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葆贞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政治犯！”何葆贞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

    初次相逢在毛泽东家里

    1923年年初，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新调来一位女教师。她20岁出头，个子不高，但干劲十足，白天给工人子弟上课，晚上到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同时兼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这位教师就是何葆贞。

    刘少奇与何葆贞第一次见面，是在何葆贞到安源之前——1922年的秋天。当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刘少奇到长沙清水塘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恰好，何葆贞因领导衡州第三女师学生进行反对反动校长欧阳骏的斗争，被学校开除来到长沙，住在毛泽东家里。在毛家的初次见面，使他们彼此有了一些印象。

    何葆贞，又名葆珍，乳名林英。1902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父亲何瑞蓉是个潦倒的穷秀才，靠做小买卖维护5口之家的生计。本来家境就十分清贫，加上苛捐杂税、荒年歉月，生活更加窘迫，父母不得不忍着骨肉离散的悲痛，把葆贞送给地主家的女佣做童养媳。此后，她随着婆婆在地主家侍候小姐。年纪稍长时，地主命她陪小姐到私塾念书，后又到县立国民女子小学堂伴读。葆贞聪敏好学，博得了老师的同情和赞赏，被允许作为正式学生与小姐同班上课。苦难生活的磨炼，养成了葆贞那种勇敢、坚强的性格。

    后来，葆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她积极参加游行、演讲等活动，接受了新思想，成为第三女师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葆贞在长沙期间，受到毛泽东、何叔衡等的亲切关怀和教育。毛泽东给她取了“葆贞”的名字，勉励她永葆革命精神，做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

    不久，何葆贞被中共湘区区委派去安源。行前，毛泽东对她说：“安源工人俱乐部极需要女同志去工作，你去很好。”

    并蒂花开安源矿区

    到安源后，何葆贞在刘少奇的启发、帮助下，更加坚定了革命意志。她在工作中表现得那样热情、认真，在生活上又那样开朗、淳朴。没有教材，她自己动手抄刻蜡纸，油印成书。缺少纸笔，她就发动工人自制石板石笔。她还经常运用参观访问、化装演说、组织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有一次，她讲“农夫们辛苦了”一课时，先教大家熟读课文：“成群的牛羊，很大的瓜；金黄的稻子，白白的棉花……”；然后又把学生带到矿区附近的三号桥，直接听农民讲怎样种田耕地，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当年，曾听何葆贞讲过课的周德华回忆说：“何老师教书，把课文引到我们心里，至今我还能背诵许多课文。”

    刘少奇和何葆贞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1923年4月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俩结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

    身陷虎口 从容周旋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儿子斌斌（允斌）出世了。孩子还不到一岁，刘少奇就调离安源，何葆贞只好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抚养。之后，刘少奇在白区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何葆贞随同他四进上海。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刘少奇和何葆贞过惯了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1932年冬，刘少奇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何葆贞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工作，担任全国互济总会负责人兼营救部部长，他俩又一次分离。

    互济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专门做援助困难同志及其家属的工作的革命群众团体。何葆贞到互济会就任后，化名王芬芳，以教师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负责同赤色国际互济总会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她还四处奔走，为狱中难友聘请律师，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营救被捕同志。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地下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于是何葆贞多次与张琼夫妇联系，并和他们一道去做何香凝的工作，保释廖承志出狱。

    何葆贞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3月底的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何葆贞的住处。她意识到可能要出事，就机智地抱起年仅3岁的小儿子毛毛（允若），迅速塞到邻居一位大嫂的怀里，说：“请帮助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的。”说罢立即转回室内，销毁了机密文件，然后从容地应付前来搜捕她的敌人。

    何葆贞被捕后，被囚禁在上海市公安局，敌人把刑具放在她面前，威逼她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何葆贞说：“我是家属，也当过教师。”敌人不相信，说：“不对，你是政治犯！”何葆贞装着听不懂，一笑答曰：“我只会煮饭，不会蒸饭。”敌人对她严刑拷打了几次，始终没有问出结果，便将她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

    何葆贞走进牢房，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夏之栩愣住了。“你……”夏之栩正欲开口呼其真名，何葆贞机智地抢先说：“还认得我王芬芳吗？真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她巧妙地告诉夏之栩等人自己用的是化名。

    经过多次审讯，何葆贞坚不吐实，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最后，敌人判她15年徒刑。

