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份开始就让人沮丧。居里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持有与皮埃相同的态度，即对于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持谨慎态度，她尤其不愿意因为申请院士候选人而去逐个地拜访在巴黎的院士。因此，她在1910年以前，从来没有打算去申请为院士候选人。她的荣誉头衔够多的了，在1910年以前她已经获得了22个名誉头衔，其中包括6个国外科学院的院士，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等，她并不在意多一个或少一个名誉头衔。
但到了1910年底，居里夫人在彭加勒、李普曼和佩兰等法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的竭力怂恿下，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决定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争取成为院士。她这么决定，想必是她已经毫不怀疑她会当选。想一想：《论放射性》这样的权威性专著出版了，国际放射性会议也已决定将“居里”作为放射性强度的单位；纯金属镭由她单独提炼出来了……再加之同行们不绝于耳的颂扬，这些都使得居里夫人和她的朋友、助手们相信只要她申请，就肯定会当选。
法国传记作家吉鲁曾说：“她第一次表现出自以为是。”
那就是指“居里夫人完全够格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确，以她的贡献、学术成就和国际上的威望，她当选院士绰绰有余；她所没有估计到的是在选举科学院院士时，还有许多非科学因素在起作用。她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真才实学有时也会成为一种不利的条件，虽然不会必然如此。
著名法国生物学家卢克·蒙达尼耶曾说过一句俏皮话：
“我们法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平等的国家。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活靶子，不仅仅因为我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功，还因为我在新闻媒介引人注目。”
居里夫人正好符合了蒙达尼耶提到的两个条件：成就和新闻人物。1903年她已经当过一次特大新闻人物，这一次为了竞选院士，她又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而且在这年的11月份，更成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可耻阴谋的中心人物。
法国最畅销的大报《费加罗报》在1910年11月16日一期上，迅速宣扬居里夫人的竞选。
居里夫人在我们公众中的形象可谓十全十美。她获得了高尚和令人羡慕的荣誉，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令人心灵震颤的痛苦。
《至上报》号召读者对哪些女性有资格进入科学院进行民意调查。投玛丽票的人很多，但首位不是她，是一位法国著名女作家。
《时报》也不甘落后。
面对这如潮般的宣传，居里夫人感到十分不安，她写信给《时报》编辑部，证实自己的确加入了院士的竞选。但由于学院的选举从未进行过公开的讨论，如果这一惯例由于我加入竞选而被改变，那将令我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片赞扬声的下面，暗暗汹涌着一股反对居里夫人当选的势力，为首的反对者是院士阿玛伽门，他率领一群老态龙钟的院士们为捍卫科学院的“纯洁性”而大肆攻击居里夫人以及妇女加入竞选一事。
“无论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里夫人，都绝不能进入科学的圣殿——科学院！”
还有一些性格卑劣的人则在民众间散布流言蜚语，不负责任地说“居里夫人是犹太人”。当时法国有一股右派势力正在抬头、发展，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军国主义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倾向。
居里夫人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竞选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问题上去了！如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开始的竞选形势对居里夫人还很有利，她击败了一位候选人，看来胜利在望。但在这关键时刻，选举的形势在暗暗转变，她的下一个对手是发明无线电报的布朗利。法国人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为法兰西共和国争得一份光荣，但“由于某些不公正的原因”却没得到，这曾经使法国人感到十分愤怒。现在，反对居里夫人的人利用人们的这一情绪，操纵舆论，大谈“爱国主义”和“外来的干涉”，以此拥护布朗利当选，反对居里夫人当选。
“居里夫人干了些什么，竟敢与布朗利争夺院士这一崇高荣誉？她是一个波兰人，只不过是嫁给了皮埃·居里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她获诺贝尔奖的功劳应该完全归功于皮埃！”
