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星期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从强盛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点。战争严重地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英国在战争中损失了1/3的国家财富，而且还从美国的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到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达8.5亿英镑，内债比战前增加了9倍，在经济上陷于困境。由于缺乏资本，采煤、纺织、造船等老工业部门的设备得不到更新，生产效率很低，处于衰落状态。

    大战过程中和战后，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起来，民族工业有了发展。而且，美国和日本等国资本，趁战争之机渗入到英国的一些殖民地。法国和德国从战争的打击下复苏后，重新成为英国的竞争对手。战时和战后发生的这些变化，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相对削弱，海外市场逐渐缩小。这些外部原因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困难。战后，经济陷于长期萧条状态，直到1929年，工业总产值才勉强达到1913年的水平。而煤产量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1928年，英国煤产量比1913年还低17%以上。

    资产阶级企图把困难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一位保守党经济学家认为，“提高工业中的工作效率，减少工资，增加工时，就能使英国重新获得它在4年战争中所失去的大部分东西。”资本家增加工时和降低工资的企图，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和阶级斗争的高涨。

    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德国的重要产媒区鲁尔。德国煤炭的生产和出口急剧减少。这给英国煤炭业造成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机会。矿工通过斗争，于1924年6月同矿主签订了新的工资协议。矿工的处境得到了一些改善。同年，法国从鲁尔撤兵。德国借助美国资本，使鲁尔地区的煤炭生产迅速恢复，出口增加。英国煤的出口锐减。国际竞争的加剧使英国采煤业的景况更加恶化。矿工失业人数增加到12万以上，至少有50%的矿工不能整周工作。矿主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决定降低工资和增加工时。1925年6月30日，矿主们宣布从7月31日起，停止实行1924年的工资协议，废除全国统一的工资率，而以地区性的工资合同取而代之；保证矿主12%的最低利润率；把工作日从七小时延长到八小时。如果实行这一办法，矿工们的工资将削减13—47%（视各地区的条件而定）。矿主们威胁道，如果矿工拒绝上述建议，他们就将于7月13日开始同盟歇业。矿工们愤怒地拒绝了矿主们的建议。

    这次矿工们得到了兄弟工会的支援。7月18日，职工大会总理事会通过了充分支持矿工反对降低生活水平的正义斗争的决议。总理事会还指定了一个特别工业委员会，同矿工联合会执委会保持经常的联系。7月30日，各工会执委会代表会议通过了对煤炭实行禁运的决定。代表会议授权总理事会给予矿工以财务支持和号召工会罢工。当天夜晚，3个铁路工会的执委会向它们的成员分发指示，于从矿主总同盟歇业开始生效的7月31日午夜12时起，停止煤炭装卸和运输。在全国停止煤炭供应，将使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保守党鲍德温政府对工人阶级联合行动缺乏准备，不得不暂时让步。7月31日（星期五），政府决定给煤矿工业为期9个月的补助（到1926年4月30日为止），使矿主维持矿工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政府指定了一个以赫伯特·塞缪尔爵士为首的皇家委员会，调查煤矿工业的情况。矿主接受了政府的建议，矿工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天被称为“红色星期五”。

    两个阶级的较量

    5月2日夜间，白厅发出了“行动”的电报信号。同一天，“供应维持组织”声明，整个组织移交政府指挥。在此以前，民政专员及其下属已各就各位。

    5月3日中午，从唐宁街10号发出正式通知，总理事会同政府的谈判结束。当天午夜，总罢工开始。5月4日，被列为第1线的各部门工人纷纷停止工作。群众的战斗热情超过了总理事会的估计。计划罢工的只有250万人，可是还在头几天，罢工人数即超过400万。一些地方的工人尚未得到关于罢工的正式通知，就自动地停止了工作。许多不属于“第1线”的工人和非工会会员也参加了罢工。英国大部企业停产。平时喧闹的工厂、码头、车站寂静下来，火车、电车和汽车停驶，交通运输陷于瘫痪，全国经济生活一片混乱。印刷工人的罢工使全国大部分报纸停刊，在1870种日报中，只剩下40种继续出版。报纸的运送需要经过罢工机关的许可。在爱丁堡等城市，各种报纸的停刊使统治阶级丧失了重要的舆论工具。工人举行浩大的示威游行，在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必胜的信心。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委员会决定支持罢工，坚决不当工贼，在爱丁堡，因爱丁堡大学部分学生破坏罢工斗争，该城的面包工人拒绝为他们烤制面包。

