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科技进步的赶超型战略

    国家科技进步战略的制定关键是要处理好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水平是自主研发、技术引进和两者关系的函数（Blumenthal，1979；Kumar，1987）。历史上，成功赶超的国家都是将两者有机结合，并取得互补效应的典范（Hobday，1995；Katz，1982；Madanmohan，Kumar，&Kumar，2004；吴延兵，2008；孙文杰&沈坤荣，2007；李小平，2007）。19世纪的美国、德国、法国赶超英国及20世纪的日本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追赶充分显示了技术引进对于国家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用。至今还没有一个案例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单一自主研发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本节在介绍科技进步赶超战略基础上，对我国科技进步战略的历史和发展进行一个简要回顾和分析，以此表明科技进步赶超战略是当前我国科技进步发展的唯一选择。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指出，未来30年科技进步赶超战略可能遇到诸多国际挑战。

    （一）科技进步赶超战略的内涵

    科技进步战略指为促进科技发展优化而制定的有关政策体系，其实质是规划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科技发展的主动地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支撑力。科技进步发展战略一般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可行性等特点。根据科技水平差异全世界可分为三类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中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内地等；低等科学技术水平国家和地区，如阿富汗等。中等或者低等科学技术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在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思路：一是无为型战略，指因生产力水平、财力、教育、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无力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接受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扩散和辐射，并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努力；二是跟进型战略，指大多采取外部科学技术拿来主义态度，自己只进行引进、消化和吸收，以学习和模仿方式为主，不主动进行科学技术方面的自主创新，不以拥有最先进科学技术为目标；三是赶超型战略，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除了学习和模仿，即引进、消化和吸收外部现成科学技术等方式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自主创新和自主再创新跨越式的追赶，在科学技术整体方面赶上，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项目上超过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并有自己科学技术独特制高点的一种选择。

    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道路的几个要点是：（1）在规定的时间或规定时间结束时所要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要规定一个长期的时间，在长期的时间中划分若干个时段，在一个长时间的总的赶超目标下，在每个时段，设置要达到的约束性的阶段性的目标。在目标方面，有赶上性目标，即某项成熟的技术，我们在什么时间可以攻克其难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超过性目标，即拥有我们自主创新的自己知识产权的独占的科学技术；还要有预备性的目标，即发达国家可能在科学技术某领域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进展，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追赶实施预案。（2）在科学技术赶超型战略方面，非常关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科学技术进步的加速度，并且要有跨越式的进步。因为我们本来就处在全球科学技术进步赛跑的后面，在一定的时间内实施科学技术进步赶超战略时，先进国家也在不停地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只有积累爆发力，在规定的时间内加速度，比他们的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还要快，才能实现赶超型战略要求的目标。

    （二）赶超型是我国科技战略发展的唯一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我国就实行了赶超型的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影响，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具有明显的国防指向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方面，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分化，中国承受着来自美国和苏联的巨大压力，新一代领导人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与美、苏抗衡，确保国家安全，尤其是1960年和苏联关系恶化之后，新中国领导人希望甩掉经济弱国的帽子，不得不动用全国力量投身到国防科技中，强调自力更生地解决中国国防科技面临的技术难题。另一方面，我国在除国防外的现代化建设中的其他方面同样面临基础薄弱，差距较大的发展现状，所以中央提出“有先赶，有后赶；有所赶，有所不赶”，要“正确选定重点项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并力争在10年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科技发展战略是一个强调优先发展军事、重化工业以及尖端技术的赶超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的实施是局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虽然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期间，我们成功爆炸了原子弹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化发展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1978年，我国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宣布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不过该战略更多的是反映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的科技发展战略的延续，带有“恢复”色彩，使之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赶超”战略（杨丽凡，2004）。这个战略在1980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受到批评，被认为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科技追赶战略，原有的108项重点项目后来调整为38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方向在发生变化，1978年后逐步转变为具有较强经济指向的科技发展战略。科技政策在之前强调资源配置到研究与发展环节，具有明显国防导向，逐步过渡到强调通过对外开放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实现技术发展的跳跃，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方新，1994）。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手段获得先进技术，并提高生产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科技发展战略表现为跟踪模仿，采取中外合资、外资引进、国际合作、吸引留学回国人员等手段。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科技进步大大提高，2012年科技对生产力的贡献上升到51%，很多科技空白被填补。一批中国企业也通过技术引进、吸收，积累了资本并成功实现技术升级和国际化扩张，比如联想、华为、海尔、中兴、比亚迪等知名企业。