“她在姓居里以前姓什么？姓斯可罗多夫斯基，多么古怪的姓！也许她的祖先中有犹太人的血统吧？这些人侵入了我们法国！”
居里夫人对这些蝇蝇之语，从来都是高傲地不予理睬，也许认为这些上不了桌面的玩意儿是成不了气候的。她的同事、朋友们也小估了这些邪恶势力的能量。她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半个月里，拜访了58位院士。
1911年1月23日，这天是星期一，是最后决定选举胜负的日子。4点开始，到5点才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定了胜负，结果居里夫人以28票落选，布朗利以30票当选。
居里夫人在她的实验室办公室里通过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意外，也感到痛心，但她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评论。难道还需要评论吗？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实验室的同事们，他们更加感到意外。大家也深知居里夫人内心受到了伤害，因此都绝口不提这件实际上是法国科学院不光彩的事情。
居里夫人从此再也不愿提出任何类似的申请，再也不愿意为这些无聊的争论伤害自己和朋友、同事。我们从地1911年以后发表的论文看得出来，她对法国科学院的不满是很明显的：在1911年以前的14年里，她一共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16篇研究报告，但从1911年到1920年的10年里，她再没有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一份研究报告，直到1921年她才提交了1篇；而且她一生再也没有申请竞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直到1922年巴黎医学科学院用一种“革命性的”办法，让居里夫人用不着申请就自动地当选为医学科学院的自由合作院士，居里夫人这才成为了法国的院士，但仍然不是科学院的院士。这显然并不是法国科学院的什么光荣之举。
如果说1911年初竞选院士的风波只是一件小的插曲，那么这年11月份法国报纸对她私生活所做的令人吃惊的毁谤，则使她遭遇到了一生中最险恶的暴风恶雨。不过，事情的原委我们得先从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索尔维会议讲起。
这年10月29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居里夫人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索尔维会议是比利时著名企业家索尔维在1911年首倡召集的国际物理学会议，会议由他所创立的国际物理研究所主持召开。每次会议由索尔维出资召集20名左右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讨论当前物理学前沿最基本的问题，会议地点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911年第一次索尔维会议的主题是“辐射理论和量子”。被邀请参加的人有法国的彭加勒、佩兰、朗之万、M．德布罗意、布里渊，德国的普朗克、爱因斯坦、能斯脱、鲁本斯、索末菲、瓦尔堡、维恩，英国的卢瑟福、金斯、林德曼，荷兰的洛伦兹、奥地利的哈森诺尔，丹麦的克鲁曾等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大师。在现今保留的一张极珍贵的照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居里夫人坐在前排稍靠右处，她用右手撑着头正和坐在她右边的彭加勒一起看着什么文章，她的左边坐着佩兰，正后面站着卢瑟福。
1961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在该年度举行的第12届索尔维会议上讲到1911年第一届会议的情形。他说：
“会上的讨论由洛伦兹的一次精彩演讲开始……普朗克自己对于引导他发现了作用量子的论证进行了说明……在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爱因斯坦总结了量子概念的很多应用，并且特别处理了他在低温下比热反常性的解释中所用的基本论证……”
那次会议在讨论量子论时，由于大多数科学家的不理解，反对的意见很强烈，讨论到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连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本人都有非议。所以，他说“大会简直像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嚎”。但居里夫人却十分支持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刚当上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但格罗斯曼和赞格尔等一些人就已开始想方设法把他弄到苏黎世的理工学院任教，他们向一些关键人物提出请求，征求对爱因斯坦的意见。居里夫人在索尔维会议后不久，就应格罗斯曼等人的要求，为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我对爱因斯坦先生所发表的有关现代理论物理学的论文极其佩服，而且，数学物理学家都公认这些论文水平很高。当我在布鲁塞尔与爱因斯坦一道参加科学会议时，我对他那样透彻的分析能力，他所掌握的如此广泛的资料，以及他的知识的深度极为欣赏。只要考虑到爱因斯坦先生现今仍非常年轻这一点，就完全有权利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把他看作是未来的首席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我认为一个科学机构可为爱因斯坦先生提供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而任命他为他所应得的教授职位只会为该单位增添荣誉，并肯定对科学有极大的贡献。
