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智利1904-1973）

    我认为聂鲁达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质量总是很高。聂鲁达简直是弥达斯王，他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金。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1995年上演的电影《邮差》，使拉丁美洲家喻户晓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变得举世皆知。他的作品深受世界读者的喜爱，曾被德国《诗歌》杂志评选为20世纪世界最重要的十大诗人之一。聂鲁达开创了拉美诗歌的新阶段，奠定了拉美20世纪诗歌的创作基础，“因为他的诗作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理想”，因此荣获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的生命是丰富而蓬勃的，无论是他在生命早期的吟咏，还是在亚洲孤独痛苦的任职经历，抑或是后来为西班牙、智利、古巴等国家奔走的革命生涯，都表明了这一点，以至于任何落于笔端的叙述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同时聂鲁达又是单纯的，他在最终意义上都是一位诗人，一位大地上的诗人，一位堂吉诃德一样的诗人，同时也是美洲精神和古老理想结合的产物。

    《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是聂鲁达20岁时的成名作，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诗集记载了诗人青年时代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与女人、与世界的接触，也记录了他内心深处欲望、激情、寂寞、内在疏离等诸多复杂的情思，诗里有忧伤的回忆，有真情的呐喊，有情感的剖析，也有深沉的叹息。这些情诗在当时像流行歌曲或谚语一般被传颂。

    1924年问世的《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是聂鲁达继《晚霞》之后的第二部诗集，也是他最受公众欢迎的作品之一。此时，诗人正在摆脱现代主义诗歌的种种束缚，表现出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形象新颖、比喻生动和节奏崭新的诗风；题材再也不是“天鹅”一类的遐想，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和智利美好的风物。作为聂鲁达的代表作之一，这部诗无疑是西班牙语爱情诗歌中的高峰之作。

    诗集出版之后，聂鲁达一下子成为智利年轻人的偶像。人们竞相传诵其中的经典段落，有些诗句甚至成为当时智利年轻人谈情说爱、传情达意的纽带。多年之后，聂鲁达一出席朗诵会，仍然被人们要求朗诵那首名为《今夜我能写出》的诗歌。今天，这部诗集已经出版了上亿册，在全世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智利作家和散文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曾说，聂鲁达虽然已经去世30多年，但是，如果他的诗不死，他就永远不会死。

    这部诗集的主题是爱情。它与《船长的船》和《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并称为聂鲁达的爱情三部曲。诗里有因爱情而绽放的笑颜，也有对恋人动情的赞叹，但更多的却是情到深处的孤独、永失真爱的痛苦和回忆甜蜜往昔时泛出的一点点心酸。“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插着这双苦涩爱情做成的翅膀，诗人穿越了时光的阴影、思念的长河，也穿过了世间的混乱扰攘。他用这无望却炽热的爱做生命的支点，与死亡、挫折、孤寂等人世的黑暗相抗衡。

    诗集里不只是对爱情的歌颂，更有对生命本质的深刻认知。已成往事的爱情、真实而疼痛的经历赋予情诗更为厚重的质地、更加深沉的色泽。“虽然在某些时刻，他的爱情是荆棘丛中的玫瑰，是忧郁的岛屿，是孤寂的屋里疼痛的窗口，是掉入甜美的忧伤”，“但在更多时候，他的爱情是永不熄灭的火光，是无法折断的纤细荆棘，是穿过生命之树的奢华光芒，是倾泻于冰凉的生命枝叶上的温柔之火。”

    聂鲁达的诗综合了智利民族诗歌的传统和西班牙民族诗歌的特色，兼容波德莱尔、兰波等法国现代派诗人的内涵和惠特曼的自由诗形式。作为他的早期作品，《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带有较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诗的结构像散文一般松散开放，使感情的流动发展更为自然，但诗人对于主题的强化又使每一首诗内部、诗与诗之间“形散而神不散”。

    在后来出版的十四行诗集《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中有一段献辞：“我深知自古以来诗人们早就从各个面向，以优雅出众的品位，为十四行诗营造出像白银、像水晶、像炮火一样的声韵，然而，我十分谦卑地，以木头为质料创作这些十四行诗，赋予它们那不透明的纯粹物质的音响，传送到你耳边……”这段话对《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也同样适用。聂鲁达的诗如木头一般质朴，但其中却自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将这些分散的诗行融聚成完整的有机体。

