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

    《文史资料选辑》的创办

    当我们现在以欣悦的心情，翻阅着这套别开生面的《文史资料选辑》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当年担任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是他在1959年4月2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希望60岁以上的委员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留给后代，于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文史资料选辑》，也就在周恩来的这一号召之下应运而生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周恩来的这一号召，也就不会有文史资料工作。

    单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到周恩来总理的广阔胸怀和远见卓识。对周恩来在这次茶话会上的讲话，我虽然未能躬逢其盛，亲耳聆听，然而《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伊始，我却有幸参与其事，并且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相配合，在编辑出版工作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在几经研究磋商之后，决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至于为什么交中华书局出版，我虽不知其详，不过就所知的当时实际情况，也还大致作出一些判断。一是当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同志，范老又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而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协助范老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是范老的得力助手。全国解放之后，他们仍保持同志和师生之谊，相交甚笃，金灿然又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当时，中华书局经文化部决定，是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与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而《文史资料选辑》的内容又属于近、现代史的范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算顺理成章。二是当时直接领导古籍整理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既与全国政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又与金灿然关系密切，中华书局凡有重大问题，金灿然无不向齐燕铭请教商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肯定是得到齐燕铭的同意和支持的。我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负责人，金灿然就把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任务交给近代史组，并指定我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从此，我就开始涉足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1960年初创刊到1966年“文革”之前，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

    《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之际，正是三年经济困难之时。因为副食品奇缺，连摇笔杆的文人也感到每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然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都依然在紧张而认真地工作。每年规定出8辑的任务，基本上能够按期完成。不论是组稿、审稿、文字加工，都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讨论问题时，大家仍然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暇时聊天，也有说有笑。这种和谐的、活跃的氛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物质生活困难的压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如何的充实。我想之所以能有那样一个工作环境和生动活泼的局面，显然是和周恩来1959年4月在茶话会上讲话精神的鼓舞分不开的，也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各位领导认真落实周恩来主席讲话精神的结果。

    《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者，也形成了一种认真求实的作风。对于重要稿件的取舍，大都经过副主任和有关负责人讨论决定。对于稿件中某些事实存有疑问，就认真核对，并及时发表读者对史实错误的订正，在文字上也很注意加工修饰。在这方面王述曾特别受到申伯纯的倚重。“文革”前，他曾受中华书局的委托，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加工了10多册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文革”劫难之后，又应近代史研究所之聘，任特约编审，为该所民国史研究室做了不少工作。《选辑》对所有来稿，不论是约稿还是投稿，都及时处理，从不延搁。特别是处理稿酬，还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出版社的特殊规定。一般出版社对于来稿即使采用，也须在出版之后方能付给稿酬，不予采用的则概予退还。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之初，为了提高各方面人士撰写文史资料的积极性，不仅对于可以人选的来稿及时核发稿酬，即使内容无甚可取的来稿也从不退还，而是酌给少量笔墨费，以资鼓励。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于撰稿者劳动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处理有利于广泛开辟稿源。这从文史资料工作开展后各方面人士投稿之踊跃、存稿数量之多即可看出。

    《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知识。当然，那时在“左”的思潮弥漫全国的情况之下，也有些人对《选辑》发表战犯的回忆文字，发表民族工商业者的创业发家史料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内幕等表示疑惑甚至反感。这里我想起1964年冬天在山西昔阳县参加“四清”运动时的一件事：那时晋中地区有一位县委书记犯了错误，受到处分，其错误思想表现之一，就是经常看《文史资料选辑》。当时听到这个情况，我内心很不平静，暗想：文史资料也会使人犯错误么？到了“文革”时期，我的一条“罪状”，也是利用出版《文史资料选辑》大放“毒草”，为“牛鬼蛇神”提供宣传阵地。不过在叫嚷了一阵之后，也就不再提起，我心想许是造反派查阅了书稿档案，知道周恩来指示的缘故。至于我保存的一套《选辑》在抄家时被没收了，然而奇怪的就是这些把《选辑》诬称为“大毒草”的造反派，却在津津有味地逐册逐篇看那些被他们抄去的“大毒草”。

    文史资料工作的开拓者

    主任委员范文澜因为工作很忙，又要亲自指导和重新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不能经常过问会务，他派出并指导近代史所的副研究员姜克夫同志参加《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审稿工作。姜克夫也是一位老同志，在延安编过《八路军军政杂志》，当过《解放日报》的特派记者，和我既是东北同乡，又是20世纪50年代的同事（当时他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我是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的副主任，而文教委员会主任和宣传部部长则由李卓然同志一身二任）。克夫同志是一位豪爽坦诚、热情可亲的人，因为他和我不但熟悉，而且相处极好，这样，我一踏进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门槛，就遇到了熟人。他与主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委员申伯纯和另外一位副主任委员杨东莼、经常参与此项工作的阎宝航、办公室主任米暂沉以及各位专员、编辑部相处得很融洽。大家团结共事，气氛和谐。我也很快就与申伯老、杨东老、阎宝老、米暂老以及其他各位逐渐熟悉起来，这几位长者留给我的印象是各有特点，他们的性格特征、音容笑貌，至今还深印脑海，终生难忘。

