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况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但是由于明治维新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废除封建主义，因此封建残余在日本演变成封建军国主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扩大军备，通过战争向外扩张。

    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早就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日本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就组建了第一个法西斯组织“尤存社”，此后日本出现了大量的法西斯团体，例如“黑龙会”、“大日本国粹党”等。

    1929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迅速席卷了日本。由于日本是个岛国，资源贫乏，因此对外贸易对它来讲显得尤为重要。由于这次经济大萧条是世界性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受到了影响，因此日本的出口受到了很大影响，经济下降非常快。1930年，日本的进出口数量分别比1929年下降了30%和32%，次年再次下降了57%和53%。

    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2.9%，有些工业部门的开工率只有原来的1/2。虽然日本在1929年出现过农业丰收，但是由于世界米市场的价格下跌，导致农业总收入大幅度下降，部分农作物的价格甚至抵偿不了运输费用。

    为了降低经济危机给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降低工人的工资，加紧对外侵略扩张。而广大工人和农民由于生活条件日益下降，也起来反抗政府。1931年，日本共发生了2415次罢工，同时发生了农民要求减租的斗争3400多起，打破了历史纪录。同时，工会和农会的力量在不断加强。

    经济危机的出现，促使日本更多人倾向于法西斯主义。1930年，日本先后成立了“樱会”、“神武会”、“爱国社”和“国家社会党”等右翼法西斯团体。和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团体不同，这些民间法西斯团体封建性非常强，奉行家族主义和自我个人主义，团体数目最多时曾达到了501个，团体之间的关系松散，而且没有共同纲领。因此，这些团体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真正对日本的法西斯化起到作用的是日本军部。军部是一个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特殊政治团体。军队中的年青军官非常不满当时日本政党的腐败统治，对议会和民主政治感到厌倦和非常惊恐。趁着经济危机，法西斯分子提出“打倒财阀和政党”、“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等口号，鼓吹向国外转嫁经济危机。他们积极要求对日本进行“国家改造”，取消议会制，实行军事独裁统治，进行扩军备战以达到对外侵略的目的。

    所以，军部是日本法西斯化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他们的目标是在天皇的名义下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军部法西斯分子制造了一连串暗杀、政变等恐怖事件。日本一步步走上了对内独裁、对外扩张的道路。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民间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等人的影响下，军部内部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别，他们分别是“皇道派”和“统制派”。“皇道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荒木侦夫和岗村宁次等，以陆军中下层军官为主。这个派别形成于荒木侦夫出任陆军大臣之后，由于他们经常口称“皇道”和“皇威”而得名。“统制派”的代表人物包括东条英机、宇恒一成等。这个派别以陆军中下级官员为骨干，主要是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一批上层军官和关东军的一些将领。

    在推行法西斯统治、建立法西斯独裁、向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统制派”和“皇道派”是没有任何分歧的。但是在某些手段的使用上，这两个派别就存在一定的分歧了。“皇道派”主张通过暗杀、政变等手段进行法西斯化，他们还主张取消朝廷的重臣和元老，实现“一君和万民直接相结合”。“统制派”和老财阀、旧有官僚关系紧密，认为军部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因此不需要使用暴力去改变现状，强调在维护现有天皇统治的前提下，通过合法手段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中国成了法西斯分子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日本还没有拥有对东北三省的主权。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后，以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占据着东北，而且势力日益强大。鉴于奉系军阀成为日本占领东三省的障碍，日本想方设法炸死了张作霖。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并没有像日本人想象的那样将东北交给他们，而是宣布“东北易帜”，投靠南京蒋介石。同时，张学良计划引入资金和技术，修筑西满铁路，和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竞争。日本人对此咬牙切齿，准备采取一切措施尽快夺取东北。

    参谋部和陆军省制定了攻占东北的计划。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按照计划炸毁了沈阳北部的柳条湖段铁路轨道，然后说是中国军队故意破坏。在此借口下，关东军向沈阳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关东军在三个月之内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932年3月1日，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实行傀儡式统治。

