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前期的农民起义

    蒙古贵族在灭南宋的过程中，进行了野蛮屠杀和掠夺，使许多无辜的人民被杀害或被掠为奴。元朝统一后，又推行民族统治政策，对江南人民政治上加强统治和奴役，经济上加重剥削，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贵族的反动统治，自然也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并发动了一连串起义。

    一、陈吊眼起义

    在江南地区一系列的农民起义中，福建地区陈吊眼为首的起义时间最早，规模也较大。陈吊眼，亦名陈弟眼、陈大举，福建畲族人，南宋末年，曾率畲兵隶张世杰部下抗蒙，兵败被迫降元。陈吊眼洚元后，屯戍漳州山区，他日睹蒙古贵族的种种暴行，内心充满了仇恨，他暗下决心，寻找机会，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8月，率众起义，攻占漳州城，“杀招讨傅全一家，官军死者十八、九”。陈吊眼起义后，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山洞山寨八十余所，据险相维，内可出，外不可入，以一当百”。起义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陈吊眼还建立政权，改元昌泰，声威大振。

    陈吊眼起义后，元兵前来镇压，起义军据险固守，久攻不下，元政府又调集闽、粤、浙、赣四省军队，以完者都为镇国上将军、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高兴为右副都元帅，率大军围攻。

    畲民是力逃避赋役和战乱而进入山区的一些贫苦农民，他们居于洞穴和山寨中，没有积畜，在元军的围困下，十五座山寨失守，渐渐不支，陈吊眼乃杀其妻子，走保千壁岭，决心斗争到底。高兴攻千壁岭不能下，乃大耍阴谋诡计，“诱吊眼释兵而语，吊眼下至中半中，公（高兴）上与语，遽接其手，掣下吊眼”，将他逮捕，押解到漳州杀害，起义失败。

    陈吊眼起义一度攻占漳州，进兵汀州（今福建长汀），占领了大片地区，队伍发展到十万人，坚持斗争近两年之久，使“闽中震动”。响应陈吊眼起义的很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邵武的高日新起义，福州的林天成起义，南剑州有丘细春起义等，沉重打击了元朝统治。

    二、黄华、欧南喜、黎德起义

    黄华，福建建宁府政和县（今福建松政）人，至元十五年11月，曾“集盐夫，联络建宁、括苍及畲民妇自称许夫人为乱”，后失败降元，曾被元政府任命为建宁路总管。蒙古贵族在福建横征暴敛，任意杀人，激起福建人民的不断反抗，在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至元二十年（1283年）8月，他又重新起义。

    黄华起义后，据政和县城（今属福建），用宋祥兴年号，起义军“剪发纹面，号头陀军”，由于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扩大到十万人，分兵攻打崇安（今属福建）、浦城（今属福建），破松溪（今届福建），攻古田（今属福建），并包围建宁府（今福建建瓯）。起义军到处攻杀蒙古官员，“杀掠不可胜计，声摇闽粤”。在黄华起义军的影响下，12月，浙东有“吴提刑者，居青田之鸬鹚，与政和贼华通，复谋叛，用宋祥兴年号，铸两浙安抚司印”。有些元朝地方官也起而响应，可见这次起义的声势和影响是很大的。

    当时，元朝政府正准备进攻日本，以扬州为基地，集中了以刘国杰为首的大量军队和战争物资。元世祖获悉黄华起义后，立即下令刘国杰率精锐部队，会同江淮参政伯颜前往福建，又令两浙、福建的地方驻军配合，共同镇压。浙西道宣慰使高兴率兵向起义军反扑，激战于铅山（今属江西省），起义军失败，损失八千多人。再战于武夷山分水岭，起义军又败，高兴侵占嘉禾。黄华率领起义军急攻建宁，高兴率军南下，与福建军队南北夹击，起义军再败，叶都统，梁都统被俘，黄华撤离建宁，走保江山洞，高兴尾追，至正二十一年（1284年）正月，黄华最后的根据地赤岩山，也被元军攻破，黄华麈战半日，杀伤大量敌人后，赴火自焚死，其妻子及二弟也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在镇压黄华起义的过程中，蒙古兵“所至辄杀掳平民”，在杀掠之后，还“多奴良民以归”，把许多劳动人民掳去当作奴婢。因此，“兵后市井丘墟”，荡然无存，严重破坏了生产，造成一场大的灾难。

