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北征的兵败

    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宋太宗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仁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乾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仁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优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仁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仁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已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优。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优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优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优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优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优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优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优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仁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仁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仁美。雍熙北伐初期，潘仁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仁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仁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优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优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仁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仁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仁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优坚持要杨业出兵，潘仁美无权违抗。其实，潘仁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仁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仁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予为侄，潘仁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优除名，发配金州，而潘仁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日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佘太君的家世

    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北宋仁宗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大约从这时开始，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传说中日益丰富，同时也产生许多谜团。杨业之妻佘太君，就是一个不见于正史的传奇人物，她的姓氏、身世、事迹令学界疑惑不解。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佘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仁美、王优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佘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佘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佘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佘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佘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事迹乃至佘太君为杨业之妻等基本史实，都不见于宋代正史，或宋代文人的有关笔记。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中，杨六郎自道：“母亲佘太君。”《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中也有“老身佘太君的便是”等台词。到清代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开始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的说法。如乾隆《保德州志》（今山西保德县）卷八载：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日，杨业娶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佘氏，称太君。其父折德康为麟州刺史，又迁火山军节度使，杨业为代州刺史，距离都不远，故两家缔姻。其他，如乾隆时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乾嘉时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光绪时《岢岚州志》等也有类似记载。《晋乘搜略》还说：“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苟学斋日记》甚至谓：“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反正这些墓碣现都已不知下落，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佘太君更多的事迹。

    折德扆在《宋史》中有传。佘家原为云中（或称云州，今山西大同）大户，约五代动乱中迁居府州（陕西府谷县）。从五代后唐时起，太君祖父佘从远为府州刺史。从远抵抗辽兵有功，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时，置永安军于府州，从远为节度使，又迁武胜节度使。太君父佘德康，后周时为府州防御使，屡挫北汉军的进攻，升永安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周恭帝即位，德康自检校太尉加官太傅。入宋以后，仍任永安军节度使，曾率军破北汉诸城。乾德二年（96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子佘御勋、佘御卿，应为佘太君的兄弟。先后袭爵知府州。佘御卿还率军征战北汉与辽、西夏，战功累累，淳化五年（994）授永安军节度使，次年，牺牲在抵抗辽军的战场上，时年三十八岁。其子惟正、惟昌、惟忠，先后袭知府州事，乃为佘太君的侄子辈。直到北宋后期，其后代佘克行袭位，守边三十年，善抚士卒，在抗击西夏战役中功勋卓著，谥武恭公。今陕西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勒有《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可见，佘氏为世代将门之家，世守府州。

    光绪刊《山西通志》卷五十六，对杨佘婚事提出质疑，说：“按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乾德中卒，而业是时则为北汉将也。存以备考。”不妨认真考察一下：佘德扆于乾祐三年（950）为后汉的府州团练使，时年三十四岁。如有女儿的话，约十六岁左右，亦可出嫁了。杨业这时二十岁出头，也在后汉刘崇部下为军官。如这时两家攀亲，可谓门当户对，没有什么可疑的。山西临县有七星庙，传说是杨业与太君喜结良缘之地，晋剧《七星庙》还用戏剧形式演绎此事。至北汉和后周对立，佘德康归后周而杨业跟北汉，岳父女婿分属两国，那是后来的事，也属不得已。

    近代学者常征、余嘉锡、聂崇歧等人以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进行考证，最后同意佘太君即折太君之记载，佘、折二音相近，西北有些地区“折”音如“蛇”，与“佘”差不多，所以佘、折一音之转而致误。虽然许多人赞同此说，但仍有人怀疑，因为《宋史》折德扆传中，仍不见其嫁女与杨业之记载，上述《山西通志》之质疑也颇有道理，一是两家门当户对的时间相当短促，二是届时三十四岁的折德康是否已有十六岁以上的女儿，三是两家如已结姻，岳父女婿又很快分属两国的情况也难以自圆其说。总之，由于正统史籍记载阙如，而主要靠清代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笔记保留下一些北宋佘太君的痕迹，其可信度如何，确难判断。

    杨延昭排行与称呼

    杨家将中除杨老令公外，就数其子杨延昭的名声最为如雷贯耳了。他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余年，军功卓著。史书载，契丹军屡为其败，“惮之而目为杨六郎”。今天晋西北宁武关周围各县，也遗存有好几处“杨六郎寨”，这些都是杨延昭生前率军活动的区域。据学者考证，延昭并非杨业的第六子，那么“杨六郎”的称呼是怎么产生的？是辽方还是宋方先有此称呼？其真实含义杨延昭又是什么？

