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在近代被西方殖民主义者，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俄国视为殖民侵略扩张的主要目标。从那时起亚非各族人民陷入了屈辱、苦难的历史，同时也掀起了反帝、反殖的风暴。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懦弱，到19世纪以后，帝国殖民统治逐渐控制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19世纪中叶以后，除个别国家外，亚非各国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殖民者的入侵和占领，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大批无辜居民惨遭屠杀，大批宝贵的文物被破坏、毁灭或被盗走，生产凋敝，经济落后，社会停滞不前。
面对辱国丧权的民族危机，人民奋起反抗，掀起多次波澜壮阔的反殖、反帝的民族解放斗争。从19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是亚非人民第一次民族运动的高潮。它由爪哇人民反对荷兰入侵者的起义（1825~1830年），伊朗巴布教徒的起义（1848~1852年），印度反对英国占领者的义兵起义（1857~1859年）和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等构成。虽然这期间的斗争终因各个起义队伍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和内部的统一而失败，但它唤起了东方人民的民族觉醒，打击了入侵的殖民主义者，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此之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深入亚非各国，也为亚非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促进了亚非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民族经济的发展，为新的反殖、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打下了社会基础。
20世纪初，亚非人民又掀起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它由1902年菲律宾独立战争开始，有1905~1911年的伊朗革命运动，1905~1908年印度民族大起义，1908~1909年土耳其革命，1910年朝鲜反日的义军起义和1911~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这次斗争规模巨大，群众基础深厚，取得了重大斗争成果，因而震撼了世界。列宁对这场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它为“亚洲的觉醒”。
近代亚非各国仍然处在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之下，落后的封建社会关系阻碍了各国经济的发展。各国封建王朝统治者在西方殖民者的策动和利诱下，从妥协投降到互相勾结，他们共同镇压人民的反抗。
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发展，都必须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因此，要反殖、反帝，必须反封建，两者都是近代亚非人民的历史使命。亚非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过程中，都贯穿着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而且斗争的目标愈益明确，斗争的成果愈益辉煌。20世纪初土耳其和中国结束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是近代亚非人民反封建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政治战线上的反殖、反封建斗争日益激烈，思想战线上的民主启蒙运动也就日益发展。随着亚非人民民主爱国力量的增长，近代启蒙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提倡科学文明，反对宗教迷信；宣传民主进步，批判保守落后；提倡知识教育，反对愚昧无知；主张妇女解放和人权自由，批判封建伦理观念等等，是近代亚非各国思想战线的主潮。它为亚非人民确立近代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亚非近代文学是在这样斗争激烈、矛盾复杂、新旧交替的历史转变时期形成的。它起于19世纪初，止于20世纪20年代，全部经历只有100年。虽然时间较短，成就也比不上西方近代文学几百年取得的巨大成果，但是它在东方文学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它结束了封闭、停滞不前的封建时代的文学，为东方文学走向世界，形成新型的民族文学开拓了道路。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又是从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变的桥梁。因此，它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具备新的特点。
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之后，破坏了东方传统文化，阻碍了东方文学的正常发展；同时，西方近代文化大量地移入，又成为东方近代文学发展的催化剂、刺激物，使其勃然兴起。两种因素的组合，就造成了东方近代文学发展的剧变、面貌的复杂和道路的艰难。
东方各国近代文学的发展并不平衡。大体上，在一些具有古老文化传统而民族、民主运动发展较快的国家里，其文学发展较快，成就突出；在一些缺乏深厚的文化传统、社会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文学发展较缓。东亚地区，日本近代文学最为突出。
在近代亚非世界里，日本是唯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未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它的社会发展独特，文学发展道路也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它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开始了新文学的历程，经过一段启蒙文学的发展之后，较多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几十年之间迅速走完了西方近代文学的进程，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与西方文学同步发展。
因此，它派别众多，各种倾向并立交叉，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颇有影响的杰出作家，像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等等。他们的创作倾向反映了近代日本反封建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主要求，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各国的近代文学发展缓慢，它们多数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成就不高。但是过去较为落后的菲律宾文学在强烈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斗争中，却奇峰突起，最早地进入了近代文学时期。
印度近代文学独树一帜，在印度人民反殖、反封建的斗争中崛起和发展。它于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起步，在19世纪中叶确立，到了20世纪之后，取得重大的成就，出现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泰戈尔和著名作家萨拉特以及巴基斯坦的民族诗人伊克巴尔等。印度是古老的国家，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印度近代文学是在综合本国和西方的两种文化、文学精神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复古与革新、封建与民主、本国的传统与外来的影响、宗教思想与近代思潮等，互为抵触，互相融合，构成了印度近代文学的复杂面貌。
西亚、北非的近代文学，改变了以阿拉伯本土为中心的文学发展的局势，阿拉伯文学统一的格局也被解体，近代阿拉伯文学是由阿拉伯地区的国家民族各自发展起来的。
最早出现的是埃及近代文学，它在19世纪上半期，就提出了复兴民族文学，对广大阿拉伯地区产生了影响；其后，西亚的伊朗、土耳其以及阿拉伯本土的黎巴嫩、叙利亚等国也形成了近代文学的潮流。近代阿拉伯文学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作家，如伊朗诗人巴哈尔、土耳其作家赛菲丁、埃及诗人巴鲁迪等。而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和以他为中心组成的“叙美派”文学更负盛名。
至于黑非洲的近代文学，则处在沉寂的状态。
综观亚非近代文学的发展，它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反殖、反帝和反封建是其主调。亚非近代文学是在反殖反封建的社会斗争中应运而生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推进了亚非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运动的开展。它暴露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行径，批判了国内封建主义的残暴和腐败，启迪了人民的爱国、民主思想。东方近代许多诗人和作家，投入民族独立自主的斗争和民主运动，甚至为了民族、民主事业洒下鲜血，献出生命。他们把个人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用自己的创作生动地描绘了祖国人民所从事的民族解放斗争，表达了他们振兴国家的宏愿和为民族衰败而伤痛的情思。他们还在作品中探索了国家、民族复兴的道路。
第二，积极向西方近代文学吸取有益的营养，在融合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开创民族文学的新道路。亚非近代的历史使命之一是用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改造本民族的封建、落后的状态，确立亚非近代化的文明。在文学上亦是如此，接受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并使之与民族文学传统结合，是亚非近代文学的重要课题。
19世纪初叶，埃及成立了阿拉伯语学院，它专事翻译介绍西方近代学术和文学，在阿拉伯地区引起极大的反响；日本明治初年翻译小说的流行，打开了文坛的眼界；从19世纪中期开始，印度广泛翻译、介绍西方近代文学，推动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积极吸收西方文学的影响，使之民族化，是东方近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在这种发展趋势之下，造就了一批成就卓著的近代作家。他们结束了封闭、僵化的亚非文学，创造了汇合在世界文学潮流之中的、开放的、有生命力的新型亚非文学。
第三，挣脱了文学为封建宫廷和宗教服务的桎梏，逐步建立了再现生活、探索人生、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命运的新文学。它摈弃了封建时代的传统题材和僵化的艺术形式，面对现实生活，引进西方近代文学的艺术形式，逐步加以改革、创新，使文学接近时代和人民。
亚非近代文学经历了由韵文为主体发展到以散文为主体；由单纯传奇故事发展到描写人物、揭示生活的艺术小说的变化。在这一艺术发展演变中，还创立了多种新型的艺术形式，如反映时代精神的语体化的新诗，表现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新剧等等。尤其在作品人物上，有更大的变革，一般作品把王公贵族、帝王将相、英雄仙女占据的主人公地位，逐渐让位给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加强了对现实生活的描绘。
