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即利益，是人努力奋斗后应得的报酬，是人们把事业做大的驱动器。
成大事者善于义利结合，义、利是成大事的两个支点，义支撑着做人的公平，利为人把事业做大提供驱动。谋利与取义失去哪一点，也成不了大事。
1、以义顾利，巧妙圆融好做事
每一个成大事者都知道，做某件事之前要做好各方面的铺垫，尤其要诚心足，诚心足能鼓起战胜对手的信心，才能使想要做的事顺风顺水。
李嘉诚退出九龙仓角逐，将目标瞄准另一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
和黄集团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和记洋行，二是黄埔船坞。和黄是当时香港第二大洋行，又是香港十大财阀所控制的最大上市公司。
和记洋行成立于1860年，主要从事印度棉花、英产棉毛织品、中国茶叶等进出口贸易和香港零售业。初时规模名气不大，远不可与怡和、置地、邓普、太古等洋行相比。到二战前，和记有下属公司20家，初具规模。
黄埔船坞有限公司的历史，可追溯到1843年，林蒙船长在铜锣湾怡和码头造木船。船坞几经迁址，不断充资合并易手，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20世纪初，黄埔船坞与太古船坞、海军船坞并称为香港三大船坞。
二战之后，几经改组的和记洋行落入祈德尊家族之手。该家族与怡和凯瑟克家族、太古施怀雅家族、会德丰马登家族，并列为香港英资四大家族。60年代后期，祈德尊雄心勃发，一心想成为怡和第二，他趁1969～1973年股市牛气冲天，展开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收购，把黄埔船坞、均益仓、屈臣氏大公司和许多未上市小公司收归旗下，风头之劲，一时无二。
祈德尊掐准了香港人多地少、地产必旺的产业大趋势，关闭九龙半岛东侧的码头船坞，将修船业务与太古船坞合并，迁往青衣岛，并将其他仓场码头，统统转移到葵涌去发展，腾出的地皮，用来发展黄埔新村、大同新村、均益大厦等。祈德尊满天开花大兴土木获利颇丰，因此地产成为集团的支柱产业。
他一味地吞并企业，鼎盛期所控公司高达360家，其中有84家在海外。祈德尊虽长有“钢牙锐齿”，“肠胃功能”却太差，“腹泻不止”——不少公司状况不良，效益负增长，使他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幸得股市大旺，祈德尊大量从事股票投机生意，以获取利益回来弥补财政黑洞。
1973年中股市大灾，接着是世界性石油危机，接着又是香港地产大滑坡。投资过速、战线过长、包袱过沉的和记集团掉入财政泥潭，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
汇丰控得和记洋行，标志着祈德尊时代的结束，和记成了一家非家族性集团公司。由韦理主政。后来，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韦理有“公司医生”之称，但他一贯是做智囊高参辅政，而从未在一家巨型企业主政。又因为祈德尊主政时，集团亏空太大，“公司医生”韦理上任，也未能妙手回春——和黄的起色不如人们预想的好。
乘虚而入，是战场常见并且有效的战术。李嘉诚在觊觎九龙仓的同时，也垂青和记黄埔。他放弃九龙仓，必然要把矛头对准和黄。
收购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像收购九龙仓那样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抗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黄集团，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企盼着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只要能照顾并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避实击虚，去瘦留肥，这便是李嘉诚舍弃九龙仓而收购和黄的出发点。
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销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香港的华商洋商垂涎这块大肥肉者大有人在，只因为和黄在香港首席财主汇丰的控制下，均暂且按兵不动。
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常，必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是长期控有该企业。
在李嘉诚吸纳九龙仓股之时，他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记黄埔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这对李嘉诚来说，是个福音。
李嘉诚权衡实力，长江实业的资产才6.93亿港元，而和黄集团市值高达62亿港元。长实财力不足，蛇吞大象，难以下咽。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回报。这份回报是不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希望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L000多万的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的船王称号，一半靠自己努力，一半靠汇丰的支持。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准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于是，1979年9月25日夜，在华人行21楼长江总部会议室，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李嘉诚举行长实上市以来最振奋人心的记者招待会，一贯沉稳的李嘉诚以激动的语气宣布：
“在不影响长江实业原有业务基础上，本公司已经有了更大的突破——长江实业以每股7.1元的价格，购买汇丰银行手中持占22.4％的9000万普通股的老牌英资财团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股权。”
在场的大部分记者禁不住鼓起掌来。有记者发问：“为什么长江实业只购入汇丰银行所持有的普通股，而不再购入其优先股？”
李嘉诚答道：“以资产的角度看，和黄的确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公司，其地产部分和本公司的业务完全一致。我们认为和黄的远景非常好，由于优先股只享有利息，而公司盈亏与其无关，又没有投票权，因此我们没有考虑。”
