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每个人都有天生的需求，渴望更高的价值需求；就像我们一出生，每天都需要吃一些含锌含镁的食物一样。其实，我们追求更高层次价值以及动机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对美、真实、公正等价值都有本能的需求。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思想，那么关键问题就不会是：“什么力量引发创造？”而是：为何并非每个人都有创造力？
——马斯洛虽说自己已经得到认同感，但如果能从他人处得到一些肯定或回馈，将会有更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充满景仰的氛围，并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潜能。
探察真正的自我价值
在我看了弗格森在《加州管理评论》所发表的文章后，某些观点就变得更明确。当我开始比较这些具有罗夏测验、投射测验和非结构性测验特征的团体时，我发现非结构式的心理分析和这些团队有某种联系。此外，这也与道家的顺意无为思想——放任万物依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有关。
这也与罗嘉斯的观点类似，我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它为什么能造成这样的结果。所有这些类似的理论使我更了解学习团体，我可以把他们与我所知的理论性知识结合在一起，我想建议在这个领域的人，他们也应该做同样的事。我在此特别向他们指出一点，他们好像都忽略了一项事实，那就是非结构性团体已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展示出不可低估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重新回想魏泰迈强调非结构性思考的主张，而且我发现这种主张在薛里夫实验和艾殊实验中得到支持。
在这种想法的促使下，我比较了心理分析所采取的自由联想与罗夏测验中非结构性墨点所产生的影响以后，结果我发现，当世界变得有结构性、有组织、有秩序时，人们就会倾向于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个团队。布兰迪斯心理研究所采取道教思想与消极主义式教学，使我从中了解到，缺乏结构和顺意无为精神会激发人类隐含的心灵力量，使人们朝向自我实现的目标发展。但是我也意识到，缺乏结构的团队会暴露出员工的弱点——例如缺少才华。简单地说，非结构性环境要么令人打破结构，要么产生结构。
接着我也发现，在我们这种教学环境下失败的人，在传统的研究所可能会有很好的表现，他们不停地上课，不断地考试、累积分数，生活在一个有组织、强调权威的环境中，他们不必主动去争取什么，而是等着别人去告诉他们做哪些事。之后我才恍然明白，其实我们研究所的环境对那些失败者而言，也是有益的，因为他们在20岁——而非等到40岁——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对心理学没有太大的兴趣，也不适合成为一名怀抱热诚的知识分子。
类似的事情在无组织性的团体之中也会发生。如果一直有人告诉你做什么或怎么做，生活对你来说也许会变得容易许多，你永远也不会发觉自己的弱点，更无法看出自己的优点。在我关于心理治疗的研究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在抽离塑造行为的外部因素后，人们的行为将会受到内部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如果要观察出哪些是内部心理因素，最好的途径就是排除外部因素，例如外部结构。这就是罗夏测验的目的。这也是我在爱罗湖所观察到的实况（马斯洛曾受天尼堡之邀，前往南加州大学爱罗湖会议中心，拜访当地的学习团体）。我自己写道：
这是通往心灵世界和心灵知识的大门。透过对内心的体验而达成（而不是只靠演说或阅读），经由他人的回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灵，协助我们以一种较为有序的方式，体验内心的变化。这种转向内心探索、意识内部经验的过程，只有在非结构环境中才能变成现实。
我们来分析一个较普通的例子，某些妇女会时常发生这种情形，特别是在一个家长制的情形之中时。例如说嫁给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男人的妇女，几十年以来，她一直是个“好太太”，非常尽责地做好每一件要她去做的事，天天为家事奔波，抚育小孩，照顾丈夫。不幸的灾难突然降临到她的身上，她丈夫死了，或者她和丈夫离婚了，也可能是她离开了丈夫。不管怎么说，对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来说，这些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完全出乎预料之外，而她也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展现出难以置信的才华。
例如，我认识一个妇女，在她接近50岁时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而在此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任何想提笔画画的冲动。这就好比一旦你点燃打火机或是灵感被触动，原来隐藏在内心的潜能就会蹦出来。对许多寡妇以及离婚妇女而言，在经历震惊以及恐惧以后，反而会觉得有一种解脱束缚的轻松感觉，发现自己被囚禁了很多年，不断地自我放弃、自我牺牲，总是以丈夫、孩子、家庭为中心，完全忽略了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可以清楚地想象非结构性组织运作流程。组织就像个盖子、抑制器，如果你让一个人时刻不停地工作，他就不会有时间坐下来静静思考，隐藏在他意识深层的潜能也就没有机会发挥作用。
我现在有必要说一下，我对类似团体的第一印象，真的是充满惊讶和震撼。这些人凭着内心的直觉，自由自在地高谈阔论。而在学习团体中，通常在经过一到两年的治疗后，我才能与患者有如此随意的交谈。这对我的感触非常大，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我必须重新调整自己对团体互动的态度，以及过去认为不断地交谈是无效率的想法。过去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性格的改变必须花费两到三年的时间。但是事实证明，根本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这是我在观念上的重要转变。
人际关系与社交团体关系是影响心灵、社会和人际行为的重要因素，是我思维方式的另一项转变。一个人必须经由对当下情境的客观认知而意识到自己的神经质倾向或是原始历程倾向，而非透过对个人基因或成长历程的探究而分析出来的。所谓原始历程是指人格结构中属于本我层面的内在本能性活动。本我层面的活动是潜意识的，是受唯乐主义支配的。在本我之上则是自我层面，自我层面的活动称为次级历程。过去心理分析师觉得员工内心的意念是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团体的表现让我们明白，社会上人与人的互动才是影响人际行为以及自我觉醒的重要因素。
虽说自己已经得到认同感，但如果能从其他人身上得到一些肯定和回馈，将会有更大的帮助，甚至可以了解自己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内充满景仰的氛围，并使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将会极大地激发员工的潜能。这也有助于我明白自己是一位被动者或支配者。
这也正是我所说的发现真正的自我来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人到底是如何的一种人。总体来说，现行的社会情况对行为的影响较大，个人的心灵相形之下就变得不太重要。至于个人的成长历程，已在不知不觉中存在于个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也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这些团队学员并没有探察个人的成长历程和心灵态度，一样能有好的结果。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追求自我认同的训练模式
我认为，对于心理治疗与自我改进和追求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一定要重新定义。关系复杂多变，但最有效的方式是，开始的几个星期以学习团体的形式治疗，随后进行个人治疗，一段时间后再回到学习团体。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传统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分析都会受到冲击。我对凭借个人心理治疗达成学习团体的某些成效抱怀疑态度，可它却永远也不会在个别的心理分析中出现。我们从其他人身上得到的比我们单从一个人身上所得到的要多，不论这个人是否具有主动性格。
关于自我的认知，有大部分是来自于他人。这些人能够敏锐地觉察我们的特质，并流畅地表述他们的观察所得，他们知道如何避免引起他人的敌意，因此在批评与指责的同时并不会激起对方太大的防卫心。我们认为所有关于追求自我认同的探讨的人——威尔斯、弗洛姆和荷妮等人——都未曾注意到，周围的人会将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反馈给我们，使我们更加了解自我。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建议在爱罗湖的一些人，若要达到最快速的自我治疗目的，可以试着用一种古老的业余治疗方式：拍下我们工作时的影像，然后讨论分析这些照片，可以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面貌——不仅仅是认识到我们看起来像什么，我们的人格或是外在的特征，而是了解真正的自我、自我的认同。当然这种做法潜藏着危险，就像苏利文（美国精神病专家，他提出一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精神病理学理论。他相信焦虑以及其他精神病症源于员工与其周围环境间的基本冲突。他将精神分袭解释成幼儿期人际关系出现障碍的结果，通过适当的心理治疗这些行为障碍的根源可以被认知和清除）一样错误地认为自我只是一堆可怕的镜中倒影而已。不过我认为这种错误是很容易避免的，因为拥有稳固自我认同的人，不会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知或投射，尽管很多人同意那些观点。
也许这可以用来测试自我的强度，就像艾殊的实验，众人都同意一项与事实不相符的陈述。在这种情况下，3个人中通常有2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许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训练，教导个人何时该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时又该信任他人的判断。
诚实训练或是自发训练也就是所谓的天真的认知以及行为的训练。我还想到另一种说法，就是亲密训练。我时常意识到，当一个人比较不害怕受到伤害时，就会试图解除防备，卸下伪装的面具。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友善亲近的信号，希望对方也能如此回应；对方也会说出以下的话，表示一种友善：“你的秘密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或是说：“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愚笨、很没趣的人，但是你却给人一种深刻印象，觉得你很有意思，让人不禁想要结识你。”
正如莱温（德国社会学家，以行为场学说著名。他主张人的行为应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的一部分，每个人的行为与常模有不等的偏离，而每个人对自己与对环境的认知之间有所差距。为了充分认知和预知人的行为，因此必须考虑人在活动时的整体心理场或“生活空间”。生活空间中所有事件的整体，在任何时候都决定着行为）和托曼所说，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人更需要心理治疗师，因为他们几乎不知道如何与人亲近。和欧洲人相比，美国人并没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没有深交的好朋友能帮助他们分担自己的喜怒哀乐。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几乎没有密友可以吐露心事，表达内心的感受，发泄自己的烦恼。心理治疗师、学习团体或心理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改善这样的情况。莱温在很早以前就进行美国人与欧洲人性格比较的研究，我相信还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