    杨延昭本名延朗，年幼时沉默寡言，喜为军阵之类游戏。杨业尝言：“此儿最像我。”成年即入军伍，跟从父亲征战，史载杨业生前，“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北征，杨业率军攻打应州和朔州，延昭担任先锋，在朔州城下冲杀时，被流矢射中手臂，却愈战愈勇，杀敌无数。战后，授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又迁崇仪使，知定远军。

    咸平二年（999）冬，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辽军在萧太后的统领下，长驱直入，宋军节节败退，遂城被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急攻数日，城小兵寡，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壮丁，发给武器装备，登城顽强抵抗。会一夜寒流降温，延昭令士兵汲水灌到城墙之上，清晨该城变为冰城，城墙坚固溜滑，辽兵无法攀登，只得撤退而去。延昭乘机尾随出击，截获很多武器铠甲。以功拜莫州刺史。宋真宗高兴地说：“延昭为名将之后，治兵守边有父风，真应该称赞啊！”

    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与萧太后指挥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伐。宋廷没有坚决抵抗的勇气，最后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这时，朝廷也只给杨延昭统帅刚满万人之军队，但延昭并不气馁，提出建议：敌顿澶渊，离境千里，虽人数多，且为骑兵，但人马疲乏，只需令诸军扼守要路，伏击掩杀，便可歼其大部，幽、易数州也可乘时袭取。可惜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还特别下诏，令前线诸将按兵不动，使辽兵从容退回，且在途中再次掠劫。延昭只得率领部属单独行动，“抵辽境，破古城，俘获甚众”。真宗得知后，马上派人到前方监视延昭的行动，不许继续打下去。

    此后，朝廷不断下令，明白警告杨延昭，他的官任是维持保州境内治安，不准越出边境与契丹发生冲突。不久官徙高阳关副都部署，戍守屯所，边境安然。延昭所得奉赐悉犒军，与部下同甘苦，身先士卒，号令严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忌惮之，称他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延昭过世，享年57岁。没过多少年，杨家将的故事开始流传，延昭的智勇善战又被进一步传奇化，特别是其“杨六郎”的称呼，几乎家喻户晓。

    杨业应有七个儿子，或者说杨延昭兄弟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谓杨业殁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共为七人。《宋史·杨业传》说杨业与其子杨延玉殁于陈家谷之役后，“朝廷录其子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也为七子，问题在于其兄弟的排行。按照中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规范，朝廷赠官必须服从长幼有序的原则，既然《长编》与《宋史》都将诸子的顺序以延朗“领衔”，那他分明应为长子。惟一的问题是牺牲的杨延玉，他与延朗，孰为老大，史书中没有交待。因为有可能老大牺牲后，由老二领衔。延朗即延昭，或称杨六郎，他在兄弟七人中并不排行老六，是可以肯定的。

    宋末元初徐大焯著《烬余录》则说，契丹“犯寰，（杨）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字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训使。”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认为，上述“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为长子，延昭为六郎，则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徐大焯把延朗、延昭判为二人，将延玉改为渊平，并未标明出自何处，而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殊使人不解。

    《宋史·杨延昭传》开头就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东都事略·杨业传》也曾明白交代：“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延昭。”宋真宗时，迷信道教，尊道士赵玄朗为“圣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圣祖名上日玄，下日朗，不得斥犯”。此年十一月，改地名朗州为鼎州（《长编》卷七十九）。就是说，杨延朗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才改的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徐大焯《烬余录》中所谓的延朗兄弟之排行。而其他元代杂剧和明代小说演义之类，也都将延昭、延朗分为二人，往往把延昭、延朗分别排为老四和老六，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杨延昭为什么被称为“杨六郎”呢？一般认为，这是延昭在杨氏宗法大家族中的排行，即在同一先祖的同辈兄弟中的排行。据史书记载，杨业有弟弟杨重勋，为麟州刺史。有学者指出，杨业之长子与其叔父之子一起排行的话，一般也不会排行老六。如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所载，重勋有子杨光康，系延昭之堂弟，所以在家族的大排数中，延昭也不居老六。当然，杨业是否还有其他兄弟、堂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晋乘搜略》说延昭“小字（乳名）六郎”，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词。

