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遍地爆发了各种形式的人民起义，捻军起义即其中较重要的部分。对捻军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到了重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有《捻军》专辑，一些史学工作者作了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既研究太平天国，又研究同时期的捻军和其他起义，我们才会对19世纪中叶的阶级斗争历史有比较完整的认识。
由于捻军和其他起义都是在太平天国的推动下爆发的，研究太平天国同它们的关系总是人们感兴趣的课题。特别是捻军，它们的活动地区同太平天国相邻，双方还有过密切的、合作的关系。在对捻军的研究和对太平军同捻军关系的研究中，近来有一种重要的意见，认为"捻"不是自称，捻军不应被称为捻军，而应该在它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谓，如称为"大汉起义军"、"太平天国某部"、"太平天国新军"等，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工人阶级的立场；如统称为捻军，则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客观主义立场。这的确是原则性的意见，不仅关乎历史事实，而且关乎理论观点。现在试对这一问题作简略的讨论。
一
在捻军大规模起义前，捻的活动早已充斥于鲁豫苏皖地区："山东之兖、曹，河南之南、汝、光、归，江苏之徐、淮，直隶之大名，安徽之庐、凤、颍、寿，承平时在在有之。"（王定安：《湘军记》卷十六，《平捻篇》。）它的产生，或说始于康熙时，这可能失之太早，但至少在嘉庆时，时人记载中已经提到捻的活动了。
"捻"是什么意思？清人记载中有多种解释。据较早报道捻的活动的陶澍说：
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十四，《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
陶澍说，一股谓之一捻。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捻"就是股的意思：
捻，为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方言，与股、伙、铺同义。皖北涡、蒙、亳一带，对一股子、一伙儿的习惯说法是一捻子或一铺子。（安徽科学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近代史组编著：《关于捻军问题》，44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捻"最初是由结伙贩私盐、劫富户财物这些活动而组织起来的；起初称为捻，可能只是泛称，后来也就成为进行这些活动的人的专称。
那么，捻究竟是他们的自称还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有一些历史记载说他们自称为"捻"：贼多南阳人，自名其党曰捻子。（同治《郏县志》卷十，《记捻匪事》，见《捻军》，第3册，114页，"中国料丛刊"本，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豫省东南接壤江皖蒙、亳、颍、寿，民俗故强悍，往往聚众剽劫，多至千余人，少亦数百人，各推贼中桀黠者为之首，自号为捻，不相统一。（《豫军纪略》卷六，《皖匪》，见《捻军》，笫2册，289页。）
但另有记载说法似有不同：
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山东军兴纪略》卷二，《皖匪一》，见《捻军》，第4册，28页。）
还有一种说法：
十夫有长，百夫为雄……于集市聚赌，排列刀矛枪铳，名为镇棚，众称为桌主，各集市皆然。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捻子之称盖由此起，于是改桌主之称为捻首。（马杏逸：《捻逆述略》，转引自方玉润：《星烈日记》，见《捻军》，第1册，309页。）
这两种记述是否表明"捻"不是自称而是他称呢？其实没有。
所谓"当时号曰捻匪"，"捻匪"一词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方面对这伙"为盗"者的恶称，但这完全不能说明"捻"也是他称。正如清朝统治者称天地会起义者和一度称太平军为"会匪"，并不能证明"会"也是清朝统治者加于他们的称呼。
他们的首领有堂主、桌主之称，这也与他们的组织是否自称为"捻"无关。所谓"堂主"，据研究是"趟主"之讹。（"趟主"意为出外贩私盐或打粮的首领，即出外走一趟之主，参见《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46页。） "堂主"是首领的名号。首领自称堂主，并不说明他们的组织、团体不自称为"捻"；正如会党中有龙头、大爷，不说明他们的团体不自称为"会"一样。至于说"桌主"是自称，"捻首"是他称，这似乎不符合上引这段记载的原意。这里是说有了"捻子"之称后，才改首领"桌主"之称为"捻首"，并不涉及自称他称问题。这份资料接着记述了"捻"的各种活动方式和组织情况，说：
