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白莲教的传播

    一、开河、变钞激化了阶级矛盾

    元朝社会中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趋激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

    陶宗仪《南村辗耕录》中收有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首小令不知为何人所作，但流传很广，“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掏宗仪为元末明初人，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社会状况，认为小令所写“切中时病”。考之史实，也确实如此，引起元末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开河”与“变钞”两项。

    元朝时，奸佞专权，政治腐败，不注意水利的兴修，因此，经常发生水灾，特别是黄河，为害最大。至正四年（1344年）5月，大雨连下二十多天，由于河堤失修，黄河暴溢决口，平地水深两丈多，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6月，又北决金堤，造成特大水灾，沿河郡邑，如济宁路（今山东巨野），单州（今山东单县）、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今属山东）、丰县（今属江苏）、沛县（今属江苏）、定陶（今屑山东）、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以至于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东明（今山东东明南）、巨野（今属山东）、郓城（今属山东）、嘉祥（今属山东）、汶上（今属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等处皆受水灾，“民老弱昏垫，壮者流离四方”。溢出的河水北入会通运河，又使运河决口，济南路（今山东济南市）、河间路（今河北河间）

    的一些州县遭受水患。大水过后，农田颗粒不收，8月，山东已经“民饥相食”；随后又发生旱灾、蝗灾、瘟疫。余阙说：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田莱尽荒，蒿荛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严重的灾害，使人民大量死亡，土地荒芜，饥民数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

    黄河决口，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同时，由于运河淤塞，也影响了漕运，江南粮食不能北运大都（今北京市），京师出现粮荒。再者，河决不修，也“坏两漕司盐场，妨国计甚重”，漕运、盐场遭到破坏，使元政府的收入大为减少，财政发生危机，元廷深以为患，至正九年（1349年）冬，脱脱再任丞相，力主治河，顺帝集百官廷议，都漕运使贾鲁亦言当治，并提出具体修治方案。至正十一年（1351年）乃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十三路民工十五万人，以庐州（今安徽合肥市）等十八翼两万多军队进行监督，调往河上，进行大规模治河。贾鲁的治河方案是“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即开齿黄陵岗一带白茅新河，堵塞决口，使河水经徐州东会淮河入海。

    连年的黄水泛滥和各种自然灾害，已给黄河沿岸人民带来灾难，现在又被强迫征发去开河，这等于火上加油，人民怨声载道。民工到达工地之后，他们的粮食和工钱又受到治河官吏的克扣，处在半饥饿状态中的河工，在军队的皮鞭下，从事极沉重的劳动，人民愤怒极了。

    元顺帝统治时期，由于皇室、贵族、官僚们竞相奢侈浪费和皇帝滥行赏赐，终于造成了国库空虚，出现财政危机，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元朝统治者便企图通过变更钞法，用嫁祸于劳动人民的办法解决，至正十年（1350年）11月，元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对变更钞法，当时也曾有人反对，但无济于事。在权臣右丞相脱脱的主持下，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10月，设宝泉提举司，鼓铸至正通宝钱，并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但实际上鼓铸铜钱甚少，主要印造交钞，竟至“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交钞、宝钞并行，比值不同，交钞为宝钞的一倍，因此，变更钞法，人民以“钞买钞”，宝钞贬值一半，政府发行交钞，实际上成为从人民手中搜刮宝钞的一种手段。更由于发行交钞数量太多，“行之未久，物价腾贵，价逾十倍”，造成物价飞涨，京师交钞十锭（五百贯），竟买不到一斗粟，人民视交钞如废纸，“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总之，变钞使人民受到一次空前的浩劫，而“因用遂乏”，元朝政府的财政走向崩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虽然是元朝的社会矛盾，但开河变钞却是促使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直接导致了元末红巾大起义的爆发。

    二、白莲教的传播

    白莲教，又称白莲宗，其渊源为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东晋庐山东林寺僧慧远所建的白莲社。南宋绍兴（1131—1162年）年间，昆山（今届江苏）僧人茅子元（法号慈照）创立了白莲宗，即白莲教。

    白莲教崇信阿弥陀佛，其教义比较简单，认为信徒只要不断地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还要求信徒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由于它的教义。戒律简单易懂，因而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为了发展巩固白莲教组织，茅子元建立了一套师徒关系，宗门关系，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作为白莲教的中心，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其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排辈命名，这样就建立了密切的师徒关系。从此，白莲教就不再象白莲社那样松散，而形成了打较为严密组织的教门。另外，白莲教为了更广泛地吸收信徒，它还改变了僧人必须出家的旧传统，接纳有妻室的人为僧，这些人木穿僧衣，不剃发，可以娶妻生子，专靠传教吃饭，成为一种职业僧人，当时被称为“在家出家”，或称“有发僧”。这样，就大大便利了白莲教的传播，许多人因为它的教义通俗易懂，又不必出家而入白莲教门，僧徒逐年增多。

    白莲教在南宋时已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对各种宗教采取保护政策，白莲教因而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时“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白莲教的发祥地庐山东林寺也受到保护，元贞元年（1295年），元成宗还封其住持祖訚为白莲宗主，茅子元创建的淀山白莲堂也扩建为普光王寺。十三世纪末，白莲教进入其发展的全盛时期，东林寺、普光王寺是它的两个中心。

    元至十七年（1280年）4月，在江西都昌爆发了白莲教徒杜万一领导的反元武装起义。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广西柳州爆发了高仙道的起义。稍前几年，在彰德（今河南安阳）还爆发了朱帧宝领导的起义，他们均以白莲教的名义发动起义。白莲教的一连串起义，使元政府大为震惊，至大元年（1308年）5月，武宗下诏、以白莲教徒“夜聚明散”，“煽惑人众”，娶妻生子，身子不净等为由，下令取缔，“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许多白莲道人因此而家破人散，白莲教受到沉重打击。随后，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死，仁宗即位，当年7月，曾解除白莲教之禁，但至治二年（1322年）又下令禁止白莲教。经过这两次打击，白莲教徒人数减少，并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元末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韩山童，他出身于白莲教世家，其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今属河北）”，遂为永年人。韩山童继承祖业为北方白莲教主，他宣传天下将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世间就太平了。这些宣传大大超出了“往生净土”的教义，赋予了积极的政治内容，它使处于元朝黑暗统治下的苦难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过去幻想到西方净土去参拜弥勒佛，现在佛的化身明王就要来到人间，人民将会过上幸福的日子。韩山童的这一口号，争取了群众，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当时“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白莲教秘密广泛传播开来，信奉者越来越多，教徒布满中原。

    南方白莲教的首领是彭莹玉，他原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十岁入慈化寺为僧，十五岁开始以南泉山泉水为人治病，“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他以行医疗病为手段，秘密传播白莲教。至元四年（1338年）他与徒弟周子旺曾在袁州起义，起义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有众五千多入，周子旺自称周王。这次起义，很快遭到元兵的镇压，周子旺及其母亲、儿子天生、地生皆被杀害。彭莹玉脱身逃往淮西，在民间隐藏下来，有司虽严加搜捕，但当地人民多方掩护，“卒不能获”。在群众的保护下，彭莹玉继续在淮西一带秘密传播白莲教，为了逃避官方的追捕，他多次改名，故有彭翼、彭国玉，彭和尚等称号。为了传播白莲教，彭莹玉跑遍淮西各州县，江西、湖南、湖北许多地方，都有他的足迹，大江南北的白莲教徒都尊他为彭祖。他是南方白莲教的首领。在传教过程中，彭莹玉提出了“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口号，这—口号对发动长江中游地区的农民参加武装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韩山童、彭莹玉经过十几年的宣传活动和艰苦细微的秘密组织工作，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广大贫苦农民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并且培养出了一大批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为元末农民大起义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

    爆发和初期斗争

    一、韩山童、刘福通颖上首举义旗

    至正十一年（1351午），元朝政府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发十五万民工修治黄河时，北方的白莲教徒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动，韩山童、刘福通等看到十几万民工聚到一起，这是发动起义的一个有利时机，于是便决定起义。

    韩山童暗地里让白莲教徒到黄河工地上服役，以合法的形式将起义的骨干力量集中起来，并在河工中积极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特地雕成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大字，暗中埋在即将掘开的黄陵岗黄河敌道上。当开河挖出了一只眼的石人时，河工们惊诧不已，奔走相告，轰动了整个工地。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在颍上（今属安徽）集会，聚众三千人，“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他们还宣传南宋广王赵昺走厓山，丞相陈宜中逃亡日本，因而发布诏书，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现在要恢复宋朝。

    “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元朝的社会矛盾。

    “贫极江南”，是说广大汉族人民在蒙古贵族的压迫剥削下纷纷破产，贫困到了极点：“富称塞北”，是原居塞北的蒙古统治者通过兼并土地和搜括财富，一个个成了大富翁。这一口号，把民族斗争和阶级矛盾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但是，正当积极准备起义时，却走漏了消息，元兵前来镇压，韩山串被俘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亡武妥山（今江苏徐州附近）

    中，刘福通等也逃出了重围。

    5月三日，刘福通再次起兵，并一举攻占颍州，起义队伍主要由白莲教徒组成，他们头裹红巾，烧香拜佛，因而被称为“红巾军”，也称为“香军”。为了便于吸引更多的人入红巾军的反元起义，刘福通打出了“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明确地表示要打到大都去，推翻蒙古贵族的统治，恢复大宋汉族政权。这面战旗，吸引了更多的群众走上了起义道路，红巾军的队伍迅速扩大。

    刘福通起义后，元朝政府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及各路汉军，由河南行省徐左丞协助前往颖上，镇压红巾军。阿速军是由回人组成的军队，“素号精悍，善骑射”，但赫厮等人“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因此不敢与红巾军对抗，“赫厮望见红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走！走）”临阵逃跑。后赫厮败死于上蔡，徐左丞也因损兵折将被先廷处死。刘福通乘胜攻占亳州（今安徽毫县），杀元徐州兵马使秃鲁。6月，攻占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今属河南）、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属河南）等城，并派兵攻舞阳（今属河南）、叶县（今属河南）等地。

    赫斯的阿速军失败后，同年9月，元顺帝又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领十万元军围攻刘福通起义军。12月，也先帖木儿攻占上蔡县城，农民军韩咬儿被俘牺牲。

    至正十二年（1352年）3月，元兵又攻陷汝宁。闰3月，元廷以平章巩卜班为统帅，率侍卫汉军合爱马鞑靼军，合兵数万，屯汝宁沙河岸，但他不敢与农民军交锋，“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夜来袭营，元兵大乱，自相残杀，四散逃命，巩卜班下落不明，天亮收尸，得其尸死人中。元军溃退数百里，一直逃到项城。巩卜班死后，元顺帝又任也先帖木儿为统帅，统精兵三十余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妄图一举扑灭红巾军。但是，在巩卜班败死之后，元兵已成惊弓之鸟，不敢与红巾军对阵，所以，当进驻沙河后，元兵便不敢前进了。相持不到两月，1日元兵夜惊，四散奔逃，粮食、军资、车辆丢弃如山积，也先“仅收散卒万人，直抵汴梁城下”。红巾军取得了反围攻的巨大胜利。

    二、徐寿辉、赵普胜蕲州起义

    刘福通颍州起义后，对南方的白莲教徒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们感到时机已经成熟，至正十一年（1351年）8月，在徐寿辉、邹普眭领导下，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也发动了起义。徐寿辉，初名真一，蕲州罗田人，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州、黄州（今湖北黄冈）之间。赵普胜是一个铁工，经常为人打制生产工具，他们的职业为其联系群众提供了方便。赵普胜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徐寿辉生得“相貌异众”，起义时被推举为首领。为破除封建统治者散布的天命论思想和坚定起义群众的胜利信心，徐寿辉也象陈胜、吴广起义“鱼腹丹书”、“篝火狐鸣”那样，起义时以神道设教的形式发动群众，“构圣人堂于多云山中，溪水日再潮，溪旁有巨石，状类舣舟，寿辉命筑一穴，判桅其上，祝之曰：‘天祚寿辉，石当扬飘出溪口’。石为行十余丈。寿辉遂决意反。”这一戏剧性的活动，不一定真实，但在当时却发挥了作用，它坚定了农民群众的胜利信心，轰轰烈烈的南系红巾军大起义在蕲州爆发了，他们也头裹红巾，称红巾军。

    蕲州起义后，红巾军队伍很快扩大，9月，攻占蕲水（今湖北浠水），杀蕲州总管李孝先。元朝统治者获悉后，急令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前往镇压。宽彻普化与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率领王府亲兵和新招募的士兵前往蕲水，结果在金刚台被红巾军将领倪文俊打得大败，别帖木儿也被生俘。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红巾军战士的斗志。从此，他们以更大的革命热情和勇气，向元朝反动势力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10月，为便于领导南系红巾军的反元斗争和进一步号召广大群众，徐寿辉称皇帝，“颁万寿历，建元治乎，国号宋。”以蕲水为都城，后又改国号为“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图个吉利。天完政权的中央机构，从已发现的天完铜印来看，与元朝相似，中央有中书省，初称莲台省，设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中书省之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在中书六部之外，是否还有抠密院、御史台、翰林院等机构，限于资料不足，还不能完全证实。天完政府也象历代王朝一样，为对开国元勋表示尊崇，设置了三公等作为大官加衔，如赵普胜曾被封为太师，欧普祥为大司徒等；其地方行政机构，是以后随着占领区的扩大而逐渐建立起来的，最高机构为行省，从现在已发现的天完铜印和文献资料来看，曾经设立过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等；省以下的行政机构，也仿效元朝制度，有路、府、州、县之设，但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天完的军事机构，是否有地方行枢密院之设，由于缺乏史料，也不清楚，但由实物与文献资料证明，它设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千户所、管军百户所，设元帅、总竹、万户、千户、百户等职。天完政权机构的建立，使白莲教徒的起义逐渐脱去宗教的外衣，使南方各地进行武装反元斗争的教徒由分散行动逐渐走向统一指挥。

    三、方国珍浙东起义

    方国珍，又名方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明史》本传称其“长身黑面”，“力逐奔马”，可见是一条健壮的汉子。至正八年（1348年），黄岩一带发生了蔡乱头为首的起义，“行剽海上”，元兵前往镇压，追捕不获，便株连平民。方国珍的冤家陈氏，借机诬他与蔡通，官府派人索捕，国珍大惊，乃向官府行贿求免，但“屡倾资贿吏，寻扑如初”，无济于事，国珍计穷，且无以自白，乃杀冤家陈氏，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侄亚初等聚集避难贫民数千人，逃亡海上，劫夺海运粮船，扣押海运官员，掀起了武装反抗先朝统治的斗争。

    方国珍起义后，元顺帝诏江浙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镇压，追至福州五虎门，“国珍知事危，焚舟将遁，官军自相惊溃，朵儿只班遂被执”。由于元兵自溃，起义军反败为胜，一举生俘参政朵儿只班，取得很大胜利。方国珍的起义，并非为反压迫，反剥削，乃系为私家报仇，实出于无奈，因此，他没有把推翻元朝统治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一心追求的是官位、地盘。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俘虏朵儿只班后，他不仅没有杀掉他，相反还将其视为“奇货”，把他当作了向元廷讨价还价的法码。为了求得官位，方国珍迫使朵儿只班上书朝廷，让元顺帝下招降之诏。元朝中央感到无力消这运支起义力量，又怕切断海运，乃下招降诏书，授他庆元定海尉。方国珍虽然接受了元朝官位，返回了家乡，但其起义军却并未解散，不久，方国珍又起兵反元。

    至正十年（1350年）5月，“方国珍剽掠至大、小笛雪，宜慰司移檄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师溃于水澳”，元兵大败，连元帅扈海也成了俘虏。12月，方国珍更“烧掠沿海州郡”。至正十一年（1351年）2月；元顺帝诏令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会同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方国珍。

