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先生暨夫人：
……瑞典科学院在11月12日的会议中，决定以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一半授予你们，表示尊重你们在贝克勒尔射线的研究上共同卓越的成就。这一决议，要在12月10日才正式公布，此前将严守秘密，奖金和金奖章也将在同时颁发……
评审委员会还希望居里夫妇在授奖那一天，能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来接受奖状、奖章和奖金，并在会上做“诺贝尔演讲”。
11月19日，皮埃回信说，他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将诺贝尔奖授给他们夫妇两人，但因为工作太忙和居里夫人一直生病，无法在冬天出门到严寒的北欧去。他希望在1904年6月天气暖和了再去做“诺贝尔演讲”。
12月10日，一直秘而不宣的获奖消息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立即在巴黎和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到1903年，诺贝尔奖是第三次颁奖。19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是发现了X射线的德国物理学家伦琴；1902年是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和德国物理学家塞曼，他们两位因为在“研究光和电磁现象之间的联系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而共享该年度诺贝尔奖。如果说头两年诺贝尔奖的颁发还处于摸索阶段，还有许多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对此奖并不十分重视，那么到1903年，在瑞典以外的各国报刊上，支持与赞美诺贝尔奖的文字逐渐增加。1901年保守的英国没有参加角逐，到1902年英国人才醒悟过来，开始为自己的国家取得候选人而展开竞争。正是在这种声望日隆的情况下，1903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公布了，因此它引起的反响大大超过了前两年。在法国更是非同一般，法国从1901年开始就以最积极的角色参与角逐诺贝尔奖，1901年他们有两人获奖（文学奖、和平奖），1902年轮空，到1903年又有3位法国科学家获奖，这怎能不让法国人欣喜若狂呢？
而且这一次又非同寻常，获奖者竟是一位弱不禁风的金发年轻女性，这是第一位获奖的女性，而且在素来是男性工作领域的物理学中获奖！并且是夫妻双双获奖！这一切真是太吸引人了，太能挑起广大民众和记者的好奇心了。
新闻记者像轰炸机群似的向居里夫妇进行轮番采访，原来门可罗雀的实验棚屋，如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熙来攘往，成了闹市。这令最喜欢安静的居里夫妇叫苦不迭，他们根本抵挡不住这种毕生没经历过的采访、照相、好奇……感觉自己简直像动物园中的珍奇动物一样，无可奈何地任各种各样的人摆布。他们惊恐、愤怒，他们感觉受到了凌辱，感到窒息。无论他们走到哪儿，总有人在窥伺和跟踪，总有人试图接近他们以求“深挖”新鲜的新闻材料，以便在报上又轰动一番。记者们甚至在伊伦娜或她喜爱的猫身上大做文章。后来连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埃米尔·卢贝的好奇心也被煽动起来了，亲自到那神奇的棚屋去参观。美国人也来凑热闹，有人来信邀请他们到美国去，“给你们举行祝贺宴会”，“一切费用即刻寄去”，而且在信中笃实地叮嘱，“无论如何一定要来”。
皮埃和玛丽不胜其烦，玛丽可怜兮兮地写信给哥哥约瑟夫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获得诺贝尔奖会招来如此嘈杂不堪的结果。我们已不能再过像以前那种安静的研究生活了，皮埃和我都认为我们的生活完全被敬仰和光荣毁坏了。我们多想早日回到过去那种没人打扰的安静生活中去，对如今的我们来说，“沉思”才是最重要的。
1904年1月22日，皮埃写信给乔治·古依说：
请您原谅我，我早就想给您写信而不能写，因为我此刻过的是一种愚蠢的生活。您看见这种突然发作的“镭狂”了，这种狂热把声望的“好处”都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追随着我们，甚至于记录我的女儿和她的保姆的谈话，并且大肆描写我家里的那只黑色小猫。我们收到许多函件，还要没完没了地接见许多古怪的人和还没有出名的发明家。还有人向我们请求大笔款项。末了，收藏亲笔签名的人，赶时髦的人，上流社会的人，有时候还有科学界的人，都……来看我们。这些事使实验室一刻也不得安静，而且每晚还必须写许多无聊的信。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变蠢了……
居里夫妇实在厌恶透了这种不断的“骚扰”，包括与上流社会的应酬。这其中有一件最著名的轶事是有一天晚上，“著名的居里夫妇”被邀请赴卢贝总统的晚宴。在大厅休息时，有一位夫人走近居里夫人，殷勤地问道：
“您愿意由我引您晋见希腊国王吗？”
居里夫人诚恳而温和地回答：
