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谈越高兴的周恩来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对邓颖超的第一印象：“有次在天津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

    大姐就开玩笑地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呀？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记者：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是夫妻关系的楷模。赵炜同志，您长期在他们身边工作，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生活，好吗？

    赵炜：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周总理和邓大姐，既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为群众所瞩目。怎样当好领导人，怎样当好领导人的夫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如果处理不好，有损本人声誉，也影响党的形象。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记者：他们最初是怎样相识相爱的？

    赵炜：据大姐跟我们讲，他们中学时代都在天津度过，但互不相识，因为不在一个学校，大姐在直隶女子师范，周恩来在南开学校。那时是男女分校，封建得很，没有机会接触。况且周恩来长她六岁，她上中学时，周恩来到日本留学去了。但周恩来在学生界较有名气，她已听人说过这个名字。是“五四”爱国运动使他们走到一起并相知相识的。周恩来1919年4月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大姐记得是在6月间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青年穿着蓝色长衫、白色胶鞋，头戴一顶鸭舌帽，英俊潇洒地站在主席台旁。台下有人指点着说“那人叫周恩来”，立时引起女同学们的一阵悄声议论。大姐说：“我这才知道周恩来是谁。”

    后来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两人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彼此都有好感。但是这种好感，在两人心中都是很朦胧的，谁也没有表露过。直到新中国成立十几年后，有一次说起往事，越谈越高兴的周恩来才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他对邓颖超的第一印象：“有次在天津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可见，这双眼睛在他年轻的心底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记    者：邓颖超同志“五四”运动时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所以最先站出来讲话。没想到这一讲，竟在周恩来心中系上了一根红线。

    赵    炜：不过，事情也不那么简单。据大姐回忆说：“我们都是觉悟社的成员，开始接触多了，他在学生联合会编联合会报，我做学生工作。当时，我看到他跟别人讲话很多，话很长，而我那时还是少女，他对我讲话就比较少，而且话很短。那时人们还有不少封建观念，男女授受不亲嘛！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爱，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邓颖超对婚姻的看法还不太固定。她厌恶封建婚姻，看到街上吹吹打打地抬过一顶花轿，心里就为轿中新娘悲哀，觉得这个人从此要受各种封建束缚，一辈子都完啦。可另一方面，她又觉得，一个人生活，实在很孤独。虽然她有两个很要好的女友，但毕竟不等于男女相爱，结为终身伴侣呀。到了1921年，大姐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已经比较明确了，认为男女都应该结婚，但应冲破封建桎梏，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应找一个志同道合、条件相适的人。在她心目中，周恩来在有些方面就符合她选择的条件，但他们那时还没有相爱。“五四”运动那年，周恩来21岁，邓颖超才15岁——是觉悟社年纪最小的成员，大家都把她视为小妹妹，有时称她为“小超”，但叫得不多。很多人都曾问过我，叫邓大姐为“小超”是在什么时间？我曾经问过邓大姐。她说还是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同志们都称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大家才逐渐称她为“大姐”，后来一直叫下来了。周总理有时“小超”、“大姐”两种称呼都用。

    记    者：噢，难怪总理逝世时，邓颖超同志献的花圈上署名是“小超”。他们把初次相识时的美好情感一直珍藏到了最后。

    赵    炜：周恩来同志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留学期间有时和邓颖超通信。大姐记得，是在1923年的一次来信中，周恩来首次向她表露了爱慕之情。大概因为表露得比较含蓄吧，大姐并未领会这是在表示爱情。另外，大姐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有一个女朋友，很不错的，所以接到这封信后也没往这方面多想。后来周恩来接二连三地来信，明确提出了问题要她回答。邓颖超是独生女，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妈妈说：“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于是就拖了两个月。这期间，周恩来频频来信，恳切催问，大姐终于报以肯定的答复。就这样，通过鸿雁传书，双方的爱情关系在1923年就确定下来了。大姐还记得李维汉同志也曾给她捎来过周恩来的情书。那时，他们通信中还常常谈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大众的疾苦，等等，探讨“中华雄飞”之路。

    记者：邓颖超同志对这段恋爱过程的回忆，也可以从周恩来的角度得到印证。1956年，周总理对侄女周秉德说，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他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注：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78页。）

    赵炜：1924年，周恩来回国到广州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他同邓大姐已经有五年没见面了。邓大姐在天津，因形势关系也不能再工作。党组织就把她也调到广州。他们结婚时，非常简单，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婚后约定：两人不在同一单位工作。这个原则，他们一直坚持了下来，事实证明是很明智的。夫妻在一起工作，事情反而难办，一些关系很难处理好。