第四，亚非的近代是其社会的转折时期，是封建社会解体的时代，这就造成了东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变化，因而也造成了它们的文学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差异。原来一些自古代、中古以来处于发展缓慢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学，率先兴起，突破原有的文学发展的格局，对邻近的国家、民族文学产生了影响。在东亚地区，日本近代文学发展较快，成就突出。它改变了东亚地区文学自古以来以中国文学为主导的局面；东南亚地区文学，由于菲律宾近代文学的突起，改变了它的发展局势；在南亚印度文学中，近代孟加拉语文学发展较快，成就卓著，改变了自古以来以梵语和印地语文学为主体的局面；西亚和北非的近代文学兴起，代替了阿拉伯本土文学的主导地位。总之，亚非各地区文学的发展格局的变化，也标志着亚非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亚非近代文学独具的民主、爱国倾向，反殖反封建的主调和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格，使它成为世界近代文学中的奇葩。
近代日本文学
近代日本没有遭到殖民破坏，走上了富强之路。近代日本文学在此环境中发展迅速，成就突出，是近代东亚地区最令人瞩目的民族文学。日本近代文学，就是在批判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结束了封建末期的德川幕府的统治。由于改革不彻底，明治维新之后，封建主义势力仍然是社会中强大的势力。这就造成了日本近代社会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政治上是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则是迅速发展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封建落后的农业经济并存。明治维新之后，广大人民并未得到真正的利益，反而身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因此农民的暴动和城市贫民的骚动不断涌现，被压抑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也逐渐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民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出现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人运动。天皇政府为了扼杀不断增长的革命势力，于1910~1911年逮捕了革命人士幸德秋水等人，制造了镇压革命的血腥事件“大逆事件”。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主、进步、革命的政治势力又勃然兴起。
日本近代文学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成长起来。它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之间，就完成了欧洲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几百年间的文学发展历程。但由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软弱，以及日本近代社会的急速发展和变化，就铸成了日本近代文学两个明显的现象：一是派别众多，纷纭万状，5年、10年、最多15年就要更新换代，所以它面貌杂然纷呈；一是进步、民主的文学在急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条件下，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往往不能形成强大的文学力量。
1868年到1818年近代文学的启蒙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政治、学术、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为了适应明治维新的需要，满足开化启蒙的目的而得到了发展；但就文学本身来看，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只是出现了不少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作品和翻译作品。
在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近代文学才开始发展，促成了近代文学的黎明。这个时期首先出现了作为民权运动宣传工具的“政治小说”，它虽然在艺术形式和手法上没有摆脱封建时代通俗小说的羁绊，但是鼓吹民主，宣传民权，针砭时弊，表达了强烈的爱国忧民思想，确是发聋振聩的新声。其代表作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1883年）和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1885年）。与此同时，坪内逍遥（1859~1935年）也开始了文学活动，他的《小说神髓》（1885年）是日本第一部提倡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著作，书中提出以“人情”、“世态”为描写对象，反对游戏文章和道德功利的观念。他纠正了当时盛行于社会的封建主义的文学偏见，把小说艺术提高到具有社会价值的重要地位。在他之后，出现了日本近代现实主义奠基者二叶亭四迷（1864~1909年）的长篇小说《浮云》，它是第一部用自然、生动的语体写成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之作。通过在政府供职的小官吏文三被解雇的遭遇，揭露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贪财附势的市民风气，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稍后森鸥外（1862~1922年）于1890年发表了短篇小说《舞姬》，它与《浮云》一样，表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生活中的苦恼。青年留学生太田丰太郎在德国大学的自由风气的感染下，个性觉醒，违抗官方的指令，与德国舞女爱丽斯相爱，追求个性自由，可是最后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抛弃已怀孕的情人回国得到天方伯爵的“庇护”。整篇作品用感伤、浪漫的格调抒发了一个个性自由追求者的失败的哀叹。《舞姬》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确立了方向。
在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森鸥外等作家开创的文学道路上，日本近代文学迎来了迅速成长的时期。19世纪末叶，日本文坛出现了繁荣局面，作家、作品大量涌现，文学社不断形成。“砚友社”和“文学界”是两个重要文学社团。“砚友社”以尾崎红叶为首，他们以赢得读者的眼泪为宗旨，写出一些思想内容肤浅、迎合部分读者趣味的作品。“文学界”以北村透谷为首的致力于文艺改革的诗人、评论家，采取了与现实对立的态度，提倡个性解放，梦想幸福的海市蜃楼，讴歌青春的活力。他们掀起了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风潮，为近代诗歌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
中日甲午战争激化了日本明治社会的矛盾，加深了阶级对立，因而也影响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开始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樋口一叶（1872~1896年）是日本青年女作家，她出身于下层，一生饱尝了人生的艰辛。她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处在近代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剧，尤其是被社会蹂躏践踏的下层妇女生活。她感情真挚，文笔清秀纤细，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抒情气息，独具特色。其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埋没》、《浊流》、《十三夜》和《青梅竹马》等。
与樋口一叶同样较早地表现了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是国木田独步（1871~1908），他起初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向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早期以俊秀洒脱的文笔讴歌自然的壮丽，寄托自己寻求自由的情思；晚年用深刻有力的描写，暴露了现实的黑暗。《穷死》描写了失业工人走投无路以自杀而终的惨景；《竹栅门》表现了下层劳动妇女的悲剧。他的写作，技巧娴熟，富于抒情性，艺术感染力强，至今仍为日本人民所喜爱。
随着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工人觉醒，促发了早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这一新的社会动向反映在日本近代文学中，形成了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学风潮。在小说领域内以德富芦花和岛崎藤村为代表，在诗歌领域内以石川啄木为代表。
德富芦花（1868~1927）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作家，其作品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他关注社会，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极为不满，探求社会出路，寄情于社会主义思想。1903年发表的《黑潮》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明治初年欧化主义盛行时期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天皇重臣的擅权仗势、生活腐化，也表现了受到封建礼教压迫的贵族妇女的不幸。作品由于揭露深刻，大胆地触及上层统治者，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急速地由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因此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深化，也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这些社会现象促使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省，为寻求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出路，冷静地观察、分析社会问题。在这种时代思潮的背景下，日本近代自然主义文学兴起，它接受了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主张表现人类的本能，赤裸裸地暴露人间的丑恶，描写了消极、灰色的内容，因而给日本近代文学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然而，自然主义作家生活在封建势力强大的日本近代社会里，他们继承浪漫主义文学倡导的个性解放的精神和民主、人道的思想，也创作了一些不满现实，暴露社会黑暗的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文学作品。
1906年岛崎藤村发表了长篇小说《破戒》，它以鲜明的态度批判了日本封建的等级制度，提出了人权解放的民主要求，揭露了明治末期日本政界和教育界的腐败。1907年田山花袋（1871~1930）发表了《棉被》，它描写中年作家厌倦家庭生活，追求女学生的恋爱失败的精神体验，赤裸裸地暴露了人们的情欲。它与《破戒》相对照，形成另一种自然主义作品的类型，即把描写集中在作家个人和家族的琐事及其各种情绪的感受的狭小世界里，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
在《破戒》和《棉被》影响下，自然主义作品大量出版，一时间自然主义文学蔚然成风，大有左右文坛的趋势。在藤村和花袋之后，又出现了德田秋声、正宗白鸟和岛村抱月等著名的自然主义作家、评论家。