举个例子来说，就其他两个我所了解的文化——墨西哥人和印第安黑脚族人。我很羡慕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的亲密友谊。我必须承认一点，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人问我有没有知心朋友，我的答案都是我没有真正的知心朋友，虽然我一直渴望拥有亲密的友谊。当然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建立这样的友谊。事实上，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能和他们聊起我的生活情况。不过无论如何，却没有任何一个朋友可以像我和我的心理治疗师那样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花费20至25美元的钟点费的原因，目的只是希望有人能静静地倾听我们说话，做出适当的回应，让我们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就像跟一个我们所信任的人交谈。这个人不会令我们害怕，不会伤害我们，更不会利用我们的弱点。
假如以整体文化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我会延伸这种自我揭露的原则。换句话说，试图诚实、与人亲近、表露自我的努力，其实是有正面意义的。没有了恐惧，心中的恐慌自动消失；当我们不必再隐瞒自己时，我们的担心和害怕都自动消失了，感觉自由多了。关于心理健全的概念，还包括表达爱的能力以及表达意见的自由，不论是好的或坏的都必须说出。真正开明的人，会自由而诚实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小孩，并坦白地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例如“这件事值得你去做好”，或者“这不是你该做的事”，又或者“你的行为让我感到伤心、失望”等。
这又让我忆起布鲁德夫所主张的原则，他认为基督教对爱的定义，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任何人都诚实以待。他认为不应该对社会有任何的怀疑之心。这也是我从一个牧师卡姆那里所了解到的。显而易见的，他认为作为一个牧师，就有一种责任和义务——必须完全坦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即使对方有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也是一样。所以，如果觉得某人是一个不好的老师——他总是不停地喃喃自语，你就有责任说出对他的看法，如果任他继续犯错，就不是真正爱他，而是将他推入地狱。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就必须指正对方的错误，并有足够的勇气承担伤害对方的后果。
事实上，在美国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批评别人。就美国人而言，一般人对爱的定义，并不包括批评人家或给予对方正确的指点。不过，如果这种煞风景的事实的反馈发生的话，它会滋生两个方向的爱。换句话说，被他坦诚批判的人，心里可能会一时觉得受伤害，但是当他因此而受益时，对你唯一的感觉只能是感激不已。例如，如果我真正犯了错误，如果你觉得我够坚强、有足够的能力、够客观，因此可以坦然无讳地纠正我，这对我意味着一种尊敬。只有那些认为我很敏感、脆弱、不堪一击、害怕伤害我的人，才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
我还记得，当我在研究所授课时，曾经因为学生从来不反驳我的观点而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侮辱。我最后的结论是很想问他们：“天啊，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看待我的呢？难道你们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和度量接受辩论或反对意见的人？”后来我告诉他们我心中的想法，情况果然改善了许多，他们变得勇于提出意见并和我辩论，我心里觉得好过多了，当然也很感谢他们。
探讨亲密训练的议题，主要是希望能从另一种角度观察并解释这个团体。若从诚实、多样的体验和自由表达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得到的结果又会有所差异。每种角度都有它的优点，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情，然后将其整合，最后构筑全部理论。
为了继续这种进步管理的学习团体，我有必要说明一下1938至1939年在布鲁克林大学所进行的团体治疗实验。若从社会、哲学、开明原则和改善世界的角度而言，自我揭露和亲密关系不但有助于个人与团队的发展，更有助于发展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从员工治疗的实验中，也发现许多案例，足以证明这种自由必须纳入美国规定的基本自由权利中。每一个人都有自由、义务或权力对每一个同胞表露自己，并诚实而温和地告诉对方所给予我们的印象。这样的行为可以将全国人民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个人的心理更为健康、团队更为完善；也是为了创建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这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我无法解答的问题，也许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明一下，这些学习团体的学生都是自愿付一大笔钱，来到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一起上课进行训练，企图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结果。在我的印象中，这些负责训练的专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是高级精英，他们的能力都很强，都是具备非凡气质的成功人士。如果我们进行的是一个小规模的指导项目训练，再没有一个组合比它更适合了。
我还记得当时布鲁克林大学有一小群热心人士，共同开了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内容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最初上课的学生表示这是他们上过最有趣的课程，每个学生都很喜欢这个课程，也觉得收获很大。于是校方就把这堂课变为大一的必修课。很快出现了严重的师资不足的问题——符合要求的指导老师严重缺乏。最后，这门课也变得毫无价值。原因很简单，第一班是由四五个经过挑选的训练员来授课，他们都是担任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但随着学生愈来愈多，所需要的训练员也扩增到50至60个，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工作，当然，布鲁克林大学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由于这些不适任、没有能力的人加入训练员行列，教学质量受到影响，进而摧毁了原来很精彩的一门课程。
在类似的团体中，我们需要的指导者必须受过训练，而且具有某种人格特质。他们必须似慈母般——愿意帮助大家庭中的任何一员，因为帮助人而感到快乐，但并非世上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特殊品质。
对于那些具有强迫性格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某些心理不健康的患者，想要加入该团体却把事情搞砸，我们又应该怎么做？这个团体和学生本身，属于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那些只能接受具体思考的大众而言，我们该如何做？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课程内容，如果再继续下去，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是如果是顾及全世界共同进步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为了训练一群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也许可以尝试这样的实验。
同样，个别的心理治疗对改善整个世界也是有帮助的，理由很简单。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心理分析师，而少量的学习团体对于整体社会的影响而言，就像是汪洋中的一小滴水，产生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实验原则延伸到其他方面，把其运用在更多的情境中。例如学校里的年轻人理念，到现在为止，我还未遇到过年轻人差劲到无法接受这样的教导的情况。在工作中花费体力和脑力同游戏和休息一样自然，一般人并不是本能地讨厌工作。究竟工作是一种满足（因而被自发地完成）还是一种惩罚（因而被尽量避免），取决于可以人为控制的条件。
自我成长的有效途径
我们可以从自我实现的人那里看到，适宜工作环境的态度就是最理想的工作态度。这些高度进化的员工将工作融入自我的定义中，工作已成了自我的一部分，而这个自我是员工对自己定义下的自我。工作具有心理治疗以及心理内化的功用，也使人们成功地迈向自我实现。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例如，有一群优秀的人在良好的组织中工作，而工作可以进一步提高他们的素质。改善了人的自身就能改善整个产业，并进一步改善产业内的员工，如此循环不断。简单地说，正确管理人类的工作、生活以及谋生方式，可以成功地改善人类以及这个世界，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达到商业理想境界、创造财富的方式。
很久以前，我就放弃通过个别的心理治疗来改善企业组织或改善整个社会的观点。因为那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这在人数上也是无法办到的（尤其有很多人并不适合作个别治疗），于是我寄望以教育的方式，将尤赛琴式的理想目标扩及整个人类。
后来我想到将个人心理治疗视为最基本的研究资料，并将其应用到教育机构以完全地改善人类全体。但不久以后，我猛然惊醒，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工作生活，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工作。如果能把心理学、心理治疗、社会心理等等应用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之中，那么运用人本管理原则改善整个人类将不再是纸上谈兵。
显然，这是极有可能实现的。我在第一次接触管理理论以及人本管理策略时，其实就已经看出人本管理本身存在着非常先进的论述形式，并朝向开明、综效的方向健康发展。就单纯改善品质、改善劳资关系、改善对于具备创造力员工的管理等方面来说，很多人都发现第三势力（指人本心理学，其目的是促进员工成长，达成自我实现以及造福社会）确实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比方说，我们直觉地认为彼得·杜拉克对人性的论述与第三势力的内容非常相近，他是凭借对工业和管理现况的调查研究而做出结论。实际上，他对专业的社会科学或心理学一窍不通，但彼得·杜拉克对人性的了解绝不亚于罗嘉斯（美国心理学家，首创非指导式咨商，又称为受辅者中心治疗法或当事人中心治疗法。强调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治疗者只倾听当事人支持与鼓励，让他自行说出心理的困扰。
罗嘉斯的主张改变了传统治疗者和当事人的对立关系，使治疗者和当事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以激发当事人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潜能）或弗洛姆（德国心理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认为员工的性格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性格。他指出人有五大需求：相属需求、超越需求、生存需求、统合需求和定向需求，这是个人健康发展的基本，但是社会体系无法同时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彼此之间便产生了冲突。