李嘉诚被和记黄埔董事局吸收为执行董事，主席兼总经理仍是韦理。
记者招待会后的一天，和黄股票一时成为大热门。小市带动大市，当日恒指急升25.69点，成交额4亿多港元，可见股民对李嘉诚的信任。李嘉诚继续在市场吸纳，到1980年11月，长江实业及李嘉诚个人共拥的和黄股权增加到39.6％，控股权已十分牢固。其间，未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实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李嘉诚以小博大，以弱制强。长江实业实际资产仅6.93亿港元，却成功地控制了市价62亿港元的巨型集团和记黄埔。按照常理，既不可能，更难以令人相信，难怪和黄前大班韦理，会以一种无可奈何，又颇不服气的语气对记者说：
“李嘉诚此举等于用2400万美金做订金，购得价值10多亿美元的资产。”
和黄一役，与九龙仓一役有很大不同，李嘉诚靠“以和为贵”、“以退为进”、“以让为盈”的策略，赢得这场香港开埠以来特大战役的胜利。
此役使李嘉诚博得了“超人”雅号，但他并不以为他有什么超人的智慧。他避而不谈他的谋略，而对汇丰厚情念念不忘，“没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不可能成功收购和记黄埔。”
事实确如李嘉诚所说的那样，但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的厚道。
沈弼是汇丰发展史上最杰出的大班，他的杰出之处，就是以银行的切身利益为重，而不在乎对方是英人还是华人。道理如沈弼自己所说：“银行不是慈善团体，不是政治机构，也不是英人俱乐部，银行就是银行，银行的宗旨就是盈利。”
沈弼在决定此事时，完全没有给其他人有角逐的机会而是一锤定音。
消息传出，香港传媒大为轰动，争相报道这一香港商界的大事。
1979年9月26日，《工商晚报》称长江实业收购和记黄埔，“有如投下炸弹”，“股市今晨狂升”。
《信报》在评论中指出：“长江实业以如此低价（暂时只付20％即1.28亿港元）便可控制如此庞大的公司，拥有如此庞大的资产，这次交易可算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次重大胜利……”
“购得这9000万股和记黄埔股票是长江实业上市后最成功的一次收购，较当年收购九龙仓计划更出色（动用较少的金钱，控制更多的资产）。李嘉诚先生不但是地产界强人，亦为股市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包玉刚双双入主英资大企业，还引起国际传媒界的关注。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篇新闻述评中说：“上星期，亿万身家的地产发展商李嘉诚成为和记黄埔主席，这是华人出任香港一家大贸易行的第一位，正如香港的投资者所说，他不会是惟一的一个。”
英国《泰晤士报》分析道：“近一年来，以航运业巨子包玉刚和地产巨子李嘉诚为代表的华人财团，在香港商界重大兼并改组中，连连得分，使得香港的英资公司感到紧张。”
“众所周知，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仍是华人，掌握香港政权和经济命脉的英国人却是少数民族。二战以来，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后，华人的经济实力增长很快。”
“有强大的中国做靠山，这些华商新贵们，如虎添翼，他们才敢公然在商场与英商较量，以获取原属英商的更大的经济利益，这使得香港的英商分外不安。连世界闻名的怡和财团的大班大股东，都有一种踏进雷区的感觉。英商莫不感叹世道的变化，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包玉刚、李嘉诚等华商，能与英国商界的优秀分子相提并论。”
这篇文章，试图以时代背景探讨华商得势的原因。文章的某些提法偏颇，并含有“大英帝国”的口气，但总的来说对李氏、包氏的评价也还中肯。
从商战谋略方面说，李嘉诚在入主和黄的过程中引人注目的是：
第一，他在实际收购和黄之前，早已做好了人事方面的铺垫，其收购九龙仓就是收购和黄的序曲，而收购和黄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树上开花”而已。
第二，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份的合适人选，他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获汇丰的好感就是为了得到汇丰在和黄一役中给予回报。
第三，由于事先做好了人事方面的铺垫，整个收购过程没有剑拔弩张，没有重锤出击，没有硝烟弥漫，而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故有人道：“李氏收购术，堪称商战一绝。”
2、一石二鸟，既得人情又赚钱
做事能做到既赚得了利，又不损害义。可谓是真正的成大事者，但怎样做到义利兼顾，是值得人深思的，需要自己去慢慢地学习，体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嘉诚坐上香港首席富豪的宝座。可当时，李嘉诚论实力和声誉，都还比不上包爵士。
据1977年吉普逊船舶经纪公司的记录，世界十大船主排座次，包玉刚稳坐第一把交椅，船运载重总计1347万吨；香港另一位老牌船王董浩云排名第7位，总载重452万吨；在世界传媒界名气最大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竟屈居第8位；香港还有一位老船王赵从衍则榜上无名。
其时，香港报刊还没有进行富豪榜编制工作之前，根据海外传媒统计，包爵士是香港第一富豪。他拥有50艘油轮，一艘油轮的价值就相当于一座大厦。
在包爵士集团总部办公室，挂满了他与世界各国王室成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界名人的合影照片。他是香港商界与世界政要交往最多的一位。此时，李嘉诚还未单独会见过哪一国的元首和首脑。
包玉刚起念登陆，并非一时冲动。1973年的石油危机，促使英国开发北海油田，企图重新开发本土油田，同时，亚洲、拉美都有油田相继投入开采。这样，世界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将减少，到7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油轮闲置。油轮是包氏船队的主力，包氏从油轮闲置，联想到世界性的造船热，预示一场空前的航运低潮将会来临。
“先知先觉”的包氏决定减船登陆，套取现金投资新产业，他瞄准的产业，是香港百业中前景最诱人的房地产。
李嘉诚虽不明白包玉刚吸纳九龙仓是做一般性的长期投资，还是有意控得九龙仓？但他可以肯定包玉刚会对九龙仓感兴趣。九龙仓码头虽迁址，新建的码头气势更宏伟、设备更现代化。执世界航运业牛耳的船王包玉刚，何尝不愿拥有与其航运相配套的港务业？
