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克拉索夫Nekrasov（俄罗斯1821-1878）

    他（涅克拉索夫）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诗歌的思想是与人民的思想分不开的，他的悲哀是与充满俄罗斯土地的伟大人民的悲哀分不开的，他相信愚昧的人民群众中正在酝酿着伟大力量，只有人民的觉醒，才能期待向新的和好的命运转变。

    ——《真理报》

    在19世纪群星灿烂的俄罗斯文学中，涅克拉索夫占有一席光荣的位置。作为俄国解放运动第二阶段最著名的诗人，他继承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和十二月党人的优秀诗歌传统，以下层人民的生活命运为主题，开创了一代新诗风。涅克拉索夫是别林斯基忠实的学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亲密战友，也是最杰出的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他的诗篇在当时的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几乎每一首诗都成为当时先进社会人士的注意中心。列宁就很喜欢他的作品，他“几乎把涅克拉索夫的诗全都背会了”。苏联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也说：“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诗歌应该是涅克拉索夫式的，而不能不是涅克拉索夫式的。”诗人离开人世已经120多年，但他的诗至今还受到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喜爱。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他会名传不朽的……”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王冠。这是一部描写农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总结了诗人长期以来对俄国农民生活、他们的历史命运和未来道路观察和思考的结果，体现了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美学观和政治主张。长诗写作达13年之久，融入了涅克拉索夫“20年间积累起来的”对俄国农民的了解。他说：“我想在一篇连续性的故事里阐述我所知道的关于人民的一切，我从他们口中偶尔听到的一切，于是我计划写《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将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史诗。”的确，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同时，也是一部激情洋溢、音调和谐、感情深沉、富于音乐性的抒情叙事诗。由于诗人的逝世，这部巨著未能最后完成，但从那些已经创作出来的诗章来看，它可以毫无愧色地列入优秀的俄罗斯文学宝库。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是涅克拉索夫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创作的总结。这部近万行的叙事长诗揭露了腐朽专制的俄罗斯，歌颂了开始觉醒的人民的俄罗斯，展示了“改革”农奴制后人民生活的广阔画面，充满着人民的情绪、思考、探求和斗争，堪称大转折时代的一部史诗。

    长诗的背景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长期以来，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使得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后，国内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骚动频繁，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于是沙皇政府策划演出了一场“解放农奴”的丑剧。而“改革”的结果仅仅是把农奴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他们变成资本家和地主干活的雇佣劳动力。列宁尖锐地指出：“臭名昭彰的‘解放’，实际上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的掠夺，是对农民施行一系列的暴力和一连串的侮辱。”“这是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在如何对待农奴制“改革”这个重大社会问题上，俄国贵族资产阶级自由派和革命民主派分裂成两大阵营，表明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主张改良、害怕革命的自由派把“解放”后的农村美化成幸福乐园；革命民主派则愤怒揭露沙皇恩赐的所谓“解放”，号召农民起来革命，夺取自己真正的解放。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便诞生在这场辩论之中。

    把大小几十个故事像串珠子一样串起来的线索，是7个刚从农奴制度下获得“解放”的暂时义务农，争论起了“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问题。为了寻找答案，他们决定背井离乡，漫游全国，去访问地主、神父、官吏、富商、大臣，以至于沙皇，以便弄清他们过的是不是好日子。沿着这条带有童话色彩的线索，诗人引着读者，跟随7个出门人深入激烈动荡的俄国社会，观察各个阶层的生活和相互关系。这种结构容量很大，层次、色彩也十分丰富。

