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不但在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而且也是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古典主义流行了200年之久，已处于衰亡阶段。浪漫主义文学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它席卷全欧，并且在一些国家发展成为强大的文艺运动。
但是，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是这一时期唯一的文学。在18世纪曾经取得巨大成就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经历该世纪后期的低潮之后，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吉恩·奥斯汀（1775~1817）描写英国乡间日常生活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作品，在英语国家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奥斯汀的创作在英国18世纪小说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19世纪20年代，正当浪漫主义在法国方兴未艾之际，斯汤达提出了实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体现。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也在20年代中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尽管存在着这样一些复杂的情况，在19世纪初期的欧洲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是由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的社会政治状况决定的。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次革命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它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许多国家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保卫和巩固这次革命成果的过程中，曾出现极其复杂的形势，经历了一场革命与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长期斗争。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动荡、混乱、灾难的局面，完全不是人们所期望的。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预言的那个理想社会根本没有出现。贫富对立变得更加尖锐，阶级压迫更加残酷，资产阶级的恶德败行以最丑恶的形式表现出来。法国革命后的现实宣告了启蒙运动理想的破灭，在广大社会阶层中引起了一种普遍的失望情绪，浪漫主义正是这种失望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
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产生了影响。当时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十分流行。他们夸大主观的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人的精神力量，把“自我”提到高于一切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另外，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流传甚广，他们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幻想消灭阶级对立，企图通过空想的计划实现全人类的解放。空想社会主义反映了当时尚未成熟的无产阶级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失望和抗议，以及建立使他们真正取得解放的理想社会的愿望。他们的理论是不成熟的，但他们的思想对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浪漫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以前文学的一些经验。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文学对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卢梭对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的宣扬，对想象的崇尚，以及返回自然的主张，对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浪漫主义是在对古典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的理性教条的束缚，强调创作自由，强调情感和想象在创作中的作用。
作为一个有着共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文艺思潮，浪漫主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浪漫主义作家强烈地不满庸俗丑陋的现实，而对一切非凡的事物有强烈的兴趣。他们不会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而偏爱表现主观的理想。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枯燥而冰冷的“理性”，而着重抒发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感情色彩。浪漫主义作家对大自然有强烈的爱，雄伟奇异的大自然或远方异域往往是他们寄托自由理想之所在。他们笔下的那些非凡人物往往出没在大自然中间或奇异的环境里。浪漫主义作家对中世纪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民歌、民谣极感兴趣。很多浪漫主义作家是民间故事传说的搜集者，更多的人对民间文学进行加工，利用民间文学的题材进行创作。对民间文学的重视反映了浪漫主义作家的民主倾向。浪漫主义者反对古典主义的因袭陈规、压制个性，而追求个性解放和绝对的创作自由，在艺术创作上否定任何规则。
遵循这一观点，他们在创作中采用形式多样、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体裁，如抒情诗，抒情叙事诗，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戏剧和历史剧等。在表现手法上，浪漫主义作家喜爱用夸张和对比的手法，以期达到形象鲜明、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效果。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华丽的词藻，作品中充满生动丰富的比喻。这种语言风格同作品中非凡的人物和环境正相适应。但某些浪漫主义作家过分追求词藻的华美，结果显得矫揉造作苍白乏力。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社会状况、文化历史传统的不同，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状况也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各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倾向和风格特点也各自不同。在动荡不定的社会条件下，作家本人的思想也不断地起着变化。在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基于思想认识的不同有时也发生矛盾和斗争。这种情况说明，浪漫主义作家是千差万别的，他们仅仅是属于同一个思潮，而不是属于同一个流派。
18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势力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同时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时期，欧洲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各国所走的道路也各有特点，但一切都和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关。发达的国家已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在落后的国家，金钱关系也开始渗透到封建社会内部，这就更加激化了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劳动群众更加贫困和无权，中小资产阶级也大批破产，或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贵族对于已经或即将来到的资本主义怀着极大的恐惧和仇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封建社会瓦解的加速，对一些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置身于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里，作为自己阶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们揭示资产者带来的新秩序或封建社会的旧生活，鞭挞黑暗丑恶的现象，探求摆脱社会现状的种种可能。
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和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现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形成一种文学潮流，后来被称作批判现实主义。在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胜利和巩固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就俄国说，则是资本主义逐步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溃灭时期的产物。
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欧洲19世纪上半期的哲学和科学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孔德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和实验科学的流行，以及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基佐等的历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启发他们探求表现现实的新方法。
欧洲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但18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等，则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从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说，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但批判现实主义也借鉴了19世纪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如浪漫主义者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他们在心理描写上的某些技巧等等。
这一时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30、40年代，法国和英国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俄国出现了果戈理。50、60年代，西欧批判现实主义者虽然创作了一些进步作品，但他们的批判力量已有所削弱，改良主义思想和悲观情绪更加严重，自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却有很大发展，出现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就他们的主要倾向而言，有的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某些情绪和要求。
一般说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冷酷的现实，尤其是资产阶级金钱统治，提出指责，对社会下层的贫困生活表示同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出色的社会的反面典型，如保守顽固的贵族、穷凶极恶的地主、冷酷无情的资本家、贪婪的高利贷者、守财奴、自由主义伪君子、个人野心家和庸俗的小市民等。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描绘了法国社会许多阶层的生活和风貌，写下了资产阶级丑恶的发家史。狄更斯的作品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教育和伪善的慈善机关等等。在俄国，专制农奴制进入最腐朽反动的阶段，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广大人民身受双重剥削和压迫，阶级斗争尖锐异常。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创作反映了俄国的社会面貌。马克思、恩格斯赞扬过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一些俄国作家，认为他们比当时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的社会资料要丰富得多。
批判现实主义是封建制度溃灭、资产阶级上升和走向衰落过程的珍贵的艺术文献。它对于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的指责，对于资本主义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和批判，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全面的，大部分作家只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贵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作品中往往是借助个人同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被渲染成时代的“英雄”。劳动群众反抗剥削者的斗争没有得到反映，有的作家即使涉及这个题材，也只是作了零星、局部的描写，甚至加以歪曲。作家对劳动人民往往止于怜悯同情，工人和农民大都被表现为消极的受难者。
批判现实主义在揭发社会罪恶时，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即便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也大都未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给社会指明真正的出路。西欧或俄国的多数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了改良主义思想，并由于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不可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彷徨悲观情绪。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虽然强调用革命手段摧毁沙皇制度，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空幻的，看不见通向“理想世界”的具体道路，因而他们的乐观精神也只能给人以空泛的印象。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塑造的正面人物多数是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英雄”、忏悔的贵族、“改好了的”资产者、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多余的人”，以及温和驯良的“小人物”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本时期的文学中虽占主要地位，但在法国和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仍继续发展。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的作品中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作品仍有较大影响。俄国的莱蒙托夫写了许多浪漫主义诗歌，但也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在德国，青年时代一度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海涅，随着德国革命的发展，创作中的批判精神增强，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政治诗。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运用文学来表现并鼓舞自己，产生了光辉的英国宪章派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充满了向剥削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政治鼓动力，但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艺术上也不够成熟。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琼斯、维尔特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有过很大影响。40年代末，在欧洲各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来自人民群众的革命歌谣，它们在本时期的文学中也放出了光彩。
在中欧、东南欧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国家的文学都有较大发展，产生了裴多菲这样重要的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这一武器来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对这些国家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不少作品在当时的欧洲流传，后来又受到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欢迎。
近代英国文学
18世纪前期，文学崇尚古典主义，代表人物是诗人蒲柏。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斯威夫特的故事《格列佛游记》、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菲尔丁的小说《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都是这时的杰作。
18世纪后期，感伤主义文学产生，杨格、格雷是感伤主义代表诗人。农民诗人彭斯则吟唱着爱情，吟唱着自由、平等、博爱。18世纪末，还出了渲染神秘恐怖的“哥特小说”。
19世纪首先是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在19世纪头30年里，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欧洲成就最高的文学，对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早的浪漫主义文学家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和骚塞（1774~1843）。他们的诗歌厌恶资本主义文明，否定技术进步，主张倒退，妄图用中世纪宗法制生活方式抵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但是他们不像感伤主义者那样用空洞的情感去替代现实，他们的全部诗作的基本主题是在个人的感受中，厌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社会丑恶，向往大自然的山川秀色，试图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和人生的最后归宿。
