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是纪伯伦所有作品中最富有哲理的一部散文诗作品……《先知》不仅寓意深刻，而且语言优美，极具表现力。
——蔡伟良
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纪伯伦是一页传奇。他同时接受过阿拉伯与西方教育，能以双语写作，每种语言都运用得清丽流畅，他使两种文化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他是黎巴嫩文坛骄子、哲理诗人、杰出画家，又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主要奠基人，20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评论界把他与印度桂冠诗人泰戈尔相提并论，共称为近代东方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驱。20世纪20年代初，以纪伯伦为中坚和代表形成的阿拉伯第一个文学流派“叙美派”（即“阿拉伯侨民文学”）曾闻名全球。在东方文学史上，纪伯伦以独树一帜的散文诗，创造了“纪伯伦风格”：既有诗歌的精练性和音乐的节奏之美，又具有散文灵活多样的表现力；有理性思考的严肃与冷峻，也有咏叹调式的浪漫与抒情，为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短暂而辉煌的生命之旅中，纪伯伦饱经颠沛流离、痛失亲人、爱情波折、债务缠身与疾病煎熬之苦。文学与绘画是他艺术生命的双翼。他的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书信等作品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东西方读者，被视为“东方赠给西方的最好礼物”。
散文诗集《先知》是纪伯伦最优美、深刻的作品之一。诗人15岁的时候就以阿拉伯文写下《先知》的初稿。1923年，《先知》英文版在美国出版，整个英语系国家及阿拉伯世界都为这部带着强烈神秘主义与东方意识的作品深深着迷。如同《吉檀迦利》之于泰戈尔，《先知》也给纪伯伦带来了世界性声誉，使他当之无愧地置身于20世纪东方乃至世界最杰出的诗人之列，因此获得“诗人哲学家”的称号。作为纪伯伦步入世界文坛的顶峰之作，《先知》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阿拉伯评论家努埃曼把这部作品比喻为一株“常青树”，以充满爱和理性的心灵，“深深地扎根于人类生活的土壤里，只要人类活着，这株大树就活着。”
《先知》是纪伯伦用多年心血浇灌出的艺术之花，是他“精神孕育的最好的胎儿”，也是他来到世间想说出的那句最重要的“话”。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在酝酿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定居纽约后，他又写出了英文初稿。在正式出版前的几年里，五易其稿。书中的哲理可以说是纪伯伦爱与睿智的结晶，其深邃广博几乎达到了人类精神修养所能及的最高境界。《先知》之所以可以历久弥新，不受时间的限制，正因为它直接表达了“真理”。纪伯伦视《先知》为一生最大的成就，他曾经说过：“我想，自我从黎巴嫩山构思《先知》一书开始，我就已和它寸步不离了，它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在我完成4年之后才将其付印，因为我想要确定，非常地确定，书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必须是我的最佳贡献。”这的确是一本奇妙的著作，它满足了个别心灵的需求，哲学家认为它是哲学，诗人称它是诗。青年则说：“这里有一切蕴涵在我心中的东西。”老年人说：“我曾不断追寻，但却不知追寻为何？但在我垂暮之年，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我的宝藏。”
诗人纪伯伦巧妙地为《先知》安排了一个小说式的故事框架：主人公艾勒·穆斯塔法，一个“被选和被爱的”东方智者，滞留海外奥法利斯城12年，一直企盼着回到自己出生的小岛。一个秋日，他登高远眺，看见故乡的船从烟雾中徐徐驶来。他心中充满喜悦和激动，但又不忍离开这度过漫长岁月的地方。城中的男女老少都来送行，在城中的圣殿广场，人们请他讲说真理，披露他们的“真我”，告诉他们“关于生和死之间的一切”。他怀着诚挚的感情一一回答了众人的提问。在发表了充满祝福和希望的告别之辞之后，水手们扬帆起锚，航船向东方驶去。