    在中国政府的多次要求下，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派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中日问题。1932年1月，由英、法、美等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开始着手调查“九·一八事变”，以英国代表李顿为团长。经过八个月的调查，这个代表团出具了调查报告，即“李顿报告”。报告声称，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导致这场冲突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看到国联的报告后非常不满。因此，虽然国联在1933年通过了这一报告，日本还是拒不接受。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九·一八事变”之后，法西斯分子在日本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时也鼓舞他们夺取国家政权的野心。1931年10月18日，“统制派”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以建立军人政权，但是由于军部首脑开始对此次暴动举棋不定，导致阴谋破产，主谋分子被捕。

    1931年冬和1932年春天，是日本农村最为贫困的时候。与此同时，由于日本财阀看到英国等先后废除了金本位制而担心日本也会发生类似事情，而发生了财阀抢购美元的事件，群众对此非常愤慨。著名法西斯团体“血盟团”的海军军官决定在此时采取行动，暗杀财团。从1932年2月开始，前藏相井上准之助、三井以及日本财界首脑团琢磨等先后被暗杀。但是凶手也很快被捕，“血盟团”的阴谋败露。

    1932年5月15日，在“血盟团”的领导下，“皇道派”再次发动武装暴乱。这次暴动的参与者包括海军军官、一些陆军士官和“血盟团”的成员。在这次行动中，法西斯分子分头袭击了三菱银行、警视厅、首相官邸等处，暗杀了首相犬养毅。在《告国民书》中，法西斯分子提出了“打倒政党和财阀”的口号，要求实行“昭和维新”。

    由于参加暴动的人随后就向日本宪兵队自首，暴乱当晚就被平定了。但是军部上层军官却利用这次政变向政府施加压力。事后，陆军发表声明，反对继续通过议会进行组阁，要求在日本建立“举国一致”的内阁。日本政府最后接受了这一要求。5月26日，海军大将斋腾实组织了包括军部、官僚和政党代表在内的“举国一致内阁”。在这个内阁中，政党成员只占少量次要职务，军部的势力占了多数。至此，日本历史上短暂的政党政治正式结束。

    “五一五事变”发生后，以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少将为首的统制派核心人物在处理皇道派军官残余政变的事情上，极力打压皇道派，引起皇道派军官的不满。此后，皇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日益尖锐，经常排斥异己。

    在荒木侦夫卸任陆军大臣之后，军部大权落到了统制派手中。1935年，属于统制派的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罢免了皇道派真崎甚三郎的总监职务。皇道派对此十分不满，认为是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所策划，因此伺机报复。不久，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闯进永田的办公室劈死了永田。

    双方的矛盾此时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为了进一步打击皇道派，新上任的陆军大臣、统制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川岛义之下令将以皇道派军官为主的东京第一师团调往满洲。这引起皇道派军官的强烈不满。于是，皇道派决定在东京第一师团调往中国东北之前发动武装政变，夺取以统制派为主的陆军省，建立由皇道派控制的军事独裁政府。

    1936年2月26日凌晨，皇道派军官率领1400名士兵发动了政变。政变官兵占领了首相官邸、陆军大臣官邸、陆军省、警视厅、藏相府等地方，杀害了藏相高桥、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的妹夫等人。

    其实，在皇道派政变之前，就有一名少佐告了密，陆军省知道了这件事情。同时，第一师团的一个小分队竟然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的门前去撒尿。但是陆军省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只是采取了几项很一般的措施，例如监视嫌疑分子、给政府要员加派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用钢筋和铁条加固首相官邸和其他重要机构，在重要办公大楼里面安装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等。

    2月26日上午，政变官兵占领了东京市内一平方英里的地方。他们利用山王旅馆作为临时指挥部，在此发表他们的“宣言”。“宣言”声称，政变的目的，是要“清君侧，粉碎重臣集团”，认为“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团体的元凶”。此外，政变者还提出惩办统制派，任用皇道派军官，充实国防以扩大军备等要求。

    由于海军担心军事政变会导致陆军独裁，天皇、财阀和一些官僚也反对皇道派的这次行动，使得政变者非常孤立。在天皇的支持下，首相冈田马上采取措施，于29日召集24000名政府士兵包围了政变者，不费一枪一弹镇压了政变。