此外，他认为有五种不同类型的性格：依赖性格、掠夺性格、囤积性格、市场性格和生产性格。具备生产性格的人具创造性、自主性，是最健康的性格），因此，显而易见的是，不久的将来，工业实况必将成为研究人类心理学、高度人性发展以及理想生态学的实验室。但之前我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工业心理学（属于应用心理学的一支，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工作者的行为和心理，从而解决问题、提升生产效率）只是简单地运用社会心理学说所得出的知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那才是知识的源泉，它代替了实验室，甚至比真正的实验室更为有效。
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是勿庸置疑的，并且超过彼得·杜拉克的理论。那里面隐藏着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可以应用于经济活动中。我想彼得·杜拉克和同事可能是看到科学心理学就置之不理。其实不难发现，有些骗人的玩意以及没有意义的论调，对复杂的人性来说确实是毫无价值的，但丢掉这些心理学理论，等于是把里面珍贵的资讯也一起抛弃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还存有很高的道德理想，试图将科学和人性、道德目标结合在一起，努力改善人类及整个社会。在我看来，工业心理学开启了新的研究方向：代表新的资料来源，内容丰富的数据来源。同时也为我先前以实际探索所得出的假设和理论提供了实证的基础。另一方面，它还像一间全新的生活实验室，让我可以不断进行探索、研究，认识古典心理学所隐藏的一些问题，例如：学习、动机、情绪、思想以及行动等等。
这也正好使我回答了迪克·法尔森的提问，他曾问道：“为什么你对这些东西如此感兴趣？你要寻找什么？你想要丢弃什么东西？你想增加些什么东西？”通过这些东西，我找到了达到开明思考的另一条途径。
工业实况比个人心理治疗更有助于自我成长和完善，因为它能提供同化与自发性满足。心理治疗倾向于个人发展、自我与认同等议题。我认为无论是创造性教育或创造性管理，都不应该仅限于员工的发展上，而是通过所属的社区、团体以及组织，这些才是达成自我成长的有效途径。
当然，对于无法进行心理治疗、心理分析与顿悟治疗的人尤其重要。至于智能不足、只能具体思考的人，则根本不能用弗洛伊德方法治疗成功。因此，当个人治疗师一筹莫展时，一个好的社区、好的组织、好的团体往往能起到更有效的作用。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什么因素引发创造力”，而是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创造力？人的潜力遗失在什么地方？它是如何瘫痪的？所以我想一个好的问题应该不是“为何人要创造”，而是“为何人不创造或创新”。其实，当有人创造某种技术时，我们不该像看到奇迹般的感到不可思议。
自我实现的关键一步
自我实现的工作如果被自我内省所同化，或经由投入作用（个人认识外在的客观世界之后，加以吸引并内化成为他内在的主观经验）同化于自我之中，此时，工作就具有治疗或自我治疗的作用。当自我实现的工作成为自我内心的一部分时，你不必与内心自我直接交涉，仍能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
换句话说，人们会将内在的问题投射于外在世界，使其成为外部矛盾，较易寻求解决办法，也不会产生焦虑，比起内省（个人陈述自己的经验，心理学家借此研究员工的内在心路历程，又称“自我观察”）方式，不会轻易感到压抑。事实上，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心里的问题投射于外在环境。
举一两个最简单、易被接受的例子：第一，艺术家（大家一定都同意，通常他们会把内在的问题投射于画布上）；第二，许多脑力工作者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很多时候都不自觉地把一些内在的问题，投射到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罢了。这不是谈论什么管理的新花招，或什么“诀窍”，或肤浅的技术，它不是用来更有效地操纵人们以求达到非他们自身所需要的目标，这也不是一种进行剥削的向导。
建立优美心灵的管理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管理，什么样的奖赏或报酬对人性的健康成长及其较丰满和最丰满的发展有益。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对于自我实现最有利。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假定已有一个相当繁荣的社会和相当健康或正常的人民，他们最基本的需要——衣、食、住等等的满足已有保障，那么，如何才能使这些人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以促进某一组织机构的目标和价值的实现呢？如何使他们得到最好的对待？在怎样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最有成效？他们将获得怎样的奖赏，不论是金钱的还是非金钱的？
理想管理的工作条件往往不仅对自我实现有利，而且对于一个组织机构的健康与繁荣，以及这个机构所制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量与质，也有好处。
于是，在任何组织机构或社会中，管理的问题可以用新的方式进行研究：在一个组织机构中如何设置社会条件才能使员工的目的和组织机构的目的融合一致？这在什么时候是可能的？什么时候是不可能的，或有害的？促进社会和个人协同作用的力量何在？另一方面，什么力量会扩大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敌对？
很明显，这样的问题触及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最深层的争端，触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以及一般哲学中最深刻的争论。
也可以这样设想，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即建立在一种不适当的人类动机论的基础上的理论，也有可能由于承认人的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的冲动和对最高价值的爱，以至完全革命化。我相信，对于政治科学、社会学，对于人的和社会的科学与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
上述的一切在于强调，这不是谈论什么管理的新花招，或什么“诀窍”，或肤浅的技术，它不是用来更有效地操纵人们以求达到非他们自身所需要的目标，这也不是一种进行剥削的向导。
它宁可说是以一种更新的价值体系与基本的传统价值观念相对抗，新体系宣称自身不仅更有效而且更正确。人性曾被低估，人有一种高级本性，它和人的低级本性一样也是“类似本能”的，这一高级本性包括需要有意义的工作，需要担负责任，需要创造，需要公平和正义，需要进行有价值的活动，并宁愿做得好些再好些等等，新体系在这样的发现中得出了某些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结论。
仅仅以金钱作为“报酬”的传统价值观显然已经过时。的确，低级需要的满足是能用金钱购买的——但当这些目的已经达到时，人们就只受高级“报酬”的激励了，例如，归属性、感情、尊严、敬重、欣赏、荣誉，以及自我实现的机会和最高价值的培养——真、美、效率、卓越、正义、完善、秩序、合理等等。
显而易见，这里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和弗洛伊德派需要考虑，而且政治的或军事的权力主义者、“专横”的老板或自由主义者也需要考虑。世上每个人都有天生的需求，渴望更高的价值需求，就像我们一出生，每天都需要吃一些含锌含镁的食物一样，其实，我们追求更高层次价值以及动机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对美、真实、公正等价值都有本能的需求。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思想，那么关键问题就不会是：“什么力量引发创造？”而是：为何并非每个人都有创造力？
内化工作的成功秘诀
在我进行“自我实现”的研究工作时，不断有学生和教授找我谈话，他们都想和我一起工作。不过，对于他们的态度我感到怀疑，甚至可以说非常沮丧和失望，对他们完全不抱任何期望。这是和他们长期满脑子幻想的半调子实际接触后所产生的结论，这些人总爱讲大话、画大饼、空有一腔热情，但是当你要求他认真研究时，却拿不出任何成绩来。因此，我不顾任何情面直接说明我的态度。对于半调子的人（和工作者、实干家相反），我也直接表明对他们的轻视态度。
对于那些抱有不切实际冲动的家伙，我常常分派一些表面上似乎很愚蠢，其实相当重要而且值得去做的事。结果，十之八九没有通过这项测验。后来我发现，这不只是个测验而已。如果没通过这个测验，就必须把他们拨到一边去，我劝他们加入“负责任市民联盟”。打倒外强中干和光说不练的人以及上了一辈子的课却没学到任何东西的学生。
这项测验对任何人都有一定的意义：你可以借此知道他是不是一棵苹果树——他会长出苹果来吗？他会结出果实吗？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分辨多产与贫瘠、空口说话与真正做事的人之间的差异，并找出谁能改变世界，而谁又对改变无所裨益。
另一方面是关于个人拯救的话题。曾经在圣罗莎所举办的存在主义会议，谈论了很多这方面的议题。我有一次曾经毫不客气地提出反驳，表明我对寻求拯救者的轻视。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极度自私，对社会和世界一无是处。另外，在心理方面，他们也是愚蠢而错误的，因为寻求个人拯救并不能真正达到个人拯救的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日本电影《生之欲》（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作品）中所透露的：只有勤奋工作并且全身心地投入上天和个人命运召唤你去做的事，或任何值得做并且有价值的工作，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达到个人救助。
我曾引用一些英雄人物的话，这些人不只获得个人拯救，也受到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真挚的关心与敬仰。他们都是极其优秀的工作者，而且在所处的环境里毫无怨言。简单地说，通过对重要工作的全心投入而达到自我实现的行为，是抵达人类幸福的唯一途径（与直接寻求幸福不同：幸福是一种附带现象、一种副产品，不需要刻意去追寻，而是德行的间接奖赏）；另一种方式——刻意寻求个人救助——就我的观点来看，这种在洞穴中进行内省的方式，对任何人而言都是行不通的。我不否认，对印度人和日本人也许行得通，但是在我过去的经验中，对其他人而言却毫无作用。
我认为，快乐的人就是完成了他认为有价值的工作。此外，在我的著作和以前的文章中也提过，所有关于自我实现的主题都强调这一点：这些人的超越动机（自我实现的员工在基本需求获得满足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也就是寻求存在价值的满足，如真、善、美等；又称为成长动机或存在动机）来自于超越需求，而这些需求则源自于对重要工作的投入、奉献和认同。各行各业均是如此。
否则，我就可以不负责任地断言：救助是自我实现工作和自我实现职责的副产品。我们社会的年轻人的问题是，自我实现的观念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一道闪电突然击中他们的脑部，他们本不想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另一方面，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认为自我实现就是：摆脱禁令以及控制，支持任性和冲动。我对他们已失去耐性，这些人不执著、不坚持、不能忍受失败。很显然，他们所认定的特质刚好和自我实现特质相反。
话又说回来，也完全没必要这样，以为努力消除自我觉察或自我意识，就能达到自我实现、超越自我。自我实现的工作，既是寻求和完善自我，也是达到无私境界的一种办法，也就是真实自我的最终表达。它解决了自私和不自私、内在和外在之间的分歧——因为达成自我实现的目的已被内化，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因此世界与自我已不再有什么分别。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已融为一体，也没有主观与客观的差异。
我们在大梭温泉曾经和一位艺术家聊过，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工作者和真正的成功者，在自我实现这方面的观点非常先进。他一直催促贝塔（我太太）“亲自”动手雕塑，打消她的顾虑和防范心理，也不理会她的任何解释或借口，认为这些论调听起来都太花哨、太高调了。“成为艺术家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他特别强调自我约束、劳动和流汗，他不断重复一句话：“积沙成丘，用木头、石头或黏土做出一些东西，如果觉得作品很糟糕，就把它扔掉，总比什么事都不做来得好。”他说自己绝对不会收一个连续几年都不自己动手做的学徒，和贝塔道别时也不忘提醒她“积沙成丘”。他要求她应该在吃完早餐后就立刻工作，就像为生活奔波的水电工一样，每天都必须按时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就会被老板解雇。“你应该以讨生活的认真态度去做这份工作”。