    6月，孛罗帖木儿与泰不华合兵围攻起义军，孛罗帖木儿先期到达大闾洋，方国珍侦知孛罗孤军深入，乃“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皆溃”，孛罗帖木儿被擒，其全军覆没，起义军取得巨大胜利。随后，孛罗帖木儿又“为国珍饰词上闻”，要求朝廷招安。元廷遣大司农达识帖木儿至黄岩招降，国珍登岸罗拜，被授予千户，其他兄弟也“授官有差”。

    至正十二年（1352年）3月，元“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师守大江，国珍怀疑，复入海以叛”。方国珍再起后，泰不华发兵扼守黄岩之澄江（今福建灵江），又派王大用劝降。方国珍将王大用扣押，以小舟二百艘袭击海门，进占州港，攻马鞍诸山。泰不华率兵乘潮而进，船触沙，不能行，被起义军包围，激战中，泰不华被刺身死，被沉尸于海？其部下全部被歼。

    孛罗帖木儿、泰不华两支元兵被歼，元廷大惊，急忙调兵遣将防守浙东。同年闰3月，升左答纳失里为浙省左丞，以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添设都元帅章保同守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省副帅也忒迷失同守台州。5月，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于台州招集地主武装，共同“夹攻方国珍”。6月，方国珍攻占黄岩城，复乘海船攻掠乐清、瑞安一带。8月三日，方国珍又攻占台州（今浙江临海）。方国珍降而复叛，不过是向元朝政府讨价还价的手段，因此，他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却依然不忘招安，为了求得更高的官位，他还派人潜入大都（今北京）贿赂朝中权贵。至正十三年（1353年）3月，元廷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御史左答纳失里招降方国珍，经过讨价还价之后，二人代为申请五品流官，同年10月，元朝政府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至正十四年（1354年）复叛，拥有战船二千三百多艘，“据海道，阻绝粮运”，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南北交通，不时攻掠沿海州县。

    四、张士诚泰州起义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县境）亭人。

    有兄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缘私作奸利”，是运盐专业户兼私盐贩。运盐户经常受到官府和富豪的欺压，必须经常向他们送礼行贿，才能维持生计，如仓官，“凡遇纲船到仓，必受船户之贿，纵其杂和灰土，收纳入仓，或船户运至好盐，无钱致贿，则故生事留难，以致停泊河岸”，使船只不能按期返回，枉费盘费，加重运户的负担。贩运私盐，是违法的，元朝规定，私贩者要“徒二年，决杖七十，财产一半没官。”夹带私盐，也属犯禁，因此，他们更必须向各地官员，富豪行贿才能混过去，自然，官员、富豪们就乘机对他们敲诈勒索。张士诚“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侮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邱义尤窘辱士诚甚”。封建官僚、地头蛇们的欺压，使张士诚逐渐产生了造反报仇的念头。刘福通起义后，他感到报仇的时机到了，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士诚乃“帅诸弟及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起义，并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发动了武装起义。

    当时，“盐丁方苦重役”，张士诚稍加联络，他们便热烈响应起义，并共推张士诚为主，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上万人，几个月的时间，就攻占了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兴化（今属江苏）、高邮（今属江苏）等城，并结寨于德胜湖。

    张士诚一起义，就遭到当地地主豪绅武装的镇压。大地主刘子仁在丁溪阻击张士诚，激战中，士诚的二弟士义中箭牺牲，士诚带领起义队伍，“愤怒决战”，转败为胜，刘子仁仓皇逃入大海。元淮南江北行省获悉张士诚起义，派兵前来镇压，结果也被张打败。在军事镇压失败之后，元朝统治者又派出高邮知府李齐进行“招谕”，并许以官位。张士诚表示接受元朝政府所授“民职”，但随后他发现元朝兵力薄弱，便乘元兵不备，杀元淮南江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知府李齐，复起。

    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1日，张士诚在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佑”，建立了政权。张士诚“出狱囚，蠲民逋”，解放了关在监狱中的劳动人民，免除了人民所欠赋税，平日欺压人民的官员，豪绅许多人被处死，高邮一带人民拍手称快，官僚土绅闻风丧胆。地主文人张蜕庵曾写诗描述当时的情形，“高邮自昔号铜城，一旦东门委贼兵。杀气仓皇迷野色，怨魂呜咽泣江声。广陵琼树春仍在，甓社珠光夜不明。白首故人悲赵李，临风唯有泪纵横”。表达了地主分子在农民铁拳打击下无可奈何，只能向隅而泣的情绪。

    元朝统治者招降失败后，6月6日，元将达识帖睦迩又率兵来攻，结果被张士诚打得大败，“诸军皆溃”。元顺帝下诏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发兵相助，也无济于事，又为张士诚击败。9月，元顺帝见张士诚起义军的力量日益壮大，乃命“脱脱以太师、中书省右丞相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出征高邮”，一切军资、衣甲、器仗、粮食、柴薪等，均取自江浙。11月，脱脱带领数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到达高邮境内。张士诚率军迎击，激战失败，退入城内，元军包围高邮城，并分兵侵占六合。元枢密院判官董抟霄率领水兵随脱脱南犯，进占盐城，兴化，随后，张士诚的水军又在大纵。德胜两湖战败，十二个水寨，全为元兵侵占，不得不渡过淮河，转移到安东州（今江苏涟水）。元水兵尾追，又败，安东亦为元兵侵占，农民军损失很重，脱脱率领的元兵号称百万，还借来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军队，史称：“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兵猛攻高邮，并一度爬上城墙，张士诚指挥起义军日夜坚守，形势极为紧张。

    正当高邮战役处于白热化的时候，由于元朝统治者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书右丞相哈麻却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等上书元顺帝，弹劾脱脱“出师3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结果以“坐视寇玩”罪，脱脱被“削去兵柄，安置淮安路”。脱脱撤职的消息传到高邮城下后，元兵大为震惊，顿时谣言四起，将领人人自危，各谋出路，无心再战，张士诚借机反击，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元兵四散溃逃，许多人投入起义军。高邮保卫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使起义军转危为安。

    五、其他农民起义

    除上述几支义军外，其他地区还有一些起义军，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8月李二、赵君用起义；十—月王权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起义；二门郭子兴起义等。

    李二，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人，“值岁饥，其家惟芝麻一仓，尽以赈人”，从此人称他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他联络邻人，社长赵君用、樵夫彭早住等八人，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

    8月10日起义。起义前他们作了周密的计划，四人“佯为挑河夫”，进入徐州城内潜伏下来，夜半，四人在城内放起火来，城外四人亦放火响应，顿时城内外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地，他们夺取元兵武器乱杀，元兵遭此突然袭击，秩序大乱，在黑夜中互相攻杀，元官兵四散奔逃，他们很顺利地占领了徐州城。“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万余”。许多贫民参军，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很快攻占了徐州周围的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灵壁（今属安徽），并西下安丰（今安徽寿县南）、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江苏盱眙）等地，队伍扩大到十万多人。

    至正十二年正月，元顺帝令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统领两淮所募盐丁等三万多人，围攻徐州芝麻李起义军。9月，元丞相脱脱为取得战功以提高自己的身份，也来到徐州。元军以优势兵力合攻徐州，红巾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9月21日，徐州城破。元军进城后，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芝麻李虽然突围，但一个多月后，他又被俘，“械送京师，脱脱密令人就雄州杀之”。徐州失陷后，赵君用、彭早住率领余部奔潦州，往依孙德崖、郭子兴。脱脱令元将贾鲁与月哥察儿围攻濠州，红巾军合力坚守。至正十三年（1353年）5月，因主将贾鲁死，元兵退去。潦州解围后，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二人反客成主，郭子兴竟为其所制。随后，彭、赵二王又互相火并，战士多死，早住亦亡，起义军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布王三，原名王权，因曾为布商，故人称他为“布王三”。

    至正十一年（1351年）11月，他在邓州（今河南邓县）起义，12月，攻占邓州、南阳（今属河南），号“北琐红军”。随后，又攻占唐州（今河南唐河）、嵩州（今河南嵩县）、汝州（今河南监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等城。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起义，攻占襄阳，杀元总管柴肃，号“南琐红军，随后，又攻占房州（今湖北房县）、归州（今湖北秭归南）、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峡州（今湖北宜昌）、荆门（今属湖北）等城。这两支红巾军主要活动于江汉流域，与刘福通的红巾军互为声援。自至正十二年（1352年）问3月开始，元朝统治者对布王三、孟马海为首的农民军也进行了大规模镇压，5月，答失巴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牺牲，北琐红军失败。北琐红军失败后，元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南琐红军，因寡不敌众，孟海马一再失利，至正十四年（1354年）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南琐红军失败。

    至正十二年（1352午）2月，濠州（今安徽凤阳）定远富豪郭子兴起义，占据濠州。郭子兴祖籍曹州（今山东菏泽市），后移居濠州，其父为术士，娶富户瞎女，家道日隆，至郭子兴辈，兄弟三人，已成为当地富豪。郭子兴“任侠喜宾客，会元政乱，子兴散家资，椎牛酾洒，与壮士结纳”，至正十二年（1352年）

    春，集结群众数千人，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濠州，并以濠州为根据地，不时攻打附近州县，成为淮水中游的一支重要反元武装力量。

    另外，至正十一年（1351年），在郧县（今属湖北）有田端子起义；在陕西有金花娘子起义；在长山（今山东邹平东）有张虎山起义，聚众万余人；在邹乎县还有马子昭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年），在泸州（今属四川）爆发了王世昌的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南海（今广东广州）有邵宗愚起义，并自称元帅，一度攻占南海城；至正十五年（1355年），东莞（今属广东）王成、陈仲玉起义。

    这时，各地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义。至正十二年（1352年），湖广苗民起义，一度攻占常宁（今属湖南）；钦州（今广西钦县）有僮族黄圣许起义，攻击钦州及灵山、安远二县；至正十四年（1354年），耒阳（今属湖南）瑶族人民起义，曾进攻衡州（今湖南衡阳市），杀元万户许脱因等。这说明，各少数民族也不堪忍受元朝统治，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各族人民互相支持，并肩战斗，他们为推翻元朝黑暗统治都作出了贡献。

    龙风政权领导的反元斗争

    一、龙凤政权的建立

    在河南行省战场上，当蒙古军被刘福通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两支地主武装却在这时崛起了，这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所谓“义兵”。察罕帖木儿，畏吾儿人，其曾祖于元初迁居中原，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人，察罕帖木儿原为沈丘探马赤军。李思齐，信阳罗山（今属河南）人，为罗山县典史。罗山被红巾军攻占后，他们纠集地主子弟，组成“义军”，袭占罗山县城。元顺帝对其进行嘉奖，封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今河南汝南）达鲁花赤，李思齐知汝宁府。这两支地主武装专门与红巾军为敌，附近州县的地主恶少和散兵游勇，也纷纷投到他们部下，“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其人数很快扩大。他们不断袭击农民军，许多城镇也被他们占领，对刘福通红巾军造成很大威胁。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元顺帝又调兵遣将，“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卫扎牙失里守御兴元（今陕西汉中），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今陕西商县），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闰（正）月，……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塔失帖木儿领元管陕西兵马，守御河南”，从各方面加强河南的兵力，以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为机动部队，妄图对刘福诵进行大包围，消灭河南地区的红巾军。但是，刘福通并没有被元兵的气势凶凶所吓倒，他巧妙地运用兵力，声东击西，以少胜多，打破了敌人的“围歼”计划。

    为了团结各地起义军和进一步粉碎元兵的围攻，同年2月，刘福通将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由砀山（今属安徽）夹河迎至亳州（今安徽毫县），拥立为皇帝，又称“小明王”，建立了政权，国号宋，改元龙凤。“小明王”即白莲教宣传的“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意思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已经到来，人们将会过上幸福的日子。龙凤政权在中央建立了中书省、枢察院、御史台和六部等政权机构，以韩林儿的母亲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六知枢密院事，拆鹿邑县（今属河南）太清宫材料修建宫阙。在地方上，随着农民军占领地区的扩大，还陆续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地方行政机构；军事方面逐步设立了行枢密院，下统各地的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上统于中央沤密院，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等。

    龙凤政权的建立，大大鼓舞了北方的农民起义军，各支队伍团结到“小明王”周围，向元朝统治发起了猛烈攻击。

    二、北方红巾军的三路北伐

    龙凤政权建立后，元朝统治者十分惊慌，立即从各方面调集军队加紧镇压。至正十五年（1355）6月，元顺帝又任命答失八都鲁为河南行省平章，“统率太不花一应诸王藩将兵马，许以便宜行事”。9月，答失八都鲁进犯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县东北），与刘福通展开野战，结果元兵大败。答失八都鲁收拾残兵，退往中牟，立脚未稳，刘福通率轻骑劫营，又败，辎重尽为红巾军所夺，其子孛罗帖木儿，也为红巾军生俘。但不久，农民军遭到元将刘哈剌不花的伏击，损失很大，辎重尽失，孛罗帖木儿也乘机逃跑了。刘福通乃以攻为守，派红巾军将领赵明远率兵攻下嵩州（今河南嵩县）、汝州（今河南临汝）、洛阳，并由孟津渡过黄河，11月，北破怀庆（今河南沁阳），黄河之北震动。元顺帝急调察罕帖木儿防守河北，阻击红巾军，赵明远战败。12月，答失八都鲁向龙凤政权都城亳州，（今安徽毫县）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属河南）战败，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迁都安丰（今安徽寿县）。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刘福通与答失八都鲁在亳州城下展开激战，“自己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始得以逃命，红巾军大牲，元兵逃往陈留（今属河南），亳州转危为安。

    亳州解围后，红巾军得以短暂的休整。刘福通看到河南元兵较多，为争取主动和分散元朝的兵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9月，刘福通作出战略上的重大决策：打到外线去，分兵三路北伐。首先派李武、崔德率领一支红巾军西攻陕西；11月，又派毛贵带兵攻入山东。经过一段试探性进攻，山东一路进展顺利，攻占大片地区，陕西一路也取得了不少战绩。于是，至正十七年（1357年）6月，刘福通又派白不信、大刀傲、李喜喜等增援李武、崔德，西攻陕西；再派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等率领中路军北攻河北、山西一带。三路红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元政权发起了强大攻势，把农民战争推向了新高潮。

    （一）西路军的战况

    至正十六年9月，李武，崔德率兵西进，首先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9月三日，大败元兵，杀参知政事述律杰，破潼关。5日，元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同知枢密院事定住集中兵力来争潼关，经过一场激战，潼关又为元兵夺去。潼关是西进陕西的通道，在所必争，十9日，李武、崔德败元守将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又夺回潼关。阿剌忒纳失里复引元兵来攻，红巾军哉败，潼关又失。潼关的反复争夺，战斗激烈，双方损失都很大，红巾军为保存力量，暂时撤退，再占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潼关争夺战，使元朝统治者大为不安，他们深怕红巾军进入陕西，元知枢密院事、节制河南诸军答失八都鲁，企图消灭这支红巾军于河南，乃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西援陕州。在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的反扑下，陕州、虢州相继失守，红巾军乃北渡黄河，攻取平陆（今山西乎陆东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但不久又遭到尾追而来的察罕帖木儿的袭击，损失惨重。

    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李武、崔德领导农民军进行休—整后，避开元兵主力，从武关攻入陕西，破商州（今陕西商县），夺取天险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南），进据蓝田（今属陕西），前锋直至霸上，已经到达奉元（今陕西西安市）近郊。又“分道掠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三辅震恐”。元朝统治者没有料到红巾军的行动会这样迅速，陕西的官员慌了手脚，“汹惧无言”，不知所措，守臣王思诚乃致书察罕帖木儿求援。

    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率兵自陕州入潼关，红巾军战败，攻取奉元的计划未能实现。李武、崔德率领红巾军走南山，退往兴元（今陕西汉中市）。