田山花袋是自然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开始以浪漫主义诗人步入文坛，后来转向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棉被》之后，又写出了以个人和家庭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生》、《妻》和《缘》三部曲等，对封建家族制度有所揭露。1910年所创作的《乡村教师》，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作品描写一个知识青年在偏僻的农村度过的灰暗、短促的一生，揭露了日本近代社会的黑暗对一代青年人的摧残。以后他脱离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轨道，以宗教冥想世界为题材进行创作。
在自然主义文学风潮盛行时期，在文坛上异军突起而自成一家的是夏目漱石，写出了《我是猫》（1905年）等作品，以嬉笑怒骂的方式、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明治社会的黑暗。夏目漱石写出的一些批判力较强的作品和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些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汇合成日本近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潮流，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
总之，日本近代文学在这个时期达到繁荣阶段。它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悲苦，也描写了近代知识分子生活的苦闷，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日本人民对明治社会的不满和反抗，初步形成了近代日本民族文学的风格和特点。
1904年发生的“大逆事件”，标志着统治者进一步反动化。这次政治事件给日本知识界以极大的震动，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它也给日本文坛带来了暗影，使之发生了曲折的演变。“大逆事件”之后，政府采取了镇压政策，对进步、民主的知识界施行了禁锢的办法，迫使多数作家沉默；有的作家则在压力面前逃避现实，倾向悲观、颓废，或者描写身边琐事、忏悔人生；少数作家敢于挺身反抗，用影射等方式曲折地暴露了社会政治的黑暗。
1910年以后相继主宰文坛的两大思潮，浪漫主义文学和自然主义文学出现了停滞和分化的局面。年轻的民主主义诗人石川啄木（1885~1912）首先打破了当时文坛沉寂的局面。石川出身贫寒，一生穷困，最后穷苦和病痛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他少年时代崭露才华，创作出浪漫主义格调的诗歌，有热心于社会问题的倾向；以后又接近了自然主义文学，写出不少有现实内容的小说；此后他又创作了咏叹个人生活悲苦和愤懑情绪的诗歌集《一握砂》、《可悲的玩具》以及具有批判倾向的现实主义小说《道路》、《我们一伙和他》等。
“大逆事件”促成他的思想成熟，认识到日本“强权”统治的反动，朦胧意识到用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的必要，决心倾向社会主义。他在《时代闭塞的现状中》（1910年）一文里，尖锐地批判当时以自然主义文学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文坛：“今天的小说、诗、和歌，几乎全是嫖妓、私娼、野合、通奸的记录。”并且向日本青年大声疾呼：“我们青年为从这毁灭的状态中振作起来，现在已经是必须认清‘敌人’的时候了……要以全部精神贯注在对明日的考察上——即对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有系统的考察上。”尽管他思想模糊、理论混乱，还有无政府主义的杂质，但是他敢于反抗黑暗政治，勇于探索人类光明的道路，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他为近代进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成为革命文学的先驱者。
1912年大正时代开始，日本近代文学进入了末期。此时反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兴起，先后出现了三个派别，一是“新浪漫派”，它明显表露了近代颓废、没落的倾向，描写变态的心理，崇尚唯美主义的文艺观，其代表作家是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和后起之秀佐藤春夫；一是“白桦派”，它是理想主义文学派别，宣扬人类之爱，主张以个性的完美和发展来改革社会，它的多数作品对近代社会有所揭露和批判，尤其深刻地描写了社会上封建因袭的重荷，其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和有岛武郎；另一个是晚出的“新思潮派”，它主张客观、冷静地描写现实，对所描写的现实生活用以理智的剖析，提倡技巧的纯熟。它着重表现了近代日本社会给市民生活带来的不幸和苦闷，其代表作家有菊池宽和芥川龙之介。
志贺直哉（1883~1971）是大正时期重要小说家。他的作品取材于个人和家庭日常生活琐事，通过点滴生活现实的描写，揭露日本社会的黑暗，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倾向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色彩。他文笔清新隽永，生动简练，用疏寥的笔墨勾画出生动的形象，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他是一位颇有影响而且颇具特色的作家。其代表作多为短篇小说，如《到网走去》（1910年）、《十一月三日午后事》（1918年）和《灰色的月亮》（1945年）等，它们以生活中常见的小事，再现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以及二次大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暗夜行路》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描写近代知识分子追求“个性完善”道路的失败，最后在自然的怀抱中求得灵魂的安宁，反映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悲观的情绪。
有岛武郎（1878~1923）是一位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家，他关心社会，勇于追求生活。19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女人》是其代表作，作品刻画了一个青年女性早月叶子，她不满封建礼教习俗的约束，寻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但是她只凭个人的强悍性格和本能的要求反对不平的世道，最后误入歧途被畸形社会所吞噬，抱病而终。
小说以女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暴露了近代社会文明的虚伪，表现日本知识妇女寻求解放的失败。它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价值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他著名作品还有《该隐的后裔》和《诞生的苦恼》。
大正时代末期，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激化。有岛武郎和芥川龙之介都对现实社会非常敏感，他们面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感到茫然和畏惧，内心怀着深刻的矛盾和不安相继自杀。他们的死标志着日本近代文学的结束。
近代朝鲜文学
朝鲜的近代文学是自高丽时期（918~1392）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其根源可追溯到16世纪中叶以后，这一时期兴起学唐诗风，其中以白光勋、崔庆昌、李达倡导最力，时号“三唐诗人”。由于身世际遇的不佳，他们的作品都流露出明显的不满现实的倾向。被称为“四大家”的申钦、李廷龟、张维、李植，基本上也是推崇唐诗的，他们都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的较好的作品。李植力倡诗歌的醇正之风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诗歌创作成就突出的还有崔会、车天辂、柳梦寅、鱼无迹、权毕等人。权毕是李朝的重要诗人，一生不与统治者妥协，终因写诗讥讽当权者而遭杀害。
在这个时期，爱国主义诗歌放射出了异彩。李舜臣的《闲山岛》、西山大师的《过王将军墓》、李安纳的《从军行》，表现了爱国将士的壮志凌云的气概。女诗人李玉峰以及郑澈、赵宪、林涕、朴仁老、金德龄、郭再祐、金尚宪等都写出了一些爱国的汉诗。
18世纪实学派思想的盛行，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一次接近于近代思想的启蒙运动。实学派代表作家对程朱理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们反对空谈理性，提倡实学派“利用厚生”的学问，主张实行强国富民的社会改革。
在文学上，反对模仿和形式主义，鄙薄“拟摹仿象”的作品，要求创新。朴趾源和丁若镛是实学派文学的两个代表性人物。
朴趾源以辛辣讽刺的笔触揭露种种腐败现象和弊端的汉文小说，丁若镛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农民苦难的汉诗，不论是揭露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批判的尖锐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继承实学派文学传统的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洪良浩、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李家焕、李学逵、申纬、金正喜等一批名重一时的作家。洪良浩的诗《流民怨》，反映了由天灾、官租和统治阶级奢侈享受所造成的人民无衣无食、流离失所的惨状，很有代表性。小说这一体裁，是从《慵斋丛话》为代表的大量涌现的稗说文学的基础发展而来的，也有中国小说的影响。新兴市民阶层的出现和爱国精神的高涨，是促使小说繁荣的社会原因。金时习用汉文创作的《金鳌新话》是小说体裁的最早尝试。
几十年以后，林梯的寓言小说《鼠狱说》、《花史》等问世。不久，又出现了许筠的国语小说《洪吉童传》。后三部小说都取材社会生活。
《洪吉童传》不但更具备小说的特点，而且是一部直接描写人民反抗的作品。据说许筠在写作之前曾熟读过中国小说《水浒》。
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小说也开始出现。反映壬辰战争的《壬辰录》和反映丙子战争的《朴氏夫人传》、《林庆业传》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抗击外敌的、爱国的人物形象。
另一方面，也流传着《天君行义》、《忠孝录》和《彰善感人录》之类的炫耀荣华富贵、进行封建伦理说教的作品。
金万重是朝鲜最著名的小说家，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谢氏南征记》和《九云梦》。前者写贵族家庭的冲突，影射宫廷内部的黑暗和倾轧，有一定的暴露意义，后者的爱情描写，虽然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反封建倾向，但是也表现了作者对一夫多妻制的欣赏态度，作品还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消极虚无思想。金万重的杰出贡献，主要在于他坚持用国语写作，并将中世纪的长篇小说形式发展到成熟阶段。
18世纪是朝鲜小说文学的繁盛期，而属于个人的创作却少了起来。著名的三大传《兴夫传》、《沈清传》、《春香传》以及《兔子传》、《孔菊与潘菊》、《蔷花红莲传》等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长期流传而逐渐加工、润色成书的，描写普通平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爱憎和理想，成为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
《春香传》是朝鲜文学史上的名著，书中所歌颂的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是通过反对封建门第、身份观念和残暴势力的淫虐表现出来的，也就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春香这一艺术形象，已成为美丽、贞节的象征，为朝鲜家喻户晓。