华兹华斯在1800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断然主张，文学家的使命是要在对日常生活和平常事件的真实反映中寻觅人类的天性，因为只有在“微贱的田园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才共同处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之美的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他的小诗《咏水仙》展现了一幅与资本主义城市文明截然不同的恬静快乐的画面，表现出的是人要在大自然中寻找理想，寻找人性最后归宿的情怀。他的《丁登寺》、《致布谷鸟》、《致蝴蝶》、《麻雀窝》等名篇歌颂了儿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没有受过工业文明污染的完美人性，显现了他创作主题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对大自然的肯定中来探讨人的本质复归问题。尽管华兹华斯及柯勒律治、骚塞等作家消极避世，逃避现实，但他们毕竟给处在初期物化现象中的人的自由的复归开出了一剂药方。这也是19世纪初期英国许多作家的创作主题和艺术表达的基本倾向。
第二代诗人拜伦和雪莱则把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推向了高峰。雪莱（1792~1822）与湖畔派诗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他的创作朝气蓬勃，就连马克思、恩格斯都对他作过极高的评价，一直是文学史家们公认的“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及作品的主题中，依然有很多与华兹华斯等人的创作相似的东西。如对丑恶现实的不满与反叛，就始终是激励他创作的主要动力。不过他不像华兹华斯那样，一味歌颂大自然，认为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的自由本质得以回归或实现的净土。作为一个战斗的诗人，他认为理想的实现更依赖于这个社会本身的解放。
在《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中，雪莱描写了在暴君统治下，人成为“非人”的悲惨情景后，热情洋溢地展示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图画。雪莱与华兹华斯等人的创作，表现出了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作家们用美化了的大自然或幻想出来的理想世界同现实的丑恶相对比，在对现存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批判中体现着人类复归自由本质的努力。但是，因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相对较低，人被物化的程度还远未达到像19世纪末那样严重的程度，所以，华兹华斯、雪莱等人只是感到了社会的不合理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自由的丧失，并不知道人究竟被异化成了什么，现实还没有给他们提供具体的答案。他们的对策也只能是用一个理想社会的幻影来为人的自由的复归提供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方案。
抒情诗人济慈和历史小说家司各特也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约翰·济慈（1795~1821）在长诗《伊莎贝拉》里，借助于中世纪的题材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在《夜莺颂》、《秋颂》等著名诗篇中描写大自然美景，抒发着自己追求人生真理的激情。他对大自然的感受极为敏锐细致，加之信念真诚，所以他的诗歌感染力极大。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在代表作《艾凡赫》以及《肯尼沃尔思》、《昆丁·达沃德》中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使农民和其他被压迫者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他开创了欧洲历史小说创作的先河。
19世纪30~70年代，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法案，取代了商业金融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地位，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绝对优势。30年代初，资本主义剥削更为残酷，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劳资矛盾已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工人运动发展为全国性的宪章运动。50、6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外殖民地进行大规模的血腥掠夺，国内经济呈现表面繁荣，统治阶级实施改良以缓和阶级矛盾；英国工人运动受到工联主义的严重影响，处于低潮。
这一时期，各种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的反动思潮十分猖獗。马尔萨斯（1766~1834）的《人口论》形成于工业革命初期，它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于人口的增长，以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19世纪中叶代表工业资本家利益的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就曾利用过它。他们自己又建立了一套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学说，旨在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在哲学领域中盛行的是以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他们虽然宣称社会道德的依据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他们所谓的大多数人是指剥削阶级而言，他们断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利己主义，并且认为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是合理的。
卡莱尔（1795~1881）批评了马尔萨斯和曼彻斯特政治经济学派，揭发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崇拜”和伪善，但他要求像中古那样建立宗教信仰，由工业资产阶级那类“卓越的人物”来组织劳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改良主义从19世纪30、40年代以来一直在英国流行，严重地影响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开展。
在宪章运动中产生了宪章运动文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第1次出现。
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台和盖斯凯尔夫人等作家，马克思称他们为“出色的一派小说家”，并说他们揭示了许多“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后的英国社会生活。他们大都经历过宪章运动或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个别作家触及当时社会中的劳资矛盾，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困生活，但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提出改良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他们对社会的批判主要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主要题材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历史，正面人物几乎都是“小人物”，如小市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破落贵族的子弟、贫苦的家庭教师等。
在艺术手法上，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继承了18世纪现实主义和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特别表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描写方面，但也有很大的革新。在50、60年代，英国多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后期作品表现了和资产阶级统治妥协的倾向，改良主义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都有所增强。
宪章运动文学是在30、40年代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产生的。英国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政治权利，于1838年以“人民宪章”的形式向议会提出有关普选的要求，遭到议会拒绝，于是在全国各地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宪章运动经历了两个阶段。
40年代以前，工人运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联合行动，宪章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从40年代起，工人阶级除了坚持宪章的内容外，并独立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和资产阶级激进派分手。1847和1848年，宪章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但由于运动内部分裂、资产阶级的收买和镇压、改良主义思想的滋长，宪章运动走向衰落。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宪章运动文学的形成也有着它的文化基础。40年代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举办自己的文化教育事业。
早在1837年，宪章派就创办了通俗报刊《极星》，经常刊载工人诗歌。诗人大都是来自各工业区的工人和活动家，出现了一批有名的作家如琼斯、林顿（1812~1897）、惠勒（1811~1867）和麦西（1828~1907）等。宪章运动诗歌一般都写得短小精悍，有鼓动力，适合于集体歌唱。从这些短歌的形式上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歌手很熟悉拜伦和雪莱的政治诗，但它们和积极浪漫主义诗歌不同，是从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号召工人兄弟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起来斗争，具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引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米德写的《蒸汽工》（1843年）一诗，并说“它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中的普遍的情绪”，揭露了“比旧的农奴制更坏的”、“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批判这种奴隶制口头上承认自由权，而实际上把工人当作“白奴”。恩格斯亲自把这首诗译成了德文。又如在《绘歇劳浦郡的宪章派》（1843年）一诗中，宪章运动诗人明确指出了斗争的目标，是推翻掠夺工人的专制暴君和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党。这首诗气势雄壮，一开始这样写道：
举起宪章的旗帜登上高岗，
把它插上星金山的峰顶，
让它的口号骄傲地飘荡，
和专制暴君说一个分明。
也有一些诗歌是欢呼人民宪章、欢呼人民政治运动的光明前途的，如《向人民宪章九呼万岁》（1842年）、《一首颂歌》（1843年）、《自由的呼声》（1842年）等。
宪章运动诗歌是为教育和组织群众而写的，往往表现炽热的群众场面，如描写去伦敦请愿的歌曲。有的诗歌向群众揭露阶级敌人，如指责辉格党虚伪的改革措施的《一首新的宪章派之歌》（1841年）；有的揭发“反谷物法联盟”妄图用自己的口号来偷换“人民宪章”的阴谋，如《联盟》（1841年）、《即兴》（1843年）；有的则是揭发异己分子，警告同志们谨防资产阶级奸细的破坏活动，如《百万人之歌》（1842年）。有些诗歌还表现了群众对领袖和同志的爱戴和关怀，支援被囚禁的同志或纪念被害者，激励士气，号召再接再厉的斗争，如《福洛斯特》（1840年）、《献给宪章主义的十四行诗》（1840年）、《献给死难的谢尔》（1840年）等。
宪章运动诗歌对统治阶级剥削的揭发比之资产阶级民主派诗歌更接近于本质，更深刻有力，表现了对剥削者的轻蔑和仇恨，如《怎样作一个大老爷》（1840年）、《贵族是什么东西》（1842年）、《托利老爷》（1842年）等。
《贵族是什么东西》一诗用一连串生动、朴素的比喻，揭露了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性和他们对人民的祸害。诗中把贵族称为“一件在宝座旁陈列的古董，一块有生命的污泥”，“一只雄蜂”，“民族的灾害，靠公款吃饭的乞丐”，表面上像“一只华丽的蝴蝶”，其实是“国家的毛虫”。
宪章运动诗歌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歌颂爱尔兰革命英雄的《爱国者之墓》（1843年）、鼓励美国民主派反奴隶制斗争的《给美国诗人》（1844年）、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给各国工人阶级》（1840年）等。
宪章运动作家也写文学评论。40年代初，苏格兰宪章派主办的《宪章通报》和其他刊物已经评论过弥尔顿、彭斯、拜伦、雪莱、狄更斯等人作品的进步思想和社会意义。这些论文首先鉴别作品的思想性，但也不忽视艺术性。英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逝世时，宪章派评论家写了短文称他为“贵族统治下领薪俸的奴隶，君主政体供养下的寄生物，”并说绝大多数同胞不曾为他的死洒下眼泪。在题名《诗人的政治观点》（1840年）的一系列文章中，评论者认为“最真诚的诗人都是最热烈的政治家”，驳斥了政治对艺术有害的论点。
近代德国文学
18世纪市民文学开始进入繁荣时期，同时在英、法等国的影响下，德国兴起了启蒙运动，其代表人物为莱辛，从此德国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学。70年代又产生狂飙突进运动，它是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专制的倾向。青年歌德和席勒均是这一运动的杰出代表。
法国大革命后，德国产生了浪漫派文学及以歌德和席勒合作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它们在思想意识及创作风格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它们均反映了对德国现状的不满情绪。歌德和席勒合作的10年（1794~1805），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的“古典时期”。
19世纪初叶，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在贫穷落后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图像，例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歌德、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一些浪漫主义者的梦幻，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等，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康德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在他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的同时，又宣称这个客观世界是不能认识的，可能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及他对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之类的概念的阐述，替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看作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二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思想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也起了影响。
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曾对此加以发挥。费希特摈弃了康德的理论，把“非我”看作“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也成为浪漫主义的理论依据。黑格尔则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另一体”或自身发展的结果，他发扬了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辩证思想，在哲学和艺术理论中都建立了历史发展观念。谢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他说，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这种哲学对浪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不同于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更不同于德国启蒙文学初期高特舍特所倡导的对法国古典文学形式的模仿。它是在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18世纪80年代，歌德和席勒先后脱离了狂飙突进时期，在法国革命前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逐渐形成了他们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展，日益接近所谓人道主义的理想，他们企图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人。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统，但是削弱了后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内容，而提倡以宽容和妥协来解决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语言纯洁。他们接受了温克尔曼用以概括希腊艺术特点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伟大”的看法，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同时也从民间文学里吸取养分。但他们回避革命，不想通过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来改造人，只想用抽象的理想来教育人，甚至企图在“和谐”中维持旧的社会秩序。这种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人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但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后看的，甚至是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30年代。
当“古典”主义主要只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的作家和诗人。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族外，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曾一度表示欢迎，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才否定现实，向后退却。他们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文艺。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束的方面。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上，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的界限；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他们的作品形式是散漫的，语言是模糊的，甚至是怪诞的。他们写出大量作品，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是19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一些爱国诗人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抗法国侵略，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