捻之恶者曰二捻头；稍通文义能掌计划者，谓之掌捻；凶悍斗狠者谓之领捻；小捻入大捻谓之帮捻；又有不知名姓之类聚数十人到处游行，遇隙便抢，谓之游捻，又名飞捻；更有新捻、老捻之称。（马杏逸：《捻逆述略》，转引自方玉润：《星烈日记》，见《捻军》，第1册，311页。）
很明显，它丝毫没有把"捻"之一词看做他称的意思。掌捻、领捻等名称只可能出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不自称为"捻"，怎能有掌捻、领捻这些名称？
其实，"捻"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对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来说，只在"捻"是不是一种诬蔑性称谓的范围内有其重要意义。"捻"如果是封建统治者加之于一种群众组织或起义者的诬蔑性称呼，今天的史学工作者仍沿用这个词，那自然是不妥当的。但我们找不到"捻"是诬称的根据。统治者或者咒骂他们为"捻匪"（而不是"捻"），或者斥之为"红胡子"。有一位称"捻"有汉代游侠之风的蒋湘南有诗说"其名曰捻子，红胡乃诅咒"，自注："良民詈之曰红胡子。"（《蒋子潇先生遗集》，见《捻军》，第1册，325页。其实"红胡子"的称呼也并没有攻击诬蔑的意思。陶澍在嘉庆十九年（1814）所上奏折说："查红胡原系漏网之人……人以其凶猛，故取戏剧中的好勇斗狠、面挂红胡者名之。然匪徒闻知怒也，近则居之不疑。"）这说明，"红胡子"才是斥责他们的诬称；"捻子"则是他们的自称，至少不是诬称。
前已述及，"捻"的称谓在语义上就是股、伙的意思，可见这是一个没有褒贬是非意义的中性词。正因为这样，我们很难将自称他称截然分开，很难说"捻"只能是自称而不可能是他称，或者相反。"捻"这样的中性词，是可能别人先使用然后他们也这样自称的，也可能他们自己先这样自称然后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的。既然这样，既然历史上已经相沿成习，今天史学工作者称他们为捻，称他们在起义后为捻军，也就谈不到有什么立场问题。
二
1853年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影响和推动，捻众由零散的活动而纷纷武装起义。至1855年秋，乃有安徽雉河集会议，使各路捻军有了一定程度的联合。
在这次会议上，雉河集捻首张洛行被推为首领，称为"盟主"，并建有"大汉"称号。
张洛行为什么称为"盟主"？因为这是一次"拜盟起义"的会。张洛行说：
照得首自雉河拜盟起义，众兄弟誓同生死，共推我为盟主，协力同心，共诛妖鞑。（《张洛行檄文》，见《近代史资料》，1963（1）。）
捻军由分散活动而进到联合，是一个进步。但这是"拜盟"，是推出"盟主"，而不是建立上下相维实行统一领导的政权。后来，张洛行曾以盟主的身份批评一些拜盟者各图苟安、自行其是的情况，说：
太平军和捻军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乃各思苟安之计，回家固守土圩，徒知抢掳。利己之私，久则足以自毙。前经行文再再，承孙葵心、刘学渊……众兄弟来怀，分兵东下……尔等安坐土圩，扪心自问，于心安乎不安乎？檄文到日，早决定见，有志成大业者，整顿兵马，同心一气，会兵北剿，共建基业；其固守土圩者，亦听其自便。（《张洛行檄文》，见《近代史资料》，1963（1）。）
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雉河集会议后"各旗统将皆归盟主调遣"，其实不是事实。也不是有"归盟主调遣"的制度而部下不服调遣，而是本来就没有达到建立统一领导的程度。张洛行这篇檄文的内容和文字表明了这一点。
雉河集会议上建有"大汉"称号，这是确实的。汪士铎的外甥吴栗生于咸丰六年（1856）正月二十九日从开封写信说："捻匪伪号大汉。"（吴栗生：《乙丙日记》卷三。）张洛行文告中有时自称"盟主"，有时自称"大汉盟主"。但"大汉"称号是否国号？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国家政权？从雉河集之会是"拜盟起义"之会来看，恐怕还不能给予肯定的结论，特别是张洛行不可能已被推为"大汉明命王"。如果他已被推为"大汉明命王"，他在直到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为止的多次文告中是不会一次也不使用这一称号而只自称"盟主"的。
雉河集会议并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制度。"大汉"称号的存在不决定捻军各部的实际联合程度；从张洛行或自称"盟主"或自称"大汉盟主"来看，"大汉"称号即使对他来说也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至于这个称号被各路捻军所重视、接受和遵奉的事实，在有关捻军的各种正反面史料中，似乎都找不到。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大汉军"的称谓来代替"捻军"，包括未参加雉河集拜盟的捻军呢？这个称谓对于当时的捻军战士的生疏程度、不重要程度，我想是不会亚于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