李朝末期，小说继续繁荣不衰，其题材多数是写爱情的所谓“艳情小说”。佚名作品《彩凤感别曲》通过一对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揭露了李朝社会的黑暗和封建官吏卖官鬻爵的丑恶行为。这部小说在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初步摆脱了中世纪小说的框框，接近近代的新小说。
朝鲜近代文学以1876年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为起点，朝鲜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渐为外来资本主义所破坏，并开始了半殖民地化过程。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前后，朝鲜民族自主精神空前高涨。到处爆发内反压迫、外抗侵略的义兵斗争，包括教育运动、国文运动在内的以“内修外学”为口号的文化启蒙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在文学方面，新剧运动、歌咏运动和新小说的兴起，拉开了朝鲜近代文学的序幕。
近代菲律宾文学
菲律宾早在1570年就被西班牙强行霸占，在实行军事占领、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同时，又进行文化侵略。他们竭力宣传“欧洲中心主义”，禁用菲律宾的民族语言、文字，实行奴化教育。
菲律宾近代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过程十分明显。西班牙殖民者侵占菲律宾后，大量传播祈祷书、圣徒传、耶稣遇难戏剧、反穆斯林戏剧等。同时，民间流行着已经菲律宾化了的西班牙和法国中古时代侠义英雄传奇、骑士文学作品。不过在这类描写骑士的勇武和爱情故事的文学中，已融进了穆斯林反天主教、菲律宾反殖民统治的精神。
19世纪前期，菲律宾出现了用地方语言他加禄语写作的爱国诗人弗朗西斯科·巴尔塔萨尔（1785~1862）的作品。他出生于布拉干省比加市庞伊奈村的铁匠家庭，当过佣工，入过狱。在狱中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弗罗兰第和萝拉》（1838年），以欧洲为背影，描写了阿尔巴尼亚人反对异族奴役的斗争，以此表达菲律宾人民反西班牙统治，期望获得民族独立的心声。长诗以优美、生动的地方语言打动读者，因而作家被人们誉为“他加禄诗人之王”。
19世纪，菲律宾民族运动不断高涨，文坛上涌现出一批反对殖民主义的爱国诗人和作家，其中最杰出的是何塞·黎萨尔（1861~1896）。他的长篇小说《不许犯我》、《起义者》对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他牺牲后，被尊为菲律宾民族英雄和国父。
这一时期，作家佩德罗·阿帕特尔诺（1858~1911）创作了诗集《茉莉花》（1880年）、小说《妮奈》，作品表现出对祖国山河、民族和生活的热爱，人们称他的创作体现了“菲律宾人的个性”。安德列斯·波尼法秀（1863~1897）是一位工人出身的诗人，他在武装起义中被陷害牺牲。他的诗歌表现了他献身祖国的忠诚。何塞·巴尔马（1876~1903）、弗尔南多·马·格雷洛（1873~1929）、塞西略·阿波斯托尔（1877~1938）都是抒情诗人，并称为“诗中三杰”。他们各自创作的《菲律宾》、《我的国家》、《致黎萨尔》都充满了爱国激情，体现了时代精神。
1901年，菲律宾又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英语逐步取代了西班牙语，菲律宾文学由此转入了现代阶段。
近代印度尼西亚文学
18世纪60年代，荷兰强迫印度尼西亚逐渐沦为它的殖民地，印尼民族文化遭到摧残。这一时期，马达兰王朝迁至中爪哇，以苏腊卡尔塔为中心的爪哇宫廷文学曾一度复兴。巴固·布沃塔三世命约索迪布洛父子用新爪哇语新编和改写过去的爪哇古典名著，同时撰写不少有关历史、哲学、伊斯兰教等方面的著作，此后的爪哇古典文学史书称之为新爪哇语文学。
这时期的作品已开始面对社会现实，如约索迪布洛第二写的《怒言》，对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现象加以抨击。他的孙子朗哥瓦西多是著名的文学革新者，作品中批判的锋芒更加显露，悲愤抑郁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是爪哇新散文体的开创者，对后来的文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伊斯兰文化的影响虽与日俱增，但古印度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它通过与爪哇传统的“哇扬”戏相结合，仍根深蒂固。在西方殖民侵略者的摧残下，马来古典文学也每况愈下。
19世纪上半叶积极创作的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是马来古典文学最后一位知名作家，在他之后马来文坛几乎有半个世纪处于沉寂状态。
印度尼西亚近代文学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很快就由中古末期过渡到现代文学阶段。形成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是荷兰的殖民政策阻滞了印度尼西亚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文坛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了西方的翻译小说。在中古末期的一些作品，如历史人物传奇小说《杭·杜亚传》、叙事诗《希姆布》中，都表现出反对葡萄牙和荷兰殖民统治的思想倾向。
近代马来西亚文学
20世纪以前，马来文学在殖民主义的摧残下，发展十分缓慢。其间只有19世纪阿卜杜拉（1796~1854）的传记、游记等作品问世，马来文学才稍有起色。但此后，马来文学又有半个多世纪的沉寂。
20世纪初，中东掀起伊斯兰教现代化运动，马来西亚一些宗教知识分子在它的影响下，创作文学作品，抨击宗教保守势力，反映民族觉醒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谢德·谢赫·宾·阿勒哈迪和阿赫马德·宾·穆罕默德·拉西德·达鲁是这时期马来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谢德于1925年改写了一部以阿拉伯国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法丽达·哈努姆》（1925~1926），塑造了一个争取个性和思想解放的妇女法丽达的形象，表现妇女要求解放的主题。阿赫马德·达鲁于1928年创作的以马来西亚本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她是莎尔玛？》，同样描写敢于摆脱封建势力束缚的新女性，它通过社会冲突展示人物的性格，在表现妇女争取自由解放方面，较之前者进了一步。
30年代，民族新闻事业以槟榔屿为中心，有了很大发展，短篇小说也应运而生。阿卜杜勒·卡贾伊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当时马来西亚进步知识分子要求改变落后社会状况的愿望，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同一时期，哈伦·阿米努拉锡创作的长篇爱情小说《吉隆坡的茉莉花》（1930）歌颂了马来西亚青年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立志改革社会的理想。阿卜杜拉·西迪（1913~1973）的长篇小说《让我们战斗吧！》也属这类作品。
30年代末，马来文学的主题转为反殖民主义。伊萨·哈吉·穆罕默德是这时期著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大汉山男儿》（1937）勾画了两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贪婪嘴脸，表达了马来西亚人民对他们的憎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疯子玛特勒拉之子》（1941）明确揭示殖民主义者的到来是马来西亚社会贫穷的根源。凭借这些优秀作品，伊萨于1967年获得“文学战士”称号。
马来西亚诗人朋谷受印度尼西亚诗歌发展的影响，于1934年发表诗5首，是为马来新诗的发轫之作。马来新诗仍受旧式民歌“板顿”、“沙依尔”诗的影响，格调低沉，感情缠绵，但却包含新的时代和社会内容。新诗或者对民族贫困和社会的不平发出哀叹，或者流露对乡土的眷恋，表达对祖国的赞颂，并开始迸发出要求独立的呼声。如朋谷的《叹息》、阿布·萨玛的《我的祖国》、乌姆巴的《祖国的呼声》等。
近代越南文学
越南近代文学形成是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和爱国抗法的“勤王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许多诗人作家本身就是爱国人士、勤王运动领袖。抗法爱国文学是当时越南文坛的主流。
近代越南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南方诗人阮庭炤（1822~1888），他出身于嘉定省平阳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843年中秀才，1848年双目失明。1861年法军侵占南部六省后，他不愿与之合作而隐居，并与爱国志士交往，以笔作斗争武器进行抗法斗争。
早期作品长诗《蓼云仙传》，描述了清寒书生蓼云仙和乔月娥的不幸遭遇和曲折的婚姻，揭露了社会的奸邪罪恶，批判了封建社会道德的沦丧，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作品也反映了作家本身尚存有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意识。阮庭炤最好的作品是他创作的50多首诗歌、数篇祭文和赋。《勤约义士祭文》既是一首哀悼疆场殉身的英雄赞歌，又是一篇声讨卖国贼的檄文。阮庭炤还在其他许多诗歌中赞颂与敌人顽强斗争的义军战士，刻画了憨厚、勤劳、勇敢、淳朴的义军形象。
与阮庭炤同时活跃在越南近代文坛的作家还有潘文治、阮春温、阮光碧、潘廷逢等。阮光碧本身就是“勤王运动”的爱国领袖，他用汉文创作的《渔峰诗集》可视为“勤王运动”的斗争实录。
20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推行拉丁文的新拼音文字，这反倒促进了越南文学的发展。著名爱国诗人潘佩珠（1867~1940）的创作，将越南近代文学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近代泰国文学
东南亚诸国中，泰国虽表面保持“独立”，但实际上从1885年签订不平等条约起，就沦为美国的殖民地。泰国近代文学的产生、发展是从介绍、翻译、改写西方作品开始的。
国王拉玛五世自幼学习英语，受西方教育，赴欧访问，创作了《十二个月的皇家典礼》、《远别》等作品。拉玛六世翻译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将《奥瑟罗》改写成《帕耶叻察旺讪》，还创作了话剧《帕銮》、《战士的心》，又从古希腊戏剧取材，写了《海洋的婚礼》等，因而被公认为是泰国现代话剧的创始人。纳拉蒂·巴攀蓬亲王著有剧本《帕罗》和《妙令克乐发》，被人们称作现代歌剧的创始人。
泰国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也不断翻译、介绍中国古典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等作品深受泰国读者欢迎，甚至形成了特具风格的“三国文体”。
泰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传统的宗教文学、宫廷文学因受阻滞而告终。
近代缅甸文学
1885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其文学进入近代阶段。殖民主义统治的建立，破坏了佛教文学与宫廷文学的传统，英国当局在文化上采取了窒息缅甸民族意识、扼杀缅甸民族文化的奴化教育政策。英语取代缅语，缅甸传统文化因而一度面临被吞噬的危险，然而这也使得缅甸人民进一步接触到资产阶级思想和西方文学，进而探索缅甸文学新的写作形式与方法。
1904年缅甸律师詹姆斯拉觉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中的某些片断改写成缅甸第一部现代小说《貌迎貌玛梅玛》。它以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为题材，与缅甸流传的充满佛教因果轮回思想的“讲道故事”迥然不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从此，作家们竞相效法，创作小说或根据外国小说改写的风气比较盛行。