    “二二六事变”之后，统制派在军部占了绝对优势，荒木侦夫、真崎甚三郎等皇道派军官被迫退出现役，参与政变的一些下级军官被处死。从此，皇道派一蹶不振直到销声匿迹，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完全掌握了陆军的主导权。

    随后，冈田内阁垮台，原外交大臣广田弘毅上台组阁，内阁官员全部都是能够听命于军部、忠实执行国家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的人。不久，广田弘毅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使军人控制政府合法化，并废除了议会多数的政党内阁制，取消议会对内阁的监督权，修改选举法等。

    此外，广田内阁还接受了陆海军提出的扩大军队预算的要求，军费支出在国家预算中占了46.6%，而当时保证“国民生活安定费”才占1.6%。到1937年初，日本陆军常备军已经达到了45万人，并且大搞军事演习，准备全面的侵华战争。

    通过“二二六事件”，日本建立了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为后来大规模的军事扩张道路奠定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争策源地在日本最终形成。不久，日军就侵占了中国热河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日本对亚洲各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特别是中国。中国人民此后经历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遭受彻底破坏，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二二六事件”是日本走向军事侵略扩张、开始法西斯战争道路的开始。

    事件始末

    二·二六事件，是由日本法西斯军人、皇道派军官发动的一次武装叛乱，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三十年代初，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日本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生产降低30—70%，几十万工人失业。加上农村失业者，失业人数高达300万人以上。受经济危机影响最深的是农村，全国农民负债累累，总额从1929年的40亿日元，剧增到1931年的60亿日元。农民的困难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了要求救济农村的请愿运动。

    严重的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它不仅使国内阶级矛盾逐步尖锐化，而且激化了日本同朝鲜和中国台湾的民族矛盾。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日本统治阶级力图以扩大军阀势力，对内加强剥削和镇压，对外加速发动侵略战争的步伐，来寻求出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摆脱危机，相反危机更加深刻了，统治集团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步伐更加快了。早在1930年10月，参谋本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就曾谋划政变未遂。1931年3月，大川周明及桥本欣五郎等“樱会”分子打算举行政变，推倒政党内阁，拥戴陆相宇垣一成组织军部独裁政权，结果因宇垣“中途变心”而流产。10月，大川周明再度会同桥本等樱会分子及西田税等人筹备发动“十月事件”。面对当时的紧迫局势，政友会总裁、内阁首相犬养毅表示要坚持政党政治，甚而抨击军部的法西斯活动，但并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1932年5月15日，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中的一伙人，抱着所谓“对政党及其财阀伙伴予以袭击，促进国家改造的气氛”的目的，闯进了首相官邸，杀死犬养毅，发动了五·一五事件。相继发生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和五·一五事件，都是法西斯右翼军人所为。这几次事件，对日本政治产生了很大冲击。它们反映出政党势力的腐败无力，表明了法西斯势力正在猖獗。五·一五事件后，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恢复由元老出面商得军部首脑同意，提出组阁人选，由天皇任命组阁。自此，护宪三派内阁以来持续的“政党内阁时代”（1924—1932）结束，军部对政治的影响力迅速加强，它意味着军事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到1933年，日本已有数百个法西斯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80多个。1934年7月，以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内阁辞职，另一个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首相。其内阁中虽有政党出身的大臣参加，但不过是在军部控制下，装潢“举国一致”内阁的门面而已。

    随着国际战争危机的加深，特别是侵略中国华北的步步得逞，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气焰更加嚣张。为扩大对外侵略，国内加紧强化战争体制。当时盛行的“非常时期”的论调，就是为了进一步实行高压政策，以便把人民驱赶到战场上去。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了一本题为《国防的根本意义和提倡强化国防》的小册子，其基本内容是阐述国防的概念、国防力的构成以及把物质和精神力量集中于国防的必要性。它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鼓吹法西斯独裁政治，认为日本“必须芟除无视国家的国际主义”，动员建立国防国家的总体战体制，表明了加强军部法西斯独裁的倾向。