    至正十七年（1357年）10月，白不信、大刀傲、李喜喜等率兵进入陕西，攻占兴元、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来攻，红巾军失利，南下退入四川。不久，红巾军又出四川，进入陕西，攻占秦州（今甘肃天水）、陇州（今甘肃陇县），占领巩昌路（今甘肃陇西），包围凤翔，但不幸中察罕帖木儿的内外夹击之计，红巾军“大溃，自相践蹂、斩首数万级，伏尸百余里”，遭受严重损失。随后，李喜喜等率农民军残部南撤武昌，投奔陈友谅。李武，崔德等转战于陕，甘地区，至正二十年（1360年）曾一度攻占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但在元兵的不断围攻下，这支红巾军也日益衰弱，兵员得不到补充，粮食也很缺乏，处境十分困难。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5月，李武、崔德竟向李思齐投降了。

    （二）东路军的战况

    东路军是红巾军北伐的主力，其统帅为毛贵。毛贵原为徐州起义军赵君用的部下，至正十二年（1352年）9月，髓赵君用到濠州。至正十三年（1353年）6月，毛贵随赵君用离濠州，东攻盱眙（今属江苏）、泗州（今江苏盱眙北）一带，至正十六年（1356年）10月，赵君用攻破淮安路（今江苏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取得重大胜利。随后，龙凤政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以赵君用为行省平章，从此，毛贵成为龙风政权的将领。是年冬，毛贵奉命率军北伐。

    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毛贵率起义军由海州（今江苏东海）入海，乘海船至山东半岛，27日攻下胶州（今山东胶州市）杀元佥抠密院事脱欢，3月12日，攻下莱州（今属山东），杀元山东宣尉副使释嘉纳。26日攻占军事重镇益都路（今山东青州市）、般阳路（今山东淄川），益王买努逃走。元朝统治者见山东形势紧急，乃调江淮行枢密院副使董抟霄为山东宣慰使，与元知枢密院事布兰奚一起率兵至山东，围攻红巾军，但均为毛贵击退。4月底，毛贵又攻下莒州（今山东莒县）、滨州（今属山东），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山东半岛大部分州县为红巾军占领。

    髓后，毛贵又乘胜西进，“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

    在红巾军的打击下，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裂，山东的一些地主武装纷纷向红巾军投降，如元朝防守黄河的义兵万户田丰，这年7月即向毛贵投诚，并挥兵攻占济宁路（今山东巨野）、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大名路（今河北大名）、东昌路（今山东聊城）等地，切断了元南北漕运通道——大运河。义兵千户余宝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宣布起义，攻占棣州（今山东惠民）。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29日，毛贵攻占济南，杀元守将爱的。至此，山东大部为红巾军占领，毛贵在山东的胜利，有力地支持了刘福通在河南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控制山东地区，龙凤政权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为了把山东地区建设成农民军北伐的根据地，毛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其主要措施有：第一、政治上，派遣官员建立地方政权组织。同时，为了收揽人才，设“宾兴院”，大量录用愿意为龙凤政权服务的人员，“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第二、经济上，大兴屯田，发展生产。当时粮食奇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和保证军粮供应，毛贵“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第三、军事上，置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加强设防，并在各地修建城池。据记载，平度州城、博兴县城、临朐县城、日照县城等，原皆残破不堪，毛贵组织人力进行重修，各城均高三丈，池宽一丈五六尺。通过上述措施，红巾军牢固地控制了山东地区。

    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底，毛贵由济南率兵继续北进。

    进入河北地区后，首攻南皮，守将董抟霄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时已被提升为河南行省右丞，他还未来得及上任，便被毛贵北伐军包围于南皮县的魏家庄。困兽犹斗，这个双手沾满红巾军鲜血的家伙，虽已陷于绝境，但依然“拔剑督兵以战”，结果被红巾军乱枪刺死。随后，红巾军攻下清州（今河北青县）、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河间，据长芦镇。3月，毛贵“水陆并进，首尾相衔”，攻克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前锋直抵漷州（今北京市通县境内）的枣林，柳林，杀枢密副使达国珍，离大都（今北京）只有一百二十里了。面对长驱北进的红巾军，各州县官员“惊惶四散，毫无斗志”，有的狼狈逃跑，有的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

    元朝中央也一片混乱，有主迁都蒙古草原者，有主“迁都关陕者”，有主顽抗者……元顺帝急诏各地勤王，调兵入卫大都。

    北伐形势大好，红巾军本可以乘胜前进，直取大都，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毛贵却在战略上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没有直取大都，而采取了“固蒂自全”的方针，结果贻误战机，给敌人提供了调兵遣将的时间。当元朝精兵由河南赶来时，形势便发生了逆转，红巾军在柳林作战失败，中路军又迟迟未到，在力量对比上，农民军处于劣势，毛贵感到力量不支，退回了山东。事后，元朝官僚李士赡心有余悸地说：若红巾军“举全齐之众，乘破们之势，谕拙速之机，捣我无备，鼓噪长驱，则胜败存亡未可知也。”战略上的保守，失去了战机，导致整个战局恶化。

    毛贵退回山东，河北州县尽失。不幸事件又接踵而来，至正十九年（1359年）4月，赵君用在淮安为元兵所败后奔依毛贵，毛贵以礼相待，但赵君用为了夺取最高权力，竟用阴谋手段杀害了毛贵。毛贵被杀，使山东红巾军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并导致了红巾军内部的分裂。正在远征辽阳的毛贵部将续继祖听到毛贵—被害的消息后，怒火万丈，7月，从海道回师山东，杀赵君用于益都。从此，赵君用部与毛贵部之间互相仇杀，益都、济南一带，陷于红巾军内部互相攻杀的混乱之中。

    山东红巾军的分裂和内部的混战，不仅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给元朝统治者提供了进窥山东的机会。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6月，元顺帝派察罕帖木儿率兵东犯，进攻山东红巾军，很快侵占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今山东聊城）。8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部将阎思孝、关保、虎林赤等率精锐五万自东阿（今属山东）南黄河上架浮桥，渡河攻东平，田丰部虹巾军二万人夺桥未成，元军得渡，长清失守，东平被围。察罕帖木儿“以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劝其投降，田丰见大势已去，竟投降了元朝。田丰降元后，升任山东行省平章，并大受奖赏。此后，田丰为先锋，又招降了驻守棣州的余宝、守东平的王士诚、守东昌的杨诚，“已而沿海登、莱、沂、密等皆降”，随即南陷太安，北陷济阳、章邱，进而包围济南。红巾军坚守济南三个月之久，后因叛徒刘硅降元，济南陷落。至此，山东大部地区为元兵占领，只剩下益都、莒州两座孤城，由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守着。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6月，田丰、王士诚等又杀察罕帖木儿，重新投归红巾军，加强了益都的守卫力量。但是，山东地区的元兵已大量集结，在力量对比上大大超过了红巾军，再加以山东发生蝗灾，粮食供应也十分紧张，这都为守卫益都带来了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他们也曾向刘福通求援，但刘福通派出的两支授军在9月和11月都遭到元兵阻击，未能成功。这样，益都红巾军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守两个月后，元兵掘地而入，益都城失守了。田丰、王士诚被剖心处死，陈猱头等二十多位红巾军将领被押送大都杀害。关保也很快攻占莒州。至此，北伐东路军完全失败，山东又落入元兵之手。

    （三）中路军的战况

    北伐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即潘减）、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这支军队原归龙凤政权丞相盛文郁领导，主要在曹（今山东曹县）、濮（今山东鄄城一带）活动。至正十七年（1357年）9月，中路军北伐正式开始，他们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22日攻占陵川（今属山西），杀县尹张辅，26日攻下高平（今属山西）。闰9月，又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指向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元顺帝令察罕帖木儿率兵东调防守冀宁。红巾军进攻冀宁受阻，乃暂时退兵进入太行山休整。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当时毛贵率东路军攻入河北，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发，攻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杀总管王德贞；3月，王士诚破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市），杀总管杜赛因不花，这些战役牵制了元兵，支援了中路军。中路军这时也再度出击，分兵攻取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冀宁、大同（今属山西）等地，进展很快，形势大好。但是，由于毛贵的东路军未能直攻大都而退回山东。这样，云集大都周围的元兵便把矛头集中指向了中路红巾军。5月1日，察罕帖木儿派董克昌侵占冀宁，5月八日，关保败红巾军于高平。6月13日关先生、破头潘等攻陷辽州（今山西左权），虎林赤率兵李夺，关先生向西转移，再次攻克冀宁路。9月，关先生攻保定路，不克，乃西破完州（今河北完县）。中路军由于受到元兵阻击，不能与东路军会师，乃北攻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地。10月，关先生、破头潘攻下大同后，进兵塞外，12月9日，攻破元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烧毁其宫殿。上都是元朝皇帝夏天避暑的地方，每年要在这里住半年之久，是元朝北方的政治中心，建有华丽的宫殿。红巾军攻占上都，对蒙古统治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中路红巾军的胜利，鼓舞了草原上处在蒙古贵族统冶下的各族人民，汪古部人民曾发动武装起义，响应红巾军，蒙古贵族赵王马扎罕吓得“微服遁去”。

    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红巾军在上都停留7日后继续东进，攻破全宁路（今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焚元鲁王宫府。13日，关先生、破头潘等又东破元辽阳行省省会所在地辽阳路（今属辽宁），杀懿州路（今辽宁阜新北）总管吕震。辽阳是元朝东北地区的政治中心，红巾军攻占辽阳，震动了东北地区。元左丞相贺太平奏请元顺帝，愿以其子也先忽都为总兵大将军，领兵取辽阳，他以为“关先生、破头潘自晋、冀、西京历上都，军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守，可以取辽阳，则其子功成。至则关、潘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也先忽都畏之，缩迹不前，竞溃而归。”腐败的元兵不战自溃。

    同年2月22日，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红巾军将领致书高丽王，向他指出，红巾军：

    “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梁，病者之遇药石，今令诸将严戒士卒，母得扰民，民之归化者附之，执迷旅拒者罪之。”明确表示要进军高丽，解救处于蒙元统治下的人民。当时，高丽的统治者恭愍王与蒙古皇室通婚，关系密切，是元朝皇帝的忠实代理人，他们对元末农民起义军极端仇视，并曾派遣军队助元朝镇压张士诚。因此，红巾军进军高丽，也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元朝统治。红巾军以辽阳为基地，积极进行出兵高丽前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出偏师，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4月1日又攻下金州（今辽宁金县）等地。

    11月29日，红巾军前锋三千余人渡过鸭绿江，大败高丽兵。12月八日，平章毛居敬率主力四万多人，“冰渡鸭绿江”，攻占义州（今朝鲜新义州），杀其剐使朱永世等。9日，攻下静州，杀都指挥使金元凤，又破麟州、铁州。28日，红巾军攻占西京（今朝鲜平壤市）。红巾军的胜利进军，使高丽统治者“中外汹惧，京城皆为走计。”但是，这支红巾军是孤军深入，远离了后方，既缺少后备支援，又不熟悉高丽的情况，故难以持久作战，因此，当高丽王调集大兵进行反扑时，这支红巾军便逐渐由优势转为劣势。至正二十年（1360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争夺战中失败，撤出西京，退屯龙罔、咸从一带。2月2日，高丽兵攻咸从，为红巾军击退。15日，高丽兵又来争咸从，红巾军杀开城知府辛富及将军李坚。红巾军损失亦重，大将沈剌、黄志善被俘，二万多人牺牲，红巾军退保甑山县，再败于古宣州，数百人战死，红巾军余部三百多人退回鸭绿江以西。3月，红巾军以战船七十多艘曾由海上进攻高丽西北沿海的丰州、凤州、黄州、安州一带，但均未得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10月20日，红巾军破头潘、沙刘二、关先生等十余万众再渡鸭绿江，攻朔州，11月，攻克抚州、安州，大败高丽兵，杀其上将军李荫、赵天柱，并发布檄文：“将兵百十万而东，其速迎降”，要高丽王尽快投降。高丽王度不能敌，南逃利川，24日红巾军攻占王京（今朝鲜开城）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正月，高丽将安佑、李芳实、黄裳、韩方信、李余庆、金得培、安遇庆、李寿龟、崔莹等率兵二十万反攻，17日进抵王京，18日攻城，红巾军力战，沙刘二、关先生战死，城破，破头潘率锁余众北道，渡过鸭绿江，返回辽阳。

    高丽兵尾追，4月，红巾军在辽阳战败，破头潘被俘。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春，中路军余部尚有万人，在左李的率领下，西攻上都，又为孛罗帖木儿所败，损失严重，无力再战，降元。中路军至此失败。

    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前后坚持了六七年之久，最后都失败了。

    其所以失败，首先是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三支军队各自为战，不能互相配合，这就分散了力量，终于被敌各个击破。其次，三支军队远离后方，千里往返，信息难通，他们长期在外流动作战少除东路军外，都没有建立起根据地，没有后方的支持，这样的战争是难以持久的，要取得胜利也是很困难的。再者，红巾军内部某些将领的自相残杀和叛变投降活动，也大大削弱了红巾军自身的力量，从而促使了失败。例如，赵君用之杀毛贵，续继祖杀赵君用，以及李武、崔德的投降和田丰、王士诚等人的叛服无常，都给农民军带来极大的危害，加速了北伐的失败。

    三路北伐虽然失败了，但给蒙元统治者的打击还是沉重的。

    红巾军的三路北伐，渡过黄河，东到朝鲜，西到陕、甘、北出长城，在纵横数千里的范围内向元朝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搏斗，上都宫殿为红巾军焚毁，大都也受到严重威胁，许多统治据点处在红巾军的包围之中，使元朝统治者惊恐万状，有人竟发出了“国破将如之何？”的哀鸣。可见三路北伐对元朝统治者的打击是何等沉重。

    三、刘福通、韩林儿的最后失败

    至正十六年（1356年），刘福通派出三路红巾军北伐后，元朝统治者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兵力阻击进入山东、陕西等地的红巾军，元主力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部因而都离开了河南。这样，刘福通为首的中央红巾军所受压力减少，从而便开始主动出击，攻占了河南一些州县。至正十七年（1357年）6月，刘福逋以“复宋”相号召，进攻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汴梁城高池深，未能攻下。同年8月，刘福通攻克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卫辉路（今河南汲县），败元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占领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地区，形成了北取大都的态势，元顺帝急调知枢密院事答理麻失里率兵往援，刘福通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大败元兵，杀答理麻失里。答失八都鲁一败再败，“力不能支，退驻石村”，元廷疑其“玩寇失机”，一再催其进击，答失八都鲁心不自安，红巾军乃“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捣，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答失八都鲁死后，军队由其子孛罗帖木儿率领，由此军心动摇，一时尚未对红巾军构成威胁。刘福通抓住时机，经过一番准备，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5月，再攻汴梁，元守将失烈门度不能守，一夕逃遁，红巾军进入汴梁。汴梁是原宋朝的京城，红巾军政权亦称宋，刘福通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乃以其为都城，将小明王由亳州迁到汴染，“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楚、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造成了一派大好形势。

    红巾军的节节胜利，促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这年7月2日，原河南行省平章怀庆路守将周全起义，加入红巾军，察罕帖木儿派兵镇压，周全大败元兵，杀其将伯帖木儿，率领部下南渡黄河，进入汴梁。刘福通派周全攻洛阳，元“守将登墟，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大怒，将其处死。

    后来，由于红巾军三路北伐的相继失利和远征塞外，元朝统治者得以腾出手来，调集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主力部队到河南，摆出反扑汴梁的架势，河南形势发生逆转。至正十八年（1358年）10月，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为孛罗帖木儿侵占，红巾军武宰相、仇知院牺牲。至正十九年5月，察罕帖木儿进占虎牢关，又攻陷归（今河南商丘县）、毫（今安徽毫县）、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等州，逐渐包围汴梁。陕西、山西一部分元兵也奉命来到汴梁城下，战船则浮于黄河，对汴梁发起围攻。由于大批红巾军远征在外，汴梁孤立无援，元兵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红巾军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同年8月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转移安丰（今安徽寿县），数万红巾军士兵及龙凤政权官员家属被俘。河南地区又落入元兵之手。