    《长编》、《宋史》、《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书说杨延昭是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或说古代往往以天上星宿比拟世间大人物，如唐代大臣狄仁杰，被誉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契丹称宋为“南国”、“南朝”，就有可能赞许杨延昭为“南斗”，而当时“南斗六星”已为习惯语，久之“六星”或昵称“六郎”，这样“杨六郎”的称呼就出现了，这和称杨业为“杨无敌”是同一意思。此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又是一种主观蠡测而已。

    穆桂英与杨宗保

    杨家将中穆桂英之形象，也可说是家喻户晓。她不但貌美端庄，且武艺高强，曾挂帅率领宋军抗辽，保家卫国，是杨家将中之巾帼英雄。其夫杨宗保也是少年英雄，其武艺韬略更胜其父辈，指挥宋军，大破辽兵天门阵，给契丹以致命打击。然而，正史中却没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宋人笔记中也没有其夫妇相关的事迹，她们是否为小说戏曲中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小说戏曲中，穆桂英是穆羽的女儿。穆羽字洪举，河南人氏，做过汝州兵马统制。穆桂英从小在父亲的传授和熏陶下练习武艺，练得一手百发百中之箭，舞得一口威武有力之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占据山东穆柯寨，为一寨之主。杨宗保率宋军抵抗辽兵，为了破辽军的天门阵，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的大斧，而这“降龙木”只有穆柯寨中生长有两株。穆桂英不同意借用此木，杨宗保便率孟良、焦赞诸将攻打穆柯寨。宗保在战穆桂英时，桂英卖个破绽拍马而走，宗保以为得胜便乘势追赶，不防被她用箭射中坐骑，翻身落马，被押回山寨。穆桂英倾慕宗保的英武刚强，亲解其缚，主动求爱，两人即日成婚。于是，穆桂英带上“降龙木”大斧，帮助杨家将大破辽兵的天门阵，取得抗战的胜利。

    小说戏曲中，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与正史不同。《宋史·杨延昭传》、《隆平集》等史籍，明明说延昭之子是杨文广，而没有杨宗保其人。如《隆平集》载：“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杨文广或是延昭的第三子。而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则说，延朗（即延昭）之子名充广，充广之子名贵迁，贵迁有三子，曰光震、光荣、光明。光震有子五人，曰文广、文真、文锡、文贵、文宣。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中间隔了好几代，不知其所本。而文广与其曾祖充广，同用一个“广”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估计这家谱有伪造的嫌疑。总之，都不见杨宗保其人，应是小说家的虚构了。只有《烬余录》说：“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大概是沿袭宋元话本的说法。

    小说戏曲在述说杨宗保攻打天门阵后的活动，有“兵征西夏”诸事，这和杨文广的事迹颇接近。《宋史·杨文广传》载：宋神宗熙宁初，杨文广任兴州防御使，在秦凤副都总管韩琦属下，筑城抵御西夏军马，在西夏军退却时，文广遣军追袭，斩获甚众，得诏书褒谕，曾长期领兵抗击西夏。后迁官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熙宁七年（1074），辽人来争河东地界，双方在代州开会协议。文广献出阵图，并提出袭取幽燕的战策。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去世，朝廷“赠同州观察使”，这又与《烬余录》所说的杨宗保的官位同。有学者以为，杨宗保就是杨文广的影子，小说家将一人拆成父子两人，以增加杨家将故事的传奇色彩。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杨延昭有三子，宗保有可能与文广是兄弟。《欧阳文忠公集·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云：其墓主“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是说宋仁宗有宗室族弟赵宗保，恰与杨宗保同时，或因与皇家宗室同名，于是将杨宗保改为杨充广，或为杨传永。是否有此可能，不得而知。

    最近更有一种令人瞠目的说法。是说前些年在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一块北宋杨老令公的停灵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述：“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人道而为观焉。”于是，有人相信此碑所记，认为杨宗保是杨业的孙女，杨延昭的女儿（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报道）。就是说杨宗保实有其人，但是位女性。那么，难道是后人把这位女性杜撰成一员威风凛凛的大将？其实，北宋时人们记事不可能出现“北宋朝”这样的名称，就是说这碑记绝不会是出自北宋时人的笔迹，至少是数百年后有人所作的一个追记，那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穆桂英的姓名与事迹，不见于宋人的有关史籍。但在雁门关南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遗事传说，及与其事迹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山西繁峙县北三十里有穆桂英山；县西南有“木阁村”，据说“木阁”原是“穆柯”的转音。浑源县城南也有穆柯寨。并有穆桂英攻打浑源的传说。这些地方，正是宋辽边界的交错区域，当年许多战争在这一带展开。小说戏曲中的“山东穆柯寨”，如系指恒山或雁门山之东，就和这些地区颇为接近。