清新隽永的诗句凝结着纪伯伦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哲理思考。他力图站在俯瞰世界的历史高度，向全人类宣示自己发现的真理。每段议论中都渗透着纪伯伦与众不同的见解，它们往往与传统的教诲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但却显示出作者视角的独特性和思考的深刻性。
《先知》不仅具有明晰的哲理性，而且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抒情和哲理的结合，使整个作品真切感人。无论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还是市民们的送别话语，都充盈凝重，表达出诗意化的感情。
作品语言是独具特色的，严肃中不失温馨，启示性和感染力并重。这种风格被称为“圣经式的语言”，把严肃的训示、诚挚的关怀、冷静的启迪、热烈的希望完美地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传情达理的功能。
新奇美妙的比喻是《先知》具有恒久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论明喻还是隐喻，纪伯伦都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特别擅长通过“A是B”的句式，使比喻成为格言警句，长留读者心中：“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被射出的生命的箭”；“你们的理性与热情，是你们航行中的灵魂的舵与帆”；“思想是一只属于天空的鸟，在语言的牢笼中它或许能展翅，却不能飞翔”；“美是凝视自己镜中身影的永恒。但你们就是永恒，你们也是明镜。”这些新鲜的比喻，贴切中肯，内涵丰富，显示了作者对思考对象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
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它的象征性。主人公既是东方智者，又是人类完美的象征。他要返回的岛屿，既是他的祖国、故乡，又是“爱与美”的理想世界的象征。奥法利斯城既是西方世界的象征，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象征。这种双重性使作品的内蕴具有东方的和世界的两个层面。至于诗中反复出现的大海、云雾、梦幻、明镜、面纱、羽翼等意象，则是人类生存状态和生命表达方式的不同象征。大海象征生命的丰富和永恒，云雾象征生命的朦胧和神秘，梦幻象征人的渴望与憧憬，明镜象征理性和明澈，面纱象征人的真实性被掩盖，羽翼象征生命的飞翔与自由。
纪伯伦原计划写出“先知”三部曲：第一部《先知》重点写人与人的关系，第二部《先知园》重点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部《先知之死》则重在写人与“上帝”的关系。但诗人却只完成了前两部，给世界文学史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乐观的文字神秘主义
一定有许多人无法理解，看起来不那么玄奥，而且一般的文学评论里也似乎很少理会的纪伯伦，他的《先知》会那么持久地在全世界，当然包括台湾在内，受到从不衰懈的欢迎。
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圆满的解释。纪伯伦的作品到底打动了以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哪一根神经？他的作品要被归类到哪一个范畴才对？
而答案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纪伯伦乃是当代已愈来愈稀少的“文学神秘主义”最后一颗亮眼的明星，他以一种非常人间性的方式，把希伯来——基督教里的神秘主义，腓尼基的古代智能，以及中东伊斯兰文化的积淀，做了浪漫热情的综合，因而变成一种照亮，一个永恒的叮咛和启示。无论渊博的雅士，或是略识之无的俗人，都或多或少能从《先知》里掬取到一些可以打破人生执迷的活泼泉水。
纪伯伦的老师，法国大艺术家罗丹曾说过，纪伯伦和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兼画家布莱克有着惊人的同质关系。罗丹的这种说法，可以说是所有的纪伯伦的评价里最精确的一个，也显示出罗丹确实慧眼如炬，一下子就掌握住了纪伯伦的本质。纪伯伦和布莱克相同，都是“文学神秘主义”里的智者与勇士。他们对生命有着一种神圣的执著，相信真、善、美的互为一体。他们都能诗能画，他们诗画同趋，尤其是那些充满了神秘信息的绘画。在绘画里，他们都展布出了庄严的圣容，让人足以飞跃的天使与凤凰之翼，灿烂的生命之树，以及走在水上火中的圣灵，还有那只饱含着威仪、慈悲、洞烛一切的宇宙之眼。读他们的文字，如同看他们的图绘，都会把人带到一个比现在处境更高一点的新地。