三
1856-1857年，张洛行等捻军与太平天国建立了联系，开始依附太平天国。这是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实现的。太平天国自"杨韦事变"以后，实力大受损伤。湖北和天京外围的战斗趋于紧张，太平军为在皖北进行反击，需要联络活跃在淮河两岸的捻军。张洛行等由于清军的进攻，雉河集失守，也需要依靠太平天国的力量以图再振。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这对双方都有利。
招纳张洛行等，系出于太平天国主动，但张洛行等也表现了热情和积极性。据亲手经理其事的李秀成说：
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德树在三河尖造反，那时李招寿在我营中共事，李招寿与张乐行、龚德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来投。此时张乐行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接着，李秀成、陈玉成在桐城打破清军，北上破舒城，克六安，张洛行等南下相迎，共破霍邱，即将霍邱交予张洛行为根据地。此后，张洛行等捻军首领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即使用太平天国纪元，"遵照太平天国衣冠制度"蓄长发，传说还去过天京向天王朝贺。在淮南、皖中及江北的皖鄂交界一带，张洛行等的部队常与太平军协同作战，捻军大将龚德树还在湖北罗田战场上牺牲。
但这些事实是否表明捻军已不复存在，捻军已成了太平天国军，因而我们必须不再称之为"捻军"而只能称之为"太平军某部"了呢？不然。在研究捻军依附太平天国以后的双方关系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两个问题。
其一，捻军之依附太平天国，接受封号，遵奉"正朔"、"衣冠制度"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听封不听调"，保留了行动的自主性。
地方志书谈捻军同太平军的关系说：
归附发逆，受伪官木质伪印信，赴江宁朝贺，不奉发逆调遣。（《亳州志》卷八，《武备志》，见《捻军》，第2册，111页。）
李秀成在谈到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他无计解救京围的艰难情况时说：
我自回全椒，无兵可用。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在全邑，日夜流凄（涕）。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那时止有部将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谭绍光、陆顺德，各将愿力拼舍死，愿救京都。（《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这时的张洛行受有太平天国"征北主将"的职位。李秀成要解救京围，苦于兵力不足。张洛行等"听封不听调"，李秀成只调集了他自己部将的战士"不足五千"。从这里可以看出受封为太平天国征北主将的张洛行，同太平天国领导的统属关系，是不同于其他太平天国将领的。
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后，主要在淮南进行战斗。1858年他们攻占怀远，接着又攻占临淮、凤阳，与太平军的地区基本上连成一片。他们在江北淮南以至淮北多次与陈玉成、李秀成部联合作战，并且为保卫安庆出过力。这些联合斗争，在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在清方封疆大吏的奏报中有过某些记载。但这些行动并不证明他们是受了陈玉成、李秀成的调遣。胡林翼多次奏报了他们这些联合战斗行动。如果重视这些奏报，认为张洛行等多次同陈玉成等在一起作战就足以否定他们"不听调"之说，那么，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些奏报中的用词：胡林翼总是称陈玉成等"勾结"、"勾串"、"嗾"张洛行等进犯某处某地，总是称张洛行等为"捻首"、"捻逆"，总是将"发、捻"或"粤、捻"并提。（参见《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八，咸丰七年五月三十日奏；卷十九，咸丰八年四月十四日奏；卷三十八，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奏；卷四十二，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奏等。）这些恰恰透露了张洛行等虽然依附了太平天国，在双方毗邻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地区内配合太平军作战，但仍是有一定独立性的部队。在胡林翼看来，他们仍是与"发捻"有别的"捻逆"。