    在如何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的问题上，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部分成两大派，即皇道派和统制派。两大派系之间的抗争，到三十年代中期激化起来。双方都要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但皇道派以“新兴财阀”为靠山，强调以天皇为中心的绝对精神主义，认为对政党、重臣的势力必须给予坚决的打击。他们主张用政变、暴力以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派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为中心，在军队青年军官中颇有影响，其成员主要是少壮军人。与之对立的统制派，同旧财阀合作，以树立国家“总体战体制”为其特点。他们主张用合法手段，在陆军中央机关将校的统制下，注意策略，实行“断然改革”。他们强调加强现有国家机关，使天皇制法西斯化。《国防的根本意义和提倡强化国防》小册子，就集中代表统制派的政治军事观点。这一派以永田铁山和东条英机等人为中心。皇道派攻击统制派是财阀的走狗，应予打倒；统制派企图镇压皇道派，加强以它为核心的军队的统一。两派的对立，由于人事上的勾心斗角而变得更加激烈。

    1934年11月，皇道派军官策划军事政变未遂。虽因证据不足未予起诉，但第二年，参予策划政变的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等仍以乱发怪文之罪被免职。这在皇道派少壮军官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出来的。1935年7月，荒木贞夫辞去陆相职务，代表统制派的新任陆相林铣十郎，又罢免了在皇道派军官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的职务，由渡边锭太郎接任。皇道派认为，这是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使两派的对立更加激化。1935年8月12日，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闯入军务局局长办公室，杀死了统制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少将。这一事件标志着两派的对立已达到顶点。皇道派军官策划把公审相泽三郎的军法会议改变为攻击统治派的舞台。

    正当两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候，1936年1月，日俄战争后常驻东京的第一师团接到秘密派往中国东北的命令。这个师团是皇道派军官的巢窟。他们认为，正当审判相泽三郎之际，调走该师团，是调虎离山。当时国内形势对法西斯军人集团也极为不利。1936年2月，在冈田内阁之下举行了大选，这次大选中所有的法西斯组织都遭到惨败，它们总共得到26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只占有五个议席。而社会大众党，由于提出了反战、反法西斯的口号，获得52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有18个议席。民政党也由于提出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建立立宪政体”的口号，而增强了自己的地位。在日本政界影响很大的政友会，由于提出了法西斯口号，一下子失掉了150万张选票。昭和会和国民同盟等右派组织也都遭到失败。大选表明：法西斯军人冒险政策遭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强烈的反对。面对如此严重的形势，加上相泽三郎事件的刺激和派往“满洲”的行期将近，皇道派军官决定立即起事，建立以真崎甚三郎为首的法西斯独裁政权。

    1936年2月26日拂晓，皇道派军官，以“昭和维新”的目标，发动武装叛乱。晨5时，村中孝次、野中四郎、矶部浅一、安藤辉三大尉和栗原安秀中尉等，率领东京驻军步兵第一师团第一联队、第三联队、近卫师团第三联队和野战重炮兵第三联队的1473名官兵，分几路袭击东京市内的首相官邸、内大臣私邸、教育总监私邸、侍从长官邸、大藏（财政）相私邸、警视厅、朝日新闻社以及在汤河原的前内大臣牧野伸显所住的旅馆等。冈田启介首相侥幸从官邸逃出。他的妹夫、私人秘书松尾传藏大佐等被杀。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均当场被害。天皇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也身负重伤，第一步袭击成功后，叛乱部队迅速占据包括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在内的东京政治活动中心——麴町区水田町一带，切断以永田町为中心的麴町区西南部的交通。叛乱者拟就了《奋起趣意书》，包围了《朝日新闻》社等各报社，阻止报纸的正常发行，要各报社发表他们的《奋起趣意书》，并对陆军上层开展政治攻势。

