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往事之一就是“抓周”，似乎是夏天末尾，槐树上还有几只蝉在嘶鸣，我还没有完全会走路，但是也能迈出几步。常常是这样的，何干有时候很坏，每当我将她破麻袋似的皮肤抓出道道伤痕时，她就气冲冲地将我往门旁一顿，转身颠着一双粽子似的小脚就离开。我孤零零地站在门旁，求援似的看着任何一个人，要哭哭不出来的样子。偏偏穿着蓝布大衫的疤丫丫对我不太好，她蹲在离门不远的地方，冲着我挑逗似的招手：“小煐，有本事你过来，过来，你过来。”我试探着要走过去，却没有胆量，我被何干搀扶着能歪歪倒倒地走几步，可这么长的一段路，我不敢走。但是我不能老这么站着，趁着疤丫丫扭头与何干说话的时候，我突然发力，连冲带撞地朝疤丫丫走去，走了几步我就张开双手，希望疤丫丫能迎接我。可是疤丫丫很坏，看到我歪歪扭扭地走来，她马上后退几步，继续说：“你来呀，你来呀。”我一下子失去了信心，跌倒在地。疤丫丫这才过来拉起我，我不肯原谅她，哭得特别伤心，一直哭到何干出来抱住我，将疤丫丫狠狠痛骂一顿。
这是发生在“抓周”前几天的事，那时候我母亲和父亲明显不和，有时候睡到半夜他们两人就吵起来。我一向不和他们睡觉，这种事我知道得不多，但是也有几次，因为他们的吵闹声实在太大，把整个院子都搅动起来。如果吵闹声不厉害，老妈子们就不太愿管，顶多在床上咕哝几句，低声地骂着：“吵死。”如果吵着吵着打起来，何干她们就真的急了，抖抖索索地起床，聚在前廊里劝慰。被窝里空落落的，灌进来一阵阵冷风，母亲的哭泣起了一个头，我也跟着哭起来。我哭得莫明其妙，但是还是要哭，并且无法止住。往往是听到我的哭声母亲才不哭了，吵闹声也渐渐平息。不知什么地方，一只大鹅叫着，叫声里有一种金属似的共鸣。
到了“抓周”那天，我一睁开眼看到的全是笑脸。长大后想起来原来那天是我周岁生日，“抓周”就是周岁生日一项最重要的活动，我被何干和疤丫丫打扮得花里胡哨，全身上下是一件粉蓝的连衣裙，鞋子也是同样颜色，脸上涂脂抹粉。那天一大早何干就用放在卫生间的草纸擦了一下我的嘴，她嘴里还咕哝了一句：“屁股嘴。”长大后我知道这是女佣们一个习惯动作，过年或家里有人过生日、办喜事的时候，女佣们怕小小孩子口头无忌，乱说一通，犯了冲，就会拿草纸在孩子嘴上擦一下，意思是他们说话当放屁。那真是一种草纸，黄黄的颜色，里面能看到稻草和麦草的梗子。何干在我嘴上擦过后，我倚门而立，趁她经过又不注意，狠狠推了她一下，她趔趄了几步，脸上还是带着笑意。
那天女佣们特别忙碌，其实前几天她们就开始忙碌了，给我准备过生日的衣服、买菜，厨师们也不得休息，成天在厨房间，手被冷水浸泡得通红。那天家里开了几桌酒席，我被何干抱着坐在最显眼的正南方，因为是小寿星。真正的“抓周”其实是吃过宴席以后才开始，大院里老老小小全来了，将一张八仙桌围得水泄不通。桌上放着毛笔、口红、元宝、算盘什么的，据说抓到什么东西我将来就做什么职业。父亲说：“千万别抓口红，一个女孩子成天想着打扮，只能去做戏子。”母亲则说：“希望她能抓住毛笔，将来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女性，比做什么都好，再好的男人也靠不住。”姑姑在一边连连点头，附和着妈妈，她们一向很好，虽说是姑嫂，可比姐妹还要好。我当然听不清他们说什么，这些都是后来姑姑告诉我的。我当时只觉得人好多，空气很闷，院子里光线暗淡，我闷出一身汗，后来不肯抓，只是哭。何干将我按在桌子上，我哭得更厉害，拼命蹬她踢她。姑姑将我接过来，哄了一会儿，我不哭了，她将我抱回家，放到桌子上，众人又围上来看热闹。我似乎还没有消气，胡乱抓着桌上的东西乱扔乱摔，一会儿将口红抓起来咬咬，疤丫丫失声尖叫。我又将口红扔到桌下，然后死死抓住毛笔。看到母亲开心地拍手，我转身又将毛笔扔掉。在母亲一声叹息中，我在桌上爬着，将手伸向另一边的金元宝，我想要那只金元宝，但是大家只是看热闹，没人理睬我。我哭起来，身子往前爬着，将手臂伸直，一直往前爬，一直爬到够着了那只金光闪闪的小元宝，最后紧紧抓住，再不肯松手。
多年以后姑姑告诉我，在我紧紧攥住金元宝的那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老张家又出了一个财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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