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庆云

    1949年7月16日，毛主席在电报中指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定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10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一指示，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

    当时解放战争的形势正处于关键时刻。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已陷入穷途末路，其残部胡宗南、宋希濂集团分别龟缩到秦岭以南及川鄂边境，妄图在西南负隅顽抗。为了迅速解放全中国，我二野和第十八兵团等部奉令向西南进军。

    我当年任西北军区警卫二团团长，奉命跟随贺龙司令员的指挥所越秦岭向四川成都挺进。

    贺龙率10万大军解放成都

    太原战役后，贺龙调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我们警卫团从晋绥跟随贺老总调西安驻防。194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并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陕南、川北的任务。10月18日，毛主席发布了贺龙率10万大军由陕入川的作战命令。11月6日，贺龙、李井泉等在西安组成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入川的指挥机构。11月下旬，贺老总和习政委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南下干部动员大会。贺老总号召：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部队随即向四川进军。

    我十八兵团占领宝鸡后，主力即兵分三路入川，敌胡宗南部仓皇南撤。12月1日，贺老总到达宝鸡，他进行军事部署后，次日又冒着寒风大雪向秦岭前进。大军踩过的积雪，使山道更加溜滑难行。贺老总乘坐的吉普车，在一段上坡拐弯的陡坡处突然下滑，旁边是悬崖，眼看就有摔下山涧的危险。我一见大惊，忙向前奔去。在这危急时刻，幸好附近有几名战士，赶紧用身子将吉普车死死顶住。贺老总走下车来，亲切地望了望几位战士，随即同大家一起推车。他一边推，一边和大家一块喊：“一二！加油！”“一二！加油！”将车推上坡顶，然后笑眯眯地同每个战士亲切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又对我说：“没事了，你招呼部队走吧！”

    经过20多天的行军，我团到达剑阁县城。这时上级给我们调拨来50辆军车，真是雪中送炭。为了抢时间，赶上贺老总的指挥机关，我即带二营和团直属队乘车赶往成都，留下参谋长和政治处主任带后续部队急行军跟进。

    12月上旬，我刘邓大军已将敌人退路全部切断，二野主力正向川西疾进。贺龙即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等部分三路猛追逃敌。12月9日，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云南的卢汉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20日，我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一线，我十八兵团进抵巴中、江油、绵阳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12月下旬，我军发起成都战役。胡宗南见突围无望，23日逃往海南岛。在我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之下，从12月21日至27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五、十六、十八、二十兵团等部纷纷宣布起义，其第五兵团李文残部在邛崃地区被围困后投诚。

    11月17日，成都解放。贺龙率一部主力抵成都近郊。为了显示我军军威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他命令部队在入城时必须严整军容风纪，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给成都人民留下良好印象。至30日举行隆重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30万成都人民的夹道欢迎。从此，成都这一历史文化古城迎来了新生。

    在成都同四川地下党胜利会师

    1950年1月2日上午，我赶到贺老总那里接受任务。当时贺老总住在成都商业街励志社（今四川省委机关）内。我到后，他正同一位中共地下党同志谈话，见我进来，挥手示意我先休息一下。不一会儿，贺老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明天要同四川地下党的同志们举行会师大会，你赶快布置一下会场的警卫工作。”我立即照办了。

    1月3日下午，在励志社大院召开了会师大会。会场上高高悬挂着“在毛主席的旗帜下胜利会师”的巨幅标语。会场内外，人们喜气洋洋，军队代表和数百名中共地下党员代表欢聚一堂，亲切交谈，相互慰问。地下党同志代表全市数十万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名扬中外的贺龙司令员和李井泉、王维舟、周士第等领导同志。