    韩林儿转移安丰后，龙凤中央政权力量已经很弱，但名义上依然是北方红巾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因此，朱元璋等一些重要农民军将领的官位升迁，都仍是以小明王的名义发表的，而安丰的防守兵力虽然极为薄弱，但当战斗在山东的田丰红巾军遭到扩廓帖木儿的进攻而求援时，刘福通也依然派出了援兵。

    继河南陷落之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11月，随着莒州的失守，山东地区的红巾军也失败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已降元并占据濠州（今安徽凤阳）的张士诚乘人之危，派部将昌珍进攻安丰，当时安丰城内粮食奇缺，竟至“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形势极为严重。面对这一险恶局面，刘福通不得不派人向驻守集庆（今江苏南京市）的朱元璋求援。朱元璋不失为龙凤政权的将领，他力排众议，于3月1日亲率大军渡江北援安丰。朱元璋援军到达时，安丰已经失守，刘福通战死。朱元璋打败吕珍，找到了韩林儿，接回滁州，建宫殿以居，奉之甚厚。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12月，朱元璋派廖永忠到滁州，迎请小明王到应天（元集庆改名），途经瓜步渡江时，将韩林儿沉入水中溺死，龙凤政权灭亡。

    天完政权领导的反元斗争

    一、横扫东南

    天完政权建立后，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和取得更大的战果，他们派兵四出，向各地元朝统治政权发起了进攻。

    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11日，徐寿辉派丁普郎，徐明远率兵攻下汉阳，12日，杨普雄攻占兴国路（今湖北阳新）。14日，赵普胜率军攻武昌，武昌是湖广行省省城，城高池深，元守兵较多，城防严密，红巾军若猛攻硬拚，必定会有很大牺牲，于是，他们决定智取，先派二千人伪降，进入城内，随后，以大队人马攻城，里应外合，使敌人措手不及，帧利攻占武昌，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狼狈逃窜。元人郭钰曾写诗描述武昌战役的情形，他写道：“武昌兵甲雄天下，王孙节制何为者？白马将军飞渡江，壮士弯弓不敢射。玉船未过鹦鹉洲，红旗已筛黄鹤搂，美人散走东南道，一丝杨柳千丝愁！”16日，曾法兴率红巾军西进，破安陆（今湖北钟祥）、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城，杀安陆知府丑闾及山南廉访使卜里牙敦，并分兵攻取沔阳，杀推官俞述祖。

    这年2月，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主力一部，万舟齐发，浩浩荡荡；东攻江西，直捣江西北方门户江州（今江西九江），元守将江西行省右丞孛罗帖木儿闻风而遁，21日，红巾军占领江州、南康（今江西星子），杀亢江州总管李黼。2月下旬，红巾军自江州南下，有众百万，“驱马扬尘，张帆蔽空”，很快包围南昌，当时，元江西平章道童胆小如鼠，一听红巾军打来，便抱着官印藏匿民间，但终究南昌城高水深，加以城内又有郎中普颜不花与左丞章伯颜等顽固分子组织元军和地主武装防守，因此，对于缺少攻坚装备的红巾军来说，却一时难以攻下，围攻五十多天不能破城后，便主动撤离了。

    撤离南昌后，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继续东下。3月，攻饶州（今江西都阳），当地贫苦农民“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积极支援红巾军攻城。元兵出战，“不能发一矢”，很快城破，俘杀元守将魏中立，并在这里建立政权机构，立“署如省府”，很快又攻占乐平、余干、浮梁（江西景德镇市北）、德兴、安江（今江西余扛）、信州（今江西上饶）

    等城，俘杀元信州总管于大本。闰3月21日，攻徽州（今安徽歙县）、破婺源，俘守臣张士谦，械送江州处死。4月，又攻克休宁、黔县、歙县等城。红巾军“所过不掠民财，唯索丁壮为军”，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7月，彭莹玉、项普略率红巾军数万人由徽州东下，越昱岭关，10日到达杭州城下，元杭州守臣纷纷逃亡，红巾军由北门进入杭州城，杀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做，杭州路总管宝哥全家藏入西湖舟中，三日后，畏罪投湖自杀身亡。红巾军进入杭州后，纪律严明，“不杀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库金帛，悉辇以去。”杭州是元朝的东南重镇，是江浙行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攻占杭州，对元朝统治者是一个沉重打击。随后，元朝统治者从各地调集军队反扑杭州，农民军撤离。后彭莹玉、项普略又攻湖州、常州、宜兴、溧水、溧阳、丹阳、句容、上元、江宁，直逼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形势一派大好。但是，后来元军反扑，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徽州失守，只好从集庆撤退，原先攻占的城镇又复丢失。元湖广行省平章也先帖木儿率兵来犯，项普略战败，率众退往广德。

    至正十二年（1352年）4月，涂乙、涂右、童远等率领的一支红巾军，由江西宜黄、新城一带进入福建，很快得到福建人民的响应，建宁群众不堪压迫剥削，自己组织了武装，配合红巾军攻打建宁、泰宁。4月22日，红巾军进入邵武，“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虻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这些记载，剔除其对农民军和农民群众的诬蔑之词，我们可以看出，红巾军所到之处，以“摧富益贫”的革命口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贫苦农民热烈欢迎红巾军，积极参加红巾军，向往日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老爷进行了斗争。红巾军占领邵武后，又分兵进攻顺昌、将乐、万安和围攻延平、建阳，逼近浦城，松溪等城，福建震动。5月，元邵武路总管吴按滩不花反扑，顺昌失守。7月，吴按滩不花与元建宁路佥都元帅彭庭坚夹攻邵武，“设云梯、火炮，昼夜攻城。”邵武陷落，红巾军大将童远被杀，涂右被俘。

    进入福建的红巾军，一部分在王善、康寿四、王二蛮的领导下，还攻入福建沿海地区。这年7月，攻下福安、宁德及福宁州，杀福宁州尹王伯颜，逼近福州。

    在西线，天完红巾军也取得很大战绩。至正十二年（1352年）

    3月，欧普祥（又称欧祥、欧道人）、陈普文率领一支红巾军攻破袁州（今江西宜春），留兵驻守，随后又攻占瑞州（今江西高安）。闰3月12日，破吉安，守臣四散奔逃，许多土绅被俘，他们争先向红巾军献财物，以“求免死”。4月，红巾军攻克宁都、兴国、会昌、瑞金等城，红巾军的革命烈火几乎燃遍了今江西全境。

    总之，在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内，江南各地“沿江郡县，皆望风奔溃”，在天完红巾军的扫荡之下，“西自荆湖，东际淮甸，守臣往往弃城遁”，很快形成了“东南无地不红巾”的局面。

    二、元朝统治者的猖狂反扑

    天完红巾军的兴起和在军事上横扫江南的巨大胜利，使元朝统治者十分恐慌，元顺帝下诏令南方各省大员奋力围剿。至正十二年（1352年）3月，更颁发“定军民官不守城池之罪”诏，对弃城逃跑的官员严加惩处；闰3月，又“诏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贼，复忠、万、夔、云阳等州；命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以兵守江东西关隘……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讨南阳、襄阳贼……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与参知政事朵NB125讨江西贼……命江西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与星吉、卜颜帖木儿、蛮子淮海同讨饶、信等处贼……诏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淮南行省萨章政事晃火儿不花、江浙行省左丞相答纳失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八失忽都及江南行台御史大吠纳麟与江浙行省官，并以便宜行事。”让他们可以跨越省界通力合作，迅速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

    在元朝中央的统一布署下，各地元军向红巾军发起了猖狂进攻，红巾军也奋起抗击，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至正十二年（1352年）4月13日，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铁杰和万户陶梦桢攻占了农民军驻守的镇武昌和汉阳。被红巾军赶走的荆门知州聂炳反攻倒算，又占据了荆门。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也率兵东下，侵占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市），5月7日，侵占中兴路（今湖北江陵），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面对敌人的猖狂反扑，天完红巾军毫不畏惧，立即组织力量反攻，很快夺回了武昌和汉阳；8月，经过广昼夜的奋战，歼敌七万多人，杀死聂炳，又夺回了荆门；9月5日，红巾军又大败元将咬住，收复中兴路，擒杀判官工都。但是，由于红巾军将领俞君正麻痹大意，结果中兴路又得而复失。这时，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也率四川兵侵占安陆府，控制了长江和汉水的上游对武昌又形成严重威胁。

    地处长江下游的江浙行省，在接到元顺帝的诏令后，平章卜颜帖木儿也“募壮健三千人”，战船三百艘，自太平（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攻击红巾军。4月，江西行省平章星吉与卜颜帖木儿联兵进占池州，原驻武昌的蒙古威顺王也率军赶到。红巾军为保存力量，退出铜陵，撤围安庆，湖口、江州也相继沦陷。元军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缺少后备兵源和军粮不足的情况下，继续西犯，追击红巾军。9月20日，红巾军进行反击，“大舶载苇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纵火夹攻”，在小孤山水域展开激战，结果元军大败，星吉被活捉。红巾军乘胜再克江州，复围安庆，元军向东溃退，形势又有好转。

    战斗在徽州地区的红巾军，也遭到元军的围攻。这年7月，元军侵占徽州，但很快又被自杭州撤退的红巾军夺回。9月，元军乘红巾军主力向常州、湖州一带发动攻势的机会，又向徽州反扑，他们一进入徽州，就进行阶级报复，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11月，项普略在广德失利，损失严重，带领少数人马返回徽州？

    休宁时，又遭到八忒麻失里与地主武装的伏击，不幸被俘牺牲①。

    项昔略，又称项奴儿，项普威，是天完红巾军的重要将领，智勇双全，先后攻占“郡、邑四十余所”，战功卓著。他的牺牲，是天完红巾军的重大损失。

    11月底，元军占领徽州路的休宁、祁门、黟县，红巾军进行反击，“一夕奄至”，元军“无营栅，帅与吏、士、在邑之民皆遁焉。”元军退守淳安。湖口的红巾军也前来支援，众至五六万人，再败元军。红巾军决心要为项普略报仇，乃“大掠休宁境中，杀人满山谷，求执项奴儿者，灭其乡。”对杀害项普略的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由于元朝统治者调集各省军队联合镇压，各地地主武装又积极配合，因此，红巾军在江浙地区损失很大，许多州县被元军夺去，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底，红巾军便由优势逐渐转为劣势，其余部在彭莹玉带领下转入江西。彭莹玉在江西与元兵和地主武装进行了殊死搏斗，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11月24日，不幸在瑞州（江西高安）战败被俘牺牲。彭莹玉是白莲教南系的首领，为白莲教的传播做了大量工作，发动了袁州起义。他虽没有参加蕲水起义，但天完政权建立后，他却作为一方主帅率领一支红巾军在江西、江浙两省与元朝统治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曾攻下许多州县，打击和削弱了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他的牺牲，是天完农民政权的重大损失。

    元军对天完红巾军的全面反扑是从至正十三年（1353年）春开始的。2月，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率元帅韩邦彦、镇抚哈密等攻占湖州、广德，三门，再次侵占徽州。徽州是通向江西的门户，所以双方对徽州进行了反复争夺，徽州的失守，打开了通向江西的道路。在地主武装汪同的协助下，元军于4月1日占领婺源州，汪同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嘉奖，封义兵千户，赏以金帛。4月16日，元军侵占浮梁，矛头直指饶州（今江西鄱阳）。这时，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也率兵攻占信州（今江西上饶）。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与老老取道信州，元帅韩邦彦、哈迷取道徽州、浮梁，合兵攻饶州，汪同等地主分子也率“义兵”参战，5月1日饶州城破，红巾军“平章一人，万户八人”被俘。饶州失守，使红巾军又失去一个重要战略据点。随后，红巾军水师在望江、小孤山、彭泽、龙开河相继战败，很快江州也失守了。这样，天完红巾军的东线阵地便全部丢失，元军从东面完成了对天完政权的包围。

    6月，知枢密院事失刺把都总河南军，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总四川军，自襄阳分道南下，攻占安陆；7月，湖广行省参知改事阿鲁辉率兵攻占武昌和汉阳，至此，元军从西面也完成了对天完政权根据地的包围。在卜颜帖木儿的猛烈攻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失守，红巾军元帅邹普泰被俘，形势更加恶化了。

    十—月，江西行省左丞火你赤攻陷富州（今江西丰城）、临江（今江西清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红巾军将领况普天、闵总管等及其家属被俘牺牲。12月，元将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桑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和湖广左丞伯颜不花等，分道合攻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城破，徐寿辉突围，天完将相以下四百余人被俘。天完政权的反元斗争从此进入低潮。

    三、天完红巾军的重振和倪文俊叛变

    至正十四年（1354年），天完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进入低潮，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领导核心离开城市，转入山泽之间，继续领导红巾军进行斗争，他们化整为零，采取小规模行动，在各地农民的支持下，力量又发展起来。1月，毛德祥攻占福安；2月，史普清攻占奉新；广欧普祥占据袁州（今江西宜春），并分兵攻占上高；李普臣、王普敬据华林山，并不时进攻瑞州。

    长江中游的红巾军，也不断出击元兵。经过至正十四年一年的休整、联络，天完红巾军又逐渐壮大起来，这就为至正十五年红巾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年，刘福通、张士诚两支起义军也正在两淮及长江下游与元军激战，使元军无暇西顾，客观上支援了天完红巾军的恢复发展。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20日，徐寿辉遣大将倪文俊攻取沔阳府，随后徐寿辉将天完中央机构迁移到这里。农民军攻占沔阳，对武昌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于是，镇守武昌的威顺王宽切普化害怕了，“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只水陆并进，至沔阳，攻徐寿辉伪将倪文俊，且载妃妾以行。

    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报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宽彻普化走陕西。”这位骄奢贵族来势汹汹，却被英勇机智的红巾军一战击溃，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3月，徐寿辉命扫地冯率红巾军由安陆进攻襄阳，城破，襄阳万户杨克忠走头无路，投汉江自杀。

    5月25日，倪文俊自沔阳西进，再克中兴路（今湖北江陵），杀蒙古元帅朵儿只班。7月十9日，倪文俊又攻克武昌、汉阳：

    9月，进围岳州路；11月再破饶州等地。这一年，天完红巾军在倪文俊的指挥下，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天完政权重新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

    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随着长江中游形势的稳定，倪文俊在汉阳修治宫室，迎请徐寿辉入居，随后天完中央机构亦迁汉阳。红巾军在江浙战场上，也取得很大胜利，这年正月，攻占徽州城；2月，由徽州攻昱岭，元守将望风而逃，红巾军一度攻占于潜、昌化等城，逼近杭州。湖广战场上，3月，倪文俊又攻克常德，元总兵官俺都刺狼狈逃窜，5月攻占澧州，8月攻占衡州（今湖南衡阳），杀元将军阿都赤及元帅甄崇福。这年9月，红巾军还攻占兴国。12月，倪文俊又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杀威顺王子歹帖木儿。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倪文俊又西克峡州（今湖北宜昌市），天完政权控制的地区更加扩大了。

    至正十五年、十六年，天完红巾军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战绩，主要是在丞相倪文俊的指挥下取得的，因此，他在天完政权中的威望大大提高。随着威望的提高，他的政治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恰在这时，元朝统治者由于军事上的一再失败，便在军事围攻的同时，对红巾军也采取了“招安”政策，在高官厚禄的引诱下，倪文俊动摇了，为了换取元湖广行省平章官位，他竟于至正十七年9月企图杀害徐寿辉，结果失败，逃奔黄州，后为其部下陈友谅所杀。