    总是伤感的无言

    聂鲁达曾经说，《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风格的书，写的是青春期异常折磨人的情欲，还夹杂着智利南方令人惶惑的大自然。总是有人问他，这些情诗是写给谁的？女主人公是谁？聂鲁达在回忆录里狡猾地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这本伤感而又热烈的诗集中，交替出现了两位或三位女子，或许可以叫她们玛丽索尔（Marisol即marry sol大海和阳光）和玛丽松布拉（Marisombra即marry sombra大海和阴影）。玛丽索尔是外省的爱情，她深邃的目光像广阔的星夜，又像特木科潮湿的天空。她的欢乐和生机勃勃的美充满诗集中的每一页，她的形象被海港的水和山上的半轮月儿所环绕。而玛丽松布拉则是首都的女大学生，戴着灰色的贝雷帽，有着最温柔的眼睛，是朝三暮四的学生式爱情飘散出的忍冬花的持久香气，是在都市隐蔽处激情幽会后身体的平静。也许还有一位叫做玛丽娅·帕罗迪的姑娘，诗人在65岁的时候曾经回忆过她：“萨韦德拉港散发着大海和忍冬花的气味。每家的屋后都是带凉亭的花园，茂密的青藤透着忧郁和孤寂。就在那儿我遇到了黑眼睛的玛丽娅·帕罗迪。我们把纸条折得小小的藏在手心里传递给对方。后来我为她写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的第19首。萨韦德拉港，它的码头、小艇、松树，还有那永无休止地扇动翅膀的银鸥，在诗集中处处可见。”

    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在为生前好友也是政治斗争中志同道合的战友聂鲁达撰写的权威传记《聂鲁达》中，颇为详细地介绍了这两位女子。玛丽索尔是一个叫特蕾莎的姑娘，在《黑岛记事》中，诗人称她为特鲁莎。1920年的春天，特蕾莎当选为特木科的春光皇后，聂鲁达写诗向她祝贺，并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夏天，特蕾莎全家经常去特木科以西的萨韦德拉港度假，那是一处宽广然而忧伤、弥漫着无尽孤寂的海滨；恰好聂鲁达一家也会去那里度假。“许多年夏天，我们带着同样的家庭仪式回到那迷人的地方。在特木科严冬和海滨神秘的夏日之间，我日渐成长，读书，恋爱，写作。”

    现在通常认为，《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的第3、4、7、8、11、12、14、17以及那支《绝望的歌》都是写给特蕾莎的，此外，《晚霞》中的《南方的海滨》以及《热情的投掷手》中的《女友，你不要死》等一些诗篇也是由她引发的。来到圣地亚哥之后，虽然聂鲁达身边不缺少女伴，但是他并没有忘记特木科的特蕾莎。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从特木科坐火车到圣地亚哥，需要漫长的一天一夜。聂鲁达不止一次在假期中回特木科和萨韦德拉港看望特蕾莎，特蕾莎也到过圣地亚哥。博洛迪亚说，不仅是地理距离还有社会距离分开了他们。据特蕾莎的侄女回忆，特蕾莎的双亲十分看不起聂鲁达低微的出身，还给他起了个带有侮辱意味的绰号“霍德”——这种黑翅膀的猛禽，是上流社会对铁路工人、诗人、艺人的蔑称，因为他们经常穿黑色斗篷、戴宽边帽子。特蕾莎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的来往。特蕾莎虽然是一个活泼热情，很有个性的少女，但是她最终没能完全叛逆家庭，只好忍痛结束了这段少男少女青涩的恋情。

    与活泼开朗的“玛丽索尔”不同，有着晚霞般面孔的“玛丽松布拉”姑娘非常内向。她的名字叫阿尔贝蒂娜·罗莎·阿索卡尔，和聂鲁达一样也是外省南方人，出生在阿劳科，那里是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从外貌来看，阿尔贝蒂娜和她的二哥鲁文·阿索卡尔都有着明显的印第安人血统的印记。聂鲁达和阿尔贝蒂娜学的都是法语，经常一起上课。像很多大学生一样，爱情就是课堂中萌发的。可惜好景不长。相处刚刚一年多，离阿尔贝蒂娜家很近的康塞普西翁大学也开设了法语课，她只好听从父亲的安排转到那里继续学习。一对恋人又得忍受离别之苦。从圣地亚哥到康塞普西翁相距500公里！聂鲁达别无他法，只好用一封封炽热激情的信排解自己的苦闷和孤独。……如果我们将这些情书与《晚霞》、《二十首情诗》、《热情的投石手》、《奇男子的引力》以及《大地的居所》等诗集中的一些作品对照阅读，就能够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诗句的内容和蕴涵。虽然这些诗集的风格不断变化，但是其中那个令诗人魂牵梦萦的女人没有变，始终是阿尔贝蒂娜。

