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姑姑回来，跌得鼻青脸肿，一盏风灯也打碎了，原来路上坑坑洼洼她没有看清，一下子跌到水塘里，膝盖也跌破了。她穿着一件旗袍，外面还罩着一件藏青色的哔几大棉袍，代替大衣，是姑姑的夜行衣、防身服。我帮她搽好红药水，她长时间坐着，百思不解地说：“小风灯的灯罩上全是颗粒，一点不滑，可是怎么就让我失手打碎了呢？多么漂亮的一盏小风灯，玫瑰红色。”我安慰她说：“灯火管制呀，街上漆黑一片，你又没长出火眼金睛。”她说：“这风灯打了，我明晚怎么办？”
她又上了一天班，回来告诉我，工作又丢了，生活一下子陷入窘境。姑姑青着一张脸说：“没什么，会过得去的，不过又是停薪留职。”但是从她不安的样子看，这日子过得实在是难。姑姑洗洗上床睡了，我却无法入眠，再这样赖在姑姑这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父亲给的钱勉勉强强凑足学费，一分钱都没有余下。而且听弟弟说，那边也日渐落魄，房子搬了好几次，越搬越小。父亲和继母成天在家里吸鸦片混日子，母亲那边也联系不上，想来想去只有靠自己想办法挣钱，早日经济独立。书，我早就没有心思再读下去，我想了一个夜晚，决定辍学，这个决定，我到现在也没有告诉姑姑，因为怕她失望。我拿到毕业证书，她也付出了很多，我真的怕看到她失望的眼神。
第二天午饭餐桌上，我和姑姑照例自顾自吃着葱油饼，连吃了好几天葱油饼，实在有些犯腻。姑姑说吃饼省事，其实彼此心里都清楚，吃饼最能省钱。姑姑吃着，突然说：“他们搞什么停薪留职？其实就是逼着你自己辞职，再给你一个空心汤圆。”她努力想用轻松的语气和我说话，可是我觉得她有点做作。我突然说：“我想给报馆写稿子，马上就会有稿费了。”姑姑看了我一眼，说：“你什么时候自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分担家用，这以后再说。现在你还在念书，把书念好，挣什么稿费。”我说：“我不打算读了。”我用很平淡却又不假思索的语气说，姑姑抬头，沉默了片刻，说：“怎么就忽然不想读了？”我把剩下的葱油饼拨进碗里，回避姑姑的眼睛：“我想读的学科都没有开设，已开设的学科我又不喜欢，与其浪费时间在学校上课，还要花钱，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好书回家自己读。”姑姑说：“是不是你父亲给的钱不够？”我说：“钱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最主要的是我没有了读书的兴趣，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拿到了文凭也仅仅是一张纸而已，又不能当钱花。”姑姑没有说什么，放下了碗筷，坐到沙发上，很长时间没有站起来。
我去办理了辍学手续，回到家就看到两个德国人，都很年轻，正在和姑姑连比带说。我坐在一旁看了半天，德国人才走。姑姑对我说：“我把一个房间租出去了，就租给这一对德国人。”我吃了一惊：“你租给他们住？那我们俩怎么办？”姑姑说：“我们合住一间，这有什么不好吗？德人绅士才懂礼貌呢，还可以分摊我们一大半房租，我们心安理得做二房东，没什么不好。”姑姑的一番话打消了我的顾虑。第二天，这两个德国年轻人就搬来住，他们只是晚上来住，白天根本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而且即便半夜三更回来，也听不到他们的吵嚷，我渐渐放下心来。姑姑似乎也很满意，在她心里，一定认定这两个德国鬼子起码比我好—不用她操心做饭，还可以付她房租。
这时候我也没有闲着，订阅了一份《泰晤士报》，看到这家报上经常刊登一些影评和剧评，我就有意识地去看了上海滩上演出的一些话剧和电影，比如《雷雨》和《日出》，还有石挥和乔奇主演的《秋海棠》和《大马戏团》，我将观影后的感想写成文字投给《泰晤士报》，陆续刊登了几篇，被一家英文杂志《二十世纪》的创办人克劳斯·梅涅特看到，他给我写来了一封约稿信，我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CHINESES LIFE AND FASHIONS》寄给了他，还配了八幅我亲手绘制的发型和服装插图。没过多久，这篇文稿就在《二十世纪》上发表，整整占据了八个页码的篇幅。后来，我又将这篇文字重新改名为《更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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