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宝树

    1949年开国大典不久，我从北京市公安局第三期公安干部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市公安局内七分局天安门派出所，任外勤干事。

    建国初期，北京的内外城墙及城楼、牌楼均未拆除，天安门派出所就设在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前门左侧三座门北的一所院落内。它所辖范围是以天安门为基点，西至大四眼井（现人民大会堂西门以西），东至东单，南至崇文门、东交民巷，前门及东、西长安街。虽然北京市军管会派有武装部队警戒天安门和广场，但我们派出所仍将保卫天安门列为重要任务。

    1950年9月初，分局领导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根据当时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的严重形势，进一步加强治安警戒和防范工作，认真清理所辖区内的可疑目标并监视一些重要人物的踪迹和动向，绝对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第二个国庆大典的安全。为此，所内除留少数人在家值班外，其余人员都深入到各条街道和胡同内搞基层工作。日常，我们除搜集、分析各种可疑情况外，还分成几个班，昼夜在辖区内执勤巡逻，唯恐在辖区内发生不测事件。

    几天后，上级传达紧急指示：获悉敌特人员正密谋破坏即将来临的国庆盛典，估计以爆破或轰击方式进行。为此，市公安局二处和四处及军管会武装人员进驻内七分局，协助该分局进行侦破工作，又派得力干警进驻我们派出所。为了增强快速打击力量，除给我们配置了短枪和冲锋枪外，还临时增调了摩托车和吉普车等。

    危急时刻在即，全所上下格外紧张。所长宣布取消一切休假，因公外出者迅即召回。在那些日子，人们连个玩笑都不开了，我们每天只能合衣靠床小歇一会儿，有几次我因连续熬夜困得都抬不起头来了，一坐到外出执勤的摩托车跨斗内就睡着了。

    一天夜里12时左右，我刚从外边执勤换班回到所内，想摘下皮带和手枪歇一会儿，所长突然宣布召开全所紧急会议，传达的内容是：我反谍部门已侦获敌特内外联系的密信及电报密码等，经最后分析确定：“敌特密谋在国庆典礼之时，以迫击炮轰击天安门，刺杀我党和国家领导人……”

    鉴于已明确了敌特所使用的武器和手段，据其使用规范和射击距离不会远的这一特定条件，经过详细测算，确定敌人炮火射击的方向以正面为主，侧翼为辅。其炮位置正设在我所辖区是无疑的。

    离国庆节越来越近了，为了加快侦破进度，分局又临时增派了公安司法班的几位同志前来助战，对辖区内的重点监视点和可疑院落，我们又进行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扫描式突击搜查。大家的着眼点是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和教堂。这里的外国人既没有完全撤回国，又不承认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有时还利用其特殊身份，搞些违法活动，给人民政权施加压力。

    为了在搜查中不惊动这些外国人和他们的政府，不给他们留下造谣中伤的口实，我们有时换上便服，在街道的治保积极分子陪同下，以国庆节前灭鼠和清洁卫生为名进行搜查。即便这样，那些一贯在中国耀武扬威、作威作福的外国人，对我们进院检查工作总抱有敌意或抵制态度：有的找借口不让我们进院，有的让进院而不让进入室内，有的坏家伙竟驱使狼狗咬人。我们军令在身，心情焦急，当时也顾不了许多，对个别户不得不实行强制检查。

    经过几天的努力，我们只搜到一些自卫用的手枪和子弹，仍未查到敌炮的踪影，在传达的敌情通报中，也未发现炮的方位。此事犹如一颗定时炸弹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心头，令人喘不过气来，整日忐忑不安。

    9月30日晚10时左右，也就是国庆节的前一天晚上，分局会议室内座无虚席。面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大家经分析讨论之后，决定全分局总动员。第二天（1950年10月1日）凌晨2点，所长与分局派驻干部会毕归来，大家的疲劳一扫而光，立即围拢在一起，商讨采取非常措施的具体方案和方法，王所长心情沉重地说：“李局长在会上表示，我们要尽自己所能达到的一切努力，一定要搜寻到敌炮。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局势，如因我们工作上的疏忽大意，只能拿自己的脑袋向上级交差。”领导的话像铁锤一样敲在我们公安干警的心头，本来早就绷紧的心弦几乎要绷断了。