很明显，他有着奇特的思想，说话豪放不羁。不过，你必须重视他，因为他具有成功的品质——他并不是一个光说不练的人。他揭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证明生命价值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
当我们在谈话时，贝塔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究主题：假设有创造力的人喜欢自己的工具和材料，当然这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何人们不创作或工作？反过来说，每个人都有创作和工作的动机，包括小孩和大人。这点已被假设，现在必须解释其中的禁令和阻碍。是什么东西阻碍人们的创造动机？
另一条思考方向：匮乏动机是满足基本需求的一种低层次动机，自我实现以外的四种需求均属于匮乏需求的范围，这些需求是因个人不足而希望努力去取得，获得满足后就不再感到有所欠缺。我一直认为创作者拥有特殊才能和天赋，与健康和个性毫不相关。但现在我认为还有努力工作和意志力这两方面的原因。有些人就大胆而骄傲，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于是他就真的成了艺术家，因为他像对待艺术家般地对待自己，所以自然而然的，其他人也慢慢认同了他。
如果你认为自己对这个世界很重要，你自然就会变得很重要。你认为自己变得很重要，与你心中所内化的重要性等同，这也是人类克服现存缺点的方法。如果你堕落了、生病了、不能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你必须好好照顾自己、自尊自重、多多休息，不要抽太多的烟或喝太多的酒，自然就不会想要自杀——这是非常自私的做法，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一项损失。
你来到了人间，你就是世界所需要的，是有用的。这是你觉得自己被需要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有小孩的母亲通常不会像没有小孩的妇女那样，动不动就想到自杀。在集中营里的人，通常都背负了重要的任务，为一份责任或是为其他人而活，所以他们必须存活下来；另外一些人却自我放弃而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最后死得一点价值也没有。
建立自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重要的人物。你可以大声说：“我们联合国……”或“我们治疗师……”。当你能说出“我们心理学家可以证明……”时，自然就会享受到荣耀、快乐，并以身为心理学家而感到骄傲。
人们这种对重要目标、重要工作的认同以及内化，可以扩大自我，使自我变得重要，也可以弥补真实存在的人类缺陷，包括智商、才能以及技术的缺乏。
比方说，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强调劳力分工，开发性格的差异——使无创作力的人变得有创作力，使不聪明的人变聪明，使微不足道的人变伟大，使能力有限的人变得神通广大。任何科学家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尊重，无论他的贡献是多么微不足道，因为他是大型事业的一分子，因参与其中而必须获得尊重。换句话说，他代表此事业，就像是一位大使（这里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自一个重要国家的大使所受到的待遇，往往好过那些来自愚笨、发展慢而又腐败国家的大使，尽管他们都属于人类，也都拥有相同的缺点）。
对于一个单独的士兵来说，情形也是一样。一位来自战功赫赫的军队的士兵所受到的待遇，一定和另一位来自常打败仗军队的士兵相反。
其他像科学家、知识分子以及哲学家，也都是一样的情形。虽然他们都是有缺陷的单一力量，可是，从集体来看，他们又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代表一支胜利的军队，代表社会的改革者，创造一个新社会，他们因为参与英雄事业而成为英雄，他们找到了使渺小人物变得伟大的方法。因为世上只存在渺小的人（在各种层次上），或许只有对重要目标的参与和认同，才能使人觉得健康，才能拥有稳固的自尊。
这和我曾经提到的“责任就是对客观环境的客观要求所做的回应”有关。“要求”代表渴求适当的回应，也就是要求人们具备“需求性格”，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觉察者所具备的自我觉察个性或气质，使人感觉有一股巨大的推动力要把事情做好做对，觉得肩膀上有一副很重的担子。具备这种性格的人，觉得有必要修改那些无聊的标语。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对自我存在的认知。在理想状况下，会产生心物同构的现象，这是一种个人与自我实现（目标、责任、命令、职业和任务等）之间的双向选择状态。每一项任务只需要一位最能胜任这项任务的员工，就像钥匙与门锁之间的一对一关系，而此人对此项要求也最有感觉，对此召唤能有所回应，能感应其呼唤。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关系，就像一对爱侣，两位挚友，彼此因为对方存在而存在。
如果有人拒绝这项独特的责任会如何？如果他不接受这个独一无二的责任呢？或是他听不进去任何建议呢？我们在这里当然可以说，这是与生俱来的罪恶或是不适应性。但是就像狗想直立行走，诗人想变为企业家，或做买卖的想成为诗人一样，所有都是不对劲、不适合，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属于该领域。你的行为必须和你的命运相配合，否则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必须让步，必须投降，你必须承认自我是早被选择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道教思想，但我认为有强调它的必要。在罗格利克的X理论中，责任和工作被视为勉强承受的负担。人因为某种外在的道德，或被认为“应该”、“必须”而被迫去做，而不是出于自然的意愿或是自由选择，因此没有任何喜悦或舒服的感觉。但在理想状况下——具备健康的自私、最深沉、最初始的动物性自发和自由意志、可以倾听内心冲动的声音，一个人会积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就像挑选伴侣一样。
这种对自己命运的配合——信任自己对另一半的回应所产生的感受——就像相爱的两人拥抱在一起。在爱的拥抱和交合中，主动与被动的对立被转化与消融，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意志与信任的分歧也获得解决，西方与东方的差异不复存在，自由意志与命运也不相互冲突。一个人愿意接纳个人的命运，更好的说法是：自己能认清被命定的自我就是真实的自我，但是与不完整认知和整合下的自我并不相同，这是一种自爱、接纳自身本质的表现。所有相属的事物融合在一起，享受融合更甚于分离。
所以，放任——而非自我控制——与自发相同，而且还是一种主动，但与被动并不相互对立和分离，甚至与被动没有任何差别。
因此，辨认一个人的责任心或工作就像爱情中的交合和拥抱，它超越所有矛盾、对立与转化，合为一体。这也让我想起了达利·金及他所主张的“命运的设计”，也就是因为顺应命运而认同事物的适合性、相属性和正确性。
将这个概念应用于员工与其工作目标之间，这种关系非常困难且模糊，但若将此原则用来比较适合结婚的两人关系与不适合结婚的两人关系中去，则更加困难。不过可以肯定一点，在相同的命运设计中，一个人的个性可以视为与另一种性格是相合的。
假如把工作内化成自我的一部分（我想多多少少都会发生，即使有一方尝试去阻止），自尊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就会更紧密，特别是健全而稳固的自尊（价值、荣耀、影响力、重要性的感觉），必须通过重要工作的内化来建立。也许现代人的抑郁有大部分原因是内化的工作都是不荣耀、机械化、琐碎断裂的工作，每当想到自己的工作，就很难有自傲、自爱和自尊的感觉。如果我是在一家口香糖厂、不实广告代理商或是制劣质家具的工厂工作的话，就会产生以上的心理。我已清楚说明“真正的成就”是稳固自尊的基础，但这种说法仍过于简化，有必要再详加说明。真正的成就代表一项有价值而高尚的任务。把一件无意义的事做好当然算不上真正的成就。我喜欢自己所说的一句话：“不值得做的事情，根本就不值得去把它做好。”如果我现在处于一个可以完全展现自我的环境，那么对他人而言，我看起来如何？我对他人产生如何的影响？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他们共同看出什么特征？为了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应该如何做？我应该如何看待别人？
非结构性团体的沟通技巧
很显然，以大思路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就我所涉猎过的关于管理以及企业组织方面的书籍，缺点是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具整体性，大部分都只是针对特定的工厂、特定的场所或特定的团体所做的调查分析。这些作者和研究者必须学习以更广阔的规模——如人口以10亿，时间以100年——去思考；在解决问题时，他们必须扩大研究的规模，必须更具哲学原理，必须更能接受时间的考验；他们必须将人类视为单一的物种、种族，或是具有大家庭观念——世上每个人都是兄弟姐妹，每个人只有微不足道的差距，而且这些差距没有太大的关联。
说到此处，我又想起以前曾经做过的团体治疗实验（每一个团体训练2年），每个团体有25人参加。我要求每一个人除了扮演病人的角色，同时，还扮演另一个人的治疗师的角色。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同时练习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换一种方式来说，你是某人的病患，同时又是另一人的治疗师。我训练两个团体共50个人，我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训练他们。我利用罗嘉斯的非指导性咨商方式训练他们成为好的听众，我也告诉他们扮演心理分析师应遵守的基本规则，就是随意地就说出心里的话，无须加以批判或组织。印第安黑脚族人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每个人自然而然地与另一人成为“极为相爱的朋友”，他们的关系非常亲密，彼此都可以为对方牺牲生命。
在这里，我想要强调一点的是，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治疗关系——人际关系，治疗关系，刺激发展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亲密、诚实、自我揭露、觉察自我的基础之上的，并负责任地回应我们对他人的印象。这是极具革命性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将整个人类带往一个更有利的方向，过不了多长时间，整个世界的文化将会产生巨大的改变。
我一直试着将这些治疗团体或是个人发展团体的技巧和目标压缩成几个重点。
首先，在非结构性团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可以表露最真实的性格，别人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真正的特质，而非外加的社会角色或伪装印象。透过别人的反馈，我们可以认知自己的社会刺激值，也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处于一个可以完全展现自我的环境，那么对他人而言，我看起来如何？我对他人产生如何的影响？他们在我身上看到什么？他们共同看出什么特征？为了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应该如何做？我应该如何看待别人？等等。
其次要强调的是，罗嘉斯所称的体验或是开放体验，或是我所谓的天真的觉察，或者这样说，我们必须体验最深处的心灵，同时学习去体验他人真实的自我。例如，仔细地聆听、观察对方，了解他所弹奏的曲子、所说的话和话中意义，这是永不间断的感知训练过程。
最后，诚实而流畅地表达自己。我们不仅要有觉察力，还必须毫无顾忌地、没有负担地说出我们所感觉到的、所觉察到的，事实上也就是表露诚实的话语与行为。当我与卢本谈到这个议题时，他非常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认为团体历程经由团体活动而达到预期目标的历程，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觉得，就个人发展和个人成长而言，这一点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我会在处理团体的问题时体验这种观点，但在这里我没有这样的打算。
此外，我们必须做到让沟通更不具结构性。在我们的社会定义下，好的思考与好的写作一样，必须是有逻辑的、有组织的、可分析的、可说明的、符合现实的。但事实上，以荣格的理论而言，我们必须更有诗意、更有想象力、更有荣格意义上的原始性，现今的人们太过强调理性与可述性，特别是在科学界，这种情况更为严重。
