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三本书的编选方法和内容都有自己的特色。《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所包括的歌谣四十三首、故事四十八篇，都流传于江苏地区，所反映的绝大部分也是太平军在江苏的事迹。《太平天国故事歌谣选》所搜集的歌谣五十二首、故事二十八篇，内容都与太平天国在广西的活动有关，主要是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后、1859年石达开回师广西和在贵县地区坚持斗争直到1864年的黄鼎凤的故事。《太平天国歌谣》则带有综合的性质，全书一共搜集了流传在广西、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地的歌谣一百二十六首。把这三本书合起来看，内容虽然小有重复，但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相得益彰的作用。读了这三本书，目前已经搜集整理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歌谣传说，就可以大体都浏览到了。当然，太平天国在江西、湖北等地都有过长时期的活动，在当地人民中间也一定有不少歌谣传说，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见到，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缺陷能由当地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努力而得到补足。周扬同志在谈到民间歌谣传说的搜集整理问题时曾经指出，"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经过了长期的流血的斗争得来的。各个革命历史时期，不论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不论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时代，都有无数英雄故事传说和民歌在人民口头流传，我们应当全部加以搜集和整理。"（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见《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1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根据这样的意见，我相信，关于太平天国的歌谣传说一定还会进一步丰富充实起来。
这三本书所搜集的歌谣传说，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太平天国历史人物和传说人物的英雄故事，太平天国某些战役经过的片断传说，太平天国的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至社会经济方面的政策措施。此外还有不少表达人民对太平天国的期望、拥护和怀念的感情以及人民揭露地主反动派的罪行和嘲笑他们无能的篇章。这些歌谣传说，就其内容来说，都是爱憎分明，气象蓬勃，充满着人民的自豪感和对敌人的蔑视和仇恨。高尔基曾经指出，民谣和悲观主义是完全绝缘的。（参见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转引自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这三本书的歌谣传说，就其内容的倾向来说，正是这样。同时，由于人民有丰富的口头文学才能，又由于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整理加工，书中的多数歌谣和故事，形象都很生动鲜明，语言都很清新朴素，读后大都可以有较深的印象。
有关中国近代史上某些专题的歌谣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迄今为止绝大多数都是由民间文学工作者进行的，且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已经引起了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吕振羽同志、吴晗同志都曾就义和团传说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等问题先后写过专文。罗尔纲同志在他所选注的《太平天国文选》中编入了十七首有关民间歌谣，直接把它们作为太平天国文学的一部分；他最近编撰的《太平天国志》，有关的列传据说也将参考利用民间的歌谣传说资料。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如此注意科学地利用歌谣传说问题，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史记》，取材是极为丰富的。他参考了大量的异书秘籍，这些文字记载是他撰写《史记》的主要资料来源。但他同时遍游名山大川，搜求遗闻轶事和民谣传说，在写作中又很注意这方面的取材，常常利用他所搜集到的民间歌谣传说和亲身见闻，穿插在叙述或论赞中。如他在《赵世家》赞中，引用闻自冯王孙的话，揭露和谴责赵王诛杀良将李牧；在《魏世家》赞中评述魏之灭、秦之兴时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在《孟尝君列传》赞中，以他亲自访问薛县的见闻，来证实世传孟尝君好客自喜的事实。