    （赵振江）

    聂鲁达：幸福的绝望

    在那样的一个傍晚。一个寂寞旅程里，捧起智利诗人聂鲁达，《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隆隆的火车上，有节奏的摇晃中，我翻开巴勃罗·聂鲁达，“一个复杂的人，一个才情卓越、少年成名、爱自然如同爱女人、美酒和佳肴，其情诗混合着深情和肉欲的伟大诗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位视社会正义和诗艺同等重要的直言不讳的政治家，一位驻外大使、议员和总统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这是关于诺贝尔得主聂鲁达的一些介绍，我喜欢在无人的空旷的夜里读诗歌——尤其情诗。生命好比一首情诗，值得用心去书写。我记起自己翻阅诗歌的心情，惆怅的、温柔的、遥远的。诗联结我与神的低语。

    在无人可思可想的情况下，念一首遥寄心情的诗歌。

    思念的，纠缠的阴影在深邃的孤寂中。/你在远方，噢，比谁都远。/思念的，无拘无束的鸟群，消融的形象，/掩埋的灯。/雾霭的钟楼，在多么远的远方！/窒闷的哀叹，辗转的朦胧希望/沉默寡言的磨坊，/黑夜落向你，面庞向下，远离城乡。/你从外地来，陌生得像件物品。

    远方的暮色沉下来，车内依旧有节奏的晃动，像婴儿在子宫里，封闭的黑给了一种安全与陌生，来自远方的召唤，诗人是那样不安分而忧郁的。

    他是情欲的，一切的爱都是情欲的。他是有质感的，男人有质感会很诱人。欲中升华出光泽与质感，他是热烈而真挚的。他很原始很煽情，他一生在政治中激情不灭，在情人中流浪不息。

    诗是生命的写照。情诗更是。

    20首足够了。有人是8首，唐代李商隐的《无题》系列，同样悲伤而绝望，并且隐晦。像天边的沉月，发出乌蒙蒙的光。

    我在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沉醉地读着聂鲁达。卧铺下有人好奇地看我的书，很少有人在车厢里读诗歌，何况，是聂鲁达。

    《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

    英文版封面下面有人弹着冬不拉，脸色黝黑的新疆男人。他充满感性的音乐打动了我。让我感到这一切，似乎世界中有声音告诉我某种真谛。

    爱是什么？是痛苦是激情是期待，是另一个人给予你的欢乐和深情。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养分，是自然力中最不可抗拒的作用。

    他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我悄悄地合上书本。

    诗人的痛苦击中了我。生命中只有两样不可缺少的，他说，诗歌，爱情。

    我点头，诗人俏皮的深黑的眼睛，仿佛对我说：两条肋骨间一种明确的忧伤的痛苦。你摸到了吗？

    我喜欢这种幸福的绝望，化为情诗的喃喃低语，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好，因为无可复苏的时间与生命，它有回声，但无法抓住。

    它的缺憾，让我活着自觉如一颗卑微尘埃，与我沉默的呼吸相应的是心脏的跳动。

    我虔诚低下头去，合掌，如此我听到了你，你的生命就是一首情诗。他死了。他活着。因爱情而不朽。仅仅如此。

    甚至，我忘了他所有身份，如同遗忘自己的一样。

    （小桥）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派罗。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因为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了。2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覃缪科城，在那里，父亲再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

    聂鲁达聂鲁达6岁进入当地的特墨科男子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的生活与日后的创作都起过重大影响的启蒙老师：智利著名女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聂鲁达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夫列拉。聂鲁达10岁就开始写作诗歌，13岁时就在特墨科《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热情与恒心》。但他的创作时常遭到父亲的反对和奚落，这使他感到难堪，于是就化名在报刊上发表诗歌。14岁那年，他读了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短篇小说，印象很深，于是他就取“聂鲁达”为笔名；15岁时他以《理想小夜曲》一诗获得了玛乌莱省诗歌竞赛三等奖；16岁时，他离家来到首都圣地亚哥求学，进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同时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19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晚霞》。次年，他凭借诗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获得巨大的声誉。

    1927年，23岁的聂鲁达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此后的8年里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以及马德里。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和革命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他开始重新确定政治诗的方向。这期间出版了《热情的投掷手》和《大地的居所》，这两部诗集体现出一种突破，不仅是写作技巧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洛尔加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聂鲁达为好友的去世感到悲愤，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创作于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在我心中》在反法西斯前线广泛流传。1939年，被召回国的聂鲁达又重返欧洲，在巴黎任驻西班牙流亡政府领事。1940年至1943年间，他先后写了《献给玻利瓦尔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诗，出版了《葡萄园和风》、《在匈牙利进餐》、《沙漠之家》、《漫歌集》等诗集。智利总统拉戈斯说过：“聂鲁达用他的诗歌为拉丁美洲重新谱写了一部历史。”