此前我对某一件事有一个模糊的看法，谈到这里我又开始想起来了，那就是这些学习团体不仅允许非结构性的沟通，他们还容忍其他许多新生事物。每个人都可以试着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这些事做起来显得很困难，因此你可以使用比较隐喻式的字眼，断断续续地说出你的感觉。在治疗的情境中，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表述内心对所有事物的感觉和情感，但这些很难用理性而有次序的词句表达。所有参与这类团体治疗的个人，在表达心中情感的亲密关系时，都必须凭借非结构性的沟通来完成，也只有采取非结构性的沟通才起作用。
也许观察真实存在的非结构性沟通，会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计划。例如，我时常会结结巴巴、犹豫不决地表述，根本不知道要用什么字眼，然后又推翻先前的话，重新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希望能提出最清楚的论述，但是之后又会说：“很抱歉，这并不是我要说的，让我再来一次。”
我会建议团体中的学员进行这项研究，因为我怀疑自己还会有多少时间和机会。我会把非结构性沟通纳入学习团体的目标清单中。正式一点地说，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是接受较不具结构性的沟通或是非结构性的沟通，尊重它、珍视它，并教导人们使用它，这是学习团体的目标之一。
事实上，学习团体的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让人学习面对心灵的现实。长久以来，我们的文化一直否定、压抑或抑制这样的行为。在那种文化里，我们强调具体的事物，重视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只认同由人们的手指和双手实验所得的知识和科学的人，我们完全放弃内心生活的微妙之处。我现在所要探讨的正是关于心灵方面的知识。我们本着用实用主义的原则去观察和对待现实世界，我们单纯地强调压抑和压迫，这使得人们压抑和完全控制自己的心灵生活在严格的范围内。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许多个人或团体治疗的过程中，常常引发情绪力量和学习效果以及不可思议的结果。从部分角度来讲，我们仿佛被人领入完全不熟悉的领域，我们仿佛在学习一门新的科学知识，看到全新的事实和自然界的另一面。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冲突、原始历程、形而上学的思考、行为的自发性，并觉察到梦、幻想与希望的运作逻辑以及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事物。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形，是因为学习团体中的学员大部分是最没有心灵生活的人，如工程师、经理人、生意人、总裁等，他们自认为很坚强、理性、务实和实际，对心灵现实完全无知。他们都是一些“事物人”，所以会发生让人难以预料的事情，这就好比一个滴酒不沾的人，第一次闻到酒精就醉倒了。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
含纳并构建基本性格态度
弗格森主张的概念化，是学习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对大部分学员而言，都是经历了一次全新概念化的过程。第一点就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例如重新认知个人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是不同的。但更重要的是，许多概念借由瓦解而再建的过程之后，不仅含纳了真实世界的事物，还包括心灵世界的感性、恐惧、希望和期望。因此，全新的理论与态度都可以形成。
我之所以会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每个人对自我、重要的他人、社会群集、自然及物质现实，以及对某些人而言属超自然的力量等所表现出的态度的改变，也就是我所谓的“基本性格态度”，这反映了个人内部的性格结构。任何一种态度的转变，代表性格的转变，也就是员工内心最深处的改变。我认为，某些学员的某些基本性格态度在以一种极为激进的方式改变，当然这种改变相当重要，因此我认为将它纳入训练者的意识目标比较恰当。
说到这里我又回想起某些事。在这些团体中有很多无法估价的东西。他们认识到感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接受这些感情并把它们放进无意识层面去，并在不做任何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勇敢地用口头的方式表述出来。事实上，这是一件好事。举个例子来说一下，有一个人谈到自己反犹太主义的感觉，当然他很诚实地表露自己的内心感觉，也希望大家能帮助他。他的团体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非常成熟，他们不去争论对与错，而是接受这项事实，完全没有任何的道德与价值批判。如果他们以道德的观点来处理，彼此就会陷入攻击与防卫的对立关系，而这位学员的反犹太主义的态度将会更加严重。
在同样的团体里，当领导者要求员工说出更多关于员工偏见的例证时，而且是不带任何赞同或判断的前提下，某个人可能说出某种心态确实存在，而且他对此感到羞耻，然后他们围成一圈，有一部分人可能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这是他们第一次表达员工对女性、黑人、犹太人、宗教人士或非宗教人士的偏见，而每个员工也都以一种无关紧要的态度接受事实，就好比心理分析师会接受治疗者一样，了解他所说的事确实存在。
我想起一位教授，他是我一个心理分析师朋友的病人。长久以来，他一直苦苦压抑对女童性侵犯的冲动，虽然他从未真正行动过，而他以后也不会，他正逐渐克服这种冲动，但是这股冲动确实存在，就像其他令人不悦的事物——蚊子和癌症。如果我们认为癌症是邪恶的，因而将它拒之门外，与它们划清界线，对癌症就会真的束手无策。一个好的态度，或是每个人对于任何正在改变心灵现实的人应有的态度，不论喜欢与否、赞同与否，即使这件事是不好的，你都必须正视这些事物，接受它存在的事实。
现在我有必要说明一点，以扩大我对爱的定义。在此之前，我已说明爱是无法估价的。爱与正义、判断、评价、报酬、惩罚不同，而团体中的学员会在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不对任何事采取价值判断，事实上这就是一种爱的表现。学员透过这样的训练，学习去爱，去感受爱。当然，在我的治疗经验中，我也发现，当我越了解一个人，他对我讲述故事的态度就越谦卑，我反而会更喜欢他。
这些学习团体的情形也是一样。他们无意间将自己的恶行全盘托出，却让我更加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团体没有任何价值批判和惩罚，至少只有接受没有拒绝。喜欢吹毛求疵、有强烈道德主义、不认同他人、希望改变对方、重新塑造对方，这都不是爱的表现，这也是造成婚姻不幸和离婚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只有两人互相接受对方真实的自己并因此感到快乐，不会觉得受到干扰或激怒，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
实际上，上面所表述的与我接下来要讨论的特定学员有关，这群人包括老板与领导人。在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职能角色：一种是判断、惩罚、训练、担任纠察员或稽核员的角色；另一种是治疗、协助和关爱的角色。我不止一次地强调，我们校园中的治疗师最好不要兼任老师的角色，因为后者必须通过给分表示认可或不认可。例如，在芝加哥大学，评分的工作是由主考官委员会主持的。如此一来，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会更为亲密，老师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不必同时兼任支持者与反对者的角色。所以同样的道理，学习团体的训练员也只是单纯地担任支持者的角色。他们不给予成绩、奖赏或惩罚，他们完全不作任何的价值判断。
同样的情形，在印第安黑脚族人身上也发生了。如果小孩或晚辈犯错的话，通常是由部落里的长者担任惩罚的审判官，而不是自己家里的父母。当负责惩罚的人出现时，父母亲就变成了小孩的维护者，他们站在小孩这一旁，他们是小孩的拥护者和最要好的朋友，而不是要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刽子手或惩罚者。因此，黑脚族家庭父母亲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往往比一般的美国家庭亲密许多。一般美国家庭的父亲，通常既扮演爱的给予者又扮演惩罚者。我想这点可以加入治疗团体的目标清单中。
我想起一件事，当初天尼堡拜访非线性系统企业时，我也曾经和他讨论过这个议题，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点。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观念运用到企业老板的身上。他们有权力雇请员工或解雇员工，给予员工升职或加薪等。我想强调的是，担任裁判者和死刑执行者角色的人，一个人处在这样的位置时，不可能对于非裁判者或是没有支配权力的人能给予同等的关爱与信任。
针对这一点，我想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也是评判现代管理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那种过于乐观的倾向，我表示深深的忧虑。许多学者认为，好的管理政策和参与式管理可以使老板与员工结合成为一个快乐的大家庭，或是成为称兄道弟的好朋友。我怀疑这是否有实现的可能。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环境下友谊与信任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事实上，作为老板、裁判或是负责人事雇佣的人，不应该与他所要执行或监测的人太过亲近或友善。如果惩罚是重要的、必要的而且是经常性的，那么彼此间的友谊会使惩罚的工作很难执行。不管是裁判的一方，还是接受处罚的一方，均会感到难过。受到处罚的人如果被他认为是朋友的人降级，就觉得自己受到欺骗。同样的，如果裁判者与某个受惩罚者的感情很好，在进行判断时，难免不会有偏护的行为发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老板必须开除他的朋友，这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过。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心理的罪恶感不断加深，这也是造成胃溃疡性格的主要因素。我觉得，执法者最好保持超然立场，与被执法者维持某种程度疏运。就好比军队里的长官和士兵不能建立太亲密的关系一样。据我所知，世界上有太多人努力促使军队走向民主化，不过却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总是有人指定某一个士兵牺牲生命，这完全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决定，因为没有人想死。指挥官必须不带个人感情选择必须牺牲生命的人。因此，作为一个将军最好保持孤立以及超然的立场，不要和部属太亲近，不要和任何一个士兵成为朋友，因为你可能随时要他们去送死或是接受处罚。
在医生的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外科医生。他们常会拒绝替自己的朋友进行手术，心理医生也会拒绝诊治自己的朋友或亲戚。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实，人们不可能同时爱一个人又能公正无私地审判他。对同一人拥有爱与正义是很困难的，但却是存在我们周围一项无法避免的事实。我们总是很难以超然的立场，同时处理对同一个人的爱以及惩罚。这种观点与传统的管理政策完全相反。权力就是权力，它可以支配我的生死，对于一个操控我生死大权的人，我无法像对待一个与我没有权力关系的人采取同等的态度。
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安德鲁·凯依（非线性系统企业总裁）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他认为开放的概念其实被混淆了，他认为开放心胸有两种意义。我认真地思考之后，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区别。以老板和参与式管理的角度而言，开放心胸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建议、事实、反应或资讯，不论令人愉快与否。不可否认的，在此方面他必须开放心胸，他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
