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综效的社会里，社会准则使个人的行为同时有利于自己与社会，人们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大公无私，不是因为社会职责高于个人欲望，而是社会综效原则使两者得到统一。
——马斯洛关于人一个又一个好的改善想法，不是一种解决社会改革问题的可行办法。因为最好的个人处于不好的社会环境下也会有不当的行为。既然能树立一种社会制度使人与人相互攻击，也能树立另一种社会制度鼓励人与人彼此协作。
规范社会综效协同问题
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己，发表意见要注意切实可行，这并不是提出梦想、幻想或希望的满足。为了强调这一点，我们不仅在发表建议时必须说明我们心目中良好社会的特征，而且还必须提出一些明细的规定，说明达到它应采取的方法。
接下来要讨论心理学问题，这就要强调经验态度，它意味着我们将依据程度、百分数、证据的可靠性、需要得到的资料、必要的调查和研究、可能性等讨论问题。我们将不会在二歧化、黑或白、非此即彼、绝对完善、不能达到或不可避免等方面浪费时间。
当然，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改革是可能的，进步、改善也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的进步，在某一未来时刻达到一种完善的理想境地，并不一定有可能，我们也不愿费心讨论这样的问题（退化或灾难也是有可能的）。
一般地说，仅仅反对什么事是不够的，较好的选择应该同时提出来。我们将对这个问题进行整体论的研究，改善员工的人，改革整个社会，然后使之革命化。而且，我们设想，两者的改变并不一定非要有一先一后的顺序，即或人在先或社会在先，我们假设两者能同时改变。
我有一个总的构想：除非我们有某种关于个人目标的想法——成为怎样的人，并据此判别某一社会是否合理，否则，任何关于规范的社会思想都是不可能的。我进一步设想，在好的社会，任何试图改善自身的社会的直接目标是所有个人的自我实现或某种相近的标准或目标。超越自我——在存在水平上的生活——据认为对于那种个性坚强而自由的人或自我实现的人最有可能。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关于健康的、合乎需要的、超越的、理想的人的一种可信的、可靠的概念？这一规范的想法本身也是有争论的和可以辩论的。难道我们有可能去改善社会而不抱有关于人的改善的某种想法吗？
我认为，我们必须有关于自主的社会需要的某种想法，不依赖于心灵内部或个人心理健康或成熟。我认为，关于人一个又一个好的改善想法，不是一种解决社会改革问题的可行办法。因为最好的个人处于不好的社会环境下也会有不当的行为。既然能树立一种社会制度使人与人相互攻击，也能树立另一种社会制度鼓励人与人彼此协作。换句话说，你能创造一些社会条件，使一个人的有利条件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有利条件，而不仅仅是自身的有利条件。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可以辩论的，也是可以证明的。
标准或规范是普遍的（对全人类都适用），还是民族国家的（有政治、军事的统治权），或亚文化的（民族或国家内的较小群体），或家族的和机构的？我认为，只要存在分立主权的国家就不可能有普遍的和平，因为有可能发生这种战争。只要我们有国家统治权，我认为这就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来看，任何规范的社会哲学家必须接受有限制的国家主权，例如像全球统一的联邦制拥护者所建议的那样。
我认为，在各个时代，规范的社会思想家都会自动地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奋斗。但这一点一旦被采纳，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改善现存的民族国家、地区的再划分，像美国国内各州的划分或美国的亚文化群体的划分，如犹太人群体或华人群体等等。最后，还有把各个家庭协调成真正美满的问题。这甚至也不排除单个的人怎样能使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环境更优美的问题。我想这一切是同时可能的，它们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并不是彼此排斥的。
我的优美心灵组织定义是很明确的，即指精选的亚文化，仅仅由心理上健康的或成熟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和他们的家庭组成的。在理想国学说史中，这个问题有时受到正视，有时又被忽略。我认为，必须经常有意识地对此作出决断。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必须详尽说明谈论的是非精选的全人类，还是精选出的一个较小的群体，附带有特定的入选条件。
假如你心目中确有一个精选的理想群体，你还必须回答是驱逐还是同化破坏者的问题。一旦他们被选入或诞生于这样的社会中，是否也必须保留在社会中？或者，你是否认为需要规定一些条款，必要时实行放逐或监禁等等。对罪犯，对作恶者等等，需要进行管制吗？
我设想，依据心理病理和心理治疗的知识，关于社会病理和理想国尝试的历史知识，任何非选择的群体都可能受到有病的或不成熟的个人所破坏。但是，由于我们的选择技术还很贫乏，我的意见是，任何力求成为理想的或优美心灵的组织必须能够开除那些选择漏网的不良分子。
多元论承认和利用体质和性格中的个人差异。许多理想国的安排好像所有人都是可以互换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在智力、性格、体质等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幅度的变异，对人性、癖好、个人自由的认可必须详细说明应该考虑的个人差异幅度。在幻想的理想国中，没有低能儿，没有疯子，没有衰老等等。而且，经常有某种规范以隐蔽的方式作为合乎需要的人的标准，这种标准从我们对于人类变异幅度的现有知识看已显得过于狭隘。各式各样的人怎么可能都仅仅符合一套规则或法则呢？你是否愿意考虑广阔的多元论，例如，服装、鞋帽的样式等等。
在美国，我们现在容许在食物中有一种非常广阔但并不完全的选择幅度，在服装的样式方面只容许有非常狭窄的选择幅度。例如，傅利叶曾依据充分承认并利用非常广阔的体质差异幅度建立他的全部理想国方案。柏拉图则不同，他的理想国只有三种人。你需要多少种人？能有一个没有异常人的社会吗？自我实现概念是否已使这一问题过时？假如你接受最大幅度的个人差异和性格与才能的多元论，那么，这就是一个实际上承认人性大部分或全部特征的社会。自我实现是否表示对癖好或异常的实际承认？承认到什么程度？这一切都必须有准确的答复。
亲工业化或反工业化？亲科学或反科学？亲知识或反知识？许多理想国是索罗（1817至1862年，美国作家和哲学家）式的，乡土味的，基本上是农业的（例如，包索地的生活学校）。其中很多曾经离开并反对城市、机器、金钱经济、劳动分工等等，你同意吗？分散的、乡村化的工业如何实现？人与环境的道家和谐如何实现？花园城市、花园工厂如何实现？现代技术必须使人受奴役吗？自然在世界上的各个地区都会有小群的人回到农业，这自然对于小群的人也是可行的，对于全人类是否也行得通呢？但必须注意一点，有一些社会是有意围绕着工业制造而不是农业和手工业建立起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