    由于总理事会对罢工未作严密部署，罢工缺乏统一指挥，领导罢工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地方工会组织的肩上。在5月2日到10日之间，各地工会都成立了罢工组织，它们有的叫罢工委员会，有的叫行动委员会，在有些地方，罢工由地方工会理事会领导。这些委员会吸收了各工会执委会和地方工会的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具有广泛的权力，罢工领导机构组织了群众性的纠察队，以防止工贼的破坏。经过罢工机构批准运送食物的汽车，都贴着写有“经职工大会许可”的通行证。

    部理事会对罢工的态度与普通工人截然不同。普通工人对共同事业充满了高度的热情，而总理事会的领袖们则把这次罢工看成是一场未能避免的灾难。罢工开始后两天，总委员会才建立了5个委员会，分别处理交通运输、情报、食品供应、管理指导和财务等事项。

    许多地方的罢工领导机构显示了很高的工作效能。在煤炭工业的重要基地诺森伯兰—达勒姆地区，罢工的领导机构是由各地工会理事会的代表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它出版了《工人记事报》，向工人们提供有关罢工的正确消息。该报提出了“不减少一个便士的工资，不增加一分钟的工作时间，不要任何妥协”的口号，在罢工中起了积极作用。行动委员会控制了交通和供应，行使了地方政权的许多职能。纽卡斯尔地区的民政专员金斯利·伍德也不得不请求行动委员会协助。

    工人纠察队与工贼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格拉斯哥、利兹、爱丁堡等大城市，罢工工人用石头砸碎工贼的汽车车窗，破坏汽车发动机，割断输油管。工贼们不得不用木板钉住车窗，用铁丝网封住引擎箱。

    英国共产党在罢工过程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共产党提出了“矿山无偿国有化和工人监督”、“保守党政府辞职和建立工党政府”等主张，呼吁建立工人自卫队以对付供应维持组织和法西斯分子。共产党告诫工人不要局限于自卫，“既然战斗已经打响，取得胜利的惟一道路就是勇往直前，狠狠地打”。共产党出版了打印的《工人通报》，广泛地进行政治鼓动。

    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4月16日，国际矿工联合会声明，一旦英国发生罢工，将对输往英国的煤炭实行禁运。4月17日，红色工会国际向阿姆斯丹国际建议，组织各国工人和国际工人组织援助英国矿工。这个建议遭到阿姆斯特丹国际的拒绝。之后，红色工会国际又向英国职工大人理事会提议，由红色工会国际倡议，召开愿意援助英国矿工的各国工会组织的国际会议，以协调和安排对矿工的援助和支持。4月30日，红色工会国际号召所属工会和各国工人采取行动，一旦英国矿主开始同盟歇业，就立即将以下口号付诸行动：“不许给英国一克煤！”

    各国工人积极响应了红色工会国际的号召。苏联工人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声援英国工人兄弟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募集了200万卢布的捐款（但遭到职工大会的拒绝）。德国汉堡的码头工人、海员对开进港口的船舶，实行严格的监督措施，阻止把煤运往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工会也表示要采取措施，阻止向英国运煤。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爱尔兰、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国工人也以不同方式对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表示支持。处在苦难中的中国工人阶级节衣缩食，为英国罢工工人募集捐款。上海工人举行群众集会，通电声援英国工人兄弟。

    在总罢工的强大压力下，资产阶级营垒开始出现裂痕，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主张向工人阶级让步。纽卡斯尔市议会呼吁首相，在原有基础上结束同盟歇业。5月7日，坎特伯雷大主教出面调停，他请求双方“以团结合作的精神，为共同的利益……”而靠拢。他建议停止总罢工和同盟歇业，把政府补助延长一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在矿主和矿工之间重开谈判。一些资产阶级集团亦支持这项建议。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劳合·乔治说：“我相信，如果我们支持政府在罢工尚未停止时就拒绝进行谈判，斗争就可能变成长期的，并且会给整个国家造成严重损失。”