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德国文学做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的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他们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
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批判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
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来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近代法国文学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兴起。启蒙运动的代表是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他们常以哲理小说宣传启蒙思想。卢梭主张返回自然，小说《新爱洛绮斯》等表现出浪漫主义先兆。
法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复辟与反复辟的曲折斗争，决定了法国浪漫主义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夏多布里昂和斯塔尔夫人的创作分别代表着法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贵族倾向和民主倾向。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768~1848）的《基督教真谛》（1802年）鼓吹基督教的复兴，但对美洲丛林和大草原的奇异风光以及古代废墟赋予抒情色彩的描写，成为浪漫主义文学中异国情调和描绘废墟美的范例。
作为一个没落贵族思想情绪的体现者，他曾用自己的作品《阿达拉》煞费苦心地论证了基督教、上帝、灵魂不死等等问题，在表现世俗爱情与宗教信仰的矛盾时，夸大宗教的力量，同时他又把这个殉教故事写得缠绵悱恻，情感动人。
在另一部小说《勒内》里，他塑造了法国大革命后一代贵族没落青年的典型——勒内。在勒内身上所表现出的“世纪病”，实际上就是没落贵族阶级孤独颓唐、悲观厌世的精神病。“世纪病”也是在法国大革命后所建立的新制度下产生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现实强烈不满的产物。
具有民主倾向的斯塔尔夫人（1766~1817）在自己的文论著作《论文学》（1800年）、《论德国》（1813年）中肯定了浪漫主义文学；在书信体小说《黛菲妮》（1802年）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道德和宗教偏见。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善写爱情和自然，他的《沉思集》（1820年）是法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篇之作。
另一位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1797~1863）以写哲理诗著称。他的《古今诗集》（1826~1837）、《命运集》（1864年）宣扬孤傲坚韧精神，表现出不满现实、悲天悯人的思想。在他的后期诗作里，对未来的憧憬处处可见。龚斯当、赛南古、诺蒂埃等作家的小说，都出现了资本主义秩序确立后，人与社会矛盾对立从而要逃向大自然的主题。
雨果是法国新一代浪漫派的领袖。他的《〈克伦威尔〉序言》是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发起总攻的宣言书；其剧本《欧那尼》的上演成功，标志着浪漫主义在斗争中大获全胜。他遵循艺术美丑对照原则塑造人物形象，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像、夸张的手法来使自己的理想世界与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立。
女作家乔治·桑（1802~1876）从创作妇女问题小说到社会问题小说，再发展到写田园小说。《康素爱萝》（1842~1843）在18世纪欧洲黑暗丑陋的现实背景中，塑造了一个不慕虚荣、不畏强暴的女歌唱家形象。《安吉堡的磨》（1845年）反映了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魔沼》（1846年）是作家最成功的田园小说，赞美了生活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农村田园生活里的善良质朴的农民。
阿尔弗雷·德·缪赛（1810~1857）的诗歌感情真挚，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1836年）塑造了一个“世纪病”形象沃达夫。
热拉尔·德·奈瓦尔（1808~1855）的诗歌和小说、大仲马（1802~1870）的历史小说均是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佳作。
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和戏剧，都出现了许多杰作，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推向高峰。
19世纪中期，特别是30和40年代，法国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繁荣至少体现在二个方面：
第一，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互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1830年雨果所写的戏剧《欧那尼》演出成功，盘踞在法国舞台上达200多年之久的古典主义戏剧从此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表现人的正常激情和对生活真实渴望的浪漫主义戏剧，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同年，司汤达的《红与黑》正式出版，标志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批判和揭露现实丑恶的创作方法诞生了。
第二，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多都经历过浪漫主义的创作阶段，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透露出浪漫主义文学所特有的激情；而浪漫主义作家因受到批判现实主义日益彰显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加入了对现实黑暗不满的批判意味。两者的交相呼应，使法国这一时期文学成为了世界文学园地的一朵奇葩。不过，就时代的先锋意识而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则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
法国19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承继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充溢着人文精神的批判意识传统。从拉伯雷的《巨人传》中，人们会清楚地体认到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对宗教愚昧的批判，以及对社会弊病的针砭。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直接思想渊源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对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从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到伏尔泰的《老实人》，从狄德罗的《修女》到卢梭的《新爱洛伊斯》，我们都可以看出启蒙思想家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指责和控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要做的工作是将这种批判建立在更广泛的领域中，表现得更为激烈，观察得更为细微。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前期代表作家主要是司汤达、梅里美和巴尔扎克。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都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如巴尔扎克还亲自参加了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戏剧登上法国剧坛的“欧那尼”决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存在着强烈的激情，故事情节多带有较强的戏剧性。但是这3个作家在创作中却又具有各自鲜明的特色，在以文学为武器批判法国社会弊端的前提下，司汤达多从政治角度介入生活，巴尔扎克多从经济角度介入生活，而梅里美则多从伦理道德和人性角度介入生活。
近代意大利文学
18世纪下半叶，意大利启蒙主义文学兴起，最有成就的是创立了“风俗喜剧”的哥尔多尼。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是标维柯的《新科学》。
19世纪初，民族复兴运动对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是这一运动在文学上的产物和反映。浪漫主义者强调文学同时代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联系，采用诗歌、历史剧、历史小说等体裁，讴歌爱国主义，维护民族尊严，抒发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崇高理想，诅咒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同时，浪漫主义文学也反映出民族复兴运动的弱点和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少作家脱离和轻视人民群众，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他们在作品中大都只是提出民族问题，而回避社会问题；一些作家在革命低潮时期悲观动摇，有的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从50年代末叶起，民族复兴运动进入更广泛、深入的时期。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推翻国内外封建主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在独立、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萨伏依王朝领导下的君主立宪政权。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斗争关键时刻动摇妥协，大资产阶级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
这样，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就日益失去现实意义，趋向衰落。广大中下阶层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在文学里得到了反映。
近代葡萄牙文学
18世纪中叶，葡萄牙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使启蒙主义思想在葡萄牙得以广泛传播。
当时最著名的启蒙主义者是路易斯·安东尼奥·韦尔内伊（1713~1792）。他在《学习方法的真谛》一书中，提出了反对经院式的烦琐教育，实行教育民主化的主张，其作品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与矫揉造作的贵族文体迥然不同，对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时，宫廷和贵族集团垄断文学创作的局面被打破，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文坛。
1756年，讽刺诗《洒圣水器》的作者安东尼奥·迪尼斯·达·克鲁斯·埃·西尔瓦（1731~1799）等诗人，在里斯本成立了“葡萄牙阿卡迪亚诗社”，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写实，反对“贡戈拉主义”，主张以希腊、罗马古典作家为典范，在诗歌语言运用方面有所创新。阿卡迪亚诗社的一些著名成员都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属于新古典主义，其中较知名的有佩德罗·安东尼奥·科雷亚·德·加尔桑（1724~1773）和多明戈斯·多斯·雷斯·基塔（1728~1770）等。
1796年，又成立了“新葡萄牙阿卡迪亚诗社”，在曼努埃尔·马里亚·巴尔博萨·杜·博卡热（1765~1805）等人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萌芽。博卡热创作的十四行诗和许多讽刺诗，在葡萄牙文学中成就很高。尼科拉乌·托伦蒂诺·德·阿尔梅达（1740~1811）的讽刺诗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文字通俗朴实，与绚丽的“贡戈拉主义”贵族诗歌恰成对比。阿卡迪亚诗社派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是菲林多·埃利西奥，他的本名是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多·纳西门托（1734~1819），著有《菲林多·埃利西奥诗集》，共8卷。
19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兴起，葡萄牙爆发了反对封建专制复辟和法英占领的民族解放斗争，1820年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带有反专制争自由、反侵略争解放的进步性质。很多浪漫主义作家为了祖国自由而奋斗。他们之中大部分曾经被迫流亡国外，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影响，写出了最初的浪漫主义作品。
若昂·巴普蒂斯塔·达·西尔瓦·莱唐·德·阿尔梅达·加雷特（1799~1854）在1825年流亡期间发表的叙事诗《卡蒙斯》，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加雷特曾两次流亡国外，写下了“祖国已经光复，我们是自由人！”的著名诗句。他早期的抒情诗属于阿卡迪亚诗社派，1845年出版的诗集《不结果的花朵》是他从诗社派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标志。1853年出版的《落叶集》，则已经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
加雷特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使从吉尔·维森特以后一蹶不振的葡萄牙戏剧得以复兴，他写了《吉尔·维森特》、《堂娜菲莉帕·德·维列娜》以及《路易斯·德·索萨教士》等优秀剧作。加雷特认为，只有大众化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优秀作品，他主张应该用民众语言写作。他的历史小说《圣安娜之弓》（1845）是葡萄牙同类作品中的佳作。
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埃尔库拉诺·德·卡尔瓦略·埃·阿劳若（1810~1877），出身贫寒，也曾一度流亡国外。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认为文学作品要反映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主张创立民族的和为民众服务的文学。
他的作品有《论文集》（1873），诗集《信徒的竖琴》（1838），历史小说《小丑》（1843）、《埃乌里科》（1844）、《西斯特尔派的长老》（1848）等。另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安东尼奥·费利西亚诺·德·卡斯蒂略（1800~1875），著有《诗人的妒忌》（1836）和《城堡之夜》（1836）等诗集。
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还有《在萨尔瓦特拉的最后一场斗牛》的作者路易斯·奥古斯托·雷贝洛·达·西尔瓦（1822~1871），作家阿纳尔多·加马（1826~1869）和曼努埃尔·皮涅伊罗·沙加斯（1842~1895），以及著名剧作家若泽·达·西尔瓦·门德斯·莱亚尔（1818~1896）等。
在此之后的浪漫主义作家中，卡米洛·卡斯特洛·布兰科（1825~1890）一生共创作了约260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他的后期作品已经带有现实主义色彩。以笔名儒利奥·迪尼斯闻名的小说家若阿金·吉列尔梅·戈梅斯·科埃略（1838~1871），著有《院长先生的女学生》（1867）和《一个英国家庭》（1868）等作品。诗集《鲜花盛开的田野》（1893）的作者若昂·德·德乌斯·拉莫斯（1830~1896）以及诗人安东尼奥·奥古斯托·苏亚雷斯·德·帕索斯（1826~1860）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
19世纪中叶，由于欧洲新兴思想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在葡萄牙出现。被称作“科英布拉派”或“七十年代派”的科英布拉大学的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是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中坚。他们与浪漫主义派作家展开了论战，提出文学创作应如实反映社会现实以求改造社会的主张。其领袖人物安特罗·塔基尼奥·德·肯塔尔（1842~1891）受第一国际的影响，曾公开赞扬法国的巴黎公社，并积极参加葡萄牙工人运动。他于1865年发表的《良好的判断和健康的趣味》是一篇出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宣言。
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是著名小说家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克罗兹（1845~1900）。他的代表作《阿马罗神父的罪恶》（1876）和《堂兄巴济利奥》（1878）等小说，都是葡萄牙社会的真实写照。作者在小说的写作技巧和新的文学语言使用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文艺理论家若阿金·特奥菲洛·费尔南德斯·布拉加（1843~1924）曾参与肯塔尔与浪漫主义派作家之间的论战，著有《葡萄牙文学中的新思想》（1892）等理论著作。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1839~1882）是继肯塔尔之后重要的科英布拉派诗人。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阿比利奥·曼努埃尔·德·格拉·戎克罗（1850~1923）除抒情诗外，还写了一些讽刺诗，如揭露社会道德败坏的《若昂之死》（1874），抨击僧侣阶级的《埃特尔诺神父的晚年》（1885），以及批判宫廷的《祖国》等。科英布拉派诗人若泽·若阿金·塞萨里奥·韦尔德（1855~1886）以善于运用通俗的语言，形象而准确地描绘里斯本的日常生活而著称，他的全部作品收集在他死后于1887年出版的《塞萨里奥·韦尔德作品集》中。安东尼奥·杜阿尔特·戈梅斯·莱亚尔（1848~1921）也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著有《反对基督》和《一个世界的末日》等诗集。
其他现实主义小说家还有弗朗西斯科·特谢拉·德·克罗斯（1849~1919），若泽·弗朗西斯科·特林达德·科埃略（1861~1908），以及若泽·瓦伦廷·菲亚洛·德·阿尔梅达（1857~1911）等。若泽·杜阿尔特·拉马略·奥尔蒂冈（1836~1915）曾经参与反对科英布拉派的论战，后来受到埃萨·德·克罗兹和特奥菲洛·布拉加等人的影响，转而成为科英布拉派的重要成员，曾与他们二人共同主办《投枪》杂志，著有《荷兰》（1883）等游记作品。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家还有自然主义小说家阿贝尔·阿卡西奥·德·阿尔梅达·博特略（1856~1917），著名的诗人安东尼奥·坎迪多·贡萨尔韦斯·克雷斯波（1846~1883），安东尼奥·若阿金·德·卡斯特罗·费若（1862~1917）等。
近代西班牙文学
西班牙文学在18世纪完全仿效法国，以至于文学佳作寥寥无几。
戏剧家尼古拉斯·费尔南德斯·德·莫拉廷（1737~1780）模仿法国剧作家写了一些毫无生气的悲剧。其子莱安德罗·费尔南德斯·德·莫拉廷（1760~1828）从莫里哀的戏剧中寻求启示，他写的《新喜剧》是18世纪西班牙最好的剧作。
这个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胡安·梅伦德斯·巴尔德斯（1754~1817），尽管他以新古典主义风格写作，但他实为西班牙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还有两位寓言诗作家费利克斯·马里亚·德·萨马涅戈（1745~1801）和托马斯·德·伊里亚特（1750~1791）。
