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在世界上的科技竞争地位
总部位于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简称WEF）每年发布《世界竞争力报告》，对全球上百个经济体的竞争优势和劣势进行全面、权威的评估。目前《世界竞争力报告》已经广泛应用于政府、学术界和企业领导层面。WEF定义竞争力为决定一个国家生产率水平的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因素。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一个经济体不同的可持续经济繁荣度。换句话说，竞争性越强的经济越能够给其国民带来高水平的收入。当然生产力也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投资回报率（物质、人力资本和技术），投资回报率是推动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发展的最基本的推力。因此，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则这个国家越可能获得中长期的快速增长。
（一）竞争能力国际地位
《世界竞争力报告（2012—2013）》是根据一些公开的数据以及经理人问卷调查的结果。2012年对世界144个国家和地区、上万名商业领袖进行调查，问卷涉及影响经济和商业发展的各个方面因素，以及影响经济的重要方面，是历年包含经济体最为全面的一次。全球竞争力评估主要从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环境、健康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及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成熟度、市场规模、商业成熟度和创新能力12个方面进行评估，而这12个方面因素又分属于三大类：基本需求指标、效率提升指标、创新和完备性指标。其中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健康和基础教育属于基本需求指标；高等教育及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完备性、技术成熟度和市场规模属于效率提升指标；商业环境和创新能力属于创新和完备性指标。全球139个经济体分处于三个发展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划分标准为人均GDP，所处阶段不同各个指标所占权重有所差异。所有硬指标（公开数据）和调查值全部转换为刻度指标值（1—7分）。
根据WEF的报告，中国目前处于第二阶级，即效率驱动阶段。在144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2012—2013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第29名，降低了3位。排在前10名的分别是瑞士、新加坡、芬兰、瑞典、荷兰、德国、美国、英国、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国际竞争力各项指标具体得分情况。中国在市场规模、健康和基础教育、宏观经济领域具有较大优势。在技术成熟度和创新能力方面处于劣势。
已有大量研究指出，在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中，科技竞争力是其核心组成成分，对于国家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决定性作用（Altenburg，Schmitz，&Stamm，2008；Archibugi &Coco，2005；Freeman，1995）。参照Altenburg（2008）等人的做法，我们将WEF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第5（高等教育及培训），第9（技术成熟度）和第12（创新能力）三大类作为国家科技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这三大类指标具体含义和分解如下：高等教育和培训类指标由中等教育入学率、大学教育入学率、教育系统质量、数学和科学教育质量、商学院质量、学校网络化水平、当地研究和培训机构可供给性和员工培训程度等八个二级指标组成。技术准备率指标中包括：先进技术的可得性、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外商投资及技术转移、互联网用户、宽带互联网接入数（Broadband Internet subions）和宽带用户（Internet bandwidth）使用数六个指标数。技术创新指标，由7个指标来衡量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分别是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机构数、企业研发投入、大学和企业合作研发投入、政府高科技产品采购、科学家和工程师可得性、每百万人发明专利数。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在各个维度的得分及其国际位次。
中国的技术创新在三大指标中全球排名第60位，在三大指标中排名最靠前。其中大学和企业合作研发投入排名第35位，政府高科技产品采购排名第16位，企业的创新能力排名第23位。在该大类指标中，排在最后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可得性（46名）。高等教育和培训总体位列全球第62位，其中中等教育入学率获得全球第90名。技术成熟度在科技竞争力评价中优势不足，总体获得全球88名的位置，企业技术吸收能力排在了71名，而最好的外商投资及技术转移也仅排在77名的位置。
为了定位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总体情况，我们根据WEF《世界竞争力报告（2012—2013）》中的评价科技竞争力的三大项指标进行加总并取平均值作为各个国家的综合科技竞争力得分值，并选择G20集团中除欧盟外的19国作为对比分析对象，得到表4—2中的评价结果。从表4—2中可以看到，中国全球科技竞争力综合得分3.97，约高于全球平均3.84的平均值，位列全球142个国家中的第60名，在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金砖四国（BRICs）中位次仅次于俄罗斯（56），略高于巴西（49），较印度（74）靠前14位。全球科技竞争力排在前10位的经济体分别是芬兰、瑞士、瑞典、新加坡、荷兰、美国、丹麦、德国、英国和比利时。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为了刻画与其经济总量相关的科技竞争力情况，我们将中国放入全球较大经济体中进行比较，即二十国集团。它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全球绝大部分，以2012年为例，G20占全世界当年GDP的89.8%，人口则将近世界总人口的2/3。
数据来源：根据WEF《世界竞争力报告（2012—2013）》有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其中全球144经济体综合平均得分3.84，G20集团除欧盟平均得分4.58。最后一栏括号中数据为各国2010年GDP总量全球排名（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2—2013年度中国科技竞争力在G20集团内的19个国家中排名第12名。金砖四国的其他成员排名分别是，巴西第11，俄罗斯第13，印度第18。中国总体得分3.97分低于平均值4.58分，比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低了1.70分，比排最后一名的印度高0.30分。简单的相关的计算经济排名和科技排名相关程度在0.58，即两者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科技强经济总量也大。中国经济总量虽然跃居全球第二，但是与之对应的科技竞争力却较为靠后，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科技支撑极其不对称的发展格局，即科技滞后于经济。经济和科技倒钩现象还存在于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印度科技竞争力排名第19，但是经济总量排名第10。墨西哥科技排G20里的倒数第2名，但是经济总量排全球第14名。排在G20集团前10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加拿大、俄罗斯。