在《刺客列传》赞中说，世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以得之于当事人（夏无且）的口头资料作为叙事的根据。《樊郦滕灌列传》中叙述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的战绩极为细致，这是由于他从樊哙的孙子樊他广处访问搜集了详尽的口碑资料。其他各篇引用传说和他亲身的见闻，据统计，不下一二十处。此外还有在行文中不曾注明而实际上利用了传说资料的地方。（如《赵世家》中关于赵朔、赵武的故事（即"赵氏孤儿"的故事）与《春《左传》大不相同。据《左传》，赵家被罪的祸因系由于庄姬和赵婴齐通奸，而《史世家》却说是由于屠岸贾之谗，而且出现了程婴公孙杵臼这样的人物。郭嵩焘《记》认为这是司马迁"杂采当时轶闻"而写成的。）由于司马迁对这些遗闻轶事和亲身见闻的利用，很大地丰富了《史记》的内容和文学价值。他的做法遂为以后不少史学家所继承。
民间传说故事作为历史研究参考资料的价值，有的同志是有怀疑的。他们认为，只有文字记载才能算历史资料，民间的歌谣传说绝不可以登历史研究的大雅之堂。这种片面的看法，不仅昧于我国史学的传统，而且还不理解在"史原"上，民间传说和文字记载同是保存历史事实的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固然必须肯定文字记载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民间歌谣传说的一定地位。同时，由于歌谣传说是在民间流传的，不受反动统治阶级文网的限制，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人民对于历史事件的态度，也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的方面更准确地反映历史的真相，所以，它们值得史学工作者加以参考利用，应该是可以肯定的。高尔基曾经指出，不研究歌谣传说，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实的历史。他还指出，"从远古时代起，民谣就是不断地和奇特地伴随着历史的。歌谣对于路易十一与可怕的伊凡底行动，有它自己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是与专家们所写的历史底评价断然不同的。"（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转引自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高尔基的这些精辟意见，证之以中国历史的情况，是完全正确的。在历史上，中国人民长于用歌谣来表达他们的憎和爱，表达他们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评价。譬如汉末统治者腐败虚伪，乃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民谣。又如元末遣官奉使，搜括钱财，无恶不作，民间的怨谣说："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如明末李自成起义革命，人民对他热烈欢迎和殷切期望，有民谣说："穿他娘，吃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家都欢悦。"这些歌谣都是"伴随着历史"而产生的，并且成了许多官私史籍中的有用材料。如果不利用这些材料，我们对某些历史事实的了解，是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刻的。
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情况更是这样。由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破坏，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流传下来的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清朝的官书和地主文人的记载，尽管数量很大，但是记载太平天国情况并不多，而且充满着阶级的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研究工作中参考利用民间流传的歌谣传说，就更有必要了。前述三本专书中的某些内容（有神话色彩的歌谣传说当然除外），只要我们科学地加以利用，我以为对研究工作是有益处的。譬如，关于太平天国起义以前洪秀全等在广西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这几年来历史工作者有了比以前多的了解，这就是参考利用了史迹调查报告和歌谣传说的结果。《太平天国故事歌谣选》中载有《冯云山写春联》、《造兵器》等故事，有《号召歌》、《团结歌》等歌谣，它们表现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对革命的抱负和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种种斗争活动，其具体内容有的可以和现有的文字记载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料的价值。又如，太平天国后期的军民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是太平天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我们从大量的文字资料中可以了解它的梗概，而歌谣传说中某些内容却可以帮助我们得到形象化的理解和进一步的启发。