居里夫人的话后来果真被证明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知，虽然她终身以实验室为她活动的主战场，但她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数理基础，而且始终对现代物理理论有很深的兴趣和敏锐的判断能力。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国报纸上却突然发生了对居里夫人恶毒毁谤的事件。许多居里夫人的传记对这一段事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反而会给广大读者留下深深的疑虑。
事情发生在1911年11月4日，这时居里夫人和她的朋友、同事郎之万教授正好在布鲁塞尔参加此后举世闻名的索尔维会议。这一天，法国的《新闻报》突然登出一条轰动而且特别有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居里夫人和郎之万教授的爱情故事”。我们且看这篇奇文开头的一段话，就能看出这篇文章作者的品格：
以神奇的光照亮周围一切的镭辐射，竟有意使我们大吃一惊：它固然点燃了勤奋研究它的作用的科学家们的心，但那位学者妻子的儿女却开始哭泣了……
这位叫豪塞尔的记者是在采访了郎之万教授的岳母后写下这段奇文的。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煽动性。豪塞尔很会利用人类普遍具有的两种心理：嫉妒心和同情心。下面的文字就恕不引用了，那无非是一个文化层次不高的母亲在为她的女儿“伸张正义”的一些刻薄话，而且不乏造谣、无理的猜度、别有用心的含沙射影和小街巷里的飞短流长。
当然，朗之万岳母所说的也不是事出无因，只是那小人之心的恶毒，让人感到反感和恶心。我们知道，朗之万是一位出生于工人阶级的科学家，他是靠超人的才智和惊人的刻苦才走进科学家的圈子。人们很快发现这位年轻人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老师皮埃·居里更是对他欣赏有加，寄以厚望。在量子论还没有出现时，他就已经用“作用量子”来处理抗磁和顺磁现象，并得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1906年，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后仅一年，他就独立地推出著名的质能公式E=mc2；1911年他的有关相对论时空观的演讲，震动了科学界……总之，正如居里夫人说的，朗之万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居里夫人果然说中了，他在日后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于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但正当他在科学领域里大显身手时，他家里却爆发了无法和解的争吵。他的妻子也是工人阶级出身，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她看来，朗之万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价值，维持家人的生活还得精打细算。她没完没了地埋怨、数落，让朗之万的心情压抑到了极点。他向她讲为科学必须做出一些牺牲……然而这对他妻子一点不起作用。
他的妻子认为朗之万不是要做出什么高贵的“牺牲”，在她的简单逻辑里他一定别有所图。于是她盯住了居里夫人，还想尽办法从丈夫那儿偷到了居里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信。十几年来，朗之万和居里夫妇关系甚为融洽，来往也很亲密。这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皮埃是他的老师嘛！皮埃去世以后，朗之万出于同情和尊重，常常帮助居里夫人，帮助她准备在索尔本大学开课，接替她在赛福尔女子高师的课程，当然还有科研上不间断的切磋和商讨。他们两个年龄相差不大，居里夫人比朗之万大5岁，他们在研究上志同道合，对于科学和人生的价值观又相当一致，因此彼此之间的感情确也超过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敬重、相互爱慕的高尚情谊。他们早就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妻子却抓住这件事，经常跟朗之万吵个没完没了，还威胁说要公布他和居里夫人之间的信件。
朗之万已实在无法忍受妻子无理的折磨和岳母尖刻的责难，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经常无端地感到心情紧张。大学的同事们对朗之万都十分担心，害怕一位难得的人才会毁于家庭的不和。