（二）投入增长快，产出不足
基于WEF数据对中国科技国际化竞争力的国际位势和差距进行的综合说明，本小节主要从反映科技发展的几个投入/产出指标出发，对中国科技投入/产出与G20集团的主要国家进行比较。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等发布的最新系列报告。
中国研发投入在近10年保持了高速增长。根据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数据显示，中国近10年来研发投入保持年均22%的增长速度。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呈现负增长情况下（见表4—3），中国研发投入依然包括高速增长，以2008—2009年为例，新加坡、日本和美国的研发投入均为负增长，而中国在这时期却达到了27.63%的增长速度。又据科技部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将首次突破1万亿元，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
中G20主要国家和欧盟1996—2009年研发投入强度来看，中国研发投入强度排在最后一位，但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在逐步缩小。2000年之后保持了持续的增长发展态势，据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97%。
数据来源：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2）。
G20集团主要国家和地区研发投入强度变化（1996—2009）
专利是科技产出的重要形式之一。专利具有重要的地理特征，只有当专利拥有人意在某个市场范围内使用该技术时才可能申请该国家或者地区的相关专利（Grupp &Schmoch，1999）。因此，学者通常将位于发达国家和地区所申请的专利作为国家国际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Feinberg&Gupta 2004；Grupp&schmoch，1999）。尤其是美国专利，因为美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发达的科技，企业在美国申请专利意味着该技术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先进性。表4—4是G20国家除美国外在2010年获得授权的美国专利申请情况。该年共有111822件来自美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专利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授权，其中来自G20国家（美国除外）的有90553件，占80.98%。日本共获得了44814件授权专利，占整个非美国拥有专利的40.08%，高居第一的显著位置。而中国则仅获得了2657件专利，占非美国拥有专利的2.38%，与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存在较大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这2657件专利中有约60%是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等申请。因此，如果扣除这部分专利数，那么中国申请的美国专利数将减少一半以上。
（三）国际创新能力比较
科技进步必须依赖企业先进的技术来完成，企业才是技术进步的主体。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技实力仅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企业必须具备国际创新能力才能在竞争中取胜。而在美国这个全球市场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获得专利一直被视为企业国际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进入全球500强企业作为国家旗帜性企业，其数量也常被作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的重要指标。2010年中国（包括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共有54家企业入围全球500强企业。为了反映这些企业的国际科技竞争力状况，我们对比中国、韩国和美国进入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中的各自前10名企业近5年（2006—2010）在美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情况。中国前10强企业仅4家企业拥有美国专利，共计72件，平均每家公司7.2件。韩国前10强企业有8家企业在美国有专利申请，共拥有58382件专利，平均每家公司5838.2件专利。美国前10强企业均有专利申请，平均每家企业1512.2件。
数据来源：美国专利商标局（www.uspto.gov）。
很显然，从以上3个不同方面的全球比较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总量上我们已经位列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科技竞争领域，我们却落后较大，形成了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倒挂”现象。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给我们造成了一系列的竞争弱势：从经济上看，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利润率低；劳动力便宜，收入较低，相当人群没有计提或者没有提足社会保障；通过能源低价和土地优惠，吸引外资，能源短缺、碳排放和空气、水等污染严重，社会成本巨大；某些跨国公司和国外其他技术所有者，利用手中的技术专利等，收取高昂的技术转让费，获得技术知识垄断利润。从国家安全看，航天技术、信息通信网络技术、卫星定位技术、国防技术、能源技术、生物基因技术等等方面的落后，也给中国国家信息、防卫、国土海洋等安全，带来威胁。科技不进步，中国的竞争力就难以提高，国家安全利益也无法保障。在接下来的一节中我们将讨论中国当前面临科技进步的比较优势，这是未来中国科技进步战略的基础。
二、中国科技进步的五大比较优势
中国经济日益面临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原有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技术和创新已逐步成为发达国家经济驱动的重要因素和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因此，最直接的逻辑就是我们也要寻找路径跨越到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中去，和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具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进行竞争。随着时间的向前推移，中国经济面临的资源和环境，以及外部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向科技进步要发展空间和竞争力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科技进步创新发展战略的制定迫在眉睫。本节中我们将从五个方面讨论中国科技进步的比较优势，这构成中国未来30年科技进步的重要战略条件。它们分别是：（1）科技进步的后发优势；（2）科技进步的成本优势；（3）科技进步的市场优势；（4）科技进步的民间科技人才优势；（5）科技进步的政策优势。