    黄华起义时，在广东地区还爆发了、欧南喜、黎德领导的起义，这次起胀由元朝府推行食盐专卖政策引起的。食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由于元朝政府垄断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盐价很高，质量很差，因此，私盐流行。为了确保盐税收入，元朝政府严禁私贩，对私盐贩处罚很重。为了对抗官府的追捕，他们往往携带武器，因此，私盐贩很容易与农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形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年），私盐贩陈良臣就曾经组织东莞（今属广东）、香山、惠州（今属广东）等地的私贩一万多人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2月，欧南喜又在这一带发动了起义。

    欧南喜的身世，蒙古贵族称他是“群盗”，很可能也是私盐贩出身。欧南喜把被打散了的起义群众又组织了起来，据记载，他“聚其党至十万人，僭称名号，伪署官职，攻陷城池，戕杀吏民”，已是一支相当大的队伍。欧南喜起义后，自称王，并设立丞相、招讨使等官，他们进攻地方官府，大杀封建官吏和地方豪绅，表达了人民反抗元朝残暴统治的愿望。欧南喜率领起义军南下，2月十9日，到达东莞、博罗（今属广东）两县交界处，元广东道都转运盐使合刺普华率兵来犯，起义军分据要害，给元军以迎头痛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起义军获得全胜，生擒合刺普华，并将其处死。当时元朝正对占城（今越南南部）用兵，南运粮道也被起义军切断。欧南喜乘胜进兵广州，起义军声威大振。

    这时，在广东还有黎德为首的一支起义军，这支起义军主要在海上活动，他们拥有“战船至七千艘，众号二十万”，以海州（今海南海口市）为根据地，四出攻击，不断拦截元朝运粮交趾的海船，给元朝统治者以很大打击，黎德还与欧南喜的起义军联合作战，陆战、海战互相配合，广东全境为之震动。

    后来，元朝统治者抽调大量军队，从四面对起义军发动围攻，起义军人数虽多，但武器不足，逐渐由优势变为劣势。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11月，欧南喜、黎德攻广州，“其别将吴林以八百艘围冯村”。双方水军在海上展开激战，结果攻广州未成，永军也为元将王守信战败，起义军伤亡惨重，又未能突围转移，欧南喜、黎德与其都督，丞相、兵马钤辖等主要将领被俘，均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三、钟明亮起义

    钟明亮，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封建士大夫称他力“草间匹夫”，可见他是一个贫苦农民。元朝统治者远征交趾、占城等一系列的战争，在江南沿海各地征集粮食、船只，所任官吏又“皆贪饕邀利之人”，因而激化了阶级矛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冬，钟明亮率众于汀州发动了武装起义。

    钟明亮起义后，“拥众十万，声摇数郡”，他们主要活动于今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处。在福建，起义军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南剑及邵武渚道”，并攻打漳州等地；在江西，主要活动于赣州、南安（今江西大余）、建昌（今江西南城）诸路；在广东，起义军主要活动于循州（今广东龙川）、梅州（今广东梅县）等地。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3月，循州起义军万余人攻淖浦；泉州起义军攻长泰（今属福建）、汀州、赣州等地。在钟明亮起义军阶影响下，今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都纷纷起义，如畲族起义军千余人，攻龙溪（今属福建）；广东的邓大獠、刘大撩分据前后寨，率领少数民族起义军攻肇庆（今广东肇庆市）；4月，广东的董贤举等七人，亦“皆称大老，聚众反，剽掠吉（今江西吉安市）、赣（今江西赣州市）、瑞（今江西高安）、抚（今江西抚州市）、龙兴（今江西南昌市）、南安（今江西大余）、韶（今广东韶关市）、雄（今广东南雄）、汀诸郡，连岁击之不能平”，元朝政府虽然从江淮、福建、江西等地抽调大量兵力，但仍然不能将各地起义军镇压下去。