爱国诗人德钦哥都迈是这一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文艺的先锋。他的许多作品都反映了人民的斗争，歌颂、鼓舞了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英勇精神，在缅甸近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他的代表作是10余部取名为“注”的长篇作品。如讽刺英国帝国主义者、歌颂缅甸人民爱国精神的《孔雀注》；讽喻卑鄙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客的《狗注》；论述缅甸民族的光荣历史，号召人们起来斗争的《德钦注》等。他还写过长篇小说《嘱咐》。
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作家队伍扩大，先后涌现的著名作家还有：吴腊、列蒂班蒂达吴貌基、比莫宁、摩诃瑞、瑞林勇、达贡钦钦礼、德钦巴当等人。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体现了人们反帝、反殖、要求自由、民主、独立的愿望。吴腊的小说《瑞卑梭》，揭露了西方文化对缅甸社会，特别是对某些青年的不良影响，表达了缅甸人民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爱国情感。列蒂班蒂达吴貌基的历史小说《那信囊》、《达彬瑞蒂》也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1930年，“我缅人协会”成立，号召热爱祖国，提倡本国的文字，尊重本国的语言。民族独立运动的激流席卷了文学界，不少作家加入了“德钦”的行列，创作出更富战斗性的作品。德钦丁的《我缅人歌》，回顾了缅甸的光荣历史，鼓舞人民为独立、自由而斗争。
与此同时，仰光大学的一些师生发起了一场实验文学运动。代表人物有德班貌瓦、德格多貌丹新、佐基、敏杜温等。实验文学运动没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性质，但这一派作家抛弃了传统的创作方法，趋向浪漫主义。他们的作品简明、清新、朴实，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直到现代仍有巨大的影响。
1936年左右，“我缅人协会”中一部分青年人掀起了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的热潮，成立红龙书社，翻译、编写了大量书刊，对推动缅甸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吴登佩敏创作的暴露宗教界黑暗的长篇小说《摩登和尚》，便是红龙书社出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占领缅甸，文艺界遭到迫害，但仍有一些作家坚持写作。1947年出版的貌廷的长篇小说《鄂巴》，通过农民鄂巴一家的遭遇，反映了40年代缅甸社会的变迁，是当时的一部优秀作品。
近代阿富汗文学
阿富汗18世纪的著名诗人有阿卜杜勒·哈米特、阿赫迈德汗等。玛乌拉维·阿赫默德著有《民间故事集》，曼西·阿赫默德取材于民间传说著《阿丹汗和杜尔哈妮》，著有中篇小说以及短篇小说集《阿富汗语文宝库》。
19世纪，英国入侵阿富汗，阿富汗人民奋起反抗，1838至1939年的三次抗英战争时期，短诗和民歌迅速发展，这些以反抗侵略为主要内容的诗歌，体现了阿富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民歌常以少女的口吻，用第一人称的语气来表达，亲切动人。
近代阿富汗文学有很大发展，成立了专门的文学机构“普什图学会”，比较系统地开展了民间文学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在文学史研究方面，阿卜杜勒·哈比比著有《普什图文学史》（上卷）。在创作方面，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和散文作家，他们提倡文学的人民性与社会性，反对“花儿与夜莺”的俗套。
著名诗人阿卜杜勒·乌夫·贝纳沃的诗集《忧思》（上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普什图妇女》，并编选有《短体诗集》、《普什图现代作家》等。
近代印度文学
19世纪中叶之后，印度文学进入了近代时期，反映民族觉醒、表现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大量涌现。这时，印度已经完全被英国殖民者所占领，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并且得到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一批近代知识分子也迅速成长起来。这一切为民族的觉醒准备了条件，同时也奠定了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印度人民日益觉醒，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并在1905年~1908年间形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印度近代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印度近代文学包括许多种地方语言，如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马拉提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古吉拉特语、旁遮普语、克什米尔语、信德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此外还有英语，情况相当复杂。但是，其中最重要的是东印度的孟加拉语、北印度的印地语和以德里、勒克瑙两地为中心的乌尔都语文学。
孟加拉文学
孟加拉是当时印度经济、文化发展的先进地区，孟加拉语新文学也首先兴起，并推动了整个印度新文学的前进。
班吉姆·金德尔·查特吉（1838~1894）是孟加拉近代文学的先驱者之一。他写有历史小说《将军的女儿》（1865年）、《阿难陀寺院》（1882年）等。在这些作品里，他热情地颂扬了印度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战斗精神。如《阿难陀寺院》中有一首题为《礼拜母亲》的颂诗，洋溢着爱国热情，在印度各地广为传诵。他的另一类小说是表现现实题材的，如《毒树》（1872年）、《拉吉尼》（1874年）等。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上新旧思想的冲突，描写了妇女的不幸命运。
萨拉特·金德尔·查特吉（1878~1936）是孟加拉文学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家。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斯里甘特》（1917~1933）写的是男主人公斯里甘特和歌女拉佳拉克什弥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纯洁而热烈，但由于违背社会的传统习惯和道德，最后只得分手。小说画面广阔，塑造了几个生动感人的妇女形象。
此外，《嫁不出去的女儿》（1916年）写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的不幸，批判了买卖婚姻；《道德败坏的人》（1917年）写两个年轻寡妇的痛苦，谴责了歧视寡妇的陋习；《秘密组织——道路社》（1929年）则直接反映政治问题，表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积极思想。
此外，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还有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
除了孟加拉语文学以后，印地语新文学的产生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也有着密切联系。印地语新文学的启蒙者和开创者是帕勒登杜（1850~1885）。他在诗歌、散文和戏剧领域都留下了不朽的业绩。他的代表作六幕剧《印度惨状》（1876年）被认为是印地语文学中第一部爱国主义作品。这个剧本写的是印度现实的悲惨境况，饥饿、疾病、死亡、黑暗等等对于祖国的严重威胁。剧本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男主人公对于“印度的命运”的绝望，终于用匕首刺杀了自己。
除此之外，他的重要剧本还有《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1873年）、《信守不渝的国王》（1875年）、《金德拉沃里》（1876年）、《印度母亲》（1877年）、《尼勒德维》（1880年）等。
乌尔都语新文学也有很大发展，代表人物是诗人迦利布（1797~1869）。他的诗歌表现人民疾苦，反对宗教迷信，宣传平等博爱，同情劳动人民；他的书信格式新颖，文笔流畅。他的诗歌和书信在乌尔都语诗歌和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用乌尔都语发表的主要作品有《迦利布诗选》、书信集《印度的芬芳》和《乌尔都语精粹》等。
近代老挝文学
老挝近代文学主要以民间口头文学为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大多通过谚语、寓言、民歌、民谣以及讽刺故事等形式，表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封建统治者的愚蠢。
在老挝的民歌、民谣中，一类是僧侣劝人行善的寺院歌谣；一类是反映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民间歌谣，其中不少是情歌。
最受人民喜爱的是“卡”、“喃”这两种曲牌，而每一种曲牌又根据地区曲调的差异分为“卡桑怒”、“卡琅勃拉邦”、“卡丰沙里”、“卡孟怒”、“喃达”、“喃兑”、“喃朗抗”等。它们形式比较自由，可以即兴编词演唱。
19世纪后，西方殖民者入侵，老挝民族文学遭到严重摧残，但随着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运动的发展，民族文学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近代柬埔寨文学
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柬埔寨民族文化面临着毁灭的危险。然而，西方文化的传入，也从另一个方面促使柬埔寨文学起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现代小说的出现，《苏帕特》和《珠山玫瑰》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苏帕特》是著名作家林根（1911~1959）的代表作，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苏帕特和曼燕忠贞的爱情。
《珠山玫瑰》是另一著名作家涅·泰姆的作品。主人公泽特是拜林的矿工，由于他勤劳、诚实、勇敢，两次救矿主的父母脱险，博得了赏识，最后继承了矿主的产业。虽然这两部作品存在着缺点，但它们体现了民族化的精神，被认为是“高棉化文学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叙事诗《冬貂》的整理出版，是柬埔寨诗歌的突出成就，它基本上摆脱了古诗惯用的梵文和巴利文等冷僻词语，采用大众化的语言。《冬貂》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它揭露和鞭挞封建礼教，歌颂冬和貂忠于爱情和反抗封建恶势力的精神。同时，它在艺术上生动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近代新加坡文学
新加坡官方语文有华文、英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四种，所以有四种语言的文学作品。
新加坡曾是英国的殖民地，1965年获得独立。它过去的文学主要是马来古典文学。
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形成了以创作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流的华文文学运动。从1924年开始，各华文报刊相继增辟文艺副刊，如《小说世界》、《南风》、《星光》等。同时，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不断增长，并形成20年代华文文学运动的主流。
1925年，李西浪（？~1972）所著长篇小说《蛮花惨果》，描写作为“猪仔”的华工在婆罗洲被奴役的非人生活。1927年，张金燕（1901~）在《荒岛》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大多描写妇女在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里的不幸命运。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小说还有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和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等。
