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起孟

    国讯同志会

    关于民建的筹建，在我所看到的有关著述中，很少提到由黄炎培发起和主持的国讯同志会，这件事与民建的创立有关，值得一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创办《救国通讯》，后来简称《国讯》，以宣传抗战建国为宗旨。当时，职教社办了两个期刊。一个是《教育与职业》，其主要内容是宣传职业教育和报道职教社的工作，基本上是学术性的。另一个就是《国讯》，其政治色彩浓厚多了，总的面貌逐步趋向进步。正由于这个原因，《国讯》于1948年4月为国民党反动派以“替共匪宣传”的“罪状”，迫使停刊。《国讯》的发行人是黄炎培，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政论文章。它有个编辑委员会，俞颂华曾主持其事。职教社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江问渔、杨卫玉等也是该刊的经常撰稿者。他们有不少相同的政治看法，有时也聚首座谈，但在1940年以前，并没有以《国讯》为依托形成什么政治性的组织。直到1940年1月才正式成立了国讯同志会。

    国讯同志会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在政治上的一个新动向。而这一新变化之所以发生，自有其客观条件。一方面是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1939年下半年，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处于这个阶段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而对于我后方的方针，是“以政治进攻为主”，“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事实上，国民党政府不仅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并且在行动上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广交朋友，争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在内的中间势力。这种客观形势和党的政策，推动黄炎培这样中间力量的代表人物，不能不郑重考虑何以自处的问题。在1940年1月5日成立的国讯同志会，就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回答。

    国讯同志会的成员很少。参加者也没有履行什么手续，会长是黄炎培，副会长是江恒源（字问渔）、冷遹（字御秋）和杨鄂联（字卫玉）。三位副会长都是职教社的负责人，江和杨是主持经常社务的办事部主任和副主任。据参加过国讯同志会的尚丁提供的材料，成立时讨论过要不要制订政治纲领的问题。大家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不如先以《国讯》杂志社的信条作为参加者结合的基本原则。信条原定四条：“一、高尚纯洁的品格，二、博爱互助的精神，三、忠勇义侠的气概，四、刻苦耐劳的习惯。”讨论时，经人建议，增加一条：“正确进步的思想”。后来，虽然由黄炎培组织讨论过该会的政治理论、章程和活动等问题，但并无什么具体结果，也没有进行什么实际工作。尽管如此，国讯同志会的出现仍然可以被看作当时中间势力的一种政治动向。这种政治动向，发展到1941年3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更加明显。这个政团联盟是由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三派（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发起组织的，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

    国讯同志会虽然应运而生，但在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黄炎培并未用国讯同志会的名义来作为职教派的代表。后来又发生了新的情况，由于黄炎培等长期以来与民族工商业家有深切的关系，国讯同志会的主要成员顺应抗战胜利后形势发展的要求，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的负责人胡厥文（他当时也是职教社的理事）等，发起建立与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民主建国会。发起组织民建，黄炎培等也没有用国讯同志会的名义。所以，至今人们把职教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看作成立民建的主要组织基础，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响应五一号召和参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

    就民建参加新政协经历的荦荦大端而言，有几件事值得回顾。首先要提到的是民建对中共中央1948年《五一劳动节口号》，即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的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后，民建在上海召开常务理事、监事的联席会议，决议响应中共筹开新政协的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和我为驻港代表，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进行工作。事实上，章乃器和我已经在港。经民建常务理事会授权的黄炎培、胡厥文和盛丕华三人，经常以“任文华”的代名同我通信和指派专人来港联系，沟通情况和意见。经中共中央决定，由潘汉年（代名为严如云）主要通过我同民建和黄炎培保持联系。黄炎培日记中经常提到的“严君”就是指潘汉年。

    如果说民建响应五一号召，明确地接受了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是它对国内问题立场上的一大转变，那么民建参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则是它在对外立场上的一大转变。联合声明严正指出：“中国各民主党派谴责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他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民建决定在这个联合声明上签名，对于1945年12月它在成立宣言中提出的“对于美苏两国，必须采取平衡政策”的立场来说，毫无疑义，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这次参与签名，有一个颇有意义的插曲值得一说。黄炎培在1949年4月1日（联合声明发表前两天）的日记中记述了这个情节：

    “早餐席次，民建举行常务理事会紧急会议，到者我与盛丕华（被推主席）、张絅伯、包达三（郑太朴病故，以当选时票数相同，包就接任）、吴羹梅、孙起孟、施复亮、章乃器、王却尘。提议中共交到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宣言稿，征求同意签署。一致同意通过宣言。签署时须有一人签名。在沪时推定出席各党派会议，原系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而乃器不谋于其他二人，独自代表出席，事后亦不向他二人报告，复亮因此提出纠正，乃器强予答辩。众意对此宣言署名者，主张投票表决。乃器提议二人署名。以一人或二人付表决，表决一人，乃器遂退席。投票结果我以七票当选。”

    这段记述大致是如实的。没有反映出来的情况是召开会议之前已经进行了频繁的个别协商和酝酿，可惜同章乃器未能达成协议。章乃器坚持己见的理由是：民建成立时通过的组织原则已明确规定“不采取领袖制”。开会时，大家认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代表组织签署同领袖制并不是一码事，不采取领袖制也不等于不要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结果，会议决议由黄炎培代表民建在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联合声明上签名。这段插曲虽然带来一时颇为紧张的会内气氛，但民主集中制原则却在民建领导层中开始得到比较明确的承认。同时，也为后来黄炎培当选为民建中央主任委员奠定了基础。对此，章乃器在这次会议之后没有提出过异议。

    发表反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一方面横施其颠倒黑白、恶毒污蔑中国人民的伎俩，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无法克服重重矛盾的极大苦闷。白皮书对于各民主党派是严重的考验，也是绝妙的反面教材。毛泽东为了帮助人们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揭穿它妄图扶植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诡计，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白皮书的著名文章。民建怎么办？它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在对外立场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月24日，发表了民建发言人以《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为题的严正声明。

    声明中有些话是值得记录下的，因为这些话，对于民建来说，至今还有意义。声明说：

    谢谢美帝的提醒，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内部的团结和警惕，但有一点，我们是非要答告美帝不可的，白皮书上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就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吧，抱歉得很，如果把他们当做对象，那美帝也将多犯一次错误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的工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在内）的态度。从它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一开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受封建的阻碍和帝国主义的摧残，后者的为害尤其严重。中国近百年历史中黯淡的一页，也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尽帝国主义打击的一页。在帝国主义者的高压下，一部分的资产阶级动摇了，变成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侵略，进行殖民地化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工具，这就是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某些程度的斗争。这就是经过考验，比较纯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历程是艰苦的，以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最后几年为例吧，几乎保全了“民族”，就有丧失“资产”的危险。可也正是这样的考验，改造了、提高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品质。它也懂得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终于获得解放，从绝望中复苏过来。今后怎么样？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订得明明白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会大大发展。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今后的观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凭哪一条也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对于整个世界和新中国的方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应该也不会认错的。

    对于这个声明，毛泽东同志于发表的当日即致函黄炎培给予颇高的评价。他的信这样写道：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款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8月26日，毛泽东同志又一次给黄炎培同志写信，不仅强调肯定了民主党派建立理论的必要性，而且对民主党派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给予很大的鼓励。信中说：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路，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民建的这种政治准备，为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及同各民主党派一起制定和接受《共同纲领》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对于此后民建在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也是有益的、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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