    从那以后，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战友情谊和夫妻恩爱。战争年代和白色恐怖中的那些动人故事无须我来转述，我就讲几件建国后亲身见闻的小事吧。

    总理和大姐在政治上互相爱护、互相严格要求。中共“九大”后，江青、叶群都进了政治局。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邓大姐哪一点在她们之下？有人就提出，对邓大姐也应有适当安排。到了1974年，要开四届人大了，毛主席批准邓大姐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但这个批示被周总理压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大姐的爱护，也是对党风的维护。大姐从来不追求权势，不打着总理的名义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这也是从政治上对总理的关心和爱护。直到周总理去世以后，在1976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邓大姐出任副委员长时，邓大姐才知道毛主席早就有过批示。她对周总理的这种做法，十分理解和支持。

    他们之间在政治上互相爱护和严格要求，还表现为遵守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总理平时办理各种公事，并不跟大姐讲。大姐也自觉地不过问。她一般不进秘书办公室的门，连总理办公室的门也轻易不进，往往就扒着门往里看看，催一声：恩来，该休息或活动一下了。夫妻俩平时也聊一聊国家大事、周围情况，或是谈书评戏的，但从不涉及党和国家机密。总理逝世后，有些人来找大姐问这问那，大姐说不知道。人家还挺奇怪：你是夫人，怎么不知道？其实大姐真是不知道啊。很多事，总理可以同有关的秘书说，但是不对大姐说。总理对我们秘书要求也很严。各人管各人的事，文件不得相互翻阅。交你办的事，如需保密，总理就嘱咐：这件事，只有你知道，不用对别人讲，有人问也不讲。我们去总理办公室报告工作后，从不让我们在门外卫士值班的地方打电话，要打就回自己办公室去打，以免泄露情况。病重治疗期间，给他读文件和谈工作，还要让我先看看有没有无关人员在场。他那间办公室，不是直接为他工作的人员不许进，他的亲属也不让进，所以大姐也尽量不进去。记者：那么在生活上他们是怎样处理相互关系的？

    赵炜：生活上他们也是相互关心、互相体贴、互相照顾。邓大姐很长一段时间身体不大好，仍然尽力安排好总理的家庭生活，保障总理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工作之中去。这方面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亲属的事，不让总理为此分心。

    邓大姐的亲属很少，只有一个侄子，从来没找过什么事。总理生前，他来过一次，也只是看望了大姐，说姑夫很忙，不用见了，就走了。直到总理逝世后，又来看过大姐几次。总理的亲属比较多，大姐主动承担起照顾周家亲属的任务。总理和邓大姐从建国后就开始用他们工资的节余部分来补助周家的亲属，直到总理去世后多年，邓大姐一直管着他们。除了寄钱外，她还接济来北京治病的周家亲属，直到其病故为止。也就这两三年不补助亲属了。大姐在接济周家亲属这个问题上，从不让总理操心，总是慷慨解囊。邓大姐说过，这是为社会减轻负担，要是不安排好这些人的生活，也会给总理带来不好的影响。大姐安排好周家亲属的生活，也就解除了总理的后顾之忧啊。作为领导干部的夫人，她要尽这个责任。总理去世后，我们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先后接济了周家亲属一万多块钱，所以总理和大姐没有什么积蓄。

    总理的客人很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总理常留客人吃饭。这时他就爱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一次，大姐就开玩笑地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呀？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结果一个月的账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掉房租、水电和各种开支后，真剩不下多少钱，全靠大姐垫着。从此以后，总理请客如常，但总忘不了向人家说明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

    记者：看来，从生活上讲，似乎是大姐对总理的照顾比较多一些。

    赵炜：至少我有这种感觉。但是，总理尽管没日没夜地忙，心里总还是惦记着邓大姐，从外边回来时，总要问问同志们：“大姐在干什么呢？”如果听说大姐睡了，他就注意轻轻地走路，别惊动大姐。五六十年代中，他还尽量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抽时间陪着大姐去看戏看电影。可惜这样的机会以后越来越难得，“文革”开始后就完全没有了。

    总理每天工作到后半夜甚至天亮，实在忙了就连续作战。大姐基本上是正常作息。两人经常成天都见不着面。但他们有时仍尽量设法抽时间凑在一起吃顿午饭，或一起出去散散步。

    大姐每次生病，总理都很关心。一次大姐吃了安眠药，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叫不醒，正在办公的总理闻讯赶紧跑来，俯身连声呼唤：“小超！小超！小超！”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有时大姐感冒，卧病在床。总理推门进来看望。大姐一见，急忙劝他别进屋，以免传染，影响工作。夫妻之间的相互关怀，令人感动。

