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居里夫人“不用参加竞选”就自动地被选为巴黎医学科学院的“自由合作”院士。那年5月份，国联理事会决定邀请居里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她又当选为该委员会副主席。
爱因斯坦也是委员，他以不屑的态度说：“这个组织同其他国联组织一样，徒有虚名。这是我所有干过的工作中最无效的工作。”
居里夫人也有同感，但她的一贯作风是说干就坚持干到底，尽可能干出点名堂来。她虽然也为合作委员会的效能烦恼，但她又认为：“无论日内瓦的国际机构如何不完善，它仍然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伟大事业。”
由于她的认真，她在任这个职务期间，仍然完成了许多预定的目标。
首先，为了改变“全世界科学工作的无政府状态”，她终于使得科学界的同行们同意进行一系列改革：统一科学符号和术语；统一科学出版物的开本；统一各杂志发表的著作摘要；拟定各种常数表；还有，为了使得全世界各国科学工作者便于搜集已有的研究资料，应立即科学地整理各种书目，等等。这些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其结果对科学的进步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为了让一些处境困难而又很有天才的科学家走出厄运和困顿（如她和皮埃当年那样），她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奔波，以期能建立国际科学助学金。她在一篇报告中曾经大声呼吁：
“社会的兴趣何在？难道它不应该赞助科学事业的发展？难道它已经很富裕，可以牺牲将对它有所贡献的事业？但我却相信，真正科学事业所需要的才能的总体，是一种无限贵重而又极为脆弱的东西，是一种稀有的财宝；若丧失这种财宝，就是罪过，而且是荒谬的，我们应该关怀备至地照料它，以便给它一切成长的机会……”
再次，居里夫人已经预见到（或者说从美国的实验中看到），科学研究的作坊式时代已经结束，科学已经走向现代化时代。它需要的是越来越宽敞的实验室，需要越来越庞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者队伍，需要越来越庞大的设备和机器。因此，居里夫人提出科学家必须用新的投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她当时的设想实际上就相当于今日的“研究合同”。1939年，约里奥（伊伦娜的丈夫）和F．佩兰（佩兰的儿子）就利用合同方式高价出售开发原子能的一项发明。根据合同，科学家有权监督利润的使用情形，以合同保证这笔资金自动用于科学研究的再投资中去。这种研究合同的实现，使居里夫人的宿愿得以实现：科学家既不为谋私利而从事研究，但又可以由此获得必需的工作条件，使利润回报于科学，不至于使科学家像她当年那样陷入极端的困境，以至差一点功亏一篑！不少科学家并不赞同居里夫妇那种斯巴达克式的自我精神，例如赛格雷就说过：
“……镭气有商业价值，这是很清楚的。然而，居里夫妇决定不准备对他们离析这种物质的任何过程申请专利，这与他们的信仰是一致的，这已经被引以为崇高思想的证明。按我的看法，虽然在对待科学发现专利的道德方面各人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在拒绝接受一个人由于本人的工作而得来的利益上面，却没有特殊的美德。”
想必这种看法在居里夫人在世时就有人向她陈述过了，所以她曾对此事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我的许多朋友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保留了我们的专利权，就可以获得必需的资金，建立一个设备完善的镭研究所，而以前曾经阻碍我们两人和现在仍然阻碍我的种种困难，都可以避免。朋友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只是我仍然坚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人类需要务实的人，这种人能由他们的工作取得最大的利益，但他们并不与人类普遍的利益相违背。但是，人类也需要理想主义者，需要梦想者，这种人醉心于一种事业，追求大公无私的目的，而将自身的物质利益完全放在一边，不予重视。
“显然，这些理想主义者和梦想者没有享受财富的幸福，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它。虽然如此，我们感觉一个组织得好的社会，应该设法对这些人的设备、经费给予充分重视，让他们的生活不因为物质忧虑而陷入困顿，使他们能自由而无牵挂地从事科学研究。”
最后，还有一点也必须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居里夫人在日益增加的社会活动中，曾一再呼吁人们应该关注对科学的评价这一大是大非的问题。在3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已经有明显的征兆：智力生活开始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最有代表性的是物理学家）。这两极之间互不理解，互相憎恶，互相挖苦，互相指责。文学知识分子把自己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家死守着一种浅薄无聊的乐观主义，没有意识到人类可怕的处境。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科学家应该入“另册”，没有资格称为知识分子。
居里夫人也碰见过这种“奇怪”的事。1933年她受托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关于“文化前途”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艺术家。他们在会上声称：文化处于危机之中，而科学是造成危机的根源。