有时候在反技术、反城市的哲学中，可以看到有一种隐蔽的反理智、反科学、反抽象的思想。有些人把这些东西看作是去圣化，是和基本的、具体的现实脱节的，是无血性的，和美与情感对立的，不自然的等等。
在中央集权的社会，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或非集权的无政府社会，有多少计划是可能的？必须中央集权化吗？必须实行强制统治吗？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哲学无政府主义很少了解或不了解。玛那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是哲学的无政府主义，它强调非集权化而不是集权化，强调地方自治、个人责任，对任何类型的大机构或任何类型的权力积累都不信任，它不认为武力能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它和自然与现实的关系是生态学的和道家的等等。
在一个社群范围内有多少等级是必须的，例如在一个以色列的集体农庄中或一个弗洛姆式的工厂中，或一个合作的农场或工厂中，命令是必须的吗？统治人的权力也是必须呢？增强多数意志的权力呢？惩罚的权力呢？科学的社群可以作为一个无领袖的优美心灵“亚文化”的范例。非集权的，自愿的，但又是合作的，多产的，并有二种强大有效的伦理法在起作用。辛那侬亚文化（高级组织的，具有层次结构的）可以与此对比。
在许多理想国的讨论中，恶行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它或者离开愿望太远，或者被忽略。没有监狱，没有任何人受惩罚，没有任何人伤害别人，没有犯罪等等。我接受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认为不好的行为或心理病态行为、恶行、暴行、妒忌、贪婪、剥削、懒惰、不道德、恶意等等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并处理。正如大卫·李梁塔尔所说：“认为有什么地方存在着一种事物的图式能消灭冲突、斗争、愚蠢、贪心、个人的妒忌，那是通向失望和投降的一条捷径。”恶的问题必须从两方面探讨，既可以从人格内部探讨，也可以依据社会方面的安排探讨，也就是在心理学上和社会学上探讨，显然，在历史上也得探讨一番。
我认为，圆满论——要求理想的或完善的解决——是一种危险。理想国的思想史表明有许多不现实的、不能达到的、非人的幻想。例如让我们全都彼此相爱，让我们全都平等地分享一切，所有的人在各个方面都必须作为相同的人看待，任何人都不能具有左右任何其他人的权力，任何压力的应用都是恶。“没有不好的人，只有未得到爱的人”。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序列，圆满论或不现实的期望导致不可避免的失败，再导致幻想的破灭，再导致冷漠、沮丧或对一切理想和一切规范的希望和努力的敌视。那就是说，最终，圆满论往往甚至总是会导致主动反对规范的希望。当圆满证明是不可能的时候，改善也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如何对待侵犯，敌意，战斗，冲突？这些能废止吗？侵犯和故意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来自本能？哪些社会制度孕育着冲突？哪些能使冲突尽可能减少？假定在人类分割成主权国家的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中是否可以设想武力是不需要的？这样的世界，政府需要武警或军队吗？
我的一般结论是：侵犯、敌意、争斗、冲突、残忍、虐待狂在精神分析上存在，即在幻想中、梦中等等都一般地并也许普遍地存在。我认为，侵犯行为作为一种真实性或可能性能在每一个人身上发现。一旦侵犯性也看不见的地方，我怀疑会找到压抑、压制或自我控制。
我认为，当一个人由心理发展不成熟或神经症向自我实现或成熟过渡时，侵犯的性质会有所改变，因为施虐狂的或残忍的或卑鄙的行为是在未发展的或神经症的或不成熟的人中发现的侵犯性。而当一个人向人格成熟和自由前进时，侵犯的性质会变为反抗的或正直的愤怒，变为自我肯定，变为对剥削和统治的抵抗，变为拥护正义的激情等等。并且我认为，成功的心理治疗能使侵犯的性质沿着第二种方向改变，使它从残忍变为健康的自我肯定。
我还设想，侵犯的文字发表能使实际的侵犯行为减少。我认为，如果能设法建立某种社会制度，那么，任何性质的侵犯更有可能或更少可能发生。我认为，某种暴力的排遣对于男性青年比对于女性青年更需要。有什么办法教导青年人如何明智地处理和表现他们的侵犯，在一种使人满意的而不是对他人有害的方式中表现？
生活应该简单到怎样的程度？什么是生活复杂化的适宜限度？
社会容许个人、儿童、家庭有多少私下活动？多少在一起的活动，社群活动，友谊，社交，公共生活？多少独处，“放任”，不干扰？
社会能宽容到怎样的程度？每一件事都能被原谅吗？什么是不能容忍的？什么必须受惩罚？社会对愚蠢、虚伪、残忍、心理病态、犯罪行为等等能宽容到怎样的程度？社会安置方面对于智力有缺陷的人，对于衰老、无知、残疾等等必须有多少保护？这个问题有必要指出一点，因为它除了过度保护的问题，这对于那些不需要保护的人是否有妨碍？这是否有可能导致对思想、讨论、实验、爱好等自由的妨碍？它也提出无菌气氛的危险问题，提出理想国作者中的倾向性问题，他们往往既排除了一切恶，也排除了一切危险。
必须接纳的公众趣味幅度有多宽阔？对于你不赞同的东西必须有怎样的容忍？对于堕落、价值贬损、“低级趣味”的容忍如何？对于吸毒成瘾、酗酒、服用麻醉药、吸烟又如何？对看电影、电视、报纸的趣味又如何？据说这是公众想要的东西，这很可能有统计资料的支持。你将干扰（统计说明的）公众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对于优秀者、天才、能手、创造者、胜任者和低能者双方，你是否准备投相等的票？你将如何对待英国广播企业？能让它总是说教吗？它应该反映尼尔逊（1869年出生，卒于1946年；美国教育家及作者）评级法到怎样的程度？对于不同的人是否需要有3个频道？5个频道？电影、电视剧等等的制作者是否有教育和提高公众趣味的责任？这些事业是否应该引起公众的关心？
例如，对同性恋者、鸡奸者、裸露狂者、性施虐者、性受虐者应该做些什么？能容许同性恋者引诱儿童吗？假定一对同性恋者在完全隐蔽的场所进行他们的性生活，社会应该干预吗？假如一个性施虐狂者和一个性受虐狂者私下彼此得到满足，公众有抗议的理由吗？能允许他们公开登广告彼此相求吗？能容许爱穿异性服装的人在公开场合显示自己吗？裸露者应该受到惩罚或限制或监禁吗？
对于领导者（和追随者）、胜利者、优秀者、坚强者、领班、企业家，他们是否值得我们全心全意崇敬和爱戴？是否有可能出现又爱又恨的后果？如何保护优越者免遭妒忌、仇视，被“恶眼相看”？假如所有新生婴儿都得到完全平等的机会，能力、才干、智力、强度等等方面的个人差异将会在一生中表现出来，那该怎么办？是否应该给更有才干、更有用、更多产的人更高的奖励、更多的报酬、更多的优惠？“灰色显赫”的思想在什么地方才能起作用，即在金钱方面付给强有力的人比别人更少的报酬，虽然高级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得到满足，如被容许有自由、能自主、有可能自我实现？领袖、首领等等甘于贫困（多少是简朴）的誓言是怎么回事？应该给企业家、有高成就需要的人、组织者、创始者、有兴趣经营事业的人、愿意领头、运用权力的人多少自由？如何赢得自愿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信任？谁甘愿收拾垃圾？强者和弱者将发生怎样的关系？胜任者和不胜任者又怎样？当权者——指警官、法官、法律制定者、父亲、船长等等——怎样才能赢得爱戴、尊敬、感激？