    凌晨4时，东方天色微白，首都仍在沉静的睡梦中，辛劳的清洁工，开始清扫长安大街。东单大街尽头，准备受阅的解放军各军、兵种部队，已开至路旁指定位置休息待命，强大的“喀秋沙”火箭炮和装甲车隐蔽在树荫之中，昂首翘望。威武雄壮的天安门城楼像一尊雄狮，坐卧在金水桥畔，再过几个小时，天安门广场上将礼炮轰鸣，万众雀跃，举行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生日庆典了！

    根据领导指示，在此时我和张虎生、朱之廉、锡玉贤编为一战斗小组，分局公安司法班的任增喜、田佩林、王福久等人也来配合我们这个小组，我们一行乘汽车和摩托车，直奔王府井南端的台基厂，进行重点搜查。

    在台基厂进口路东的一所院落内，有一座欧式二层小洋楼，楼上楼下10余间房子，楼房四壁披满了爬山虎。院内10余棵法国梧桐树遮满上空，远处望去，如同一座十分幽静的花园别墅。它的公开名称是洋人办的图书馆，馆长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前期李因囤积200余袋大米，扰乱我经济市场而被公安机关处罚过，最近又因特嫌已被我有关部门拘审，此院曾来人检查过，只因看门人态度粗野和无理阻挠，而未能认真全面检查。

    我们的汽车紧贴大铁门停住，大家立即下来敲门唤人，一连敲了几遍才听到有人应声。在灯光下，我们看到一位50余岁的白俄老人，他十分冷淡地开门答话，我上前出示军管会证件，并说明来意。他听后顿时双目怒视，十分蛮横地说：“前些时候你们已来人看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这里是外国人住地，你们中国人无权随便进入！”这时，任增喜和田佩林想把铁门挤开闯进去，哪知那白俄老头竟用肩头抵住我们，阻止我们进入。

    他的无理行径，激怒了堵在门外的公安干警，田佩林等人喊着要用汽车直撞铁门，同时也使我猛然醒悟：这抗拒检查的本身不就说明一些问题吗？我当即正告：“你阻止我们执行公务是要受制裁的！”说完，我冲任增喜、田佩林一挥手，他俩立即上前冲撞白俄老头。岂料，那白俄老头好像有些功底，他上边拉胳膊，下边使脚绊，很利索地将田佩林摔倒在地。他稍一直腰，又拉开了拳击的架势。这时，我早已按捺不住满腔怒火（当时我才24岁）喝令任、田闪开，端起汤姆枪冲白俄老头的胳膊就开了火。

    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白俄老头像一摊烂泥一样歪倒在门柱下，方才那种张牙舞爪的气势，被凄惨的呻吟所代替。枪是我开的，我必须乘车押送白俄老头（临时我用布给他包扎了一下）去分局报告事情经过，其他同志则快速地冲进院内进行搜查。

    吉普车奔驰在大街上，这时天已较亮，执勤人员正在长安街上清理行人和实施区域性戒严。车直开分局，我刚向分局领导汇报完事情的经过，任增喜等人就打来电话：在李安东图书馆二层的一间屋内，搜到一门美式迫击炮和六发炮弹！分局领导听后特别激动地说：“干得漂亮！要保护现场，我马上就到。”他匆匆安排了白俄老头，便急奔李安东图书馆。

    这是图书馆二层偏东方向的一间大房子，北面的一排窗户斜对着天安门，一只特号大铁炉子紧靠在第三个窗台边，迫击炮的底座伪装成炉盖板，炮筒倾斜连接特制的烟筒，两个炮支腿一头顶住炮身，一头支在窗台上，像是为加固烟筒的铁条似的。烟筒和炮筒都糊着厚厚的牛皮纸。没有军事常识的人，即使走到跟前也不容易识破它。