不过，若是让法官、警察、老板、船长和将军也坦诚以对，毫无顾忌地表露自己的想法，就完全没有必要。在特殊情况下，这样的领导者有责任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如果我正坐在一艘正在汪洋中航行的船只，船长不断地公开说出他的恐惧、焦虑和不确定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我下次再也不会搭这艘船。每个人都希望船长能承担所有的责任，相信他完全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我不愿接受他是一位容易犯错、看错指南针的船长，这会让我感到惶惶不安。对于医生来说，也是一样，我不希望他在为我做健康检查时，大声说出他的想法，当他在检查我是否患有结核病、癌症或心脏病时，我宁愿他将自己的怀疑藏在心中。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军队里的指挥官或是家里的父母亲身上。作为一个父亲及丈夫，如果他总是告诉他的太太和小孩自己的害怕、怀疑、不安和缺点，就失去稳定全家的功能。其实，丈夫或父亲的另一项角色功能就是自信来源者，他是家中的主心骨，必须勇敢承担一切责任。对于那些认为必须对妻子、小孩和朋友坦诚的人，我的建议是他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不要说出自己的困扰，他必须有足够的承受力自行承担一切。
企业界也有同样的情形。作为一家企业的老板或管理者一定也会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可是，他应该对未来抱有极强的信心，应该尽量在员工面前保持镇定，自行承受所有的恐惧、怀疑或沮丧。在企业里面，在全体员工的面前，避免情感失控。
在我早期的教学生涯中，我非常喜爱我的学生，和他们非常亲近，也希望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后来我渐渐意识到，只有在不牵涉成绩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对我永远保持微笑与友谊。我完全有理由爱一位心理学成绩不佳的学生，但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也无法接受。当我与学生成了好朋友，如果我给的成绩不好，他们就认为我背叛了他们，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当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认为，心理较健康的人就不会如此想。逐渐地，我放弃了这样的做法，特别是面对学生数目众多的大班级，我都会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与学生维持一种英国式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推心置腹。只有当我特地为某些学生准备资料，向他们解说，并事先警告他们会有不及格的危险时，这是唯一亲近的时候。所有的资料都表明，老板和领导者必须有开放的态度，但此处的开放是指让自己的耳朵和眼睛准备接受信息。
关于团体治疗与个别治疗之间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原因之一，两者的目的不同，治疗的对象也不同。因此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再决定要采取团体治疗还是个别治疗，或是二者兼用。
一种比较大众性的结论就是，这些学习团体可以促进成长，促进人格健康发展，这是一种心理内化的过程（心理治疗是让有心理疾病的人变得正常，心理内化是让正常人变得更好）。这和耕田的道理没什么两样，一个好的农夫把种子播下去，创设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然后就放任这些种子自由成长，只有在它们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才提供协助。他不会常常拔出刚刚发芽的种子，检视它是否正常成长，也不会去扭转它原来的形状，不去推挤它或拔出来后再把它放回土壤里面。他只是把这些种子留在土壤里任其自由成长，只提供最少的帮助，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助。
毋庸置疑，爱罗湖的团体具备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拥有好的训练员、好的领导者，不会强行训练、塑造学员，只是单纯地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给他们一些成长的有机土壤或激发原来潜藏在内心的“种子”，任其自由地成长，而不给予太多的干扰。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但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正确对待自我实现者的隐私
我差一点忘记另一个问题，恰好现在又浮现在我脑海里，这是个非常私人的问题。这是从我阅读的书籍以及从爱罗湖的训练团体得到的启示，而且至少产生了半打以上的疑问。我发觉这个领域的工作者忽视了隐私的需求。当然，这些训练团体的目的就是要学员守住隐私。他们采取的自发式训练，就是教导学员依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我隐瞒或自我揭露。他们所谓的隐私只是一种恐惧、强制、无能和限制等等。
实际上，在针对自我实现的人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当人的心理愈健康，就愈需要非强制性的隐私，他们比较没有神经质的隐私问题，也不会保有不必要的秘密，更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的创伤，戴着一副面具生活。
我的这些想法是受到我太太贝塔的刺激，她是一个特别注重隐私的人。如果在20个人的团体面前要她说出自己的隐私，她会感到不寒而栗。这并非是神经质的隐私，她只对自己的知心好友说出心中的想法。许多人需要正常的隐私，他们会自我选择倾吐的对象，因此像爱罗湖的团体就不适合他们，好像对他们而言非常不自然，就算强迫他们参加，也不会有多大用处。在这种集体公开表白的过程中，这些人仍是保持防卫的心态。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区分健康的、有必要的隐私和神经质的、强制的、不可控制的隐私，我们必须努力解除神经质隐私——这些都是无用的顾忌，相当愚蠢、非理性、没必要而且不切实际。健康隐私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我们也很容易忘了个人之间的差异。依据我个人的经验，可以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从易于自我揭露到需要健康隐私。
为了确立此观点，我甚至可以大胆地说，达到健康隐私的前提是瓦解神经质隐私，当然还要能够享受隐私，而且保持自己的独立（一些神经质的人，甚至大部分的平凡人就办不到这一点）。神经质隐私的瓦解是迈向健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这里所谓的健康包括对隐私的需求、享受隐私以及保有隐私的能力。
这种情形也诠释了前面所讲的议题，企业领导者在员工面前不暴露自己的一切想法是很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他最好保有隐私。当将军决定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时，最好不要到处宣扬心中的不确定和怀疑，更不要不停地扭动手指显示他的恐惧，因为这样的行为会瓦解全队的士气。所谓的健康隐私也包括这样的情形，当客观环境需要时就必须保有某些隐私。
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系，我曾在某个团体讨论的课程中谈到神经质防卫与健康防卫的必要性。我们必须紧紧记住一点，神经质防卫是不健康的，因为它是不可控制的、强迫性的、非理性的、愚蠢的、不被接受的。我们有许多控制冲动的力量，其中之一就是防卫，当然，我们现在已意识到，在现今的文化中许多的失序状况是由于缺乏控制所致，但是弗洛伊德当年却未曾意识到这一点。
常常有人开玩笑说某人必须克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玩笑话，而是很有道理的。我认为人们不可以、不应该、也不愿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表达心中的冲动，我们必须有所节制，不仅是现实环境需要，也是个人发展和价值的需要。
事实上，人类生活中也有许多存在性冲突。许多问题无法获得解决，许多时候为了达成某个目标，必须放弃其他事物，这就是冲突所在。当我们朝向某一目标前进时，往往必须放弃某件事物，甚至对此感到哀伤，但必须努力抑制自己的情绪。
通常一个决定就意味着对一件事物的执着喜爱而对另一件事物的排斥，我们不可能在两件事物间来回做选择。比如说，一夫一妻制就意味着最后的决定以及永远的承诺，因此它就必然涉及必要的、健康的和可欲求的防卫。“防卫”一词已被人们过度滥用。在这里“防卫”一词用“因应机制”又名因应行为，指人在追求目标时，能面对环境限制所表现出的积极性适应行为，因应机制的目的在于减低焦虑、解决困难，而非逃避现实代替。
社会哲学家一再地强调，弗洛伊德所处的1910年与我们非常不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承受过多的压抑。部分是因为弗洛伊德使得这些不必要的压抑遭到瓦解。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控制冲动，甚至控制某些可欲求的压抑。
我想到了一个例子：曾有一位妇女，当她想到什么时，也不管别人还在说话，就开始说了起来，因此遭受团体学员的猛烈攻击：“请自我控制一下，闭上你的嘴，我们也要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再说，别打断他人的话。”这就是必要防卫或因应机制的例证。
以前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学习团体或是其他感受训练、人际关系、领导团体等，都只是假借团体治疗的名义。但现在我改变了看法，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不管怎么说，治疗一词已经有点不适用，它代表人在心理上有疾病。但就我研究表明，大部分学员就心理治疗的层面而言不算是病，只是就正常的情况而言有些许的偏差，但他们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公民。因此他们需要的并非是员工式心理治疗，而是个人发展、自我实现的训练。
此外，我也逐渐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如果你使用心理治疗这个字眼，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厌恶，即使他们确实需要接受心理治疗。例如，这些假名与同义词对于那些执迷型、倔强型、事物思考型的人以及不信任心理学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虽然我认为有比“训练”更适合的名词，但是我还是保留一些名词（不意味着能够治疗疾病）。
“训练员”这名词也有一点屈就的意味，好像我是一位健康完美的神明，降尊纡贵地帮助你这位不健康、不幸的可怜鬼，类似这样的说法都应该避免。如果我们强调存在型心理治疗师可能会好一点，他们与学员有着同胞之情，身处于同一条船上，相互帮忙，就像哥哥帮助弟弟，一切都源自于爱。所有的团体都应该放弃过时的医疗行为模式——以一种权威的心态，健康的人治疗不健康的人。
“学习信任”是治疗团体的另一个目标，去除一切的防护和防卫心态，特别是反向攻击和反向敌意，更要放弃以自己为目标的偏执狂心态。这与学习表达和自发是不同的，这也是关于现实主义和客观性的训练，因为它是根植于当今现实，而非儿童时期的现实。对现今而言，儿童现实已经不切实际而且是错误的。这与弗洛伊德强调脱离过去的意义是相同的，因此更好的说法是“学习信任”——当此信任符合现实情况时；或是“学习不信任”——当此信任不符合现实情况时。
另外一个实用的目标是学习隐忍感情。团体的领导者（我拒绝称他作训练员，因为那听起来好像是在训练熊、狗等动物一样的刺耳）必须保持镇定，他必须忍受他人的敌意，即使是碰到深沉的感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都必须无动于衷。学习团体的学员了解到，其他人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容易受到伤害。许多学习团体的报告表明，如果一个人受到客观地批评或是有人在哭，又或是有人激怒了别人，就会有另一个人出来解救他。但是就长期而言，大家必须藉由简单的经验，知道人不会因为受到批评而崩溃，他们所能承受的压力极限要比普通人高出很多，不过，这些批评必须是真的、友善的。
也许另一个目标就是学习辩护个人客观而友善的批评与攻击之间的差异。我在少数的团体训练中，也看到过这样的差别。