    在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中，钟明亮丰富了白己的斗争经验，当元朝大兵压境，敌我力量悬殊时，他从不正面出击，而是采取迂回战术，避开敌人的优势兵力，击其薄弱环节，这不仅保存了自已，而且往往能歼灭敌人，取得胜利。元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王恽说：钟明亮“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轶”，使官军疲于奔命，无可奈何。因此，他建议在军事镇压的同时，还应派“重臣”劝降，软硬兼施。后来，在招降失败之后，元朝统治者又增派军队，并“立主帅，专号令”，以优势兵力向起义军发动围攻。钟明亮在敌强我弱，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5月，率起义军一万八千多人向元政府伪降。伪降果然奏效，元世祖即下令“江淮、福建，江西三省所抽军务还本翼”，解除了对农民的包围。经过一段休整，同年闰10月，钟明亮又“以万人寇梅州（今广东梅县）”，再次起义。钟明亮重新再起后，“江罗等以八千人寇漳州，又韶、雄诸贼二十余处皆举兵应之，声势张甚。”在钟明亮的影响下，各地的反元斗争又进入高潮，“婺州（今浙江金华）贼叶万五以众万人寇武义（今属浙江），杀千户一人”，“漳州贼陈机察等八千人寇龙岩，执千户张武义”，广东则有陈大獠、阎大獠，曾大獠、萧大獠等瑶族人民起义，湖南地区的瑶人也纷纷起义，外攻破酃县城（今届湖南），连州（今广东连县）、道州（今湖南道县）等城。

    钟明亮再次起义后，元世祖下诏，斥责月的迷失：“钟明亮既降，朕令汝遣之赴阙，而汝玩常不发，致有是变”，要他立即与江西，福建合兵围剿。11月，湖南、广东、江西的瑶族人民起义军遭受重大挫折，形势又复恶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2月，钟明亮为摆脱困境，再向元政府伪降。元世祖下令将钟明亮解送大都（今北京市），江西行省管如德久留不遣，明亮复率众攻赣州，第三次举起反元大旗。但随后不久，钟明亮就病故了。

    钟明亮的再降而复起，元朝士大夫颇为感慨地说：“上烦庙堂应接，渚省奔赴，竭数载之力，仅得明亮至军前一面。而诈降无实，做睨反复，气凌威铄，未尝获一交锋决胜，明亮竟偃然得保首领以殁。”承认镇压钟明亮是失败了。

    钟明亮死后，其影响依然存在，“众犹畏服，止奉一木主尔，藉其虚声余烈，尚能统御所部，不即降溃。”可见他在起义军中的威望，但是，起义军务部之间，总是不能密切配合，缺乏统一的行动方针，因此，当元军以优势兵力围攻时，便被各个击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钟明亮起义便完全失败了。

    元朝中期的农民起义

    1294年，元成宗即位后，元朝进入它自身发展的中期阶段。

    这时，蒙古贵族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已经基本稳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内，元朝统治者加重了对各族人民的搜括，税额不断扩大，至延祐初，税额“比国初已倍五十矣”，因此，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这一时期内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却此伏彼起，连续不断。

    一、田万顷领导的施溶州人民起义

    湖南西部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不堪蒙古贵族的统治，早在元兵进入湖南之初，保靖州（今湖南保靖）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等就曾举行武装反抗，后田万顷因失败降元，泊崖洞被改为施溶州，以田万顷任知州。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田万顷以施溶州为据点，又重新发动了反元起义，与楠木洞孟再师、桑木溪鲁万丑等起义军互为声援。4月，元世祖病死，元成宗即位，大赦天下，并派人招降田万顷、鲁万丑、孟再师等起义军领袖，被坚决拒绝。