居里夫人也为此十分忧虑，她曾对一位好友说：“郎之万教授是个有才干的人呀，我担心他会为家庭的不睦而不能自拔。他太软弱，应该救救他。他需要有人理解，需要爱抚……”
朗之万的一生是勇敢的一生，他曾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在处理家庭事情上却毫无男子气概。如果他当机立断地与妻子离婚，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他却因为考虑到两个女儿的未来而采取了不明智的拖下去的办法。1910年7月，朗之万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间，一个人单独过日子，但仍然没有离婚。
结果，这种不果断、不明智的做法，给了一些专在鸡蛋壳上找缝隙的新闻记者以可乘之机。于是在“他们两人到哪儿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发了这场可耻的“桃色新闻”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们……两人私奔了？很有可能……
其实，此时他们两人正在世界最高级别的科学会议上发表意见！居里夫人在布鲁塞尔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愤怒地宣布：
“这是毁谤！”
彭加勒和佩兰宣称：
“对于报纸上对我们同行和朋友的不实之词，感到惊讶和气愤！”
卢瑟福气愤地说：“真正无聊之极！”
居里夫人决定不出席闭幕式，瞒着记者赶回巴黎。回到巴黎后，她立即在《时代》上发表声明：
我认为，报界和公众对我个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极端恶劣的行为……因此我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刊载与我有关的文章。同时，我有权要求一笔高额赔偿，这笔钱将用于科学事业。
在居里夫人义正辞严的驳斥下，那位《新闻报》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尔自知理屈辞穷，急忙写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写的信寄到《时代》上刊登出来。豪塞尔写道：
夫人，我感到非常内疚，我向您真诚地表示歉意。我根据一些来源不确切的消息写出了您看过的那篇文章。我错了！我现在简直不能相信，我当时怎么会因为职业的狂热而铸下这桩大错……也许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记者，无论怎么写都无法损害您的荣誉和人们对您的敬仰。
请求您宽恕的费尔兰德·豪塞尔
后来，在政府有关部门和科学界著名科学家的干预下，这件事在原则上被平息下去了。但小报却不管这一套，巴黎的小市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飞短流长，就是这种能刺激人想像力的桃色新闻，于是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硬把这件新闻炒得越来越邪乎，越来越离谱。看来，居里夫人是在劫难逃了。
正好在这时，11月7日，居里夫人收到一封电报：
您将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化学奖。信随后寄来。
欧利维理乌斯
这时，居里夫人身体状况很糟糕，她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已经使她承受不下去了。但她决定这次一定要按时到斯德哥尔摩去受奖和做诺贝尔演讲。
1911年12月上旬，居里夫人由姐姐布罗妮娅陪同，带上大女儿伊伦娜再次来到瑞典首府斯德哥尔摩。瑞典政府和科学院再次向这位杰出的女性表示他们最崇高的敬意。
12月10日，授奖仪式按时在音乐厅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达尔格伦博士在授奖辞中尊敬地指出：
“镭和钋的发现……扩展了我们的化学知识以及我们对自然界物质的了解……导致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的诞生——即放射学的诞生。
“镭的发现，首先对于化学，接着对人类知识的许多其他分支和人类活动，都有巨大的意义。有鉴于此，皇家科学院有理由认为，应当将诺贝尔奖授予两位发现者中的惟一幸存者——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卡·居里夫人……
“……今年，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您化学奖，以表示对您为这门新学科付出巨大劳动的赞赏。您发现了镭和钋，您描述了镭的特性和它的分离，您研究了这一著名元素的化合物。
“在诺贝尔奖颁发的11个年头里，这是第一次将此殊荣赐给以前的获奖者……”
许多国外科学家对居里夫人在法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愤愤不平：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一位创建了一个科学分支的“镭之母”，竟然连一个法国科学院的院士都当不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唐之极！
居里夫人当然也非常感谢瑞典科学院赋予她的无上荣光。在她的诺贝尔演讲词中，她除了对瑞典科学院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以外，还赞扬了贝克勒尔和卢瑟福的贡献。提到卢瑟福时，居里夫人以尊敬的语气说：