    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企业投入研发资金不足，使得我们原本设想的“市场换技术”方案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开放的各个产业部门纷纷被外资所主导，我们所获得的后发优势没有完全释放。日韩等国走过的成功技术进步轨迹并未能在中国重现。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资源禀赋结构和日韩差别大，难以短期改变，但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最大问题是中国企业投入进行吸收消化的资金严重不足。日、韩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企业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资金投入比接近1∶10，而根据《中国科技年鉴统计》数据，我国工业企业的相似比率，以2002年为例，不到1%。我国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技术购买和消化吸收费用情况。

    鉴于此，2001年初，科技部前部长提出要摒弃跟踪模仿为主的发展战略，替代以“赶超”型的科技发展战略，并在2002年启动了12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出力争3到5年内获得2000多项专利，在若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的发展目标。2006年初的我国科学技术大会确立了建立中国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构想，科技进步战略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导，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相结合的全面发展时期。那么这种赶超战略是否会回到过去我们经历过的各种“赶超”战略呢？有些学者和专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新的发展战略可能导致“创新大跃进”，尤其是高铁项目的推广形成的巨大经济负担和温州撞车事故更加增添了此种情绪的蔓延。我们认为，中国实施赶超的科技进步战略是内生于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外部产业部门，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被外方主导，国防安全技术受到威胁，这仅仅助推了赶超战略的早日出台。

    第一，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国先后制定了多个发展战略，但是总体来看，这些战略都是违背比较优势的一种追赶型发展战略，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经历了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从当时的资本、人力和国际环境来说，我们实施技术追赶更多是一种梦想，因此，我们不可能取得成功。

    第二，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至少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改革开放还处在探索期，企业结构基本由国有企业主导，其竞争很弱。因此，虽然开放让我们获得了接触世界技术和市场的机会，但是受到计划经济影响太深，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更多体现为一种体制的结果。与此同时，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即便企业计划进行科技创新活动，也是受限于无法获得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止步。

    第三，从国际技术转移的角度，技术转移遵循的是梯度转移顺序。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引进的是西方成熟甚至过时的技术，但对于中国市场是适合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追求先进技术。因为在没有任何技术背景和积累的情况下，如何吸收、消化先进技术是一大难题，同时，当时的知识产权氛围也不可能乞求外方转移先进技术到国内。

    相反，今天我们推出科技进步的赶超战略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国内外条件。第一，我们的资金、人才和前期的技术积累已经为技术和产业升级准备了条件；第二，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都面临技术升级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国内劳动和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企业需要重新布局和定位他们的生产和研发活动；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提高需要相应的产业升级；第三，我们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目前创新模式正在从封闭向开放式转移，这预示着技术进步速度加快，可以提供技术的企业和其他组织增加，作为技术需求方将有更多机遇在全球技术市场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技术，并增强了他们的谈判力，尤其是以中国这样具有巨大国内市场的国家背景；第四，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的大批人才目前已经在世界发达国家学习工作多年，这部分人才的回流将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中发挥重要作用。日本、韩国的经验表明，与前期吸收成熟技术相比，在技术进步赶超阶段这部分人员将起着先进技术传播和现成技术的再创新、再利用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实施赶超的科技进步战略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使然，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这与过去我们实施的各个科技赶超战略存在明显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先进技术拥有国家和企业。所以，我们的战略发展面临多方压力和挑战。