1929年陈炼青（1907~1943）首次提倡文学作品应有地方色彩。1934年丘士珍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进一步强调应鼓励乡土作家的创作。在华文戏剧方面，1933年首次演出了具有地方色彩的独幕剧《芳娘》、《一侍女》、《绿林中》和《兄妹之爱》。
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新加坡的华人社会也掀起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救亡的运动。许多文艺创作也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并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如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乳婴的短篇小说《八、九百个》、吴天（1912~）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和王君实的散文《海岸线》等。此外，比较优秀的短诗有刘思的《黄包车夫》（1939）和椰青（1921~1939）的《埋葬》（1938）。
1942年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之后，铁抗、王君实等作家相继遇难，文学活动处于低潮。日本投降后，文学创作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出现了一批以描绘战争和抗日地下活动为题材的英文小说。较著名的有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又名1952）、尼维·刹特的《一个像艾丽丝的小镇》（1950）、葛烈维尔的《鼠王》（1962）和烈斯李·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
战后的华文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以老一辈的华侨劳工、矿工、割胶工和农民的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作品，占有重要地位。比较杰出的有李过的中篇小说《大港》（1959）、《新垦地》（1960）和长篇小说《浮动地狱》（1961）等。苗秀的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1952）也是一部描写社会下层人物的代表作。
新加坡独立以后，除马来作家的“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作为新加坡马来文作家协会继续存在外，泰米尔作家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相继成立。
新加坡写作人协会是新加坡公民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的华文写作者于1945年底成立星华写作人协会，但因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法令而自动解散。1947年底成立的星华文艺协会也出于同一原因而解散。1970年8月，在连士升（1907~1972）等作家的倡议和推动下，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1976年5月，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会，选举小说作家黄孟文为会长。协会创办《文学月报》，开辟文艺副刊《写作人》，出版文学丛书，鼓励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并举办文学理论讨论会、专题讲座、诗歌朗诵会等，同时组织国际文学交流活动。
近代尼泊尔文学
18世纪，尼泊尔王国确立廓尔喀语为国语，尼泊尔语文学也随之诞生。
这时的诗人维尔·夏里·潘德、拉库纳特、巴森德、英迪拉斯、维德亚伦耶·格斯里和亚杜纳特·博克利雅尔等人的作品因袭了梵文诗的格律，但基本上是用尼泊尔文写作的。
被称为“最早诗人”的帕努帕格德·阿加里亚开始描写社会实际生活，将尼泊尔语文学引向了新阶段。莫迪·拉姆·帕德被称为继帕努帕格德之后文坛上的一颗明珠，他收集、整理并印行了帕努帕格德的作品，撰写了《帕努帕格德传》以及其他许多作品。他的思想豪放不羁，创作的诗歌通俗易懂，便于吟诵。1886年他创办了第一个月刊《廓尔喀·婆罗多生活》，提倡用尼泊尔文写作，宣传文艺的革新和口语化，后被当局视为异端而加以禁止。
19世纪后半叶，被称为尼泊尔文学发展的中期。尼泊尔语散文产生在这一时期。
20世纪初，著名诗人勒克那特·鲍德雅尔创作了《笼子里的鹦鹉》等作品，倡导文学应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这一时期，小说和戏剧也开始出现。
近代埃及文学
埃及近代文学开始发展于19世纪中、后期。一些短小而富有战斗性的杂文、散文大量涌现，主要表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在埃及近代文学的发展中，报刊起了很大作用，一些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把报刊作为阵地，发表自己对改革的意见。于是在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杂文。穆罕默德·阿卜杜胡（1849~1905）首先用杂文在报刊上发表自己对于改革等问题的主张。法塔希·柴鲁勒（1857~1927）、鲁特菲·赛仪德（1872~1963）和鲁特菲·爱弗鲁推（1876~1924）又进一步发展了杂文。
埃及近代小说的发展发端于对西方小说的翻译，塔哈塔维（1801~1873）翻译过法国作家费纳龙的小说《忒勒马科斯》。后来，阿里·穆尼拉克（1823~1893）也曾写过长篇小说《伊萨·本·希沙姆的谈话》，但实际都是一些仿古的玛卡梅体的韵文故事。一直到1912年，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文学性的长篇小说才出现，它就是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的长篇小说《宰乃白》。几年以后，又出现了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的短篇小说集《目睹集》，它是埃及近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集。至此，才形成了埃及自己的小说创作传统。
埃及近代戏剧的发展，也是首先把西方的戏剧翻译介绍过来，加以演出。后来，才逐渐创作自己的剧本，如：法拉赫·安东尼、易卜拉欣·拉木兹和穆罕默德·台木尔。艾哈迈德·邵基（1869~1932）曾从埃及古代历史和伊斯兰历史中取材，写作了6部诗剧。
19世纪前半叶，埃及诗歌受到传统阿拉伯诗歌题材、形式、格律和音韵等的限制，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到19世纪下半叶，迈哈穆德·萨米·巴鲁迪（1838~1904）才打破了传统格律诗的统一局面，为埃及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促进了诗歌的发展。稍后，被称为“诗歌之王”的艾哈迈德·邵基和被誉为“尼罗河诗人”的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对诗歌创作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律诗。他们不仅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且赋予诗歌以新的内容和时代精神，除描写自身经历外，也关心周围事物和国家大事。
到20世纪初，由于格律诗不能反映时代特色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受到诗坛上新一代诗人的批评，于是产生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这就是被称作“诗集派”的革新的唯理诗派。这个诗派的创立者是阿巴斯·迈哈穆德·阿嘎德（1889~1964）、易卜拉欣·阿卜杜·卡迪尔·马齐尼（1889~1949）和阿卜杜·拉赫曼·舒凯里（1886~1958）。他们受到19世纪英、法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创新，对埃及近代诗歌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代伊朗文学
19世纪初，伊朗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在内忧外患之下，企图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力主改良的密尔扎·阿卜杜勒（1779~1836）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开一代新风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内容充实，语言明快，摆脱了“印度体”的隐晦文风。
19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启蒙者密尔扎·法塔赫·阿里·阿洪德扎德（1812~1878），认为《蔷薇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时代应该创作适合人民要求的戏剧和小说。
同一时期的著名作家还有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1837~1910）以及塔里波夫（1855~1910）等。作家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的《易卜拉欣·贝克游记》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伊朗和外国的对比，揭露了伊朗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文学创作也比以前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1905至1911年伊朗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史称“立宪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民主改革。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著名诗人巴哈尔称这一时期为革命时期，他认为“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
巴哈尔（1886~1951）生于伊朗东部马什哈德市，早年以诗闻名，曾获“诗人之王”的称号。他是霍拉桑省立宪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曾参加地下报纸《霍拉桑》的编辑工作。1909年主持出版伊朗民主党刊物《新春》。巴哈尔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在形式和语言方面继承了波斯诗歌的优秀传统。
这一时期另一位著名诗人是阿卜杜勒·卡赛姆·拉胡蒂（1887~1957），他生于西部城市克尔曼沙赫。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反映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的立宪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塑造了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
立宪运动时期兴起一种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代表作家有阿里·阿克巴尔·德胡达（1879~1956）。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所创新。他的杂文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
立宪运动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是《天使号角》和《北风》。德胡达是《天使号角》的主编。《北风》的主编及撰稿人是赛义德·阿什拉芙尔丁，这两本刊物主要刊载政治讽刺诗。