    26日晨6时许，叛乱部队的代表会见陆相川岛义之，向他宣读了《奋起趣意书》。该文件阐述了叛乱者对形势的看法、起事的原因以及要达到的目的。其核心是“诛戮破坏国体之不义逆臣、铲除遮蔽皇威、阻止维新之奸贼”，说他们的行动“体现了国体之真姿”，等等。叛乱者要陆相“迅速奏闻陛下，仰待圣上之裁断”。与此同时，还要陆相对统制派以至反皇道派的将军、幕僚们予以“保护性”的拘留，等等。当时任军事参议官的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大将，都站在叛乱者一边，称颂叛乱部队为“维新部队”，统率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的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对叛乱者也深表同情。

    在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起草的文件基础上，陆军统帅部于26日午后3时30分，公布了含有五项条款的《陆军大臣告示》，承认叛乱者的行动。《告示》宣称：“一、关于起事的宗旨将上奏天皇”；“二、承认各位行动之真意，基于显现国体之深情”。并宣布：“五、上述之各项静待圣上之意决”。

    此时，日本内阁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后藤新平内相被任命为临时代理首相，因为传说冈田启介首相已在叛乱中被杀。27日晨3时，根据紧急敕令，东京地区宣布实行戒严。叛乱部队在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的指挥下，成为麴町地区的“警备队”，叛乱者所占领的地区成为他们的守备区。

    陆军军官的叛乱，极大地震动了日本统治集团。陆军统帅部虽然最初有过动摇，甚至发表了《陆军大臣告示》那样的文件，但很快做出了对叛乱部队进行讨伐的决定。这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具有“绝对尊严”的天皇，因部队叛乱和亲信近臣被杀，感到十分震惊和忿怒。他曾言道：“将朕最信赖之老臣，悉数杀害，如同把绞索套在朕的颈上一样”。故而从一开始就主张坚决镇压。事件发生后，天皇每隔二、三十分钟就召见一次侍从武官本庄繁，要他督促尽快平息叛乱。27日，当天皇知道对叛乱部队尚未采取行动时，忿怒地对本庄繁说：“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平息叛乱”。这当然要对军队首脑产生影响。

    其次，作为日本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海军，从一开始就对叛乱部队极为仇视。这不仅因为几个被杀或被袭击的大臣、如斋藤实、铃木贯太郎、冈田启介等都是海军大将，更主要的是，他们担心叛乱成功，军政权建立，会导致陆军的独裁。所以他们在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的主持下，断然采取坚决镇压方针，把正在九州训练的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和大阪湾，并从横须贺调来海军陆战队为海军省警卫，以此牵制陆军。

    政界和财界都反对叛乱，并通过宫廷集团提出了严厉镇压的意见。广大国民也反对这次事件，他们通过这次事件更加感到法西斯和战争的威胁，从而增加了对陆军的反感。

    陆军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陆军参谋本部次长杉山元和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以及武藤章大佐等军内主流派，坚决主张对叛乱部队实行讨伐。他们掌握着戒严司令部的实权。由于以他们为首的陆军省幕僚层，主要是属于统制派和倾向于统制派的势力，因而对真崎甚三郎等人一贯抱有反感。这些人迅速地集结在一起，实行坚决镇压的方针。上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促使陆军省首脑部门迅速地采取了讨伐方针。

    从叛乱者来说，其致命之弱点在于，叛乱发动后没有任何明确的行动方针。27日午前9时许，杉山元进宫，接到天皇的敕令。敕令要求“戒严司令官务必占领三宅坂附近，迫使军官以下人等迅速撤离，回归各所属师团管辖之下”。天皇敕令一下，叛乱军官们立刻陷于混乱状态。“归顺”还是“抵抗”？举棋难定。而天皇则再三要求本庄繁严厉下达平息叛乱的命令，不准违抗。

    叛乱军官们经过一段摇摆后，决定抵抗。这期间，同情政变的香椎浩平司令官曾向参谋本部提出，如果能得到天皇“昭和维新”的“圣旨”，就可以使事件和平解决，遭到杉山元的坚决反对。青年军官方面，说是要抵抗，甚至要以“剖腹自刃”向天皇“谢罪”，实际已开始撤退。叛乱部队的这种行动，使香椎浩平极为忿怒，于是决心以武力伐之。