    四、陈友谅篡夺天宪政权

    陈友凉，出身于沔阳渔家，他“少读书，略通文义”，曾为县吏，不得志，“欲图人事”，求富贵，乃参加红巾起义军。最初在天完丞相倪文俊部下为书吏，后以军功升为元帅。至正十六年（1256年），徐寿辉迁都汉阳后，倪文俊在天完中央专权，陈友谅对此颇为不满。至正十七年（1357年）9月，倪文俊背叛革命，陈友谅将其处死，为天完惩治叛徒，这是完全正确的行动，应当肯定。

    但是，陈友谅杀倪文俊，并其军，自称平章，政事后，又逐渐控制了天完中央政仪。为了提高个人在红巾军中的威望和夺取更多的权力，他继续坚持反元斗争。当时，天完政权虽然控制了长江中游以武昌、汉阳为中心的洞庭湖、鄱阳湖周围，以及袁州等地，力量有很大发展，但总的来看，天完政权仍然处在元朝势力包围之中，周围有许多元军据点。为了确保武昌、汉阳的安全，陈友谅决心拔除先军控制长江中游沿岸的另一军事重镇安庆。安庆是红巾军一直想夺取的目标，曾多次发动进攻，但因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固守，一直未能得手。这年10月，陈友谅自沔阳发兵，“战舰蔽江东下”，败元将胡伯颜，11月2日，水陆并进，三日至城下。为了尽快攻下安庆，陈友谅还调来饶州的祝宗和驻守池州的赵普胜两支红巾军，三面夹击安庆，激战两个月之久。至正十八年（1358年）正月7日，赵普胜攻东门，陈友谅攻西门，祝宗攻南门，“四面并进，西门尤急。”城破，全歼守敌，余阙自杀，长江中游的元军据点至此全部拔除。

    安庆战役后，陈友谅率兵攻入江西。江西的许多州县曾被红巾军攻占，受红巾军的影响较深，元军反扑后，红巾军化整为零，仍在坚持斗争，而袁州则始终在红巾军欧普祥部的固守之下，因此，江西的群众基础较好。陈友谅率军进入江西后，各地分散活动的小股红巾军立即配合作战，4月，顺利攻占龙兴（今江西南昌市），元江西行省右平章道童，左平章火你赤逃亡抚州。随后，瑞州、抚州、吉安诸路，也很快为红巾军攻占。8月，陈友谅围攻建昌（今江西南城），元守臣王溥降；9月廿9日，攻下赣州路，杀总管哈海赤。至此，江西诸郡大部分为陈友谅攻占。

    在进占江西诸郡的同时，红巾军还向江浙行省用兵。至正十八年（1358年）2月，王奉国等举红巾军二十万攻倌州（今江西上饶市）；5月，康泰、赵琮、邓克明等攻邵武路；11月，破汀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3月，红巾军攻衢州（今浙江衢县）；6月，王奉国攻破信州，元守将伯颜不花的斤自杀。11月，红巾军破杉关，兵分三路进入福建，很快攻占邵武路、延平路（今福建南乎市）、汀州路诸县。至此，陈友谅在江浙行省的反元斗争达到顶点。自此之后，他便转入了争夺天完最高统治权和与朱元璋争夺地盘的斗争中去了。

    随着反元斗争的节节胜利，陈友谅的个人野心也日益增长，为了夺取天完最高领导权，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残杀活动。天完大将赵普胜，善使双刀，别号双刀赵，是天完红巾军最早的将领之一，资历比陈友谅高，在反元斗争中战功颇多，在红巾军中威信很高，且手握重兵，是陈友谅要夺权的最大障碍，因此，陈友谅首先向他开了刀。至正十九年（1359年）9月，赵普胜为朱元璋所败，丢失潜山，陈友谅“乃诈以会军为期，自至安庆图之。

    普胜不虞友谅之图己，闻其至，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陈友谅杀赵普胜后，更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夺权计划，这年12月，徐寿辉决定将天完政权由汉阳迁都南昌，当他路过江州时，陈友谅暗中伏兵于西门外，假意出迎，“寿辉既入，门闭伏发，尽杀其部属。乃以江州为都，奉寿辉居之。友谅遂自称汉王，府立城西门，置官属。自是事权—归予友谅，寿辉但拥虚位而已。”但是，陈友谅并未到此为止，至正十年（1360年）闰5月，陈友谅挟徐寿辉东下，当攻占太平州后，他急于夺权，“乃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首，杀之。寿辉死，友谅遂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舁庙中神像颠倒置门外，而僭位其中，国号（大）

    汉，改元大义，仍以赵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大尉。”完成了他夺取天完政权的全部过程，天完政权至此结束。

    陈友谅建立大汉政权后，大量吸收地主士大夫分子参政，推行了一系列保护地主阶级的政策，逐渐转化为封建政权。此后，陈友谅控制下的南方红巾军也逐渐由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转化为封建统一战争。

    朱元璋领导的反元斗争和江南根据地的建立

    一、潦州起义

    朱元璋，字国瑞，原名重八，又名兴宗，壕州（今安徽风阳东北）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其父朱五四，是贫苦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生活。朱元璋幼年曾为地主放牛，并从事农业辅助劳动，生活十分艰苦。

    元至正四年（1344年）春天，淮河两岸先遭旱灾，又发生蝗灾，后又“疾疠大起”，瘟疫流行，朱元璋家里也染上了病。朱家人口本来很多，但由于无钱治病，他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嫂、三哥、三嫂等相继病故，诺大一个家庭，只剩下了几个人，十七岁的朱元璋无法生活，只好进入附近的皇觉寺为僧，但“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朱元璋无家可归，又“百无所长”只好走出寺院“化缘”，在淮西一带云游，成为游方僧，实际上是在各地乞讨。云游三年之后，朱元璋又回到了皇觉寺。这时的皇觉寺，由于连年灾荒，僧众四散，已经是断墙残垣，杂草丛生，一片狼藉。朱元璋找到一间可避风雨的禅房住下，因无施主，只好又在附近云游。至正十二年（1352年）2月，郭子兴、孙德崖等在濠州起义，不久，朱元璋接到友人来信，劝他也参加起义，当时“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乃与知已计议，又求神问卜，结果“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闰2月，乃前往濠州投奔起义军。郭子兴见其健壮，大喜，用为九夫长，从此，走上反元斗争的道路，时年二十五岁。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统治者从各地抽调军队，分路进行镇压。至正十二年（1352年）8月，丞相脱脱率兵攻徐州起义军，9月21日，徐州城破，芝麻李出逃，不久被俘牺牲，彭早住、赵君用突围，奔濠州，郭子兴、孙德崖以礼纳之。彭、赵二人力穷来投，后却反客为主，郭子兴，孙德崖“事皆禀命，遂为所制”。后来，孙德崖、赵君用合谋将郭子兴扣押，并欲加害，经彭早住、朱元璋全力营救，始得脱险。郭子兴对朱元璋十分钟爱，并以养女马氏妻之，马氏即开国后之高皇后。朱元璋善于团结部下，又身先士卒，所以每战多胜，屡立战功，在攻取怀远、安丰后，又于10月“破元平章月乞察儿营，克焦山陈章营”。12月，元兵在贾鲁的率领下，围攻濠州，朱元璋与郭子兴等拚力守卫，至正十三年（1353年）5月，贾鲁病死城下，元军退走，濠州始解围。

    潦州久被围困，农民军伤亡很大，粮食奇缺，附近又有元兵驻扎，随时可能来攻，因此，濠州亟待解决军粮和补充兵员。对这一严重局面，朱元璋是有认识的，因此，他“以盐易米于怀远”，弄到一部分粮食，以救燃眉之急；6月，他又回原籍招兵，少年时的伙伴徐达、周德兴等都来投军，得七百多人，补充了兵员，郭子兴非常高兴，任命他为镇抚。但是，其他红巾军将领对形势却缺乏认识，认为元兵解围就无事了，郭子兴也缺乏长远目标，只想守住濠州一地，不愿向外发展。濠州红巾军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彭早住、赵君用粗暴蛮横，其部下军纪败坏，与元兵无别，郭子兴则势单力薄，难以与其相争。对于农民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朱元璋虽然做了大量调解工作，但收效甚微，彭、赵不仅不听劝告，相反还想加害朱元璋。朱元璋感到，濠州不是久留之地，再住下去，不仅难成大事，还会有杀身之祸，因此，至正十三年（1353年）6月，朱元璋便辞别郭子兴，带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潦州，南下定远，谋取独立发展的道路。

    二、攻占集庆

    至正十三年（1353年）冬，朱元璋南攻定远，中途因病返回濠州。至正14年6月，复攻定远，以计招降了定远张家堡驴牌寨地主武装三千人；又有秦把头者，聚众八百人，结寨于定远豁鼻山，朱元璋亦将其招降；定远人缪大享，集“民兵”二万人，被元授为“义兵”元帅，与张知院共屯横涧山，朱元璋派花云夜袭，大破之，缪大亨率众投降。从此，朱元璋军威大振。这时，赵君用，彭早住也攻占了盱眙、泅州，他们获悉朱元璋的队伍已扩大到二万人，便派人邀请他到盱眙去，朱元璋以赵、彭“二人粗暴浅谋，不可与共事”，辞而不往，以保持独立地位。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聚众数百人，结寨自保，朱元璋进军定远，二人来投，朱元璋问计，国用说：“建康龙蟠虎踞，帝王都会，自古记之，幸而近我，其帅懦弱不任兵，宜急击下其城，踞以号召四方。事仿仁义，勿贪子女玉帛若群竖子者，天下不难定也。”朱元璋听后高兴地说：“此吾心也。”遂将他留在身边，时时参预机宜。朱元璋攻取定远后，7月，进兵滁州（今安徽滁县），定远士人李善长来投，朱元璋知其为里中长者，以礼待之，留为掌书记，参预军机。善长少读书，多智谋，因而策事多中。朱元璋曾问他：“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潦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罢大悦，决心以刘邦为榜样，取天下当皇帝。

    7月，朱元璋攻滁州，花云为先锋，单骑前行，横冲敌阵，元兵惊曰：“此黑将军勇甚，不可与争锋”，四散奔逃，农民军顺，利攻占滁州城。朱元璋收集元残兵，补充军队，其队伍发展到三万多人。当时，彭早住，赵君用已屯驻泗州，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郭子兴亦被挟持到泗州。彭赵二人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自相火并，彭早住死，赵君用“专兵柄，狠戾益甚”，又欲加害郭子兴，朱元璋以恩德相诘，又以唇亡齿寒相劝，赵君用畏滁州兵盛，郭子兴始得免，率所部至滁州。郭子兴到滁州后，朱元璋以礼相待，并将滁州兵交他管辖。郭子兴十分高兴，朱元璋也由镇抚升为总管。

    11月，元丞相脱脱率兵包围高邮，并分兵攻六合。农民军六合守将求援于滁州，郭子兴与六合守将有怨，不愿发兵，朱元璋以“六合破，滁不独存，奈何以小憾而债大事”相劝，子兴乃发兵，诸将多不愿往，朱元璋亲自率兵援救。朱元璋与耿再成进驻瓦梁垒，逼近六合，元兵来攻，朱元璋力战，垒得不破，后计退元兵，胜利返回滁州。

    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滁州乏粮，诸将议所向，郭子兴无远略，但欲据滁称王，朱元璋劝道：“困守孤城，诚非计，今欲谋所向，惟和阳可图”，郭于兴用其谋，遣张天祜、赵继祖、耿再成等攻占和州（今安徽和县）。郭子兴以朱元璋智勇出众，乃令其总兵，位在诸将之上。时军纪不整，有掠人妻女者，朱元璋召集诸将，喻之曰：“军无纪律，何以安众，凡军中所得妇女，当悉还之。”即令将所掠妇女放归，民众大悦。元兵十万围攻和州，朱元璋坚守三个月，大败元兵。3月，郭子兴病死，小明王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妻弟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以统滁州之兵。朱元璋用龙风年号，成为北方红巾军的一部分。

    和州城小，储备不多，养不了数万军队，5月，城中粮食已非常紧张，这时，朱元璋想起了冯国用的建议，乃决定南波长江。和州对岸的太平路（今安徽当涂）及太湖周围诸路，是粮食、的高产地区，渡江不仅可以解决军粮问题，还可以进而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以为根本。但是，朱元璋缺少船只，渡江遇到困难，适在这时，在巢湖结寨的水师李普胜、赵普胜、廖永安，俞通海“以水师千艘来附”，朱元璋十分高兴，亲至巢湖见李普胜等，并查看水道，利用大雨水涨的时机，避开元兵战船，由小港出巢湖。赵普胜中途变卦离去，西归徐寿辉。李普胜欲杀朱元璋吞并其军，结果反为朱元璋所杀，廖永安、俞通海等大部分水军归顺朱元璋。从此，朱元璋有了一支上万人的水军，这就为胜利渡江创造了条件。

    6月，朱元璋以常遇春为先锋，水军自和州出发，渡江取采石，很快攻占太平路，俘元万户纳哈出，元总管赴水自杀。朱元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设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自为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参谋府事。当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右丞阿鲁辉等率水师截采石江面，“义兵”元帅陈埜先与元将康茂才等以数万兵来夺太平城，朱元璋派出主力徐达、邓愈、汤和出姑孰东迎战，又派兵出敌后，前后夹击，力战得胜，大败元兵；生俘陈壁先，阿鲁辉等败走，退驻峪溪口。太平保卫战，农民军取得巨大胜利。太平战役后，朱元璋乘胜又攻占芜湖、栗水、句容等城，并派兵驻守，对集庆逐渐形成包围之势。

    朱元璋在太平巩固阵地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集庆了。冯国用早就劝朱元璋取金陵，这时陶安也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于是，乃决定取集庆。7月，张天祜率诸军及降将陈垫先部众攻集庆，因城防坚固，不胜而回。9月16日，再攻集庆，郭天叙、张天佑率军由官塘攻集庆东门，陈茔先率军由板桥出发，攻集庆南门。17日，张天祜等至方山，破元兵左答纳识里营，陈整先却与元守将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暗中勾结，围而不攻，后又设下奸计，俘郭天叙、张天祜，叛变降元。陈埜先的叛变，使农民军遭受重大损失，郭张二元帅牺牲，攻取集庆的第二次战役失败了。

    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1日，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自太平向集庆进军，三日，首攻集庆外围江宁镇，破陈兆先营，降元兵三万六千多人，生俘陈兆先。10日，攻集庆，离城五里，诸军鼓噪而进，直逼城下，将士以云梯登城，元兵皆破胆，心无斗志，农民军破城，福寿战死，元平章阿鲁灰，参政伯家奴及集庆路达鲁花赤达尼达思等皆被杀，“水寨元帅康茂才、苗军元帅寻朝佐、许成、刘哈剌不花，海军元帅叶海撤及阿鲁灰部将完都等各率个降，凡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进入集庆，召集官吏。

    父老、人民，向他们表示：“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勿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全城秩序井然，军民喜悦，互相庆慰。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命赵忠为兴甲翼元帅，使守太平。朱元璋攻取集庆后，16日，任命徐达苎大将军，率军攻克镇江，斩元守将段武、平章鼎鼎，苗军元帅杨完者出逃。随后，又分兵攻占金坛、丹阳等城。十9日，朱元璋置淮兴、镇江翼元帅府，以徐达、汤和为统军元帅，汤昌为行军总管。4月，朱元璋攻取广德路，改为广兴府，以邓愈守之。

    7月，小明王任朱元璋为枢密院同签，又置江南行中书省，以朱元璋为平章，在江南建立了政权。

    三、建立江南根据地

    朱元璋攻占集庆后，又分兵攻占镇江、金坛、丹阳等地。当时，朱元璋控制的范围仅限于集庆及其周围地区，而且西有徐寿辉，东有张士诚，南有元军据点，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为了确保集庆和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朱元璋看到，徐寿辉，张士诚力量较大，而且都是反元友军，由此，对他们决定采取睦邻政策，派杨宪去平江（今江苏苏州市），致书张士诚，表示“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对徐寿辉也采取了尽量避免武装磨擦政策。

