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还认为，居里夫人之所以能在科学研究中做出一定的成绩，那是因为皮埃的指导和鼓励，而皮埃当然是一位思想深刻、想像力丰富、品质高尚的人（这些人中有许多人忘了，正是他们在去年大肆毁谤皮埃，以阻碍他进入科学院。这些人的记忆力有如变色龙，因人因事因地而变。诚可悲也！）。甚至有人还心怀恶意地散布一种说法：皮埃是这位“著名的遗孀”过去能做出创造性工作惟一的原因。
“等着瞧吧，用不了两年的时间，这位夫人就会像影子一样消失在大学讲台上！”
不过，这些人总算没有公开这么讲，他们多少还有点良知，不愿意进一步伤害遭到巨大不幸、心神俱疲的居里夫人；而且，镭这个“魔鬼般的”元素，也使那些本来想大声疾呼的人不得不“稍安勿躁”。
居里夫人走上索尔本大学讲台，这件事不仅仅是科学家、教授们关心的事，而且也是巴黎市民十分感兴趣的事。当时巴黎的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这件事。《新闻报》上报道说：
居里夫人，不幸去世的著名学者的遗孀，已正式受聘继任她丈夫在索尔本的教席，将于1906年11月5日星期一下午1时半第一次授课……
居里夫人在开始的一课中，将阐述关于气体中离子的学说，并探讨放射性现象。
居里夫人将在一个阶梯教室里上课，然而这些教室都只有120个座位，其中大多数将为学生们占去。大众和新闻界虽然也有听讲的权利，但至多只能分到20个座位！考虑到这是索尔本历史上仅有的情形，为什么不能背离一下规章，让居里夫人到更大一些的阶梯教室里去上第一次课呢？
看了这则报道，我们也许要为法国公众和舆论对科学界的关心而感到惊讶！
1891年11月3日，星期一，是15年前玛丽第一次走进索尔本课堂听讲的一天，那时她是刚从波兰来的穷学生，为能最终走进向往已久的科学殿堂而激动得一颗心狂跳不止；1906年11月5日，星期一，15年后的今天，居里夫人将以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身份，在同一个阶梯教室里，开法国高等教育之先例，为大学生们讲授大学课程。真是沧海桑田啊！
尽管通告上已经讲明是下午1点半上课，但正午就有人拥到大学理学院阶梯教室门口等候。l点整，小小的阶梯教室已经座无虚席。人们如果扫视一下整个教室，将会惊讶地发现，听课的人中有科学院的成员，有各科学团体的代表和各界知名人；还有许多是根本听不懂讲课的贵妇淑女、艺术家、新闻记者、波兰移民，而那些来听课的大学生则满脸怒气地瞪着这莫名其妙的吵嚷嚷的课堂，为自己没占到座位而嘟嘟哝哝。那些从女子高师来为她们的老师和为法国历史上破大荒的历史行动助阵的女大学生们，则只好自认倒霉地站在走道和最后面的空处。
人们好奇地悄悄议论：
“居里夫人会穿丧服上讲台吗？”
“她会怎么讲她的头几句话呢？会表示感谢吗？”
“肯定要对她的前任和丈夫讲几句赞美辞，这是毫无疑问的……”
1点20分，理学院院长阿佩尔站起来向大家宣布：根据居里夫人的愿望，既不需要就职仪式，也不发表颂词。
1点30分，身着黑色外套、身材娇小的居里夫人从侧门步入讲台。挤满教室的人激动地鼓起掌来，向她表示最深切的敬意。这位怯弱的夫人还带着明显的忧愁和哀伤，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算是感谢大家的抬爱。掌声突然停止了，某种神秘的、高尚得连自己也会惊奇的情绪，使前排那些花枝招展的淑女和正襟危坐的名流们，悄然无声地倾听居里夫人的开场白。整个教室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几乎可以听见。
居里夫人用一种声调不高但穿透力颇强的声音，开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
“当我们考虑到近10年来物理学所取得的进步时，我们将不得不对电和物质方面的新思想表示惊叹……”
听众们十分惊讶，大家原以为她一定会从赞扬她的前任皮埃的工作开始，但她却对可能会引起人们同情的往事只字不提，她只是正好从皮埃上次讲完的地方接着往下讲。她讲得从容不迫，纯熟的法语里夹着一点波兰口音。她没有雄辩家那种阵阵爆发式的热情，她像一个冷静的精灵，一个探索科学真理的化身。那些一直听皮埃课程的学生，听见居里夫人的开场白，不禁鼻子发酸，眼泪悄悄地流到双颊上，也许只有他们能够理解居里夫人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深沉哀痛。
当讲课结束时，教室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连大门外许多不能入场的听众，都可以清楚地听见这掌声。
在波兰的约瑟夫、布罗妮娅比任何人都更急切地等待着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课的报道；还有那年迈的门捷列夫因肺部感染正经受着死亡的威胁，当居里夫人讲课成功的消息传到彼得堡时，他欢欣地笑了。他回想起20多年前在华沙初次看到“玛丽娅”和赞美她的情形。再过两个月，这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俄罗斯预言家，不幸因病治疗无效而于1907年1月20日去世。