    乾隆《保德州志》卷二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尤其故地云。”该部方志中，断断续续地记述着杨家将事迹，往往与正史比较接近，而很少元明小说戏曲的影响，比较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记载，是杨文广娶慕容氏为妻，“慕容”二音相拼，也就是“穆”音。“慕容”氏转为“穆”氏，正如“折太君”转为“佘太君”。慕容氏为西北边地的鲜卑族姓，骑马“善战”也正是穆桂英的形象。杨家将长期在西北地区守边，其子孙中有娶鲜卑族女子也并不奇怪。由此，穆桂英或为杨文广的妻子，原姓“慕容”，为鲜卑族人。

    宋濂的《杨氏家传》载，杨充广持节广西时，娶穆族女子为妻。穆族居桂、贵、湘交界地区，或称木族，其酋长自称木天王，以有田禾的山谷名柯，酋长居于有田禾的寨子名穆柯寨。查《宋史·杨文广传》，文广早年曾官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样的话，穆桂英也有可能是广西穆族或木族，有一些小说中就称“木桂英”。总之，在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之前，上述种种说法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杨家将八贤王的轶事

    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皇帝偏袒奸臣的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或将奸臣绳之以法。在《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并不小。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他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就是说杨家将由北汉降宋，八贤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佘太君或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六郎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抗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又在八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病殁于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年间，八贤王时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许多戏曲小说中，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的小儿子，《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病故，才二十三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为什么戏曲小说中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有人认为，八贤王或许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得知后更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当指宋太宗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惟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问题是翻遍宋代史籍，都找不到这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

    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其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直力量的化身。以后又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诸剧，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抗辽事业联系起来，留传民间，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总之，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他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事迹、生平相对应、吻合的人物，八贤王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宋朝大将曹彬

    曹彬是宋初名将，两宋其实名将不少，然而，独曹彬久负盛名，声誉最高。有宋一代，曹彬被誉为“勋业最隆、功冠群雄”的“本朝第一良将”，极为引人注目。后世对他也推崇有加，盛名一直不衰。那么，这位名声显赫的大将，究竞有哪些了不起的战绩军功，值得人们如此推崇呢？近有学者在考察了曹彬的生平战绩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负盛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又何在呢？

    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亲曹芸，为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可谓出身将门。据说他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布放床席之上，观其所取，他左手拿起武器戈，右手取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抓住一官印，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人们颇觉惊异。

    后汉乾祐时为成德军牙将，后周时补供奉官，迁河中都监。出为晋州兵马都监。入宋，迁客省使，以战功改左神武将军，俄兼枢密承旨。在太祖、太宗朝，他披坚执锐，平后蜀、攻太原、伐江南、征北汉、战契丹，南征北战，为北宋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君主宠信，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999）卒，享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是宋代第一位死后全国举哀的武臣。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并与名相赵普一起配享太祖庙庭。可谓生荣死崇，地位显赫。

    欧阳修《归田录》赞道：“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李攸《宋朝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宗锷《曹彬行状》，都称颂曹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宋人有关称誉，不胜枚举。后世也对他推崇有加，盛名不衰。

    20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其凡在认真考察了曹彬生平及其战绩之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而负盛名，并对宋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纵观曹彬一生，他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乾德二年（964）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平定后蜀之战。曹彬以枢密承旨为都监，随刘光义军进蜀。在曹彬的严禁约束之下，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褒奖。然而在平定后蜀，留驻成都的日子里，诸将争功而竞相掳掠，民众还是大受侵扰。战后有谓“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于是受朝廷特赏，升为宣徽南院使，跻身大将之列。但此战他并非统帅，且后蜀政治腐败，已不堪一击，没有经历激烈战斗，更未见曹彬有什么奇计巧谋。总之，这次战役决无可夸口的战绩使他得以称为名将。

    第二次是开宝七年（974）正月至次年十一月的平定江南之役。这次曹彬身为统帅，率军沿长江东下。包围其首府金陵（今南京）之时，曹彬称病，诸将来问候，又提出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以约束将士，禁止掳掠，众将许诺，使富庶的江南及首府金陵免遭战争洗劫。班师之时，曹彬船中只有图籍和衣衾而已，这一功勋为人称颂不已。献俘开封，官升枢密使。平定江南是曹彬一生最得意之战，然而此战是以强对弱，在南唐国势日颓之时，曹彬率十万大军，却打了一年多才把江南平定，尤其是围困首府金陵近十个月，才得以攻破。可以说治军不严，姑息太过，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主帅难辞其咎。