《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中有一篇《祭供恩人》的故事，是讲镇江的一个妇女因受地主阶级反动宣传的欺骗，逃难投河而死，其七岁幼儿被太平军从河中救活并交人抚养。这个七岁幼儿就是故事口述者的父亲。类此的故事还有六七篇。书中还有多篇关于地主团练和太平军激烈对抗的传说。这类故事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阶级斗争的曲折和尖锐情况，是可以和文字记载互相印证的。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有一篇《假长毛》的故事，是说宜兴地主三猢狲假冒"长毛"名号，在当地无恶不作，结果被人民杀死。《太平天国歌谣》中一首《这话说来很可疑》的歌谣说："传言长毛把穷人欺，这话说来很可疑，长毛兵将皆穷汉，他怎会把穷人欺？"太平天国后期队伍中分子复杂，这种地主分子或坏分子摇身一变假冒或加入太平军队伍的情事，并非绝无仅有。上述歌谣传说中所反映的情况和人民的情绪，是值得我们以之与文字资料相参证，加以探索研究的。
这三本书中有不少关于太平天国人物的歌谣故事，其中包括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石达开、胡以晃、陈玉成，李秀成、赖文光以及黄鼎凤等（唯独没有见到关于韦昌辉、秦日纲的故事（除批判韦昌辉的一首歌谣《北王北王心不正》以外），他们在首义阶段的活动很多，至少在广西桂平、贵县是应该有不少传说的。不知是否由于他们被不少人认为是"内讧"的祸首，因而有些材料未予整理发表？如果是这样，我看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不论"内讧"的原因和性质尚可进一步探讨，即使认为韦、秦是事件之祸首，但他们在前期有大功于太平天国，是不应否认的。），其中有一些很值得历史工作者利用参考。譬如《太平天国歌谣》载有一首流传于安徽的歌谣说：
一炮落下水，炸开丹阳湖。一将登采石，攻破城当涂。不是城豆腐，人是铁丈夫！
在太平军向南京水陆进军的过程中，传说石达开曾经单骑独登采石，攻下安徽当涂县，以上歌谣就是当时当地人民对他的英勇行为的赞扬。《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中也载有一首流传于江苏的民谣说：
石达开，真好样，夺采石，勇无当。一马冲入南京城，太平天国第一王。
可以互相参证。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后不久到攻克南京的两年战斗中，文字记载上都说石达开负责前敌军事，一路身先士卒，打仗十分勇敢，有"石敢当"之称。我们从地主阶级的记载中，虽然能够弄清楚这个基本事实，但难以从诬蔑性的言辞里认识石达开的英雄形象。而在人民中间长期流传的歌谣，特别是《一将登采石》一首，以非常简明朴素的词句，生动地刻画了一位英勇威武的农民革命英雄的形象，历史工作者在撰写自己的科学著作时，是完全值得加以利用的。又如，胡以晃原是太平天国的主要干部之一，由于他牺牲的时间较早，事迹又不如其他重要干部那样显赫，所以并不十分被人们重视。其实，胡以晃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坚定和忠贞，是应该受到称道的。《太平天国故事歌谣选》载有一篇《起义前夕》的故事，是说洪秀全、冯云山等在起义以前到胡以晃家里密谋大事，当时胡以晃拔剑而起，砍掉石桌一角，激昂慷慨地表示愿与诸兄弟生死同心，与清廷不共戴天。这篇故事的内容生动地表现了胡以晃的豪放、坚定的性格。而我们从有关的文字资料中，可以知道他的确是对革命忠贞不贰的人物。在太平军永安被围的困难日子里，他坚决拒绝了敌人通过他的弟弟三番五次的诱降阴谋。"胡以晃执迷不肯，而以其家书献之贼首，函复极为狂悖。"（《从军日记》，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00页。）我们参照这些事实，可以认为，《起义前夕》这篇传说故事，是值得史学工作者在研究胡以晃的活动时作为参考的。再如，《太平天国歌谣》中载有《好日子未过十二春》一首，是革命失败后人民因思念太平天国而作，其中有一段评论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事件：
敲过四更鼓，月亮偏了西。东王杨秀清，不该生异心。
北王韦昌辉，不该公将私仇报，闹得天朝江山不太平。
关于太平天国"内讧"事件的性质，史学工作者之间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人民在这首歌谣中所朴素地表现出来的批判态度，也可供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分析其他文献资料时加以参考。类此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能列举。总之，史学工作者如能科学地加以利用，将会发现歌谣传说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有用的材料。
二