在华人商界，论实力，论与银行业的关系，能与怡和抗衡的，非包氏莫属。
李嘉诚权衡得失，已胸有成竹，决定把球踢给包玉刚，预料包玉刚得球后会奋力射门——直捣九龙仓。
于是，就演绎出在港九流传甚广的潇洒故事。
1978年8月底的一天下午，两位华商俊杰，在中环的文华酒店一间幽静的雅阁会面；一位是具有学者风范的未来地王李嘉诚；另一位是洋溢着海派作风的登陆船王包玉刚。
五星级文华酒店是怡和集团的一项重要产业，文华以其高贵豪华、优质服务而数次被列为全球十佳酒店榜首。现在，两位华商俊杰，坐在怡和的酒店，决定怡和台柱——九龙仓的前途命运。
李嘉诚秘密约见，包玉刚猜想有重要事情——他们那时的私交并不密切。包玉刚欲减船登陆，苦于无门，当他将目标瞄准九龙仓，发现李嘉诚已捷足先登。九龙仓对包氏来说，简直太重要了，它的码头、货仓，更有利于他发展海上航运；它的地盘物业，可供他在陆地大展拳脚。
冷夏、晓笛在《世界船王——包玉刚传》中记叙道：
“没有过多的客套话，李嘉诚即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把手中拥有的九龙仓1000万股股票，转让给包玉刚的意思。”
“转让？包玉刚想，天上没有掉下来的好事。包玉刚低头稍加思索，便悟出了李嘉诚的精明之处。李嘉诚很清楚包玉刚的情况，知道他需要什么，于是，用包玉刚所需要的来换取自己所需要的，这一‘转让’，可真是一家便宜两家的好事。”
从包玉刚这方面来说，他一下子从李嘉诚手中接受了九龙仓的1000万股股票，再加上他原来所拥有的部分股票，他已经可以与怡和洋行进行公开竞购，如果收购成功，他就可以稳稳地控制资产雄厚的九龙仓。而从李嘉诚这一方面来说，他以10～30港元的市价买了九龙仓股票而以30多港元脱手给包玉刚，一下子就获利数千万港元。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通过包玉刚搭桥，从汇丰银行那里承接和记黄埔的股票9000万股，一旦达到目的，和记黄埔的董事会主席则非李嘉诚莫属。
这真是只有李嘉诚这样的脑袋才想得出来的“绝桥”（主意）！包玉刚在心里不禁暗暗佩服这位比自己小但精明过人的地产界新贵。
没有太多的解释，没有冗长的说明，更没有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两个同样精明的人一拍即合，秘密订下了一个同样精明的协议：
李嘉诚把手中的1000万股九龙仓股票以3亿多港元的价钱，转让给包玉刚。包玉刚协助李嘉诚从汇丰银行承接和记黄埔的9000万股股票。
一个决定两家英资企业命运的历史性协议，在华商两强低声密语中顺利达成。最终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地坐上英资洋行大班的宝座。
1978年9月5日，包玉刚正式宣布他本人及家族已购入20％左右九龙仓股票。怡和与九龙仓现任大班纽璧坚，不得不吸收包玉刚及其女婿吴光正加入九龙仓董事局。
包玉刚初战告捷，李嘉诚功不可没。
这之后，李嘉诚又继续将手头剩余的九龙仓股票转让给包氏，据估计，李嘉诚在一进一出间，获纯利5900多万港元。
九龙仓董事局主席纽璧坚，视包氏翁婿这两位新任董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之间多次发生摩擦。
包玉刚不断到市面或通过幕后吸纳九龙仓股，使其控有的股权增至30％，大大超过九龙仓的控股公司置地，身兼三家公司主席的纽璧坚大为惊惶：包玉刚吞并九龙仓之意“昭然若揭”。
1980年6月中旬，趁包玉刚赴巴黎参加会议之机，纽璧坚突发袭击，正式挑起九龙仓大战。置地采取换股之法，欲将其持股权增至49％。具体做法是将价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换取市价77港元的九龙仓股。
条件十分诱人，股民喜笑颜开。若置地已控得49％的股权，包氏是无论如何也购不满51％的绝对股权——置地只需再踏半步，便可击碎包氏的“吞并美梦”。
包玉刚闻讯，急忙乘机返回香港反击。他只有两天时间，必须首先获得汇丰银行的22亿港元贷款保证，紧接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每股105港元的现金，吸收市面九龙仓股，目标也是49％。
105港元的现金，比被九龙仓股抬高的价值100港元的置地股更诱人。星期一开市不到2小时，包玉刚一下子付出21亿港元现金，购足2000万股，使控股权达到49％，取得这场战役的决胜权。
纽璧坚见大势已去；将置地控有的九龙仓股1000多万股转让给包玉刚，置地获纯利7亿多港元。包氏在九龙仓的控股量已超越绝对多数。
包玉刚夺得九龙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故有人称“船王负创取胜，置地含笑断腕”。决战双方，皆有胜有负。
包氏的远见卓识，两年后便充分显示出来。包氏购得九龙仓，实现了减船登陆，从而避免了航运业空前船灾。香港另两位船王——董浩云与赵从衍，因行动迟缓，陷入濒临破产的灭顶之灾。
1985年，包玉刚又收购另一家英资洋行——马登家族的会德丰，又一次轰动全港。
值得一提的是，包玉刚入主九龙仓的一年后，与其“死对头”置地成为合作伙伴，这两家公司邀请李嘉诚的长实加盟，三家合资成立一家地产发展公司，项目是在九龙仓尖沙咀地盘，发展新港中心物业，一时成为香港商界的一段佳话。
在多个场合，李嘉诚说：“我与包先生是真诚愉快的合作。”
引来替自己杀敌的“友”，岂有不真诚愉快地合作之理？要知道，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肥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必有一番血战恶战。
李嘉诚引包玉刚入局，既投合了包玉刚的需要，又抓到了一个替自己作战的勇士，而他本人则趁机卖掉九龙仓股票，净赚5900多万港元。这样既得利又得义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3、生意不在人情在
众所周知，一个人做事不能十全十美。也就是说，即使是成大事者，也不可能每次都大获全胜，太过完美的事只存在于神话之中。
但是，关键在于成大事者在经历了失败后，能容人、纳人，把失败转换成为另一种方式。他们也许失去的是小利，但收获的却是大义。
李嘉诚是个儒商，他懂得“斗力”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获取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商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商战中，始终坚持“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李嘉诚对置地的挑战，凯瑟克当然不会束手就擒。他与包伟士匆忙商议对策，开始布置反收购行动。