18世纪西班牙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追求理性，热衷于说教，所以哲理著作和文学评论很多。
散文作家费伊霍·蒙特内格罗神父（1676~1764）著有论文集《总评之场地》8卷、《学术与猎奇书简》5卷，鼓吹革新，维护理性，对宗教迷信、教育腐败等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另一位散文家何塞·卡达尔索（1741~1782），模仿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写了《摩洛哥人信札》，以一种悲观的情调对西班牙社会的各个方面予以切中要害的批评。
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加斯帕尔·梅尔乔·德·霍维利亚诺斯（1744~1811）的诗歌创作，是西班牙诗歌从新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的标志，在19世纪初西班牙的抗法独立战争中起了鼓舞作用。这种争取国家独立的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在曼努埃尔·何塞·金塔纳（1772~1857）的诗歌中有了更为充分的表现。
19世纪初的抗法独立战争，推动了西班牙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但是1820至1823年间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又使它受到了阻碍。直到30年代以后，流亡到欧洲各国的文化人士纷纷回国，带回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一股思潮。在戏剧方面，是以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德·拉·罗萨（1787~1862）的《威尼斯的阴谋》开始的。1835年里瓦斯公爵安赫尔·萨维德拉（1791~1865）的剧本《堂阿尔巴罗，又名命运的力量》上演，达到了高潮。其他浪漫主义戏剧有安东尼奥·加西亚·古铁雷斯（1812~1884）的以反封建为主题的《行吟诗人》和胡安·欧亨尼奥·阿尔森布斯（1806~1880）的谴责宗教裁判所的《堂娜门西亚》。
这个时期最优秀的浪漫主义诗人是何塞·德·埃斯普龙塞达（1808~1842），其抒情诗对不平的社会表示愤恨，并对帝制和教权提出抗议。他还写了诗剧《萨拉曼卡的学生》。何塞·索里利亚·伊·莫拉尔（1817~1893）也是名噪一时的浪漫主义诗人和戏剧家，以写作传奇叙事诗见长，题材都采自中世纪传奇故事。其诗剧《堂胡安·特诺里奥》以诗句韵律优美取胜，至今仍为深受观众欢迎的保留剧目。后期浪漫主义诗人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1836~1870）和罗萨莉亚·德·卡斯特罗（1837~1885），发展了前一辈浪漫主义诗人的风格，使之更加优美，更加纯净。
由于19世纪的西班牙一直处于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进行殊死搏斗的状态，是一个革命烽火此起彼伏，充满骚乱、动荡的时代，在文学上表现为各种流派纷陈杂处，互有消长，均未能得到充分发展。马里亚诺·何塞·德·拉腊（1809~1837）是介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作家，曾用笔名“费加罗”发表大量针砭时弊、抨击黑暗的杂文，也写了许多描写风俗的优美小品。风俗派作家除拉腊外，还有塞拉芬·埃斯特瓦内斯·卡尔德隆（1799~1867）和拉蒙·德·梅索内罗·罗马诺斯（1803~1882），前者所著《安达卢西亚景象》，后者所著《马德里风情》，均以细腻的笔调描写当地风土人情。女作家费尔南·卡瓦列罗（1796~1877）认为“小说不是臆想的产物，而是观察的结果”。她以民间女歌手的生活为题材创作的《海鸥》，是西班牙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佩德罗·安东尼奥·德·阿拉尔孔（1833~1891）则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著有大量取材于民间生活的短篇小说，其名作为《三角帽》。地方派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为何塞·马里亚·德·佩雷达（1833~1906）和胡安·巴莱拉（1824~1905），前者以细腻的自然景色描写见长，讴歌农村的古老宗法制度和风俗习惯，后者以严谨的散文描绘安达卢西亚贵族社会的风尚，侧重于人物的心理描写。
19世纪后半叶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杰出代表作家是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1843~1920），他的46卷的巨著《民族轶事》，生动地再现了19世纪开始以来70年的西班牙历史。作品充满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他的其他小说《悲翡达夫人》和《格罗利娅》，反映出作者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民主思想。另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家克拉林（1852~1901），以长篇小说《女当家的》和《独生子》闻名，作品带有自然主义色彩。女小说作家埃米利亚·帕尔多·巴桑（1852~1921）在文学评论集《震动人心的问题》中解释和捍卫了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巴伦西亚作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1867~1928）的早期作品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表现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另外还有阿曼多·帕拉西奥·巴尔德斯（1853~1938），他的作品提供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真实画面，笔调轻松诙谐，寓意深刻。
与小说相比，现实主义的戏剧和诗歌显得较为逊色。著名剧作家何塞·德·埃切加赖（1832~1916）的作品问世，才使沉寂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西班牙戏剧得以复兴。他的《伟大的牵线人》使他博得盛名。后来华金·迪森塔·贝内迪托（1863~1917）发表了以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胡安·何塞》，开创了社会戏剧的道路。现实主义诗歌虽不突出，但流行很广，其代表作家是拉蒙·德·坎波亚莫尔（1817~1901）。另外还有从事民歌创作的加斯帕尔·努涅斯·德·阿尔塞（1834~1903）。在文学评论方面，则以毕生致力于文学研究工作的马塞利诺·梅嫩德斯·伊·佩拉约（1856~1912）最为著名。
近代爱尔兰文学
从17~19世纪，由于英国的入侵，爱尔兰文学的发展受到阻碍，文学也渐渐趋于向民间靠拢，大多数作者以英文写作。
18世纪末年，法国革命震动了爱尔兰，文学上表现为政治性谣曲的流行，他们用辛辣的文字嘲笑英国殖民当局，而歌颂了从伍尔夫·通直到艾密特的各时期的爱尔兰志士。
19世纪初年，玛丽亚·埃奇华斯（1768~1849）写了几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在外地逍遥的“不住地主”们带给爱尔兰农民的灾难。她的作品描写了凯尔特人的异域风光和乡村生活，在语言上也力求接近当地普通人民。后来司各特写苏格兰题材的历史小说时，自称受了她的影响。俄国的屠格涅夫也承认从她的小说汲取了灵感。
稍后，威廉·卡尔顿（1794~1864）也在一系列长篇小说里写农村生活，画面更广阔，笔下有各种类型的人物，对于农民的苦难刻画得也更深刻。卡尔顿从来没有去过伦敦，也不稀罕伦敦文坛的赞誉，而是以都柏林为向往的文化中心，以爱尔兰读者为写作对象。后来诗人叶芝称他为“爱尔兰最伟大的小说家，由于他有任何说故事的人都不曾有过的最富于凯尔特人特色的一双眼睛”。
诗歌方面的优秀作者有托马斯·莫尔（1779~1852），其代表作是《爱尔兰乐曲》（1820）。莫尔是拜伦的朋友，曾在伦敦学习法律，交往的大多是英国人士。但是在这本诗集里他的主题却是爱尔兰——她的历史、传说、古迹、风景、英雄人物，特别是在1803年起义失败后为英国当局处死的罗伯特·艾密特。莫尔的诗的韵律也有爱尔兰特色，即不用英文诗中传统的五音步轻重律，而用一种缓慢、拖曳的调子，这是后来爱尔兰许多诗人包括初期的叶芝也采用的。
19世纪后半叶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1846至1848年间的大灾荒，1848年的武装起义，1867年又一次未能实现的起义。爱尔兰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斗争时期。同时，对爱尔兰本土的神话、历史、风俗、语言也有了更大的兴趣和更多的研究，1893年盖尔学会的成立表明了这一点。19世纪末，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的最显著的成就是戏剧上的突破。19世纪90年代，两个爱尔兰人——伯纳·萧和王尔德——在伦敦剧坛上称雄。伯纳·萧（1856~1950）的闪耀着智慧的现实主义戏剧是对于世界戏剧的重要贡献，而王尔德（1854~1900）的《认真的重要》（1895）一剧至今仍然叫座，公认为完美的喜剧。
在爱尔兰本土，一个重要的发展是阿贝戏院在1904年的建立。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和叶芝（1865~1939）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两人自己也写剧上演，同时致力于寻求新的爱尔兰天才，终于成功地发现了两个大剧作家，即辛格（1871~1909）和奥凯西（1880~1964）。
阿贝戏院提倡一种不同于伦敦商业剧院所常见的庸俗的社会喜剧的新戏剧，它主要发掘爱尔兰题材，而在戏剧语言上则力求鲜明、朴素而高尚。这样的语言来源于都柏林的贫民区，偏僻的农村以及家庭主妇的谈吐。过去的爱尔兰剧作家如康格里夫、谢里丹等用的是伦敦上层社会所讲的英语，没有多少爱尔兰色彩，现在这些阿贝戏院的剧作家则虽然写的是英语，但在措辞、使用比喻甚至句子结构上都体现了爱尔兰特点。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在爱尔兰的英文写作中，本土传统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辛格的杰作是《骑马下海人》（1904）和《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1907）。他运用淳朴而简练提炼的乡村方言，抒写了爱尔兰普通人民的充满了悲喜剧的生活。由于他如实反映了爱尔兰人的性格，他的剧本冒犯了一部分观众的自尊心。然而正是他的现实感，加上他的诗情和想象力，给予他的作品以永久价值，至今仍有人称他为爱尔兰最伟大的戏剧家。奥凯西是一个干过各种体力活的工人，他用都柏林的街巷方言写1916年起义和巷战等当代大事，在《朱诺和孔雀》（1924）和《犁和星》（1926）等剧里创造了许多真实、生动的人物，如坚强能干的工人家庭的母亲和饶舌而不中用的父亲。奥凯西在初期的成功之后，经过一个试验表现主义手法的中间阶段，进入创作丰产时期，除了剧本之外，还写出了6卷自传，用新颖的形式和犀利的文笔记录了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工人作家的一生。
文艺复兴的中心人物是叶芝。他的充满民族主义激情的剧本《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在舞台上取得了成功，后来又进行了诗剧和日本古典剧的试验，但是他的主要贡献却在诗歌。他经历了一个从19世纪末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的发展，每个时期都写了好诗，而最优秀的作品则是在他参加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以后写的。正是这一运动，特别是1916年复活节的英勇起义，使他感到“一切变了，完全变了，惊人的美已经产生”。到晚年他仍然写出优秀作品，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优点，比初期更见精粹深刻，虽然思想上有神秘主义、贵族主义的成分，但他依然是20世纪西方世界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在小说方面，曾以自然主义小说《伊斯特·沃特斯》（1894）成名的乔治·莫尔（1852~1933）也是文艺复兴中的活跃人物。但是真正把小说艺术推向前去的则是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他原是写实能手，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1914）显示了他的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而等到他来写长篇小说《尤利西斯》（1922）时，他又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新手法，把都柏林城24小时内一俗一雅的两个男人和一个爱好欢乐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描绘得细致、深刻，而隐含的古今对比则强调了在粗糙、庸俗的现代生活里面，古希腊那种恢弘、高尚的情操早已荡然无存。
近代荷兰文学
17世纪下半叶到整个18世纪由于荷兰作家大多拘泥于模仿先辈作品和法国古典主义创作，文学上无甚建树。例如兰亨代克（1683~1756）的喜剧《互相的骗婚》（1714）就是受莫里哀影响写成的。
著名诗人比尔德狄克（1756~1831）的抒情诗《祈祷》（1796）和诗体悲剧《弗罗里斯五世》（1808）等，标志着荷兰文学的主流从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
1837年，波特希特（1808~1875）创办了标榜振兴国民文学的刊物《向导》，使浪漫主义运动活跃起来。伦内普（1802~1868）的历史小说《养子》、博斯博姆·图森夫人（1812~1886）的历史小说《法兰西少校》（1875）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同时，也有一些现实主义的作品，如贝茨（1814~1903）的《暗箱》（1839）是一部受狄更斯影响的写实幽默小说。戴克尔（1820~1887）的自传体讽刺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1860），对荷兰殖民者和爪哇统治者的暴行进行了强烈的控诉。他的理想主义和崭新的风格对后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时期，文学评论家胡埃特（1826~1886）写了不少尖锐的评论，发表了关于荷兰的文化史《伦勃朗的国家》（1884）。
1885年，年轻的著名的“八十年代诗人”克洛斯（1859~1938）、霭覃（1860~1932）、佩克（1859~1881）和弗尔韦（1865~1937）等人创办了新的文学月刊《新向导》，开展了以追求美学革新为中心的“八十年代文学运动”，给荷兰文坛带来了生气。这个运动的杰出代表还有以笔名德塞尔著称的批评家阿·泰姆（1864~1952）等人。
这个革新运动追求基于个人感情冲动的美，激烈攻击前辈作家们的小市民庸俗性，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随后发展为霭覃的神秘主义，小说家库佩勒斯（1863~1923）的自然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剧作家海耶曼斯（1864~1924）的写实主义。
这时期突出的成就是戈尔特（1864~1927）的象征诗《五月》（1889），作品描写盲眼之神巴尔德因拒绝月亮中的五月女神向他求婚而导致悲剧的故事。
近代奥地利文学
18世纪，奥地利文学进入了启蒙运动时期。但在创作方面并无多大成就。
1761年，佐嫩菲尔斯（1733~1817）建立了“德意志协会”，1765年编辑出版道德周刊《没有偏见的人》。布卢毛尔（1755~1798）于1782至1784年主编维也纳启蒙运动亦即共济会的机关刊物《维也纳写实报》，并主编《维也纳文艺年鉴》。
奥地利的启蒙运动作家，大多是在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影响下从事创作的。布卢毛尔受德国作家维兰德的影响，戴尼斯（1729~1800）则把德国作家克洛卜施托克作为效法的榜样。佐嫩菲尔斯致力于戏剧改革，他在《维也纳舞台通信》（1768）和《杜绝临时编词的必要性》（1770）两文中反对演员在演出时即兴编词，反对汉斯·乌尔斯特这种专门打诨逗趣的丑角；要求以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为榜样，创作和演出必须严守一定的规则。他介绍西欧的启蒙运动思想，批评当时戏剧中的混乱状态，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忽略了18世纪初兴起的“古维也纳民间喜剧”的大众性。他的主张遭到了哈夫纳（1731~1764）的反对，哈夫纳把所谓“汉斯·乌尔斯特喜剧”发展成为维也纳“大众剧”，被誉为“大众剧之父”，对赖蒙德和内斯特罗伊有很大影响。
19世纪，奥地利文学界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格里尔帕策（1791~1872）是19世纪第一个有影响的作家，他创立了奥地利的古典剧。他的艺术倾向属于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范畴，但他作品的题材完全是奥地利的。《鄂托卡国王的幸福和结局》（1825）是他的代表作，在艺术上可与席勒的《华伦斯坦》比美。赖蒙德（1790~1836）克服了原来充斥于“大众剧”中的低级庸俗的噱头，创造了富于幻想和幽默的童话剧和魔术滑稽剧，把“大众剧”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的影响下，奥地利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这时的重要作家大多是民主主义者。内斯特罗伊（1801~1862）也是“大众剧”的作者，他不仅在艺术上净化和提高了这种深受民众欢迎的戏剧形式，而且给它贯注了民主主义和社会批判的内容，因而成为1830年以后深受欢迎的剧作家。西尔茨菲尔德长期侨居美国，他的小说对美国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作了真实的描写，把美国的民主制看作欧洲的榜样，在写作技巧上也有创新。
1848年革命以前，奥地利也涌现出一批“倾向诗人”，最主要的是奥尔斯佩格（1806~1876），他的诗集《一个维也纳诗人的散步》（1831）猛烈攻击梅特涅政权，遭到查禁。莱瑙（1802~1850）也是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和创作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倾向诗人”。他作为诗人在同时代的德语文学中仅次于海涅，他的不少优秀诗篇一直被人称颂。
1848年革命失败，影响所至，使文学脱离现实的倾向增强，作家回避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寄情于山水和远离资本主义大都市的乡村。施蒂弗特（1805~1868）在1848年以前的作品还具有革命的激情，以后的作品就流露出一种悲观低沉的情调。他对人物心理和生活细节的刻画真切入微，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也亲切感人，但他的作品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人物苍白无力。萨尔（1833~1906）是很有才华的作家，他的哀歌和中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成就，但压抑忧伤的情感模糊了作品的民主主义倾向，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冲淡了作品社会批判的意义。
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奥地利文学中的社会批判的因素明显增加，出现了安岑格鲁贝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也以故乡为背景，写乡村的生活。但他并不着重写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而是写乡村的社会斗争。他不仅揭露天主教势力对奥地利农村的统治，而且鞭笞资本主义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同时，他把“大众剧”提高到了古典戏剧的水平。19世纪下半叶的现实主义作家还有埃布纳·埃申巴赫（1830~1916）、戴维（1859~1906）、屈恩贝格（1821~1879）、弗兰佐斯（1848~1904）等。
近代俄国文学
18世纪的近代俄国文学具有过渡的性质，一方面是出现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批知名的作家，如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冯维辛、卡拉姆津、拉季舍夫等，以及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格里鲍耶陀夫、克雷洛夫，另一方面是文学还有待于形成民族的独特性，赶上西欧近代文学的水平。因而它加速探索，努力建立一种摆脱模仿、力图具有民族性的文学。其发展过程是把西欧文学流派的诸种武器统统拿来使用，一旦发展某种流派不适合俄国需要，就迅速抛弃，再找新的，直至找到最适于发展俄国文学的武器，把它掌握起来，加以运用和发展。西欧17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诸流派，俄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先后试过了。
俄国近代文学的早期沙费罗夫（1669~1739）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
