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生在上海的，生了我弟弟后，全家又搬回了天津，住在英租界一个宽敞的花园洋房里，在那里我度过了六年的童年时光。一九二八年，我们又搬回上海，那一年弟弟七岁，我八岁。对于童年的记忆，我其实有点稀里糊涂，分不清上海与天津—在我记忆里，天津和上海也差不了多少，都是老洋房老爷车，外加佣人老妈子。

    母亲最后一次出国后，便很少回来，脑海中关于母亲的几段记忆印象深刻，有时候我就想，如果母亲没出国，我和弟弟的童年应该是富足而幸福的。自由放荡的父亲把母亲逼得远赴重洋，少了母亲在耳边唠叨，父亲犹如野马脱缰，更加放肆地花天酒地抽大烟，整个人的状态很糟糕，家里的事情也懒得搭理，一团乱麻的事情都靠何干一个人在操持。她是家里的老佣人，父亲很信任她，也放心把大大小小的事都交给她。何干人老，容易感慨，经常坐下来唉声叹气：“一年不如一年，要是老太太在就好了，老太太在，这个家不会变成这样子。”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她也说不清。后来父亲不知犯了什么错，连累了一位族里的表叔，在外面弄得声名狼藉，还丢了平生唯一的一个小小官差，心里当然很受刺激，这才痛下决心回到上海去，写信叫母亲回来，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开始新生活。

    这时候我的记忆很清楚，那是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家又搬回上海，搬来搬去很多次，我的记忆混乱而模糊。这一次我们是坐着一艘大轮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的时候，我看到的水的确是黑得漆黑，绿得碧绿。站在甲板上看，我心里好喜欢。以前在书中看到过关于海的礼赞，现在大海近在咫尺，有一种兴奋和激动交杂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的《西游记》，脑海里却不断想象着上海。上海是什么样？我的家是什么样的？会交到什么样的朋友？《西游记》里有无数神仙和鬼怪，我的生活中也充满了无数的未知与奇遇吧，那应该就发生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地方。

    海上的日子好漫长啊，长得就像一生一世。每天吃了早饭就扳着手指算，是不是快到上海了。终于有一天早上醒来，何干告诉我到上海了，我非常快乐，嚷着要穿飞着蓝色蝴蝶结的粉红色裙裤，那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衣服，穿上它我的心情也飞了起来。刚到上海我们住在一座很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油板壁，清一色木地板，和在天津时的花园洋房悬殊甚大，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新鲜、快乐的世界。

    何干却没有我这么闲适，她招呼着几个佣人忙碌着。不久，我们就搬离了石库门的弄堂，搬到一幢大房子里，很大很大的老房子，无数个房子，黑洞洞的，像古墓一样，也有古墓的清凉，一切好像又回到了天津。

    短暂的新鲜感过去以后，一切又回到了从前：争吵、怄气，父亲又开始花天酒地，甚至变本加厉还打了吗啡针。有一次打过量了，人就像要死一样。我正在楼下看书，听到上面一阵轻微的骚动，跑上去看，几个老女佣都吓哭了。父亲垂着头躺在阳台上，好像马上就要死一样。何干哭了：“小煐啊，去看看你父亲，他现在很可怜，他快不行了。”我沉默着，站在远远的地方，其实我很害怕。那天的雨下得很大，檐下挂着牛筋绳索那样粗而白的雨水，哗哗哗地下着，到处都弥漫着水汽，潮湿的天气挡不住我的害怕。姑姑也来了，姑姑只是看了一眼，就坐车去叫医生。

    第二天早上，父亲出人意料地主动要求吃东西，他坐在阳台上，头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目直视。“逸梵回信了吗？”他喃喃地问旁边的人。“没有，老爷。”何干耐心地回答他。父亲有点恍惚地慢慢闭上眼睛，送上来的点心也没有动，他就要仆人拿下去。何干把我抱过来：“老爷，小煐来看你了。”父亲看着我，眼神空洞而迷茫：“胖了，到上海就胖了。”虽然住在同一座老房子里，他有很久没有看过我，他问：“会背几首诗啦？”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何干代替我答：“哦，不错，小煐很爱学习，会背一百多首了，比小奎强。”父亲好像很开心：“嗯，喜欢看书就好，喜欢就好，别去上洋学堂，学不到东西，在家读就好。”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听不见了，他又昏昏沉沉地睡下去。此时的他看起来那么脆弱、可怜。我看了何干一眼，何干悄无声息地搀着我的手，我们一同走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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