“……一大批一往无前的科学家献身于放射性的研究，请允许我向你们提及其中的一位。他通过准确的判断，想像力丰富的假说，和他与他的学生们所完成的许多研究，已经不仅成功地增长了我们的知识，而且还对它进行了非常清晰的分类。他通过一个适合于对现象进行研究的十分精确的理论形式，为这门新科学提供了一个主干……”
她“提及”的正是卢瑟福。卢瑟福1908年就“因为研究放射性物质及对原子科学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在演讲中，居里夫人为了驳斥法国科学界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说她把皮埃的功劳据为已有，因此，她毫不含糊地把自己单独做出的贡献明确地指出来。演讲一开始，她就说：
“大约在15年前，铀的射线被贝克勒尔发现了，两年后，首先是由我，然后由皮埃·居里和我，将这个现象的研究扩展到其他物质上……”
下面她又多次提到“我的”、“我本人的”……贡献。
从普遍的理论观点来看，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具有决定性的。这一物质的发现与分离证实了我的假说，按这一假说，放射性是物质的一种原子特性，并且提供了一种寻找新元素的方法。
“离析纯镭盐以及把镭断定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来完成的……”
她还谈到了“由我命名的放射性元素”，以及许多“我应用这个方法测量了……”、“这样我发现……”、“我坚持认为”、“我测量了……”这种毫无歧义的提法。如果以为居里夫人这样过多地强调“我”、“我个人”似乎不够谦虚，那就大谬了！对于法国科学界不少人肆无忌惮地侵犯她个人的权利，她自当义无反顾地予以驳斥。这也是一种勇敢精神。要知道，哪里有真正的勇敢，哪里就有真正的谦虚。如果一味在恶势力面前“谦虚”，那恐怕只能称为“虚伪”和“怯懦”。何况居里夫人还在演讲中声称：
“我应提及的是，镭和钋的发现是由皮埃·居里与我共同做出的。在放射性领域中，有几种基本研究要归功于皮埃·居里，其中有的是他独自完成的，有的是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完成的。离析纯镭盐以及断定它为一种新元素的化学工作，主要是由我完成的，但这与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有密切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可以确切地做这样的理解：科学院给我的这种崇高的荣誉，是由于这种共同工作的缘故，并且也是对已故的皮埃·居里的纪念。”
居里夫人的演讲，有理有礼有节，既驳斥了一些无耻之徒的恶意中伤，又表示了她对已逝丈夫的尊敬和怀念。
从斯德哥尔摩回到巴黎后，居里夫人感到极度疲惫，她想安安静静地休息，想隐姓埋名地把自己同外界隔离开来。但她没有做到这一点。她原指望因为再次荣获诺贝尔奖会让法国人冷静一下，明白他们在做多么愚蠢和忘恩负义的事！但“自由”惯了的法国人仍然可以绝对自由、毫无顾忌地向一位病弱的、高尚的女性泼去污水，他们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希望从中得到一种低级趣味的满足和轰动而刺激的效应，让那些空虚的灵魂获得短暂的“充实”。
小报上的语言越来越放肆、刁钻、刻薄，当然也绝对地无聊。有人在她家门口聚集闹事，要她滚出法国，甚至那位5年前压死皮埃的马车夫也开始为自己的过失翻案，丧心病狂地说皮埃是因家庭不和自己想钻进车轮下去寻死……
呜呼，法国人的自由、法国的舆论自由竟然要以一位衰弱而高尚的女性为祭品！这种自由早该休矣！
居里夫人痛苦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她终于倒下了。12月29日，那天正好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居里夫人突然晕倒，人事不知地被抬进了医院。一位为法国争来巨大荣誉的女性，一位无上荣光的女性科学家，大有被污水脏垢吞食的可能！人言可畏、众口铄金啊！在医院里，居里夫人几乎预感自己一定会死去。
但是，她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这是因为她的倒下终于惊动了善良的人们，他们的安慰和鼓励，尤其是皮埃的哥哥雅克的安慰对玛丽来说至关重要。当污水不分东南西北地向她泼来时，她心中有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在扩大，在残酷地折磨着她：由于她的“过失”，她给居里这个家族的名誉带来了损害，她感到对不起公公、皮埃和雅克。但雅克的几句话干脆利落地卸下了她心头的重负，驱散了她心头那一片可怕的阴影。雅克到医院来对玛丽说：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还忍着，我非常担心的是在这场完全是人格侮辱的中伤事件中，你怎样才能挺住！如果你因此而使身体遭到不测后果，我绝不答应！绝不！对那些卑鄙无耻之流，只能回击，不能一味地忍让……”
雅克对她的信任，使她非常欣慰，病也似乎减轻了一大半。医院的医生也对她给予了善良的忠告：
“居里夫人，您的身体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应该想到它是属于全世界的。您不必理睬那些无聊的中伤。这个医院的医生、职工，都是您的朋友，您尽管安心养病吧。”