    7个出门人最先访问的是神父。他们问神父过的是不是好日子，神父却诉了一大堆苦。但透过神父的诉苦，涅克拉索夫实际上向读者显示的却是农民的贫困和不幸。他让7个人逛农村集市，观察“醉的夜”，又在农民群众中寻访“幸福的人们”。借此机会，诗人向读者展示了五花八门的“庄稼汉的幸福”，辛辣地讽刺了所谓“改革”后的“幸福”农村：沙皇政府和自由派津津乐道的农民的“幸福”，不过是破烂和补丁的幸福、罗锅和老茧的幸福而已！在7个人访问了地主饭桶耶夫之后，第一部告终。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俄文版封面在《农妇》里，7个农民寻访的对象已经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农妇玛特辽娜，作者详细地描写了她作为女农奴的生涯，并塑造了农奴中的反叛者萨威里爷爷的形象。《最末一个地主》和《全村宴》两部分进一步越出了访问特定对象的格式，而让7个出门人和大老粗村的农民一起见证，一起思索。《最末一个地主》用假设性的情节和漫画式的笔法，再现了农奴主骑在农奴头上作威作福的历史，也反映了农奴制残余继续存在的客观现实。《全村宴》表面上说的是庆祝农奴制寿终正寝，实际上说的是这种“改革”换汤不换药，“改革”后的社会是“亦新亦旧”。大老粗们仍然“吃不上饱饭，喝不上放盐的汤；他们天天挨鞭子，只不过拿鞭子的从前是老爷，现在换了乡长！”但是这里也出现了新时代的萌芽：大老粗们破天荒地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命运，他们之中出现了新一代的革命者格利沙·向幸福诺夫。涅克拉索夫本来还打算在长诗以后的章节中继续发展革命者的形象，他在病重时还说：“要再有三四年的生命就好了……越往下写，我就越清晰地看到了长诗怎样继续发展，看到了新的人物和新的画面。”但是他的设想未能实现，对已完成的各个部分也未及调整。《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终于作为一部未完成的长诗留给了后世。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具有许多民间口头创作的特色，受到俄罗斯民间文学的影响。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表达了诗人对俄国人民前途的关怀，开辟了俄国诗歌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对俄国进步的绘画和音乐产生过影响。

    涅克拉索夫笔下的人物画廊

    涅克拉索夫在《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中色彩鲜明地刻画了各阶级的大量人物，创造了一条琳琅满目的画廊。以农奴主——地主形象来说，就有冥顽庸俗而自命风雅的饭桶耶夫，打人为乐而头脑简单的杀拉什尼可夫团长，专横疯癫而神气活现的乌鸭金公爵，狡猾贪婪而善耍手腕的少东家，……尽管他们性格不同，却都以享有农民的劳动为自己的天职，不肯甘心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在刻画地主形象时，涅克拉索夫充分发挥了他的讽刺才能，笔锋所向，把尊严高贵、道貌岸然的地主刺得体无完肤，丑态毕露。无怪乎沙皇出版检察机关要指责涅克拉索夫把地主写得“极端不成体统”，叫嚷这是“对整个贵族阶级的诽谤”了。对于涅克拉索夫揭露剥削阶级方面的功绩，列宁曾高度评价说：“涅克拉索夫和萨尔梯柯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涅克拉索夫对剥削者的愤怒控诉和辛辣讽刺，至今读起来还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使人感到农民世世代代对地主阶级的仇恨和憎恶，正从诗人笔尖上喷涌而出。

    在地主群像的旁边，涅克拉索夫还用鄙夷的笔调描画了奴才的群像。例如一个公爵的家奴自吹自擂，说他是个得宠的奴才，由于舔了19世纪40年代残剩的洋酒，才得了一种上等人才有的“高级病”。而依巴特则死心塌地崇拜乌鸭金公爵，竟把公爵对他的虐待和折磨也当做恩典来夸耀，感激涕零，念念不忘。但这种奴性在农民群众中并没有市场，只遭到包括七个出门人在内的广大农民的嘲笑。

    在长诗中占着主人公位置的，则是农民的群像。恩格斯曾经赞扬作家描写被剥削阶级，指出：“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而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他高度评价这是“在小说的性质方面发生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涅克拉索夫正是这样，打破了俄国诗歌的旧传统，把农奴、农民当做了主人公。他激动地说：“在我面前站着千百万从未被描写过的活生生的人！他们要求得到爱的目光！他们当中不论哪一个，都是受难者；不论哪一个的生活，都是一部悲剧！”难能可贵的是，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劳动人民既是诗的主人公，也是历史的主人公。