    1962年，大姐患子宫囊肿，入医院动手术。总理每天要么抽空去医院探视，要么托人打电话问候情况。大姐要出院了。那天总理踱到我们值班室，说担心门口那个高台阶，以大姐手术后的孱弱之躯，迈上迈下恐于刀口不利，问我们可否帮助抬一下大姐。我们连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用藤椅把她抬过了台阶。这件事反映出总理的感情十分细腻，对大姐体贴入微。

    记者：这么些年他们在共同生活中就没有发生一点矛盾吗？

    赵炜：细细想来，也有过小的矛盾。我觉得再好的夫妻也会有矛盾的，如果没有矛盾那就使人奇怪了，就不是唯物主义者。周总理和邓大姐也是人，也会有矛盾的，邓大姐说过，有政治上的，也有生活上的。但如何对待，如何解决矛盾是很重要的。

    我讲两个事例：一是1925年8月初，周总理和邓大姐结婚时酒喝多了，醉了，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他们家，由于酒醉就死活不让蔡大姐走，结果那天晚上蔡大姐没走了。从那以后，邓大姐才知道总理能喝酒，她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几十年来，总理因工作关系，酒也没少喝，但几乎没再喝醉过。直到年老时，他自觉地少喝了。在这件事上是有点矛盾的。另一件是，在197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我进大客厅时，碰上总理从客厅往外走，很严肃带点气劲，就同我讲了一句话：“你陪一陪大姐，安慰她一下。”当时，我想，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发毛，看到大姐在客厅的饭桌前站着，也很生气的样子。这时，我就开口说，大姐别生气了，咱们聊天吧！大姐看我这样讲，很快也就没事了。第二天我看总理和大姐与平常一样，就像没发生什么事。这是几十年来我亲眼见到的一件事，醉酒那事是大姐同我讲过的。你们说这不是矛盾吗？

    记者：能谈谈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永别时的情形吗？

    赵炜：哎呀，一谈起这段往事，我心里就很难过，难以平静。那些日子的情景，真是令人难忘，我从23岁走进西花厅，就没有想到过会有总理逝世这一天。1975年6月1日总理住院以后，我们一直盼望他早日恢复健康出院。可是情况越来越不好。他入院之初，还坚持办公，由秘书挑选文件，交邓大姐每天带到医院。这段时间，邓大姐就成了总理的通信员和秘书。开始时，总理还能批阅文件，看参考、报纸等。后来，由于病情的发展，逐渐改由邓大姐念文件，卫士和护士念报纸。大小消息都要念给他听，一点也不能马虎。他没有听广播的习惯，因为历来工作繁忙，时间对不上。

    我们几个留在家（我们已习惯把西花厅看作“家”）里的同志，每天都是根据大姐的神情来推测周总理的病况。我同大姐接触多一些，但也很难从她的表情上看出什么。她有时上午去中央老同志学习组参加学习，下午去医院看望总理。我们党支部曾几次向大姐提议，由我陪她去医院，以便照顾她，帮她做点事，都未得到允许。不过，为了工作上的一些事，我还是去过医院几次。每次见到总理，就觉得他的身体和精神不如以前了，可是从来没听到他说悲观的话。

    记得9月间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叫我去。未谈工作之前，先对我讲起他死后骨灰怎么处理的事。我一听他谈这个，就怕对他精神上有压力，忙用颤抖的声音说：“总理，您不要谈这事，您还不会那么快。现在讲，对您治病没有好处。”话音未落，总理就批评我说：“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我只好忍着悲痛听他说下去。他说：“我和大姐在十年前就约好的，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撒掉的问题。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面，我可以保证她的，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我强忍泪水听完了总理的这番话。

    对撒掉骨灰的事，周总理住院期间同我讲过两次。后一次他补充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作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他是真正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当时还不敢相信总理真的会死，一直盼望他会奇迹般地康复。可是，10月的一天下午，邓大姐把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我四个人找了去。她说：你们四位秘书，应当让你们知道，组织决定告诉你们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听大姐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头晕眼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看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泪流满面。但谁也不敢放声哭，怕影响大姐呀。大姐却很坚强，又对我们讲：这一天总是会出现的，只是个时间问题。听着她低沉的声音，我们只好把眼泪往肚里咽，说了句请大姐保重的话，就默默地离开了她。

    11月初，周总理请人打电话来，点名要我今后陪着大姐去医院。大概他老是看着大姐一个人来来去去，放心不下；这也是对邓大姐的关心和照顾，减轻她的任务。但第二天大姐还是一个人去了医院，不让我陪。总理就问为什么赵炜没陪来，又让人打电话嘱咐以后让她陪着。