神秘主义乃是人类最初，但同时也是最后的一种疑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想象和思维态度。它相信人的生存不只是具有现实上的意义，世间万事万物所显露出来的也不是只有跟前的这些浮光掠影，一种内在的、合一的因果通路，才是生命更幽微的目的与本质。
而正是这样的幽微与探索，遂出现了向外和向内的两种探索的选择。向外的有神秘主义的宇宙论，神秘主义的物质因果论等等；而向内，则出现了宗教、大自然、现实人生，以及文学上的各种神秘主义。它在这些地方经由特殊的启示与感觉，希望对世界一体、生命一体能找到其本源。而无论启示来自何处，这种向内发展的神秘主义都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爱”。“爱”是一种力量、一种意旨、一种目的……由于神秘主义在“爱”里找到意义，几乎毫无例外的，神秘主义者也必然浪漫、勇敢、有情，以无谓的心情去面对现实世界里让爱被扭曲，或者爱因而失去的黑暗部分。
因此，纪伯伦乃是西方浪漫神秘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会聚后的结晶。这是一个新的综合，造就出了他那种独特的“文学神秘主义”，文字和话语在他的著作里滚动如珠，撞击着人们的眼，打动着人们的心。它不是狭义的文字，也不是狭义的宗教，而是新形态的俗世灵修经典，不管你是西方人或东方人。当我们觉得意义丧落、生命倦怠、被疑惑和愤怒所包围、对现世觉得很无可奈何的时刻，打开《先知》，总会得到他的帮忙与照顾。
（南方朔）
烈火焚烧、寒冰淬炼的灵魂
初接触纪伯伦的原著至今，转眼已40年了！
人生又有几个40年呢？
虽然，阅读是我个人的狂热之一，虽然，在接触《先知》之前和之后，我仍在书海中徜徉。但无可讳言的，《先知》是我进入东西方哲思会通的第一扇门。后来钻研新时代思想数十年，读过、赞叹过的好书也不少，但，《先知》有点像是我在这方面的“初恋”，忘不了。
犹记电影《大河恋》当中，父亲指导儿子的写作，叫儿子将初稿删掉一半，再呈上来，还叫他再删掉一半。我也认同那样的写作风格，所以，尤其钟爱纪伯伦作品当中的《先知》。虽然多年来自己也写过几本，译过更多，但很多人第一次见到我都会说：“嘿！是你的《先知》陪我长大的耶！”
我当年在译《先知》时，寻找过纪伯伦的背景资料，虽然其他作品未完全读过，但由点点滴滴的信息和资料中可以感应和猜测，纪伯伦并非圣人，而是个有血有肉、有矛盾有挣扎的人。经由阿拉伯和西方不同文化的浸润和淬炼，经由生命本身的历练，最后成就了他如钻石般剔透的生命和文采。
虽然纪伯伦成年后大半在美国居住，由于英文并非他的母语，他反而创造出一种单纯、干净的笔法。《先知》则直接以这种笔法带我们遍历苦痛和喜悦，真可以说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他对人世间“不弃不离”，了解凡人的颠踬，陪伴我们的孤独。最后，以无比的悲悯怀抱我们，带我们的心一同飞升到狂喜无碍的境界！
我相信每个人会以他个人的角度，表达他们阅读纪伯伦的感动。但一切的赞语，都只能将读者诱引到书的面前，再下去，就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所以，多说无益，我相信，众位知心人，会相遇于纪伯伦的心灵中，然后，在静默中，感受那种爱、那种温柔、那种渴望，泫然欲泣，心生狂喜。他的诗文，真的是言有尽而情意无穷啊！
生命只有一个，却化为宇宙间无数形形色色的生命。通过纪伯伦这样一个生命，我们可以略见一瞥他所源出——也是我们所有人所源出——的生命之美！
（王季庆）
1883年12月6日夜间，纪伯伦出生在黎巴嫩北部山区卜舍里村一个基督教马龙派教徒家庭。父亲哈利勒·纪伯伦嗜酒如命，但在听说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后，却没有忘记用自己父亲纪伯伦的名字为他命名。母亲卡米拉是一个马龙派牧师伊斯的女儿，她亲自教纪伯伦阿拉伯文和法文，又请家庭教师教英文。
5岁半时，纪伯伦开始在村子里上小学，常受同学欺侮，有的同学甚至叫他“呆子”和“爱哭坯”，他因反抗而挨过揍。他学习也不用功，还被教师关过禁闭。
1895年，纪伯伦12岁。母亲带着4个孩子，通过乡亲关系，来到美国波士顿最脏最简陋的华人区居住，父亲为守护家中产业仍然留在故乡。从这时起，纪伯伦开始学画和阅读《汤姆叔叔的小屋》，立志将来写小说。