（一）科技进步的后发优势
经济学界对科技进步后发优势的讨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Barro &Xavier，1997；Frantzen，2004；Morris，1971；林毅夫，2004）。普遍的观点认为相对于本国的资源禀赋结构，发达国家只能在技术前沿领域投入大量的资金，承担高风险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表明，技术研究99%的项目都是以失败告终，仅1%能够被产业化转化为经济价值。作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用于投资技术创新，尤其是用于原始性创新的资本有限，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选择技术时会回避科技研发投入巨大，不确定性高的风险项目，所以具有后发优势。即便是发展中国家购买一些新技术会付出高额价格，但是相比整个技术的研发费用来说也不会超过30%，如果将失败的技术研发成本算上，那么购买技术的费用不会超过发明这项技术所有成本的1%（林毅夫，2004）。具体来说，这种优势导致作为初始技术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技术进步速度要比初始技术先进的国家快，从而经过一定时间的资本和技术积累，发展中国家将逐步改变和提升产业和技术结构，从而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历史上成功追赶上技术发达国家的例子均源于此，比如美国追赶英国，以及西欧各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东亚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都是充分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学习，追赶并在某些技术领域赶超了发达国家。而根据专家的测算，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贡献率1952—1957年为27.78%，1957—1965年只有8.24%，1965—1976年仅为4.12%。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的30多年时间里，我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科技进步贡献率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8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4%左右，上升到30年后的45%左右（周天勇，2010）。
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散布于少数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了直观刻画中国科技进步的后发优势，我们以美国专利数据库为例来探讨中国潜在的技术来源。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企业一般都不会在专利保护20年内缴纳专利维护费，因此，很多专利的保护期不超过10年便可以免费获得。这些技术在发达国家因为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相应的产品质量和先进性失去了竞争力，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随着大量的贫困阶层收入提高，他们也演化为中低收入阶层。以中国为例，到2020年将有一半人口步入中产阶层（Jonathan，2010）。发达国家现有大量技术将成为满足这个群体消费需求提升的重要技术来源，并转化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美国专利和商标局注册的专利来看，如果以2009年为时点，从1970年起始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企业总共可以获得的专利技术4553311件，而真正企业需要花钱进行许可引进的5年内专利仅为914173件，仅占整个可获得技术池内专利的20%，需要许可及购买的10年期内专利数为1826807，占整个可得技术的40%。约有33%的技术超过20年的保护期。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数据进行统计绘制（www.uspto.org）。
（二）科技进步的成本优势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研发人员。到2009年，中国已经拥有318万研发人员，研发人员总量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在2010年中国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博士毕业生首次超过美国。同时，自1999年以来中国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人数保持每年30%的增长速度。目前，我国每百万人的研发人员数差不多是日本的2倍，是德国的3倍多，是英国的近5倍
（Wu Yanrui，2010）。丰富的研发人员为中国自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中国拥有生产成本和研发成本低廉的双重优势，为跨国企业在华的产业升级准备了充足条件。可以说，生产成本优势是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商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之一。低廉的成本吸引大量的外商将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最大制造中心。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3%～5%左右，甚至只有巴西和墨西哥的1/4左右（徐玢，2010）。从劳动供给来看，目前中国约有2.5亿需要转移的农民，可利用的劳动力优势还会在中国继续存在，中国在传统产业的优势还可以继续保持。201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投资（FDI）金额1057.4亿美元，同比增长17.4%，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便是对这种优势的一个很好佐证。
从研发成本角度看，中国研发成本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据美国新药开发中心的市场调查，在过去的20年间，新药开发费用增长了5倍，以2003年为例，每一种新药开发的投资费用平均高达8.97亿美元；而在中国所需费用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左右。尤其是人工成本，如在中国招聘一位博士研究人员开发新药，平均月薪在2.5万美元左右，尚不及发达国家的1/10。另外，国外一些国家的科技人员，在法定休息日和法定工作时间以外，通常不会加班。而中国许多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科研人员，在工作时间以外加班，在法定休息日仍然从事研发工作是非常普遍的。中国研发成功的移动通讯技术、卫星定位等与发达国家包括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相比，其成本低得多。研发资源丰富，成本低，员工工作勤奋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研发机构进驻。目前，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的各类研发中心已达1400多家，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电子通讯、生物医药、交通化工、软件设计等行业。这些高端的外商投资活动已成为中国研发创新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08年外商投资企业占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由2002年的19.7%上升至27.2%（年均增长21.2%），拥有的发明专利数占全国的29%，新产品的开发经费、销售收入和出口额分别占全国的31%、41%和60%。这对于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由“制造工厂”向“制造中心”、“创新中心”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三）科技进步的市场优势