18世纪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
康捷米尔（1708~1744）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18世纪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
罗蒙诺索夫（1711~1765）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
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义文学中，讽刺作品成长较快。18世纪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出现。
18世纪60~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1744~1818）主编的《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
前者主要暴露像雄蜂一样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后者侧重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
此外还有艾明（1735~1770）的《地狱邮报》（1769）和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
18世纪70年代末，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兹万卡的生活》，1807），从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模式。
冯维辛（约1744~1792）在其优秀喜剧《纨绔少年》（1782）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指出了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
18世纪后期，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蓬勃兴起，此时的作品大都反映了1773~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被抛弃而自杀的故事。小说着力渲染人物的内心感受，格调新颖，语言清雅流畅，发表后风行一时。
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而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则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他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困苦和抗议，并用书中《自由颂》一诗大胆歌颂17世纪英国革命，但其抒发感受的章节仍保持感伤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没有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其效果到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才显示出来。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1812年卫国战争所引起的民族意识的高涨，专制农奴制的危机加深，终于爆发了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贵族革命阶段（大约从1825~1861年）从此开始。
同这次起义前后错综复杂的社会状况相适应，文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纷然并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渗透。感伤主义虽已出现，古典主义派尚未完全退出，他们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杰尔查文为首，结成“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1811~1816），同拥护卡拉姆津的“阿尔扎马斯社”（1815~1818）就新旧文体问题激烈论战。
19世纪初，一些保守贵族对动荡的社会甚为不满，流露出悲观遁世的思想，消极浪漫主义遂应运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从感伤主义蜕化而来，他的大部分诗歌远离现实，追求内心的自由和谐，宣扬神秘的宗教观念，但他发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对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后期诗作也有类似之处。
随着贵族革命的酝酿，又涌现了反对暴政、颂扬自由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如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宠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达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虏》（1820~1821）等。
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1795~1872）、丘赫尔别凯（1797~184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诗人认为文学是宣传和战斗的武器，注意从民间创作吸取营养，强调作品的民族独特性。
这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进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广泛地表现社会的弊端和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泼，文辞通俗。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1824）以个性化的语言，通过对保守反动势力的斗争，刻画出一个反映十二月党人革命情操的19世纪20年代贵族知识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马尔林斯基的中篇小说、拉热奇尼科夫（1792~1869）的历史小说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诗，也包含了许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伴随着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胜利和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而诞生。它以诗歌为主，富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茹科夫斯基（1783~1852）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他的作品受到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充满神秘色彩，但却革新了俄国诗歌的形式和格律。十二月党诗人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沙皇官僚集团，宣传革命思想，奠定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向往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主题。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不但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而且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也是俄国文学的重要成就。他的作品不但歌颂了人民的智慧，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痛苦命运的同情，而且讽刺了专制暴政、揭露了贵族的寄生生活。克雷洛夫的寓言富有民族风格，充满幽默和机智，并广泛的采用了民间口语，深受人民喜爱。
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的另一位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人物。他在长篇叙事诗《童僧》、《恶魔》里塑造了具有叛逆性格的英雄形象，表达了人民反抗专制暴政的正义心声。抒情诗《帆》以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孤帆，象征着“祈求风暴”的不屈战士。《高加索》充满热爱故土的情怀，显示了描写自然的高超技巧。莱蒙托夫在小说《当代英雄》中塑造了俄罗斯文学中的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在19世纪50、60年代走向繁荣，到19世纪70~90年代达到了高峰，并转向衰落。将近100年的俄国文坛，描写人民苦难的作家人才辈出，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不断涌现。他们的批判锋芒主要针对封建农奴制，后来也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度。高尔基曾拿西方文学作对比，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
19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因素有显著的增长，封建农奴制面临危机。先进人士对农奴制的批判以及围绕废除农奴制问题的斗争，促进了一部分作家转向现实主义。反对农奴制的斗争要求文学揭露社会的黑暗，这是批判现实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而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它提供了条件。
普希金的后期创作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莱蒙托夫、果戈理等是早期创作以浪漫主义见称的作家，也在19世纪30年代转向现实主义。诗人莱蒙托夫（1814~1841）在1840年发表小说《当代英雄》，继承普希金开始的“多余人”形象传统，塑造了又一个“多余人”形象毕乔林。毕乔林是对上流社会强烈不满的贵族青年，但他摆脱不了贵族生活，没有理想，玩世不恭，感到苦闷绝望；他时时进行自我心理分析，既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只能成为社会的“多余人”。作者用讽刺的笔调讥讽他，并谴责其所由来的贵族社会。
果戈理加强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别林斯基则反驳对立派攻击果戈理的言论，认为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已形成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派”，其特点是真实描写并批判社会的黑暗，以下层人民为作品的主人公，反映人民的疾苦。这恰好是俄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文学。别林斯基的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赫尔岑（1812~1870）的小说《谁之罪？》（1847年）创造了另一个“多余人”别里托夫。这样一来，经过普希金、果戈理的创作实践和别林斯基在理论上的阐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到19世纪40年代已经完全获胜，并于19世纪50、6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
俄国文学繁荣的表现是作家众多，名著如林，而且种类齐备。小说如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1859年）、屠格涅夫的《前夜》（1860年）和《父与子》（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1864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9年）。短篇、散文、随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1852年），谢德林的《外省散记》（1856年），剧作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60年），诗歌如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1863~1877年）等。在理论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论点，其论文《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1885年）对唯物主义美学作了重大贡献。
屠格涅夫的出现是繁荣时期的标志。他在写出了“多余人”形象罗亭（同名小说，1856年）、拉夫烈茨基（《贵族之家》，1960年）之后，迅速转向“新人”形象的创作，开了这个形象系列的先河。所谓“新人”指的是平民知识分子，即“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受过教育的代表，他们不是贵族，而是官吏、小市民、商人、农民。”而此前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同名小说）几乎已是“多余人”形象的尾声。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接着提供了一批“新人”的形象。此时，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大雷雨》等剧作和涅克拉索夫（1821~1898）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分别在戏剧和诗歌方面拓宽了文艺表现生活的范围。前者将商人、演员、教师、店员、侍役等中下层人物搬上了舞台，后者则把农民、小知识分子引进了文学。
近代乌克兰文学
进入近代以后，在体裁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具有简单的对白与朗诵成分的戏剧雏形和勇士小说。
18世纪中叶，乌克兰文学进入新的阶段。这时期的重要作家是伊·彼·柯特利亚列夫斯基（1769~1838）。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他的诗集《艾涅伊达》（1798）描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习俗，歌颂人民的乐观精神，反映当时的社会关系。他的剧作《娜塔尔卡·波尔塔夫卡》和《有魔力的士兵》（1819）对发展乌克兰戏剧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诗歌和剧作中使用了民间语言。
其后，一些作家，如古拉克·阿尔捷莫夫斯基（1790~1865）、克维特卡·奥斯诺维亚年科（1778~1843）等继承了他的传统。农奴出身的诗人塔·格·谢甫琴科（1814~1861）的创作表达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反抗，标志着乌克兰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始。
19世纪中叶，乌克兰出现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如涅楚伊·列维茨基（1838~1918）、斯维德尼茨基（1834~1871）、帕纳斯·米尔内（1849~1920）等。他们的创作致力于反映社会现实问题。马尔科·沃夫乔克（1833~1907）的《民间故事》，描述人民对农奴制的憎恨。
19世纪80年代，乌克兰的戏剧冲破沙皇的种种禁令，空前地活跃起来。著名的剧作家有米·彼·斯塔里茨基（1840~1914）、马·鲁·克罗皮夫尼茨基（1840~1910）等，他们以锋利的笔触提出尖锐的社会、道德、心理问题。
民主主义作家著名的伊·雅·弗兰科（1856~1916）的作品最早塑造了工人的形象。著名的帕·阿·格拉鲍夫斯基（1864~1902）、列·乌克兰英卡（1871~19131、米·米·柯秋宾斯基（1864~1913）等人的作品，表达了对阶级和民族压迫、对人身奴役的抗议，支持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著名的西乌克兰作家有马·沙什凯维奇（1811~1843）、尤·费吉科维奇（1834~1888）、瓦·斯捷凡尼克（1871~1936）等。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年代，乌克兰文学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作家队伍分化、资产阶级颓废文学出现、无产阶级文化派对优秀古典文化遗产的否定、各种色彩的文艺团体的产生等。乌克兰文学在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得到了发展。
20世纪20年代，乌克兰文学发展了中、长篇小说体裁。刚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狄青纳（1891~1967）的《乌克兰吹来的风》（1924），库利克（1897~1941）的《康复》（1923）、《年轻的心》（1923）等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戈洛夫科（1897~1972）的长篇小说《杂草》（1927）首先塑造了农村党员的形象，潘奇（1891~1978）在《我们时代的故事》（1927）中，对塑造工人阶级的典型作了尝试。
20世纪30年代，一批年青作家登上文坛，其中有剧作家柯涅楚克（1905~1972）、诗人冈察连科（1908~）、彼尔沃马伊斯基（1908~1973）和散文作家斯米良斯基（1904~1966）、雷巴克（1912~1978）等。
这一时期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有库兹米奇（1904~1943）的《涡轮机》（1932）、柯秋巴的《新岸》（1933~1937）。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有别泽克的《进入创造性的日常生活》（1931）、戈尔吉因科的《种子》（1933）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映苏维埃人的新特点的作品有雷里斯基（1895~1964）的诗集《重量的标记》（1932）、扬诺夫斯基（1902~1954）的长篇小说《骑士们》（1935）、巴让（1904~）的叙事长诗《不朽》（1937）等。
戏剧作品有米基琴科（1897~1937）的《专政》、《闪耀吧，星光！》、《祖国的姑娘们》，柯涅楚克的《舰队的毁灭》等。
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年代，作家们创作了许多表现乌克兰人民抗击侵略的英雄气概的优秀作品，如巴让的《宣誓》、狄青纳的《朋友的葬礼》、雷里斯基的《渴望》、马雷什科（1912~1970）的《儿子们》、柯涅楚克的《前线》等。
近代白俄罗斯文学
近代以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合并，并没有使文学发展的条件得到改善，当时的文学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因而许多作品后来均已失传。
19世纪初出现了重要长诗《塔拉斯在帕尔纳索斯山上》，作者不详。这首长诗表达了对被压迫农民的同情，对农奴制的憎恨，语言丰富，形象生动。
著名农奴诗人巴甫柳克·巴赫里姆也属于19世纪前半期，生卒年月已难考证。他的父亲曾因参加农民起义被判死刑。巴赫里姆则因写诗反对地主被罚当兵，4部诗集也遭没收，流传至今的仅有诗一首。
在卡林诺夫斯基领导的农民起义时期（1863~1864），有过不少用白俄罗斯语写的诗歌和诗体宣言（包括卡林诺夫斯基自己的作品）。
除此之外，雷平斯基的作品则反映了波兰农奴主和民族主义者的利益，以牧歌情调描绘农民生活。
这个时期白俄罗斯自由主义贵族文学的代表是诗人和剧作家杜宁·马尔青凯维奇（1807~1884），他在农奴解放前写的作品中，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农民的劳动，但也美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和宗法制的农村生活。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写的作品中，尖锐地刻画了沙皇官吏的贪污受贿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他的作品虽然有其局限性，但至今仍有艺术和认识上的价值。
19世纪后半期白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是鲍古舍维奇（1840~1900）。他出生于小贵族家庭，上过彼得堡大学，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1863年，他在卡林诺夫斯基的起义队伍中战斗受伤，流亡乌克兰达15年之久。他最初的两部诗集《白俄罗斯牧笛》（1891）和《白俄罗斯弦音》（1894），都以假名发表。他熟悉农民生活，诗中充满对社会的抗议精神，可以说是白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代表。