    璋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设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自为元帅，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参谋府事。当时，太平四面皆元兵，元右丞阿鲁辉等率水师截采石江面，“义兵”元帅陈埜先与元将康茂才等以数万兵来夺太平城，朱元璋派出主力徐达、邓愈、汤和出姑孰东迎战，又派兵出敌后，前后夹击，力战得胜，大败元兵，生俘陈埜先，阿鲁辉等败走，退驻峪溪口。太平保卫战，农民军取得巨大胜利。太平战役后，朱元璋乘胜又攻占芜湖、溧水、句容等城，并派兵驻守，对集庆逐渐形成包围之势。

    对东南元朝控制地区，则采取攻战方针。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朱元璋派耿炳文攻长兴州（今江苏长兴），元“义兵”万户蒋毅率所部二百人投降。3月1日，改长兴州为长安州。设永兴翼元帅府，以耿炳文为总兵都元帅，刘成为左副元帅，李景元为右副元帅，率兵驻守。4月，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宁国路（今安徽宣城）。元长枪元帅谢国玺弃城走，守将别不华、杨仲英顽抗，城小而坚，久攻不下，常遇春中箭。朱元璋大怒，亲临指挥攻城，元兵不能支，杨仲英投降，俘元“义兵”元帅朱亮祖及军士十余万，战马二千余匹，宁国路所属太平、旌德、南陵、泾县诸县皆下。7月，朱元璋命胡大海，邓愈率军攻徽州路（今安徽歙县），破其城，元守将元帅八思尔不花败逃，“义兵”万户吴纳兵败自杀。朱元璋改徽州路为兴安府，立雄峰翼元帅府，命邓愈驻守。7月23日，胡大海率军下休宁，进军婺源（今属江西），元江浙参政杨完者率兵十万向徽州反扑，胡大海闻讯回师，与邓愈前后夹击，大败元兵，杀其镇抚李才，杨完者狼狈溃逃。9月，朱元璋命费子贤率军取武康（今浙江德清西），杀其守将潘万户。10月，朱元璋命缪大亨攻扬州，元守将“清军”元帅张明鉴降，获其兵数万人，战马二千多匹，改扬州路为淮海府，置淮海翼元帅府，以张德林为元帅，李德成知府事，留兵驻守。扬州被围时，城中粮尽，元兵杀平民充饥，故城破时，居民仅存十八家。

    至正十八年（1358年）正月，邓愈令部将王弼、孙虎及汪同、孙茂先等攻占婺源州，杀元守将铁木儿不花，歼灭元兵三千五百余人，俘三千余人。李文忠攻青阳、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2月，李文忠败元将阿鲁灰于淳安县之万年街，又败苗军于潜、昌仁。3月，李文忠与邓愈、胡大海攻下建德路（今江建德），设德兴翼元帅府，元江浙行省左丞杨完者遣兵反扑邓愈出击，大败元兵，杀其将李副枢，降溪洞兵三万多人。4月，邓愈攻取淳安。6月，李文忠攻占浦江（今浙江浦江）。10月6日，胡大海攻占兰溪，俘元万户赵伯颜不花，廉访使赵秉仁等，歼敌千余人，获马、牛、羊万头，置闽越翼元帅府，分兵守其要害。12月，朱元璋亲率十万大军攻浙中重镇婺州（今浙江金华），败元处州（今浙江丽水）援兵胡深，俘其前锋元帅李肩章。婺州守兵内部不和，枢密同佥宁安庆开东门投降，婺州城破，杀元达鲁花赤僧住、浙东廉访使杨惠，俘南台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孙等。朱元璋开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分省、行枢密分院、金华翼元帅府，改婺州为宁越府，“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旗牌表明，朱元璋领导的农民军依然是北方红巾军的一部分，其军事行动虽然由自己决定，但他依然尊奉小明王，他主持的江南等处行省，依然在龙凤大宋政权的领导之下。

    经过几年的用兵，今皖南，浙西地区的元兵据点大部分被朱元璋所占领，从而确保了集庆的安全，稳定了江南的阵地。

    除军事行动外，朱元璋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些争取民心的政策。首先，禁止部下乱杀。朱元璋一向注意军队的纪律，随着军队的扩大，对纪律也更加重视，特别在攻取集庆后，更是三令五申，强调纪律。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以徐达为大将军率诸将攻镇江，临行前，朱元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皆顿首曰：‘谨受命。’”由于强调了军纪，所以镇江战役，做到了“1日克其城，兵不血刃”，敌人迅速瓦解。朱元璋攻取江阴，军队纪律严明，又倡导生产，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有人借江阴白头翁之口写诗称赞朱元璋的军队：“江阴城中头白翁，面皱腰曲双耳聋，手扶竹杖官道侧，向人欲语扪心胸。自言往昔承平日，老夫城中家富实，一从浙右干戈兴，官税民差日繁剧。大儿从戎行，小儿当赋役，纵有老夫存，连年避兵革。元戎既退海寇来，江阴城中生绿苔，人心汹汹乐变易，杀人何异除蒿莱。去年自逢吴总兵，与民为主民获生，官军不扰民乐耕，大开濠堑坚筑城。老夫甘分守困寡，不忘作诗歌太平。”朱元璋占领下的江阴，“未几，流寓复还，呻吟笑歌，田莱垦辟，人畜蕃息，租入有经，徭役平均，咸室家相庆曰：“吾徒获奠枕矣。”从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另外，对当地一些有影响的元朝官员和知识分子，也一般都采取团结政策，争取他们到新政权内任职。攻集庆，元水寨元帅康茂才率兵三千降，朱元璋“笑而释之，仍许统所部兵从征。”康茂才降后，仍然带领原部下，立了不少战功，后又被任命为营田使，在组织恢复发展生产方面发挥了作用。朱元璋重用降人的政策，争取了不少持观望态度的元朝官员，他们有的对农民政权放弃敌对态度，有的开门献城，还有的在新政权中继续任职，对稳定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如元前兵部尚书单安仁，驻守广陵（今江苏扬州），农民军攻镇江，他即率部投降，后守镇江；元江浙行省平章夏章降，对朱元璋稳定浙西局面起到很大作用。对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更是极力收罗到新政权中来。朱元璋攻徽州时，“闻朱升名，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访问犬计。升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十分欣赏他的见解，便将他留在身边，参预密议。元徽州路守将元帅福童，练兵修城，准备死守，朱升至城下，喻以祸福，劝其早降，“福童等素服升有先见，遂开城出降。”兵不血刃，占领徽州。朱元璋每攻占一地，即搜罗当地的知识分子，并授以官位，这对于争取士大夫阶层和安定社会秩序都起了积极作用。

    再者，朱元璋在攻城掠地的同时，还很注意占领区的生产，并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至正十六年（1356年）3月，早在渡江之初，朱元璋即向将官申明：“听从开垦荒田，以为己业”，当时，无力向将官们发放俸禄，便号召他们自己开荒生产，以解决生活问题，这还只是一项临时性的应急措施。7月，随着江南行中书省的建立，又设置营田司，修筑堤防，管理水利，并号召各地官员注意招诱流民，恢复生产。至正十八年（1258年）2月，朱元璋任命元帅康茂才为营田使，并特别告谕康茂才：“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俾高无患干，卑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大抵设官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饰馆舍，迎送奔走，所至纷扰，无益于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由于朱元璋的倡导和组织，当时虽然战争激烈，但在控制的范围内，农业生产非但没有继续破坏下去，相反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有些地区还出现了“四方小康”的局面，经济的恢复，支持了战争，使朱元璋站稳了脚根，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江南根据地的建立，对战胜江南群雄和北伐推翻元朝中央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士诚、方国珍的反元斗争及其蜕变

    一、张士诚迁都平江

    至正十四年（1354年）12月，取得高邮保卫战的胜利后，张士诚乘胜反击，元兵溃散，许多溃兵投入起义军，占领区日益扩大。元朝统治者在战场上失败后，至正十五年（1355年）4月，又派翰林待制乌马尔、集贤待制孙NB141至高邮进行招安，他们二人进入高邮城后，说明来意，并“反复开谕”，结果被张士诚“拘之他室，或1日馈食，或间日一馈食”，用饥饿折磨之后处死，拒绝了招安。当时淮东大饥，起义军筹粮困难，张士诚看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乃决计南下，遣其弟士德率水师山通州渡江，进占福山港。至正十六年（1356年）正月1日，张士德攻入常熟。2月，攻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元平江路总管贡师泰、治中高安等带上家小，装载细软，弃城逃走，起义军顺利攻占平江，改平江为隆平府。3月，张士诚将都城由高邮迁至平江。

    张士诚迁都平江后，采取了一系列打击豪绅地主、争取百姓和巩固政权的措施。首先，健全了政权机构，以李行素为丞相，张士德为平章，蒋辉、潘元明为左右丞，史文柄同知枢密院事。

    地方上，府设太守，州设通守，县设尹，以周仁为隆平府太守。

    同时，还对占领区的户口、田赋进行登记，着手建立地方基层组织，第二，打击元朝反动官僚和豪绅大地主。张士诚对官僚、豪绅、大地主采取了镇压剥夺政策。张士德到福山港时，“福山有曹氏，富甲县中，众（起义军）肆攘掠，一夕而空。”攻占平江后，“昔之吝财家户，破家剥床”，对大地主、大富户的家产进行了剥夺，往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官僚，更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反动文人写道“吴松之壤，东南奥区，岁在丙申，群寇突如，朱巾赭裳，陆梁恣睢，乃贼乃戕，乃毒乃茶。”剔除其诬蔑之词，可以看到官绅们被镇压的情形。第三，在其占领区城内，推行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张士诚一向重视农业生产，在其称王不久，即下令要所属官员务农桑，他说：“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要求他的各级官员都要重视农业，管好农业生产。在迁都平江之后，他又下令“悉免夙逋，赐今年田租十之四，赐高年粟、帛及贫人粥糜……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讲修水利”，免除了元朝统治时期人民所欠的赋税，并减轻田赋，救济贫苦农民，还设立农官，管理农田水利。这些措施，对恢复发展占领区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张士诚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因此，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和拥护，他的起义军也被人民称为“红军”，松江一带有童谣说：“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表达了人民对元朝统治者的蔑视和盼望张士诚起义军到来的激动心情。当时，元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木儿为了镇压张士诚起义军而调来了由苗民组成的杨完者的一支“义军”，这支军队极为残暴，“所至杀掠无遗”，许多平民被杀害，“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人民对其痛恨极了，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死不怨泰州张（士诚），生不谢宝庆杨（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张士诚迁都平江后，派兵四出，攻取江南州县，早在2月，起义军已占领昆山、嘉定、崇明、常州、无锡阳山、宜兴。4月，张士诚部将赵打虎攻下湖州，史文炳攻松江，元兵弃城逃走。7月，张士德率兵攻杭州，斩元江浙行省平章左答纳失里。

    左丞相达识帖睦迩逃亡富阳。张士诚的占领区迅速扩大。

    二、张士诚的蜕变

    至正十六年春，张士诚破平江，西进攻占常州；朱元璋渡江取集庆，东进攻占镇江、丹阳。因此，这两支起义军的先头部队很快便相遇了。为了避免与张士诚部发生冲突，6月，朱元璋派儒士杨宪为代表，致书张士诚通好，信中说：

    “近闻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吴郡。昔隗嚣据天水以称雄，今足下据姑苏以自王，吾深为足下喜。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当时，张士诚正四出攻城掠地，踌躇满志，根本没有把朱元璋放在眼里，他拘留了杨宪，拒绝通好。这样，朱张之间的战争就难免了。

    7月，张士诚以舟师攻镇江，被徐达击败，朱元璋亲率舟师追击，直至江阴。张士诚挑起战端，朱元璋令徐达统兵反攻，包围常州，汤和自北面，张彪自东南面，徐达自西北面，合力攻城，战斗异常激烈。张军数万来援，徐达离城十八里设伏以待，大败张军。

    8月，张士诚令史文炳率水师数万攻嘉兴，元守将杨完者反击，大败张军，追杀四十余里，“斩首万七千级”，其元帅江东海投奔朱元璋。一连串的失败，使张士诚开始感到忧惧，10月，乃派其部下孙君寿持书向朱元璋求和，表示：“省己知过，愿与讲和，以解困厄。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以为犒军之资，各守封疆，不胜感恩。”朱元璋复信责其挑起事端，诱引叛将，扣留使臣等，要张士诚每年输粮五十万石，归还使臣、叛将。张士诚得书不报。11月，朱元璋增兵两万攻常州，张士诚也再派援兵，徐达内外夹攻，张军又败，“城中益困”。

    至正十七年（1357？年）2月，朱军耿炳文、刘成败张将赵打虎，攻占长兴，获战船三百余艘，俘其守将李福安、答失蛮。3月四日，常州城内粮绝，守将吕珍出逃，徐达占领常州。5月，朱元璋攻占泰兴（今属江苏）。6月，攻占江阴。7月，攻常熟，张士德率兵往援，兵败被俘。土德有刃有谋，攻取诸城之役，其功最人，他的被俘，对张士诚是个沉重打击。常州、长兴、泰兴、江阴，常熟又被朱元璋夺去，形势对张士诚更加不利，朱元璋“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拆大江、上金、焦……士诚侵轶路绝”。张士诚遭受这些重大挫折后，更感到无力与朱元璋对抗，为了保住地盘和避免两面作战，8月，乃再一次向元朝请降，元授士诚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张士诚在战场上的失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政抬上的蜕变。在攻占平江后，张士诚开始了他急剧蜕变的过程。首先，张士诚领导集团热衷于子女玉帛，追求安乐的思想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士诚领导集团，多数出身于游民阶层，他们有反封建的一面，但也极易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当他们的地位发生变化，有条件获得更多的财富时，就会很快蜕化变质。张士诚之所以渡江南下，一方面是由于江北发生粮荒，另一方面，也与元朝降官朱英对其“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是分不开的。攻占平江后，张士诚深居简出，不愿过问政事，整日酒色为务，俨然太平帝王；他的文武大员们，也是“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一个个都成了新的暴发户，蜕化成了新生的地主阶级，他们追求的是生活享受，自然战斗力也就减弱了。其次，在政治上，张士诚一心想当割据一方的土皇帝，逐渐放弃了反元目标。攻占平江后，为了争取地主士大夫的支持和健全各级官僚机构，设弘文馆，多方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与马居室，无不充足”。因此，许多失意官僚、地主士大夫分子，纷纷前去投靠，“美官丰禄，富贵赫然”。

    这些人进入平江后，出谋划策，自然一切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对张士诚的蜕变有很大的影响。参军俞思齐等人，极力劝张士诚降元，因此，当他无力与朱元璋对抗时，对元朝政府便逐渐由妥协而投降了。第三，随着蜕化的加深，在军事上，张士诚则更加与红巾军为敌，他每年向大都送上几十万石军粮，还不断进攻红巾军，从至正十八年（1358年）开始，张士诚多次出兵，企图夺回常州、江阴，但都失败了。至正十九年（1359年）后，朱、张又在诸暨（今属浙江）展开争夺战，互有胜负，形成对峙状态。

    当时，刘福通为首的北方红巾军主力正分兵三路北伐，两淮地区一度空虚，张士诚乃乘机向淮北扩张地盘，直至今鲁南一带。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刘福通在河南为元兵所败，损失惨重，乃拥小明王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张士诚趁火打劫，以大将吕珍统兵攻安丰，占据庐州的左君弼也发兵相助，刘福通固守，但城中缺粮，伤员又多，形势危急，小明王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获悉后，不顾李善长等人的反对，亲率徐达、常遇春等往援，未至安丰，城破，刘福通牺牲。朱元璋赶到，救出韩林儿，迁往滁州居住。朱元璋退兵后，安丰又为元兵占领，至此张士诚已经完全蜕变为红巾军的敌人。

