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船以后，我发现柯拉达的行李已经放在床下。行李的样子叫人讨厌：手提箱上贴的标签过多，个头过大。盥洗用品已经取出，我发现他是大名牌科蒂的主顾，脸盆架上摆着这个牌子的香水、洗发水，还有发蜡。一套乌木牙刷和头发刷上镶着姓名缩写的金字母，很适合清洁擦洗。对这个柯拉达我真是一点也喜欢不起来。我找到吸烟室，叫了一副纸牌，准备玩单人打通关。还没开始，一个人就走过来打招呼，问我是不是姓甚名谁。
“我是柯拉达。”他坐下来补充了一句，咧嘴笑了，现出一排闪亮的白牙。
“噢，是吗，我们住同一间舱房。”
“要说我还真是幸运。谁也不知道会分到跟谁一间。听说您是英国人，我真是高兴坏了。咱们英国人在海外就应该抱成一团，我特别认这个理儿。您该明白我的意思。”
我眨眨眼睛。
“您是英国人？”我问得可能有点太不加掩饰。
“纯正英国。您不会以为我看着像美国人吧？英国到骨子里啦，我这个人。”
为了证明，柯拉达先生从袋中取出护照，轻飘飘地在我鼻子底下晃了晃。
乔治国王治下真是有许多古古怪怪的臣民。柯拉达先生五短身材，结实健壮，肤色发黑，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肉乎乎的鹰钩鼻子，眼睛很大，总像包着一汪水，长长的黑发油亮卷曲。他讲话极其流利，可毫无英国口音，手势多得叫人眼花缭乱。我很肯定，把柯拉达先生的那本不列颠护照仔细查看一下，一定会泄露出，他出生时顶着的那片天，可比英国的天空蓝多了。
“想喝点什么？”他问我。
我狐疑地打量着他。美国正在推行禁酒令，这艘船上彻头彻尾奉行这一套。渴起来，不拘姜汁汽水还是柠檬水，都不会那么反感。柯拉达先生微微一笑，带着东方人的狡黠。
“威士忌加苏打水，还是干马天尼，任你选。”
他从后口袋掏出两只小酒瓶，往我面前桌上一放。我挑了马天尼，他喊来服务员，要了一杯冰块，外加两只玻璃杯。
“这鸡尾酒很不错。”我说。
“啊，我这里还多得很。要是船上还有你的朋友，告诉他们，你有个哥们儿，这世上什么酒他都有。”
柯拉达先生很能聊。他聊纽约，聊旧金山，对戏剧、绘画，还有政治大发议论。他很爱国。米字旗确实是一块引人注目的布片儿，不过由一位来自亚历山大港或贝鲁特的绅士舞动这面旗时，我不禁会觉得有失它的体面。倒不是我愿意拿架子，我总以为，一个全然陌生的人在称呼我名字的时候，似乎应该缀上“先生”。可是，柯拉达先生无疑是想要我自在，对我免了这个虚文。我不喜欢他。他坐下来的时候，我把纸牌放到了一旁，可现在，我觉得不过是初次见面，我们的交谈已经够长的了，于是我又接着玩起了一个人的纸牌。
“三放在四上面。”柯拉达先生说。
打通关的时候，你翻开一张牌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别人就告诉你该往哪儿放，再没有比这个更让人着恼了。
“马上就通关了，通关了，”他嚷，“十放在杰克上面。”
怀着满腔的愤怒与怨恨，我打完了通关。接着，他一把抓走纸牌。
“你喜欢扑克戏法吗？”
“不，我讨厌扑克戏法。”我回答。
“来嘛，瞧我变一个。”
他变了三个戏法。我告诉他，我要去餐厅找位子吃饭了。
“噢，不用操心那个啦，”他说，“我已经给你占了座位。我想，既然我们住同一间舱房，不妨也同桌吃饭。”
我真不喜欢柯拉达先生。
现在，我不仅和他同居一室，共进三餐，在甲板上四处溜达也被他跟着。让他消停一下，简直是不可能。他从来就没有想过，别人压根就不需要他。他以为你看见他就像他看见你一样高兴。要是在你自己家，你满可以把他踹下台阶，冲着他的脸撞上房门，他都丝毫不会怀疑自己原来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他哪里都搅和得上，不出三天就认识了整个船上的人，任何事他都管。他管理房间清扫，安排拍卖会，为体育活动敛份子钱做奖金，召集投环赛和高尔夫赛，组织音乐会，甚至还有化装舞会。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肯定是整个船上最招人嫌的那一个。我们叫他百事通先生，甚至当着他的面也这么称呼；他还视为赞美。吃饭的时候，他最让人受不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大家都得听他发话。他又热心，又快活，嘴巴碎，还好辩。在任何事情上，任谁都没有他知道得多；如果你竟然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对他自负的冒犯。不管多么无关紧要的话题他都不会收口，直到把你带到他的思路上。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也有可能出错。他就是个什么都懂的百事通。我们跟一位医生坐同桌，柯拉达先生本来想着可以由他全权安排，因为医生惰怠，我冷淡不在乎，只可惜同桌还有一位拉姆齐。这一个和柯拉达一样固执己见，而且还痛恨一味自以为是的行径。他们争论得没完没了，话说得尖酸刻薄。
拉姆齐在神户的美国领事馆供职，家在美国中西部，是个大胖子，皮紧肉松，把身上的那套成衣塞得鼓鼓囊囊。他是在返回神户复职的途中，刚刚飞回纽约去接在国内住了一年的太太。拉姆齐太太十分娇小漂亮，态度可亲，言谈幽默。领事馆工资不高，太太的穿着总是很朴素，但是她很懂得穿衣之道，有一种娴静之美，有别于其他女人。她有一种气质，也许从前在女性身上最普通不过，现如今很难在她们的举止中看见了。若非如此，我也不会特别注意到她。看到她，你很难不为她的谦恭所打动，就像外套上佩戴的一朵鲜花似的光彩夺目。