在4月28日，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系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1日，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5月4日傍晚，股市收市后，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凯瑟克进行交涉。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如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4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的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收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而并非一个民族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所以他必须权衡商业利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染指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挂牌买卖不在香港股市，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李嘉诚的做法启示我们，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对于一个成大事者来说，一次的失败在所难免。关键时刻，放利得义是非常必要的。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也应牢记这一点，有时候，该放就放，比硬打硬撞要强得多。它将会伴你逐步走向成功。
4、生意场上只有对手，没有敌人
中国有句富有哲理性的老话：生意场上买卖不成，仁义在。李嘉诚的格言是：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朋友。确实是这样，生活中可能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兵戎相见，或为争一笔生意，而搞得两败俱伤，这样的例子很多。然而，说不定今天刀兵相见的两位，明天就又会因为利益共沾，化干戈为玉帛，携起手来成为好友。
李嘉诚投资债券，就符合他一贯的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朋友的原则。
不过，最能体现李嘉诚做事原则的事例，也许是与华资财团欲再次联手合作，吞并垂暮狮子置地。
当时，各种收购的传闻纷纷扰扰，众多财大气粗的华商大豪，均被认为可能染指置地：长江实业的李嘉诚，环球集团的包玉刚，新世界发展的郑裕彤，新鸿基地产的郭得胜，恒基兆业的李兆基，信和置业的黄廷芳，香格里拉的郭鹤年等等，皆在此列。另外，股市狙击手刘蛮雄，亦可能乘虚而入，狙击置地这个庞然大物。
据说刘蛮雄登门拜访怡置大班，提出要以每股16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控25％的置地股权。西门·凯瑟克愤然拒绝，一来嫌刘氏太过贪心，出价如此之低；二则刘氏在股市名声欠佳，怡和不愿意把多年苦心经营的置地交付于此等人手中。
头脑甚为精明的刘氏只得告退。其后又有多位大老板纷纷前往拜访西门。西门既不彻底断绝众猎手的念头，又高悬香饵，惹得众人欲罢难休，欲得不能。
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真是假，难以分辨。其中流传最广的要数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了。
据说，李嘉诚也曾拜访西门·凯瑟克，表示愿意以每股17港元的价格收购25％置地股权，这比置地10港元的市价要高6元多。但西门·凯瑟克对这个出价仍不满意，但他也未把门彻底堵死。他说：
“谈判的大门永远向诚心收购者敞开，关键是有双方都可接受的价格。”
于是李嘉诚等人与凯瑟克继续谈判，双方一直很难达成一致。
李嘉诚在谈判中不想表现得太积极，这也许是他的性格使然。所以，同收购港灯时一样，他有足够的信心等待有利于他的机遇降临。此时，股市一派新气象。按股市一向的“低进高出”现象，这个时候不是股市吸纳的好机会。或许，气氛活跃的股市也并不能持续多久。
果然不出李嘉诚所料，不久扶摇直上的香港恒指，受华尔街大股灾的影响，突然狂泻。1987年10月19日，恒指暴跌420多点，被迫停市后于26日重新开市，再泻1120多点。股市愁云笼罩，令投资者捶胸顿足，痛苦不堪。
整个香港商界股市硝烟弥漫，股市大亨们惊恐万状，大家为了寻求自保，谁也没有能力再参与这场股市大收购了。此时自救乃当务之急。置地股票跌幅约四成，令凯瑟克寝食难安。
1987年李嘉诚的“百亿救市”，成为当时黑色股市的一块亮点。证券界揣测，其资金用途，将首先用做置地收购战的银弹。
正如一场暴风雨一样，这次股灾来得猛，去得也快。等到1988年3月底，沉入谷底的恒指开始回攀。银行调低贷款利率，地产市况渐旺，股市也逐渐开始转旺。
农历大年刚过，收购置地的传言再次盛行，华南虎再度出山。
事后，报章披露，1988年2、3月间，李嘉诚等华商大亨，曾多次会晤西门·凯瑟克及其高参包伟士。
一直善于等待时机、捕捉机会的李嘉诚，这次为什么没有借大股灾中置地扑火自救、焦头烂额之际趁火打劫呢？须知股灾中置地股价跌到6.65港元的最低点，即使以双倍的价格收购，也不过13港元多，仍远低于李嘉诚在股灾前提出的17港元的开价。
原来，收购及合并条例中有规定，收购方重提收购价时都不能低于收购方在6个月内购入被收购方公司股票的价值。10月份的股灾前，华资大户所吸纳的置地股票，部分是超过10港元的。这就是说，假设以往的平均收购价是10港元，现在重提的收购价，就不得低于10港元的水平，而6个月后，将不再受这一限制。
4月中旬，股灾发生后已过了整6个月。此时，置地股从最低点回升后，仍在8港元的水平上徘徊，仍低于股灾前的水平，依然对收购方有利。
这次收购虽然最终没能成功，但是李嘉诚的这种生意场上只有对手，没有敌人的做法却值得称道。因为投资不可以意气用事，关键时刻，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在一般情况下这也许是真正投资家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嘉诚退出收购，“百亿救市而又退出”反而是一个胜利。
世界上任何角色都很难做得纯粹，做生意，尤其是像李嘉诚那样做大生意就更难。因为他的投资是一种动辄千百万元的事，一旦失利，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然而李嘉诚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是他在商场争战中屡战屡胜、被誉为“超人”的根本原因。