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到，除了张洛行等部捻军在淮南以外，还有众多的捻军首领经常在淮北以至河南、山东活动；他们的斗争客观上当然也与太平军互有配合作用，但主观上并不是根据太平天国的战略而行动，有的甚至并不依附太平天国，并没有接受什么封号。如果说，张洛行接受了封号（甚至还可以退一步说，接受了调遣），就应该取消捻军的称谓，那又置张洛行等以外的捻军于何地呢？
张洛行等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太平天国在文书中用这些封号来称呼他们，这完全不能证明别的什么，只是证明了李秀成所说的"听封"。太平天国庚申十年（1860）四月初三日李秀成给张洛行的一封信，对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是值得重视的，信的有关段落如下：
忠王李书致征北主将张洛行弟青及：缘兄与弟迢迢相隔，未克聚首一堂，共晤兵机，诚令兄有渭北江天之感。但兄客岁奉旨南征，在芜屯扎，其时韩绣峰弟由北抵芜，云称弟困凤阳，请兄分兵往救。兄因京围在急，而力难兼顾，故未统师前来。迨后骇闻江北圣营失利，即于今春兴师进剿……（下叙破江南大营事，从略）第兄与弟天各一方，未稔北路军情近来若何？虽前曾闻贵队收复菁江，军威大振，而究中心摇摇，悬念不置。是以特命平西主将吴定彩、前军主将吴如孝两弟统师前来往援，以修旧好。惟望弟须念该主将北道生疏，祈即时赐南针，俾得有所遵循，庶不致贻阃外之羞耳。谨此布达，余不多叙。并候戎佳不一。（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
同一天，李秀成还写信给一位"定天豫康玉吉"，是用命令的形式。其首末作："九门御林忠义宿卫军忠王李谆谕定天豫康玉吉弟知悉……是以特命平西主将吴定彩、前军主将吴如孝两弟统师前来凤阳往援，以修旧好。惟望弟在北凡事须听该来主将铺排，设有调遣，着即应调可也。切切此谕。"（故宫博物院编：《太平天国文书》。）其余内容与致张洛行信相同。
这个"定天豫康玉吉"看来是太平天国派在皖北活动的，负有同张洛行联络的责任，所以李秀成把派吴定彩等往援张洛行的事也同时通知了他。但这两封信的体制、语气迥异。李秀成在信中用太平天国的官职称张洛行而不称之为"盟主"、"大汉盟主"，这反映了张洛行依附太平天国的事实；但张洛行的职位是"征北主将"，相当于李秀成所派出的平西主将、前军主将，李秀成以统帅地位写信给征北主将，用了"贵队"、"以修旧好"、"谨此布达"等词句，这又反映出这位"征北主将"听封不听调的自主身份。（这不可能这样解释：张洛行不是李秀成的直属部将，所以李秀成对他这样杰天义赖文光是陈玉成而不是李秀成的部将，但李秀成给他的信用"谆谕"形式"禀明"情况。）
其二，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但并未把捻军合并于太平军，捻军雉河集拜盟形成的组织体系依然存在，张洛行对捻军依然自称"盟主"，甚至对民间发布告示命令，也自称"盟主"。
1858年夏，张洛行等部捻军攻占怀远，使之成为捻军的根据地达一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因捻军各部步调不一，为抵抗清军进攻，张洛行发出檄文，要求各部同心一气，会兵进剿。这时他早已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可能就是"征北主将"，但他发出的檄文仍称"大汉盟主张"（ 《张洛行檄文》。）。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正月初四日，张洛行等协同陈玉成部马融和等进攻颍州，他会同一位"彦天安程"联名发出一份命令，要张发科等人立即来营当面谕话，格式是这样的：
盟主张 尹雪成
谕张发科弟等知悉
彦天安程 祁近香
同时，他们又联名刊发一份告示，实贴于河南项城县，格式是这样的：
大汉盟主张天朝九门御林真忠报国开朝勋臣彦天安程为剀切晓谕以便安民事告示中，"彦天安程"自称"本安"，张洛行自称"本主"。
张洛行还单独发出一份命令，称"大汉盟主张谕邢万军及众兄弟知悉"（ 以上均见《近代史资料》，1963（1）。）。
当时张洛行已被太平天国封为沃王，但他在这些命令、告示中仍以"盟主"或"大汉盟主"署衔；他同"彦天安程"的联名文书，尤其显示出"彦天安程"是太平天国的将领而他自己则是捻军首领的身份。
根据以上讨论的两个方面的事实，我们可以确信，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后，仍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捻军仍然有自己的系统。因而，认为此后的捻军应该称为太平天国军，似乎捻军已不复存在，这在历史事实上是没有根据的。
四