    9月，元成宗令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刘国杰率佥院唆木兰及诸翼万户前往辰州（今湖南沅陵）镇压，元军犯明溪，鲁万丑据会溪之上游，毫不畏惧，率领起义军从水陆两路迎击元军，杀千户崔忠信、百户马孙儿。10月，元军增兵犯桑木溪，鲁万丑以一千人迎击，为元军所败。元军沿溪逆流而上追击，万丑又以二千人阻击，也因寡不敌众，未能取胜，起义军退往石农次。石农次地形峻险，起义军分道扼守，元军不能入。

    11月，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统率沿边隘丁增兵辰州，刘国杰会集各，路元军，问计于诸将，元将田荣祖说：“施溶，万顷之腹心，石农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断其臂，而后腹心乃可攻。”这一毒计被采纳，刘国杰以土人为向导，并绘制地图，标以路径，“命佥院唆木兰、万户阔脱、忽都海牙、拜兰、马继祖从澧州武口道进，身率万户别里哥不花、朵落解、倪全、田兴祖从会溪、施溶口入”，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田万顷的根据地进攻。不久，石农次失守，施溶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12月28日，施溶，楠木洞陷落，田万顷等被俘牺牲。随后，其他据点也相继失守，鲁万丑降元，起义失败。

    二、刘六十领导的赣州人民起义

    元成宗即位之初，元贞元年（1295年）6月，即“昭、贺、藤、邕、澧、全、衡、柳、吉、赣、南安等处，蛮寇窃发”，在今江西、湖南、广西等广大地区内爆发了少数民族的起义，但由于这些起义非常分散，各自为战，力量未能集中起来，所以不久便被元军各个击破，镇压下去。

    元贞二年（1296年）7月，江西赣州又爆发了刘六十为首的起义。刘六十，又称刘季、刘贵，赣州兴国县（今属江西）笼坑人，他“撰妖言，张伪榜及刘季天旗，自称刘王，刻‘皇汉高祖广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设朝殿，开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宣言止杀宫中人”。刘六十称王设官，建立政权。这支起义军提出了“止杀官中人”的口号，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各级封建统治的代表——官僚，因此，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上万人。8月，起义军进攻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今属江西）。元朝统治者派兵镇压，但“主将观望退缩”，不敢与农民军对阵，因而起义军“势益盛”。后来，元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增兵赣州，他看到起义军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感到单靠武力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此他决定用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对付起义军。他不用大兵，只带了亲信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前往。到达赣州后，他首先“捅官吏害民者治之”，惩治了几名贪官污吏。这一欺骗手段果然有效，“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董士选至兴国县，当到达离起义军据点不远的地方时，他“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变之人，悉置于法”，进行武力威胁，软硬兼施，结果“民争出请自效”，不少起义军上当受骗，放下武器，向元军投降。10月，董士选乘机向起义军根据地猛攻，刘六十兵败被俘，遭到残酷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起义军将士一百多人。

    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了四个月，最后失败。

    三、蔡五九领导的宁都州人民起义

    刘六十起义失败后，农民起义虽然进入低潮，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而已。人民由公开的武装反抗，转入佃户抗租、驱口逃亡以及通过宗教结社等形式，秘密组织群众，等待时机再起；每遇天灾，农民乏粮，面临饿死的威胁时，饥民们便采取聚众抢粮的形式，与封建统治者斗争。

    经过一段表面的沉寂状态后，延祐二年（1315年），在江西赣州路宁都州，又爆发了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起义。《元史》卷二十五《仁宗记》：“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呢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信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这次起义是由元朝政府的括田增税引起的，延祐元年（1314年），元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下令“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名义上是为了检括隐漏赋税的田亩，而实际检括中，“富民黠吏，并缘为奸”，地主勾结官吏，具田愈检愈少，而贫苦农民的土地则愈检愈多。为了增加税额，弊端丛生，检括中指荒为田，或借机敲诈，甚而平毁墓地，拆掉房屋，虚报田亩。当时江西的情况最力严重，“江西经理田粮，民不堪命，赣为甚，宁都又甚。”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逼死不少人命，终于使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农民起义。