居里夫人在这种亲切、善良的氛围中，加之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身体逐渐好转。1912年1月底，她虽然还不能站立起来，但可以出院了。她决定搬到新家去住，闭门不出。她精神上的隐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得了的。对于那些卑鄙下流的好奇心，她从此心怀怵惕。
正当居里夫人在逐渐康复的时候，一个来自波兰出乎意料之外的建议在她心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使她心潮澎湃，不能自已。那是1912年5月，一个波兰教授代表团来到巴黎，他们给居里夫人带来了波兰伟大作家显克维奇的一封信。显克维奇是波兰人民的骄傲，他于1905年因为“他在历史小说写作上的卓越成就”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火与剑》、《洪流》、《伏沃迪约夫斯基先生》等著名长篇小说，已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显克维奇在受奖那天做的诺贝尔演讲，是每一个波兰人都无法忘怀的。显克维奇痛心地陈述了每一个波兰人的心声：
诺贝尔奖这一荣誉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而对波兰人尤其如此。有人传言波兰已经消亡，国力荡尽，以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如今证明波兰依然存在，而且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现在瑞典文学院在举世注视之下把这项荣誉给予波兰，表示对波兰的成就及对波兰的天才的崇敬，使我不禁想起伽利略所说的一句话：“但是，地球仍在转动啊！”
这项荣誉不是给我的——因为波兰的土地是肥沃的，不乏比我更优秀的作家——它是对波兰的成就和波兰的天才的奖励。为此，我非常愿意以一个波兰人的身份向瑞典文学院的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最后，我要用贺拉斯的诗句结束我的这段讲话：“原则不是期望的最高赞扬。”
现在，显克维奇又以饱满的热情写信给从未谋过面的居里夫人：
最尊敬的夫人：敬请您把您灿烂的科学活动移到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首都来。您知道近年来使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科学濒于没落的种种原因。我们对于我们的智力丧失了信心，在我们的敌人看来，我们是在退步，而我们自己也在放弃对于前途的希望。
……我们的人民都敬仰您，更希望您到这里来工作，到您的祖国来工作。这是全国人民的热烈希望。有您在华沙，我们就会觉得力量大了许多，我们因种种不幸而低下去的头，就可以抬起来。深愿我们的请求能够得到满足。请您不要拒绝我们向您伸出的手。
居里夫人满可以负气地离开法国，让那些忘恩负义的法国人看看，也好出出心头的恶气；而且，青少年时代的爱国热情、自由流动大学的秘密和激动人心的暗地活动，向俄国人立的纪念碑吐痰，还有西科尔斯卡校长……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居里夫人心猿意马，想到离意。
但是，她这时已经45岁，而且身体非常糟糕，如果现在真的回波兰去，她的身体能承受得了那儿工作启动时种种困难带来的压力吗？还有，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她和皮埃曾经期盼多年的实验室现在终于达成协议，很快就会破土动工，如果这时离去，10多年的努力又将毁于一旦……而且，她也明白，她自己不仅仅属于波兰，她应该属于全世界。
思虑再三，她非常难过地写了一封回信给显克维奇，请他原谅她不能回波兰工作。但她同意以她最大的努力，指导波兰科学家在华沙建立一个放射性研究室，并派两个得力的人去管理这个研究室。
巴斯德研究院早就希望能够和居里夫人合作，但索尔本大学岂肯轻易放走居里夫人？最后两个机构同意双方共同投资建立一所“镭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包括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由居里夫人领导，致力于物理和化学的研究；另一个部门由雷戈博士领导，致力于医学和生物学的研究。
这个研究所后来在1914年7月落成。1912年8月，居里夫人的病还没有痊愈，她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实验室工作。
离开了工作，她的生命似乎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尤其在朗之万事件之后，她几乎决意要将自己锁进实验室。这一年，她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放射性的测量和镭的计量单位》。
1913年夏天，居里夫人身体逐渐好转，她决定带上两个女儿到瑞士东部地区安卡丁去做徒步旅行，顺便去会会不久前调到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任教的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在与居里夫人对谈时惊讶地发现，居里夫人的理论物理水平非常高，她几乎总能领悟他最近关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13年，正是爱因斯坦在紧张思考广义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的时期。爱因斯坦曾经生动回忆过他的思考过程：“1907年的某一天，我正在泊尔尼专利局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想法突然袭上心头：如果一个人自由落下，他将不会感到自己的重量。我不禁大吃一惊，这个极简单的想法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并把我引向了引力理论。”