    贺龙身着戎装，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向会场走来。人们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将军，都不禁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热烈鼓掌。贺老总满面笑容，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他登上讲台，带着浓重的湘西口音，充满激情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战斗在两条战线的同志们终于团圆了！今天的会师，是我们党经过20多年的奋斗所取得的，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拿起武器战斗及地下党同志同敌人进行艰苦斗争换来的！”接着，他高度赞扬地下党同志所作的贡献说：“长期以来，你们战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经受了种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坚持党在四川的革命旗帜，保持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保护了大批党的干部，并配合我南进大军胜利解放了成都。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贺老总最后勉励大家，要互相学习，共同努力，把接管工作、改造起义投诚部队、肃清残匪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等各项工作做好，为建设新成都、新四川、新西南而共同奋斗！会场里爆发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与会同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互相拥抱、握手、欢呼。

    会议从下午5点一直开到深夜，中间举行了一次宴会。席间，贺老总端着酒杯到每桌敬酒，不停地与大家握手、交谈。宣布散会后许久，同志们还依依不舍，不愿离去，最后贺老总领头同大家合唱了《国际歌》，才慢慢散场。

    指示我团警卫好党政军首脑机关

    进驻成都后，我团担任成都市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党政军首脑机关，以及看守四大监狱，守护电台、发电厂和通讯设施等重要部门，任务十分艰巨。刚解放时，成都还极为混乱。国民党的军、政、警、宪、特等衙门，虽被我接管，但一时还来不及清理、改造，加上大量的流浪人员、袍哥大爷、地痞流氓、乞丐、妓女等，情况相当复杂，而暗藏的敌特分子又在随时窥测时机进行破坏捣乱。为了保卫城市的安全，保障群众刚得到的幸福生活，我们团的干部战士分散在全城大小50多个执勤点上，日夜坚守着岗位。贺老总经常告诫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叫地头蛇咬伤了。

    果然，进城后只经过短时间的平静，城里便出现了打冷枪、打信号弹、向解放军扔石头、殴打辱骂我战士，以至于发生杀人放火等事件。有一天，一位司务长上街买菜，途经东门大桥时，突然被几个坏蛋抓住毒打一顿，然后扔到护城河里，当他挣扎着从水里爬上岸时，几个坏家伙早已逃之夭夭。

    在贺老总住地周围，也不时出现形迹可疑的人进行窥伺。这一情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更加强了对贺老总住所的严密警卫，每天在商业街的两头布置四个岗哨，每人配备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在院内还设有游动哨和潜伏哨，严防敌特的破坏。

    一天下午，在商业街口一个茶馆里，闯进几个身穿长衫像商人打扮的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立即引起我便衣侦察员的警觉。这时，正好我住励志社的一位炊事员买菜返回，这几个家伙趁机紧跟其后，企图混进大门。这位炊事员很机警，厉声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帮家伙支支吾吾，神态紧张。我便衣侦察员立即赶上去，几个家伙见势不妙，其中一人掏出手枪朝炊事员射击。四个匪特被擒后，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手枪和匕首。经审问，供认是被特务收买前来进行暗杀活动的。此事发生后，我更重视对首脑机关的警卫，又在励志社周围的一些楼顶上凡是便于侦察的地方都派了警卫人员，日夜严密守卫，确保了贺老总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安全。

    贺老总亲自做起义将领的工作

    成都战役结束后，西南地区面临着对大量的起义投诚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改造的艰巨任务。根据西南军区党委制定的对起义部队“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待，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介石所利用扰乱社会”的工作方针，贺老总认为，要顺利改造起义部队，关键是要做好高级起义将领的工作。由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起义较早，在西南影响大，首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对稳定局势有重要作用。于是，他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家里看望，并向他们开诚布公地讲解我党我军对起义部队和起义将领的政策，征求其对西南工作的意见，还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家庭生活情况，使他们深受感动。对其他起义将领，贺老总也派人登门或请来谈话，向他们晓以大义，指明前途，鼓励其为人民再立新功。

    1950年1月11日，十八兵团在成都电影院召开了欢迎国民党起义军官大会。贺老总登上讲台，向大家问候说：“你们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在座的各位同志，从今日起，我和诸位共事了。”

    接着他详细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对待起义部队的方针政策，以解除他们的顾虑，鼓励其认真改造，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力量。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三个小时，然后同到会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裴昌会、罗广文、陈克非、董宋珩、王缵绪等高级将领一一握手，使到会人员深受教育。