19世纪80~90年代的民主主义诗人中，较著名的诗人有扬卡·鲁钦纳（1851~1897）、阿达姆·古里诺维奇（1869~1894）、阿利盖尔德·阿布霍维奇（1840~1905）、费利克斯·托普契夫斯基（生卒年月不详）等。扬卡·鲁钦纳出生于没落贵族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曾在铁路上任职。他的诗触及了白俄罗斯农村的阶级矛盾。
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席卷了白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白俄罗斯第一个革命女诗人乔特卡（1876~1916）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她出生于贫农家庭，经过艰苦奋斗，曾就学彼得堡高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早期诗集《自由的洗礼》和《白俄罗斯的琴》（为1906）充满反对专制的激情。小说《在血染的田地上宣誓》（1906）号召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后期诗中有孤独忧伤的情绪。
这个时期革命文学创作的高峰，是两位大诗人扬卡·库帕拉（1882~1942）和雅库布·柯拉斯（1882~1956）的诗歌。
另一位著名的白俄罗斯诗人马克西姆·鲍格丹诺维奇（1891~1917）出生于教师家庭，他的父亲同高尔基有深厚的友谊。他写有小说《音乐家》（1907）和诗集《花环》（1913）等。他的创作活动处于文学中“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盛行、颓废悲观情绪泛滥时期，但他的诗接受民间诗歌影响，洋溢着革命和民族解放思想，对劳动人民怀有真挚的同情。
这个时期还有两位诗人：季什卡·加尔特奈伊（1887~1937），以工人生活为题材；扬卡·茹尔巴（1881~1964），主要表现农民生活。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是兹米特洛克·皮亚杜利亚（1886~1941），他的早期小说真实地表现了白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心理。
白俄罗斯民族长期遭受立陶宛、波兰领主和俄国官吏的压迫和剥削，这也使他们的语言和文学备受摧残，但白俄罗斯文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顽强地发展着。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白俄罗斯于1919年从德国占领下获得解放，建立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给白俄罗斯社会主义的新文学开拓了新的天地。
近代波兰文学
18世纪60年代起，波兰文学开始了近代启蒙运动，作品反映了对教会和贵族的批判，最著名的作家克拉西茨基（1735~1801）留下大量诗作，并创作了波兰第一部小说。1795年波兰被德奥意瓜分，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文学主题，维比茨基的《波兰没有灭亡》成为“军国诗歌”的标志，1830年被正式定为波兰国歌。与民族解放斗争融为一体的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战胜了一度流行的伪古典主义，成为文学主流，这一潮流的开拓者密茨凯维奇（1798~1855）1822年出版《歌谣与传奇》，揭开浪漫主义文学之幕。他的《格拉席娜》、《先人祭》、《十四行诗集》、《塔杜施先生》等作品影响了后代波兰文学，并将波兰民族文学引入世界文学之林。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还有侨居国外的诗人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1812~1859），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时期还活跃着“立陶宛派”和“乌克兰派”诗人、评论家莫纳茨基（1804~1834）等，其中以“乌克兰派”的马尔捷夫斯基（1793~1826）、哥什钦斯基较为著名。19世纪40年代，华沙还出现了“吉卜赛派”和“热情派”的作家。1863年反抗沙俄占领者的一月起义失败后，沙俄对波兰的文化控制加剧。波兰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的同时引入了西欧的实证哲学，文学潮流则转向现实主义，小说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代表作家有显克维奇（1846~1916）、普鲁斯（1847~1912）、奥热什科娃（1841~1910）、科诺普尼茨卡（1842~1910）等。
近代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
1620年白山之役使捷克30年丧失独立，沦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个省，知识分子大批流亡国外，捷克进入文化衰退的“黑暗时代”，只有民间文学显示了很强的生命力。
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捷克进入民族复兴时期，近代捷克和斯洛伐克文学也随之兴起。布罗夫斯基（1753~1829）、荣格曼（1773~1847）等人提高了捷克语言的科学性和丰富性，为民族文学繁荣奠定基础。
这一时期主要作家有浪漫主义诗人科拉尔（1793~1852）、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代表作《捷克歌曲回声》）、马哈（1810~1836）代表作《五月》、哈夫利切克（1821~1856）、小说家聂姆佐娃（1820~1862，代表作《外祖母》），散文剧作家狄尔（1808~1856）等等。
近代匈牙利文学
18世纪初，在反哈布斯堡的库鲁茨农民起义推动下，曾出现过无名诗人创作的“库鲁茨”诗歌，然而殖民统治使匈牙利文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8世纪末叶，匈牙利受到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影响，在1794~1795年间又掀起了由马尔丁诺维奇·伊格纳茨领导的、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运动。这些起义和运动虽然归于失败，但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在匈牙利，反对土耳其人入侵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长期成为文学的主题和动力。16世纪在对土耳其人斗争中献身的第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鲍洛希·巴林特（1554~1594），就写过雄壮的《战歌》（1589年）。17世纪时，诗人兹里尼·米克洛什（1620~1664）又在史诗《西盖蒂堡危急》（1645~1646年）中，歌颂了1566年匈牙利人民为了捍卫西盖蒂堡对土耳其人的英勇搏斗。17世纪末叶哈布斯堡王朝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以后，同样对匈牙利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匈牙利民族文化陷于衰落的境地。
但从18世纪中叶起，法国启蒙思想在匈牙利得到广泛的传播，于是匈牙利提出了民族复兴的口号，为改革和使用匈牙利语言以及用启蒙运动的精神来发展科学文化而奋斗。当时诗人考金茨·费伦茨（1759~1831）所领导的语言革新运动，丰富了匈牙利的文学语言。匈牙利第一位革命诗人鲍恰尼·亚诺什（1763~1845）的《法兰西的变革》（1789年），成为爱国志士的革命歌曲。抒情诗人乔科纳伊·维泰兹·米哈伊（1773~1805）最早从民间诗歌中汲取创作源泉。法塞卡什·米哈伊（1766~1828）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著名幽默叙事诗《牧鹅少年马季》（1804年），描述一个机智的农村牧鹅少年对傲慢的地主进行了3倍的报复。匈牙利最早的剧作家考托纳·尤若夫（1791~1830），写出了反抗外族统治的著名悲剧《邦克总督》（1821年）。
19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学在匈牙利兴起，诗人基什法卢迪兄弟——山陀尔（1772~1844）和卡罗伊（1788~1830）成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这时柯尔采·费伦茨（1790~1838）写了匈牙利的《国歌》（1823年），魏勒什马尔蒂，米哈伊（1800~1855）写了爱国主义诗歌《号召》（1836年），唤醒人民起来为自由解放而战斗。
近代罗马尼亚文学
18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文学中出现了阿尔迪亚尔学派。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当时亦称阿尔迪亚尔）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发起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他们在文学上有成就的代表人物首推伊·布达伊·德列亚努（1760~1820），他的英雄史诗《茨冈人之歌》（1875）是罗马尼亚第一部成功的叙事长诗，歌颂15世纪罗马尼亚公国君主弗·采佩什组织茨冈人同奥斯曼军队作战的事迹。在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两个公国，迪·戈列斯库（1777~1830）的游记、伊·戈列斯库（1768~1848）的讽刺喜剧、弗克雷斯库一家、科·科纳基（1778~1849）、著名诗人格·阿萨基（1788~1869）等人的诗歌，不仅赞美了爱情，也表现了爱国主义思想。
1848年，罗马尼亚诸公国的革命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由此，拉开了近代罗马尼亚文学的序幕。尼·菲利蒙（1819~1865）描写19世纪初期封建阶级压迫人民的《新老地主们》，是罗马尼亚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内格鲁齐（1808~1868）的历史小说《亚历山德鲁·拉普什尼亚努》，描写了16世纪中期摩尔多瓦公国君主拉普什尼亚努同反动贵族的斗争。博·彼·哈什德乌（1838~1907）的历史剧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安·潘恩（1796~1854）的《独特的诗或人们的歌》和《谚语集或民间故事》，创造性地编纂了当时流传的民歌、谚语、故事和谜语等，反映出作者对穷人的非常同情和对富人的非常憎恨。迪·博林蒂尼亚努（1819~1872）、切·博利亚克（1813~1881）、伊·海·勒杜列斯库（1802~1872）和格·亚历山德雷斯库（1810~1885）等人的诗歌，标志着罗马尼亚文学进入了浪漫主义的时期。瓦·阿列克山德里（1821~1890）酷爱民间文学，民歌《米奥里察》和关于绿林豪杰的民间故事《托马·阿利莫什》，都是经他收集和整理的。他的《罗马尼亚的觉醒》（1843）和《我们的士兵》（1871~1878）表现了爱国思想。
19世纪8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文学空前繁荣，现实主义为主要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米·爱明内斯库（1850~1889）、伊·卢·卡拉迦列（1852~1912）、伊·克良格（1837~1889）和伊·斯拉维奇（1848~1925）等。这个时期，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民粹派等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重要的文学团体有1864年成立的“青春社”，它对培养人才、推动文学的发展起过作用。它的核心人物蒂·马约雷斯库（1840~1917），提倡文学运用形象思维，并进而要求艺术达到“忘我的理想境界”，被康·多布罗杰亚努·盖里亚（1855~1920）主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有倾向性的艺术”的《同时代人》（1881~1891）指责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文学月刊《新生活》（1905）是象征派的主要阵地，文学和科学性杂志《罗马尼亚生活》（1906）则宣扬民粹派思想。
在诗坛上，诗人爱明内斯库继承了前辈的浪漫主义传统，写下许多思想深刻、语言优美的诗篇，并把诗歌创作推向新的阶段。乔·科什布克（1868~1918）的诗集《叙事诗和田园诗》（1893）、《纺纱》（1896）、《勇敢的歌》（1904）等为诗坛增添了光辉。此外，亚·马切东斯基（1851~1920）、乔·巴科维亚（1881~1957）、杜·内库卢策（1859~1904）和奥·戈加（1881~1938）等人的诗歌也各具特色。
这一时期，罗马尼亚散文方面的著名作家有伊·克良格、伊·斯拉维奇、亚·弗拉胡察（1858~1919）、杜·赞菲雷斯库（1858~1922）、加·加拉克蒂昂（1879~1961）、伊·阿吉尔比切亚努（1882~1963）等。克良格的作品有描写19世纪中期农村生活的《童年回忆》（1880~1883）。斯拉维奇除著有长篇小说《玛拉》（1894）外，他的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19世纪下半叶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农村生活，揭示了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伊·卢·卡拉迪列的讽刺喜剧，多以城市生活为背景，抨击19世纪末期的资产阶级社会，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剧作家和短篇小说家巴·德拉弗兰恰（1858~1918）的著名三部曲历史剧《日落》（1909）、《暴风雪》、（1910）和《金星》（1910）取材于16世纪的摩尔多瓦历史，塑造了爱国者斯特凡大公的形象。他的短篇小说以《哈吉·图多瑟》（1903）最为著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马尼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1918年，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在国内外革命形势影响下，罗马尼亚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文学，现实主义流派仍占主导地位，但西方文艺思潮，如自然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和艾尔梅主义等部在文学中有所表现。有些现代派作家由于不满资本主义制度，接触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走上了民主进步的道路，如杰·博格扎（1908~）和阿·巴兰格（1913~1979）等。这一时期的文学评论工作相当活跃，加、伊布勒伊利亚努（1871~1936）主编的《罗马尼亚生活》提倡民族民主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有民粹派思想的影响。欧·洛维内斯库（1883~1943）主编的杂志《精灵》主张革新，全盘接受西方最新的文艺形式，反对文学作品专写农村题材。其他著名文学评论家还有米·拉列亚（1896~1964）、乔·克林内斯库（1899~1965）、图·维亚努（1897~1964）等人。
罗马尼亚此时长篇小说创作也进入繁荣时期。它的题材广泛，并且出现了一批剖析人物心理活动的作品。米·萨多维亚努（1880~1961）的小说塑造了反抗压迫的农民、渔民、工人和小市民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摩尔多瓦地方色彩。他的历史小说反映了罗马尼亚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利·雷布雷亚努（1885~1944）是罗马尼亚现代长篇小说的创始人之一，他创作了《伊昂》等3部长篇小说。此外，著名的长篇小说还有卡·彼特雷斯（1894~1957）描写知识分子的《爱情的最后一夜，战争的第一夜》（1930）和《普罗库斯特之床》（1933），切·彼特雷斯库（1892~1961）反映石油工人悲惨生活的小说《黑色金子》（1932）；克林内斯库暴露资产阶级的伪善的小说《奥蒂莉亚的隐秘》（1938）等。女作家霍·帕帕达特·水杰斯库（1876~1955）的小说《给音乐会》（1927）则以细致描写主人公的心理状态闻名。
在诗歌创作方面，主要的诗人有图·阿尔盖齐（1880~1967）、乔·巴科维亚、伊·巴尔布（1895~1961）、卢·布拉加（1895~1961）、亚·菲利皮德（1900~1979）、乔·托珀尔切亚努（1886~1937）等。他们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鸣不平。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在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诗歌的形式也有所创新，自由体诗开始出现。
近代阿尔巴尼亚文学
阿尔巴尼亚文学发展于16世纪，到17世纪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发展。如1555年出版的第一部书——焦恩·布祖库的《祈祷书》，表明至少在16世纪以前，阿尔巴尼亚就有了书面语言。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有马林·巴尔莱蒂的散文《斯库台被包围》（1578）、《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的高超武艺及生活传记》（1579），诗人彼·布迪（1566~1622）的《基督教义》，弗·巴尔迪（1606~1643）的《斯坎德培》等。
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伊斯兰教文学对穆·屈丘库（1784~1844）等诗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东方文学的情调。
从19世纪30、40年代起，随着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运动的蓬勃发展，开始了民族复兴时期的文学。为了广泛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提高民族觉悟，纳·维奇尔哈尔吉（1797~1866）等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为发展阿尔巴尼亚语言和教育作了艰苦的努力。
民族复兴文学以1878年普里兹伦同盟的建立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代表作家有纳·维奇尔哈尔吉、康·克里斯托福里迪（1830~1895）、瓦·巴夏（1825~1892）、叶·戴·拉达（1814~1903）等；后期有纳·弗拉舍里（1846~1900）、安·扎·恰佑比（1866~1930）、恩·米耶达（1866~1937）等。它的特点是反对本国封建主和土耳其的统治，热烈追求自由和民族解放。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如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奠基者纳·弗拉舍里，散文作家萨·弗拉舍里（1850~1904）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领袖，他们的思想集中地代表了民族复兴者的革命理想。
在民族复兴文学中诗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纳·弗拉舍里的长篇抒情诗《畜群和大地》（1886）及抒情诗《夏天的花朵》（1890），采用田园牧歌式的格调，描写了祖国的自然风光、农夫和牧人的生活与劳动，预言阿尔巴尼亚一定会获得解放。米耶达的抒情诗《青春女神节》，瓦·巴夏的诗篇《哦，阿尔巴尼亚》，阿斯德伦尼（1872~1947）的诗《阳光》、《理想与眼泪》等，都是抒情诗中的名篇。叙事诗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如纳·弗拉舍里的长篇叙事诗《斯坎德培的一生》（1898），戴·拉达的诗体小说《米辽萨奥之歌》（1836）以及小加夫利尔·达拉（1826~1885）的长篇叙事诗《巴拉最后的歌》（1906），均占重要地位。在这些作品中，诗人们塑造了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光辉形象，展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抗击外敌侵略和压迫的斗争。
民族复兴作家和诗人的主要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最早由侨居在意大利南方的阿尔伯雷什诗人叶·戴·拉达、小加夫利尔·达拉等人所运用，弗拉舍里、米耶达等诗人又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现实主义的作家，其代表是安·扎·恰佑比，他的诗集《父亲—托莫里山》（1902），喜剧《死后》、《十四岁的新郎》，诗剧《祖国的英雄》等，从多方面描绘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揭露了土耳其占领者的暴政，反映了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解放的愿望，他的作品对后来民族独立时期文学影响很大。
近代保加利亚文学
15~18世纪，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为民间创作的故事、谚语和歌谣。到了18世纪后半期，开始民族意识的巨大觉醒，保加利亚的修道院修士把群众喜闻乐见，兼有神学和世俗的那种称为“达马辛”的创作潮流，同民间故事、歌谣、史诗的创作潮流糅合在一起，由此，近代保加利亚文学开始了帕伊西（1722~？）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1762）是一部标志着民族觉醒的影响深远的历史和文学著作。索弗罗尼（1739~1814）的《罪人索弗罗尼的生平与苦难》（1861），描写了人民在当时社会动乱中所遭受的屈辱与痛苦。