    可是，当时以财政大臣丘吉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强硬派在政府中占了主导地位。政府动员了手中的一切力量，对罢工进行镇压。政府派海军战舰运送必需物资，派士兵到电厂、码头顶替罢工工人。军队帮助运送邮件、运输和分配汽油。5月8日，伦敦一个粮食运输队从码头向海德公园的政府粮食仓库运粮时，政府调动了20辆装甲车，大批士兵和警察押运。第二天，汽车载着钢盔的士兵和警察在伦敦街头示威，企图吓唬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政府大量扩充警察力量，特别警察的人数从罢工前的9.8万人增加到22.6万人。警察大批逮捕罢工积极分子。印刷、传播和保存用复印机印刷的罢工公报被视为非法，遭到禁止，违者处以3个星期到3个月的监禁。工人纠察队经常遭到袭击。英格兰和威尔士有3000多人以“煽动叛乱罪”和因“暴力行动”被判处徒刑。格拉斯哥有200人因“阻碍交通”而遭逮捕，有1000人被判刑，伦敦共产党总部几乎天天遭到袭击，各地有许多共产党员被捕。

    政府控制的广播电台和报纸大肆进行反对罢工的宣传，煽动中、小资产阶级仇视罢工的情绪，涣散工人的斗志。5月5日，政府利用工贼的力量出版了《不列颠公报》，丘吉尔直接控制该报。鲍德温于5月6日在《不列颠公报》上发表的文告称：“立宪政府正受到攻击”，“总罢工是对国会的挑战，而且是通向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他号召全国人民支持政府，以维护人民的“自由和特权”。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断地进行威胁和恐吓。5月6日，约翰·西蒙爵士在下院叫嚣说，这次罢工是“完全违反宪法和非法性质的……每一个劝诱和推动罢工过程的工会领导人，要拿出他财产的最后一文来赔偿破坏的损失”。5月9日，有消息说，政府要逮捕总理事会和地方罢工委员会成员，废除劳资争执法，并准备把宣布总罢工为非法的一项法律草案提交国会审查。

    工人阶级勇敢地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挑战。面对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对罢工的诽谤和攻击，纽卡斯尔行动委员会的通报回答说：“工人阶级还没有对宪法发起有意识的革命进攻，但如果资本家们声明，宪法禁止工人们为保卫自己的面包而进行斗争，那末宪法就需要迅速地、彻底地改写”。

    罢工的失败

    罢工运动的空前规模和工人群众高涨的战斗热情，使总理事会的工会官僚们惊慌失措，来自统治阶级的镇压和恐吓更使他们非常害怕。他们惟恐运动失去控制而转入政治斗争的轨道，更谈不到站在运动前面积极领导。总理事会没有很好进行捍卫罢工的宣传，只是在政府出版了《不列颠公报》以后，才于5月5日晚出版了《英国工人报》。《工人报》受到总理事会的种种限制，仅限于消极防守，而不敢揭露政府镇压罢工的种种罪行。报纸对警察和工人的冲突闭口不谈，惟恐刺激工人情绪。《工人报》不是号召罢工者积极行动，而是要他们离开街头，呆在家里，或者举行文娱、体育活动，遵守“秩序”。加的夫罢工委员会劝告工人们：“保持微笑，不要受挑动。回到你们的园子中去，看看妻子和孩子们。如果你家没有园子，那就到郊外去。到公园和公共游乐场去。”

