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小鱼

    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约凯恩斯

    记忆里的那些身影，非亲非故却难以忘怀，每每忆起，都倍觉亲切。

    货郎大叔

    正玩得兴起，听到隐隐约约的拨浪鼓的声音，就按捺不住了，彼此对视一眼，心领神会，撒腿就跑散了。

    确保家里没有大人的孩子，会急不可耐地一脚踹开虚掩的家门，前院后院，翻箱倒柜，开始搜寻废旧的物件。知道家里有人的，就轻轻推开家门，蹑手蹑脚地摸回去，悄无声息地四下里寻找。

    那时似乎原始得没有钱的概念，没有买的念头，就是换，也只是换。用家里废旧不用的物件换自己想要的小东西，那定是心仪已久，定是围着货郎的挑担看了多次，看得眼热心动，才蠢蠢欲动。丫头们感兴趣的是发卡、头花、丝带、小梳子、小镜子，甚至各种好看的纽扣儿。戏耍物件跟吃食，才是野小子们痴迷的。

    货郎担子那超强的诱惑力一直冲击着我们小孩的心理防线。在我，就曾发生了一件至今想起都脸红的事：

    我拿着一只鞋想给自己换个蝴蝶结。货郎大叔把鞋看来看去，很是疑惑，说：“这么好的一只鞋，就不要了？咋只有一只？”

    其实是家里实在找不到可以换东西的破烂了，我就心生歪念头：先偷偷换掉一只，另一只不就成了多余的？下一次再消灭另一只，可以换两次。最坏的结果我也想到了，大不了母亲打我一顿，还能吃了我不成？

    我很倔回答道：“找不到了。你甭管，给我换就是了。又不是偷别人家的，也不白拿你的。”

    大叔笑了，看了我一会儿，说：“那你先拿着蝴蝶结，等找到了另一只再一起换。”

    没给人家换的东西，咋好意思白拿？这点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就很沮丧地低着头走开了。

    “丫头——，回来。”大叔又喊我了。莫非他同意了？我马上欢笑着跑了过去。他摸着我的头很慈爱地说，“你很像我的丫头，大叔送你一个，不用换了。”

    那次吃午饭时，我拿了一个馍就跑离了饭桌，说出去边吃边戏耍。找了好几条巷子，才找到大叔，将馍塞进了他的手里，转身就跑了。

    值得庆幸的是，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心生歪念头了。

    也有专门卖红薯老糖的货郎，挑担里是一大块一大块熬好的红薯老糖。红薯糖黏黏的，吃的时候两排牙齿都粘在了一块。孩子们咧着嘴巴夸张地咀嚼着，好像跟自己的嘴巴艰难地抗争着，吃得过于忘情了，糖汁儿趁机就顺着嘴角淌了下来。看着你拿来的废旧东西，货郎就用小锤子那么一敲，掉下一块，不用秤，交易就完成了。如果你觉得换得少了，死缠硬磨一会儿，他还会给你补一点。

    记忆里的货郎，几乎都是中年男子，且性情极好，不急不躁，总是一脸宽厚的笑。他们挑着担子满乡村转悠，我们去别的村走亲戚时偶尔也会遇见，恍惚间有种亲人的感觉。

    爆米花的大哥哥

    那时的零食远没现在丰富：心细的娘，偶儿会用沙土炒些棋子豆，炒点豌豆；或是红薯蒸熟后切成片，晾晒干；或是蒸馍时留些面团，揉进盐巴调料，搓成条，放在灶火旁的明火处，烤得焦黄，也很好吃。这就是孩子们全部的吃食了。

    可我娘不会那样做的。

    娘总是很忙很忙，忙得自己焦头烂额，哪有那份闲心？我有时放学回到家，喊几声“娘——”没应答声。用头发丝想想就知道娘还没有从地里回来，一定是冰锅冷灶。娘回来才开始做饭，我又担心上学晚了，就从锅里取出个还没馏热的馒头再拿根生葱，又去了学校。如今想来应该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那会儿大伙儿都填不饱肚子，母亲娘家兄弟多，人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母亲自然得从牙缝里省些粮食来接济娘家人了，哪里顾得上让我们吃零嘴。