    被关押期间，何葆贞和早先被捕的帅孟奇、耿建华、夏之栩等几位老大姐同在一个牢房。她是岁数较小的一个，但处事却很老练、果断，所以姐妹们称她为“小大姐”。

    一天，从事秘密工作的熊天荆遵照地下党的指示，以探监为名，来同狱中难友联系。她路过何葆贞所在的女牢房时，从窗孔里塞进去一个小纸团。何葆贞拾起纸团，还未来得及打开看，就传来了看守开牢门的声音。她急忙将纸团扔入便桶，从难友黄海明手中接过抱着的孩子说：“你坐在便桶上，我来逗娃娃。”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逗起了孩子。看守闹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好到别的号子去了。看守一走，何葆贞马上从便桶里取出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让她们转递给男号子的一个重要消息。何葆贞立即将纸条夹在食品里传递了出去。

    有一次，一个名叫“二科长”的狱吏在大家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闯入牢房来。他发现了帅孟奇正在起草的一份报告，如获至宝，奸笑着质问道：“你不是不识字的工人吗？这回又怎么解释呢！”“在监狱里闷得慌，不识字，还不兴学？这是抄书练字。”帅孟奇回答说。帅孟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被判了无期徒刑。何葆贞平时很敬重这位老大姐。见状，马上机敏地接口说：“我是她们的老师，我教她们认字。你对这个号子有什么不放心啊！一个小脚，一个半瞎子，一个老实得连话都不说的。我嘛，是个小学教员，平时就爱唱唱。对这些人有啥搞头啊！”何葆贞指着旁边一本《世界知识》说：“那些话不就是从上面抄下来的吗？”“二科长”翻了翻那本杂志，毫无所获，悻悻而去。

    何葆贞不仅机智、聪敏，而且活泼、开朗，爱唱歌、唱戏，还擅长表演，她不但常把一些带有鼓励性的故事讲给同志们听，而且常把旧戏曲填上自己编的新词唱给同志们听。她常唱《国际歌》，有时唱《打渔杀家》，以此来鼓舞大家的斗志，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段骂蒋介石的京戏：“骂一声，蒋介石，你这卖国的奸臣……”她那丰富的表情、诙谐的动作，引得姐妹们捧腹大笑。在饭后小放风的时候，别的号子的难友要“小大姐”表演一个节目，她总是大大方方地唱上一段。

    松柏气节 云水襟怀

    何葆贞是个革命乐观主义者，但有时也呆呆地坐着发愣。姐妹们知道，这是她在思念自己的亲人。有一回，一位妹妹问起何葆贞的孩子，她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最使她放心不下的还是毛毛。毛毛现在怎样了？邻居会好好照看他吗？有人去领他吗？这些问题，就像一根根针一样，刺痛着慈母的心。但何葆贞毕竟是位坚强、刚毅的妇女，她很快抹去眼角上挂着的泪珠，把手一甩说：“嗐，干革命还顾得了这些！人民不解放，我们的孩子也得不到幸福。但愿小宝贝们能在艰苦的环境里挣扎着生存下去。只要他们活着，等革命成功后，找到他们，一定要送他们去学习，让他们学科学、学技术，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她又和姐妹们开怀地笑了起来。

    1934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云暗天低。荷枪实弹的狱警恶狼般地号叫着，前来押解“王芬芳”。姐妹们深为小大姐担心，不知又出了什么事情。何葆贞听到呼叫她的化名，整理了一下衣服，便从容地离开号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转身来，用沉毅的目光默默地和姐妹们告别。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何葆贞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向刑场。一个年仅32岁的妇女，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用鲜血染红了雨花台。

    何葆贞英勇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姐妹们都哭了，无不感到格外的悲痛。

    敌人对何葆贞用尽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逼她招供，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何葆贞响亮地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革命者是杀不尽的！”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松柏气节和云水襟怀。

    在她牺牲后的第四年，周恩来派人在武汉找回了她的女儿、已沦为童养媳的爱琴。

    1938年4月，爱琴来到延安，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生身父亲刘少奇。

    这一年的夏天，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

    允若直到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找回来。当年何葆贞被捕后不久，他被送到一个贫苦农民家做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在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捡破烂，受尽了百般折磨。

    后来，三个孩子都学得了一门专长，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何葆贞烈士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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