当然，历史研究是科学工作，民间歌谣传说对历史研究的参考利用价值，绝不能一概而论。这首先是因为歌谣传说作为保存历史事实的形式，有它一定的弱点。歌谣传说在被记录以前，世代保存在人民的口头中，因而流传性和变异性就是它的特征之一。"由于它广泛的长期的流传在劳动人民的口头，因此它和写定的文学不同，它常常在流传中被修改，处在一种变动不定的状态中。"（天鹰：《1958年中国民歌运动》，14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从历史工作者的角度来看，根据民间文学的这个特点，就必须考虑到，由于它是口头的辗转流传，如果年代久远，歌谣传说所反映的事实，部分失真是很有可能的，因而在参考利用以前，必须慎加研究。其次，由于民间的歌谣传说是人民表达自己的爱憎和意愿的手段，所以其内容既有人民对某一既成事实的口头记录和褒贬，又有人民对某一未成事实的寄望和期待。列宁就曾经指出过民间文学作品反映人民思潮和愿望的性质。这两种不同的内容，对历史研究工作说来尤其必须慎加区别。再次，民间歌谣传说所涉及的，大抵是一人一事或历史上某一事实的一个侧面，不可能就历史事实的古今上下前后左右有概括无遗的描述。明朝的民谣"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反映了明代某些时期阁臣的形象，但我们绝不能以此来概括明代中央政治的全部状况。歌谣传说本身的这个特点，也必须加以注意。除了以上几方面民间歌谣传说本身的情况以外，历史研究工作利用歌谣传说更必须注意它们在表达、搜集、整理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问题。歌谣传说的口述者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知识，有不同的记忆力，特别是他们作为被调查访问的对象时，调查访问者如果提出有暗示性的问题，他们的反映和回答的真实性必然会受到影响。至于就搜集、整理方面来说，应该怎样进行民间歌谣传说的搜集整理？应该在什么限度内对素材进行加工？这些问题，曾由《民间文学》杂志进行了长时期的讨论，有过各种不同的具体经验和意见，我们这里可以不论。但从这个讨论中，有一点值得历史工作者注意的是，目前发表的歌谣传说，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搜集者的整理加工。这种整理加工，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看，有不少可能是必要的，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许多清新优美的歌谣传说，必须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然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尽管"忠实记录，适当加工"是民间文学工作的普遍原则，然而，每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具体做法必有若干差异；他们整理这些歌谣传说的工作，本来就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而和历史工作不同；同时又由于搜集整理者的角度不同，对有关历史事件的知识修养不同，所持的客观程度不同，经过整理发表的歌谣传说，又可能和原来的素材有了若干的差异，而不仅是文字上的修饰加工。所以，历史工作者利用他们的工作成果，必须持科学分析的态度，不能不加鉴别研究，就一概作为可以原封不动地加以利用的材料。譬如《太平天国歌谣》载有歌颂李秀成的民歌，其中有"农民领袖李忠王"、"忠王是个好领袖"、"农民领袖李秀成"、"领导我伲把田分"等词句，这里先不讨论这些民歌内容的历史真实性，只就词汇来说，"领导"、"好领袖"等名词绝不是太平天国时代所能有的，无疑已经掺入了搜集整理者（或口述者）的现代语言。其他在称谓上、语汇上以至内容上与太平天国本身的基本文献和基本制度有矛盾者尚多，这里不能列举。对于这种情况，民间文学工作者是否应该加以注意和改进，这里也可不论。但史学工作者却应该有鉴于此，在参考利用歌谣传说资料时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本来，历史研究工作对于任何资料的真实性都应详加考证分析，花上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而歌谣传说资料由于在保存史实方面有一些特殊情况和在搜集整理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在利用时尤其必须以之与有关的文献资料互相参证，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既不应随便引用，尤不应随便据以作出科学上的重大结论。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从上述三本专书的某些篇章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三本书中一共收有三十几篇内容涉及太平天国的阶级政策和社会经济措施的歌谣和传说故事。其中一部分所反映的是在太平军对清政权的打击下地主威风大杀、农民兴高采烈的情况；一部分所谈的是太平军杀富济贫、开仓济民的情况，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是讲太平军如何讲求"平等"、执行"分田"、"分粮"以至"分房子"的政策。太平天国采取过一些怎样的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它的统治区内的土地关系怎样？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所以就上述歌谣传说所涉及问题的性质来说，无疑是值得注意的重要材料。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它们的内容本身，特别是上述关于所谓"分田"、"分粮"问题的歌谣传说，那么，可以看到，参考利用这些材料却大有慎重的必要。