的确如此，再过两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建立在与这个“坠落”有关的等效原理和另一个叫“相对性原理”两个原理基础之上。
这一年，华沙建立的放射性研究所竣工，波兰的科学家要求居里夫人出席开幕仪式。居里夫人决心回波兰一次，她不能让祖国的同胞们太失望。
庆祝仪式在工农业博物馆举行，22年前玛丽娅正是在这儿走上了通向科学殿堂之路。俄国统治当局不敢对举世闻名的居里夫人说三道四，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佯装不知。当居里夫人出现在主席台上时，整个大厅的欢呼声、掌声久久不息，人们为波兰出现了如此伟大的人物而热泪盈眶。居里夫人在台上，用波兰语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她感到振奋，她终于能在公众场合用波兰语发言，同胞们为此高呼“居里夫人万岁”！
接下来她又参加了许多团体的活动，华沙人为能够见到“波兰人的骄傲和镭之母——居里夫人”而激动万分。有一次在妇女团体的招待会上，居里夫人突然看见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坐在前排。她愣住了：
“我认得她，她是……”
居里夫人的大脑飞速地检索着自己的记忆库……定格了：
“啊，是西科尔斯卡校长！”
她立即站起来向满头白发的西科尔斯卡校长走去。到了她的面前，居里夫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西科尔斯卡校长，您好！”
“你还记得我，玛丽娅？”
“我怎么会忘记我敬爱的老师呢？您是我的恩师呀。”
玛丽拥抱着老师，热情地吻了吻这位满脸皱纹的恩师的脸。西科尔斯卡已是满脸泪水、泣不成声了。作为一个教师，最大的报偿大概也就莫过于此了。玛丽感激的泪水与恩师喜极的泪水在一起流淌，流淌……
会场上的人们无不为这感人的一幕所激动，人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向这对师生致敬！为人类最美好的情操致敬！
从波兰回到巴黎后，她又应邀去英国的伯明翰，接受伯明翰大学名誉博士证书。一位参加仪式的科学家简略地记述了他的所见：
居里夫人羞怯，寡言少语，文雅而自信。人人都想看到她，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如愿以偿。记者们伺机提出种种问题，但她都能巧妙地应对过去，而且一个劲地赞扬卢瑟福。这当然不能让记者们满意，但他们只能得到这些……
居里夫人在伯明翰提醒英国和世界科学界：
“我请英国把目光集中到卢瑟福先生身上。他关于放射性现象的研究使我大为震惊。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取得巨大的进展，对这些进展来说，镭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序幕而已！”
啊？比起卢瑟福先生的研究，“镭的发现”仅仅是一个“序幕”！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研究呀！原来居里夫人指的是卢瑟福不久之前用放射性物质轰击物质，结果发现原子有原子核的构造。这一发现为人类进入原子时代拉开了帷幕，但是，在当时几乎没有人认真对待卢瑟福的有核原子结构理论，这从该年举行的第二届索尔维会议上就可以看出。在这次会议上，卢瑟福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他的原子有核的理论。居里夫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她还做了《放射性衰变的规律》的发言。
玻尔曾对这次会议的情形写道：
1913年的第二届索尔维会议的题目是“物质结构”，卢瑟福关于原子核的发现为上述探索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基础的惟一性则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惟一提到这一发现的是卢瑟福自己。他坚决支持有核原子模型的实验资料的丰富性和精确性。
你看，在卢瑟福的理论“尚未得到普遍的承认”时，居里夫人就能对卢瑟福的新近发现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而且事后证明她的预言惊人地正确，人们为她的科学敏感性感叹不已！
1913年她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液氢的温度下的镭的辐射》，这是她与荷兰著名科学家卡末林—昂内斯合写的，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发表。
1914年她又写了一篇《放射性元素及其分类》。此后，直到1920年才继续发表文章，这其中有5年时间她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这是因为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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