    延祐二年（1315年）4月，宁都农民蔡五九召集一部分贫苦农民，聚会于兔子寮五王庙，杀猪置酒，执锡楞枪刀，祭告天地，蔡五九自称洞主，宣告起义。6月，蔡五九率众向周围地区发动进攻。7月，宁都知州率兵镇压，被农民军打败，杀同知州事赵某。农民军乘胜追击，逼近州城，蔡五九指挥攻城，很快占领四关，元兵来援，农民军主动撤退。元兵尾追，与农民军激战于延福里，农民军佯败，设伏兵，大败元军。农民军乘胜反攻，再次包围宁都城。8月，农民军不断扩大战果，进军福建，破汀州宁化县（今属福建）城，蔡五九自称蔡王，汀州、漳州、泉州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将乐县地方官吓得弃城逃亡，农民军声威大振。

    蔡五九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元朝统治者大为震惊，9月，江浙、江西两省联合镇压，增兵宁都。为保存实力，农民军突围，元军尾追不放，农民军力“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涨不可渡，溺死过半”，损失严重。农民军再战于石城（今属江西），又败，蔡五九退往兔子寮木麻坑，复为元兵包围，战败被俘，惨遭杀害，持续半年之久的宁都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四、云南彝族人民起义

    大德五年（1301年），在云南地区也曾爆发彝族人民的起义。蒙古贵族为掠取金银宝物，成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设万户四员，由四川、云南等省调集军队二万余人，以中书右丞刘深为统帅，远征今云南南部的八百媳妇地区。元军进入云南八番地区后，不断“调兵供馈”，不仅向彝族人民勒索钱粮、马匹，还向他们征调夫役，致使“民为竭产，役夫死者相枕藉”，许多人破产身亡。彝族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反元大起义。

    5月24日，云南彝族土官宋隆济，顺应人民的要求，号召彝族人民起义，人民在“身死行阵，妻子为虏”的威胁下，举起了义旗。起义人民以宋隆济为首，团结八番地区的苗、仫佬等少数民族，向元朝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6月18日，宋隆济率起义军四千多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另外，云南水西彝族也遭到元朝统治者金币、马匹的勒索，元“师过其境，不堪蹂躏”，彝人在土官阿那之妻折节（又名蛇节）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史称折节“健黠而能兵”，“有权略，诸蛮咸听其命”。折节很快与宋隆济联兵，向元朝统治者发起进攻，破贵州（今广西贵县），杀知州张怀德；元河南诸翼征行万户、昭勇。

    大将军张弘纲率兵前来镇压，也被起义军打死。在起义军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今云南镇雄）、武定（今云南武定）、威楚（今贵州楚雄）、普安（今属云南省）等地的少数民族人民“望风皆叛”，纷纷响应起义。各地起义军利用熟悉山川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烧府库、杀官吏，到处袭击元军。在彝族人民起义军的打击下，以刘深为首的元兵“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刘）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不仅远征未成，且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

    11月12日，元成宗下诏增兵云南，令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为统帅，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为副，统兵二万镇压云南彝族人民起义。大德六年（1302年）春正月，刘国杰至沅州（今湖南芷江），2月，与四川宣慰使汪惟勤会兵于播州（今贵州遵义）。10月，刘国杰率湖广、云南、四川三省蒙、汉军三万人及思、播二州土兵一万人，分道向起义军发动围攻。在军事进攻的伺时，刘国杰也“遣使扭谕”，妄图瓦解起义军，但遭到折节的严辞拒绝。彝族起义人民在折节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后四十余战：“贼兵劲利，且多健马，官军失利。”起义军虽初战取得了胜利，但11月后，形势出现逆转，折节为元将宋光所败。大德七年（1303年）2月，折节再败，被包围于何加寨，力尽被俘，惨遭杀害。