既然"捻"之词并无恶意，既然历史资料多有"自号为捻"的记载，为什么"捻"在武装起义后不应称为捻军而应该称为"大汉军"呢？为什么捻军首领在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后就应该称为"太平天国某部"呢？为什么不这样来称呼他们就是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呢？
原来，这是对客观主义的误解所引起的。这种意见认为，起义农民一旦有了自己的称号，就必须用这个称号去称呼它，才符合工人阶级的立场；否则，如不称捻军为"大汉军"或"太平天国某部"，不称上海小刀会起义军为"大明军"，那就是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的错误书法。
这的确涉及研究历史和撰写历史的一个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客观主义，究竟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错误书法"或"正确书法"的问题。
什么是客观主义？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中得到启示。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序言中谈到雨果和蒲鲁东关于同一主题的两本书时说：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0页。）
列宁在批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的观点时写道：
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362～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在这里，马克思和列宁并没有给客观主义下定义，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却很明白地向我们指明了客观主义的特点和内容。客观主义是一种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它通过对社会历史现象的某种论断、估计或说明而反映出来，以表面上冷静、客观的态度，掩盖了实质上为某种事实、某种现象作辩护的真相。蒲鲁东的客观主义是通过他对拿破仑第三政变历史的解释而反映出来的。列宁在上引文章中所批判的司徒卢威虽和民粹派不同，但他只限于指出或承认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而不公开直率地涉及资本主义所包含的阶级对抗问题，他在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作辩护。司徒卢威的客观主义也是通过他对当时俄国的社会现象的估计、说明而反映出来的。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分析的启示，我们还可以试举一例。譬如，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史学工作者力图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它，既看到农民的弱点及其失败的必然性，同时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相反，如果仅限于分析农民弱点的必然性、农民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回避或否认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那就可能被认为是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如果这样的批评能够成立，那么，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这种客观主义，也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解释、说明而反映出来的。
而现在却提出了通过一种称谓来判断是否站在工人阶级立场、是否陷于客观主义错误的问题。称谓的正确与否，是不是就反映了立场、反映了客观主义，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的。我们知道，由于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和世界观的不同，他们对于许多根本的社会历史现象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基于此而有不同的语言。譬如，在革命者认为是举旗起义，在反动派认为是称兵犯上；革命者认为是义军，反动派认为是逆匪；革命者认为是好得很，反动派认为是糟得很，等等。这种不同的语言，实际上是不同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不同估计、不同判断，其中显然鲜明地贯串了不同阶级的立场。