居里夫人听了不免十分惊骇，她立即表示不能赞同这些危言耸听的怪论。她说：
“世人认为科学也是一种高度的美，我赞同这种看法。一个在实验室工作的学者，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员，他还是一个怀有好奇心的孩子，在他眼前出现的种种自然现象，都像神话一样吸引着他。我们如果把科学的种种进步都简单地归结为机械结构、机器、齿轮装置（虽然它们自身也存在着美），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人认为冒险精神已经有在我们时代消失之危险，我无法苟同，也不能相信。在我的身边，我所见到的最有生命的东西，正是这种铲除不掉的冒险精神，它永远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
这种“文学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之间不同的观点，到后来进一步演化为“两种文化”之间的争论。虽然两极的双方如今都有了更深的相互了解，知道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互补性，但若想它们之间的分歧完全消失，仍得待以时日。居里夫人在30年代就已经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居里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由于社会活动增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但从她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仍然让人吃惊。从1920年（53岁）起直到1934年（67岁）7月去世的14年中，她仍然发表了27篇论文，占她毕生总论文数的39．1％，其他60．9％的论文是在1914年以前的17年中发表的。而她的5部专著，有4部是在1920年以后写的，两本传记还除外。
在1920年以后，由于镭的原子量已经确定，居里夫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1）放射性元素的衰变规律，这方面的论文有近10篇之多；（2）原子结构，这方面她不仅发表了10多篇论文，而且还在她去世前一年写了一本有关这方面的专著《放射性物体α、β、γ三种射线和原子结构的关系》；（3）放射性在医疗上的应用。
由居里夫人最后14年研究的内容来看，她的目光始终盯在物理学研究的前沿上，从不固步自封。这从她的助手约里奥和女儿伊伦娜的研究方向也可略知一二。弗雷德里克·约里奥是1924年由朗之万介绍给居里夫人的。开始，这位天才、勤奋的青年人在她的实验室里当研究助手，两年之后，约里奥成了伊伦娜的丈夫、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在居里夫人的直接指导下，迅速成长，很快成为新一代的优秀科学家。居里夫人后来体弱多病时，常为女儿和女婿的才干而暗自高兴，相信他们也一定会有大的成就，甚至可以像她一样获得诺贝尔奖。
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研究方向，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利用放射性研究原子的结构。1931年，他们两人开始用射线轰击波，通过“击破”原子的手段，来达到研究原子是如何构造的这一难题。他们两人在1931年底做出了了不起的发现，可惜由于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出现偏差，失去了一次伟大发现的大好机会。1932年，英国人查德威克根据他们两人的实验发现，利用正确的思考方法发现了中子，查德威克也因此获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过约里奥夫妇并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期望，他们因为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也和查德威克同一年获得诺贝尔奖，他们得的是化学奖。
居里夫人任何时候都从不放弃科学研究的这种精神，激励着研究所的每一个成员，成为她领导下的实验室的精神财富。这个所的一位女研究人员，曾经非常感人地描述居里夫人最后一年的工作情景：
“要想分离某种放射性元素，光靠白天的工作时间是不够的。居里夫人常常连晚饭都顾不上吃，留在实验室里继续工作下去。有一次，我们分离一种元素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需要通宵达旦地工作……
“已经是早晨2点钟了，但一道分离液体的程序还有待完成。居里夫人守在机器旁，她的整个灵魂已经融入到工作中去了，她已经羽化成仙……”
这种“仙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F．吉鲁德曾说过：
“玛丽最大的乐趣是全神贯注于实验，把误差缩小到零。这时的她犹如一名潜水员，深深地沉入到寂静的世界，周围任何声音都消失了，甚至连自己的声音也不存在，她专注地计算着，感到陶醉，感到其乐无穷。”
任何力量，除了死亡，都无法将她与实验室分开。严重的白内障几乎使她绝望，她一想到因为失明而不能再进入伴随她30多年的实验室时，就会感到恐惧，就会不寒而栗。1923年7月，她听从医生的劝告，接受眼科手术；后来又于1924年、1930年先后接受三次手术，这样总算使她避免了完全失明的悲剧。但即使如此，她的眼力衰减仍然日趋严重，后来她常常因视力模糊而跌跤或打破东西。在很多情形下，伊伦娜尽可能无言地帮助她，使她仍能像视力好的人那样动作自如。可怜而好强的居里夫人，她是在向自己的命运做最终的挑战，她绝不甘愿承认自己成了一个不能再做实验的瞎子。