    （三）赶超战略可能面临的国际挑战：政府vs市场

    客观地说，我们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发展相对称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一个技术动态追赶过程中，我们取得了技术进步，但是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更快，中国科学技术不但没有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使得中国企业未能进入“引进—吸收—试制—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要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科技竞争力的重大突破，这可以被视为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进入赶超阶段的里程碑。此后，一系列重大科技专项开始陆续实施，同时布局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制定和产业相关配套政策迅速跟进。一系列政府主导的创新行为开始凸显，并由此引发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高度关注，并引来相关纷争。其中，最关键的是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定位问题。技术进步与国家资源禀赋结构紧密相关，提升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必要条件是要在国际竞争中与原有发达国家企业共同分享高科技蛋糕。同时，虽然国内外学者也认同了中国企业进军高科技领域的积极作用。比如共同分担高昂的研发费用，共同推动科技前沿向前发展，有利于世界和人民。但是，中西方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市场和政府作用上仍存在分歧。西方普遍认为应该由企业来完成，政府作用是在之前的研发环节进行补贴，一般不会介入太深，否则会干扰市场的有序竞争。

    中国科技自主创新战略启动元年的2006年，中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5%，这与发展高科技需要的资源禀赋结构严重不符，因此，国际社会必然担心政府会过多介入企业创新活动。表4—6中我们列出了重要年份几个典型国家的人均GDP情况。日本在上世纪60年开始进入技术和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比如钢铁、汽车产业，此时日本人均GDP约占美国的50%，进入之后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始迈入相类似的汽车等资本密集行业时人均GDP约为美国的20%，之后的发展并不顺利，政府给这些行业的帮助比日本更多，同时花费的时间也更长（林毅夫，2004）。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资源禀赋下，启动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显然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是一个极大挑战。

    一方面，自主创新战略面临创新主体缺位的问题。国有企业占据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在一些关键领域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与此地位相统一的技术创新能力。根据有关调查，我国国有工业企业70%以上没有研究开发机构，65%以上没有技术开发活动，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不到1%（金明雄，2007）。而根据国际经验，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低于3%，则企业将失去竞争力，低于2%企业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因此，由于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的不健全，即便是浙江、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企业，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也没有完全达到通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发展阶段，依赖政策保护和成本及规模优势依然是大多数企业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我们现在采取技术赶超策略与日本、韩国转型阶段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社会环境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并不强烈，同时政府可以采用很多产业政策，比如对投资、技术转移和外汇汇率进行管制等，但目前，这些便利条件和政策手段已经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深度介入，并携带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一起向前冲。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对创新活动的干预，各国均有，只是程度略有不同，但是大多数国家仅止步于支持竞争前的研究开发活动（pre—competitive R&D）。这在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中有相关规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在过去短短5年多时间屡屡遭受到西方国家攻击的原因。比如，中国政府采购政策要求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是本国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求是中方控制的公司，要求是中国注册的品牌，要求是向中国开放代码的软件等。比如，科技部2009年发文要求所有卖给政府的产品必须在中国国内生产，之后这一政策遭受西方企业和政府抗议不得不取消了。相类似的，2010年中国政府要求国外企业销售软件给中国国有企业用户的必须开放软件代码，之后被迫取消了这个规定。2011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访问期间也不得不承诺需要采取一系列纠正措施，取消政府本土化采购优先与自主创新政策挂钩的做法等。

    因此，如果当前的自主创新战略把握不当，有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那种使用行政手段动员资源和按国家意志分配资源的做法上去，由政府领导国有企业直接组织开展科技研究和商业化活动，同时，由政府主管最终决定关键的科技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攻关。我们对于这种做法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曾经制定了若干个高新技术发展规划，同时还配合所谓“高科技含量的认定”，要求企业将这些已经获得的关键技术应用于生产，实现科技产业化。然而，正如吴敬琏（2007）指出，国内外历史经验表明这种做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上取得成就，但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这套做法并不有效。因为，它是建立在对技术进步机制的错误理解基础上。那么中国的科技进步发展战略该如何走？我们认为这种战略应该基于全球化的眼光，全球化是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基础和依靠。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基础上多边合作、多方共赢的发展思路，才能实现中国由经济大国向强国转变。当前，应该坚持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不动摇，选择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突破。