看来要做一个“纯粹的投资家”，首先是要修炼自己的心性，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为杂念所动，而保持一种心性空明，气息平和的心态。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纯粹的投资家的话，显然，这是一个难以企及而又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商业竞争遇到对手是难免的，但是竞争对手也可以变成朋友，甚至变成能够精诚合作的朋友。
又例如，1986年8月《每周财经动向》总编在《李嘉诚成功之道》一文中谈到：“最近有人向李嘉诚提问：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必须在与强劲的对手竞争时才可创下骄人的成绩。环顾今日香港商界，似乎只存在包玉刚爵士一位匹配做阁下强劲的对手，您有以包先生为对手的想法吗？”
“一般人很自然会认为李氏是以包氏为竞争对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社会地位，又都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他们的社会交往都很广泛。例如李氏从英资手中收购和黄、港灯，包氏则收购九龙仓、会德丰等。两人先后出任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两人又同时出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李氏捐赠汕头大学，包氏捐赠宁波大学等。”
但李嘉诚答复这个问题时，只说他朝着个人定下的目标向前一步一步推进，从来没居心和别人比斗，甚至在条件不利于竞争对方时，愿意帮对方度过这次难关。并且在很多记者招待会上，李嘉诚这样说：“包玉刚先生一直是我精诚合作的朋友。”
5、舍得弃小利，才能赚到大钱
很多成大事者都深谙得与失的道理。俗话说，舍得舍得，只有先舍弃一些小的利益后，才能赚得大钱。就是这平常简单的两个字，却有着不平常的意义。李嘉诚正是以这样一种平常的态度来经营着自己的商业王国。在无数次的商业大会战中，他总是不吝惜其中的小利，运用自己小的资金，而赚得大的利润。无论投资的资金如何宠大，他也能独具慧眼，运筹帷幄于其中，决定于最关键的时刻。
李嘉诚指出，当经营的商业开始遇到困难时，我们常常要遵循一个不变的商业规律，那就是所谓的“货如轮转”，商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获得利润，所以能够舍弃的商人，通常是可以在流通中获得利润的。
比如，卖不出去的货物，不论多少，都已经成为没用的东西，而且存货需要付租金，积压资金则加重利息率。所以对于一般公司来说，将过时的货及时脱手，除减少经营成本外，更可以以亏损销售抵消其他方面的获利，降低应缴税项。所以李嘉诚在经营中经常采用先舍弃而后获得的战略。
这是一种有着丰富商业经历之后超越于商业的一种心灵感悟。对于一个真正的商人来说，在他的眼中，应该是只有营利的业务，而没有永远的业务。任何一项业务，当它走过自己的成熟阶段之后，必将走向衰落，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自我调整，还抱着不放，必将随这项业务的衰落而走向失败。
李嘉诚每次大进大出，都是等待最佳时机，一待良机出现，便急速抛出。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7年，李嘉诚在半小时内就下定决心投资3.72亿美元，购买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5％的股份。
这是一只值得长期保留的明星股。3年后，英国电报无线电公司股价涨高，李嘉诚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将股票抛出套现，净赚近1亿美元（合近7亿港元），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嘉诚在股市中稳扎稳打，善抓机会，是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
李嘉诚凡事都会深思熟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才去做。
众所周知，购买债券是一种极保守的投资，持有人只能享受比定期存款较高的利息，而不能参与分享公司红利。
李嘉诚所购买的债券，大部分都是可转换债券。这种债券有1～3年的期限，若持有人认定该公司业务能稳定增长，可以用债券换成该公司股票，从而获取更大收益。即使不成，也可将债券保留至期满，最终收回本金及利息，所以这种债券既和普通债券一样，具有风险小的优势，又比较灵活，能转换为股票。可以说是将债券和股票的优势合二为一，是一种较为稳健的投资方式。
1990年，李嘉诚购买了约5亿港元的合和债券，另外又购买了爱美高、熊谷组、加怡等13家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共计25亿港元。
在此后的发展中，胡应湘的合和表现最为出色，先后拿下广东虎门沙角电厂、广深珠高速公路、广州市环城高速公路及泰国架空铁路等大型工程兴建合同，一时名声大噪，众豪争扯他的衫尾。
见此情势，李嘉诚马上把合和债券兑换成股票，这样一来，当初价值5亿的股票，到3年后升值为近9亿，账面溢利达3亿多港元。同样，李嘉诚购入的其他可转换债券，也大都有不俗的表现。
一个要想成大事的人，从上面舍得的事例中，可以得到很大的启示。只有自己在竞争的商海中对‘舍得’把握得当，才能成大气候。在关键的时刻把握住这一点，该出手时就出手，在商战中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6、千金面前不见利忘义
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每一个成大事者，都懂得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一个成大事的领导者，更是当做重中之重来处理。
一个人若能做到事事以考虑别人为先，做到千金面前不见利忘义，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了。
李嘉诚凭借着见利不忘义的品格，在股市纵横驰骋取得不凡的业绩后，又逐渐淡出股市。从1984年起，他先后实行了三次私有化。
这里所说的“私有化”是一个专用名词，是指改变原上市公司的公众性质，使之成为一家私有公司。
根据证券条例的规定，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向公众发售，即使是一家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被称做“进取”，而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