我们也应该学习容忍缺乏组织、模棱两可、无计划、没有未来的情况，这些都是重要的心理建设和发展过程，而且非常有成效。对于个人发展而言是必要的，这也是培养创造力的前提条件。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学习团体的选择性，特别是在位于山顶的爱罗湖或是其他孤立的文化领域。在这样的团体里面，没有真正的恶意，没有真正的毒蛇猛兽，没有真正恶名昭彰的坏人。换句话来说，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或是至少他们都努力成为高尚的人。这是一样的吗？当然，有人会因为这些特定团体的成效，以为在所有的情况下均能实行。其实不然，比较好的说法是，这些位于山顶的学习团体之所以有成效，是因为环境条件的允许。如果现在面对的是独裁性格的人、偏执狂或是不成熟的人，学习团体的成效就会令人质疑，这是很实际的情况，因为这些训练员或领导者都是经过特别筛选的。
我感触颇深的是，团体里的每个人都是高尚的，当然这里的人平均水平也比一般大众要高。这又牵涉到挑选的问题，因为世上没有足够优秀的人，组成上百个或上千个学习团体。这些团队是成长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只能进行有限的实验，因此，它必须小心教条、虔诚和形式等。
当我在山顶上问过一部分学员某些问题时，这种情形显得更加的真实。我问他：“魔鬼在哪里？精神病理学在哪里？现实证明存在的弗洛伊德式消极和悲观在哪里？”我感觉他们太倾向于罗嘉斯式的乐观主义，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所有人都是好的，所有好的治疗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但实际情况却有所不同。在良好的环境下，大部分人都能自我成长，但不是全部。我对于领导者也有同样的质疑。就长期而言，我们不能自我选择领导者或治疗师，但是在许多著作中却没提到针对潜在领导者所设计的个人治疗。
我认为接受敏感度训练的人，应该以更开放的态度讨论心中的敌意——必须更明确、更仔细。例如，在我与他们共处的短短几天里，看到他们不断地练习公开表达自己的敌意。这是我们社会的最大问题，相较于弗洛伊德时代对性欲的压抑，目前心理分析师面对的是对敌意和进取的压抑，压抑的程度不下于当年的性欲压抑。社会越来越害怕冲突、不同意、敌意、反抗和排斥的发生。我们不断强调要与他人和平共处，即使你很不喜欢这个人，也必须这样。
在这些学习团体中，他们不但学习接受他人的敌意，而且还接受成为他人攻击目标的培训，培训人们成为靶子后该如何处理，才会不因此而倒下。我看到某些美国人超越一般礼教的束缚，愿意接受好友负面而善意的批评，也不觉得自己遭受攻击，反而将对方的行为视为情感的表达、协助的意愿。当今社会上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认为批评是对人的全盘攻击。但是在爱罗湖团体里，他们努力教导学员分辨何者是出于关爱、友谊和助人的冲动而提出的批评，何者是出于敌意或攻击的批评。
经过学习、训练后，团队中的学员变得更为坚强，更有适应力，更能承受更多的痛苦。毫无疑问的，这些人比较有勇气向别人说不，敢于批评别人，否定别人的意见，而且会因此产生一种抗拒大变故的能力。
对男人而言，现在所有的这些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假如男子气概是我们社会的焦点议题；如果男人不够强硬、不够积极、不够果断的话，那么这些团体的训练对建立男子气概亦有所帮助。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男人喜欢安抚、讨好别人，极力避免任何的冲突、反抗，试着平息争端、手腕灵活、不断妥协、不制造争端、不捣乱，当大多数人反对时就轻易地举手投降，绝不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性格的男性被弗洛伊德称为太监——遭阉割的男人，他们像一只宠物狗，努力地摇尾乞怜，讨好主人，在最糟糕的时候也不会做出反击。
为了能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应该仔细研究弗洛伊德关于攻击、毁灭和死之愿望的论述。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接受弗洛伊德的主张，而是藉此对人的心灵有更深入地体验。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也和此点有关，也是我常常想到的，那就是支配－从属关系。我曾经在猴子和猩猩的身上观察到依据支配层级所制定的觅食次序。但是整体动力学研究者对这方面所知不多。我建议他们参考猴子的行为模式。我认为他们都过于强调民主教条，以为人人生来就平等，对实质占有优势的人，天生的领导者，具有支配力的人，特别聪明或特别果断的人，他们觉得很难接受，因为这违反民主原则；事实上，这并不相互排斥。在我读过的著作里，并没有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资料，而在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说里也找不到任何的参考资料。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接下来的挑战并不是思考如何激励员工，而是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员工愿意并主动发挥内心的最高潜能和动力，对公司做出最大的贡献。或许首先应该做的是，分析组织的政策和作业程序。
激发员工潜能的智慧资源
世上有两种人：“外缘旁观者”和“参与者”。外缘旁观者这个名词是由美国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的西吉教授所创造出来的。在他的《艺术和民主》书中，外缘旁观者就是非参与者，他认为他们没有真正地在生活——他们对内心的想法没有任何热情或奉献。他们付钱听音乐，用钱购买艺术，玩弄人们的创作与想法，不过这些都只是表面的。虽然外表上他们参与了这些活动，不过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投入，充其量只是一个站在外面的围观者而已。参与者凭着自身的价值与信仰，探索未知的世界，度过美好的时光，也遇到过不如意的事情，曾经受欢迎过，也曾经被批评过，经历过繁荣富强的时期，也经历过不确定的动荡年代，不论是在艺术或民主政治方面，参与者都在积极地成长。
那些担任“参与者”角色的领导人不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信仰者，而是因为这是未来的潮流，是一件大事，他们并非真正的了解其中的含意和知识。当我们听到企业主管反复提到“人力资本”、“智慧资源管理”、“激发员工潜能”和其他相关的概念时，我们可以确定企业的人性面将是未来重要的管理议题。我们拭目以待有多少人会是这项潮流的“外缘旁观者”或是“参与者”。
事实上，要成为“参与者”有许多典范可以追寻，班尼斯、杜拉克、罗格利克，史坎隆、阿吉瑞斯都是良好的楷模，不论好的年代还是坏的时代，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地追求真理，不理会旁人的嘲弄，也不管别人说他们天真不实际。这些人可以说是历史的英雄，他们总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并且真正地参与完成心中的目标。
参与的行为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但这并不是一个盲目拥护的价值观，也不是一项使命宣言或是操控员工的企业符咒。参与的行为可以活化组织，重新组合组织DNA，激发人性的潜能。
罗格利克发表的X理论以及Y理论概念，是针对人类行为所做的一系列假设。实际上，X理论以及Y理论中有许多概念与我的需求层次理论相似，大部分人认为罗格利克的理论是在替我的理论建立起崇高的声誉。
研究显示，罗格利克理论中某些重要的概念，常常在翻译时有所遗漏。X理论和Y理论并非某种管理方式，只是一些关于人性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对管理方式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可以用罗格利克自己的话来诠释：“管理人员最重要的课题是：关于管理员工最有效的方法，你的假设为何（包括明文规定及墨守成规的）？管理阶层对于控制人力资源所抱持的假设，将决定企业的整体性格。”
因此我们有必要问一下，你是否相信：
一、对一般人而言，是不是都比较不喜欢工作？经理人以及组织必须时时刻刻控制、指引和确保员工有称职的表现？一般员工喜欢遵照指示做事，并且视安全的需求为第一要务？一般员工都没有成就大事业的野心或需求？
二、一般人都认为，工作与休息或玩乐一样地自然，而且必要。每个人学习自我控制，展现进取心，当他们全心达到目标时，会主动承担起所有责任。他们因为奖赏而愿意全心奉献，而非出于恐惧，特别是无形的奖赏，例如成就感和自我实现，大部分人都拥有许多未开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
上文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X理论的主张，第二个问题则描述Y理论的主张。根据管理顾问吉米·柯林斯所说：“X理论仍是目前的主流。许多经理人及企业家仍持这样的观点，人不能百分之百地被信任，必须时刻受到监督，需要足够的动机，或是认为人们不愿努力工作。害怕、不信任、压迫以及威逼利诱的管理方式和独裁主义19世纪90年代相当盛行。不只是大型企业实行这种独裁式管理模式，连许多中小企业也都是遵循X理论管理员工。”
在企业中如何营运X理论？罗格利克自己就提出最好的案例。我节取了一段他在1954年的演讲内容：
“几个星期前，我与一家位于剑桥的小型企业的主管开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何想方设法让员工准时上班。小组的对话方式引起了我的兴趣。有一个人建议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打卡钟。”也有的人说：“应该在每个部门最显著的地方，放一本签到簿，请每个员工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及抵达时间。”另外还有人提议说：“在办公室的入口设一个旋转门，八点半以后就在门上挂一个铃，迟到的员工经过时，铃就会响起，整个部门的同事都会听到，迟到的人就会觉得面上无光。”
以上这些非常严肃的提议，都是一些表现杰出的主管所提出来的。他们以为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考虑到造成这些问题的背后原因以及态度。我冷眼旁观这些人的讨论，不发一言，最后产生这样的结论：“并非每个人都自愿准时上班。这些态度和信念都隐藏在内心深处，没有被拿出来公开讲座，而这正是经理人会提出以上建议的原因。”
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接下来的挑战并不是思考如何惩罚员工，而是应该创造一个环境，让员工愿意并主动发挥内心的最高潜能和动力，对公司做出最大的贡献。或许首先应该做的是，分析组织的政策和作业程序。
经典剖析
乔治·马肯策划自我实现
美国加州曼罗公园沙山路三〇〇号，等于是权力、尊贵与商场艺术的代名词。这里是创投家的聚居地，他们通过筹资、合并和收购，创造了美国经济的荣景。他们不断地寻求下一个高利润的投资机会，沙山路已成为美国企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乔治·马肯和他的合伙人大卫·里瓦就在这个金融圣地成立自己的事业，他们经营的是一家私人投资银行。
对大部分人来说，我们的产业还是个陌生的领域，有许多是私人募集的企业。事实上，要仔细定义这个行业的话，共有三或四大类。最大的部分是我们所谓的管理收购，我们从某些机构以及富有家庭募集了500亿美元的新资金。创投部分有100亿美元，收购的部分约有300亿美元。我和里瓦在创立这家企业以后，投资比率刚好相反，创投部分要高于收购部分。在我们成立之初，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一行业，但当初创办之时，我们的工作是建立优良而健全的企业。
我从事创投业以及我担任美国企业主管的经验中，得出“不适任企业主症候群”的想法。不称职的企业主和不称职的老板没什么区别，业主就像不适任的老板，对组织会有极大的影响。不论私人募集或公开上市的企业，都有“不适任企业主症候群”。
在我所从事的行业，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拯救这些企业”。不论企业是否正出售或转投资部分事业，我发现一旦把企业资产交到员工的手中，业绩竟然会奇迹般地好转起来，而且所有员工都觉得很快乐和兴奋。从这一点我体会到，一家企业之所以会遭到困难而且到了走投无路的穷途，那是因为过去的一些政策决定完全掌握在少数企业主手中，加上他们都专注在企业的财务利润方面，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模式，造成了企业走向衰败的命运。
我曾经是一个大型集团重要部门中的一分子，曾经有过为新想法辩护的亲身体验。帮企业找寻一位称职的企业主或是协助原企业主进行调整是我们的工作，通常我们会与管理人员共同合作。不论是既有的管理阶层或是我们另行寻求的管理人才，我们都希望提供一系列焦点集中、方向一致的目标，将每位员工组织起来，站在同一阵线上。