伊朗文学在立宪运动时期，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等方面，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同时，文学语言也更加接近人民大众的口头语。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礼萨国王执行高压政策，取缔进步书刊，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或被监禁流放，或逃亡国外。巴哈尔、阿列夫·卡兹文尼（1882~1934）、埃什基（1893~1924）以及法罗西·耶兹迪（1889~1939）等是这一时期伊朗现代诗歌战斗传统的优秀代表，他们在黑暗的年代里顽强地进行创作，坚持斗争，遭到各种迫害。
同时期另外一批诗人的作品哀伤多于愤怒。他们笔下虽然不乏人间的不幸和痛苦，但缺少抗争的勇气和战斗的呼唤。他们的诗讲究音律和词藻，更多地从形式上继承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这类诗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4）和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1）。尼玛·尤什吉（1897~1960）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在诗歌形式上提倡自由体诗。
1921年，作家贾玛尔扎德（1895~）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集》。在《故事集》问世前后，伊朗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帝王或英雄的文治武功，往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美化历史人物；社会小说多写社会黑暗面，大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有自然主义倾向。《故事集》与这两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着重描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并自觉地运用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语。
20世纪30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文学家团体，称为“拉贝”。它的最初的成员主要有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伯佐尔格·阿拉维（1904~）、马斯乌德·法尔扎德（1906~）和密努。萨迪克·赫达亚特是伊朗现代著名作家，他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早期创作受西方颓废派的影响，带有感伤色彩；后期创作明显走向现实主义。他的两部中篇小说《盲枭》和《哈吉老爷》获得了世界声誉。
伯佐尔格·阿拉维是伊朗共产党员，1937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及《五十三人》。他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睛》（1952）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进步人士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穆罕默德·赫加泽（1900~1970）的主要作品有《胡玛》、《帕里切哈尔》、《泪》、《帕尔旺尼》、《泽巴》以及文学小品集《镜子》、《沉思》、《微风》和《旋律》等。他的小说主要描写上层社会妇女形象，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在逆境中要退避忍让，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语言优美流畅，是规范化的现代波斯语。作家阿路·阿赫迈德（1920~1971）与赫加泽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对城乡生活中的落后现象持批判态度，主要作品有《互访》、《我们遭受的苦难》等。
近代伊拉克文学
19世纪中叶，阿拉伯社会出现复兴的曙光。伊拉克地处阿拉伯世界的边缘，长期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统治，加上国内宗教派别和部族势力矛盾冲突不断，国家的复兴稍迟于其他阿拉伯国家。
伊拉克知识分子通过同国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促使伊拉克文学的复兴。作为伊拉克历史进程的反映，现实主义文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统治又阻碍了文学的发展，迫使许多作家沉默或隐退。
诗歌是伊拉克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19世纪伊拉克诗歌创作以颂诗和宗教诗为主，著名的诗人有穆罕默德·赛义德·侯布比（？~1916）、海德尔·侯利（1831~1887）、谢赫·萨利哈·泰米米。与此同时，还有少数诗人如阿卜杜·厄尼·贾米拉（1780~1863）冲破传统的束缚，写出回忆古代英雄人物光荣业绩、反抗奥斯曼专制统治、号召革命的作品。
20世纪初，涌现不少杰出的诗人，如杰米勒·绥德吉·宰哈维（1863~1936）、阿卜杜·穆哈辛·卡齐米（1870~1935）、迈阿鲁夫·鲁萨菲（1875~1945）和穆罕默德·里达·舍比比（1888~1965）等。他们关心国家命运，针砭时弊，表达了人民的要求。他们对诗歌形式的革新也做了有益的尝试。宰哈维主张摒弃韵脚，首先创作无韵诗，鲁萨菲则主张多韵诗。他们所代表的伊拉克复兴派诗歌风行近半个世纪之久。穆罕默德·麦赫迪·贾瓦希里（1903~）是宰哈维等之后最负盛名的诗人。他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复兴派诗歌的进步性和埃及诗人邵基的艺术特点，反映了伊拉克反帝爱国斗争的进程。
随着翻译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欧洲浪漫主义诗歌、阿拉伯“旅美派”和埃及诗人的诗作逐渐传入伊拉克。在对诗歌进行革新的同时，也出现了以阿里·舍尔吉为代表的古典派与浪漫派相结合的诗歌。
到了40年代，女诗人娜齐克·梅拉伊卡（1923~）和巴德尔·沙基尔·塞亚卜（1926~1964）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写的《霍乱》和《那是爱情吗》（1947），打破了诗的传统格律，采用自由体表现新的意境。梅拉伊卡还在《现代诗歌问题》一书中对新诗的创作，作了理论性的阐述，从而推动了自由体诗的发展。
以后，阿卜杜·瓦哈卜·白雅帖（1926~）运用诗歌的现代形式表现革命的内容，揭露殖民主义者的掠夺本性，歌颂人民为改变现状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1959年他的诗集《流亡之歌》被译成中文。
近代叙利亚文学
19世纪末，在埃及近代文化复兴和欧洲文化影响下，叙利亚文学逐渐发展。作家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比（1854~1902）撰写了《专制的本性》等著作，抨击土耳其暴政；杰卜拉伊勒·德拉勒（1836~1892）的长诗《王位与寺庙》，号召叙利亚人民推翻土耳其的统治；弗朗西斯·麦拉什（1835~1873）的小说《真理的丛林》，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解放，建设新世界的要求；作家、诗人艾迪布·伊斯哈格（1856~1885）的诗歌和作品热情歌颂人的尊严和自由，他还翻译介绍了一些欧洲文学作品。这些作家和诗人是叙利亚文化复兴的先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批文学家不堪忍受压迫，流亡国外。剧作家艾布·赫利勒·格巴尼（1833~1903）侨居埃及，根据历史传说和《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共创作了50多部戏剧。诗人奈西卜·阿里达（1887~1946）侨居美洲，是旅美派文学组织“笔会”的重要成员，著有历史小说《迪库·金的故事》（1921）。
1919年，一批作家和诗人建立阿拉伯科学学会，出版文学作品和文学刊物，他们对复兴民族语言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
1920年，法国对叙利亚实行委任统治。1921至1945年间，人民举行多次武装起义，这对叙利亚现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人舍菲格·杰卜里在《黄莺之歌》一诗中，用象征手法表现了殖民主义对人民自由的压制。海鲁丁·齐拉克利的《我的祖国》等诗，猛烈抨击殖民主义者的暴行。麦尔德姆·贝克在《盟约和邻居》中，揭露殖民主义宰割弱小民族的命运。诗人巴德维·杰拜勒（1904~）等也写了大量诗篇，声援民族斗争。诗人欧麦尔·艾布·雷沙等则用象征和寓意手法抒发对祖国、民族的忧虑和关切。
这一时期著名作家迈阿鲁夫·艾纳乌特的小说《欧麦尔·本·海塔卜》（1936）、欧麦尔·艾布·雷沙的诗剧《济·卡尔战役》（1936）等历史题材的作品和赫利勒·欣达维（1906~）取材于希腊神话的戏剧《盗火者》，歌颂了阿拉伯民族光荣的历史和反抗异族的传统。有些作家则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如苏卜希·艾布·厄尼迈的小说《夜晚之歌》，阿里·海勒吉的《春与秋》（1931），穆罕默德·奈贾尔的《大马士革宫廷》（1937）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民族斗争和婚姻爱情方面的问题，但大多带有伤感情调。
30年代在小说方面有重大突破的是福阿德·萨伊卜（1910~1970），他的短篇小说《机器的葬礼》（1932）表现先进的技术在农村引起的反响和矛盾；短篇小说《伤痕史》反映了农民自发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斗争，艺术上富有特色，被认为是叙利亚现代小说的起点。舍基卜·贾比里（1912~）的长篇小说《贪婪》（1937）、《捉弄人的命运》（1939）描写西方文化侵入后叙利亚社会中的变化，反映了青年的生活、理想和内心矛盾。
近代黎巴嫩文学
19世纪，黎巴嫩著名的作家有纳绥夫·雅齐吉（1800~1871），他著有玛卡梅韵文故事《两海集》。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和尤素福·艾西尔（1815~1889）对散文的形成作出贡献。苏莱曼·布斯塔尼（1856~1925）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昂纪》（1904）。艾哈迈德·法里斯·希德雅格（1804~1888）著有《希德雅格游记》，马龙·奈卡什（1817~1855）将《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改编为剧本，被认为是近代阿拉伯第一个剧作家。
19世纪80年代，著名作家杰尔吉·宰丹（1861~1914）在埃及创办《新月》等杂志，并创作《迦萨尼姑娘》、《卡尔巴拉的少女》等通俗历史小说20多部。
20世纪初，黎巴嫩侨居美洲的一些作家，以“笔会”为中心，逐渐形成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叙利亚·美洲派”。主要代表人物黎巴嫩人艾敏·雷哈尼，著有《雷哈尼亚特》、《阿拉伯诸王》（1925）、《伊拉克的心脏》（1935）和《黎巴嫩的心脏》（1947）等诗歌散文集。纪伯伦·赫利勒·纪伯伦（1883~1931），用阿拉伯文著有《叛逆的灵魂》（1908）、《折断的翅膀》（1911）等反对封建礼教和宗教僧侣的小说集，他后期用英文写作散文诗和寓言。他最著名的诗集是《先知》（1923）。米哈伊勒·努埃曼有诗集《眼睑的私语》和小说集《往事》（1937）等。同一时期，还有阿拉伯著名的女作家梅·齐娅黛（1886~1941），主要作品有《梦之花》（1911）、《黑暗与光明》等。