其实，“淡出”也是一种收购形式，只不过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能再从社会集资，也不再具有以小博大、以少控多的优势。
李嘉诚将长实旗下部分公司实行私有化，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目前李嘉诚所控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三家巨型公司的规模而言，已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因此，将部分公司私有化，并不影响长实日后的集资扩张。
其次，私有化以后的公司；将重新变为不受公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公司，因而有利于保守商业机密，也不必再像公众公司那样向公众公布财务经营状况。
当然，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骑牛上市，借熊退市是许多股票投资者奉行的法则。股市低迷、股价下落时退市，自然大大有利于向小股东收购股票的大股东。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掌握好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而要显出大度来，避免小股东的怨恨，则更不容易。而李嘉诚在实行私有化时，却兼顾了这两点，再一次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魅力。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上扬。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1.1港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的发售价高出0.1港元。
对于这种价格，小股东自然是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李嘉诚这次提出私有化，正在牛市之时，付出了较高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赶在两年前或等到两年后的熊市之时，再进行私有化，就能够实现低价收购。
对此，有人认为一贯善于把握时机的李嘉诚看走了眼，没有抓住实行私有化的最有利时机。其实，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小股东的利益。他说，我们不是没想过借熊退市，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不公平。这种千金面前不见利忘义的品格，成为以后商界交口称赞的美谈。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接着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
长实控有青洲英泥44.6％股权，在私有化过程中，以20港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港元溢价13％，自然让小股东们笑逐颜开。
收购过程进展顺利，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九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
当初全资控有的青洲英泥是长实系的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现在申请摘牌，就变成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了。
李嘉诚在收购嘉宏国际时，却是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顺利。
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港元。在全面收购前，市值为155.09亿港元。
1991年2月4日，长实宣布将嘉宏私有化时，决定以每股4.1港元的价格收购。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低于全面收购国际城市和青洲英泥的溢价，让小股东们感到有点失望。
此计划一出，便招来一片嘘声，舆论皆认为嘉宏的收购价过低，显然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李嘉诚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嘉宏盈利能力有限，而且其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同时他又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港元的收购价，他会考虑出售。
李嘉诚的话未得到认同。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们纷纷提出质询：嘉宏公布的1990财政年度的业绩显示，盈利状况甚佳，年盈利率比上年增加29％，达到了13.16亿港元；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使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显示出嘉宏的发展前景还是较好的。
结果，嘉宏私有化计划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率而胎死腹中。
这次私有化失败的原因，是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产生了很大差异。嘉宏资产估值应该在每股5～6港元的水平上，4.1港元的出价未免太低，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利益，这一次却有失长者风度，是何缘故呢？
其间，曾有一个英国基金趁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表示不提高收购价，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不提高股价，可使那些趁机炒作嘉宏股票者的图谋落空。