    到了冬天农闲时节，村子里就会来爆米花的，玉米、大米、小米，都可以爆。而来的次数最多的，是个瘦瘦高高的大哥哥。我们家除了过年，从不爆米花。可我只是个孩子，没有好吃零食的年月，哪个孩子不贪嘴？我就站在大哥哥的旁边，眼巴巴地瞅着。

    大哥哥先将出口处接爆米花的袋子扎得牢牢实实，而后自己拉风箱。每次爆好一袋，他都会从里面取出一把放进自己旁边的袋子里。今天想来，那就是他自己一整天的吃食。也会有从袋子的小破洞里迸溅出来的米花，只是很少很少，都凑不够一小把。旁边那么多的野小子都在等着捡拾，捡到后他们还会聚到一起显摆。眼力好判断准而又手脚利索的，手心上也就几个，还有空手而归的傻小子呢，哪里能轮到我？跑了几次，一无所获，我就又咂吧着嘴唇站到大哥哥的旁边。

    大哥哥兴许是觉得我可怜吧，他看着我，而后示意我过来，给他帮忙拉风箱。拉完风箱，我是用衣襟撩着爆米花回家的。我给娘骄傲地说，是我拉风箱挣来的，娘摸着我的头，眼睛水水的。叹了口气，让我端了一碗米汤拿了一个红薯馍馍送给了爆米花的大哥哥，——我们家只有红薯馍馍。

    那以后很长时间，我都很兴奋，觉得只要干活，就能换来自己想要的。可是爆米花的大哥哥又来了时，娘却不让我再去了。

    有一次我偷偷地跑了出去，大哥哥看着我笑了，说，想拉就坐过来。

    想起娘的话，我又扭身跑开了。

    书贩子赵叔

    赵叔是我在师专上学时结识的。

    隔段时间，他就拎着两个很肥大的黄色旅行包穿梭在宿舍楼间。大黄包里都是书，中外名著，正版，半价。听说赵叔是从效益不错旱涝保收的国营单位辞了职做起书贩子的。

    二十多年前，“打折”这个词还没有进入生活，赵叔就给清贫又喜欢读书的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赵叔自己更快乐，他很幽默，说挣钱多少是小事，俺是贩卖知识的，图个品味，俺也像知识一样金贵不是？

    如果说卖书真的能给赵叔带来些许效益的话，那他还在做一件事，一件纯粹的体力劳作不挣一分钱的事：进行图书交流。你不想保留《红与黑》了，他不想要看过的《呼啸山庄》了，想换本别的什么书，赵叔就在各个大学间宏观调配。

    隔一阵子，我们就会相互问一句：赵叔多久没来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赵叔不只是跑我们学校，他还跑西安一些高校，很忙的。就开始了期待，时间久了，期待就蓬蓬勃勃地蔓延起来。

    赵叔常说，我没上多少学，可就是爱看娃娃看书的样子。

    想起赵叔，就想起剑桥大学的旧书商台维。1896年，这位旧书商来到剑桥，摆了一个小书摊，从此一呆就是40年，直到1936年去世。剑桥的老师宿儒们为了表扬他对剑桥的贡献，共同为他举办了一场大型餐会，以台维先生为上宾。台维去世后，剑桥人为他出版了《剑桥的台维》一书。赵叔像台维一样可敬，他把卖书这件事做得庄严而伟大，以自己的绵薄之力以自己的方式播撒着文化。

    多少年后的今天，一回头，还能看见摇着拨浪鼓的货郎大叔，还有那正弯腰拉着风箱爆米花的大哥哥，还有拎着大黄包匆匆奔走在校园间的赵叔。

    对错误的真正宽恕

    我几乎具备了所有坏孩子的品质。我将他们身上的毛病毫无保留地承接到自己身上来，并且努力为之发扬光大。因此，小小年纪，我便有了“问题少年”的荣誉称号。

    在教学楼下不顾形象地破口大骂，即使被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仍洋洋自得；将隔壁女生的机密资料通过一切手段铭记于心，在一个午后凑上去对她阿谀奉承地说，你不知道，我观察你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能做过朋友吗？结果，对方落荒而逃，我站在风里故作潇洒地哈哈大笑；对同桌无事献殷勤，时不时地蛊惑他，你说，咱们是好兄弟吗？只要他点头或者微笑，那么，将会坠入我事先所设下的温柔的陷阱，从此，云里雾里地将身上所有的零花钱交我保管，几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两袖清风的高尚作风。