14岁，纪伯伦的画得到当地一位美国女人的喜爱，他本人也因此得到这位中年女人的爱，并偷吃了禁果。之后，纪伯伦回到黎巴嫩贝鲁特希克玛学校读书，学习修辞法、句法、修辞、韵律和韵脚等各种阿拉伯语学问。暑假期间，纪伯伦随父亲到中东各地旅游，心灵豁然开朗。15岁时，他用阿拉伯文写下《先知》的初稿，并主编了一份名叫《真理》的文学与哲学刊物。他的文章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大量发表，其中最有名的《叛逆的灵魂》被视为危险、叛逆、含有西方思想剧毒，被焚于贝鲁特市场，纪伯伦也因此被驱逐出境。回到美国的时候，纪伯伦的小妹刚死于肺病。此后，同母异父的哥哥和母亲也相继去世。这些突如其来的不幸，使纪伯伦茫然失措。妹妹用缝纫来维持生计，纪伯伦想靠绘画贴补家用，想办法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在画展上，他意外结识了女子学校校长玛丽·哈斯凯勒，并结为挚友。在她的赞助下，纪伯伦于1908年来到巴黎学画，得以拜访到著名艺术大师罗丹。纪伯伦得到罗丹的指点，从此迷上了威廉·布莱克的作品和文艺思想。在巴黎期间，纪伯伦广泛接触西方社会，游览了伦敦、罗马、布鲁塞尔等历史文化名城，广泛涉猎但丁、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的作品，尤其受到哲学家尼采很深的影响。
1910年，纪伯伦返回美国波士顿，1912年，定居纽约。6年后，他发表了第一本英文著作《疯子》，书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这为他在欧美和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声誉。1916年，纪伯伦结识了文学家、哲学家，他的黎巴嫩同乡米哈依勒·努埃曼，两人成为挚友。1920年，他们以《旅行家》杂志为依托成立了“笔会”，宗旨是振奋阿拉伯文学自身的新精神，使它成为民族生活中的有效力量。1932年，他的代表作《先知》出版，这本书像一股风暴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他创立了崭新的文体——“纪伯伦体”，并领导阿拉伯海外侨民的文学潮流，形成了阿拉伯第一个文学流派“叙美派”，奠定他在阿拉伯现代文学上的地位，他的著作也成为经典。
由于过度劳累，纪伯伦身体一直不好，1931年，他患了肝癌，住进纽约圣菲恩西恩特医院。同年4月10日，他在这所医院孤独地死去。纪伯伦的遗体被安置在故乡修道院供后人永世瞻仰，门口的雪松木板上刻着纪伯伦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我要在墓碑上写下这样的话：我站在你身边，像你一样的活着。把眼睛闭上，目视你的心，然后转过脸，我的身体与你同在。”
《泪与笑》收录了纪伯伦最早发表的散文和散文诗，展现了青年纪伯伦最关心的社会和文学主题：爱与美、大自然、生命哲学、人道主义、社会公正、诗人使命和孤独寂寥等，它们预示了纪伯伦一生的创作方向。在《美》、《在美神的宝座前》等诗中，作者把美当做宗教、主神，美是“智者哲人登上真理宝座的阶梯”。《组歌》中的《浪之歌》、《雨之歌》、《美之歌》以及《花之歌》诸篇是本集中最优美、最有韵味的篇章，融情、景、理为一体。
《暴风集》是一部富有激情和社会批判意识的诗文集。其中收入了纪伯伦最具批判性、最有力度的散文诗。《掘墓人》以超现实的手法塑造了一个敢于“亵渎太阳”、“诅咒人美”的“疯狂之神”形象，让他喊出“我是自己的主！”这一形象体现了纪伯伦对陈腐传统及其维护者的蔑视和痛恨。《奴性》揭示了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奴性，指出奴隶主义是一个“永久性的灾难”，它使人们的岁月“充满屈辱和卑贱”，提出打碎奴性锁链、结束跪拜偶像的历史课题。《麻醉剂和解剖刀》分析了“东方病夫”顽疾久治不愈的原因，指出东方人“爱吃蜜”，又讳疾忌医，而东方的“医生”们则专开只能延缓却不能根治疾病的“麻醉剂”。他强调为了根治东方的痼疾，必须拿起“手术刀”进行彻底治疗。
纪伯伦的小说与他的诗歌一样出名，具有丰富的社会性和深刻的东方精神，是他前期创作的主体。他的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发表于1911年，在当时引起了很热烈的反响。故事叙述富家女萨勒玛被大主教的侄子强娶，成为婚姻的牺牲品。尽管她有机会和情人逃出樊篱，但她像折断翅膀的小鸟，难以奋飞。5年后她生下一个孩子，但孩子一降生就夭折了。她也离开了人世。纪伯伦把这场爱情悲剧升华为东方民族悲剧的一个象征，通过对母爱的歌颂，表达了自己对祖国和民族的挚爱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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