恒久的满意是否可能？立即的满意是否可能？可以这样认为，满意几乎对所有的人都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不论社会条件如何都是如此。因此，寻求恒久的满意是无用的。试与天堂、乐土的概念，与期望从巨富、闲暇、退休等等得到的好处相比，与此相似的是发现，“低级”问题的解决不如“高级”问题和“高级”怨言的解决更使人满意。
男性和女性怎样彼此适应，彼此喜爱，彼此尊重？大多数理想国是男性写出的。女性关于理想社会是否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公开以说教的身分出现就是隐蔽的家长。无论如何，在历史上，女性总是被认为在智力、办事能力和创造性等方面低于男性。现在，女性至少在先进国家已经得到解放，自我实现在她们也同样是可能的，这将如何改变两性关系？男性中需要有怎样的改变才能适应这一新型女性？是否有可能超越简单的统治与从属的等级？优美心灵的婚姻将是怎样的？婚姻在自我实现的男性和自我实现的女性之间将是怎样的？女性在高度综效的社会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负怎样的责任，做什么工作？性生活将有怎样的改变？女性和男性将怎样定义？
所有已知的文化都有某种类型的宗教，而且是从来就有的。现在非宗教或人道主义或非习俗化的个人宗教第一次成为可能的了。在优美心灵组织或在小的优美心灵社区中会有怎样的宗教或精神生活或价值生活呢？假如群体宗教、宗教机构、传统宗教继续存在，它们将有什么变化？它们和过去的宗教会有哪些不同？应该怎样培养和教育儿童，使他们向自我实现的目标迈进，并追求价值生活——精神生活，宗教生活等等？如何使他们成为优美心灵社会的一员？我们能从其他文化传统、从民族学文献、从高综效文化那里学习吗？
似乎有一种类似本能的需要，需要从属关系、寻根问源，需要在面对面的团体中自由表达和接受喜爱和亲密之情。很清楚，这必须是较小的集体，不超过50人或100人。无论如何，在几亿人口的大范围内，亲密和喜爱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因此，任何社会必须从某种亲密团体开始，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在我们的社会中，它是血缘家庭，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
有宗教的教友关系，妇女社团、兄弟会、训练小组、交友小组，彼此以真诚和坦率相待，寻求友谊、表现和亲密关系，是否有可能使这一类事情成为惯例？工业社会往往是高度流动的，人员大量流动，这是否会割断同他人的联系？还有，这是否会成为跨代的团体？或者它们只能是同辈的团体？看来儿童和青少年是不能完全自律的，除非特意培养他们的自律。是否有可能使某些非成人的同辈团体依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即不要父母、长辈的指导？
假定在任何社会中强者愿意帮助弱者，或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什么是帮助他人的最好办法（在他人较弱，较穷，较不胜任，较不聪明时）？什么是帮助他们变强的最好办法？假如你是强者或长者，怎样做才比较明智而不致越俎代庖？假如他们很穷而你富有，你怎样做才能帮助他们？一个富国怎样做才能帮助穷国？为了便于讨论，我暂且规定菩萨式的为人：
他愿帮助他人；
当他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健美、更仁慈时，他愿成为一位更好的助人者；
他懂得什么时候应该采取道家的和不干预的态度，即不帮助；
他表示愿意或随时准备给他人以帮助，但其是否被接受要看他人意愿；
他认为，帮助他人是自我成长的最好途径。这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希望帮助他人，那么他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先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社会能够同化多少不助人的人，即寻求他们自己个人得救的人，隐士，虔诚的乞丐，洞穴中的沉思者，回避社会独善其身的人等等？
我设想，先进社会性生活的趋向是，两性几乎在发育期即在没有结婚或没有其他约束的情况下结合。现在有些“未开化”的社会也有这一类的情况，即婚前的杂交加上婚后的一夫一妻制或接近如此。在这些社会中，因为性是可以自由得到的，婚姻配偶的选择几乎完全不是依据性的理由，而是一种个人爱好的问题，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伴侣。例如，为了养育子女，为了经济生活上的分工等等。这一猜测是否合理？若不合理，它的含义是什么？在性的驱力或性的需要方面，特别是在妇女中（在我们的文化中），现在已经出现很大幅度的差异。设想每一个人都有同等强烈的性欲，那是不明智的。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如何才能适应性欲方面的大幅度差异呢？
性欲、爱情和家庭方面的民俗现在正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非常迅速地变迁，包括在许多理想式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多种安排正在提出来并在试验。这些“实验”的资料现在还得不到，但将有一天它们不得不受到认真看待。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许多群体，例如青少年，往往会选择不好的领导人。他们选择的人将领导他们走向毁灭和失败——选择的是失败者而不是胜利者——妄想的人物，心理病态的人格，吓唬人的人。任何优良的社会要想发展必须选择好的领导者，因为他们最符合实际的要求，有真才实学，能够胜任。怎样才能扩大这样良好的选择？什么样的政治结构更有可能把野心家推上权力的宝座？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能使这样的事较少或不可能发生？
什么样的社会条件最有利于人性的丰满发展？这是对人格文化研究的一种规范的说法。与此有关的是社会精神病学的新文献，还有心理卫生和社会卫生运动的新文献？各种形式的小组治疗也正在试验，还有优美心灵的教育组织，如依萨冷研究所和学院。现在是讨论如何使教育更优美心灵化的时候了，包括在各个阶段的教育时期和一般的教育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其他社会制度问题。
Y理论管理是这种规范社会心理学的一例。在这一理论中，社会和社会中的每种制度，只要能帮助人趋向更丰满的人性就可以说是较好的，只要有损于人性就可以说是不好的或心理病态的。毫无疑问，社会病态和个人病态的问题也必须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正如从其他角度探讨一样。
促进健康的团体本身能否成为引向自我实现的途径？有些人认为，个人利益必然和集体利益、机构利益、组织利益、社会利益以至和文明本身相排斥。宗教的历史往往表明，在每一个神秘主义者中会出现一种分裂，他们个人得到的启示使他们起来反对教会。教会能促进个人的发展吗？学校能做到这一点吗？工厂呢？