19世纪中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衰落，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文学也得到空前的繁荣。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相继出现，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多·钦图洛夫（1823~1868）的革命诗歌，格·拉科夫斯基（1821~1867）的长诗《森林的旅客》（1856），佩·斯拉维伊科夫（1828~1895）的诗歌《不要赞美我的诗神》、《我的凶狠见鬼去吧》等。诗人赫·波特夫（1848~1876）的《哈吉·迪米特尔》、《离别》、《海杜特》、《瓦西尔·列夫斯基的绞刑》等诗，反映了民族解放斗争，吸取了民歌的表现手法，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新。瓦·德鲁麦夫（1840~1901）的剧本《伊凡科》（1872），对保加利亚戏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留·卡拉维洛夫（1837~1879）的小说题材宽广，他的代表作《旧日的保加利亚人》（1872）、《宠儿》（1875）揭露了大财主的荒淫腐化和反人民的罪恶。
1878年，保加利亚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但胜利果实很快落入资产阶级手中。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由于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文学也显示出复杂的局面。作家伊·伐佐夫（1850~1921）以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创作了小说《轭下》（1894）、《流亡者》（1883~1884）和诗集《被遗忘者的史诗》（1881~1884）等，展现了人民起义的宏伟场面，讴歌了起义者的英雄事迹，尤其是《轭下》获得了国际声誉。扎·斯托扬诺夫（1851~1889）的回忆录《保加利亚历次起义札记》（1884~1892），也是一部描写人民轰轰烈烈起义的重要作品。而作家米·格奥尔基耶夫（1852~1916）、斯·米哈伊洛夫斯基（1856~1927）、格·斯塔马托夫（1869~1942）、佩·雅沃罗夫（1878~1914）等，写出了许多不满现实、针砭时弊的作品。伐佐夫的诗集《琴》（1881）、讽刺剧《升官图》和中篇小说《米特罗凡和陶尔米道尔斯基》（1882）等，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黑暗与腐败。阿·康斯坦丁诺夫（1863~1897）的小说《巴伊·甘纽》（1895），塑造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埃林·彼林（1877~1949）的短篇小说《安得列什科》、《在另一个世界里》等，反映了农民的苦难和他们的反抗。中篇小说《格拉克一家》（1911）表现了农村宗法制的解体过程，谴责了资产者的道德沦丧。安·斯特拉希米罗夫（1872~1937）也是揭露农村剥削者、表现农民疾苦的作家。
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代表小生产利益的平民派文学倾向，其代表作家有托·弗拉伊科夫（1865~1943）和昌·采尔科夫斯基（1869~1926）等。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农民在资本主义打击下的破产与贫困化，但美化了宗法制并宣扬教育救国的思想，对某些现实主义作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19世纪末，保加利亚工人运动逐步发展。社会民主党的建立（1891）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迪·波梁诺夫（1876~1953）是无产阶级的第一个诗人，他的《死亡之树》（1905）等诗歌号召无产阶级为粉碎旧世界而斗争。作家格·基尔科夫（1867~1919）的杂文抨击了资产阶级政府。迪·布拉戈耶夫（1856~1924）是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奠基人。格·巴卡洛夫（1873~1939）、托·巴甫洛夫（1890~1977）等人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活动对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第一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年代中，保加利亚涌现了一批革命诗人，他们是雅辛诺夫、斯米尔宁斯基、瓦普寨罗夫等。
近代南斯拉夫文学
生活于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黑山等民族共同创造了南斯拉夫的历史文学。
18世纪，遭受大地震破坏后衰落的杜布罗夫尼克文化与克罗地亚文化合流。19世纪上半叶，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文化教育和科学得到发展，许多定期刊物也相继问世。武·卡拉吉奇（1787~1864）是民族复兴运动著名的活动家，他以人民口语为基础，对塞尔维亚语进行了改革，使它和克罗地亚语合为一种文学语言；同时，还搜集、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对促进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为浪漫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著名诗人佩·涅戈什（1813~1851）在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在1848年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推动下，19世纪40~7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达到高峰。这时，诺维萨德成为文学活动中心，文学出版物迅速增多，并建立了国家剧院。诗歌成为文学的主流，主要诗人有布·拉迪切维奇（1824~1853）、朱·亚克希奇（1832~1878）、约·兹马伊（1833~1904）等，他们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情感。小说和戏剧也有一定的发展。
从19世纪60年代起，文学开始向现实主义发展，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占有主导的地位。米·格利希奇（1847~1908）的作品发展了讽刺传统；拉·拉扎雷维奇（1851~1891）最先运用心理描写。19世纪末，作品扩大了题材范围，暴露现实的倾向愈加鲜明，风格逐渐呈现多样化。西·马塔乌利（1852~1908）、斯·斯雷马茨（1855~1906）、斯·兰科维奇（1863~1899）的小说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黑暗面，反映了人的崇高志向与社会环境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沃·伊利奇（1860~1894）的诗歌形式新颖，意境深邃；布·努希奇（1864~1938）的喜剧对统治集团和警察恐怖揭露得淋漓尽致。
19世纪末至1918年，文学中出现了各种流派，布·努希奇、阿·尚蒂奇（1868~1924）、伊·奇皮科（1869~1923）、佩·科契奇（1877~1916）、博·斯坦科维奇（1875~1927）、拉·多曼诺维奇（1873~1908）的作品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约·杜契奇（1871~1943）、米·拉基奇（1876~1938）的诗歌代表现代主义流派；科·阿布拉舍维奇（1879~1898）和一代工人诗人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近代丹麦文学
18世纪，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影响下，启蒙思潮在丹麦兴起，近代丹麦文学开始了。路兹维·霍尔堡是丹麦启蒙文学运动的先驱，他是小说家、诗人、评论家，也是喜剧作家。他的喜剧取材于市民和农民的生活，以率直通俗的语言，对社会的种种弊病进行尖刻的讽刺，对农民和受压迫者深表同情。这些作品迄今仍受到北欧人民的喜爱。他还是一位语言大师，对丹麦语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与霍尔堡同时代的重要作家还有：圣歌诗人汉斯·阿道夫·布罗松，他的主要著作是圣歌集《信仰的珍奇之宝》；讽刺作家克里斯蒂安·法尔斯特，主要作品是随笔《学识的乐园》（1729~1732）。
18世纪中叶出现了抒情诗人约翰内斯·埃瓦尔，他创作了许多著名的抒情诗、即兴诗、话剧、歌剧、传说故事和自传。丹麦的国歌就选自他的歌剧《渔民》。埃瓦尔属于浪漫主义前派，而18世纪末丹麦文学的主要流派是受法国影响的古典主义后派，代表人物是讽刺诗人约翰·海尔曼·韦瑟尔，他的主要作品是喜剧《无裤袜的爱情》（1772）。
19世纪上半叶，丹麦文学的主要流派是浪漫主义。诗人阿达姆·戈特罗勃·欧伦施莱厄深受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的诗作《黄金号角》（1803）标志着丹麦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世界著名的童话家安徒生是这个时期丹麦文学的杰出代表。在童话创作中，他立足于现实生活，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体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精神。安徒生的童话是丹麦对世界文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同时期的约翰·卢兹维·海贝亚既是评论家，又是轻松喜剧作家。他的剧作讽刺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使丹麦的喜剧获得了新生。他创办的期刊《哥本哈根飞邮报》以及后来的《临时报》对当时丹麦文坛影响颇大。诗人弗雷德里克·帕卢丹·缪勒主张“诗人要为自己的时代和人民而创作”，他的讽刺长诗《人之祖亚当》是这个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现实主义的先驱是小说家梅·阿隆·戈尔施米特，他的《一位犹太人》（1845）曾轰动丹麦。代表作是小说《无家可归》（1853~1857）。他还是语言大师，被誉为“丹麦的一支妙笔”。
19世纪70年代是丹麦现实主义文学取得“突破的年代”，作家围绕着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创作。核心人物是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代斯。他认为欧洲的革命产生了“文化成果”，丹麦文学没有跟上欧洲形势的发展而拘泥于旧浪漫主义，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倾向，局限性越来越大。他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应从实际生活中来，应研究现实生活”，文学创作要“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1871年，他在哥本哈根大学所作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报告标志着现实主义和现代文学在丹麦的“突破”。受到布兰代斯影响的主要作家有：彦斯·彼得·雅科布森、霍尔格·德拉克曼和索福斯·山道夫，以及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作家海厄曼·邦，他们都对丹麦和德国文学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他自然主义作家如卡尔·吉勒鲁普和亨里克·彭托皮丹，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前者的早期作品就具有欧洲自然主义色彩，主要著作是小说《日耳曼人的弟子》（1882）、《敏娜》（1889）和《磨房》（1896）。后者的主要成就是深刻剖析当时社会的小说，如《天国》（1891~1895）、《幸福的彼尔》（1898~1904）和《死人的王国》（1912~1916）等。这些作品在丹麦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他们两人在191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19世纪90年代丹麦诗坛上出现了两个象征主义作家约翰内斯·约恩森和索弗斯·克劳森。后者是丹麦现代文学有影响的抒情诗人。
近代冰岛文学
近代冰岛文学开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此时，一些社团和刊物应运而生，诗人、学者致力于普及教育。冰岛的启蒙主义主要代表马格努斯·斯特凡森出版了许多具有普及知识性质的书籍，创办了冰岛第一份月刊，并进行历史与民族的研究工作。埃盖尔特·奥拉夫松（1726~1768）从事冰岛自然史和地理的研究，崇拜冰岛古典文化；同时也是18世纪的主要诗人。其他诗人有：永·索尔劳克松（1744~1819）和贝尼迪克·格伦达尔（1762~1825）等。他们翻译过英国诗人如蒲柏的诗、弥尔顿的《失乐园》。这些作品对冰岛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世纪，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冰岛文学创作中兴起，为冰岛文学带来活力，不仅进一步推动了冰岛诗歌的蓬勃发展，而且触发了小说、戏剧和文艺批评的产生。如比亚尔尼·托拉伦森（1786~1841），他是民族主义者，冰岛浪漫主义的先驱。他的诗继承了古诗的风格，同时也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约纳斯·哈德格里姆松（1807~1845）的诗描写冰岛的自然风光，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斯文比约恩·埃伊尔松（1791~1852）是优秀的诗人，他给吟唱诗和埃达诗作过注释，还把荷马史诗译成冰岛散文。
1828至1873年，旅居哥本哈根的冰岛侨民出版了三种年刊：《新社刊》、《奥尔曼在议会》和《菲约尼尔》。《新社刊》是冰岛争取民族独立的英雄永·西古尔兹松所办；《菲约尼尔》杂志则发表过不少年轻诗人的作品，如格里姆·托姆森（1820~1896），他又是北欧负有盛名的文艺批评家，并从事古希腊诗歌的翻译工作。他的诗作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马蒂亚斯·约楚姆松（1835~1920）是冰岛国歌的作者，他写的赞美歌、挽歌和以历史为题材的诗歌比较著名。他也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过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拜伦等人的诗。索尔斯坦·埃尔林格松（1858~1914）是冰岛诗歌界的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年轻时宣传自由思想和社会主义。他擅长于创作尖锐而机智的讽刺诗，并把自己的诗称为“刺”。他对同时代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有很大影响。
冰岛著名的诗人霍伊塔达尔的斯特凡（1887~1933）和达维兹·斯特凡松（1895~1964）对于现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斯特凡的诗集《流浪者之歌》（1918）和斯特凡松的诗集《黑色的羽毛》（1919）的发表，成为冰岛诗歌的转折点。这些诗歌颂青春，歌颂爱情和自由，语言朴素自然。
近代挪威文学
17世纪挪威受丹麦统治，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大都由丹麦统治，这时期的文学创作大都用丹麦文。著名剧作家霍尔堡（1684~1754）创作了30多个剧本，被誉为丹麦和挪威戏剧的鼻祖，并且由他沟通了北欧文学同西欧文学的联系。
1814年挪威脱离丹、挪联盟，但又被迫同瑞典结盟，重新陷入附属国地位。因此19世纪的挪威文学更强烈地反映出民族独立的要求，挪威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才真正形成。韦格朗（1808~1845）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家，他的创作开始了挪威文学的复兴。挪威的现代文学史以他的剧作《创造力、人和救世主》为开端。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在诗歌创作方面，被称为挪威诗歌的先驱。他的作品的中心思想是争取民族自由和发展独立的挪威文化。在他以后，挪威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才与启蒙时期的传统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挪威文学史上的新时代。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派诗人、艺术家和学者通过发掘民间文学艺术宝库而给挪威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著名作家阿斯布约恩森（1812~1885）和穆（1813~1882）在挪威文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许多民间传说，并最先摆脱丹麦语的影响，完全用挪威本国口头语言进行创作。作家奥森（1813~1896）又根据挪威各地的方言进一步创造了“新挪威语”，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广泛的应用。这一时期著名女作家科莱特（1813~1895）写的《总督的女儿》（1855）是挪威第一部社会小说。挪威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巨匠易卜生（1828~1906）和比昂松（1832~1910），这时已写出了不少剧本与诗歌，大多取材于挪威古代的传说。
近代瑞典文学
17世纪，瑞典文学受意大利文学的影响很深。18世纪瑞典文学的特点之一是把法国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潮结合起来，由此，进入近代瑞典文学时期。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创作是哲理性抒情诗，同时，一种愉快、明朗而短小的牧歌代替了传统的冗长的田园小说，但不少作品也流露出伤感情调。乌洛夫·达林（1708~1763）是瑞典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之一。1732年他创办《瑞典百眼神》杂志，介绍欧洲和各种新思潮。他的作品是瑞典新旧两派文学的分水岭。1753年，努征弗利克特（1718~1763）、克雷伊茨（1731~1785）和于伦博里（1731~1808）成立了瑞典“思想建设社”，出版文学年鉴《我们的尝试》和《文学作品》，倡导启蒙运动，宣传自由思想，并推崇法国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
18世纪60年代的著名诗人是贝尔曼（1740~1795），他的代表作《弗列德曼诗体书信》（1790）和《弗列德曼之歌》，是瑞典文学中抒情性最强的作品。
1786年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仿照法兰西学院建立了瑞典文学院，院士定为18人。第一批院士中有著名作家谢尔格伦（1751~1795）和莱奥波尔德（1756~1829），他们都是传播法国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想的代表。
18世纪中叶出现了反对法国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潮的旧浪漫主义，主要代表有图里尔德（1759~1808），他在诗歌《激情》中阐明了他的旧浪漫主义的美学和哲学纲领。在与谢尔格伦和莱奥波尔德的论战中，他发表了《对批评家的批评》，强调一个有作为的诗人无须拘泥于已有的形式和原则，应该创造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李德奈尔（1757~1793）早年著有悲剧《艾里克十四世》，用亚历山大诗体写成，破除了“三一律”的陈规。其他作品有歌剧《美狄亚》、《女伯爵斯帕斯塔拉之死》等。
18世纪末，在德国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的影响下，瑞典出现了新浪漫主义。第一批新浪漫主义者是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的几个年轻知识分子。19世纪新浪漫主义文学团体“曙光同盟”发行杂志《晨星》，因此这一文学团体被称为“晨星派”，又称“新派”。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哥特同盟”，主要研究古代，提倡发扬古代哥特人的自由精神、大丈夫气概和坚强不屈的性格。著名文学家泰格奈尔（1782~1846）和耶伊尔（1783~1847）是主要成员。“哥特同盟”又称“旧派”。
