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从一九二三年开始，那一年，我两岁，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叫张爱玲，被家里女佣何干张干们唤作小煐。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古墓似的老宅子里，现在回忆起来，就像在看一部老电影，电影太老了，胶皮肯定发霉了，银幕上黑乎乎的一片，看上去透不过气来。其实我的一生，一直感到透不过气来，如同生活在阴沉沉的雨天。我一辈子没有走出这个漫长雨季，一个人伶仃、独行，长长的伶仃的背影，斜斜地倒映在沙漠上。荒沙千里，寸草不生，如同我荒凉心境。这样的场景会经常在我梦中出现，每当生病发高烧的时候，就会看到我印在沙漠中的伶仃背影，还有我荒草萋萋的坟墓。所以我死后一定不要起坟头，骨灰就抛弃在荒漠无人处，一定要在荒漠无人之处，灰白的骨灰被露水打湿，再被月光抚摸。
虽然出生在上海，但我在天津长到八岁，那是一幢半旧的花园洋房，是祖上在天津的房产，很有些年头了。房间里铺着紫檀木地板，祖父的相一直挂在中堂上，留着小胡子，看上去软绵绵的，好像很没劲。这个老房子据说经常闹鬼，有许多落满灰尘的老房间保姆不许我们涉足，他们经常说那里有鬼。有时候我一人从那些紧闭的门前经过，仿佛看到门后有个青面獠牙的鬼。但是鬼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只是听保姆们说，她们晚上没事时，就靠说鬼打发时间。我们越听越怕，越怕却越想听，听到后来我的腿都不敢放到桌子下面，生怕那里也藏着一个鬼。我弟弟小，不怕鬼，他怕狐狸，我们家老房子里有特别多的狐狸。据说有一天一个挑水工捉到一只狐狸，用石磨压着狐狸，但它还是跑掉，所以我对那些火苗一样飘忽的狐狸充满好奇。
后院在我看来是一个鬼和狐狸出没的地方，有时候我们忘记了害怕，会去后院玩，那里的墙壁上爬满了绿森森的爬山虎，花台上还种着红艳艳的鸡冠花、石榴树，还有秋千架。大人们忙的时候，我和弟弟没人管，就在里面荡秋千。有一次一个丫头因为荡过了头，秋千翻过去，把她跌得头破血流，最后额头上留下一个亮疤，我们就叫她疤丫丫。疤丫丫一直帮我喂饭，捧着碗跟在后面说：“小煐，吃了吗？张开嘴，让我看看，啊。”何干蹲在地上，手里也端着一碗饭，好不容易“逮”住了弟弟，就猛喂一大口。弟弟含着饭晃着秋千就是不吃，何干说：“吃！快吃！”弟弟一挥手把何干推开，蹿下秋千想逃，差点把饭碗也碰掉。何干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你这孩子。”
何干姓何，但为什么叫何干就不知道了，也许是合肥方言。她们都来自合肥，那是我祖母的老家，我们家统称老妈子小保姆为什么干。何干是家里最得力的一个女佣，侍奉过我祖母、父亲，现在又来照顾我和弟弟。我小时候脾气很坏，也很调皮，不耐烦起来总是抓得何干满脸伤痕。每次何干抱我的时候，我总喜欢用手去揪她颈项上松软的皮，她年纪逐渐大的缘故，皮肤慢慢下垂，松松垮垮。
在这个家，我最依赖的就是何干，喜欢吃她做的糯米肉丸，每天中午睡不着，总喜欢缠着她用合肥话给我讲祖母的故事，何干讲得绘声绘色，动情处还会流下眼泪。而我总是不以为然，嘴里含着糖果，怀疑地看着她。那时的我不能理解何干的行为，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这个家，这有什么意义？当然我家付了她钱。可是我分明看得出，她对我、对这个家有很深的感情，她真的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这种真情是钱买不来的。她丈夫来了她一点也不热情，仿佛见到外人。她一直很宠我，她的口袋里永远有柿饼，我不开心的时候她就拿一块出来哄我，她知道我一向喜欢吃软的甜的烂的，看我三口两口地吃完柿饼，她说：“慢点，小祖宗，没人和你抢啊。”
秋天，花台上的鸡冠花开得更多，很多鸡冠花凑在一起才好看。记得是鸡冠花盛开的一天早上，我早早醒来，却在方格子棉被上躺着，看着黑漆漆的屋顶，听着厨房间两个一向不和的女佣在低低争吵，突然觉得人生很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喜欢我三四岁时的自己，还有怀疑一切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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