    四、中国科技进步需突破的五大重点领域

    进入21世纪，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在诸多领域有许多重大进展，自主创新的能力逐步增强。目前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缩小到20年左右，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差距缩小到10年左右。在未来的30年中，中国必须继续推行自主创新发展的国家战略，从战略布局来看，实施科学技术赶超战略，以自主创新为主，继续引进并消化和再创新技术；在一些重大领域实现科学技术突破，力争在这些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世界领先。在一些关键领域，由于我们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以及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比较优势，我们实施追赶和赶超战略，需要在以下5个领域重点突破：一是保护、改善资源生态环境和重大工程技术方面，如新能源、新材料、减排、综合循环利用、电动车、治理沙漠盐碱地等技术；二是提高制造业竞争力方面，尤其是高端装备、智能电网、智能印刷、智能办公、机器人、大型及精密铸锻件、精密仪器等方面的技术；三是信息网络方面，云计算、第4代移动通讯、光纤宽带、海量数据储存、网络安全和反黑客、各领域智能应用等技术；四是生物工程方面，基因工程、生物制药、生物材料、有机肥料等技术；五是国防反恐方面，制内外空、航母潜艇、通讯畅通安全、定位制导、反导、国防信息安全、能源等后勤保障等技术。

    （一）需在改善、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和重大工程技术领域引领世界

    随着全球性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实施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的共同目标。我国人口众多、且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相对缺乏，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另外，当前全球都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限制碳排放的氛围中，中国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根据《财经文摘》报道，目前中国有13.5亿人，是50年前的2倍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伴随沙漠化，可居住及可利用土地比50年前减少一半。中国土地1/3遭受过酸雨袭击，7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完全无法使用，导致近25%的中国人没有纯净的饮用水。1/3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城市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中国创造一美元的投入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3倍。人们在谈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他们的健康也在被侵蚀。该报道同时指出，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约1500万人患支气管炎，1.3万人死于心脏病，每年200多万癌症死亡者，70%与环境污染有关。因此，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减排、综合循环利用、电动车、治理沙漠盐碱地、城市垃圾和用水综合利用等等技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也可能为中国自主创新寻找到一种新的模式。西方国家技术创新模式为“市场—产品技术创新”，而中国可能走出一条“政府—工程技术创新”新模式。虽然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是在面对需求多样性特征的产品创新方面，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以政府拉扯国企进行重大产业技术攻关并产业化的模式并不适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产品或者过程创新，相关工作也是由企业来展开。而当创新的需求从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转到一些重要的公共产品需求时，工程项目技术创新将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因为这些重大工程技术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协调部门多、供给竞争弱、需要的技术领域广，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面临人多、资源稀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国家，为工程技术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基于中国的技术需求往往国外企业是没有经历过的，单一企业也无法满足中国这些大项目的技术需要。比如高铁，可以供给技术的有日本、德国、美国和法国等企业，但是他们都没有成熟技术可以满足时速300公里以上，适应中国地广，距离远的市场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的强大资源动员能力和协调配合能力，将国外技术引进，结合中国需求特征和环境特点进行集成无疑是实现技术突破的重要手段。中国高铁、三峡大坝、杭州湾跨海大桥等无不彰显了我国工程技术创新的伟大篇章。未来中国重大工程技术创新可在长距离供电、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城市垃圾处理工程、深海油勘探技术、航天工程、沙漠盐碱地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过重大工程技术创新积累的技术扩散到其他领域，从而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创新模式。比如三峡工程形成数百项专利技术，可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这些重大工程技术创新领域是中国可以领先世界的重要创新领域。

    （二）需助推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领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就是中国通过廉价的资源要素吸引了大批国外资金和技术进入，成功融入了全球的产业价值链。但是我们主要通过使用现成成熟技术进行加工，同时根据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满足国内市场。总体来看，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大国，但是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环节。我们失去了大量的资源、土地和环境，获得了少量的价值回报，高端价值被拥有资本和核心技术的外商拿走。因此，提升我国制造业水平对保持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解决日益提升的高端劳动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这种提升需要还面临来自其他新兴国家的威胁。因为依赖廉价劳动和资源推动的制造业会随着要素价格上升失去竞争力，产业因此会转移到更加便宜的地方生产。