1931年纪伯伦在美国逝世，文学中心转入埃及。这时埃及出现一批描写现代生活的优秀作家，有人称之为埃及现代派。黎巴嫩女作家赛勒玛·萨伊格（1889~1953）属于这一派。她的主要作品有《气息》（1923）和《波斯姑娘》等，描写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叙利亚、黎巴嫩反法西斯同盟创办《道路》杂志，作家欧麦尔·法胡里（1895~1946）任主编，他的代表作有《上闩的大门》（1937）、《四季》（1941）、《市场上的文学家》（1944）和《黎巴嫩的真理》（1945）等政论集。《道路》杂志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他们被称为“道路派”。这些作家创作的主题多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与民主。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还有拉伊夫·胡里（1913~1967），他著有《人权》（1937）、《法拉比》（1943）、《阿拉伯人的神话》（1944）等。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有伊勒亚斯·艾布·舍白凯（1903~1948），他的诗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对未来的向往，主要诗集有《竖琴》（1936）、《天堂的蛇》（1938）、《心的呐喊》（1944）和《直至永远》（1945）等。
近代土耳其文学
19世纪以前主要是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著名的宫廷诗人有富里、巴基、纳比、内菲等。民间文学中最丰富的是诗歌，其主题多为歌颂爱情和反对黑暗势力。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政治改革，1839至1878年在土耳其历史上被称为“革新时期”。它的文学也逐步摆脱阿拉伯、伊朗文化的影响，竭力模仿欧洲文学。文学作品的内容大多抨击封建专制和宗教传统，宣扬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它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如话剧、小说、杂文、政论等；它所用的语言也是更加纯净的土耳其语。
这时著名的作家有锡纳西（1826~1871）、纳默克·凯马尔（1840~1888）和齐亚·帕夏（1825~1880）等。锡纳西于1859至1860年间首次翻译了法国的诗歌，创作了第一个剧本《诗人的婚姻》；阿卜杜尔·哈克·哈米德（1851~1937）最早接受欧洲诗歌的格律，对土耳其诗歌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第一次君主立宪运动失败，文学的革新遭到挫折。
1896年，一批作家以文学杂志《知识宝库》为据点，形成一个流派，称为“知识宝库派”。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们的创作更加西方化，作品往往脱离社会现实，充满悲观绝望的情绪。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泰夫菲克·菲克雷特，土耳其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及散文家杰纳普·谢哈贝丁（1870~1934）及著名的小说家、长篇小说《蓝与黑》和《破碎了的生活》的作者哈里德·齐亚·乌沙克雷吉尔（1866~1945）。
20世纪初，封建势力重新抬头，1901年《知识宝库》杂志被封闭，文学再次陷入停滞状态。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文学界才重新活跃起来。一些作家创办《未来的曙光》杂志，继承了“知识宝库派”的事业，但没有创新。这些作家中引人注目的有象征主义诗人阿赫梅特·哈希姆（1884~1933），以写历史和社会题材小说闻名的亚库普·卡德里（1889~1974）。
此后又出现民族文学流派，它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个流派的作家被认为是共和国文学的奠基者。他们尽量不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主张广泛采用民歌形式，用音节韵律来代替阿拉伯诗歌的“阿鲁兹”韵律。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麦赫梅特·埃明（1869~1944）、亚赫亚·凯马尔·贝亚特勒（1884~1959），以及一些被称为“音节韵律派”的青年诗人。
在小说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取材于本民族的生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战争延续了4年，激起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文学潮流，出现了许多以民族解放运动为题材的作品。如女作家哈莉黛·埃迪普（1884~1964）的著名长篇小说《磨难》（1922）、《杀死淫妇》（1926）及亚库普·卡德里的长篇小说《私邸出让》（1922）等。但这个流派中最有才华的作家是厄梅尔·赛斐丁和雷沙特·努里·君泰金。他们的作品大多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有的甚至带有自然主义倾向。
近代澳大利亚文学
18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殖民地，陆续有大批英国流放犯到澳大利亚定居，因此，澳大利亚文学实际上是英语文学。澳大利亚文学起始于殖民时期（1788~1890），以流放犯和乡野劳动者的口头歌谣为开端。
帕特森搜集编纂的《古丛林歌》（1905）就是这一时期的歌谣汇集，其中大多抒发被侮辱与被压迫者的感受，有较多的民主精神。最早在澳大利亚出版的诗集是英国官员巴伦·菲尔德（1786~1846）的《澳大利亚诗歌的第一批果实》（1819），但艺术性不高。
随后出现一批当地出生的诗人：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斯（1793~1872）、查尔斯·汤普森（1806~1883）和查尔斯·哈珀（1813~1868）等。其中哈珀较为突出，他受英国诗人弥尔顿、华兹华斯和雪莱的影响，擅长描绘景色和叙事。继之而起的亚当·林赛·戈登（1833~1870）在当时颇负盛名，但意境不高，著有《丛林歌谣与跃马曲》（1870）等。亨利·肯德尔（1839~1882）是这个时期造诣较高的诗人，以抒情诗见长。
小说的出现较迟于诗歌。最早类似小说的作品是流放犯亨利·萨弗里（1794~1842）写于狱中的《昆塔斯·塞文顿》（1830）。但在1850年前后，游记、回忆录等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它们向英国本土介绍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及殖民者的生活情况。后期，这种形式的作品更接近于小说。较有影响的作品是亨利·金斯利（1830~1876）的《杰弗里·哈姆林回忆录》（1859）、马克斯·安德鲁·希斯洛普·克拉克（1846~1881）的《无期徒刑》（1874）和托马斯·亚历山大·布朗（1826~1915）的《武装抢劫》（1888）等，这些作品描写了放牧漫游、流放囚犯、绿林好汉、淘金致富等典型的澳大利亚生活场景，其中最突出的是《无期徒刑》，作者根据历史材料，在作品中揭露了澳大利亚早期的殖民流放制度。
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成就都不甚突出，基本上受英国作家和文学流派的影响，没有形成澳大利亚文学自己的风格特色。多数作品在艺术上也不够精湛，特别是小说，往往侧重于叙述故事，忽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和心理描写。
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酝酿成立联邦，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的民族民主运动给澳大利亚文学带来了新面貌。1880年约·费·阿基布尔德所创办的《公报》杂志公开提出“澳大利亚属于澳大利亚人”的口号，宣传激进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形成了“公报派”，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发展。阿·乔·斯蒂芬斯（1865~1933）担任编辑之后，开辟“红页”，大力扶植青年作家，提倡创作短篇小说和“丛林歌谣”，并组织出版长篇小说。在他的倡导下，许多作家踊跃创作，出现不少优秀作品，形成了繁荣的创作局面。民谣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尤为突出。
著名作家约瑟夫·弗尔菲（1843~1912）和亨利·劳森（1867~1922）是这个时期创作成就最大而且最有影响的两个作家。弗尔菲是工人出身的小说家和诗人。他的长篇小说《如此人生》（1903）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丛林风光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有明显的民主精神，语言生动幽默，生活气息浓郁。劳森既写诗也写短篇小说，出版过诗集《在海阔天空的日子里》（1896）和短篇小说集《当罐里的水沸腾的时候》（1896）等14部作品。他的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表达了人民反抗压迫和要求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他的小说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塑造普通劳动者的形象，歌颂他们的优秀品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从现实出发，具有澳大利亚特色。他们对澳大利亚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此外，短篇小说作家还有：幽默作家阿瑟·霍伊·戴维斯（1868~1935），反映流放犯生活的威廉·阿斯特利（1854~1911），反映海洋生活的乔治·路易斯·贝克（1855~1913），反映工人生活的爱德华·乔治·戴森（1865~1931）。迈尔斯·富兰克林（1879~1954）的表现男女平等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光辉历程》于1901年发表，被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亨利·汉德尔·理查逊（1870~1946）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她的三部曲《马奥尼的命运》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歌谣创作的著名作家代表是安德鲁·巴顿·帕特森（1864~1941），他搜集整理并创作了大量的歌谣，有些在谱曲以后广为流传，《雪川来客》（1895）等诗至今为人传诵。其他著名诗人有玛丽·吉尔摩（1865~1962）和克里斯托弗·布伦南（1870~1932）等。前者的诗具有明显的民主性，而后者的诗作中较多地表现出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
在诗歌和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民族戏剧艺术也有所发展。1909年剧作家威廉·穆尔（1868~1937）发起，每年举行一次“澳大利亚戏剧晚会”。随后，路易斯·埃森（1879~1943）与万斯·帕尔默（1885~1959）等人共同组织了“先驱演员”团体。同时，出现了一批反映人民生活与斗争的剧本，如埃森的《时机尚未成熟》（1912）、帕尔默的《黑马》（1922）、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1883~1969）的《先驱者》（1922）等。
近代新西兰文学
1840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殖民地，1907年取得独立。几十年来，新西兰文学深受英国文学的影响。新西兰的第一部小说是梅杰·斯托尼的《塔拉纳基》（1861），写毛利族的生活场景。以后写这类题材的作者很多，如约翰·怀特、威廉·鲍克等人。第二部小说是艾尔默夫人的《遥远的家》（1862），反映移民生活。初期的女小说家中，以坎贝尔夫人、巴克夫人、安妮·格伦尼·威尔逊、杰西·韦斯顿等比较有名。伊迪丝·格罗斯曼则以善于表现男女平等的主题而著称，代表作是小说《丛林心脏》（19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重要作家，有《连绵的白云》（1898）的作者威廉·彭伯·里夫斯（1857~1932），《绿岩门》（1914）的作者威廉·萨切尔（1860~1942），保存了15年才发表的《一条新西兰河流的故事》（1920）的作者简·曼德（1877~1949），描写牧羊场生活的《图蒂拉》（1921）的作者格思里·斯密斯（1861~1940）。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15岁就离开新西兰，长期侨居国外，擅长短篇小说，其代表作有《前奏》、《园会》和《在海湾》等。她对新西兰的小说创作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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