    第一次陪大姐去医院时，我一路琢磨：我大约有一个月未见到总理了。这次见面，头一句话说什么好呢？叫声总理吧，怕他不愿意听。他曾经说过：我在病中，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问一声您好吧，又怕他说：好什么，生病了。左思右想，找不出合适的话。眼看该下车了，我只好把心事告诉了大姐。邓大姐说：你就叫一声总理，但见面后千万别哭。她已估计到我见到总理这一个月来病情的急剧发展，悲痛的心情一定难以控制，所以这样嘱咐我。说实在的，我当时又想见到总理他老人家，心中得到点安慰，又怕见到他久病不起的那个样子，心里太难过。

    走进总理的病房，我就叫了声总理。他冲我伸出手来，我当时没打算握手，怕手上不干净，影响病人。就说，刚从外边来，不用握手啦。总理说：还是握手吧。他握住我的手说：“你要照顾好大姐！”我点点头，热泪夺眶而出。总理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是惦念着别人，惦念着大姐。我差点哭出声来。邓大姐见我这个样子，忙拽拽我的后衣襟。我努力抑制着自己，跑到外边走廊里才痛哭起来。我知道自己以前不愿想、不敢想的事就要发生了。

    从这以后，我天天陪大姐去医院看望总理，这时就由我带上文件，到医院给总理念。

    两个月过去了，周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我们有时白天去了晚上又去，随叫随到，就怕那一天到来。总理说话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弱。开始我还能凑合着听，给大姐当传译，后来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叫护士许奉生和卫士高振普来听，也听不懂。

    1976年1月8日来临了。这天早上8点半，邓大姐让我打电话问问情况。医院方面答复说还可以，没什么新情况。大姐听后稍感安心，准备下午再去。哪知刚过半小时，小高就打来电话：“快！快来医院！情况不好！不行了！”我一听，腿直发软，脸也变了色，急忙叫车准备好，再尽力平和地对大姐说：“小高来电话，让您去一下，咱们马上走吧，车来了。”在车上，我才给大姐下了点毛毛雨说：“突然地总理情况不好。”大姐思想上早有准备，内心的痛苦比谁都重，但表面上看不出来。

    当我们走进病房一看，床四周的屏风、桌椅都撤掉了，医护人员正忙着抢救，大家都在哭，看样子是抢救不过来了。9点57分，敬爱的总理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记者：邓颖超同志是怎样办理周总理托付的后事的？总理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了？

    赵炜：周总理逝世时，邓大姐当即向中央提出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赞成。记得李先念同志首先提出：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不答应的。邓小平同志也同意先念同志的意见。所以后来还是搞了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

    当时还有人提出是否保留一点骨灰，放在八宝山。邓大姐坚持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谁也不留骨灰。”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我们党支部的三个人——张树迎、高振普和我——谈把恩来同志的骨灰往哪儿撒。她告诉我们：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怕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办成了。我和恩来同志年轻时都做过支部工作，一直重视党支部的作用。所以这件事就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

    当时“四人帮”一伙正以各种方式限制悼念活动，各地群众则冲破重重封锁，以各种形式悼念总理，寄托自己的哀思。在这种情况下，小高提出是否把总理的骨灰在西花厅多放几天，以后再撒。邓大姐听后对我们说：不能这样做。撒掉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由火化后保留骨灰到撒掉骨灰又是一场革命，这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她嘱咐我们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不要让群众发现，以免又成为后人纪念之地。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去找地方，在北京附近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个合适的地方。我们觉得像周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不能随便找个地方就撒掉骨灰。办不好这件事，我们对不起周总理，对不起邓大姐，将来人民群众知道了也会责怪我们，必须选择最合适的地方才行。我们回来将寻找地方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报告了大姐，建议由组织上去实现周总理的请求，把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

    1月15日，举行了周恩来同志的追悼大会。邓大姐的眼泪不断地流淌，但坚强地咬着牙，一直没有哭出声来。晚7时，邓大姐带领我们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的北小厅，向总理的遗像和骨灰默哀后，打开了骨灰盒。她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骨灰，眼含热泪，缓缓说道：“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安息吧！”在场的同志听到这些话都哭了，都知道这是大姐在同总理最后诀别啊，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到周总理啦。

    晚8时许，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和我们支部的张树迎、高振普同志出发去执行撒周总理骨灰的任务。邓大姐来到机场，目送飞机起飞。那天夜里，天空格外清澈，明月高悬，繁星闪烁。我们望着飞机，飞出很远很远，直到看不见机影了，才上车回家。回到家中，空军负责人张廷发同志随时向我通报飞行情况。邓大姐和我们的心随着飞机，越过高山峻岭、平原大地，飞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直到夜12时，这些同志完成了任务、安全着陆，邓大姐才放下心来，休息去了。

    （牛大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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