    （飞白）

    《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民歌基调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重要特点，是贯穿在他的一切创作中的民歌基调。他的诗往往是从民歌发展而来的，因此它能真实地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形象性格，反过来它又变成了民歌在人民之间广泛流传。涅克拉索夫以自己富有革新精神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新的诗风，从而揭开了俄国诗歌史上新的一页。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民歌基调明显地体现在他的长篇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里。长诗的书名、结构以及童话似的开端，就和民间说唱文学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长诗的情节非常近似关于寻找人类命运、寻找幸福和真理的童话。长诗以通常的童话讲述方式开头：

    哪年哪月——请你算，

    何处何方——任你猜，

    却说在一条大路上，

    七个庄稼汉碰到一块儿……

    像在民间童话中一样，长诗中的7个主人公争吵不休，然后，由于会说人话的神奇的鸟的帮助，他们和解了，决定一起去寻找幸福。这样，真理寻找者在漫游俄罗斯期间的所见所闻，7个庄稼汉所求见的那些想象中的幸福者的自述，构成了长诗的内容。为了加强长诗开头的印象，涅克拉索夫还运用了民歌中常用的重复手法。7个主人公每次遇到新的人物，就复述他们从哪儿来，为什么争论以及他们的心事。

    长诗的语言含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诗人摒弃了贵族文学家所一贯推崇的“高雅”的诗歌语言，大胆地用农民的口语写诗，还吸收了大量民间俗语、俚语、谚语、谜语，充分表现了群众语言的丰富、生动、机智和诗意。

    它飞在你前面——像老鹰，

    它飞在你后面——像乌鸦，

    它飞在你前面——躲不过，

    它飞在你后面——拉不下……

    这里的“它”，指的是“灾祸”。农民一年到头总是提心吊胆地生活，说不上什么天灾人祸会突然飞来。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农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灾祸”本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诗人运用了民歌形象性的比喻，把它具体化了，感知化了，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的苦难。

    这部长诗的格律也有鲜明的民歌特色。俄罗斯民歌的音乐性体现在重音和轻音排列组合构成的各种节奏（音步），其中最有特点的是“重轻轻”音步。涅克拉索夫对民歌进行了提炼，在长诗中采用了无韵诗的形式，三音式抑扬格和“重轻轻”结尾相结合的基本格律，每隔数行又有一行诗以重音结尾。这种格律既适合说唱，也有利于抒情和讽刺。其间又间或穿插着头韵、腰韵、脚韵、对称、双声等音乐手法。而包孕在长诗中的许多歌谣和小叙事诗，则是格律丰富多彩的有韵诗。涅克拉索夫创造性地运用了民歌，在形式上别具一格。

    （甘雨泽）

    尼古拉·阿列可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1821年12月10日生于乌克兰的波多尔斯克省文尼察县涅米罗夫镇。父亲是个残暴的军官，他3岁时父亲退伍，举家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祖遗庄园格列什涅沃村，而他的不愉快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在这里目睹了农民的悲惨遭遇，和他父亲这个典型的农奴主对农民以及对自己妻子儿女的残暴行径。他还曾徜徉在村边的伏尔加河畔，看见过忧郁而沮丧的纤夫们，倾听过他们凄凉的哀号和沉郁的呻吟。他带着惊异的神情送走一批批钉了镣铐被解往西伯利亚的政治流刑犯。所有这些，都给涅克拉索夫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憎恨那些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周围的贵族环境。

    1832年至1837年，他在雅罗斯拉夫尔中学读书。这时他对文学产生兴趣。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喜爱普希金的《自由颂》并开始写诗。1838年，父亲让涅克拉索夫到彼得堡一所名叫“贵族军团”的军校上学，而他却违背父亲的意愿，选择了自己从小爱好的文学道路，径自到彼得堡大学去旁听。父亲一怒之下断绝了对他的全部接济。涅克拉索夫带到彼得堡的只有一部诗稿，此外身无长物。从此，他便靠抄写、卖稿、打“文学零工”勉强糊口，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他说：“整整3年，我经常每天都感到饥饿。”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后来写道：“涅克拉索夫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作为城市贫民的真正代表度过他的青年时代大部分岁月的。”残酷的生活和19世纪40年代的进步思潮逐渐培养起他写诗的才能，并初步形成他的政治立场。