    申伯老是党的老一辈统战工作者，经验丰富，交游甚广，为人豪迈爽直，精力充沛。每逢讨论问题和谈起话来，多是高谈阔论，声音洪亮，有话直说，特别是谈起他曾亲历的“西安事变”的历史，更是滔滔不绝。对于当时我这样的后生晚辈以及《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人员，都是坦诚相处。他不但对审定稿件认真负责，而且还经常提出具体选题和组稿线索。申伯老为了开创这项前所未有的工作，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汪东林同志在《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与申伯纯》（载《文史通讯》1993年4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周恩来主席的指示，政协常委会的决定，能以这样快的速度、这样高的效率得以落实，并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得以推广、发展，除了有志于此的成千上万个政协委员和各界各方人士共同努力之外，不能不使人想到最早主持这项大工程的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同志。许多经历过那段奋斗过程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赞许道：‘申老是政协文史工作的一位开拓者！’”这样的评价，对于申伯老的确是恰如其分的。

    杨东老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期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成为一位名教授、名学者。平生著作和译著甚多，最著名的要属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翻译。20世纪50年代初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来北京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老不但学贯中西，而且政治阅历丰富，对近现代政坛风云、文化历史以及各种人物如数家珍。平时还是一派学者风度，温文尔雅。开会、谈话，其言娓娓，思路清晰，说理透彻，对人诚恳热情，对事认真耐心。他与许多高层民主人士往还密切。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组织编辑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主要由他主持，我和中华书局的几位编辑则参与此项工作。记得《辛亥革命回忆录》中沈钧儒、章士钊、程潜、李根源、仇鳌、梅兰芳等诸位的稿子，都是由他亲自拜访约定的。他还极力支持和帮助王芸生先生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可惜只做完一册，即因“文革”而半途中辍。记得1963年，经胡乔木同志提议，由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社会历史调查，杨东老主持此事，制订了计划，并购置图书资料和办公用具，地址设在中华书局。受杨东老器重和培养的华中师院青年讲师章开沅也来京搜集资料。社会历史调查计划分为几个专题小组，现在只记得杨东老直接参加知识分子问题小组，我也在这个小组之中，章开沅则分在社会经济小组。但不久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指导下，展开了“四清”运动，而这个社会历史调查也就无疾而终。由于我和杨东老接触较多，1972年底我从湖北五七干校回京之后，直到他临终前住进医院，我还多次去看望他，每次都从他那里受到鼓励，得到教益。他的独生子杨慎之同志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曾任程潜先生的秘书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与我交谊颇深，可惜在不久前不幸逝世，思之不胜凄然。克夫同志自近代史研究所离休后，仍然奋力从事著述，并将长期积累的资料写成《民国军事史略》，所出三卷深受读者欢迎，亦不幸于审阅第四卷校样时因脑溢血溘然长逝。我在深深地伤感之中为这位老友写了一幅挽联：“无私无畏，满身正气甘奉献；有为有守，一生坦荡乐清贫。”以表示我的哀悼和怀念。

    阎宝航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传奇式人物，也是东北籍著名的抗日爱国人士。此老当年作为中共党员，身处蒋氏“朝廷”环视之下的危境，为人民革命事业舍死忘生，贡献巨大。在山城重庆广交各界朋友，仗义疏财，其家被友人称为“阎家老店”。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后来调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此老给我的印象和蔼、随和，并且有些谨慎、谦虚。我是以久仰大名，而又以同乡晚辈的身份，带着尊敬和敬佩的心情，去对待这位在我心目中的革命前辈的。可是这位宝老对我却一口一个同志，而且叫我对文史资料的稿件多提意见，帮助“把关”。我不禁内心暗想：这位当年满身豪气、驰名宇内的革命前辈，怎么竟是这样一位平平常常、锋芒尽销的老人呢？这中间的诸多曲折原因，我当然不知。但是从言谈举止中，我却察觉到这位饱经忧患、历经沧桑的革命老人内心中似乎藏着什么隐痛。阎宝老不但视我为革命晚辈，同时也视我为同乡晚辈。我曾多次与他在沙锅居同吃东北家乡风味的简单菜肴，饮酒谈心。他也曾热心帮助我找他的邻居兼朋友、著名中医叶心清先生为我的小孩医治疑难病症。当时，他主要负责有关东北地区和东北军的史料征集工作，并且收获甚丰，然而这些宝贵史料，听说在“文革”期间毁失殆尽。而阎宝老也以莫须有的罪名，饮恨死于“四人帮”制造的冤狱。十年浩劫之后，我曾多次向姜克夫、袁东衣等多位阎宝老生前好友说过：我对宝老，不论公谊私恩，都应该为他写点纪念或传记文字，然而时光流逝，精力渐衰，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今只能以惭愧和内疚，默默地请求九泉有知的宝老原谅这个无能无为的同乡晚辈了！