    折节失败后，宋隆济起义军孤立无援，在优势元军的围攻下，也接连失利，后兵败被俘牺牲。至此厂彝族人民起义失败。

    五、朱光卿、棒胡领导的农民起义

    元朝中期，除各地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外，广大汉族人民也多次发动起义，但由于蒙古贵族对汉族居住区统治比较严密，驻军较多，一旦发生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因此都未能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起义。在一连串的汉族人民起义中，以朱光卿、棒胡领导的起义影响较大。

    后至元三年（1337年）正月2日，广州增城县（今属广东）

    朱光卿发动了武装起义，同时起义的还有石昆山、钟大明等。朱光卿起义后，改元赤符，宣布建立大金国。在朱光卿起义的影响下，4月5日，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农民戴甲、聂秀卿、谭景山等秘密制造武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以宗教形式组织群众，响应朱光卿起义。两支起义军互相配合，向博罗城（今属广东）发动进攻。元朝统治者立即命令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指挥使狗札里率兵镇压。7月，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等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其余众散于民间，等待时机再起。

    这年2月1日，在汝宁信阳州（今河南罗山）还爆发了棒胡领导的起义。棒胡，又名胡闰儿，陈州（今河南淮阳）人，“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击技如神，远近闻者称棒胡。”他“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的形式组织群众，有信徒一百多人，其徒胡山花等都善于使棒。可见，棒胡也是利用宗教秘密组织发动了群众。起义后，开州（今河南濮阳市）人辘轴李、陈州人棒张等皆起兵响应。棒胡起义军很快攻破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鹿邑（今属河南）等城，并焚陈州，屯兵于杏冈。元朝政府令河南行省左丞庆童率兵镇压，农民军在鹿邑冈战败，棒胡被俘，后送到大都（今北京市）被杀。起义不到一个月，便失败了。

    朱光卿、棒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震撼了中原元朝统治，也加深了蒙汉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的影响下，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即将在沉睡的中原地区爆发。

    元朝前期、中期农民战争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从1279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开始，直到1351年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为止，这七十年内，虽然是元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时期，但各族民反抗元朝统治的斗争却一天也没有停止。由于时代和元朝统治自身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了下去，但对元朝的统治政策和元朝社会的发展，却有重要意义。

    一、起义特点

    （一）农民起义的次数多、地域广

    历代王朝建立之初，不论时间长短，都有一段比较稳定的统抬时期，但元朝不同，从它建立伊始，就存在着人民的武装反抗。1279年元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后，人民的反抗斗争依然此伏彼起。元世祖统治时期，号称元朝的“至治”时代，但人民的武装起义也是接连不断，据不完全统计，在灭宋后，元世祖统治的十五年内，见于记载的较大规模的起义就有上百次之多。其后的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统治时期，农民起义也是无年无之，而元顺帝统治的前期，各地更是“群盗纵横……寇贼猖撅”，元朝农民起义次数之多，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从起义的范围看，不仅江浙、湖广、江西、云南等行省，即原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人民起义也接连不断，而山东、河北、山西等元朝统治的中心，即直属元中央的腹里地区，人民的武装反抗也不断发生，即使地处极北的辽阳行省的库页岛以及岭北行省的蒙古高原上，也发生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族人民武装起义，起义地域之广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元朝统治时期，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地压迫、剥削各民族的人民，各地区的阶级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因而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就一直没有停止，所以，元朝的农民起义便呈现出次数多、地域广的特点。