    从当前来看，提升中国自主竞争力的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高端技术领域突破，比如，高端装备、智能电网、智能印刷、智能办公、机器人、大型及精密铸锻件、精密仪器等方面的技术；第二，要在流程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国外先进技术以国外要素禀赋结构为投入来进行设备和制造，通常以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导，这不适应于中国的要素结构，因此，应该在流程上实施创新，形成国外先进技术和国内相对廉价劳动力的有力结合，推动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比如汽车制造、通信产品制造领域；第三，加大对中低端技术领域的投入和支持，这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技术并非越高端越具有竞争力，技术只有和市场结合才有竞争力。对中国日益成长的国内市场，国外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技术并不适合于国内中低收入水平群体的使用，因此在中低技术水平国外技术失去竞争力。专家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在中低技术产业领域领先于国外竞争对手，比如摩托车、缝纫机制造领域，家用电器，服装制造等领域；第四，强化中国企业的吸收消化能力。制造技术在国外较为成熟，只有在加大消化吸收基础上才能真正掌握国外技术，从而超越他们，这些技术包括高端电子产品、船舶、飞机制造、重要仪器设备制造等。

    （三）需赶超发达国家的高科技领域

    为了识别我国高新技术领域在全球的创新版图，我们提取中国专利数据库中和高新技术发展最为紧密的12大类作为评价高新技术发展的指标。对应的，我们也提取美国专利与商标局的专利数据作为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指标。采用贸易分析方法评价各国的相对优势的显性相对指标，对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世界比较优势做分析，依此可以鉴别出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领域。虽然中国发明专利和美国专利数据库中的发明专利存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差别，但是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比较优势。中国从1986年正式开始登记专利数据，考虑到发明专利申请到授权存在几个月到几年不等的时间间隔，以及中国自主创新战略启动在2006年。我们的数据因此包括1986到2006年。当相关系数大于1时表示我国在该技术领域拥有比较优势，相反，当该值小于1时表明我国在该技术领域不具备竞争比较优势。

    从表中看到，我国在电气元件、电数字数据处理、医学等领域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这可以作为我国科技创新可以在相对较短时期内进行赶超的技术领域。在信息存贮、光学和高分子化合物领域优势不明显。因此，未来我国高新技术发展重点领域应该在信息网络方面，如在云计算、第4代移动通讯、光纤宽带、海量数据储存、网络安全和反黑客、各领域智能应用等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

    （五）需自给的国防和反恐安全技术领域

    没有上世纪60年代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很难预见我国有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来大和平发展时期。因此，国防科技的发展是保证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世界任何国家，国防科技都是作为国家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加以重视。历史也表明，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产生或应用于国防科技领域，可以说，对当代社会影响巨大的许多高新技术都是由国防科技项目演变发展而来，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我国的实践经验也表明，国防科技创新对国家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国防技术领域应该集中在制内外空、航母潜艇、通讯畅通安全、定位制导、反导、国防信息安全、能源等技术领域。

    五、总结及展望：创新型国家与国家竞争力格局

    中国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在财富的总量上，无疑会成为世界上排名在前两位的经济大国，但更需要的是成为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各方面的强国，其基础是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力。何传启教授将现代化分为以传统工业化为主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第二次现代化。周天勇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就中国2008年第一次现代化的进程进行了评估，认为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了68.5%，过了中期，已经进入了后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呈现出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代化复合推进的状态，在现代化推进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提升第一次现代化的质量，加速第二次现代化的进程。这需要通过实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来实现。如果未来30年中，全球除中国以外的经济每年平均增长4%，中国GDP年平均增长7%，考虑人民币升值因素，2040年时，中国经济发展占世界GDP总量1/4的水平，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2050年时，中国GDP占世界总量1/3的水平。

    然而，尽管上述发展前景美好，但中国人口众多、而土地、矿产、淡水等资源相对缺乏的国情下，还有全球都在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限制碳排放的氛围中，这迫使我们除了发展服务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等战略之外，非常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30年，我们科学技术的进步，从格局上讲，不仅要推动经济的增长，还要推动我们生态环境的恢复、保护和建设，也要推动我们社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还包括推动我们国家和民族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实施科技进步的赶超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抓住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制造相结合优势的机遇期，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12年的51%左右提高到60%以上，乃至2040年时到达70%以上，使我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和科技强国。竞争力要从目前的位势进入前5位到前10位之内，中国在科技进步方面，应当有雄心壮志和远大目标，制定和实施赶超型的科学技术进步战略，确定重点发展领域，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届时，中国科技竞争力要从目前的53位进入前15名，成为世界重要的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

    （执笔：王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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