“唯心论”如何与实际性相联系？“唯物论”如何与实在论相联系？我认为，低级的基本需要比高级需要占优势，高级需要又比超越性需要（内在价值）占优势。这意味着“唯物论”比“唯心论”占优势，但也表示它们两者都存在，都是心理学的现实，在任何优美心灵的或理想国的思想中都必须加以考虑。
许多理想国曾设想一个完全由心智正常的、健康的、有效能的公民组成的世界。即使一个社会起初仅仅选择这样的人，即衰老的、虚弱的或不胜任的，谁将照顾他们？
我认为社会不公平的废除将容许“生物学的不公平”准确无误地显现，包括遗传的、胎期的和诞生时的不平等。例如，一个孩子生来就有一颗健康的心脏，而另一个生来就有一颗不好的心脏——那自然是不公平的。一个更有才能，或更聪明，或更强壮，或更美丽，另一个则愚笨不堪，那也是不公平的。生物学的不公平可能比社会的不公平更令人难以忍受，这里更有制造借口的可能。一个良好的社会对此能做些什么？
在社会或社会的任何部分中，是必需的吗？是否某些真相只能保留在统治集团中？独裁统治者不论是否仁政，似乎都需要某些真相隐瞒。什么真理被视为是危险的？
许多实际的和幻想的理想国都依赖一位聪明的、仁慈的、机智的、坚强的、有效率的领袖，一位哲学家国王，但这有保证吗？谁将挑选出这位理想的领袖？如何保证领导权不致落入暴君手中？这一类的保证是否可能起作用？好的领袖死了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无领袖状态、权力分散、权力保留在每一个人和每一无领袖团体中的状态是可能的吗？
至少某些成功的理想社会，不论过去的或现在的，如兄弟家园，曾把私下或公开忏悔的坦率、彼此的争论、相互以真诚回报或相待注入文化中。当前，训练小组（交朋友小组）和优美心灵（Y理论）工厂和工业企业的辛那侬式的团体、各种类型的治疗小组等等也是如此。
如何使热情的和怀疑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如何使神秘主义和实际的机智及有效的现实测验相结合？如何使理想主义的、完美的、因而也是不能达到的目标和对手段不可避免的缺陷的宽容接受相结合？在具有高综效作用的社会里，社会制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与不自私的两极，超越自私和利他的两极。在那里，自私也能得到奖赏。高综效社会是善有善报的社会。
社会与员工的协同作用
路斯·本尼迪克特生于1877年，卒于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也是一位诗人，笔名安·辛格顿。她的主要兴趣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她研究过日本文化，为同盟国提供了基本的资料，她的著作有：《文化的类型》，《种族科学和政治》，《菊与剑》。她于一九四一年在布林弥大学演讲时提出综效作用这一概念。晚年曾力图克服并超越“文化相对论”。她认为她的《文化的类型》实际上是探讨整体论问题的。它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著作。她把社会作为有机统一体，用她所特有的诗一般的感受、韵味和语调进行描述。
当我于1933至1937年研究人类学期间，各种文化确实都有自身独特的异质，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把握它们，也无法做出任何概括。每一种文化似乎都和另一种不同。一种文化就是此种文化自身，除此以外你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
本尼迪克特坚持不懈地力求完成比较社会学研究。为了此项研究，她以一种直觉的方式实现。作为一位有资格的科学家，她搜索的词汇在公开场合不宜使用的，因为它们是规范性的，含蓄的而非冷静的，只能在马了尼鸡尾酒会上说说，但不能印成文字。如她所述，她曾用大张的新闻纸写下她所知的有关四对文化的一切；这四对文化是因为她觉得彼此不同而选为研究对象。她有一种直觉，一种感受，她曾以不同的措词说明，我已在过去的注释中提到过。在每一对文化中，有一种是焦虑型的，另一种是乖戾的。乖戾显然是一个非科学的词，她不喜欢乖戾的人。四对文化中的一方都是乖戾而下流的人，另一方的四种文化都是美好的人。在另一些时刻，在战争威胁我们的时候，她谈到士气低和士气高的文化。一方面她谈到仇恨和侵犯，另一方面谈到爱和感情，她不喜欢的四种文化有些什么共同点和她喜欢的四种文化相对立呢？她曾假设这些是不安全的文化和安全的文化。
优秀的文化，安全的文化。那些她喜欢的、觉得有一种力量在吸引她的文化，是祖尼人，阿拉佩施人，达科他人，和爱斯基摩人的一支（我忘记是哪一支了）。我的现场研究可以加上印第安黑脚族人作为安全文化之一。下流、乖戾的文化，那些使她为之战栗并受她唾弃的文化是朱克契人，奥基布瓦人，多布人和克瓦求特人。
对于这些文化，她曾经尝试做出各种各样的概括，你或许称之为那时流行的所有标准说法。她依据种族、地理、气候、大小、财富、复杂性等各个方面情况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但这些标准不起作用，即对于四个安全文化是共同的，而在四个不安全的文化中不存在。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做出任何整合，没有条理，没有分类基础。她问道，哪些是多配偶的，哪些不是？哪些文化多自杀者，哪些文化没有自杀者？哪些是大家庭的，哪些是小家庭的？哪些是母系的，哪些是父系的？这些分类的原则没有一条能起到起码的效果。
最后，行为功能才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而不是外现行为本身。她意识到，行为不是答案，她不得不寻求行为的功能或作用：行为所含有的意义，它试图说的是什么，它表现的性格结构是什么。我认为正是这一跳跃才是人类学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一次革命，它为比较社会学打下了基础，提供了一种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各种社会放在一个连续系统中而不是把每一种社会都看成是独一无二自成一类的。下文是引自她手稿中的一段话：
让我们以自杀为例。人们曾多次证明自杀和社会环境有关：在一定条件下自杀率上升，在另一些条件下又下降。在美国，自杀率是心理灾变的指数，因为它是一个人对于他不再有能力对付或不愿对付的情境所能采取的一种快刀斩乱麻的行动。但自杀，列为文化的一项共同的特征，在某一自杀比较普遍的其他文化中可能是一种带有非常不同意义的行动。在旧时的日本，它是打败仗的战士的可敬行为，是恢复荣誉胜过生命的地位的一种行为——武士法典中人的全部责任。在原始社会中，自杀有时是妻子或姊妹或母亲在过度悲伤中的尽爱尽情；它是重新肯定，对近亲的爱比生活中任何其他东西更可贵，亲人已死时，生命也不再有价值了。在以此为最高伦理法规的社会中，自杀是理想的最后证明。
另一方面，在某些部落中，自杀更像中国人的自杀概念，如他们所说的，是死在另一个人的“门前台阶上”，意思是，自杀是向一个虐待过自己的人或向一个他所怀恨的人进行报复。这样的自杀在原始社会中是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采取的最有效、有时甚至是唯一可能的行动，它比得上其他文化中的法律诉讼，和我们上述说过的任何种类的自杀都不相同。
本尼迪克特最后不是选用安全和不安全的概念而是选择了“高综效”和“低综效”的概念，后者较少规范性，较客观，不致被怀疑有投射一个人自己的理想和爱好之嫌。她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如下：