“我看不出来有这个必要……”
忽然她惊呆了，跟她说话的竟是总统夫人。她连忙不好意思地改口说：
“但是，如果是您要我做的事，我当然一定遵命……”
后来，他们实在受不了，就悄悄地躲到偏野小村子去。在乡间小店住宿时，他们只敢用化名登记。他们像一对农村夫妇，推着自行车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上的乡间小路上漫步，心情舒畅地呼吸着有干草香味的田野空气，欢悦地聆听树林中海风的低鸣。这真是令他们开心极了。
他们走累了，就随意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玛丽会乘此机会脱下鞋，把里面的沙子倒出来。有一次，当她正在石头上磕倒鞋中的沙子时，她心里突然一惊：糟了，怎么会被一个记者盯上了梢呢？
这位记者大约是偶然邂逅，也惊了一下，但他立即认出这就是报纸上登过无数次的“著名的居里夫人”，他立即掏出记事本坐到她身边。皮埃无可奈何地轻轻叹了一口气。
记者想用这意外的好运气挖出一点不平常的消息，但居里夫人只说了一句话：
“请您转告大家，在科学上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事，而不是人。”
后来在1923年应美国麦隆内·马丁夫人的邀请写的《居里夫人自传》中，居里夫人还提到这些可怕的骚扰。她写道：
以前我们在不能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工作，因过分专注而使身体过分劳累，影响了健康。后来又因为宣传得不适度，受到众多人的骚扰，使我们更加劳累了。我素来珍爱的隔绝、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乱，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更加令人不堪设想。我们需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这就必须完全排除外界的骚扰才行，但我们却得不到这种安静……那些骚扰我们的人，当然存心是善良的，只是他们不明白对于科学家来说什么更重要。
居里夫妇对名声、财富视若浮云。他们不仅把自己所掌握的全部有关镭的知识，无代价地告诉给所有求教于他们的人，还把自己付出如此艰辛的劳动代价取得的镭盐，无偿地送给了许多医院。1905年2月，他们把再次提炼的一点镭盐送给了维也纳医院，以感谢奥地利政府廉价供给他们的沥青铀矿渣。
1904年夏季来了，居里夫妇本应去瑞典做诺贝尔演讲，但皮埃因为风湿病发作，全身疼痛难忍，没能到瑞典去。
居里夫妇荣获诺贝尔奖以后，法国政府再不对居里夫妇表示关注，似乎真有些说不过去了。1904年10月，皮埃被索尔本大学校长任命为理学院新设物理学讲座正教授；11月，居里夫人也被任命为理学院物理实验室主任。
皮埃·居里直到获得诺贝尔奖近一年之后才有资格被任命为教授，这件事本身就具有极大的讽刺性。而且被任命后，他们两人仍然没有与之俱来的实验室，居里夫人曾辛酸地写道：
1904年……因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的成绩得到了社会的公认，这时巴黎大学新开一个讲座，我的丈夫被任命为该讲座教授；同时又由他开创一个实验室，任命我为该室主任。实际上，当时并没有另建一个实验室，只不过是腾出了几间暂时没有用的空房间供我们使用而已。
法国当局如此对待为法兰西共和国争得巨大荣誉的科学家，的确让人寒心。
皮埃因为当上教授后仍无实验设备，心中十分郁闷，玛丽本可放弃赛福尔高等女师的教学工作，她却因为舍不得离开那群朝气蓬勃的女大学生们，没有辞去这项教学工作。但在1904年下半年，她向赛福尔学校请了假，因为她怀孕了。到了快分娩的时候，她的妊娠反应非常严重，心理状态也十分令人忧心：她几乎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厌倦，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研究工作，连将要生下的小孩都感到厌恶。她不断地对皮埃说：
“我干什么又要送一个生命到这个艰难而乏味的世界上来？我们根本不应该让一个无辜的生灵，到这世上来无端地受这些折磨。”
12月6日，孩子生下来了，又是一个女孩。他们给她取名为艾芙。
这时，布罗妮娅来到了玛丽身边，她那温柔、镇静的言语和行动，很快驱散了玛丽心中的郁闷，再加之可爱的婴儿使她的母爱之心复苏，她很快摆脱了分娩前可怕的心理失常。她又觉得每一件事物都让她感到由衷的高兴了。
1905年3月23日，也就是分娩后4个半月，她写信给哥哥约瑟夫：
我们这里一切如故，孩子们都好……现在春天到了，我们已经开始享受花园的好处。今天天气好极了，因为整个冬天过于潮湿，很不舒服，现在的天气使我们很高兴。
我从2月1日起又到赛福尔高等女师去授课了。我下午在实验室，早晨在家里，一周只有两个上午不在家，到赛福尔去……我的工作很多，家务、小孩、上课、实验室，我简直不知道顾哪一件才好。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居里夫人完全从怀孕期的噩梦中走出来了。皮埃在春暖花开之时，身体也好多了。拖了一年多的诺贝尔演讲不好再拖下去，他们决定6月份两人一同去斯德哥尔摩。
1905年6月6日，皮埃代表他和妻子，在瑞典科学院做了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放射性物质——镭》。