    涅克拉索夫1840年，涅克拉索夫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幻想与声音》，但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成熟。不久他结识了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后者的影响下，他找到了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也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道路。这一时期他写了《在旅途中》、《摇篮歌》、《故园》、《秘密》、《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等诗，描述俄国下层人民的痛苦及其悲惨的命运，并讽刺了伪善的权贵们，在文坛上受到普遍的赞扬。40年代末他已被称为有独创精神的民主主义诗人和讽刺诗人。

    1847年起，涅克拉索夫与帕纳耶夫合编《现代人》杂志，并在别林斯基的支持下把这个刊物办成了俄国先进思想的论坛。19世纪50年代，他先后邀请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参加编务。由于立场、观点的一致，三人结为共同为革命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亲密战友。这时期他写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如《未收割的田地》、《被遗忘了的乡村》、《小学生》。特别是《诗人与公民》庄严地宣称“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大门前的沉思》抒写了在俄罗斯大地上泛滥的人民的悲哀，思索了他们未来的命运；《叶辽慕什卡之歌》则提出进行革命的口号，并呼吁为此而献身。

    从19世纪60年代起，涅克拉索夫连续写了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长诗，如《货郎》、《严寒，通红的鼻子》、《铁路》等，并开始创作反映日益壮大的革命力量的巨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这些诗篇洋溢着对俄国农民的真诚的爱。这个时期他在文学界，特别在进步青年和革命活动家之间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俄国最优秀的诗人。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涅克拉索夫一再遭到挫折：昔日的朋友如屠格涅夫、德鲁日宁、鲍特金等因思想立场分歧，先后同他绝交；杜勃罗留波夫病逝；米哈伊洛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继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现代人》又于1862年一度停刊，1866年终于被封闭。在这之前，涅克拉索夫为了刊物能够维持出版，曾向两次参与镇压波兰人民起义的“绞刑吏”穆拉维约夫献诗，引起进步人士的责备。他曾写诗承认错误，说“当无情的命运威胁我的时候，我的手就在竖琴上弹出了不正确的声音”。列宁指出他的弱点，同时肯定他“整个的同情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边”。

    1868年，涅克拉索夫与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合编《祖国纪事》杂志，并邀请优秀的民主主义作家和诗人撰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进步阵营的喉舌。在《祖国纪事》刊行期间，涅克拉索夫写了歌颂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的崇高自我牺牲精神的长诗《祖父》和《俄罗斯妇女》，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的长诗《同时代的人们》，还写了后来结集为《最后之歌》的抒情诗和《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最后三部。在革命的民粹派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19世纪70年代，他的这些作品体现了时代的最主要特征。

    难以置信的劳动和非人的苦难岁月使涅克拉索夫未老先衰，而癌症则使他卧床不起。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家就是床，我的世界就是两间房子。”1878年1月8日，涅克拉索夫溘然长逝。许多革命组织和青年学生都参加了诗人的葬礼。一位同时代人曾经写道：“从普希金时代起，不论向哪个作家的灵柩涌来的人，都未必像我们在涅克拉索夫的灵柩旁所看到的那么多。”

    涅克拉索夫的叙事长诗《货郎》，通过两个农村货郎的见闻和遭遇，揭穿了俄国农奴制“改革”的骗局。长诗从爱情开始，以悲剧结尾，通过货郎的串村走巷描写了许多人物和生动多彩的社会画面，展现了一幅动乱中的农村速写图。

    《严寒，通红的鼻子》是诗人献给自己的妹妹安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布特凯维奇的。长诗以农奴制“改革”后的农村为背景，着力塑造了普罗克和达丽亚这两个质朴、勤劳的俄罗斯农民形象，展现了俄罗斯妇女的高尚心灵和艰苦命运，表达了俄罗斯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尽管整个长诗基调悲壮，但仍能听到美好乐观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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