社会学条件是否与高侵犯或低侵犯相关？我们的一切基础计划能够在这方面做到怎样的程度，要看它们的社会形式提供共同的利益的范围如何，消除那些损害集体中他人利益的行为和目标的程度如何……从各种资料中能得出的结论是，非侵犯较突出的社会都有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个人能以同一行为在同一时间既为他自己的利益又为集体的利益服务……在这些社会中，非侵犯的出现不是因为人们是不自私的，更不是把社会责任摆在个人愿望之上，而是因为社会的安排使这两者一致。合理地考虑时，生产一不论是培育甘薯还是打鱼，是一种普遍的福利，假如没有人为的制度歪曲事实，保证每一收成、每一网都能丰富乡村的食物供应，一个人就能同时既成为一个好的农夫、渔民，又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他得了利益，他的同胞也得了利益……
我将谈到低综效文化，它的社会结构会助长彼此对立和对抗的行为，并谈到高综效文化，它能促进相互强化的行为……我曾谈到过一些高综效的社会，那里的制度保证人们能从他们的事业中彼此受益，也曾谈到过一些低综效的社会，在那里，某一个人的利益变成征服他人的一种胜利，而非胜利者的大多数人不得不设法迁移。
在具有高综效作用的社会里，社会制度的建立能超越自私与不自私的两极，超越自私和利他的两极。在那里，自私也能得到奖赏。高综效社会是善有善报的社会。
关于经济制度，本尼迪克特发现，那种外露的、表面的、票面价值的事情——不论社会是富或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的、高综效的社会里有一种她称为财富分布的引流系统，而不安全的、低综效的文化有一种她称为财富分布的汇聚机制。我可以非常简短地用隐喻扼要说明汇聚机制；那是任何能确保财富、吸引财富的社会机制，对富有的再给予，对没有的再剥夺，贫穷弄得更贫穷，富有变得更富有。在安全的、高综效的社会中，相反的，财富倾向于分散开，像经过虹吸管那样从高处引流到低处。它总是以某种方式由富足流向贫穷，而不是从贫穷流向富有。
引流机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我所见的印第安黑脚族人在太阳舞仪式期间的“散财”。
在本尼迪克特列出的财富分配引流制度中，施散是这种制度的一种类型。另一种是仪式性的好客，比如在许多部落中富人会邀请他的所有亲属来做客并照顾他们，也有解囊相助、相互支援、食物分享的合作办法等等。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想我们的财产累进税或许也是引流机制的一例。在理论上，假如一个富有的人加倍富有，那对我和你都是好事，因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将输入公共的财库。我和你都会受益，假如它会用于社会的福利。
至于汇聚机制，例子有昂贵租金、高利贷款（我记得，夸求特尔的年利率高达1200%；相比之下，我们甚至在滨水区所见的利率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奴隶劳动和强迫劳动、劳动的剥削、过高的利润，以及相对地看对穷人比对富人赋税较重等等。从此点分析，你能看出本尼迪克特关于制度的涵义、影响或韵味的论点。施散钱财自身作为简单的行为看是无意义的。我认为这在心理学水平上说也是如此。很多心理学家不了解行为是对心灵的一种防护，正如它常常是心灵的一种直接表达一样。它是掩藏动机和情绪、意图、想法的一种方式，正如泄露它们一样，因此，绝不要从票面价值看待它。
对于宗教制度也可以依据综效概念做出区分。你会发现，上帝或神、鬼、超自然的东西在安全的或高综效的社会中都一律会成为相当仁慈的、助人的、友爱的，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像我们社会中某些人所说的成为神圣的。例如，在印第安黑脚族人中，任何人都可能暗自享有个人的精灵，那个他曾在一次幻觉中或是在一个山丘上看到的精灵，能在一次扑克牌比赛中受到乞求而显灵。这些个人和他们的神相处得如此融洽，以致一个人觉得完全有理由暂停比赛，并到一个角落里和他的精灵商量决定如何出牌。另一方面，在不安全或低综效的社会中，神、鬼、超自然的东西一律都是残忍的、可怕的等等。
在1940年，我曾在布鲁克林大学以一种非正规的方式让一些学生当被试核实过这种关系。被测验者有二三十人，问卷是从安全或不安全两个方面设计的。我问正规信教的人一个问题：你一觉醒来，忽然觉得上帝就在室内或在窥视你，你会有什么感觉？安全的人倾向于回答觉得很安适，受到保护；不安全的人倾向于回答觉得很可怕。那么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你可以发现在安全的和不安全的社会中情况也差不多是如此。
西方关于报复之神和仁爱之神的对立概念表明，我们自己的宗教文化是由一种你可以称之为安全和不安全的宗教混合物构成的。在不安全的社会中，拥有宗教权力的人一般会利用权力谋取员工的某种私利，以求达到我们会称之为自私的目的；而在安全社会中的宗教权力，例如在祖尼人中，会被用来求雨或求丰收，为整个社会带来福利。
这种对心理涵义的对照研究可以使人在各个方面得出明显的印象，例如祈祷的方式，领导的方式，家庭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性欲的表达，感情联系的方式，亲属联系的方式，友谊的联系等等。假如你有这种差别感，你一定能沿着这条路线一直预测出你在这两类社会中能够期待的是什么。我只想再指出一点，这对于我们西方人可能有点出乎意料。高综效的社会都有办法排除羞辱，低综效的社会做不到。在低综效社会中，生活是蒙受耻辱的，令人难堪的，伤害人的，那是必然的。在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四种不安全的社会中，羞辱引起怨恨，延续不断，由于某种原因而永无宁日。但在安全的社会中，有一条途径能结束羞辱生活，还清你的债，使你解脱出来。
大家完全可以察觉到，我们自己的社会是一个混合综效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既有高综效的制度又有低综效的制度。例如，在慈善事业中我们有普遍的高综效。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非常慷慨的社会，并常常是以一种非常适宜的、非常安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社会中显然也有一些制度使我们彼此对立，使我们必然会成为对手，把我们置于一种对立的情境中，弄得我们不能不为有限的利益争吵。这好像是一场比赛，一个人能赢得荣誉，而另一个人必然输光。
为了说明得更加清晰，我举一个熟知的例子，如多数学院中所采用的评分制，特别是曲线图上的评分，我曾经陷入那样的处境。在那种情况下，我被放在一个和我的兄弟敌对的位置上，使他们的得益变成我的受害。假如我的名字从2级开始，而评分是按字母顺序排开的，我们还知道只有6个A级。自然，我只能坐在那里希望在我前面的人会得低分。每一次某人得一个坏分数，都对我有利。每一次某人得到一个A级，都对我不利，因为它降低了我得A的机会。因此，我很自然地说：“我希望他掉下来。”
这一综效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有助于一门客观比较社会学的发展，不仅因为它有可能引起一种想法，使这种比较社会学能为一种超文化的价值体系开辟道路，并依据这种价值体系评价一种文化和它的一切内涵，它为理想国的理想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基础，而且因为它对其他领域中更专门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也很重要。