    三、反复无常的方国珍

    在反元斗争中，方国珍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他起义反元，是红巾军的友军，但形势对他不利时，他即接受“招安”，向元朝投降，待形势好转，则又反元。从至正八年（1348年）起义以来，至至正十四年（1354年）间，已有三次降元，三次反元。

    至正十六年3月，元政府因“方国珍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让方氏兄弟负责元东南沿海防务和海上运粮事宜。

    至正十七年（1357年）8月，元政府又引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时张士诚已攻下平江，进占元朝粮食的主要产区常州、苏州、湖州等地，元政府深怕粮道断绝，乃命方国珍攻张士诚。方国珍以舟师五万攻昆山，张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NB142子桥，国珍七战七捷。”士诚不能支，再次降元，方张之间的对抗，也自然结束，两个叛徒握手言和，各守其境。方国珍虽已降元，但依然割据一方，占有庆元（今浙江宁波市）、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今浙江温州市）三路地盘，并分兵攻掠上虞（今浙江上虞东南）、余姚（今浙江余姚）等附近州县，不断扩大其占领区。许多元官对此不平，主张对其进行讨伐，但因“是时朝廷方倚重国珍，资其舟以运粮”，只好容忍姑息。

    至正十八年（1358年）12月，朱元璋攻下婺州、衢州后，与方国珍的占领区直接接壤了，朱元璋乃派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与其下谋曰：‘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惟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莫若姑示顺从，藉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以为然。”于是，于至正十九年（1259年）正月，“遣使奉书，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表示归服，愿合兵共灭张士诚，3月，又表示愿意献出温州，台州、庆元三郡，并以其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放还方关，并授方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同时颁给官印。方国珍的投降，并非诚意，只不过为形势所迫暂时应付一下而已，“虽纳款，然其志尚阴持两端。”事实也是如此。至正十八年9月，刚刚接受朱元璋的任命，时隔不到一个月，方国珍又接受了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

    至正十九年冬，元顺帝“诏命士诚输粟，国珍具舟”，二人合作运粮至大都，从此，张士诚每年献出十万石粮食，方国珍提供几百只大海船，将这些粮食由海路运往大都（今北京市），缓和了大都的粮荒。因此，元顺帝对他大为赞赏，将他提升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另一方面，当朱元璋责问他时，则“阳为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继续要两面派。总之，方国珍的行动，已毫无反元意义，他已完全蜕变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朱元璋的统一和建立明朝

    一、朱元璋统一南方

    （一）陈友谅的败亡

    至正二十年（1360年）正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大汉皇帝后，政治上，不仅放弃了反元斗争，还进而与红巾军的敌人、叛徒张士诚相勾结；军事上，他也不再对元残余据点用兵，而集中兵力进攻昔日的友军朱元璋；生活上，也十分腐朽，睡“镂金床”，玩珠宝玉器，妃嫔成群，他已蜕变为一个新生的地主阶级分子。因此，大汉皇帝陈友谅与朱元璋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不再只有反封建的性质，已演变为封建统一战争了。

    朱元璋与天完红巾军之间的冲突是从至正十七年（1357年）

    10月，双方争夺池州（今安徽贵池）开始的，天完大将赵普胜守池州，常遇春来攻，互有胜负。陈友谅杀赵普胜、徐寿辉称帝后，“将土皆离心”，力量有所削弱，但他却野心勃勃，联络张士诚，东攻朱元璋，扩大其势力范围。至正二年（1360年）闰5月，陈友谅自江州率兵东下，直取集庆（今江苏南京），朱元璋用康茂才致书陈友谅假降，设伏兵于集庆城外，大败陈友谅，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降，士兵战死、溺死者无数，生俘二万多人，获战船数百艘，陈友谅狼狈逃回江州（今江西九江）。朱元璋乘胜攻占安庆、太平、信州（今江西上饶）。

    9月，徐寿辉旧将欧普祥以袁州（今江西宜春）降。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正月，小明王以战功封朱元璋为吴国公。5月，陈友谅反攻，派其将李明道取信州，7月，张定边攻占安庆。8月，朱元璋反击，夺回安庆，并攻占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朱元璋又占南康（今江西星子）、东流、蕲州（今湖北蕲春）、黄州、广济、饶州（今江西波阳）、建昌（今江西南城），其守将纷纷以城降。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正月，大汉江西行省左丞相胡廷瑞以龙兴（今江西南昌）降。龙兴是江西重镇，得之可控江西全省，朱元璋异常高兴，亲至龙兴，对胡廷瑞奖勉有加，改龙兴为洪都。8月，陈友谅将熊天瑞攻占吉安，杀守将张本立，11月复为朱文正夺回。陈友谅的将领纷纷以城降，因而其“疆土日蹙”，处境日益困厄。

    为了摆脱困境和侥幸打垮朱元璋，陈友谅派使者见张士诚，约其东西夹攻，张士诚虽应允，但“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4月，陈友谅气急败坏，在张士诚未出兵的情况下，率战舰数百艘，兵号六十万，向朱元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进行这次战役，陈友谅特造了大战舰，“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十分坚固。当时，朱元璋正率领主力北援安丰，应天空虚，陈友谅认为必胜，故“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要进行战略决战。

    但是，陈友凉却没有乘虚直攻应天，而以大军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市）。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众死守，陈军猛烈攻城，都被击退，各种攻城战术都用上了，历时八十五天，依然不能破城。这样一来，一方面使陈军锐气大挫，同时也给朱元璋提供了回兵救援的时间。朱元璋由安丰返回，在作好了东防张士诚的安排后，7月，便率冰师十二万西进，救援洪都。

    陈友谅获悉后，离洪都入鄱阳湖，迎击朱元璋。由力量对比上看，陈军兵多船大，朱军兵少船小，陈军占绝对优势。但是，陈军也有许多弱点，首先是陈友谅弑主自立，大失人心，许多将士不愿为他卖命，军心离散，而朱军则上下团结一致，人人奋激，争立战功，在士气上大大超过了陈军；再者，陈军战船虽大，但用铁链相连，“艰于运转，朱军战船虽小，但机动灵活，进退迅速自如，在实战中反占优势；第三，在战术的运用上，朱元璋一开始就抓住了陈军的弱点，利用了火攻。这样，形势就大变了。

    7月20月，朱军进入鄱阳湖，21日朱陈两军展开激战，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率兵奋战，败其前军，杀一千五百多人，首战告捷，军威大振；俞通海又乘风发火炮，焚陈战舰二十多艘，士兵死伤很多，朱军大将韩成、宋贵、陈兆先等亦战死。22日战斗更加激烈，朱元璋命敢死士以小舟载火药、荻苇，点燃后乘风冲入陈军战舰群当中，火乘风势，战舰数百艘被焚，陈友谅之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和许多将领被烧死，数千人被杀，“友仁者，即所谓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数，枭勇善战，至是死，友谅为之丧气。”又经过23日，24日两天激战，陈军大败，已不能支，乃收集残兵取守势，朱军挑战亦不敢应。陈友谅感到无力再战，欲退兵，但入长江的湖口通道已为朱军封锁。陈军进退失据，朱元璋乘机加强与论攻势，瓦解将士，又接连致书陈友谅，重申约他“同讨夷狄”的主张，并责其既启战端，又不敢决战，“无乃非丈夫乎？”陈得书大怒，“忿恚不能答”。陈军被围困湖中，欲出不能，欲守无粮，军心日益解体连陈友谅的左右金吾二将军也率众投降了朱元璋，“友谅失此二将，自是兵力益衰。”两军相持至8月26日，陈友谅已经绝粮，欲奔武昌，在湖口突围时，中流矢身死，其太子善儿，平章姚天祥等被俘。27日，其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率众五万余人投降。太尉张定边乘黑夜以小舟载陈友谅尸及其子陈理奔还武昌，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胜利。9月，朱元璋马步舟师水陆并进，10月包围武昌，并分兵攻汉阳、德安诸州县。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1日，李善长率群臣劝进，朱元璋即吴王位。2月，经过长期围困后，朱元璋对武昌发起总攻。大汉丞相张必先自岳州来援，被常遇春败于洪山，张必先本人亦被俘。武昌城内粮尽援绝，2月6日“陈理衔壁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陈友谅大汉政权灭亡。

    （二）张士诚的覆灭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2月，张士诚袭击安丰小明王，表明他已经完全倒向元朝统治者一边，坚决与农民军为敌。安丰战役后，朱元璋率军回救洪都，张士诚乘机再占安丰。9月，他自称吴王，要求元廷承认，未被批准，元廷向其索粮，他亦拒绝。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8月，为了进一步控制江浙，张士诚还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让位于其弟张士诚。让位后，达识帖睦迩被软禁于嘉兴，不久，被迫饮鸩自杀。张士诚身为左丞相，但昏庸无能，只知寻欢作乐，政事全委黄敬天、蔡颜文、叶德新三名腐儒办理，政治极勾腐败，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人民对他十分痛恨，洗他必亡。张士诚也日益腐朽，他“不理政事”，居深宫享乐，其部下将领，热衷于官爵田宅，“凡出兵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肠之，始起任事。

    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会游谈之士酣宴博弈，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类如此，”因此，随着政治的腐败其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大削弱，已日益不能与朱元璋对抗。在朱陈大战期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9月，张士诚曾利用朱元璋的降将谢再兴进攻东阳（今浙江东阳），派大将李伯升率兵六十万攻诸暨（今浙江诸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

    10月，张士诚攻长兴（今浙江长兴），但均未得手。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2月，李伯升又率兵二十万争夺诸暨，也被李文忠、胡德济击退。

    陈友谅灭亡后，朱元璋调兵东下，开始了对张士诚的大规模进攻。在战略上，朱元璋采取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转取浙西”的方针。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10月，朱元璋发布命令，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以徐达为总兵官，率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淮东、泰州诸处。11月，张士诚为分江北朱军之势，向宜兴发动进攻，为朱军击败。徐达攻高邮，高邮是张士诚的发祥地，势所必争，宜兴败后，张乃派左丞徐义率水师由海路进援高邮，但“义怨士诚，以为陷已死地，屯昆山之太仓，3月不进。”这就贻误了战机，使徐达得以顺利攻占高邮。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正月，张以舟师攻江阴等地，也为朱军击败，损失惨重。至4月，朱便全部占领了张士诚原有的苏北及两淮地区，从战略上完成了对张士诚的大包围。这时的平江，“政事纵弛，亲呢奸回，上下蒙蔽，民心离怨而费用无经，士卒困败而征调不息”，已经到了灭亡的前夕。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8月，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之后，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万，向平江进发。发兵前，朱元璋在一篇安民文告中，虽然声讨了元朝和历数张士诚的罪行已但却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的，文中竟骂红巾军“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表明此时的朱元璋，经背叛农民起义军，蜕变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所进行的战争，从性质上看，已经变为封建统一战争了。

    朱元璋对平江的进攻，也是采取了先剪羽翼后取巢穴的方针。战争进展顺利，至11月，已经攻占了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重要城市，张士诚的重要将领五太子、吕珍、朱暹、王晟、李伯升、张天骐、潘元明等也相继投降，士诚元气大伤，他的地盘也只剩下了平讧、无锡等几座孤城。11月，朱军包围平江城。徐达命各将分兵直抵平江各门下，并占据城外战略要地，四面筑围困之，“又架木塔，与城中浮屠对，筑台三层，下瞰城中，名曰敌楼。每层施弓弩、火铳于上，又设襄阳炮以击之”。

    时张士诚外援断绝，城内粮草奇缺，但仍恃平江城固坚守。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5月，朱元璋作书招降，士诚不理，又派说客入城劝降，亦不答。6月，士诚自率精兵欲突围失败，退回城内，计无所出。24日，张士成督战城上，坐银椅，左右进桃，未及尝，中炮身死。9月，平江城内“资粮尽罄，一鼠至费百钱，鼠尽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于时城中士卒登垣以守，多至亡没”，已失去了抵抗能力。八日，徐达等攻破平江，张士诚将全家焚死，又率余众巷战，兵败自尽，未死被俘，解送应天。朱元璋劝其投降，张闭目不答，后自缢而死。不久，无锡等城守将亦投降，张士诚政权灭亡。

    （三）方国珍的归服

    割据浙东沿海台州、温州、庆元三路的方国珍，在朱元璋对张士诚用兵的几年内，依然靠两面派讨生活，他既接受元朝的官位，又向朱元璋献白金、绢匹，但其内心则是倾向元朝的。因此，方国珍对朱元璋阳奉阴违，暗地里探视应天虚实，设兵把守险隘，以期久据三州之地。对此，朱元璋也是了解的，只是由于他正集中力量攻打张士诚，故未发兵浙东，仅遣使问罪而已。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4月，当张士诚的灭亡已成定局时，“方国珍既入贡，复阴泛海，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其不降之心更加暴露，朱元璋为书斥责，数其有十二大罪，谕其归服。方国珍得书不报。7月，朱元璋再次遣使，谴其“怀奸挟诈，阳降阴叛，数相愚弄”之罪，并令其贡粮二十三万石，否则将加兵三郡。方国珍惶恐不能决，“惟日夜运珍宝，集巨舰，为泛海计”，准备逃往海上。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9月八日，朱元璋攻灭张士诚，9月28日，即分兵两路攻方国珍，其一路由朱亮祖率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等卫马步、舟师等攻台州路，方国瑛败退黄岩，后又逃往海上，朱亮祖克台州，进占仙居诸县。10月二自，朱亮祖自黄岩攻温州路，大败方军于城办，斩首六十级，获马八十余匹。方明善携妻子出逃厂城破，俘其员外郎刘本，分兵取瑞安。11月1日，“朱亮祖率舟师袭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另一路由征南将军汤和率领常州、长兴、宜兴、江阴诸军，10月10日出发，自绍兴渡曹娥江，攻占上虞、余姚。11月9日，攻破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入海，汤和率兵追击，败方国珍于海上，俘其副枢密使方惟益，元帅戴廷芳等。汤和回师下定海、慈溪等县，俘二千人，获战舰六十三艘，马二百余匹，粮食三十五万多石。11月17日，朱元璋又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水师自海上助攻方国珍。24日，方国瑛遣其子向朱亮祖投降。12月9日，方国珍率其弟方国珉等向汤和投降，得步卒水师两万三千余人，海舟四百二十艘，粮十五万石。继而元昌国州达鲁花赤阔里吉思亦降。浙东地区平定。

    （四）陈友定被俘杀

    陈友定，又名有定，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后迁居汀州清流（今属福建）。其家境贫寒，曾经商，破产后又为驿卒。至正十三年（1352午）红巾军进入福建后，他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多次打败进入福建的陈友谅部厂还镇压过福建地区的其他小股农民起义军，以军功被元授为县尹，行省参知政事等。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元于延平（今福建延平）置福建行省分省，以陈友定为平章政事，于是，实际上“闽中八郡皆其所有”，统治了福建全境。

    福建多山，交通不便，更加以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南北驿路隔绝，元朝政令不能及时到达福建，因此，陈友定实际上成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福建的人事、甲兵、赋税得以独专。但他对元廷十分恭顺，在张士诚、方国珍停止向元朝运粮后，他却从福建运粮至大都。他北抗陈友谅、朱元璋，阻挡红巾军南下福建，他还北攻处州，杀朱元璋大将胡深，一直与农民军为敌。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1月，朱元璋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兵南下攻陈友定，由杉关进入福建，很快攻占了光泽、邵武、建阳，逼近建宁（今福建建瓯）。12月，朱元璋又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师自庆元由海道攻福州。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胡廷瑞下建宁，破延平，陈友定服毒未死，俘送应天被杀。延平既下，兴化、泉州、漳州等地守将也相继投降，福建平定。

    福建平定后，今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一些元末割据势力，随后也相继被朱元璋统一。