国内市场是当前中国拥有的不可多得的、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是推动国内技术创新和接收国际高端产业价值转移的重要条件之一。创新经济学鼻祖熊彼特对技术创新与市场规模有过精彩论述，他认为市场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引力所在（Schumpeter，1934）。一方面，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企业竞争加剧，由此推动了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庞大的市场规模可以分担昂贵的研发成本，从而降低研发投入风险，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当前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市场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兴经济体蓝皮书》显示，2010年美国通用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首次超过了在美国的销售额。同年，肯德基、必胜客等全球快餐品牌在中国内地的经营业绩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利润创造者。另外，中国还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之一，2010年英国国内奢侈品消费市场的1/3是中国人贡献的。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201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达到近15.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8.3%。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一个真理：得中国市场者得天下。比如，当诺基亚在全球手机厂商排名还未进入前5名时，它就把中国市场看成了发展的巨大机会，毅然打破各种阻力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个市场回馈给它的是：让它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
中国市场不仅给国外企业带来了高额回报，同时也成了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现今成长起来的很多高科技企业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技术引进，结合中国市场特征进行本土化，在形成市场规模之后，开始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从而走向国际市场的（Liu Xielin，2005）。因此，中国日益成长的庞大市场将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不可复制的重要战略性资源。一方面，这个市场可以帮助本土企业在技术引进和合作中占据有利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并没有消除各个国家民族市场的需求结构和特点，而本土企业对本土市场的理解具有特殊优势。企业创新研究指出，企业成功不仅由技术决定，还有至少一半是对市场理解来决定的（Almeida，1996；Nelson &Winter，1982）。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凭借自己对中国市场的理解，结合外商技术取得竞争优势，并从中不断学习提高技术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和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原因，发达国家很多在西方看来已经过时的技术，在中国仍拥有广阔市场。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到2034年，全球平均GDP将从现在的8000美元增加到21300美元，世界的经济中心将逐步转向亚洲，全球57%的GDP将在亚洲产生，中国、日本和印度将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领导者。届时，全球中等收入阶层（人均10美元/天）从现在的18亿增加到32亿（2020年），和2030年的49亿，其中85%将来自亚洲的中国、印度和印尼等国（Kharas，2010），中国中产阶层的增长情况见图4—5。
数据来源：OECD（2010）。
这对中国企业技术进步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中国日益扩大的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可以通过发达国家已有技术来满足，因此技术来源可以向大量发达国家支付低廉费用，甚至免费获得。另一方面，与国外企业相比，本土企业开发利用这个市场具有独特优势。他们可以把对本土市场的理解转化为产品的特定功能结合廉价技术来获得竞争优势。如果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中国企业可以让自己的产品在中国市场很快获得普及，形成规模效应的同时积累资本，并改变要素结构使其中不断成长出核心技术，甚至技术标准，为进入国际市场竞争奠定基础。
（四）科技进步的民间科技人才优势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创新传统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我们拥有了为之骄傲的四大发明。今天，一方面，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正规、庞大的科技研发队伍，他们广泛分布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企业，形成了中国技术研发和技术进步的正规平台和完整体系，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和项目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也是世界上拥有民间科技人员最多的国家（高等院校及国家科研院所下海的、离退休多年的、留学归来的、自学成才的、在校大学生、技术有特长的，以及普通百姓等），构成了我国科技进步的重要补充力量。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人类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它们皆为民间力量所创。1870年之后的科技创新体制发生了改变，从民间走向了制度化的实验室制度，技术产业化也由专业的企业完成。这种系统化、科学化和专业的创新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成功率，并能快速地被应用于生产活动，成为近代重要的制度创新之一（Freeman，1995）。