他首先表示歉意，“由于一些我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原因，我们未能于1903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同大家见面。”接着他说，“要讲放射性物质的特性，我当然不可能只讲我们两人自己的研究工作。”他提到了贝克勒尔和许多人。他说：
“1898年，在放射性研究工作开始之初，只有贝克勒尔和我们两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就出来了，如果不提到这些物理学家们的工作，那就无法深入地讨论放射性研究。这些物理学家有卢瑟福、德比尔纳、埃尔斯特、盖特乐、盖斯勒、拉姆赛和索迪……”
在介绍了“我们称这些物质为‘放射性物质’”的一般性质后，皮埃特别着重指出：
“镭这种放射性物质是一种可以持续不断提供能量的能源，用它的放射性强度可以表示出它的能量的大小。在我与拉博尔德合作的研究中还发现，1克镭每小时连续释放的热量达100卡。卢瑟福和索迪、朗格和普里希特，还有埃格斯特朗，都曾测量过镭释放的热量。据所测量的结果来看，释放能量的强度经过数年后将都不会改变，因此，镭释放的总能量将十分惊人。”
对于这种能量的来源，曾引起居里夫妇和许多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并提出过几种假说以解释这些能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皮埃指出：
“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居里夫人和我曾认为，这种现象可以用两种不同的一般假说来解释。关于这些假说，居里夫人在1899年、1900年做过阐述。
“第一种假说：放射性物质从外界摄取能量，然后再释放所吸收的能量，因此这种释放是第二次辐射。空间不断被外来穿透性很强的射线所穿透，在穿透过程中被一定的物质所捕获。这种假说并不荒谬。根据卢瑟福、库克和麦克林南最近的工作来看，这一假说有助于解释很多物质的极微弱的辐射。
“第二种假说：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能量来自物质本身，因此放射性物质处在变化之中，它们逐渐地缓慢衰变，尽管其中有些物质的状态从表面上看并不变化。镭在数年中释放的热量，如果与相同重量的物质在化学反应中释放的热量相比，那是非常巨大的。然而，释放出的这些热量只不过是极少量镭在衰变时放出的能量，这些镭少得甚至衰变数年后还察觉不出来。这无疑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放射性物质衰变的原因，要比普通的化学变化深奥得多，因为放射性衰变时元素的转变，意味着原子的存在就会出现问题。”
这儿我们有必要插上几段话。在19、20世之交，由于X射线、放射性的发现，人们对“原子是永远不变化的基本粒子”这种观点有了怀疑，甚至有人对原子这一假说也产生了怀疑，一时间意见纷纭，争论不断。正当科学家们为放射性现象引起的问题争论不休时，居里夫人在1899和1900年的两篇论文中，提出了她的假说（即皮埃上述演讲中的“第二种假说”），居里夫人早就认识到放射性现象是一种原子现象，而且她认为放射性物质释放出的能量是“取自于自身，这说明物质的演变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一种嬗变”。这个假说发表之初，还有一些其他假说（如皮埃提到的“第一种假说”）似乎也有同样的说服力，但到1905年，“第二种假说”已经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1903年，卢瑟福有关“放射性是原子现象”的理论又进一步指出：
“所有放射性变化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物质生成另一种物质的过程（同时放出射线）。若干变化都存在时，它们不是同时的，而是相继的。钍生出钍X，钍X生出钍射气，钍射气生出放射性沉积物。所有这些放射性物质都与一种变化相联系，这种变化产生下一种物质，而不是它自身……因此，不能认为放射性是已经发生了的变化的结果，而只能认为辐射体系统在转变成另一种物质时伴随着射线的放出。”
1904年5月19日，星期四。卢瑟福从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来到伦敦，这天他在英国皇家学会主办的、有最高荣誉的“贝克讲座”上做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放射性》。一般认为，放射性衰变理论以贝克演讲为标志，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卢瑟福的理论是居里夫妇早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居里夫妇发现的镭的热效应。
卢瑟福的放射性理论提出来以后，不少科学家表示不能同意这一理论，一开始居里夫妇也不完全同意卢瑟福的衰变理论，因为他们的实验数据显示出放射性“都是恒定不变的”，虽然他们两人发现钋的放射性在衰减，却又“把它看作是一个例外，因此在一段不长的时间里阻碍了他们接受卢瑟福的放射性衰变理论”。但到1903年6月，居里夫妇开始同意：卢瑟福的衰变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放射性现象。1904年，皮埃在实验中证实了卢瑟福的发现，即氦是镭衰变中的产物，他也因此认为“卢瑟福先生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在这次诺贝尔演讲中，皮埃又进一步明确提出：