然而现在所说的与此类名词称谓并不相同。张洛行等起义之众应称为"捻军"，还是"大汉军"，还是"太平天国某部"，包含着某些历史事实的是非问题，值得我们加以具体研究，但这类称谓的不同，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来说，不成为立场的问题，正如秦始皇是否称为嬴政，汉武帝是否称为刘彻一样。是否客观主义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捻军"、"大汉"之类的称谓，主要的问题是在研究分析历史事件时所反映出来的对当时的阶级矛盾的态度。在我国历史上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而很多次起义的农民都有过自己的称号或国号。陈胜号为"楚王"；张角称"天公将军"；黄巢国号"大齐"，建元 "金统"；李顺国号"大蜀"，年号 "应远"；张士诚国号"大周"，年号 "天祐"；陈友谅国号 "汉"，年号 "大义"；李自成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张献忠称"大西国王"，年号"大顺"，等等。我国史学界有过许多研究这些农民战争的论著，但这些论著（以至经典著作）都不一定用国号、年号来称呼他们，我们难道可以以此就提出客观主义的问题吗？
这类称谓的不同是否构成客观主义，还需要考察"书法"问题。
中国的封建史学，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就非常注意"书法"。史学家总是通过记载史事的"书法"而寓其维护封建伦理、封建正统的立场。他们通过"统系"、"名号"、"纪元"、"称谓"等方面的特定的用词和体例，来表达撰史者本人的立场和维护封建秩序的"微言大义"。晋文公召见周天子，《春秋》书为"天子狩于河阳"。陈寿《三国志》，曹魏立本纪，蜀、吴只立传，蜀吴新君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孙权虽然称帝，《吴志》上面还是直称其名。又如《续资治通鉴纲目》，张良在秦而书为韩人，陶潜在宋而书为晋处士，扬雄在汉而书为莽大夫，武则天明明做了皇帝，改号光宅，仍以中宗嗣圣纪元，以表示唐的正统仍未坠落，所谓"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在封建史学中，"名号"问题、"称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敌国，对于"叛臣"、"叛民"，他们的"国号"、"年号"等是否得到撰史者的承认，是否被载入史册，的确是表现撰史者究竟站在"哪一边"的标志，因为封建史学就是通过这样的"书法"来维护封建秩序的，这是史学为封建主义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家都承认封建史学的体系应该否定，应该批判，问题是究竟怎样来否定和批判它，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方法来否定和批判它。封建史学家在他们所撰写的史书中，不承认"叛臣"、"叛民"的年号、国号，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撰写史书，就必须以它们的年号、国号称呼之而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称谓；或者，封建史学家以封建王朝的"合法"世系为史书的正式统系，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就必须在农民战争中找一个"正统"，从"衣冠制度"、"称号"、"纪元"等方面来确定"正统"的地位。可能有人认为这就是对封建史学及其"错误书法"的否定和批判。但是，据我看来，这样不能被认为是对封建史学的真正的否定和批判；这仍然只是从"统系"、"名号"等方面着眼来判断撰史者的立场，可以说在方法上仍未摆脱旧的窠臼。我们否定封建史学，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必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而不是别的什么立场上。如果在陈胜、黄巢、李自成、张洛行的时代，作为他们的"史官"来写各自的斗争历史，那么，可以设想，他们必然要与封建史学家的不承认起义农民"称号"的"书法"相对立，标出"楚王"、"大齐"、"大顺"、"大汉"这些称号，并且对这些"史官"说来，标出这些称号与否，就是一个原则问题，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可是我们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史学工作者，而不是千百年前起义农民方面的"史官"；所以，对我们来说，著作中是否标明了"楚王"、"大齐"、"大顺"、"大汉"、"大明"等称号，不能与是否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简单地联系起来。