1810至1820年是瑞典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有5位著名诗人：斯塔格奈利乌斯（1793~1823）、阿特博姆（1790~1855）、瓦林（1779~1839）、泰格奈尔和耶伊尔。阿特博姆的童话剧《极乐岛》（1824~1827）和泰格奈尔于20年代写的爱情故事《弗里蒂奥夫萨迦》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两部巨著。19世纪20年代，新闻界出现了以《百眼神》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反对政治上保守的浪漫主义者。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反对派有了自己强大的喉舌——希尔塔（1801~1872）办的《晚报》。1840年耶伊尔摆脱了保守主义，在国会里对当时提出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等问题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这时，阿尔姆克维斯特（1793~1866）到《晚报》任职，发表《这样也可以》。这篇小说有比较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雷德贝里（1828~1895）是19世纪50年代瑞典最富于自由主义特色的作家，他的历史小说（如《波罗的海上的海盗》、《最后一个雅典人》等）都影射当时的一些社会倾向。他的代表作是《森古雅拉》。1860年几位年轻的诗人在乌普萨拉大学建立“未名社”，主要成员有维尔森（1842~1912）和斯诺伊尔斯基（1841~1903）。从1880年开始，维尔森作为瑞典文学院的秘书成了保守派的主要批评家。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开始与瑞典的工人运动相结合。1878年的经济危机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这时，斯特林堡发表了长篇小说《红房间》（1879），抨击了腐败的政府官吏、投机商和资产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这部作品被看作是瑞典文学领域里自然主义风格的发端。他的作品如《瑞典的命运和冒险》、《结婚集》、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和描写群岛生活的小说《海姆斯岛上的居民》，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及要求。1872年他发表了哲理性剧本《奥洛夫老师》，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自然主义的剧作《父亲》、《朱丽小姐》等。在《一出梦的戏剧》和《鬼魂奏鸣曲》中，他大胆使用象征性的语言和新的舞台设计，对于印象主义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属于自然主义风格的作家还有贝奈迪克特松（1850~1888）和列夫列尔·埃德格伦（1849~1892）。“青年瑞典”派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耶伊尔斯塔姆（1858~1909）。他早期的作品描写了“阴冷的天气”和“贫穷的人民”，后期的几部作品则主要是以罪犯和自己的童年生活为题材。
近代芬兰文学
芬兰文学到17世纪时才逐渐改变了文学从属于宗教的状况，抒情诗成为流行的创作体裁。18世纪的芬兰文学主要活动是收集、研究并出版歌谣和传说。
19世纪初期，杰出的民歌古诗搜集家和研究家埃利阿斯·兰罗特（1802~1884）在“星期六学会”和“芬兰文学社”的支持下，经过10多年的努力，于1835年将民间传说、神话和歌谣编成一部长达1.2万行的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兰罗特被称为“芬兰的荷马”。
与兰罗特同时还有瑞典语作家约翰·路德维格·鲁内贝格（1804~1877），他受到“星期六学会”爱国思潮的熏陶，又因当过乡村教员，创作了不少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篇。他的处女作《麋鹿猎者》（1832）描绘了农民淳朴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1846年他创作的《我们的国土》，是长诗《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中的一篇，诗中再现了1808至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给芬兰带来的苦难，深沉悲壮而又慷慨激昂，1848年谱曲后，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芬兰独立后即被定为国歌。
19世纪中后期，才被以斯内尔曼为首的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打破。在创造芬兰文化、芬兰语文学和维护芬兰民族自尊心的口号推动下，芬兰文学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以芬兰小说和戏剧的奠基人基维的芬兰文作品的出现为标志。在易卜生、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下，19世纪下半叶的芬兰作家也比早期更关心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抨击社会弊端，小说家阿霍和诗人埃尔科、克拉姆苏的作品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实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浪漫主义在文坛上风行一时，给芬兰文学输入了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其代表作家有诗人基尔皮和雷诺。
近代瑞士文学
由于瑞士使用四种语言，所以没有统一的民族文学。因此，瑞士文学又分为瑞士法语文学、瑞士德语文学、瑞士意大利语言文学和瑞士雷托曼语文学。真正的瑞士德语文学是从12世纪开始。
18世纪欧洲思想史上的启蒙运动，在17世纪末的瑞士德语区已经初露锋芒，约翰内斯·格罗布（1643~1697）和贝阿特·路易·德·穆拉尔特（1665~1749）的作品，表达了对法国专制政治的批判，歌颂自然与个性发展。对18世纪瑞士德语文学发生过重要影响的，首先是苏黎世的约翰·雅科布·博德默（1698~1783）和约翰·雅科布·布赖丁格（1701~1776）。他们从1741年起同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戈特舍德进行的关于以哪一种外国文学为榜样的论争，影响了整个德国文学界。博德默于1727年组织了“瑞士祖国历史学会”，聚集了18世纪瑞士文学界、思想界的知名人士，如哲学家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1741~1801），著名的启蒙教育家亨利希·佩斯塔洛奇（1746~1827），诗人、画家、出版家萨洛蒙·盖斯纳（1730~1788）等。
在启蒙运动时期的瑞士文学中，田园诗形式占重要地位，反映出瑞士市民阶级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逃避现实的倾向。与此同时，瑞士“第一个平民作家”乌尔里希·布雷克（1735~1798）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描写了社会地位低下的受损害、受侮辱的人的生活经历。
从法国大革命胜利，瑞士专制主义政权的崩溃（1797~1798）到1848年，瑞士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逐步形成。佩斯塔洛奇的民众教育小说和教育学著作，明显带有这种新国家观念的烙印，他的著作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戴维·赫斯（1770~1843）、乌尔里希·黑格纳（1759~1840）和约翰·马丁·乌斯特里（1763~1827）等人，继承博德默重视民俗学和倡导文化的传统，形成一个民族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主要创作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歌。
近代瑞士德语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到耶雷米亚斯·戈特赫尔夫（1797~1854）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小说以细腻的笔调和精确的环境描写，展示了19世纪上半叶瑞士农民的生活遭遇，在表现心理崩溃与社会解体方面，达到了空前的尖锐程度。他的作品题材虽然始终局限于穷乡僻壤，却以其现实主义成就获得了普遍意义。而描写上升时期的市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腐败倾向的任务，是由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完成的。凯勒是有世界声誉的瑞士现实主义小说家和诗人，他的诗歌与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瑞士人民的生活、心理、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1870年以后，凯勒成了最受读者欢迎的德语作家。
1850年以后，随着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1870至1871年以俾斯麦为首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在文学方面出现了一股模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潮流。在瑞士文学史上地位仅仅次于凯勒的小说家是康拉特·斐迪南·迈耶（1825~1898）的文学创作，就带有这种特征。他的小说多描写历史题材，主人公多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表现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流露了借古代英雄颂扬当代“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情绪。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位重要作家卡尔·施皮特勒，也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向往过去的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发表政论《我们瑞士的立场》（1914），主张瑞士中立，以缓和德法之间的矛盾。此外以约翰娜·施皮里（1829~1901）为代表的描写瑞士恬静、优美的风光和山民的自然状态的生老病死的所谓“乡土文学”，同迅速工业化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
近代比利时文学
比利时文学主要由法语文学和佛兰芒语文学两部分组成，但在精神与气质上具有统一性。
比利时法语文学
1830年比利时获得独立，文学上出现浪漫主义运动。浪漫派诗人泰奥多尔·弗斯滕拉德（1805~1849）于1834年发起成立鼓励和发展比利时文学全国协会，并出版机关刊物《比利时杂志》。他在诗中首次表现新的社会题材，代表作《火车头》（1840）描写布鲁塞尔和列日之间铁路通车，《高炉》（1844）表现比利时工业的进步。他著有《抒情诗集》（1848）。浪漫派作家沙尔·波特万（1818~1902）是自由和民主的歌手，著有诗集《诗与爱》（1838）、《太阳的诗》（1853），剧本《乞丐》（1867），评论《佛兰芒的艺术》（1867）等。
与上述创作倾向对立的诗人安德烈·哈塞尔特（1806~1874）组织了一个文社，他写有宗教史诗《基督的四个化身》（1849~1867）；作家奥克塔夫·皮尔梅（1832~1883）的作品《孤独的日子》（1869）、《哲学的时辰》（1873）等表现出基督教唯心论，受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影响。
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1850~1880年比利时文学逐渐进入现实主义时期。作家沙尔·德·科斯特（1827~1879）的名著《欧伦施皮格尔的传说》（1867）取材于16世纪尼德兰民族解放斗争，把人民群众表现成创造历史的动力，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科曼斯（1813~1880）的风俗小说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女作家卡罗利娜·格拉维埃尔（1821~1878）的小说揭露资产者的自私冷酷，同情穷人，呼吁妇女解放。
19世纪80年代后，比利时文坛出现一种文艺复兴的景象。1874至1884年间发行了25种文学报刊，其中3种对比利时的文学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青年比利时》杂志（1881~1897）在创作上倾向自然主义和帕尔纳斯派，初期团结许多作家，由于主持人马克斯·瓦莱尔（1860~1889）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引起内部分裂，逐渐走向衰落。《现代艺术》周报（1881~1914）为埃德蒙·皮卡尔（1836~1924）所创办，主张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提倡民族性，曾与《青年比利时》发生论战。《瓦隆区》杂志（1886~1892）的创办人是阿尔贝·莫凯尔（1866~1945），鼓励象征主义和自由诗。围绕这些报刊，出现一大批重要的作家。
小说方面，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著有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男人》（1881）、《肉食者》（1886）、《资产者的末日》（1892）等。创作风格相近的小说家乔治·埃克豪特（1854~1927）著有《主保瞻礼节》（1884）、《新的迦太基》（1888），欧仁·德莫尔德（1862~1919）著有《翡翠路》（1899），昂利·莫贝尔（1862~1917）著有《水与酒》（1893）等。
诗歌方面，维尔哈伦（1855~1916）早期是象征派诗人，后来他的创作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成为“现代生活的诗人”，著有诗集《妄想的农村》（1893）、《触手般扩展的城市》（1895）、《复合的光彩》（1906）等。从帕尔纳斯派转向象征主义的抒情诗人有乔治·罗登巴赫（1855~1898）和费尔南·塞弗兰（1867~1931）。“青年比利时”集团的主要诗人有阿尔贝·吉罗（1860~1928）、伊旺·吉尔金（1858~1924）、瓦莱尔·吉尔（1867~1950）等。象征派诗人沙尔·范·莱尔贝格（1861~1907）著有《夏娃之歌》。马克斯·埃尔斯康普（1862~1931）著有《不抱幻想的歌曲》等诗集。
戏剧方面，象征派剧作家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的剧本《普莱雅斯和梅丽桑德》（1892）、《莫娜·娃娜》（1902）、《乔赛儿》（1903）、《青鸟》（1908）具有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幻想等特色。他于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20世纪初，比利时文坛出现一批“地方派”小说家，分别描写他们的家乡，如乔治·维雷斯（1869~1946）写的林堡地区的小说《悲惨的陌生人》（1906），埃德蒙·格莱瑟纳（1874~1951）反映列日省生活的小说《弗朗索瓦·雷米的心》（1904），路易·德拉特尔（1870~1938）以埃诺省为背景的小说《乡村医生的笔记本》（1910），于贝尔·克兰（1862~1934）写的列日省的小说《黑面包》（1904）则颇负盛名。稍晚的作家亨利·达维尼翁（1878~1964）写了小说《一个比利时人》（1913），让·图瑟尔（1890~1944）写了反映贫苦人生活的小说《灰色的村庄》（1927），安德烈·巴永（1875~1932）也写了同情下层小人物的作品《一位玛丽的故事》（1921）等。
现代作家中，弗朗兹·埃伦斯（1881~1972）的作品既有属于现实主义，也有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他曾创办文艺刊物，组织布鲁塞尔作家的“星期一聚会”，参加的作家有罗贝尔·维维埃（1894~）、沙尔·普利斯尼埃（1896~1952）、玛丽·热韦尔（1883~1975）等。知名的小说家康斯坦·比尔尼奥（1892~1975）、乔治·兰泽（1900~）、马赛尔·蒂里（1897~），吕西安·克里斯托夫（1891~）还写了不少诗歌。小说家乔治·西默农（1903~？）的作品善于分析犯罪者的心理，小说家沙尔·帕龙（1918~）曾来中国访问。此外，弗朗索瓦兹·马莱·若里斯（1930~）、皮埃尔·梅唐斯（1939~）等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作家也颇有影响。
诗人中勒内·韦尔博姆（1892~1955）善于写情诗。阿尔芒·贝尼埃（1902~1969）著有抒情诗集《透明的世界》（1956）。其他诗人有亨利·米绍（1899~）、莫里斯·卡雷姆（1899~）、埃德蒙·万德尔坎蒙（1901~1980）、阿德里安·让斯（1905~1973）、罗歇·博达尔（1910~1973）等。
剧作家中，费尔南德·克罗姆兰克（1886~1970）的闹剧主要演出于20世纪20、30年代。米歇尔·德·盖尔德罗德（1898~1962）写的剧本包括悲剧和喜剧各种体裁。此外尚有埃尔芒·克洛松（1901~）、乔治·西翁（1913~）、沙尔·贝尔坦（1919~）等。
比利时佛兰芒语文学
现代比利时北部的西佛兰德、东佛兰德、安特卫普、林堡诸省和布拉班特的佛兰芒部分，使用着佛兰芒语。用佛兰芒语写的中世纪的文学作品，被文学史家归入了荷兰文学。
16世纪在尼德兰人民起义中，尼德兰北部的荷兰赢得了独立，南部诸省仍处在西班牙的奴役下。从此佛兰芒语文学长期陷于萧条的状态，直到1830年比利时独立后开展了佛兰芒运动，才趋于繁荣。
扬·弗朗斯·威廉斯（1793~1846）是佛兰芒运动积极的创导者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复兴佛兰芒语和佛兰芒文学，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佛兰芒语法和文学》。他是诗人、戏剧家和民歌收集者，还用现代佛兰芒语翻译了不少作品。1835年，他在国家的赞助下建立支持佛兰芒语言和文学协会，并主办文学期刊《比利时博物馆》。卡雷尔·洛德维克·莱德汉克（1805~1847）是浪漫派诗人，他的代表作《三个姊妹城》（1846）颂扬布吕赫、根特和安特卫普。诗人普吕登斯·范·德伊斯（1804~1859）写了大量抒情歌曲和颂歌，对民族文学运动也具有影响。亨德里克·孔西延斯（1812~1883）的作品提高佛兰芒人民的民族意识，为佛兰芒语感到自豪。他的代表作《佛兰德的狮子》（1838）描写中世纪佛兰芒人民在“金马刺”战役中战胜法国骑士的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史实，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影响较大。
扬·雷尼埃·斯尼德斯（1812~1888）和奥古斯特·斯尼德斯（1825~1904）弟兄写了不少叙述农村和小城市生活的小说和历史故事，宣传宗教思想。天主教神甫奎多·赫泽勒（1830~1899）也从事诗歌创作等文学活动，他为歌颂上帝而描写大自然。他的一些抒情诗带有感伤和神秘色彩。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一批反映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的作家。罗萨莉·洛弗林（1834~1875）和维吉妮·洛弗林（1836~1923）姐妹合作写了3部短篇小说集，描绘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多米尼克·斯莱克斯（1818~1901）曾创办佛兰芒语的报纸和杂志。他是现实主义小说家，代表作为《在港区》（1861）。他还写了20多部剧本。安通·贝尔赫曼（1835~1874）仿照斯莱克斯的幽默笔法，写了一些有关佛兰芒小资产者的短篇小说和故事，心理分析较为细腻。朱利于斯·弗伊尔斯泰克（1836~1903）生于根特，是当地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他是佛兰芒青年学生喜爱的诗人，著有反映社会问题的诗集3卷、散文集4卷。朱利于斯·德·海特（1830~1905）也是具有战斗性的诗人。他的作品有全集7卷，包括著名的史诗《卡雷尔皇帝和尼德兰王国》和战斗歌曲，以及关于佛兰芒运动的论著等。
佛兰芒语杂志《今日与明日》于1893年在布鲁塞尔问世，对推动佛兰芒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创办人之一奥古斯特·弗尔梅伦（1872~1945）写有大量论著，涉及文学、艺术、政治、哲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1906）是佛兰芒文学史中一部重要的象征主义小说。《今日与明日》系统的另一个代表作家西里尔·伯伊斯（1859~1932）在小说《最强者的法律》（1893）、《穷人们》（1902）和剧本《帕梅尔一家》（1903）等作品中，反映佛兰芒农民遭受压迫剥削的悲惨命运。斯泰因·斯特勒弗尔斯（1871~1969）是著名的小说家，代表作《亚麻田》（1907）、《工人》（1913）等描写贫雇农奴隶般的劳动，然而流露出宿命论思想。他写了约50部作品，在散文方面颇有影响。
卡雷尔·范·德·武斯泰纳（1878~1929）是象征派诗人，1897年起为《今日与明日》杂志撰稿。诗集《金币的影子》（1910）、《流浪汉》（1921）等具有悲观的色彩，散文《农民之死》显示了他多方面的才能。赫尔曼·泰尔林克（1879~1967）也在《今日与明日》杂志上发表诗作和散文。他也是象征派作家，著有诗集《太阳》（1906）、小说《坏人的活动》（1904）、《象牙的小猴》等，部分作品有怀疑主义倾向。他的剧本《慢镜头影片》（1922）、《绞架上的喜鹊》（1937）等对表现派戏剧起了推动作用。1956年他获比利时与荷兰首次共同颁发的荷语文学奖。费利克斯·廷默曼斯（1886~1947）的主要小说有《巴利爱特》（1916）、《安娜·玛丽》（1920）、《农民的诗篇》（1935）等，他的一些作品使用独特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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