    1945年聂鲁达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7月他加入智利共产党。由于公开反对总统魏德拉以及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他被驱逐出国。1949年，聂鲁达逃往墨西哥。逃亡期间，他曾到过中国、苏联，并在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放逐生活的后半段，他住在意大利靠海的一个小镇，每天听海、写诗。此间，他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并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当反对魏德拉势力的战斗在智利国内取得胜利，对左翼分子的拘捕令被撤销后，聂鲁达终于在1953年回到久别的故国。当时苏联文坛形势紧张，政府实行思想独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打上反动标志驱逐出境。聂鲁达在1958年的选集《放纵》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57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逮捕。此后，他开始旅行，先后到过古巴和美国。1970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聂鲁达被任命为驻法大使。

    1973年，智利政界风雨飘摇，聂鲁达罹患前列腺癌已到晚期。在病床上撰写回忆录之余，他也在焦急等待着电视机或收音机传来最新消息。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总统以身殉职。很快，政变士兵到聂鲁达家的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坦然道：“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12天后，诗人凄然离世。

    聂鲁达经历了3次婚恋。1930年，他担任驻巴达维亚领事时认识了荷兰裔爪哇女子哈根娜，这段婚姻只维持到1936年。

    1934年，聂鲁达被派驻西班牙，在马德里与大他20岁的卡丽儿一见钟情。卡丽儿的父亲是阿根廷富有的牧畜者，她曾嫁给一位纨绔子弟，有过一段荒唐糜烂的生活。她认识毕加索、阿拉贡等画家、诗人，政治嗅觉敏锐，机灵迷人，好客又好斗。很快，她成了聂鲁达的导师、母亲兼恋人，搬进他家，鸠占鹊巢，逼退原配。直到1943年他们才在墨西哥举行了一场不为智利法律承认的婚礼。

    1946年智利总统大选期间，经友人介绍，聂鲁达与玛提尔德在森林公园户外音乐会上相识。1949年8月在墨西哥养病期间，二人再度相遇，就此开始了秘密的恋情。玛提尔德暗中随聂鲁达夫妇做平行旅行。1952年两人在意大利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聂鲁达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诗集《船长的诗》，这是对玛提尔德爱情的告白，直到1963年他才承认是此书作者。对于丈夫的私情，卡丽儿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女管家向她透露实情。70岁的卡丽儿毅然离去。1955年，聂鲁达结束双重生活，与玛提尔德同住，1966年10月，他们在智利举行了婚礼，完成合法手续。

    聂鲁达的《漫歌集》是一部包含15首诗歌的史诗。它气势磅礴，感情激昂，是拉丁美洲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诗人在诗中表达了自己深厚的爱国之情、思乡之意，同时也喊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声音。作为史诗，《漫歌集》艺术地总结了拉丁美洲历史，古代印第安文化历史，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独立战争的斗争、英雄人物，也总结了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形势。

    《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出版于1959年，是他与第三任妻子玛提尔德爱情的记录与信物。作为一部十四行诗集，它分成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四部分，季节的变化、死与生、爱中的喜与悲交互闪现。这是诗人一天的作息，也是一生的作息。同样是十四行诗，但与古典大师——譬如西班牙的葛维铎、龚果拉，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比，聂鲁达的十四行诗很少遵循传统框架。传统十四行诗讲究押韵和格律，对情感的密度与辩证的张力有很高的要求。而聂鲁达的十四行诗则带有散文的神韵气质，情感表达流畅自然，较少受形式的束缚。这部诗集是十四行诗历史上的一个标志，不仅见证了聂鲁达的创作才华，也为这一古老诗体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大地的居所》是聂鲁达在越南、锡兰、爪哇等地任职期间创作的诗集。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他远离祖国感到苦闷、孤独，另一方面殖民地悲惨、贫穷的现实使他感到失望、悲观，心情恶劣。因而这部诗集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风格，用充满象征、比喻的神秘语言和自由诗体来发泄苦闷和绝望，表现畸形的阴暗世界。《大地的居所》一般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卡尔洛斯·巴布勒梯说：“只有深入到《大地的居所》的实质深处，才能找到诗人：在可怕的吞食人的自我认识之中，他的创作才能在人生的痛苦、忧郁中成长，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这部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表现了诗人那颗奇特、痛苦、阴影重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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