此外，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黄条件“苛刻”外，股东们均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也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之后，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李嘉诚只好耐心等待。
1992年5月27日，“大限”期满，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建议。收购价为每股5.5港元，较停牌前的收盘价高出32％。
对这一价格，小股东们自然无话可说，欣然接受。因此，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上，该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最终得以实行。
这次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利益的缘故。
从此之后，长实系只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了，总市值除银行外仍据全港财团之首。
李嘉诚能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打工仔，做到拥有数千亿资产的商界大亨，他靠的不仅仅是勤奋刻苦，与运筹帷幄的商业智慧，其中他把朋友的利益放在最重要位置的肝胆义气，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实行公司私有化方式上，顾及小股东的利益，这种博大的胸怀，确实值得每一位想成大事的人学习与借鉴。本来，以李嘉诚多年来的商业经验，运筹帷幄的商业技巧和坚实的经济基础，完全可以在股市低潮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用超低的价格收归到自己的手中。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充分考虑到了小股东们的不易。他们资金小，赚得的利润也少，这一次竞争也许一下子就把他们置于死地了。
所以，李嘉诚实行了他们较为满意的收购价格。也说明了李嘉诚的这种大仁大义是难能可贵的。
古人有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李嘉诚这种成全他人利益的方法，无疑是得到了人心，所造成的良好影响虽然看不见，但时时处处都可能对他发挥良好的作用。许多人自作聪明，将损人利己当成本事，殊不知，懂得照顾别人的利益，才是真正的智慧。
7、赋之于礼义，得到的是利益
李嘉诚在香港业界闯出名声之后，香港媒体常用“擎天一指”来形容在拍卖场上斗智斗勇的李嘉诚。
李嘉诚在香港商业界享有“擎天一指”的盛名，那是形容李嘉诚在商界斗智斗勇的不俗表现。香港媒体也称李嘉诚为“擎天一指”。
其实，“擎天一指”只是就李嘉诚强大的经济实力而言，因为李嘉诚并不是那种凭借自己财力雄厚而强买强卖，蛮横不讲理的人物。
在很多拍卖会场上，曾出现过不少一掷千金、拼尽性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誓死一争的事例。大家争来争去，最终都红了眼，撕破了脸皮，变成了赌气，也许原先一对很好的朋友，就此分道扬镳，成为反目成仇的敌人。
但李嘉诚却把这些事做得非常得当，不愠不火。例如：李嘉诚认为无论是购买土地还是公司，不一定非得得到手不可，今日不买这块地，以后还有别的地可买，目的都是在于发展地产赚钱，他认为，“做地产买卖，千万不可持买古董的心理”。因为土地有的是，不似古董孤品，存世只有一件，别人买去，自己就没有了。
李嘉诚在拍卖场上，不仅擅长斗智，而且极善于克制。
每次参加竞投，李嘉诚都会事先周密地研究拍卖对象的现有价值和发展价值，然后确定出一个自己的最高价。若超过这一最高价，李嘉诚就会毫不犹豫地果断退出，绝不与人意气相争。
1987年11月27日，在股灾渐去、地产渐旺之时，在香港官地拍卖场上许久未曾露面的李嘉诚，一出现在拍卖场就格外引人注目，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备受记者瞩目。
今天投拍的这块官地位于九龙湾，面积24.3万平方英尺，底价2亿港元，每口竞价500万港元。李嘉诚一开始便与对手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2亿5百万、2亿1千万。
“2亿1千5百万！”这是素有“飞仔”之称的合和老板胡应湘发出的声音。
李嘉诚曾与胡应湘有过多次合作。胡应湘是著名的留美土木工程专家，李嘉诚初涉地产之时，还曾请教过他有关地产知识，一来二去之后，两人逐渐成了好友，交情很深。
李嘉诚回眸一笑！胡应湘亦报之以微笑。此时地价已经抬到2亿6千万。
“3亿！”李嘉诚“擎天一指”举起，连跳8口，一时掀起竞价高潮。“3亿5千5百万！”胡应湘如河东狮吼，一口急跳11档，再掀高潮，举座皆惊。俗话说：“商场无父子。”那么，在商场竞争中，自然也会将朋友之谊暂且搁在一边。
拍卖高潮一浪高过一浪。随后，郑裕彤等地产大豪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竞价。
此时，李嘉诚的副手周年茂，悄悄来到胡应湘的副手何炳章身旁，与他低声耳语了几句什么。于是胡应湘不再应价，退出竞投。
当有人叫价叫到4亿元时，全场哑然，叫价已高出底价一倍，这是拍卖场最为敏感的临界线。
短暂的沉默中，竞投各方都在心中打着算盘。
“4亿9千5百万！”李嘉诚“擎天一指”再次举起，令竞投诸人咋舌不已。再也无人竞价，一声槌响，这块官地便有了主人。
李嘉诚随之当场宣布：“此地是我与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来发展大型国际性商业展览馆。”当时，有一位地产分析家评论道：“依本人估计，李嘉诚可能事先已把这块官地的最后投价定为5亿。这个价，可以说是竞价各方心目中的最高价。当然，有人会定在4亿，有人会定在4.5亿，各家有各家的算盘。
“此时的李嘉诚，已声名显赫，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他染指的土地，开发物业所得盈利，往往高出同业。故他出价4.95亿，仍有厚利可图。”
“竞价进入高潮之时，投手很容易出现情绪化，容易冲动，于是便会不管死活，非得做赢家不可。不过这次倒没有这样。如果真是这样，李嘉诚必会退出，以成全对手风头。”
这就是李嘉诚的风格，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底线，宁可做输家也不让意气使自己失去理智。
曾有记者采访李嘉诚，问：“都说您是拍卖场上的‘擎天一指’，志在必得，出师必胜，可您有时为何还是中途退出？”
李嘉诚幽默地道：“这已经超过了我心目中的最高价。你们没看到我想举右手，就用左手使劲捉住；想举左手，就用右手捉住吗？”