“第二个假说在解释放射性元素的特性时，看来更富于创造性，特别是用它可以直接解释钋的自发衰变和由镭产生氦。卢瑟福和索迪大胆地提出并建立了元素的衰变理论。他们认为，放射性元素的原子处于连续不断的、不可逆的解体过程中，在卢瑟福的理论中，这种解体过程一方面会产生有穿透性的射线，另一方面会产生射气和感生放射性，后者是新的，常常是衰变极快的气态或固态的放射性物质，它们的原子量都比衍生出它们的原元素原子量小。这样看来，如果镭是从其他元素中分离出来的，那么它的寿命将是很有限的。在自然界中，镭总是与铀共存的，可以设想它是由铀产生出来的。”
在演讲中，皮埃还承认了卢瑟福利用放射性衰变理论所做出的关于地球年龄的推算。最后，皮埃以下面十分著名的一段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如果镭落到了坏人手中，它就会成为非常危险的东西。由此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知道了大自然的奥秘对人类是否有益？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是益处，还是害处？诺贝尔的发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烈性炸药可以使人类创造奇迹，然而在那些把人民推向战争的罪魁祸首手里，烈性炸药就成了可怕的破坏武器。我是信仰诺贝尔信念中的一员，我相信，人类从新的发现中获得的更美好的东西，将多于它带来的危害。”
非常富有戏剧性的是，正当皮埃在斯德哥尔摩演讲中谈到“我们认识了一种维持着放射性能源”时，谈到这种能量与“化学反应中释放的热量相比那是巨大得多”时，一位在瑞士专利局默默无闻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是在1905年6月提出了那著名的“质——能公式”：E=mc2。30年之后，这一公式的正确性被实验证明，并在1945年8月以落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几十万人瞬间被这种巨大的能量夺去了生命。皮埃的担心立即变成了全世界大多数科学家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直到今天，核武器——一种可怕的、毁灭性的武器，仍然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全世界人民的头上。
即使如此，提出这个“质——能公式”的爱因斯坦在1945年11月向美国广播公司发表谈话时，仍然指出：
“我不相信文明社会因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而毁灭掉。也许地球上有2／3的人会死亡，但还会留下足够有思想的人和足够的书籍使我们从头开始建设文明……
“至于什么时候原子能可用于和平的、建设性的目的，还不可能做出准确的估计……毫无疑问，这个目标是会达到的……因此，尽管原子能的释放可能是、而且无疑是人类的一大恩惠，但这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
“由于我认为原子能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是一种福音，因此我必须说，它当前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威胁。这也许倒是一件好事。它也许能迫使人类在国际事务中建立起维持和平的秩序，而如果没有恐惧作为压力的话，这种秩序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
爱因斯坦1945年讲的话，与皮埃1905年讲的话，表示了相同的忧虑，也表示了相同的希望。
居里夫妇来斯德哥尔摩以前，还十分担心又会出现那种过分的轰动、喧闹、接见、讲话和照相的局面，那会把他们刚刚好转的身体又弄垮的。但他们却非常满意地发现，瑞典科学院的安排很有分寸，使他们两人感到十分愉快。瑞典官员很少出现在这种科学活动中，这也颇使他们感到意外。总之，他们原有的疑虑一扫而空，轻松愉快地做了演讲后，又在北欧这块神奇的国度里游览了几个城市，而后尽兴而归。
1905年7月24日，皮埃在给乔治·古依写的信中，心情欢悦地讲述了他们的瑞典之行，他写道：
……我和我的妻子刚到瑞典去了一次，这次旅行很合我们的意，我们毫无忧虑，而且得到了充分的休息。此外，6月间差不多没有人在斯德哥尔摩，因此正式仪节简单了许多。
瑞典由湖泊和海湾构成，周围有一点陆地，到处是松树、冰河带来的碎石堆和红色木头房子。这个地方的景致略显单调，但是很美丽而且很安静。在我们到那里的期间内，几乎没有夜晚，秋天的太阳差不多一天到晚总在照耀着。
“我的孩子和我的父亲都很好，我的妻子和我也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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