    除上述“三老”之外，还有一老就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米暂沉同志。米暂老原是杨虎城将军的下属和亲密朋友。此老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派军人气质和仪表风范。他留着短发平头，衣冠整齐，腰板挺直，一口陕西乡音，办起事来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渐渐相熟之后，他对我多次讲过杨虎城将军传奇般的经历和非凡才能，也讲过当年西北军政历史掌故和中原大战蒋、冯、阎之间角逐恶战的有趣故事。“文革”之后，他以耄耋之年先后两次以所著《杨虎城将军传》赠我，读后深受感动：一感杨虎城将军之知人，二感米暂老对知己者的情笃谊深。杨将军、米暂老九泉相见，都该含笑相慰吧。

    这些就是几位长者和挚友留给我的印象和我对他们的怀念。

    文史资料工作初期的编辑和文史专员

    我简单地谈谈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聚集在《文史资料选辑》周围的一些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的编辑和“文化人”。

    《文史资料选辑》当时虽然还是刚刚问世的一份“内部发行”的刊物（14级以上的干部才能订阅），但是却有一支非同寻常的编辑队伍。这支队伍中有的是旧时的军政官员和爱国人士，如王式九、王述曾、王毓超等；有的是著名报人和记者，如万枚子、子岗、浦熙修，还有蔡松坡将军的哲嗣蔡端先生。他们当中有好几位是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平时大都埋头工作，沉默寡言，别人可以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但是却无法承担他们的内心隐痛。在编辑人员之外，还有一批在解放战争中被俘、经过改造受到政府特赦并被安排在文史委员会任专员的人士，其中不仅有国民党时代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将领，如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等，还有溥仪、溥杰、沈醉诸先生。

    由于我平时接触的多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对各位专员仅仅是认识，而他们并不认识我。不过对溥仪先生却有几次接触，这是因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曾为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修订稿开了几次座谈会，要大家提意见，我也在被邀之列。说实在话，对这位伪满皇帝，我内心确有些反感，因为我曾在日伪统治的满洲国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和青年岁月，而且因为从事秘密的反满爱国抗日运动，深受压迫，虽未遭毒手，但一些同学和朋友却被捕入狱，甚至被迫害致死。记得那时候的学生要对溥仪和皇后婉容的“御影”（照片）行90度鞠躬的拜礼，每个机关和学校都有所谓的奉安室，护存皇帝皇后的“御影”。然而凡有爱国良知的人，心里都知道这个傀儡皇帝是个头号汉奸。日本战败，伪满垮台，傀儡皇帝逃跑未成，终成俘虏被押往苏联，后来又以战犯之身引渡回国，经过劳改获得特赦。特赦之后，曾一度有人提出把他安排在中华书局，金灿然曾向我谈及此事，并且半认真半玩笑地对我说：“伪满国的那位皇帝，有人提议要安排到中华书局来，那就把他分配在你的近代史组吧！”我听罢此言，连连摇头，表示此事切不可行，至于为什么不可行，我未细说，后来此事也就不再提起，我也未见过溥仪。可是在我参与《文史资料选辑》工作期间，却时常见到这位三次登极、三次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的尊容，不过由于心存反感，从未同他说过一句话。这次我和溥仪同室开会，对他的《我的前半生》这部书稿提出意见。我在座谈会上也发了言，不过究竟说了些什么，却记不清了，大概不外是还有“美化自己”，表面“忏悔”、“认罪”之词太多，真实情况仍然写得不够之类，言下颇有点愤愤之意。可是这位当年的“皇帝”却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样子，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意见，耳听手写，连连点头。他身穿灰布中山装，乍一看去，简直就是一个普通干部，又像个中学教师，连一点皇帝的影子也不见了。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在座谈会后举行聚餐，这位当年“钟鸣鼎食”、“宫廷传膳”的皇帝，却和大家一样，举箸大嚼，有说有笑。当有人开玩笑地问他：你现在和大家一起吃饭，和当年当皇帝时的生活相比，你觉得如何？他连连摆手摇头，说那是恶梦一场。由此，我也深感他说的共产党真能“把鬼变成人”的思想改造的巨大精神力量，他如此表示，也确实是发自内心之言。后来，他还送我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我的前半生》的精装本，可惜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去，再也不知下落了。至于溥杰先生，他与我曾有过一段师生关系（那时他并不认识我），“文革”过后，曾几次见面，每谈及往事，此老犹不时发出欷歔慨叹。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