    28日下午5时30分，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向第一师团和近卫师团下达了如下命令：“叛乱部队终于不服圣上之命，故坚决采取武力，以恢复治安”。为执行此项命令，调集仙台的第二师团和宇都宫的第十五师团来东京。29日晨，戒严司令部出动大约2.4万多官兵，包围了武装叛乱部队的驻地。在战斗的态势下，从飞机、战车和“无线电”广播里，发出了《告下级官兵书》，要求叛乱部队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并警告说：“凡抵抗者全部视为逆贼，格杀勿论”。本来就不理解这次起事意图、也没有战意的士兵们，在天皇敕令的“召唤”下，很快就“归顺”了。29日下午2时，领导这次武装叛乱的军官们，聚集在陆相官邸。结果，除野中四郎大尉自杀外，其他均被逮捕。这样，经历了四天的武装叛乱，未经任何抵抗就被镇压下去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指导者、参与策划并进行指挥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也相继被捕。

    二·二六武装叛乱失败后，皇道派军官们，曾期待法庭公开进行审判，以便把法庭变成攻击统制派和宣传法西斯主义的讲坛。但是，由统制派控制的陆军首脑部，却策划借机打击皇道派势力，为避开非难，根据天皇的紧急敕令，由非公开的特设军法会议对叛乱的头头们实行强行审判，且实行一审制，不设辩护人。审判从4月28日开始，进行到7月5日才结束。17名武装叛乱的“首犯”被处死刑，北一辉和西田税以“思想主谋”的罪名处死。杀死永田铁山的相泽三郎也同时被处死。另有70名“少壮军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很多军人被调充后备役，或被派往边远地区。久原财阀头面人物久原房之助，也曾因与此案有牵连而被“检举”，结果无罪释放。这次事件后，皇道派亦随之瓦解。

    二·二六事件的发动者、皇道派军官，是些狂热的天皇主义分子。当时，在国情恶化、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特别是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不断扩大侵略，从1935年又以种种借口侵入华北，制造傀儡政权，引起中国人民更加激烈的反抗，到处受到沉重的打击，仅侵占中国东北的日军关东军的死亡人数，到1935年就达到54700多人，连日本统治者都不得不承认：“满洲非日‘满’提携之国，乃日‘满’斗争之国”。由于侵略活动的升级，军费和扶持傀儡集团的费用则不断增加，这导致国内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对国内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致使二·二六事件前，反军反法西斯的情绪不仅在国民中间已相当强烈，就是在政界公开批判军方言行者亦不乏其人。在这种形势下，加之军方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和白热化，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天皇制军队“势将崩溃”的危机感，认为日本八紘一宇之“国体”已遭破坏，“维新”已被阻止，而“元老重臣军阀官僚政党”则是“破坏国体的元凶”，势应诛灭。这些人也反对垄断，但他们的目的是要使垄断资本和国家结成一体，由绝对主义天皇制机构的核心——军部独揽大权，即由皇道派军人来建立军部的法西斯统治，断然进行“昭和维新”，以打破日本所处的“内外重大危机”的严重局面。叛乱者的目的就在于此。

    二·二六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开始，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力量的重新组合和调整，是它逐步上台执政的起点。二·二六事件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皇道派军官们所要求的，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政政权，却由统制派法西斯军阀建立起来了。

    广田法西斯独裁内阁

    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最初曾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政变的结果，来成立一个军事独裁内阁。由于种种因素使其未能得逞。但表现在政变上面军部的压力已非常明显，各政党，不待说对于继任内阁人选问题已完全丧失了发言权，元老、重臣和宫廷势力也不得不在考虑军部意图的前提下进行决定继任内阁人选的工作。也就是说，作为继任首相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军部所同意的人物。广田弘毅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过军部同意被推出组阁的。军部对组阁进行了露骨的干涉，在它的控制下，寺内寿一大将被任命为陆相。广田内阁一开始就接受了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和“广义国防”的要求，开始推行准战时体制。

