兵悄悄收葬。一年后，外祖母阿尔谢尼耶娃才得到允许，把莱蒙托夫的遗骨运回塔尔罕内。

    莱蒙托夫的戏剧《假面舞会》是莱蒙托夫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作品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俄国上流社会的精神面貌，揭露了亚历山大时期专制独裁制度的腐败和没落。主人公叶甫盖尼·阿尔别宁不仅仅是个恶徒或罪恶的精灵，而且是一个复仇的受难者。因为误会和嫉妒，他毒死了妻子尼娜。在毒死妻子的同时，他也毁掉了自己的幸福，失去了得救的希望，丢开了对善的信仰。他所唤起的是双重怜悯：既怜悯复仇的受害者，也怜悯无辜的牺牲品。

    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在高加索广阔的背景上展开了主人公毕巧林复杂的性格。毕巧林对当前贵族社会抱有批判的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得不到合理的发挥，只能在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上浪费自己的才力，乃至生命。《当代英雄》虽然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结构完美，并富有特色，心理分析细致，是俄国文学中最早、最出色的长篇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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