何以见得？下面试以《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中的材料为例作一简略的分析。
《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共收有反映太平天国地区土地关系的歌谣三首，故事四篇。这些歌谣故事流传和涉及的地区，除一首系南京郊区以外，其余为吴江、苏州、太仓、常熟等地，也就是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新开拓的疆土。这些歌谣传说的大致内容是：
《生活好过》一首说：
长毛一来，生活好过，撑口（原注：指土地）要分，单纸（原注：指田契）丢路。
《忠王是个好贤王》一首说：
（忠王）一到就开仓，穷人饱肚肠；又分地，去种粮，人人过得好时光。
《好日子未过十二春》一首说：
家家户户分粮又分地，好日子只过十一春。
《地主告状》一篇说：
太平军来到苏州不久，就将地主的田分给农民种了。有一天，三个地主想了一个鬼计，到忠王府去告农民，说农民把他们的田抢去了。
《忠王名字永不忘》一篇说，常熟贫农杨阿虎在太平军来到后：
分到了几亩田，又分到了一间瓦房。
《太平军没有走》一篇说，太平军离开太仓岳王镇后，二地主又下乡收租，农民装扮成太平军审问二地主说：
我伲太平军早有规定，勿准倷地主再收租米。
《三年好日脚》一篇说，常熟的王仁根述其父亲的话说，太平军在时：
租末勿要完，收也收得好。
这七篇歌谣传说中的最后两篇，是说太平军实行了不收地租或不准地主收租的政策，而其余五篇则说太平军实行了"分地"、"分粮"以至"分房子"的政策。这种说法，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字记载是大有出入的。反映太平天国所统治的苏南和浙江地区情况的文字资料很多，这里不能详论。从地主文人的记载来看，苏南和浙江一带土地关系的实际情况是复杂的。由于太平军的声威和战争情况，有的地主逃亡了，有的佃农自发抗租，未逃亡的地主收租，在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困难。但也有很多资料说明地主阶级仍然收取地租和太平天国当局维持收租办赋的情况。这类资料极多，研究者都可知道，这里无需列举。《庚癸纪略》记载了1860年长洲、元和、吴县及吴江的一些地区"业田者俱设局收租息米，每亩四五斗不等"；1861年"周庄伪乡官费玉存设租息局于北观……各乡佃户颇有还者"；1862年虽然记有吴江太平天国地方官颁发田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之事，但这并不能说明太平天国实行了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我们根据1863年太平天国水师天军主将冀天义程某发给吴江地主分子潘叙奎的"荡凭"及上面写明"仰该业户永远收执，取租办赋"的事实来看，发给田凭之事，即使在吴江，也是包括地主的土地在内的。"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实际上是由于某些地主逃亡外地，佃农已无须向地主交租，太平天国为了征取田赋的方便而把田凭直接发给佃农的措施。潘叙奎的"荡凭"上写明，"所有各邑田亩，业经我忠王操劳瑞心，颁发田凭"，现存苏浙两省的田凭格式和内容也都一致，可见颁发田凭是一项统一的措施，并非是吴江一县颁发田凭乃有"租田概作自产"的特殊意义。除了田凭以外，太平天国也有"业户收租票"、"济天义委办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布告"、"忠天豫马丙兴布告"等许多文献保存下来。太平天国允许业户领凭收租、命令佃户照额完租，是很多太平天国本身的公据文献所证实了的事情。我们再看太平天国的其他文献。身任苏浙地区最高统帅的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讲到了他本人的政治主张是"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政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等，也讲到了他克复苏杭以后的不少设施，如对于苏州的难民，"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亦计给其资，发去钱十万余串，难民每日施粥饭，苏州百姓应纳粮税并未收足，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在杭州亦是"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万石，载钱二十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资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还"（ 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笺证》（增订本），174、243、270页。），丝毫没有曾经实行过"分地"、"分粮"政策的痕迹。洪秀全在苏南克复以后曾降旨通告"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其中说到太平天国的政策是"照见民困发政仁，酌减征收舒民力，期无失所安众心"，说到他根据李秀成的报告，知道清政府在苏南各县"厚敛重征"，四民负担沉重。"