    （五）明升投降

    元末割据四川的是明玉珍。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

    人，为人刚直，其“家世以农亩为业”，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被当地富豪推为屯长，组织地主武装，结寨白保。至正十一年（1351年）冬，徐寿辉起义军发展起来，遣使招谕，明玉珍归服，被授为统兵征虏大元帅，率原部军马，镇守沔阳一带，至正十五年（1355年）春，徐寿辉令明玉珍率斗船五十艘入川筹粮，满载而归。至正十七年（1357年）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与左丞哈林秃守重庆，二人不和，12月明玉珍乘机攻占重庆，俘哈林秃，押送汉阳，徐寿辉以其功授陇蜀省右丞。至正二十，年（1360年）4月，明玉珍大败元兵于嘉定，杀完者都，进占蜀中各州县。至正二十年（1360年）5月，陈友谅杀徐寿辉，明玉珍怒曰：“一吾与友谅同事徐氏，今友谅弑主自立，当整兵讨之。遂令莫仁寿领兵守夔关，不与相通。“三军缟素，为宋主发丧。”10月，玉珍自称陇蜀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正月1日，明玉珍称皇帝，改元天统，国号大夏，仿周制，中央设六卿，后改方中书省，枢密院等；地方府置刺史，州设太守，县曰令尹，并开科取士，明玉珍还实行屯田，“以赡国用”，又“颇尚节俭”，“赋税十取其一，农无力役之征”，蜀中人民“赖以初安”，获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明玉珍曾命万胜领兵攻取汉中、云南等地，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其辖地没有扩大。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以后，明玉珍即转入防守，基本控制了今四川及贵州的北部地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2月，明玉珍病死，死前嘱群臣曰：“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其子明升即位，年仅十岁，由其母彭太后垂帘听政，基本上继承了明玉珍的睦邻守疆政策，大夏成为地方性的割据政权。

    明玉珍时期，大夏与朱元璋已建立通使关系，相互友好。明升即位后，依然与朱元璋保持联系。张士诚，方国珍灭亡后，明升日益孤立，大夏政权内部大臣之间也矛盾重重，国势日益衰落。明王朝建立并北伐灭元后，朱元璋当然也不会再允许这一割据政权的存在，洪武二年（1369年），乃招谕明升归顺，明升不从。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廖永忠为右副将军，率水师由瞿塘峡西上攻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顾时为左副将军，何文辉为右副将军，率步骑由秦陇攻成都。东路军汤和受阻于大溪口，北路军则进展顺利，很快攻占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进逼成都。6月10日，东路军廖永忠绕道背后攻破夔州，18日，逼近重庆，明升大惧，22日投降。大夏灭亡。

    二、朱元璋的转化和建立明朝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父兄死后，孤苦无依，当了和尚，成为游方僧，过着乞丐式的生活。红巾农民起义爆发后，他投入农民军队伍，由一名战士逐渐升为大将。在反元斗争中，朱元璋叱咤风云，发挥了他的智慧和才能，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但后来却又转化为封建皇帝。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活动，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讨期，从至正十二年（1352年）至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是朱元璋进行反封建斗争和逐渐向地主阶级转化的时期，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就标志着朱元璋完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转化，此后他所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再是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而是以建立一个新王朝为目标的封建统一战争了。

    前一时期，朱元璋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逼迫下，走投无路，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参加起义后，如前所述，他“每遇敌，智勇奋出，身先士卒”，确实与地主阶级和元朝统治者进行了殊死搏斗。对人民群众，朱元璋则采取保护政策，每新占一地，即对贫民进行赈济，抚问疾苦，因此，朱元璋的军队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农民纷纷参加他的队伍，而一些地主、官绅则骂朱元璋的军队是“淮西寇”。在这一时期内，他尊奉小明王，用龙凤年号，称韩林儿的命令为“圣旨”；他以“复宋”相号召，与韩林儿、刘福通的政治口号是一致的；当安丰受到张士诚的围攻而向他求援时，他能冒陈友谅乘虚进攻应天的风险，不顾李善长等人的反对，亲自带领主力增援，救韩林儿于危难之中。这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内，朱元璋不愧为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但是，也应当看到，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应天后，也加速了向地主阶级的转化，转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保护封建生产关系，扶植新老地主阶级分子。朱元璋攻下应天后，即“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毋暴横，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让官吏、父老各安职业，就是保持旧的生产关系，允许他们占据原有土地，依旧过剥削生活，对老牌地主采取保护政策。另外，还扶植新生地主阶级分子，朱元璋一谓武官曰：‘听从开垦荒田，以为己业，’文官拨典职田，召佃耕种，送纳子粒，以代俸禄。”对作战有功的将领，朱元璋还经常赐田。这样，就扶植出了一批新权贵，出身于贫苦农民的起义军将领，很快成为新生的地主阶级分子。第二，招降纳叛，重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攻占应天后，由于朱元璋明确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因此，许多在元朝统治下失意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应聘投到朱元璋的门下，特别是刘基、宋濂、章溢、叶琛所谓“四先生”来到应天后，江南地主知识分子来投者更多，为此，朱元璋特设“礼贤馆”接待。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任用上，最初还比较警惕，不让他们掌握实权，对他们的建议，也不一定采纳，但渡江之后，“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朱元璋的感情便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对他们也一个个加以重用，都安排到重要官位上。如李善长、宋思颜担任了江南行中书省的参议，陶安、孙炎、孔克仁、孙宪等充省官。李善长深得信任，“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秦从龙曾任元和林行省左丞、江南行台侍御史，后避兵乱在镇江闲居，徐达破镇江，朱元璋即令其寻访致意，后又以朱文正、李文忠为代表用白金、文绮往聘，秦从龙到应天时，朱元璋亲至龙江迎接，随后“事无大小，悉与咨谋，密书漆板问答，左右皆不知。上称先生而不名，……

    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镇压过农民起义军的刘基也“侍帷幄，预机务”，备受重用；在地方上，则任用李习、许瑷、陶安、王宗显、吴去疾等一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担任知府，掌握地方大权。许多投降的元将领也受到重用，继续带兵。这样，朱元璋的政权便逐渐为地主阶级所掌握，其性质发生急剧的转化。第三，尊孔读经，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在封建儒生的影响下，朱元璋开始提倡尊孔读经，他新到一处，必亲谒孔子庙，又请儒生讲经，如在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时，即请儒亡许元，叶瓒、胡翰、汪什山等十多人“皆会食省中，日令二人进讲经筵，敷陈治道。”大儒宋濂更是“恒侍左右”，不时为他讲解儒经，讲求“帝工人经大法”，他还设立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令各州县设学校，讲授儒经，培养儒生。对于寺院也采取保护政策，攻下应天后，太平兴国禅寺住持觉原，拜见朱元璋，言租种寺田的佃民参加起义，他担心导致寺田荒芜，还说寺院林木多为樵者砍伐等等，朱元璋即下令禁止，并“封一剑授师，曰‘敢有伐木者斩’”。对于那些顽抗到底的元朝将领、官员，朱元璋也大加表彰，誉之为“忠臣”、“义士”，或以礼安葬，或建祠纪念，如渡江破太平（今安徽当涂）时，元总管靳义赴水死；朱元璋说：“义士也，具棺敛葬之。”攻下应天时，元‘御史大夫福寿死之，太祖命于城中立祠，每岁祀之。”下处州，元将石抹宜孙死，朱元璋也“嘉其尽忠死事，遣使祭之，复处州民所立生祠。”对于那些已被生俘而不愿投降的元朝文武官员，朱元璋反认为是“为人臣者，各为其主”，不加勉强，将他们释放。从这些事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朱元璋的思想感情在发生急剧变化，封建伦理纲常已在他的思想中占了统治地位。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群臣的一再“劝进”下，称吴王，置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建立了一套封建官僚制度。朱元璋一登上王位，就对徐达等人说：“建国之初，当先立纪纲，……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把建立封建法纪作为建国之初的头等大事，可见这时的朱元璋，早已把小明王的龙凤政权抛到一边，已经以开国皇帝自居了。灭陈友谅之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在罗田县（今属湖北）爆发了兰丑儿起义，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在酃县（今属湖南）爆发了饶一宁的起义，这些农民起义都遭到镇压，朱元璋对镇压起义的刽于手大加称赞，并“赐以绮帛，仍命中书悬赏格。”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8月，朱元璋攻张士诚，发布《平周榜》，公开咒骂红巾军：“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浴，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并向地主阶级作出保证：“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以供军储，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这年12月，朱元璋令廖永忠迎韩林儿归应天，在瓜步将其沉杀于江中，连“龙凤”招牌也抛弃了。这都足以说明，朱元璋已经彻底背叛了红巾农民起义军，完全转化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所进行的战争，也不再为农民战争，而是单纯的封建统一战争了。

    至正二十七年12月11日，是时南征北伐进展顺利，李善长等奉表劝进，朱元璋不允，明日李善长等再请，朱元璋令“斟酌礼仪而行”。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四日，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国号大明，以应天为京师。朱元璋由农民领袖蜕变为开国皇帝。

    三、朱元璋北伐和元朝灭亡

    在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之后，朱元璋即着手北伐。当时的北方，元朝的军队，经过农民军十几年的打击，已经土崩瓦解；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崛起的几支地主武装，却发展起来，孛罗帖木儿驻大同，扩廓帖木儿据河南，李思齐，张良弼据陕西，王宜、王信父子在山东，他们分据北方各地。这些军事集团之间，为争夺地盘互相攻杀，战争连年，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元顺帝“怠于政事，荒于游宴”，日夜在宫中过荒淫腐朽生活；朝臣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也很激烈，右丞相搠思监、宦官朴不花等支持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欲废顺帝立太子，御史大夫老的沙等则支持顺帝，反对废立，皇太子联络扩廓帖木儿为外援，老的沙则以孛罗帖木儿为后盾，两派斗争达到白热化。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7月，孛罗帖木儿派秃坚帖木儿带兵攻入大都，杀搠思监与朴不花，皇太子出走。顺帝乃以孛罗帖木儿为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总揽朝政。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3月，皇太子令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发兵讨孛罗帖木儿，孛罗战败。7月，孛罗被杀于宫中，老的沙、秃坚帖木儿出逃。9月，皇太于、扩廓帖木儿还大都，顺帝又任扩廓为右丞相，10月，加封河南王，代皇太子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牢马，便宜行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正月，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等统兵将领自会于含元殿基，推李恿齐为盟主，与扩廓帖木儿相抗，扩廓发兵讨伐，战火不息，“两家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而国家大事去矣。”总之，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倾轧、残杀和混战，元朝统治更加腐败不堪，上下解体，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

    正当元朝统治者内部互相撕杀、倾轧的时候，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兵二十五万北伐，行前发布檄文《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以民族斗争相号召，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强调“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表示要“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要赶走蒙古人，重建汉族封建政权。檄文以大汉族主义，民族斗争相号召，这就解除了汉族地主的顾虑，争得他们对北伐的支持；朱元璋在檄文中还表明“蒙古、色日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小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一政策就把打击范围缩小到仅限于蒙古统治者和投靠蒙古贵族的少数汉族官僚，争取到了更多的人保持中立，起到了瓦解敌人的作用。对北伐军的纪律，朱元璋也很重视，他一再告诫诸将“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口，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诸将皆表示谨守。

    对作战方针，朱元璋也作下了明确规定，他指出：“先取山东，抑其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町席卷山。”其后的整个北伐战争，也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

    徐达、常遇春率北伐军沿运河北上，11月四日，经淮安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摆出进攻山东的势态。当时，据守山东的是元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王宣，徐达派使者至沂州（今山东临沂市），招谕王宣及其子王信，王宣父子表示投降。朱元璋派庸臣至沂州，授信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但王宣父子首鼠两端，表面虽表示投降，而暗中却募兵备战，并夜袭唐臣。徐达早已有备，11月10日急攻沂州，王宣自度不支，开门降，王信逃往山西。徐达杀王宜，进占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莒州（山东莒县）、赣俞（今属江苏）、日照（今属山东）等城。11月29日，徐达破山东军事重镇益都路（今山东青州市），元平章李老保降，杀元宣慰使普颜布花、总管胡浚、知院张俊，进占寿光、临淄、昌乐、高苑（今山东博兴西南）诸县。12月7日，徐达下济南，元平章达多尔济（达朵儿只）降。北伐军的偏师大都督府同知张兴祖出徐州北进，也顺利攻占东平、曲阜、兖州、邹县、东阿等地。徐达攻占益都、济南后，声威大振，各地元军望风瓦解，密州（今属山东诸城）守将邵礼、登州（今山东蓬莱）

    守将董卓、莱州（今属山东）守将安然等投降。洪武元年（1368年）2月，常遇春攻克东昌（今山东聊城）。至此，山东全境平定，顺利实现了“先取山东，撒其屏蔽”的战略目标。为牵制元兵，在徐达进兵山东的同时，以邓愈为征戍将军，率偏师由襄阳北进，洪武元年（1368年）3月27日，攻克河南重镇南阳。

    徐达平定山东后，按照朱元璋的部署，立即“移兵两河”，向河南进军。洪武元年3月29日攻汴梁，元守将李克彝弃城走，左君弼投降。4月，徐达、常遇春率军攻洛阳，与五万元兵战于洛水之北，常遇春冲入敌阵，大败元兵，梁王阿鲁温以洛阳降，李克彝奔陕西，河南州县相继归服。4月22日，徐达、冯国胜，康茂才攻占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逼近潼关，李思齐走风翔，张良弼奔鄜城（今陕西富县）。26日，冯国胜破潼关，西略华州（今陕西华县）。5月，徐达至陕州，增兵守潼关，李思齐、张良弼受阻于陕西，从而完成了“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的任务。至此，潼关以东，尽为朱元璋所有，大都已完全暴霹在朱军面前。

    5月21日，朱元璋至汴梁，改汴梁为开封府，置中书分省于开封，以杨宪署省事，何文辉为河南指挥使，驻守河南。六川初，朱元璋正开封与徐达等议取大都。7月，徐达调凋益都、徐州、济宁之兵会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进兵大都。闰7月2日，徐达率北伐上力山开封出发，北渡黄河，攻取河北州县，薛显、傅友德率兵取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磁州、邯郸、广平相继攻下。徐达集诸将于临清（今属山东），12日，沿运河水陆并进。14日，常遇春攻克德州（今届山东）。当时，扩廓帖木儿据太原，李思齐等据关中，正互相攻杀，元顺帝令扩廓出井陉以阻击明军，李思齐出潼关以收复河南，二人皆不理，大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20日，徐达下长芦（今河北沧州西），趋清州（今河北青县），至直沽（今天津市郊），元守将也先望风而逃，大都震动。28日，明军克通州（今北京通县），顺帝大惧，知不能敌，乃携后妃、太子，百官夜半出健德门，由居庸关出长城，奔往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8月2日，徐达率兵进入大都，元朝灭亡。

    元朝虽巳灭亡，但其残余势力还分散各地，扩廓帖木儿据太原，李思齐、张良弼据陕西，纳哈出据辽东，梁王把匝刺瓦尔密据云南，他们拥有相当数量的兵力，元顺帝还想卷土重来，这对新建的明政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在攻克大都后，朱元璋对各地元朝残余势力继续用兵。洪武元年（1368年）12月1日，徐达克太原，扩廓败逃甘肃，山西平定。洪武二年（1369年）2月，徐达、常遇春进军陕西，3月攻克奉元（今陕西西安）、凤翔，4月徐达克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李思齐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将冯胜围临洮，李思齐穷蹙，举城降，张良弼亦为扩廓帖木儿所杀。6月，常遇春、李文忠率步骑九万破上都，元顺帝北逃，次年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随后，扩廓帖木儿仍不断侵扰大同，兰州等地。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李文忠再征扩廓，4月，大破之，扩廓远逃和林，洪武八年（1375年）死去。洪武十四年（1381年）9月，傅友德、兰玉、沐英攻云南，12月，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云南平。洪武二十年（1387年），纳哈出降，辽东平定。至此，全国为大明王朝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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