虽然第一次讲课很多来宾都听不懂居里夫人讲些什么，但他们也许因为受到她那圣母般的光辉的影响，都一致认为她的讲课“大获成功”！
而学术界守旧的人仍然心怀嫉妒地说一些悄悄话：传统、灵悟、科学和妇女……似乎一个居里夫人会扰乱整个科学界一样。他们仍然不相信居里夫人的能力。居里夫人也耳闻一些含含糊糊的谣言，但她守口如瓶，不予理睬。她的事业还远远没有完成，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任何精力和必要去为此争个水落石出，事实将是最好的裁判。
她真正要认真对待的是开尔文勋爵的反对意见。开尔文勋爵曾情笃意深地由英国赶到巴黎为皮埃送葬，他对居里夫人周到的关怀让人感动，但这位在学术上颇有建树却保守固执的老人，直言不讳地对居里夫人说：
“镭绝不可能是一种元素。”
开尔文勋爵可不是随意说着玩的，他对放射性现象和放射性元素的正确理论一直持反对态度，十多年来从未改变过。
的确如此！当卢瑟福开始对放射性现象和它的规律做出正确解释时，开尔文立即坚决反对把放射性现象解释为元素自身的衰变，他认为放射性元素释放出的能量，是该元素从一种“以太波”中吸收的能量，然后又释放出来，所以它只不过是起一种能量转换器的作用罢了。
开尔文是英国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他对热力学的创建、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所熟知的“开氏温标K”，就是为了纪念这位科学伟人的功绩而设立的一种温度单位。他的反对，对卢瑟福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卢瑟福曾因此一度为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忧心忡忡。尽管居里夫妇在1903年6月以后表示同意卢瑟福的放射性衰变理论，但开尔文仍然固执己见。
他指出，镭很可能是由铅和氨的原子核组成的一种分子化合物。他的这一假说，不仅否定了居里夫人关于镭的发现，而且对卢瑟福和索迪两人有关“原子能”的思想也是一种彻底否定。
1906年夏天，一场激烈的争辩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展开了，许多科学界和非科学界的名流都卷入进去了；后来，连英国最负盛名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也卷入了这场争论。
主要是讨论关于太阳的年龄问题，这个问题与镭元素的存在和放射性衰变理论有着密切关系。19世纪末，开尔文和其他一些物理学家根据热力学理论，推算出地球的年龄为2400万年左右，他还推断，如果太阳的能量来自于引力的作用，则太阳的年龄差不多也是2000万年左右。
但地质学家的估算值为9000万或1亿年。后来，由于居里夫妇在1902年分离出镭之后，大家普遍认为开尔文对地球年龄的估算值太小了。因为居里夫妇的工作业已表明，单是地壳中的镭就能够产生足够的热量，这热量比地球辐射到空间的热量多得多。这样，开尔文的估算就完全不合理了。后来，卢瑟福声明：利用放射性衰变等实验数据，可以推算地球的年龄为5亿年，大大超过开尔文的估计值。
1905年2月，卢瑟福发表《镭——球热的原因》一文，他根据在太阳上发现氦气而推论太阳上也存在着放射性现象，又根据物质由电子组成的理论，推断出重元素在衰变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卢瑟福由此写道：
如果原子能在太阳中的存贮可以利用，并且如果原有元素在衰变中放出像镭一样多的热量……而且这些热量可以利用的话，那么它们就足以维持太阳释放能量约50亿年……而未来太阳热的释放时间将是开尔文所估计的100倍。
开尔文对卢瑟福的理论十分恼火，并且持断然反对的态度；对居里夫人认为镭是一种元素的结论，也毫不通融。他坚持认为，镭是一种由铅和5个氦原子组成的化合物，它所释放的能量来自于它长期从以太波中吸收的能量。因此太阳的年龄只能根据在引力作用下的收缩理论进行计算。
居里夫人似乎并不愿意介入报纸上的这场争论，她以高傲的口气说：
“我看不出击败开尔文勋爵的理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她的意思是说试图靠争论说服对手是毫无希望的，惟有在实验室里提炼出镭，不是镭盐粉末，而是金属镭！而要想做到这一点，除居里夫人外再无别人。居里夫人决心以自己的实验结果来击败开尔文的否定，并在公众面前证实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
居里夫人又一次要攀登科学高峰了，这次是她一个人。她将在孤独一人的奋战中，证实自己，获得再次的辉煌。这时，一位富有而又极具同情心的美国人卡耐基认识了居里夫人，他被居里夫人的名声、传奇般的经历、她的朴素和专心致志的目标所感动，他决心大力资助居里夫人。在卡耐基的帮助下，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在设备、人员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开始每年有3名研究生靠卡耐基奖学金前来她名下攻读研究生学位。安德烈·德比尔纳仍然如往日一样，是她最可靠的朋友，这位杰出的学者帮助居里夫人照管这个不大的研究集体，使她能专心地研究镭。