从前天兵征剿之时，尔等四民畏惧天威，抛弃家产"，现在"四民既列版图"，"欣然就抚，各安农业"，所以太平天国"格外体恤民艰，于尔民应征钱漕正款，今（令）该地佐将酌减若干。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 《天王诏旨》，见《太平天国资料》，3页。）。这里说的是"四民"，说的是酌减钱漕正款，也丝毫未提到"分地""分粮"的事情，宣示了太平天国中央所实行的是传统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反对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伟大的农民革命，它在何种程度上、何种形式下打击了地主阶级，其中又有何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前面简略谈到太平天国地区土地关系的情况，在本文的目的也并不是要表明，作者认为太平天国究竟实行了何种土地政策，而是要说明，就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土地关系的事实来说，文献资料所说的情况如此，而上述《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中的歌谣传说所反映的情况又如彼，矛盾是十分显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以为，我们必须对这些歌谣传说采取分析的态度。如前所述，在上引七篇歌谣传说中的最后两篇，说的是太平军在太仓、常熟实行了不收租或不准地主收租的政策。我们从文献资料中尽管不能证明太平天国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但可以看到在一些地区曾经有过农民自动不向地主交租和地主无租可收的情形。这两篇传说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可以和文字资料互相印证之处的。但是其他五篇所谈的却是"分地"、"分粮"以至"分瓦房"，这不但是"文献无征"，而且是与许多记载的情况相反的。我们就不能不采取存疑的态度。历史工作者利用一种口碑传说资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利用它丰富了历史情节的叙述，并不从中作出某种结论。有的是以某种口碑资料作为一个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辅助例证。有的则是以之作为一个尚未解决的，尚无公认结论或准备推翻旧说另立新说的问题的论据。这几种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历史工作者无论在何种方式下利用传说资料，如同他们利用文字资料一样，都必须对资料本身的可靠性进行审慎的研究；如果他要利用传说资料为依据而作出某种科学的论断，就尤其需要对资料进行一番鉴别分析。我并不认为，只要传说资料与文字资料矛盾 就应该否定传说资料 肯定文字资料 或者反之 在这里，重要的是对互相矛盾的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择其可靠者而从之而不应该不经过研究，只根据其可靠性还很可怀疑的资料，就轻易地做出某种结论。举例来说，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是后期的一位重要领袖，根据各种文献资料，他的行军路线没有到过瓜洲。而《太平天国歌谣》和《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中都载有一篇《烧杯清茶敬遵王》的歌谣，其中有"天兵路过瓜洲塘"之句，这句话显然包含着一个错误事实。（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诗文选·烧杯清茶敬遵王》解题，北京，中华书局，960。）民间流传的歌谣在一个地名上发生了错误，这也是不奇怪的事；但如果有人要以这一句话来订正赖文光不曾到过瓜洲的旧说，认为凭着这句民谣就可以修正赖文光的行军路线，这种做法，岂不是过于轻易随便了吗？在以上所讲的太平天国地区的土地关系问题上，我认为应该对有关的几篇歌谣传说采取存疑的态度，不应该轻易据以作出某种结论，其情况也正与此相似。
然而，我们看到，《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的《代序》似乎采取了不够科学的态度。《代序》赞扬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认为它"是一个革命的，有进步意义的好主张、好办法。农民群众是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来歌颂它的"。接着，《代序》列举了前引七篇歌谣传说中的四篇：《日子好过》、《忠王是个好贤王》、《好日子未过十二春》和《地主告状》，就得出结论说："这是说，太平天国曾在天京附近以及一些比较巩固的地区，实行过分地分粮。"并认为这些歌谣传说，"对《天朝田亩制度》影响作用的充分估价和它实施的程度如何"，是"有用的史料补充和有益的说明"。这番议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方法上也是大可商榷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文献，但是关于它的传播情况和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文献阙如，应该说，我们还不很清楚。