首先，我觉得还没有足够多的心理学家，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家，意识到有重大紧要的事情正在一个领域中发生，这个领域甚至还没有一个恰当的名称，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组织管理理论或工业社会心理学，或企业或事业理论。大多数对于这一领域有兴趣的人认为罗格利克的《企业的人性面》是一本入门的著作；我建议你可以把它称之为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Y理论看作高综效的一例。它表明，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排社会机构，不论是事业中、军队中或大学中的机构，使组织机构中的人彼此合作有序，从而结为同事和队友而不是敌手。我曾研究过这样的事业单位，我想可以依据高综效或安全社会组织的概念来说明它，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这样说明。我希望这些新的社会心理学家能试用本尼迪克特的概念对两种组织管理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一种是上述的高综效组织，另一种是以非协同的学说为依据，即认为东西的数量有限，假如我要多得，你就必须少得。
我还想向你推荐利开特的著作《管理的新模式》，它是一本记述广泛细致调查研究的著作，讨论我们可以称为工业组织管理综效作用的各方面问题。这本书有一处甚至讨论到他所说的“权势混杂”，力图解决一个他认为很难处理的矛盾，即好的领工，好的负责人，从实际效果看评级较高的那些人要比另一些人更下放权力。对于这样的事实——你越放权，你也越有权，你应怎么说呢？利开特对于这个难题的处理是很有意味的，因为你能看到一个西方人在极力对付一个不那么西方的概念。
我要说，没有什么理想国能够由有见识的人构成而不欢迎综效的概念。我时常认为，任何理想国或优美心灵组织（我想这个名称更好些）都必须有一套高综效制度作为它的一种基础。
综效概念也可以应用于个人水平，应用于两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性质。它对深爱关系做出一个相当适宜的定义。这种深爱我曾称为存在爱。爱曾有过各种各式的定义，如说你的兴趣就像我的兴趣，或两系列基本需要汇合为一，或你的脚上长了鸡眼好像我的脚也痛，或我的幸福好像依赖于你的幸福。已有的多数爱的定义都隐含着这一类自居作用。但这也很像高综效概念，即两个人以某种方式安排他们的关系使一个人的利益也成为另一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一个人的利益成为另一个人的不利。
对于美国和英国经济低下阶层中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新近研究，描述了被他们称为剥削的关系。那显然是一种低综效关系。在那里经常有谁掌权当家的问题，或谁是头，或谁更爱谁的问题。结论是，谁爱得最深，谁就是傻瓜，或者说谁的伤害最大。所有这些都是低综效的说法，它意味着物品的数量有限，而不是数量很多。
也许我们能说，爱可以定义为自我的、个人的、自我同一性的扩展。我想我们和孩子、和妻子（或丈夫）、和亲近我们的人在一起时都有过这种体验。你会有一种感觉，特别是和幼小的孩子在一起时，宁愿你自己在夜里受凉咳嗽而不是你的孩子咳嗽。孩子咳嗽比你自己咳嗽更使你痛苦。你较强壮，因此你能承受咳嗽。显然，这是两个存在物之间一种心理融合。我要说这是自居概念的另一个侧面。
在这里，本尼迪克特过多谈论直线连续系统中的极端、自私和不自私的二歧化。但我显然觉得她的意思又分明含有对这种二歧式的一种超越，在严格的、格式塔的、创造上方位统一意义上的超越，它将证明，看来似乎是一种二重性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充分发展到统一才是如此的。在高度发展的、精神病学上健康的人中，自我实现的人中，或不论你愿怎样称呼的这一类人中，假如你试图评价他们，你将发现，在某些方面他们是非常不自私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又极度自私。由于某种原因，两极性、二歧式、关于某一“多”意味着另一“少”的假设，所有这一切都将消失。它们彼此融合，而你有了一种单一的概念，一种我们现在还没有适当字眼表示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高综效只能代表一种二歧化的超越，一种对立的融合，融合成一种单一的概念。
最后，综效概念对于理解个人内部的心理动力是有价值的。有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如把个人内部的整合认知转作高综效，把普通病态的精神分裂看作低综效，如某人的极度不安而自己折磨自己。
在种种对于动物和婴儿自由选择的研究中，我认为可以用综效说进行理论陈述方面的改善。我们可以说，这些实验证明有一种认知和意动的综效作用或融合。打个比喻说，能使头脑和心脏、理性和非理性都说同一种语言，使我们的冲动引导我们沿着明智的方向前进。这也适用于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他称为躯体“智慧”的概念。
也有一些情境能使特别焦虑的、不安的人有这样的倾向，认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对于他们一定是不好的，味道好的很可能是腐败的。明智的、正确的或应该做的事，非常有可能是某种你不得不督促自己去做的事。你不得不强迫自己那样做，因为在我们很多人中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我们所希望的、渴求的、喜爱的，以及那些味道好的，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好的、不正确的。但食欲实验和其他自由选择实验表明，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是我们享受的正是对我们有益的，至少相当好的选择者在相当好的条件下是如此。
我愿用弗洛姆的一句话作为结论，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谓病态就是想得到不利于我们自身的东西。”在高度综效的社会里，社会准则使个人的行为同时有利于自己与社会，人们之所以会这样，不是因为大公无私，不是因为社会职责高于个人欲望，而是社会综效原则使两者得到统一。
综效原则中的协作观
路斯·本尼迪克特最早运用社会综效这个理念衡量并研究原始文化的健全程度。她认为，如果综效制度利用得好，那么个人在追求自私的目标时，会在无形中帮助他人；某个人尽力协助他人、保持无私，也会在无形中达成自私的目标。换句话说，这是化解自私与无私的途径。它也清楚地表明，在低度发展的文化中，自私与无私才会形成相互对立的关系。我曾在某些人身上觉察到同样的冲突。当自私与无私相互排斥对立时，就会产生轻微的心理病态征兆。
那些高度进化的人，即能够自我实现的人，都能够协调自私和无私的对立。别人的快乐就是他们的快乐。换句话说，他们能从别人的快乐中，得到自私的快乐，而这是一种无私的表现。我举个很早以前我所使用的例子，我因为喂食小孩吃樱桃而感到快乐，因为他很喜欢吃樱桃；如果我看到他吃樱桃也觉得很高兴，而当我自己吃樱桃时也会觉得很快乐。现在我要问一下，以上的行为是自私还是无私？我有牺牲任何东西吗？我是在帮助他人吗？我觉得很享受，难道这是自私吗？