到1907年，她又提炼出400毫克的氯化镭，并再次确定了镭的原子量：她在这一年发表的《论镭的原子量》一文中写道：
1902年，我发表了用90毫克氯化镭对镭的原子量进行测量的结果。从那时起到现在，从多次矿石处理中又得到数百毫克看来很纯的镭盐。我做了纯化它的工作之后，获得了400毫克很纯的镭盐，这样，便在比上次好得多的条件下，对镭的原子量重新进行了测量。
我们知道，1902年居里夫人发表过一篇论文，也是《论镭的原子量》，那时她测定的镭原子量是225．93。这一次她在“好得多的条件下”进行了更精确的测定。她继续写道：
在连续3个实验中得到的数据，可以推算出原子量……3个互相很符合的实验给出镭原子量平均值为：Ra=226．18……（取值Ag=107．8，Cl=35．4）……如取值Ag=107．939，Cl=35．45，则得Ra=226．45。
在文章结尾处，居里夫人没有忘记奥地利政府和维也纳科学院对她的帮助。她写道：
在我们研究放射性物质的最初几年中，许多人帮助了我们……这次能够制成较多的镭盐，大部分也靠人们的帮助。我们特别需要的是最好的镭矿（生产的沥青铀矿提取铀以后的残渣），经维也纳科学院建议，奥地利政府同意我们购买10吨，由罗兹希尔德男爵付款……
又过了4年，到1910年，居里夫人终于胜利地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
在这辉煌的一年开始之即，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皮埃的父亲、伊伦娜两姊妹的爷爷因病去世，这对居里夫人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然最难过的是伊伦娜。
老居里医生一直与她们住在一起，当皮埃去世后，居里医生觉得他应该离开儿媳妇到大儿子雅克家去住，但他又觉得他应该帮助她。于是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了一场非常感人的谈话。
居里医生说：
“玛丽，现在皮埃去世了，你没有必要与一个老人同住。我完全可以离开你到别处去住，或者到雅克那儿去住。由你来决定吧！”
玛丽低声说：
“不，您决定吧。您如果离开我们，我一定会很难过，但是您应该选择您愿意的安排。”
玛丽心中有些恐惧，她害怕在失去皮埃以后又失去一个忠实的朋友、同伴、长者。但她不能因为自己的需要就要求公公留下来，他也许觉得此后住在这个家里并不舒服，因为自己毕竟是一个波兰女子，而且还有两个小孩要人照料、教育。她真害怕他会离开，但居里医生的回答使她放了心。居里医生说：
“玛丽，我愿意永远留在你这里。”他又加了一句，“既然你愿意。”
花园里，伊伦娜正在大声喊爷爷。居里医生眼里含着泪花，急忙向花园走去。
居里医生的高度理性，在此后帮了玛丽很大的忙。他和皮埃的感情很深，皮埃的去世对他的打击不比玛丽小，“白发人送黑发人”历来是人间悲剧，但他的理智却给了玛丽极大的勇气。他对那些无益的悔恨素来瞧不起，也轻视对坟墓的崇拜。皮埃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去墓地。他说：既然皮埃已经死了，那他就完全消失了，我们用不着再营造一个不存在的幽灵来折磨自己。玛丽能比较快地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应该说大大得益于居里医生明智的帮助。
两个女儿，更是对爷爷喜爱有加，她们可以离开妈妈（妈妈总不在家），但却总是离不开爷爷。爷爷耐心和恰当的指教，使两个女儿从小就有了如何做人的思想基础；他对玛丽也非常关心，他的劝导总是让人心悦诚服。有一次他对玛丽说：
“因为你最不喜欢别人安慰，所以我很少说些对你没有用处的安慰话，我知道这些安慰话对你毫无价值，但作为医生我要说一句算是忠告的话吧。
“你没有必要过于拼命，你累得要死也不说累，想哭又不哭，如果你能哭反而是件好事。人的体力是有限度的，如果超过限度人就会死，人死了。想干的事也就干不成了，这是连伊伦娜都明白的道理。”
到1909年以后，居里医生因肺充血几乎卧床一年。玛丽很感激公公这几年对整个家庭起的作用，因此常常在床边陪伴他老人家。有一次她对老人家说：
“您要多保重身体……”
“我是医生，还能不注意身体健康吗？”他大声地笑起来，他总是很乐观，“我还不会被死神拉去，你放心，你牺牲工作时间陪伴我，那倒真的会加重我的病呢！”
居里医生的许多观点与皮埃一样，因此也与玛丽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皮埃死后留下一克镭，对于这一克价值百万法郎以上的镭该如何处理？玛丽的意见是应该无偿地赠送给实验室。但许多亲朋好友却劝她留给自己，这是名正言顺的！不为自己也得为两个女儿想一下吧？但玛丽不同意这种观点，她认为女儿们今后应该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怎么能靠父母的遗产生活？那是可耻的！但这事还应该问问老人家才行。