伊伦娜私下为妈妈这种“英勇而又残酷”的挑战感到伤心、难过，于是建议让助手们帮她使用显微镜和做一些测量，但妈妈对女儿的关心并不领情，她冷冷地回答说：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的眼睛坏了。”
她为了能继续完成实验，还自己创造了一种“盲人技术”，例如在仪器标度盘上做明显的彩色标记，用很大的字写教案以备讲课时用……有时她还利用盘问对方的巧妙办法代替她必需的观察……
开始也许有点效果，但到后来实验室的人都知道居里夫人的视力已经可怕地减退，但谁也不愿意让这位老人伤心而故意戳破她的“诡计”。于是这种令人伤心的游戏，就这样继续巧妙地玩下去。这是一出悲壮而又残酷的游戏，它绝对不比一位在战场上受到致命伤害却仍继续指挥大军战斗而不愿倒下的元帅逊色，只不过居里夫人导演的戏，在悄悄地、不露声色地进行。
每一届索尔维会议她都参加，最后一次是1933年10月举行的第7届索尔维会议。使她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她的女儿和女婿也都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下一代已经奠定了他们在科学界的地位，这自然使她无比欣慰。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居里夫人到了老年，仍然不忘波兰。1931年她64岁时，还亲自到华沙主持镭学研究院的开幕典礼。
坚强的居里夫人由于长期忘我的工作，以及受到镭射线的辐射，身体越来越糟糕。在她早年研究放射性元素时，她和皮埃开始并不知道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性，因此经年屡日受到辐射的伤害。后来虽然也逐渐认识到这种辐射的危害性，但居里夫人对保护自己的措施却总是漫不经心。她严格要求学生们一定要用铅服保护自己，但她本人却总是违反规定操作。
F·吉鲁说的也许很有道理：
“直到她生命结束时，玛丽一直对镭持这种态度：正如一位母亲，当别人告诉她，她光荣的宝贝儿子杀了人，尽管铁证如山，她却一概不信。”
但这个“儿子”却真正地伤害了它的“母亲”。居里夫人几次从险恶的疾患中逃脱出来，这与她坚强的意志有很大关系，但意志不可能法力无边、战无不胜。1933年底，居里夫人再次病倒，这时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
由X光检查的结果得知，她患有严重的胆囊结石，她的父亲就是因为这个病开刀去世的。她害怕走她父亲的老路，因此决定不开刀，想靠调养来减轻病状。
以前她就经常低烧，但从没有注意过检查其中的原因，只要稍好一点她就宽心地到实验室去工作，把疾病抛到九霄云外。但这一次她经常高烧，直烧得她头晕、恶心、颤抖、无法站立……她还想用以前对付疾病的方法，把它们不当回事。但艾芙却看出妈妈的病情有变，与往日的病大不相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拖下去了。在她的坚持下，居里夫人终于同意找医生来进行检查。医生见到毫无血色的居里夫人，立即坚决地说：
“你应该立即躺下休息！”
居里夫人听惯了这样的话，所以仍然不放在心上，照常每天往实验室跑。
1934年5月的一个下午约3点半钟，居里夫人感到自己实在不行了，她预感到自己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来不了实验室，因此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桌上的仪器。最后，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旁边的助手们说：
“我要回家……我在发烧……”
她走出实验室，在外面花园转了一下，还嘱咐花工一些小事，然后上汽车回家了。上汽车后，她还恋恋不舍地、深情地看了实验室一眼。这是她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离开了她的实验室，她那一瞥也是向实验室永远告别的一瞥。
这次，她一反常态，非常驯服，毫不反对地就进了医院，想必是从身体内部传来的信息，使她知道这一次的病来势不善。
她的体温总是在40℃左右，医生们一时也弄不清她为什么高烧不退。直到最后从日内瓦请来一位医生才下了结论：是爆发性恶性贫血。血液里的红白血球数目减少得非常快，这是一种无法控制和治疗的绝症。但居里夫人却因此而放了心：不必为胆囊结石开刀了。她自己也知道她只能听天由命，因而根本不再为病情去操闲心。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最后一次用颤抖的手拿起温度表——体温突然下降！她微微笑了一下，艾芙连忙安慰妈妈说：
“这是病开始好的征兆，你一定快复元了……”
艾芙坐在妈妈床边，心中祈祷上帝保佑妈妈平安度过这一关。过了一会儿，居里夫人看了一眼茶杯，想用茶匙搅动一下，忽然她像梦幻般地低声说：
“用镭，还是用钍制作……”
接着是一些吐音不清的低语。艾芙惊恐地请来医生，医生想做抢救，居里夫人突然用微弱、但还清晰的声音说了她一生的最后一句话：
“不用了……让我安静点吧……”
她一生喜欢安静，讨厌闹哄哄地做一些实质上无用的事。
1934年7月4日凌晨，居里夫人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一位伟大的学者终于走完了她一生的坎坷之路。
医生在死亡报告上写道：
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已不起反应，很可能是由于长期受到辐射而引起病变。
全世界各国都以沉痛的心情报道了居里夫人去世的消息。世界各国的大学、科研机构、科学家的唁电不断向巴黎涌来。
7月6日下午，在亲人好友陪伴下，居里夫人被葬到了皮埃的墓地里。布罗妮娅和约瑟夫从波兰带来一把祖国的土，轻轻地撒在她的棺木上。
墓碑上写着：
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卡，1867—1934年。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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