显而易见，最好的解释方式是，原本相互对立排斥的自私与无私已经消失，它们已融合在一起；我的行为既有自私也有无私，自私与无私同时发生。按照我个人倾向的、更为复杂的说法，我较喜欢把它诠释为综效行为。对我小孩有益的事也会让我的小孩快乐，所有的差异都已经消散，两者已相互认同，成为一体。我们学会与心爱的妻子或丈夫合为一体，对其中一人的侮辱就是对另一个人的侮辱；其中一人的名声受损，另一人也会感同身受。在很多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也可以解释爱情关系。也就是说，两组原本不同的需求合成单一的需求，成为全新的整体。当存在时，我本身的快乐也会使对方快乐，而对方的自我实现就如同我的自我实现一样，我会因此而感到高兴，“对方”和“我本身”已完全融为一体。当论述共同的财产时，就成为“我们”或“我们的”。关于爱的另一种解释是，只有另一人快乐，我才会快乐。就某种意义上而言，不同的人可以得到同样的对待，因为他们的分化已消失，已成为完全的一体。
在本尼迪克特手稿的最后部分，她还举了许多民族学的例子。在我对黑脚族印第安人的研究中也出现不少类似的例子。泰迪·耶鲁夫莱是我的翻译，也是族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曾接受两年的大学教育。当泰迪变得有钱后，整个黑脚族都因此而获益。例如，当他有足够的钱后，就可以买车。依照黑脚族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只要有需要，族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向族人借任何东西。所以事实上，那辆车是属于全族的。任何需要车的人都可以使用。泰迪自己使用的次数并不比其他人多。“所有权”的意义只是在于付油钱和其他的费用。
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以泰迪为荣并认同他，就像我们会对在奥运会赢得百米短跑金牌的运动员感到光荣一样，或是为我们城市或大学的伟大哲学家、科学家感到莫大荣誉。同样的，他们都以泰迪为荣，也都很喜爱他、尊敬他，并选他为族长，视他为非正式的发言人和领导。毫无疑问，泰迪具有利他性格，我想全族人都这样认为。所有人对他的爱与尊敬让他满足，他甚至从未抱怨自己的车被别人使用。
另一个案例是每年太阳节庆典中的“赠礼”活动。过去一整年或数年，人们全心投入工作，他们己积存一笔钱，希望能表现出最大程度的慷慨，因为这样的聚会是在非常公开的场合举行的。我看到白头族长站在由全族人围起的圆圈中，在每年最神圣的时刻，族长都会发表演讲，说他多有智慧、能力多强等，然后以一种极慷慨的动作，将毯子、食物和水送给寡妇、年老的盲人、小孩和青少年等。
他赚的钱愈多，愈努力工作，就越容易成为愈优秀的工作者；他的农场经营得愈成功，就可养更多的马，对社会上每个人的生活助益就愈多。这与我们社会滋长的眼红、嫉妒、憎恨以及自尊的失落完全不同。当我叔叔突然变得富有时，他会突然失去所有亲戚的友爱，我想每一位美国人都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的财富对亲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点我非常清楚。他是很富有，但却从未帮助过我这个穷学生。我认为他很自私，所以和他之间也没有什么情份可言。如果我们是黑脚族印第安人，情况就大不相同。每个人的财富对其他人没有助益，因此美国人互相成为敌人而非朋友。
在我们的社会里，我认为累进税率制度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会制度。钱赚得愈多，税就缴得愈多。当然这是非常抽象的而且非个人性的，我们也无法真正看到钱。但实际上它是遵守了综效原则。当有人创造一笔财富，就能嘉惠所有人。不过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情况正好相反，富人财富愈多，穷人得到的食物愈少，原因是价格高出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没有赋税制度，有钱人可以占有所赚取的每一分钱，因此有更多的钱负担较高的价格，而穷人却因此而饱受饥饿的折磨。这是一种与累进税率制度完全相反的制度，是一种反综效原则。社会上任何一个人都比较喜欢做有价值的工作胜过无价值的工作。这是人们对于价值观、了解世界赋予意义的高层需求。如果工作毫无意义，生活也变得毫无意义，甚至生命的意义也变得虚无起来。
综效思考与发展模式
在这里我可以运用的一个例子，便是弗洛伊德主张个人的本能欲望是有限的。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可知，每个人都只有一定限量的爱，如果给这个多一点，给其他人的爱就变少了。例如他对自爱的主张，他觉得一个人愈爱他自己，对别人的爱就愈少。这就好比一个人只拥有一定数量的钱，花掉的钱好比是给自己的爱，而剩下的钱好比是对别人的爱。显而易见的，这和弗洛姆、荷妮（德国女精神分析学家，但是她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重要原则，她认为在人格形成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本能，而是他的文化及社会条件；文化及社会条件是人们产生焦虑及人格障碍的主要因素）以及其他人所定义的爱刚好相反。最终他们一致认为，至少在一个良好正常发展的社会下，爱会衍生出更多的爱。
也就是说，你所付出的爱愈多，将会因此创造出更多爱的财富。这就好比一对热恋中的年轻男女，如果能互相为彼此付出，真心爱对方，就有能力去爱整个世界。他愈爱他的爱人或妻子，就愈有能力去爱自己的小孩、朋友甚至全体人类。
另外是一个使用金钱的例子。如果你以前有一笔钱，必须非常小心地拥有，你尽量不去花钱，还把它藏在地底下或锁在保险柜里。但我们却忽略这样一个规律，钱应该是用来创造利润的，尽量利用、投资，而非保持它的价值。在经济王国里，应该提高钱的价值，增加钱的数量。事实上，慷慨往往能增加更多财富而不是减少财富。
就这点考虑，与南美洲人和欧洲人相比，我认为美国生意人的做法以及想法非常特别。前者比较倾向堆积大量的存货，以最高的价格卖出，以赚取最好的利润。不过，拥有比较先进思想的美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学到，周转率愈高，所能赚到的钱就愈多，即使每一次所获得的利润可能不是很好，但因为周转迅速，最后反而累积了比较多的利润和财富。反过来看，一些手头拮据、小气又小心眼的拉丁美洲的杂货店老板，可能会在一次的交易中赚到很多钱，但是却不能累积更多的财富。例如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的例子，亨利·福特通过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出去堆积大量的财富，通过把产品的价钱降低去提升销售量，因此他能累积庞大的财富，而且变得越来越富有。
利开特所写的著作《新管理模式》中曾研究过这样一个案例——影响力，使他发展出“影响派”的理论，我引用他在57页中所写的内容：
企业或工厂中的影响力是一定的。因此可能的结果是：若部属对组织的影响力愈大，主管的影响力就愈小。企业的权限是固定的，如果某些人拥有得愈多，其他人占有的就愈少。
然后他在58页写着：
较好的管理制度，可以提高属下的影响力，同时也增加高生产力主管的影响力。