至于说到《天朝田亩制度》的实施问题，那么，如前文所述，如果我们从各种文字记载来看，并不能看到它有曾经付诸实施的痕迹，相反，倒是可以认为它在实际上并不曾实施过。退一步说，我们也应该认为这是一个尚未解决、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对于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要否定一种论断，肯定另一种论断，就必须通盘研究各种资料，找出否定别种论断所依据的资料的可靠性，肯定自己的论断所赖以树立的资料的权威性。而《代序》只根据《太平天国歌谣传说集》有关的七篇歌谣传说中的四篇，既不审查这些传说资料的历史价值，也不考察批驳与这些传说资料有矛盾的文字记载，就据以作出了"这是说"的结论，无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这种不审慎分析资料就作出结论的方法，总不能认为符合了科学研究的要求。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即使不谈作者所依据的传说资料的真实性问题，为什么不考虑到歌谣传说可能反映人民的意愿这一个特性呢？作者所引据的歌谣传说，在行文上，有的虽然是既成事实的口吻，有的却不能排斥把它们解释为所反映的是人民的希望。这种情况，也正是历史工作者利用传说资料时应该加以分析的地方。《太平天国歌谣》一书选载的《太平军好章程》一首民歌，其中也有"田地平分"的词句，而该书编者在附注中说明，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反映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在一个复杂的问题面前，这种不轻易根据少数传说资料就作结论的态度，当然是慎重可取多了。至于太平天国"比较巩固的地区"应在安徽，而不是《代序》所指的常熟、太仓等地，这里更不用多说。
其实，如果我们对历史资料包括口碑传说资料的真实性抱着分析而不轻信的科学态度，本来还可以发现某些传说资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譬如，上述《地主告状》这一篇故事，尽管有着太平军分田给农民耕种的字句，但就故事的基本梗概和内在逻辑来分析，就可以看出，它并不能说明太平天国曾经实行过"分地"的政策，而至多只能说明，如果存在过农民把租田当做自产而不向地主交租的情况，那也只是在太平天国的革命声势影响下所引起的农民的自发行动。因为，如果太平天国当局实行了"分地"的政策，则地主怎敢到李秀成那里去"告状"，并且以"说农民把他们的田抢去了"这样一条"鬼计"为口实？只要稍加思索，这是很容易发现的问题。另外还有一首《忠王府》的歌谣说"地主跑进忠王府，口口声声叫冤苦"，也可以作为旁证。再如，上述《忠王名字永不忘》一篇故事说，常熟贫农杨阿虎在太平军来到后"分到了一间瓦房"。我们姑且不谈太平军克复常熟后政权曾为地主分子和叛徒把持、在这种条件下是否有可能认真实行《天朝田亩制度》的问题，也不谈太平天国本身的"常熟报恩牌坊碑"上所列举的李秀成的政策是"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与其自述的政见相符）而没有实行《天朝田亩制度》的痕迹，更不谈佚名《庚申避难记》（早在1956年就经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一书著录引用）详细地记载了常熟地区太平天国政权三令五申允许地主领凭收租的事实，我们就以"分瓦房"这个办法的本身来说，也根本不见于《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我们固然不凭着这一点来肯定这篇传说故事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着何种问题，但我们却不无理由因此而追问这篇故事是否错乱了历史时代。我想，历史工作者如果对历史资料抱着鉴别分析的态度，恐怕是不能仅仅根据这样的传说资料，就作出科学结论的。
传说资料本身存在着的上述问题，是由于口述者方面的原因，还是由于整理者方面的原因，或者从民间文学工作的角度看来这不算什么问题，这需要民间文学工作者来考虑。民间文学工作者对歌谣传说的整理出版，主张有两种版本：作为科学研究资料出版的，必须"如实记录，不动内容，语言忠实"；作为文学读物出版的，在整理加工时也必须注意历史观点，避免违反历史的行为。（参见贾芝：《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的工作报告》，载《民间文学》，19587-8月号合刊。）这种要求是正确的。但无论怎样，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历史研究工作。史学工作者不能够以现成地利用他们的资料来代替自己的研究。对于史学工作者，我们只能说，历史传说故事是否对他的研究起了有益的作用，主要还是取决于他自己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一概鄙夷传说故事价值的偏见是不对的；根本不顾大量的文字资料，对口碑材料又不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鉴别而盲目利用，那也可能造成一些混乱，这是我读了三本太平天国的歌谣传说集以后的感想。
196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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