    我想，当众人知道真相之后，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交朋友的。因为在我身上，除了坏孩子的夸张叛逆和张扬，再无其他。

    初二那年，对所有学科都已经绝望的我，奇迹般地喜欢上了物理。那个因聪明以至绝顶的中年男人，实在有种让人不得不为之鼓掌的魅力。

    每当他用幽默的言语来诠释物理公式时，在台下忍俊不禁的我，偏要故作严肃地说上一句，这老头，又学我大哥周星驰，真没创意！一旦我说出这样的话，前排女生一定会毅然回头，用对待敌人的凶光来企图深深刺伤我。只可惜，善良的我总让最后的受害者变成了她们。

    我开始迷恋上各种精致的实验器材。甚至破天荒地第一次放下坏孩子的宝贵脸皮，向一直征战连年的前排女生发出了第一个有关学术性的问题，你好，请问高锰酸钾为何会在加热的情况下变色？此问一出，原是满脸惊恐的前排女生，顷刻吐血。

    所有班级里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便是，能跟随老师一块进办公室抱作业或者拿东西的学生，一般都是优秀学生。譬如，分发作文本的学生，大都是语文科代表。传达默写单词的圣旨的，很多情况下都是班里的假洋人。颁布诏书动员大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绝对是班长同志。

    我似乎从来没有奢望会有哪个老师在课间时分热情洋溢地上来跟我说，嗨，有时间吗？跟我去拿下作业本吧。这样的国家级待遇，定然不会出现在我身上。

    很多时候，我似乎都感觉自己被老师遗忘了。提问永远没有我的份，表扬永远没有我的份，奖状永远没有我的份，相反的，班上出了什么差错，老师倒每每第一个想到了我。

    常年坐在教室最阴暗的角落里，我很多时候都怀疑，自己身上会不会长出一块块的青苔，抑或一根根长满利刺的树藤。旁人触碰不得，我也不可从中脱离。我多希望有那么一次，老师可以想起我，问我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让同学们也知道，我并不是整天无所事事。其实那么漫长的课时里，我也有认真听课的时候。

    当那聪明绝顶的中年男人从教室的后窗口里探进脑袋时，我被吓了一大跳。因为我正在前排女生的凳子上细致地筹划着一项伟大的复仇计划。他说，你有时间吗？能不能过来帮我拿几个实验器材？我二话没说，跟在他身后，屁颠屁颠地消失在了楼道深处。

    我怀抱七八个玻璃试管，手提一盏酒精灯，兴奋至极地在人群中穿梭。我多想让他们看到，此刻执行重要任务的人，是我。我的得意忘形让我铸成了千古大错。八个玻璃试管和一盏酒精灯，在我的一个潇洒的落地舞姿中，张牙舞爪地碎了一地。

    身上的疼痛丝毫不能减轻我内心的愧疚。他止住身形，首先不是在意器材，而是关切地问我有没有摔到哪儿。我说了很多遍没有之后，他才在一片惊愕中令我再去实验室取一些器材回来。

    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我刚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怎么可能再让我去执行这样责任重大的使命？我呆呆地愣在那儿，等候发落。殊不知，他却打趣地说，看看时间，只有两分钟了，你还不去，是不是想要我在这里上一堂露天的物理实验课？

    那一次，我前所未有地认真。每一步我都走的小心翼翼，每一根试管我都拿捏稳妥。因为它们，我忽视了周围所有异样的目光。它们再不是一种可值得炫耀的资本，而是一位老师，对一位已犯过错的坏学生的无比信任。

    之后，我陪同那位中年男人拿了整整两年的实验器材。再没出过任何差错。我有了前面的教训之后，更加深刻地懂得，要如何，才能避免那样的错误再次发生。两年里，虽然我仍旧是个成绩倒数的坏学生，但我至少懂得了帮助别人，并停止了对弱势群体的轻视和嘲笑。

    因为我知道，对错误真正的宽恕，不是谅解，不是沉默，而是让他再做一件相同的事。你的信任，你的实际行动，才是慰藉愧疚与伤怀的最好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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