    第三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至五月的平定北汉之役。宋初，曹彬曾经在他将麾下几次率军与北汉作战，取得过一些小胜。开宝二年（969）随太祖进攻太原，战败而回。此次是随太宗出征，虽然攻灭了北汉，但曹彬在其中并没有指挥战斗，自然也没有什么谋略和战绩可言。接着太宗乘胜北伐，结果与辽军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回。

    第四次是雍熙三年（986）正月至七月的北征攻辽战役。此战，曹彬统率约二十万人马为东路主力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向辽南京（幽州，今北京）进发。开局颇为顺利，曹彬率军很快攻占了歧沟关（今河北）和涿州（今属河北）等地。三月与辽军相持在涿水以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只得放弃前所攻占之地，退回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得知消息后，认为指挥失策，令他与东路军副帅米信的军队集结，养精蓄锐，等待战机。此时，中、西路军捷报频传，东路军为了争回北征主力的面子，再度向涿州进发。因辽军以轻骑不断偷袭，曹彬命军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然而此举，使将士们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多天。大军到达涿州，发现辽国大军已埋伏于涿州东北，曹彬连忙决定撤退，而辽军精锐开始了全力追击。

    五月，宋、辽主力激战于歧沟关。宋军逐渐被辽军包围，宋军只得以粮车环绕自卫，实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到辽军袭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率军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又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又被辽军追上，一阵砍杀，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至此，宋军主力伤亡惨重。损失十余万之众，导致全线崩溃，雍熙北征以惨败告终。这次战败使宋朝北部边防极大削弱，辽军乘胜南下，河朔震动。时议认为，北征输得如此惨烈，主要是将帅疏于韬略，指挥无方所致，其中曹彬之无能最为明显，不堪为帅，实为庸将。

    总之，曹彬作为大将，既无指挥才能。也无神机韬略，更无出色战绩，往往指挥无方，应敌无谋，最多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守军法、有仁人之心的庸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庸将得负盛名呢？其一，曹彬为人值得称道。廉洁俭朴，在其他将帅聚敛成风之时，他却身居陋宅，未尝修广，衣着素袍，安于俭德。出使吴越，不受馈赠。后不得不收，却上交朝廷。居朝俸入，常接济族人，非常难得。宽厚谦恭，心胸较为宽广，喜愠不形于色，对同僚和下属都能友好相处，遇小吏亦以礼，接人待物和气，不言人过，不记人嫌，不以富贵骄人，唯以谦恭自处，还常助人于危难之中。读书好学，每次出征，往往带大批书籍回来，勤奋求知，学识益广，能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士也常叹不如。这些人品与涵养，是他获得盛名的重要基础。

    其二，曹彬后裔在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一直地位显赫。其女儿为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其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于北宋时一直隆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大夫自然多行称誉，在当时官修史书中，更是不吝褒奖。曹彬名声之鹊起，且久负盛誉之情况，可以想见。

    其三，朝廷的推崇。宋朝皇帝的御将之道是不求其善战，必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由是，崇文抑武、压低武将的地位，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这些都成为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为将忠实驯良，谨小慎微，这正是统治者最看中的优点，抬其为宋代第一良将，作为武臣的表率，完全符合最高当局的意愿。所以曹彬这样的庸将得以久负盛名，正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看到，宋代真正可以称为名将的北宋狄青，遭猜忌而死；南宋岳飞遭构陷被害；南宋余玠，遭怀疑暴卒……名将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宋代统治者容不得善战名将的铁证。其结果，必然导致军政之不修，兵势之不振，武力之积弱，而屡战屡败，宋室由一统江山，至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古军铲灭，这也叫自食其果吧。

    上述主要是张其凡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不过曹彬之久负盛名，主要还是在赞扬他严肃军纪，不滥杀无辜方面，尤其是江南一役，使城市与民众免遭战争洗劫之功，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誉的。从这方面讲，他也有良将的成分，不是吗？

    名将康保裔的结局

    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成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成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二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惊，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斌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斌传云：守斌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成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南宋将相张浚

    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联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蚧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人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闯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篌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人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理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理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张浚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1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准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入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劈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

    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已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颍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韩世忠墓址在哪里

    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著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像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了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呜、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脊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墓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符，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乾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槨，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浚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天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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