    有一天，贺老总和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专门请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到红照壁剧场看戏。由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演出话剧，剧情大意是一个纱厂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工人。贺老总和邓坐在一起，边看边给邓解释剧情。他说：“这个戏已演多年了，很教育人。”邓说：“演得好，看了这个戏，更使我感到过去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贺老总勉励他说：“你们也是有功之臣。你们的起义，为四川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共产党感谢你们，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趁剧场休息时，贺老总还与邓锡侯谈了许多家常话。

    为了感谢贺老总的关怀，邓锡侯、刘文辉和潘文华等都宴请贺老总。每次相见，贺老总都对他们以朋友相待，毫无拘束，使他们很受鼓舞。另一方面，贺老总对待起义人员中一些不坚定分子，也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及时提出忠告和规劝，希望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

    为稳定成都局势日夜操劳

    成都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仍不断兴风作浪，制造土匪暴乱，造谣惑众，抬高物价，扰乱社会秩序，搞得成都市及附近郊县很不安宁；同时，由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贺老总为安定局势，恢复经济建设，日夜操劳。他身体消瘦了，有时眼圈熬红了。我们每次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一笑置之。记得有一天深夜，我查哨经过贺老总住处，见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就去劝他休息。一进门，贺老总便问：“这么晚，你来干啥？”我说：“贺老总，你也该休息一下啦！”贺老总看了看手表，而后举着一叠厚厚的卷宗说：“是啊，可它们不让我休息呀！”边说边把卷宗递给我：“拿去看看。”我打开卷宗翻了翻，原来都是各地送来的有关匪特最近活动情况的报告。其中成都附近就有龙潭寺、石板滩、温江、崇庆等地土匪暴乱的情况。

    贺老总放下烟斗，起身来回踱步，气愤地说：“这帮家伙到处杀人放火，袭击我征粮队，还扬言要把我们困死饿死在城里。哼，胃口不小哇！”停了停，又说：“告诉我们的干部战士，和平解放无和平，千万不可麻痹大意。”我想让贺老总早点休息，便起身告辞。临走时，贺老总又拉着我的手饱含深情地说：“云佬（我的乳名，贺老总一直这样喊我），现在我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呵！人民把这座城市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地把它保卫好，建设好。尽管眼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党的指示去办，紧紧同人民站在一起，我看，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崭新的成都，必将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望着贺老总那坚毅的面孔，记下了他的教诲，暗下决心：“坚决保卫好这座城市！”

    贺老总在那段紧张繁忙的日子里，每天除处理大批公文外，还要参加各种会议，接待一批批来访者。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忘记关怀下一代的成长，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记得当时从晋绥老区迁来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住在成都江汉路，后来改为育才小学，有100多名学生，大的十几岁，小的才几岁，大多是前线干部和烈士的子女。为了使这些孩子们健康成长，贺老总特地选派了办事认真负责的女干部申国藩去当校长。在战争年代，贺老总常去学校视察，并嘱咐申校长带好这些孩子，让他们的父母放心在前方打仗。迁成都后，贺老总仍常派人到学校看望，还亲自询问孩子们的生活、学习情况。一次，当他得知学校缺少住房和教学设备时，便立即同李井泉同志商量，为这所学校拨了专款，修建校舍，添置教具。在贺老总的关怀下，这批学生逐渐成长、升学、就业，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保卫和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而今，当他们相遇回顾这段往事时，无不对贺老总报以崇敬和怀念之情。

    最近，我应邀去京参加《贺龙传》出版发行会议，听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的讲话，他高度评价了贺龙元帅一生为党为人民所作的重大贡献，为中华民族创建的功绩。成都解放已45年了，每当我想起当年跟随贺老总进军四川，在成都解放之初贺老总领导我们打开局面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对我的多次教诲，心情总是激动不已。而今，成都市已建设得十分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大为改善，尤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十几年以来，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已成为新兴的社会主义大都市。饮水思源，成都人民、四川人民都不会忘记贺老总开创成都新局面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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