    1936年3月17日，广田内阁发表政纲，提出了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任务。这是以军部提出的加强国防、明征国体、安定国民生活（农村政策）和刷新外交四条大纲为中心的。其实质是要建立用天皇权威来统制一切，以军部为轴心，大力加强军事和国防的准战时体制，为在亚洲的侵略扩张铺平道路。至于陆军提出的充实军备、调整税制、加强国防、明征国体、统制经济机构、振兴民间航空事业、加强情报宣传等项“改革”要求，广田内阁也一一予以接受，从而开辟了军部操纵政府干预政治的道路。

    广田内阁成立后，陆军内部，特别是陆军的中央层进行了“整肃”。这当然是取得军部的同意、按军部意图进行的。在“整肃”的名义下，统制派排斥和打击皇道派，迫使皇道派的上层支柱、军事参议官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大将等7人引退，一扫皇道派掌握军部高级领导权的形势。对军队实行整肃，本来是二·二六事件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但这种以打击皇道派势力为目的的“整肃”，与当时日本广大民众在二·二六事件后，为杜绝军队干预政治和阻止日本法西斯势力发展而实行肃军的要求，有本质的不同。实践证明，经过广田内阁“整肃”后的军部，对日本政治的支配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了。

    军队内部清算派系后，寺内寿一陆相以及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等为首的新统制派，作为主流派掌握了军部的实权。这一班人趁势要求实现国家全面法西斯化，并且毫不隐讳地要挟政府：“政治主导权如不让给军部，就会发生第二、第三个‘二·二六’事件”。

    通过肃军，军部和广田内阁完全成为一体，推动了广田内阁走向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这突出地表现为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从明治时期以来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经过大正初期开始的第一次护宪运动的斗争，于1913年（大正二年）把它废除了，其目的就是力图使内阁摆脱军部的控制。现在，在军部的强烈要求和高压下，广田内阁于5月18日决定修改陆、海军两省的官制，即恢复被一度废除了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任命现役的大、中将担任陆、海军大臣，中、少将担任次官，以保障军部特权。从此，法西斯军阀便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左右内阁，从而掌握了后来内阁的存亡命运。他们有了对政府的控制权，即可以对内放手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又可以对外随意扩大战争。

    广田内阁还顺从军部之命，公布了“危险文件临时取缔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解散了军事企业的工会组织，禁止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并缩小了议会权限，等等。

    这一系列反动措施的制定和实行，反映了二·二六事件后军部的要求和国家法西斯化的政治倾向。

    二·二六事件后的广田弘毅内阁，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确立。这一独裁政权，从一开始就为夺取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加紧制定对外扩张的根本国策。

    二·二六事件发生前后，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1936年6月它又退出伦敦裁军会议。日本的举动严重地打击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加深了同欧美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侵入华北更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面对这种纷繁的国际局势，日本统治集团亟待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如前所述，二·二六事件后，军部同意以天皇为首的政界、财界提出的“整肃”军队的要求。并以此为条件，强化军部政治上的发言权，迫使政府建立战时体制，按照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决定国家的国策原则和外交政策。然而关于国防方针，陆军和海军持有不同的修改意见：陆军把对苏作战作为第一目标，海军则把对美作战作为第一目标。双方经过激烈争吵和秘密讨论，意见方始趋于一致。1936年6月，它们共同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改方案，并据此提出了《用兵纲领》，6月30日又制定了《国防国策大纲》。上述文件，对帝国战略目标、扩军备战、作战方针，以及帝国战时国防所需要的兵力等，都做了新的决策。这是陆军和海军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结果。

    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决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并防备中国和英国”，即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国，同时准备进攻中国和英国的属地。为实现这一方针，确定国防所需的兵力：常备师团为20个，战争初期所需兵力陆军为50个地面师团，陆军航空兵为142个飞行中队；海军对外作战部队，应配备战列舰12艘，航空母舰10艘，巡洋舰28艘，其他舰只179艘，海军常备基地航空兵为65个飞行队。陆军以此兵力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在五年内充实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为了实现陆海军的这个扩充计划，必须实行以大规模扩充军需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战时体制化。这样，日本的国策必须也来个大转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田召开了五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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