    （二）少数民族起义特别多

    在元代前期和中期的农民起义中，少数民族起义特别多，而有些起义还是土官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发动和领导的，这是这一时期农民起义的又一特点，元朝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广袤的元朝疆域内，居住着许多民族，民族成份复杂，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也很不一致，但许多民族先后都举行了武装起义，反抗元朝的统治。居住在江浙行省的畲族，在蒙古军攻占临安后不久的至元十三年（1276年）4月，便在许夫人的领导下，组织畲军，进行了反元斗争，支援了在福建抗元的张世杰。至元十五年（1278年），许夫人又联络建宁（今福建建瓯）的黄华起义军，畲汉两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元斗争。至元二十年（1283年）

    在广东起义的黎德，是一个“洞獠”，也有的记为“土豪”，可见他是少数民族首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7月，云南乌蒙彝族人民在其酋长阿蒙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进行武装反元，元朝政府调四川、云南行枢密院的军队将共镇压下去。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活动于福建、广东一带的钟明亮起义军也是以畲族为主体的。

    至元二十六年（12s9年）后，湖南瑶民发动的武装起义，其领导入曾大獠、廖大獠、萧大獠、陈大獠等，也都是各地瑶族首领。

    大德五年（1301午）云南土官宋隆济领导瑶族人民起义，反抗元朝政府的征发调遣，另一位瑶人起义女领袖折节（蛇节），是一位土官的夫人。泰定二年（1325年）在广西起义的潘保也是一位“瑶酋”。总之，元朝中期，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山区的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少数民族起义之所以如此频繁，主要是蒙古贵族加重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剥削造成的，宋朝时，少数民族地区赋税较少，徭役更轻，而元朝则不同，它不仅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与搜括，同时对各少数民族也不放过，土官酋长也遭受损失，所以，一些首领人物也起来反抗元朝统治。

    （三）起义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

    元朝前期的农民起义，往往将主攻矛头指向蒙古贵族和元朝的各级文武官员，而对南宋的抗元残余力量则给予支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陈吊眼和畲族妇女许夫人起义后，有众十万人，他们曾支持张世杰的抗元斗争。在湖北一带领导起义的傅高，也曾支持陈宜中、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因此，“鄂之大姓多与傅高通”。厓山战役陆秀夫负赵昺投海后，一些农民起义军有的仍然打着赵宋的旗号，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西川赵和尚起义，甚至自称赵宋宗室之后；东莞县张强起义，还以复宋相号召。因此，不少元朝的汉族官和地主也同情或支持农民起义，至元二十年（1283年）12月，“吴提刑者居青田之鸬鹚，与政和贼（黄）华通，复谋叛。”这位吴提刑，当是一位汉族地主。至元三十年（1293年），扛西行省发生农民起义，2月26日，“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由于汉族地主有人暗中支持起义军，因此元朝统治者“申严江南兵器之禁”，严禁汉人持兵器。后至元五年（1339年），11月，在河南行省，还发生了以小吏范孟为首的起义，河南“行省掾范孟”，假传圣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占据开封，调集军队，把守河渡关隘，“孟自称大元帅，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伪官”，设立了新的官员机构，与元朝统治相对抗。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对元朝统治打击很大。农民的反元斗争之所以得到一些汉族地主的支持或同情，其主要原因在于元朝社会中，汉族地主与蒙古族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着民族矛盾，蒙古贵族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对汉族地主的权利进行了种种限制，蒙古统治者不准汉人当高官，不准汉人持兵器，不准汉人掌兵权，只有少数汉族地主上层分子例外；科举是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当官的主要途径，元朝长期罢废科举，后虽一度恢复，但在考试内容、录取名次、数量等方面，对汉人又加以种种限制，这就堵塞了他们的仕途；在法律面前，蒙汉也不平等，犯同样罪，对汉人处罚比蒙古人重得多；即便当了官，汉宫在政治权力及子孙荫叙等方面，也比蒙古人低得多。因此，蒙汉地主之间始终存在矛盾，汉族地主某些人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支持以及地方小吏发动反元起义，正是这一矛盾的反映。