    工党和总理事会的头目们内心是反对总罢工的。在罢工刚刚开始那天早晨，工党议会党团的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就公开扬言，他“不喜欢总罢工”。5月9日，在罢工的高潮中，总理事会成员托马斯也说：“我从不掩饰我不赞成总罢工的原则”。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统治阶级进攻面前的怯懦心理和推卸责任的企图。《曼彻斯特卫报》对总理事会成员们的心理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总理事会是和革命的行动委员会完全相反的。聚集在这里的是一群萎靡不振的工会官僚，……由于害怕可能发生混乱而意志颓丧，他们经常受到各种耸人听闻的传说的影响，他们与大工业中心的联系逐渐削弱，而他们最害怕的，是自己发动起来的力量会脱离自己的控制”。罢工开始不久，工会首领们就开始与官方代表秘密接触，企图尽快结束罢工。5月7日，麦克唐纳声明：“我正在尽一切努力，保证把每一分钟都用以争取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并达成协议。”

    从5月8日开始，总理事会开始背着矿工联合会同赫伯特·塞缪尔爵士进行秘密谈判。塞缪尔实际上是政府手中的工具。他在罢工的关键时刻出面调停，目的在于瓦解工人斗志，加深总理事会与矿工联合会之间早已存在的裂痕，起武力镇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塞缪尔曾明确声明，他并未得到政府授权，因此不能代表政府作任何保证。总理事会急于通过谈判结束罢工，所以根本不顾及塞缪尔的地位。塞缪尔于5月11日起草了一份关于停止罢工的条件的备忘录（所谓《塞缪尔备忘录》，其中包括恢复谈判、暂时恢复政府津贴、降低工资等内容）。总理事会决定接受《塞缪尔备忘录》，停止总罢工，并于5月11日召来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赫伯特·史密斯、阿瑟·库克等，企图把总理事会的意志强加于他们。矿工代表对事先未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接受《塞缪尔备忘录》一事向总理事会提出抗议，并拒绝接受总理事会的决定。后来库克说，总理事会的决定是“日复一日的怯懦的顶点”。

    就在这一天，根据总理事会事先的安排，“第2线”的机器制造工人和造船工人也投入罢工，使罢工人数达到近600万人，总罢工进入最高潮，运动方兴未艾。这一天，官方广播也承认，“罢工还没有削弱的迹象”。这是一次力量的较量，也是一次意志的较量。总罢工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迫使政府和矿主们让步，罢工就有可能获胜。可是，第2线工人投入罢工的指示生效刚刚12小时，5月12日午后1点，无线电广播传来了停止罢工的消息。工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被总理事会出卖了。

    5月12日正午，托马斯和贝文等总理事会代表到唐宁街10号求见首相。他们通知鲍德温，总理事会已决定停止罢工。托马斯和贝文企图从首相那里得到某些保证，以便使事情“重新走上正确轨道”，使雇主让罢工工人不受阻碍地恢复工作。但鲍德温摆出一副受降者的姿态，对总理事会代表的讲话表现得很不耐烦。他以忙为借口，轻蔑地把他们打发走了。

    次日，《英国工人报》发表了总理事会的公告。公告说，总理事会得到保证，煤矿问题将得到解决，因此宣布结束罢工。这纯粹是一种欺骗。政府的正式公告说，政府将不强迫雇主让参加过罢工的工人复工，政府并未承担这样的义务，由于罢工使生产下降，以及由于雇主对“自愿劳工”（工贼）承担了义务，解雇罢工工人势在难免。这对总理事会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停止总罢工的决定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惶惑和愤怒。地方罢工组织纷纷向伦敦的总理事会发电报、写信，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许多工会都要求对停止罢工的原因作出解释。木器工人联合会要求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停止罢工的问题。铁路工人问道：为什么在罢工明显要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要忍受失败的耻辱？许多地方的工人都拒绝复工。罢工仍在好多地方继续着。

    总理事会宣布停止罢工以后，资本家趁机反攻，他们纷纷降低工资，解雇罢工工人。5月13日，铁路公司宣布，铁路工人的罢工破坏了协定，所以参加罢工的人都被解雇，他们只有在单独签订合同的基础上才能重新受雇，企图借此大幅度削减工资。为反击资本家的进攻，有些地方的罢工委员会致电部恒事会，要求恢复总罢工。铁路、码头、旅客运输和印刷等行业的工人又继续罢工了好几天。由于工人们的坚决斗争，资本家降低工资和延长工作时间的企图，才未能完全得逞。