“爸爸，我想把咱们的一克镭无偿地赠送给实验室，您觉得合适吗？”
“当然合适！我赞成。贵重的镭是应该属于国家的……”
玛丽非常感谢老人家的理解。在她的心目中，这位老人是非常值得人信赖的伟大人物。
居里医生一生没做过什么大事，但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伟人。
但老人家的身体仍然毫无起色，到1910年寒冷的2月25日，他终于安详地闭上了他那一对善良的眼睛……
1910年的开始虽然给居里夫人带来了不幸，但这一年她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年，她终于提炼出了纯金属镭，这样就不仅可以更加精确地测定出该元素的各项物理、化学性质，进而整理出放射性元素蜕变的系统关系，而且让那些怀疑镭是否是一种元素的人和怀疑她的能力的人，从此无话可说。这一年，她的成就达到了她个人事业的顶峰。她发表了《论镭放射性系数的测定》、《论金属镭》等4篇论文；另外，她的两卷本专著《论放射性》也在这年由法国著名的Gauhi—er-Vllars出版公司出版了。
这年9月份，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国际放射性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居里夫人和卢瑟福为镭的标准通过信，居里夫人还答应送给卢瑟福一个专门为他制备的特殊标准。她还在信中表示，她希望见到他，如果他也参加布鲁塞尔的会议，那就有机会当面讨论一些问题。自这次通信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直到1933年她去世为止。
卢瑟福和居里夫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佩兰、德比尔纳、哈恩、索迪、伊夫、梅耶、玻特伍德、斯威德勒等著名科学家。这次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放射性强度确定一个国际通用的标准单位。与会者大都同意应该由居里夫人确定这一计量单位，因为她是这方面不可动摇的权威。有人建议将放射性强度的国际标准单位定为“居里”，玛丽慨然赞同。她认为可以用这种形式来纪念皮埃（当然也包括她本人）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
人们问：“这个计量单位究竟该怎么定义呢？”
居里夫人说：“应该是一克镭所放射出的相应气体。”
这个定义太含糊。人们纷纷提出询问、意见。但居里夫人却突然声称，她拒绝参加讨论，还断然离开了会场，后来她又借口伤风感冒不参加闭幕时举行的庆祝宴会。这惹恼了一些参加会议的科学家们，最后弄得大家颇不愉快。
有些对她原来就心怀不满的科学家（如美国物理学家玻特伍德）借机埋怨说：
“她有意以自己的身体虚弱为武器。当她认为一场争论应该停止的时候，她就说她累了，精神不济，于是拂袖而去；但到第二天，她又主动开始进攻，把她的意志强加于争论的对手。结果，那些对手们被整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十分恼怒地做出让步。”
居里夫人很可能是由于太紧张和经受了太多的刺激，精神上的确出了点毛病，但那时人们对于这种精神疾患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还没有最终建成，人们对他的研究成果也并不理解。因此，那些心怀不满的科学家们并不认为居里夫人身体有什么不正常，而认为她太“独断专行”，让人无法忍受。
幸亏有卢瑟福和佩兰出面，说服了这些不满意的科学家，让他们相信居里夫人的确是身体不好。卢瑟福很同情居里夫人，他在会议结束后的10月14日写信给他的妈妈时说：
居里夫人显得分外苍白憔悴，疲劳过度，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老得多。她工作得太勤奋，结果损害了身体。总之，看到她这副样子真叫人感到难过。
卢瑟福说得一点也不错，居里夫人的身体的确很糟糕。事实上，1910年到1911年的寒冬，她一直是在医院或休养中度过的。
正因为卢瑟福敬重她，又同情她，所以卢瑟福和居里夫人相处得很好，每当居里夫人开始不耐烦而拒绝讨论时，卢瑟福总能说服同行们不要生气、不要急躁；他也能说服居里夫人接受同行们正确的意见和批评。这样，会议结束时，大家既采纳了她的定义，又增加了许多明确的界定，使其不产生歧义。
卢瑟福的豁达和耐心，还说服了居里夫人，使她终于明白，一种国际计量标准不能够只留在她的实验室里。她终于同意拿出她提炼的21毫克纯金属镭封存入一支玻璃试管，然后郑重地送往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通用的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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