晚上用餐的时候，大家的谈话中偶尔提到了珍珠。当时报纸上大肆渲染灵巧的日本人正在养殖珍珠，医生说这一定会不可避免地让天然珍珠贬值。养殖珍珠的质量已经很好了，很快就能乱真。柯拉达先生积习不改，直奔新话题而去。他跟我们讲了有关珍珠的一切知识。我相信，拉姆齐对珍珠大概是一无所知，可是他不舍得放弃这个攻击的机会，五分钟不到我们就深陷激烈争论之中了。以前我见识过柯拉达先生的唇枪舌剑和夸夸其谈，可从未像现在这般来势汹汹。终于，拉姆齐的什么话激怒了他，他砰砰地砸着桌子，大声说：
“哼，我对此很有发言权。我这次去日本正是要考察养殖珍珠生意。我就是干这行的，随便哪个内行都会告诉你我讲的全是真的。世界上最好的珍珠我都懂得，对于珍珠，如果还有我不知道的，那肯定是不值一提的。”
这倒是新鲜事，因为多嘴如柯拉达，也从未告诉我们自己是干哪一行的。我们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他是去日本谈生意。
他得意地环视一周。
“他们不管养殖出什么样的珍珠，像我这样的专家用半只眼睛都能认出来。”他指着拉姆齐太太佩戴的一条珠链，说，“拉姆齐太太，您信我一句话，您戴的这条项链以后一个子儿也不会掉价。”
拉姆齐太太一向谦恭，脸上泛红，偷偷把项链塞进衣服里。拉姆齐向前探身，看了所有的人一眼，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我太太戴的项链很漂亮，是吧？”
“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柯拉达先生说，“当时我心说，天啊，这些珠子可真不错。”
“这条项链不是我买的，不过，我很有兴趣知道你估价多少。”
“噢，一般铺子里大概是一万五千美元。但是，如果是在纽约第五大道买的，要价三万我也不会吃惊。”
拉姆齐阴险地笑了。
“您一定会吃惊的，我太太在我们离开纽约的前一天，从一家百货店买了那条链子，花了十八美元。”
柯拉达先生满面通红。
“胡说。这条项链不仅是天然的，而且，这么大小的珠子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精美的。”
“打赌吗？我赌一百美元，这条是仿货。”
“行！”
“噢，埃尔默，你不能拿一件肯定的事情打赌呀。”拉姆齐太太说。
她唇边带着笑意，语气温柔地反对。
“不能吗？这么容易赚钱的机会不抓住，岂不成天字一号大傻瓜了。”
“但是怎么证明真假呢？”她继续说，“只有我和柯拉达先生各执一词啊。”
“让我瞧瞧项链，如果是仿货，我立刻告诉你们。一百块我还是输得起的。”柯拉达先生说。
“摘下来吧，亲爱的。让这位绅士瞧个够。”
拉姆齐太太犹豫了一会儿，才伸手去解开搭扣。
“我解不开，”她说，“柯拉达先生相信我的话好了。”
突然间，我隐约觉得，某种不幸的事即将发生，可我却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
拉姆齐跳起身来。
“我来解开。”
他将项链递给柯拉达先生。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从口袋中取出一个放大镜，细细查看。一抹胜利的微笑在他光滑黝黑的脸上浮现。他把项链还给拉姆齐。就在他要说话的当口。他忽然看到拉姆齐太太的面孔，那张脸一片煞白，似乎她马上就要昏过去了。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满是惊恐地盯着他，发出绝望的乞求。这副神色非常明显，我纳闷为何她丈夫竟然没有看见。
柯拉达先生已经张开了嘴，却愣住了。他的脸涨得通红，你几乎能看得到他内心里正在进行的自我斗争。
“我弄错了，”他说，“项链仿得非常精致，不过当然啦，一透过放大镜我就立刻认出来这不是真货。我觉得，十八块美金正对得起这倒霉玩意儿的价值。”
他掏出皮夹子，拿出一张一百美元的钞票，一言不发地递给拉姆齐。
“也许这能给你个教训，下次别再这么自以为是了，年轻人。”拉姆齐一边接过钞票，一边说。
我注意到柯拉达先生的手一直在颤抖。
此事可想而知迅速传遍了整艘船，当晚他就遭受到不少打趣。百事通先生被人拿住错处，这是多么有趣的笑话。不过，拉姆齐太太头痛，回舱房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开始刮胡须，柯拉达先生还躺在床上抽烟卷。忽然有一声窸窸窣窣的响动，一封信从门下塞了进来。我打开门往外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我捡起信封，看到上面用印刷体写着给麦克斯·柯拉达。我把信递给了他。
“谁送来的？”他打开信封，“哦！”
他从信封里抽出来的不是信笺，而是一张一百美元钞票。他看看我，脸又涨红了。他把信封撕碎，递给我。
“麻烦你扔到舷窗外面好吗？”
我照做了，微笑着望望他。
“那珍珠是真的喽？”
“如果我有一个漂亮的小妻子，我才不会让她在纽约住上一年，而我自己却在神户。”他说。
那一刻，我开始没那么不喜欢柯拉达先生了。他伸手掏出皮夹，小心翼翼地收好那张百元大钞。
（阎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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