李自成、洪秀全是革命的，但我们研究他们的革命，必须比他们当时所站的位置更高一些。我们肯定太平天国的伟大历史地位，但这绝不是意味着我们要为太平天国争取旧意义上的"正统"，也不是要在当时的农民革命运动中间为太平天国争"正统"。太平天国革命和其他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包括"捻"的起源和名称、"大汉"称号的性质和"大汉"称号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统一了各部分捻军、张洛行等依附太平天国后与太平天国建立怎样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都有意义，都值得研究。但研究这些关系，不能只着眼于考察是否建立了名号、是否奉正朔、是否遵照衣冠制度这些比较表面的联系而忽略了其中的实质问题，尤其不能因为重视这些表面联系而影响了对各种实际关系作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会使我们不能真正认识历史。例如张洛行等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后，如果认为从此就不再存在捻军而只存在太平天国军，那就会妨碍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真实关系。
这里还可以附带提到太平天国纪元问题。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联合领导了"蒙亳之众"即捻军继续进行斗争。1868年初赖文光被俘牺牲，在自述中写有"丙寅十六年秋"字样，这显然是使用太平天国纪元，说明太平天国纪元并非在太平天国甲子十四年（1864）天京失陷就随而终止。同赖文光联合并受他领导的梁王张宗禹至同治七年（1868）六月全军覆没。同治七年相当于太平天国戊辰十八年，据此而认为太平天国纪元至戊辰十八年才告结束，这也有可能。虽然我们不知道赖文光死后张宗禹是否也行使太平天国纪元，甚至也不能判明赖文光在自述中使用太平天国纪元是表示他个人对太平天国的忠贞，还是他领带的"蒙亳之众"的制度。总之，揭示在天京失陷后太平天国纪元仍在行使的事实，是有意义的。
但是，太平天国革命究竟存在多少年，同太平天国纪元究竟被使用至哪一年，毕竟不是完全相等的问题。当赖文光大书"丙寅十六年秋"的时候，他也认为"国"已经倾覆了，他的目标是要"复国"："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如果太平天国纪元被使至戊辰十八年，因而认为太平天国也存在十八年；那么，将来要是发现太平天国的某些余众行使太平天国纪元到更为久远的时间，甚或发现太平天国的某些隐居逃亡者更为久远地遵奉太平天国正朔，是否可以说太平天国存在了十九年、二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呢？
这里，我不禁想起洪仁玕的一段话。
洪仁玕在一篇虚构的同一个清朝投诚官员谈话中，发挥了《续资治通鉴纲目》的"书法"。他说：
问弟以为作鞑子官者有罪乎？无罪乎？即能免今人之议罪，断难免子孙后人之议罪也。此即古之证见，又是人人良心证见。弟试思之，是乎？否乎？况元妖入寇中花（华），至明实有一百六十一年之久，《纲鉴》则削其前，至崖门失印，方准入元史，又削其后，至明初起义即入明代，实载八十九年之久。由此推之，御史重华之义严矣，而为鞑官之罪当何如乎？（洪仁玕：《钦定英杰归真》，见《太平天国》，第2册，581～582页）。
这就是中国旧史家基于严华夷之别的社会政治观点而修史的"书法"。根据这种方法，南宋的国祚可以延长，元朝的历史可以缩短。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建立的政权，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修太平天国史，我想并不是要我们在"严农民地主之别"的基础上沿用这种"书法"。我们今天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是要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一种研究的对象，认识它的发生发展起伏变化成败的过程。天京失陷后，李世贤、赖文光等都继续进行了斗争，即使他们没有继续使用太平天国纪元，我们也要把他们看做太平天国革命的继续--当然要研究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宗教上和军事战略上同天京失陷以前的斗争究竟是否有所异同。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是依据于具有自身特点的斗争实际的存在，而不是离开这种实际只看太平天国纪元是否继续行使。如果说工人阶级的史学也有"书法"，我想实事求是应该就是这样的"书法"。
198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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