    经过若干后卫战后，其他行业的工人们都陆续复工了，但矿工们拒绝接受屈辱性的条件，继续顽地战斗着。他们孤军作战，处境十分艰难。资产阶级开动宣传机器，对矿工发动猛烈的进攻。6月1日，宣布延长《紧急权力法》，数以百计的矿工纠察队和罢工积极分子遭到逮捕。矿工的集会受到冲击，矿工遭到殴打。政府千方百计地阻止国外援助的金钱和物资到达矿工手中。地方当局断绝了对矿工家属的救济。矿工向“三角同盟”的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会求助，希望他们停运煤炭，但未得到响应。矿工们请求阻止转运煤炭和禁止外煤输入英国也受到总理事会阻挠。矿工们坚持罢工近七个月，工会基金耗尽，矿工及其家属受着饥饿的煎熬，最后被迫于11月30日停止罢工。

    总罢工的失败给英国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资产阶级趁机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限制工会权利。1926年7月1日，国会废除了1919年颁布的七小时工作日法，在煤矿重新恢复八小时工作日制。1927年7月，国会通过《劳资争议与工会法》。宣布总罢工为非法。凡是发展为一个行业或是工业部门以外的“图谋直接地或以使社会遭受困难的方法来强迫政府”的罢工，都在禁止之列。群众性的纠察活动受到限制。法律禁止工会用工会经费支持他们在公共团体中的代表，禁止国家机关工做人员和邮务人员参加职工大会和工党，限制工会为工党筹集政治基金。这一反动立法极大地削弱了工人阶级在长期斗争中争得的权利。

    由于总罢工的失败，工会会员的工党党员人数急剧下降。工会基金减少，工会的行会习气得以保存下来。工会右翼首领们利用总罢工和矿工罢工的失败，来证明他们的降投主义的正确性，公开号召工人同资本家合作，以消除萧条的根源和创造繁荣的条件。以帝国化学托拉斯领导人阿尔弗雷德·蒙德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家，对工会右翼首领的态度大加赞赏。1928年，以蒙德为首的垄断资本家使团通过同职工大会首领的谈判，使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方法制度化，成立了有双方代表参加的工业理事会，以调解劳资冲突，于是产生了臭名昭著的蒙德主义。

    1926年大罢工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统治阶级为对付这次罢工作了长期的、周密的准备，并动用了军队、警察和整个国家机器反对工人阶级。工人方面虽然人数众多，但工会的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右翼领导人手中，他们随时准备同资本家妥协，不愿领导工人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右翼领导人推行阶级投降主义政策，破坏了工会运动的团结。另外，改良主义在工人队伍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英国共产党人数少，在工人中影响不大，起不到领导核心的作用。

    这次大罢工暴露了英国资本主义深刻的矛盾和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戳穿了改良主义者鼓吹的资本主义已进入国内和平时期的神话，总罢工对统治阶级是一次沉重打击，它使资本家损失了1.6亿个工作日。资本家所遭受的物质损失难以计算。据拉姆齐·麦克唐纳估计，到1926年10月为止，煤矿业争端和总罢工造成的损失不下5亿英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总罢工的结局，也算不上是统治阶级的胜利。

    1926年总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人运动中左翼势力发展的结果，是两次大战之间，矿工和其他行业的工人同资本家阶级斗争发展的顶峰。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在对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改造方面的潜在力量，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先进部分逐渐认清了工会官僚们的叛卖嘴脸，认识到以革命领导取代改良主义领导的重要性。在1927年1月20日举行的工会执委会特别代表会议上，许多代表对总理事会在罢工前缺乏准备，在罢工斗争中同塞缪尔进行秘密谈判，和在未从政府提到任何许诺的情况下就停止罢工等问题进行的批评，就表明了基层工会对总理事会投降主义政策的认识。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从痛苦的经历中认识到，政府是有产阶级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当劳资冲突影响到整个统治阶级利益时，政府就会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捍卫资本的利益。因此，工人阶级要捍卫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资产阶级进行顽强的斗争，方有可能取得胜利。

    1926年总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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