    二、历史作用

    （一）农民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

    元朝初期，中期的农民起义虽然多数规模不大，坚持斗争时伺不长，但同样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农民起义爆发后，其矛头首先指向平日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各级官吏，他们“掠郡县，烧府库，杀县长吏”，所到之处“斩刈剽寇，飘荡震汹……贵臣重将、裨校士马，因是物故者甚众”，农民牢杀文武官吏，没收府库财物，以充军饷，以济贫民，有的还派出小股部队，“突入富家，计其家资”，席卷而去。农民军“朝齐暮赵，朝廷不能制”，州县无可奈何。有些地方官无力对抗，便向农民军求饶，如封丘县尹许义夫，“闻贼至近境，乃单马出郊十里外迎之，见贼数百人，义夫力言：“封丘县小民贫，皆已惊惶逃窜，幸无入吾境’”，农民军笑其无能，乃避而去他，在农民军的打击下，封丘官僚们的狼狈相可想而知。

    （二）在农民起义的推动下，促使元朝进行了政治改革，加速了蒙古族封建化的进程

    蒙古进入中原之初，大肆掠夺人口为奴，南宋灭亡后，“江南新附……强籍新民以为奴隶”，蒙古贵族也曾圈占汉族农民的土地作为牧场。这些野蛮做法，引起了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在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下，蒙古贵族感到他们的统治方式不适应汉族地区的情况，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元世祖统治时期，积极推行“汉法”，不断下诏要蒙古军民在中原进行农耕，禁止破坏禾苗桑枣；禁止掠民为奴尹不准买卖人口，“卖买者两罪之，官没其值，人复为良”；在政治上也沿袭汉族封建统治制度，颁布成文法律《至元新格》，使官员有法可循，改变了政治混乱局面。元世祖还大力兴办学校，提倡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等。这些改革，促使蒙古族很快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使其统治与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相适应，从而促进了蒙汉民族的融合，对元朝经济的恢复发展，有积极的意义。这些都是农民起义推动的结果。

    （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元朝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让步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

    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封建统治者一般都采取某些让步政策以缓和阶级矛盾，元朝也不例外。导致欧南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元朝政府的食盐专卖，这次起义，直接打击了元的食盐政策，因此，在镇压起义后，参与镇压起义的官员便提出“请革盐法之不便者，并劾按察使脱欢奸利之事，罢之。”钟明亮起义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7月，元朝政府“以南安（今江西大庚）、瑞（今江西高安）、赣（今江西赣州市）三路连岁盗起，民多失业，免逋税万二千六百石有奇”。同年12月，泉州爆发起义，元朝政府也下令“免泉州今岁田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8月，世祖下诏：“彬（今湖南彬县）之宜章为广东寇所掠，免今岁田租。”瑶族人民起义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2月，世祖下诏：“江西贼华大老，黄大老等掠乐昌诸郡……

    常宁州（今湖南常宁）民遭群盗之乱，免其田租。”钟明亮再次起义后，至元二十七年（1390年）3月，世祖下诏：“以建昌路广昌县（今属江西）经钟明亮之乱，免其田租九千四百四十七石。”同年6月，因“广州增城、韶州（今广东韶关市）乐昌以遭畲贼之乱，并免其田租。”这些诏令中所免田租，是指土地税赋，并非地主所收地租。蔡五九起义，直接打击了元朝官员在“经理田粮”中“虚张顷亩”，增加税赋的反动行径，因此，在镇压起义之后，延祐二年（1315年）12月27日，仁宗下诏：

    “江西、福建因值贼人蔡五九，李社长作乱……百姓合该夏税秋粮，自延祐二年为始，与免二年。若已纳到官者，准下午数。”这样的免税减租诏令，在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后，屡见不鲜。免税、减租，虽然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但对于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来说，则可以多少改善一下生活和生产条件，这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总之，元朝前期、中期的农民起义，打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遏制了元朝一系列反动政策的推行，使其不得不采取一些让步政策，以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在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元朝的社会经济因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