    炉膛内藏着三颗用纸包着的迫击炮弹，锡玉贤、张虎生又从厨房内的一堆杂物中，搜出三颗炮弹。此外，任增喜、朱之廉还从另一间卧室内的席梦思软床垫下，搜出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支加拿大撸子及部分子弹。我们站在迫击炮前，面对天安门眺望，连城楼上的红灯和旗子都看得一清二楚，此地离天安门直线距离约1.5公里，恰好是迫击炮的有效射程。

    首先发现这门炮的是任增喜。他当时比我还小，平常爱说爱动。他是用步枪的探条在敲打烟筒时，听出上下声音不对头，觉得有些蹊跷，撕开牛皮纸后才认出是炮筒。

    清理完现场，大家才开心地笑了。我们临时留下几个人看守院落：凡有撞网者，立即逮捕，其他人返回住地。这时，已是晨8时，广场四周早已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过，我们是凭着军管会的特别通行证才回到派出所的。

    9时左右，各界观礼代表陆续登上观礼台。这一案件的同谋犯日本人山口隆一，胸前佩戴着伪造的观礼代表证，来到金水桥边观礼台入口处。他刚要出示假证件，即被我监视已久的市局二处便衣人员当场抓获。山口见势不妙，妄图撕破衣领旁的小纽扣服毒自杀，被我公安人员一挥手捂住了嘴巴。

    山口被扭到台后的小屋内，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两颗日造香瓜式手雷，他是得知李安东图书馆已出事后（白俄老头可能在大铁门上做了报警暗号，或者是山口看见了我们停在图书馆大门口的吉普车，才觉察图书馆出了事），感觉炮击不成而准备从观礼台上对城楼实施手雷攻击。他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早在我公安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中。

    10时整，毛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盛大的庆典开始了，美、蒋特务妄图谋害我国领导人，欲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的罪恶企图，以失败而告终。

    国庆过后，军管会和公安部门在中山公园召开侦破此案的庆功大会。我和任增喜、朱之廉、锡玉贤、田佩林等人作为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大会，受到军管会、公安部门各领导机关及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嘉奖和表彰。记得那天出席大会的有彭真、罗瑞卿、杨奇清、冯基平等同志。

    事后，公安系统内部对此案又进行了传达和通报，我们对此案的侦破过程，才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李安东和山口隆一，都是美国远东情报局（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后改为美国远东战略情报局）的下属特务人员，他们在策划炮轰天安门的过程中，曾几次到金水桥边用步丈量天安门城楼座的长度，以此作为立体垂直线来计算城楼的高度，为迫击炮寻找最佳射击夹角。敌特的异常行动，引起了附近学生的警惕，他们很快报告了我公安机关。

    不久，我反谍部门又从截获的一封发往国外的特挂信中，查出了一张草图（该草图及迫击炮现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览），图中画有天安门城楼及金水桥，桥边画着一个灭火器，从灭火器顶端引出一条抛物线延伸向上，箭头直指城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这张草图的发现，验证了敌特步量天安门的用意，也暴露了其狼子野心。

    案情重大，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公安部即刻成立了以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杨奇清为首的专案领导小组，来统一指挥市公安局、各分局及有关派出所的战斗行动。

    在侦察的过程中，不断地搜集到敌特行动的有关线索。市局二处以倒卖汽车为名突然逮捕了美国前驻华使馆秘书威廉，经过政策攻心，威廉提供了敌特的一些活动线索，并供出了李安东住址（东四六条内）及山口隆一住址（王府井大街奶子府胡同）。此外，他还供出了美国人包瑞德的一些情况。

    包瑞德是美国前驻华使馆的武官，还是李安东和山口隆一的上司，北京临近解放时他从大陆逃往香港。前不久，他曾从香港派一程姓妇女，以探亲为名来到北京进行联系。程某被我公安部门逮捕传讯，经多次耐心做工作，程某除了提供部分情况外，还答应返港后为我方做些工作。一个月后她果真从香港来了信，所提供的一些内容成为侦破此案的主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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