所以说，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企业各个部门相互协助、业务集中，每位员工都能各尽其职。我们也希望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每位员工都能达到自我实现与创造的目标。
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全球，现在我们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所一致进行的工作，就是重新定义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能将我们在市场上所采取的行动与健全社会的核心价值相互结合。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已经有一少部分人开始尝试这项工作了。当你看过马斯洛的著作后就会发现，他也提到很多这方面的想法。他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的先锋，不断思考新的概念，凭自己直觉大胆地假设，而后又回头测试心中的观点是否有可行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远景，这是员工针对组织在最高度自我实现模式下可能的运作情形所描绘的心灵图像。为了让你更了解我的说法，我从你比较有兴趣的事物谈起。我的图像和你的会有所不同。这个图像触动了人类最高层、最善良的心灵，人类的灵感与抱负就存在于此。远景可以激励企业所有人共同朝同一崇高的目标迈进。我们每个人都与世上其他所有人、所有事物紧紧相连，这就是我们崇高的目标。
经过充分的分析讨论，我们为业绩优良的企业下了定义：这企业让我们引以为傲，当我们一想到它，就全身精力充沛，它在产业中表现得出类拔萃，它能吸引最好的人才，每个社区都希望能有这样优良的企业含纳并建构于其中，所有的厂商都争先恐后地与他们做生意，所有的顾客都乐于与他们往来，股东们也都很高兴投资这家企业。
我们最大的不同是将股东的想法考虑进去。我们希望建立的企业，能顾虑并平衡所有股东的权益。如今，我们真的做到了，也满足了所有股东的需求，更创造出超水准的财务表现。
但这些目标要如何实现呢？首先，我们会寻找正处于转型期的企业，而它所处的产业正在成长阶段而且是一家基础不错的企业，值得我们进入并买下，我们会提供必要的资源与策略，以及创造高效组织所需的思考模式。只有员工愿意达成自我实现，组织才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而这是我们工作最有趣和特色的地方。最后的结果也让人惊喜不已，人们一早起来，就会迫不及待地去上班。
但是，在我们达成金字塔目标以后，发现还漏掉了一些东西。我们仍在“自我系统”里运作。自我系统有多样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在强调竞争的情况下，建立合作的工作团队变得更为困难，然而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这也是为何多数工作团队运作不良的原因。员工彼此相互竞争，但我们却无法理解为何会这样，我们以为情况原本就该如此。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发掘人性的另一种可能。
我的几位工作伙伴，他们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团队，都拥有很优秀的学历背景，并且都有在大型上市企业工作的经验，而且所有的新进员工都来自各地首屈一指的学校。他们来这里工作，目的不只是从事金融交易，而是希望建立良好的工作团队。这是和其他企业从业人员的不同之处。
建立绩优企业的目标彻底地改变了我们企业。不可否认的，我们不能回头。我们现在所谈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最艰巨的工作，不过一旦你投入进去，就不能回头。在我们不断地讨论、改进那些阻止我们达成综效的策略以后，我们开始渐渐地转变。如果他们不和马肯和里瓦站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不能使所购入的企业跟着有所提升，如今我们变得非常有效率。
在这个金融社区里，将这些策略运用起来是很简单的。例如，上次募集的资金即将短缺，我们必须再次募集，这是常有的情况，就在这次募集资金时，我们必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苦思如何对那些顽固的华尔街人士说明我们的理念。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他们也是人，他们也有追寻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心中也抱着崇高的目标，他们也很清楚，在差劲的组织与完善的组织中工作，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入手，直接说中他们的心中要害。结果呢？我们募集到的资金是当初预期的两倍，我们原本的目标是40亿美元。
马斯洛在他的笔记里提到，实行开明管理的组织能创造更健全的社会。事实上，我们希望创造自我实现的员工和高绩效的组织这一目标与马斯洛的观点完全一致。我完全同意这个论调。在全球经济正经历转型的时期，企业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也许比其他单一机构都显得重要，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企业家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但要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角色的意义，提升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确认，个人或全体是否愿意接受这份重大责任，共同努力塑造善良人类。这是我们留给后代子孙的礼物，这是个全新的企业概念。关键是，我们愿意接受吗？企业是人们花费大半时间工作的地方。我们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在建立健全社会方面，比起其他我所能想到的机构、承担的责任更为重要。
布莱恩·勒林谈企业员工价值实现
布来恩·勒林是乡村企业基金会的创办人，他将马斯洛理论引进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勒林和他太太琼恩共同创立乡村企业基金会。这个基金会透过区区的100美金以及全球各地的发起人，挽救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受苦民众。因为它的帮助，全球好几个贫穷国家的人民，实现了他们成为企业家的梦想。
有一次，我们参加了多明尼加教堂之旅，激起了开发这个国家的兴趣。就像其他人一样，我们很想实现这个愿望，我把它看作是追求生命价值的一个环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对我说：“你不能从寻找快乐中发掘快乐，只有服务人群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我们的行动源自我们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成为我们工作的动机。首先，我们的任务是传递一项讯息：企业家精神和金钱资本可以帮助极度贫穷的人创业，体验长期工作所带来的尊严。就整个计划而言，我只是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无论成功或失败，我们都不能以个人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行为。
我想我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以前就学到的，到现在对我都还有很深的影响。在每一位一起工作的伙伴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人性光辉的一面。在美国，我们总是觉得穷人或贫穷会使人丧失人性。但是，当你和世界上最贫穷的人面对面时就会发现，人性的光辉也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他们与我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在马斯洛的日记里曾经不止一次提到印第安黑脚族的故事，他对黑脚族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们非常有人性，之后才会注意到他们是印第安人。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性光辉。
我曾带一些赞助者到海地。在那里和几位接受我们协助创业的人见面。其中有一位妇女在解释到一半时，突然和在场宾客说抱歉，她要先离场去喂她的双胞胎。我的那位赞助者，是位很成功的美国商人，并购买了好几家大企业，他对我说：“如果他们有我一半的努力，我会很乐意为他们工作。”他的这种反应就是希望人们了解，我们不是要“拯救”穷人，而是借他们一双手，一个人。
在我看来，创投业分成两种。第一种就像诏纳德·川普《交易艺术》中的类型，即使是将一双袜子退回凯玛百货，他们也愿意做这笔交易。这类的创投者对于我们以少量资金协助他人创业的工作很有兴趣。一旦他们看到成果，就希望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虽然他们无法从这些企业中获得任何的利润或拥有权，但他们喜欢参与创业的过程，帮助穷人发展自己的商业计划，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对他们而言，这就是交易的艺术，以及思考过程背后所隐藏的创新能力，当他们看到“人性化的结果”时都非常惊喜。
第二种创投业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都有着博爱的精神。他们非常愿意提供资金，因为赞助一些协助人创业的基金，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也了解拥有企业就代表拥有权力。这也就是他们宁愿与我们合作也不愿将钱捐给非营利机构的原因。
与那些营利企业家相比，我们的相同点是，使用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工具和技术。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协助贫穷而努力工作的人创业。这些人制定简单的商业计划，如果我们认为这份计划可行，就会提供资金协助他们执行计划。资金的提供有三个时机：计划获得同意后、企业开始营运后，以及达成特定目标后。
社会企业家因为知道最后的成效而感到快乐和成就感，并亲眼目睹区区100美金投资所发挥的影响力。这与从事营利事业所获得的成就感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只是最后所得到的成果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的所得是真实的所得。
我说我曾经以100美元创业，也许对很多美国人来讲，这确实难以置信。他们在高级餐厅吃晚餐的钱，是发展中国家工人一年的薪水。对落后国家海地、孟加拉、缅甸以及其他贫穷国家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资产。因此，我们能以100美元做出很多不一样的事。
虽然科技在全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在我们所接触过的国家，很多人一辈子都还没打过一次电话。电视对他们来说，只是外国人的洋玩意，我们帮助他们开创自己的事业，让他们有机会获得成功。例如，农耕、家具制作、杂货店经营、裁缝、修理脚踏车、做木工以及修理汽车等。将最好以及最新的生意构想告诉他们，使他们能成功地经营“低科技的事业”。
马斯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们企图从工作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想自己目前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所谓有意义的工作的最佳典范，而且我的孩子们都为我现在所参与的工作感到自豪。不过他们毕竟还只是小孩，受这方面影响还不是很深。事实上，有时候小孩可能会认为他父母的工作无法创造更多的钱，他们无法拥有一间更大的房子，开更好的车，拥有最新的网球鞋。不过，我只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能回头看看过去我们走过的路，就会看到他父母亲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工作价值。
至于人们企图从工作中寻求意义，因为经济因素，我又回到营利性的企业工作。于是我开始登广告征求能接替我工作的人，还记得当时的广告内容是：“低报酬高回馈？”这就是乡村企业基金的精神，那时我们总共收到了超过200名的应征信函？
我想这就是乡村信托企业的信念——寻找生活与工作的意义，希望我的小孩长大成人以后，会发现他们的父亲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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