耐心等待，捕捉机遇，有勇有谋，从长计议。李嘉诚就这样不断地通过官地拍卖与私地收购，为地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
在拍卖场上，李嘉诚及时与胡应湘沟通，使其从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这种灵活的手腕确实值得借鉴。经商原本是为了谋利，而不是赌气，能让则让，能拉则拉，没有必要把对手硬压下去。
逞一时之气，显一时之威，到头来只能是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与其到那时来收拾残局，倒不如从一开始就理智克制一些。
由此不难看出，一个人想成大事，具有“百忍成金”的自制力是很有必要的，大家都有想做但情理上不能做的事，应克制自己不去做；大家都有不想做的事但在情理上应该做的事，应强制自己去做。做与不做，克制与不克制，超乎人性情之外，这也许就是一个人之所以能成大事所具备的因素吧！
8、重情义是成大事的无形资本
一个人要想把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做大，单凭个人微薄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要争取更多的人合作、帮衬才能成功。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道理。但实际运用起来，并非那么容易。首先要把情义放在首当其冲的位置。
把自己的利益与别人分享。使他人相信你是一个真心诚意，帮助他人的人。所以你值得他人帮助。李嘉诚在这个方面就做得非常得体。他不但重用下属还很顾及他们的利益，当事业有发展的时候，会及时让下属分享利益。
例如，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共计有1000万港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薪的4倍多。至于马世民的其他非经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他就以每股8.19港元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以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转手间就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李嘉诚懂得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从而积累了丰厚的无形资产。杜辉廉也是曾为李嘉诚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管理人才。
杜辉廉是一位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20世纪70年代，英国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委任杜辉廉为驻港代表，在业务往来中他便与李嘉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年，唯高达被万国宝通银行购并，杜辉廉随之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杜辉廉是长实多次股市收购战的高参，并实际操办了长实及李嘉诚家族的股票买卖，因而被业界称为“李嘉诚的股票经纪”。
但实际杜辉廉并不是李嘉诚下属公司的董事，他多次谢绝李嘉诚邀请他担任长实董事的好意，是众管理人才中惟一不支干薪者。但他绝不因为未支干薪，而拒绝参与长实系股权结构、股市集资、股票投资的决策，这令重情重义的李嘉诚一直觉得欠他一份重情，总想着寻机报答于他。
机会终于来了，1988年底，杜辉廉与他的好友梁伯韬共创百富勤融资公司，李嘉诚当即决定帮助百富勤公司，以报杜辉廉相助之恩。
杜、梁二人各占百富勤公司35％的股份，其余股份，由李嘉诚邀请包括他在内的18路商界巨头参股。
这些商界巨头也得到过杜辉廉的帮助，所以接到李嘉诚的邀请后，便欣然允诺。他们都和李嘉诚一样不入局，不参政，目的仅在于助其实力，壮其声威。在18路商界臣头的大力协助下，百富勤发展势头迅猛，先后收购了广生行与泰盛，也分拆出另一家公司百富勤证券。杜辉廉任这两家公司主席。到1992年，该集团年盈利已达到了6.68亿港元。
当百富勤集团成为商界小巨人后，李嘉诚等巨商主动摊薄自己所持的股份。其目的是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好让杜梁两人的持股量达到绝对的“安全”线。李嘉诚对百富勤的投资，完全出于非营利目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报杜辉廉之恩。尽管李嘉诚并不想从百富勤赚得一分一厘，但李嘉诚持有的5.1％的百富勤股份，仍为他带来了大笔红利。这是因为百富勤发展迅速，是市场备受宠爱的热门股，他不想赚钱，也没办法。
90年代，李嘉诚与中资公司的多次合作（借壳上市、售股集资），基本上都是请百富勤担当财务顾问。身兼两家上市公司主席的杜辉廉，仍忠诚不渝地充当李嘉诚的智囊。因为有证券专家杜辉廉的鼎力相助，李嘉诚在股市上更是如虎添翼，挥洒自如，甚至对股市形成了强大的左右力。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场所也是在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李嘉诚以其真心实意回报杜辉廉，又使杜辉廉更加专心一意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李嘉诚说过：“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他还说：“重要的是首先得把真诚赋予对方，不可斤斤计较。对方无利，自己就无利。要舍得让利，使对方得利。这样，最终会为自己带来较大收益。”
李嘉诚的意思是，为人处世不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应满怀诚心地把自己的利益分予别人一些，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相反，光顾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无视对方的权益，使别人吃亏上当一次，可能毁坏自己苦心经营的名声。这样自己的事业断然是做不大的。
从上面的事例我们知道，一个成大事的人，情义是他无形中的资本。做人当讲真情，这是成大事者恪守的人生准则。用真心，动感情，做人不狡猾，不奸诈。这样事业将会走向成功，人生将会亮丽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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