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模式发生了第二次变迁，原有的内部实验室创新，这种封闭的创新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取而代之的是开放式创新模式（Chesbrough，2003）。一是实验室创新在突破性创新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但是对于渐进性创新并无优势，因为后者更多是与顾客、供应商和用户相互作用进行产品创新的结果。所以创新不单纯是实验室的这种封闭式创新，更多是要吸收广大客户、消费者的知识，采取一种开放式的创新做法；二是面对全球化的竞争，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加快产品创新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再单纯依赖内部创新，而是广泛进行全球化的知识索取，一方面企业继续在大学、科研机构以及竞争对手那里获取新的技术和知识，但同时也不断采取更加广泛的知识网络体系，充分发挥个人，比如外部知识员工、退休技术人员、大学生等普通个体在创新中的作用。比如，各种网络社区、开放式软件论坛、在线客户论坛、专业的技术社区网等。因此，在当前的开放式创新时代，创新源层出不穷，而廉价的网络成本又正好可以充分的把这些分散的创新源连接起来为企业所用。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就是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该产品利用了上千万人的知识开发成功。
因此，在这种新的创新模式之下，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知识载体或个体和组织，能够成为重要的创新源。中国人口众多，具有不同技术知识技能的人员也多，如果将这些知识资源采用一定的网络技术连接到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上来，对于解决企业创新难题，进行新产品开发将是一个重要的优势资源。比如浙江大学陈劲教授和中国老龄协会合作，组织人力开发一个网络软件拟将浙江大学2000多退休教授的专业技能归类建档，形成一个专家知识库，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1985年到2011年非职务专利申请占总量的60%多，这充分说明了我国民间科技人员的重要作用。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数据整理（http：//www.sipo.gov.cn/）。
（五）科技进步的政策优势
现今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憧憬着一个伟大的梦想，那就是要在本世纪中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雪洗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历史。自从200多年以前被西方列强用中国发明的火药炸开国门后，中国政府始终传递着一个伟大使命，要在科学和技术上赶上和超越西方。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从苏联引进了大批技术，并选派大量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20世纪60年代的原子弹爆炸成功；70年代的人造卫星，均体现了这个思想。之后，这种思想不断被放大，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不断强化科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纲领加快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进程。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2006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被视为自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重要政策之一。
因此，中国政府比任何国家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愿望推进技术进步。一方面，在各个国家对推动技术创新通用做法方面表现出更大的强度，比如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生培养、产学研合作、政府研发投入、科技产业园区建设；另一方面，采用了更加广度的政策手段，比如推行技术标准，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采购、重大项目和战略性产业的规划等。这些做法对于推动自主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面临挑战。政府并非企业，它们对于市场需求什么、用什么样的技术开发和改进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等方面的把握能力较弱。也就是说，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只有他们才懂得急需什么技术来提高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政府的过度主导，可能在一些重大技术领域能取得突破，但是在真正产业化方面却无法保证获得成功。缺乏企业主体作用，创新难以取得成功，从而整个经济也不会兴旺发达。因此，如何发挥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做到优势互补是未来中国科技战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下一节还将介绍，实际上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不安。
虽然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国外现成的技术也不是无条件和成本的可以自动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来；中国研发人员的质量也常常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比如中国国际论文的被引用率排在全球100名之外；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也已经遭到跨国企业的挤压，中国在多个产业领域失去控制地位；民间巨大的创新力量至今仍未能受到足够重视，在重要的科技进步立法和政策制定中也很少涉及如何利用这部分科技力量；政府推动科技进步在所有成功追上发达国家的后起国家中均显示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历史上都采取了高关税保护幼稚产业的做法，但是，今天的国际环境对政府作用有了更多限制。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推动中国科技进步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资金、人才、市场，政府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也更加老练。在这样的情况下，拥有一个清晰的发展战略，选择重点领域突破，配套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将人才、资金、技术、市场等因素纳入到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并保证其顺畅运行，是推动我国未来科技进步的重要举措。当前，确立赶超型的国家科技进步战略，坚定国家创新型建设部署不动摇是首要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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