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新

    七月流火，每当看到这一树树摇曳的紫薇花，就会勾起我一段已尘封的记忆。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开始我弄不懂，柴为什么会放在七件事之首，可后来我却尝到这个“一把手”的厉害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生产队公山的柴是不准随便砍的，我们只得向外村“开发”。小时候就怕放暑假，我们不像城里的孩子可以待在家里避暑。我们一放暑假，母亲就会连哄带劝要我同村西头男老太和女老太上山打柴。那挑着柴担，在弯弯的山道上磕磕碰碰，汗如雨下，实在不是滋味。多年过去了，每当想到上山打柴的情景就会心有余悸，但同时，也会想到山岗上那一串串刺眼的紫薇花。

    村西头住着同族的老两口，60出头，因辈分管着，我称他们为“老太”。每次打柴都是他俩带着我。因为我上山打柴根本不是那些壮劳力的对手，没等我一捆柴砍好，他们已挑着一担柴风风火火下山了。落下我一个人，看到那些野坟荒冢风吹草动，野兔出没就会疑神疑鬼，毳毛倒立。所以只能同上了年纪的老太结伴上山。与其说是砍柴倒不如说是“偷柴”，因为山民砍柴一般都是立秋以后，我们便打个提前量。老家的山因靠近小镇，又在马路边，要应付上级封山育林检查，我们便只得从邻村的山上捞一把。没等他们上工的哨子响，我们已经满载而归。偶尔被邻村看山的村民逮个正着，呵斥了一顿，看在我们老的老小的小的分上也就网开一面，来个“口头检查”就算了。砍柴常去的山头是距我家十几里路的紫薇冲，紫薇冲因山上长满了野生的紫薇而得名。

    天还没大亮，正是睡懒觉的时候。母亲总是热好了一大碗油汪汪的蛋炒饭，叫着我的乳名催促我起床，还说趁早上凉快。我懒洋洋地起床后，虽说心里极不情愿，但看在蛋炒饭的“面子”上，只得硬着头皮扛起扁担去村西头和两位老太一道踏着晨露上山了。在山上，女老太交代说，鸡骨头树（紫薇树）不要砍，它是佛树。葛藤也不要砍，留着秋后打葛粉。由于我的砍柴动作不是太利索，每次都落后。有一次不小心，柴刀把食指划破了，男老太赶快从他的大襟褂子上撕下一条布熟练地给我包扎起来，因为男老太在部队学过战地救护。他们总是自己把柴砍好以后，再帮助我砍柴，然后帮我把柴捆好，等我一道下山。他们每次走在前面探路，看我落远了，就赶回来接我一下。

    听大人们说，男老太年轻时在国民党部队五虎上将卫立煌部当兵，属于专政对象。在那“划清阶级界限”的年代，我母亲倒会钻空子，把我交给“坏分子”，她居然很放心。因为他们老两口心地好，身边又没有人敢接近他们，所以他们对我格外关照。出于好奇，趁在山上砍柴时瞅机会试着想打探一下老太，听听战斗故事，他一脸茫然，很不乐意提及此事。可能是被红卫兵“斗”怕了，从他深邃的目光里，可以洞察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和迷茫。他只说了个梗概。他说他年仅15岁就被抓作壮丁，在徐州戒严司令卫立煌部当过班长，转战徐蚌一带。他当的是特种兵，骑自行车打枪弹无虚发。在徐州铁路线边经常同小日本进行拉锯战。随同卫立煌部南征北战，在抗日战争中九生一死，他一人对付过三个日本兵，多次受到长官嘉奖。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有很多立功证书、奖章，可惜都被红卫兵“抄家”烧掉了，他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烧了就烧了，反正留着也是“罪证”。他右半脑里残留一块日本的迫击炮弹片，因为当时手术有风险，说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后来解放了，就没有后来了。每逢天阴就发作，他风趣地说：“我头上这块弹片比天气预报还灵验，看来我要把它带到‘土耳其’去了。”有时，在山洼僻静处，他苦中作乐，时而哼几句“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男老太身材高大，腰板笔挺，说话风趣，右腿受过伤，走起路来有点跛，一头皓发，满面红光，目光坚毅而有神。女老太慈眉善目，省吃俭用，乐于助人。“文革”中男老太吃的苦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风烛残年的老两口是“八十岁老奶奶砍荒蒿，一日不砍一日不烧”。男老太因年轻时在外当兵受伤的缘故，解放后成家已无生育能力，抱养一子。这个孩子体质很差，自顾不暇，也无法照顾两位老人。老两口符合“五保户”条件，只因成分问题未能评上。在一年紫薇花开的季节，老两口背着“反革命坏分子”的黑锅，在贫困潦倒中相继辞世，葬在邻村的紫薇山上，也是高氏祖坟地，坟茔四周开满了紫薇花，一阵风来，犹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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