总体来说，在团体运作的情形下，你给予员工愈多的影响力和权限，你所得到的就会愈多。我们必须朝此方向发展努力，我们必须使每位员工都变成将军，而不是墨守陈旧的教条，认为只能有一位将军。在此项假设下，将军领袖就等于领导一群得到很大自主权的将军队伍。领导者赋予每位员工较大的权力，然后他将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所获得的权力和影响力比原来的做法还要多出许多。因此，他付出得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
此外，我们还可以观察科学领域中的慷慨和开放的问题。科学家最在意的是权力和科学秘密以及拥有一份安全感。但事实上，这种行为比起监控苏联科学家更能造成无可比拟的伤害。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自己而非苏联的方式，原因何在？因为科学依赖于慷慨，知识能创造更多的知识。
企业界也有类似的商业情形。当我问凯依他是如何处理商业机密时，他却说他们没有任何商业机密，唯一的秘密就是未来的运作计划，至于电压计实际生产过程的知识，都是公开的。如果有人抄袭他们的生产过程，其实并没有多大好处，因为那是他们管理制度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即使是最高明的小偷，也无法偷走创造力或良好的管理制度。
或者我们可以换用别的方式来阐述这个问题。任何发掘电压计制造秘诀的人，最终会成为一个发明者，因为他们会发现制造这种东西的方式，就是成为一个有创作力的人。如果我们让工厂自行全力运转，并将所有信息公开，对我们社会的经济体系将有很大助益。因为，企业不断地运作，就会自动培养好的工厂、好的管理者以及好的员工，而不会关门大吉或减少产量。
在我还是个大学生的时候，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后，我再也不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别人窃取。理由很简单，偷盗者是一个品质低下的人，偷走的都是最差的东西。我不再为此生气或想全力保住秘密，反而觉得他们的行为有趣、好玩，所以我也不用烦恼如何隐藏我的想法。对于想法的讨论过程，才真正有助于创造力的发挥，使得原本只有一打数量的点子，暴增为100个点子。抄袭或窃取就像只偷到蛋、没偷到下蛋的鸡一样。简单地说，钱必须充分被运用，心智必须充分被运用，创造力必须充分激发，而不是将其囤积起来，吝于花费，担心一使用就会减少数量。
上述的所有一切都表明，拒绝和别人分享是一个非常不理智的想法。比方说，有关兄弟姐妹之间的敌对现象就反映出利益有限的想法。每一个小孩都想一个人霸占母爱，所以对新生的弟弟或妹妹也拥有母亲的爱感到气愤，因为他认为，如果母亲把爱给了弟弟或妹妹，那么就没有多余的爱可以分给他。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才会了解，母亲的爱其实是可以同时分给两个孩子，或4个孩子，甚至18个孩子。他还会明白母亲愈爱其中一个孩子，也就会愈爱另外的几个孩子，而不会减少对任何一个孩子的爱。
有关综效原则的另一个方面是，你享受着使别人快乐的滋味，别人快乐你也跟着快乐。或者实际一点地说，综效是指你自私地享受着让别人快乐的因素，所以你比以前更懂得去爱别人。因此综效性的经济体系应是制造无限量的更低价格的产品，而非有限数量的高利润产品。一个人如果愈慷慨、愈懂得爱、愈具综效性，他就愈喜欢赠送1000台收音机而不是100台，因为这项慷慨行为会创造更大的快乐，他也更能享受自己的慷慨。无限量的生产代表着对他人更多的关爱，更具有利他主义；有限量生产的人关心自己甚于他人，也就是倾向于利己主义。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把解决分化的问题讲得更清楚一些。荣格与达丽文强调相互冲突的好处，他们认为冲突所造成的动态影响与结果可强化个人心灵。冲突的结果有好有坏。但我所强调的是自私与无私的极性超越。也可以这么说，个人必须超越冲突，而非从中获益。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认为自我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自私与无私是不同且相互排斥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当我们更健康，察觉更高层次的需求时，当世界更健全更富有、没有饥饿时，就会发现所有人类的利益都将统一为一个整体，对某人有益的事，也对我或其他的任何一个人有益。
从新的角度着眼，我们也可能从达成自我实现的人身上看到这种高层结合——自私和无私彼此融合，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形态叫做健康的自私，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如被虐狂的病态无私。实际上，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我们会发现一种非常独特的特质，你无法从他们身上区别自私或不自私，他们同时自私与无私，但你也可以说他们既不自私也不无私。但这违反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亚里士多德强调A级与非A级的双向排斥。
再看一看科日布斯基（波兰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创立了普通语义学，这是一种语言哲学体系，试图改进使用语言的方以及对语言的反应方法，提升人类传达思想的能力）等非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思考模式的批判。他们都反映出一项事实：综效代表超越分化，而非从冲突中获益。
在有关什么是真相、什么是事实的问题上，其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很难搞清。我认为所谓的综效，是对高层真相与事实的客观感知，这些真相与事实的确存在。综效的发展就好比从眼盲变为目明的过程。当然这项假设很难用实验给予证实，但只要有完整的操作性定义，并在务实性健全的环境下，综效的民主具有优势即可。事实上，当人们相互了解、彼此相爱，所有人类的利益就能整合在一起，不会相互排斥，所有关于幸福婚姻的分析都证实了这一点。所有关于企业中合作关系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所有关于科学伦理的研究更证实了这一点。依此类推，对任何一位科学家有益的事，也对于我这样的科学家有益。对老师有益的事也对所有的学生有益。
这部分工作表明，非A即B的思考模式，或是二元对立、非综效的思考是轻微的心理病态的征兆。我认为，对独裁者性格结构的研究分析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如果丛林世界观是成立的，唯一可能的现实就是独裁管理。如果有人认同我们过的是丛林式的生活，人都变成了丛林动物，他们都只顾自己互相排斥的利益，那么，这种想法就不疯狂，反而相当有理、有逻辑性、有概括性，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再检测一次这里的用词，我用的是“互相排斥的利益”这个名词，这是个不错的教学沟通方式，可以让整件事更清楚、更合理、更容易沟通。
综效的概念是整体性的；而整体性愈强，综效的程度就愈高。相反，即是所谓原子式思考。一个结构体的整体性愈强，其中个人的相互依赖度就愈高，彼此的沟通就愈畅通，面对团队的影响就愈深，也就是说，社会的综效性是高度整合的。
篮球队即是一个例证，球队由五位主力球员组成，如果每位球员都只从自己争取分数的自身利益观点出发，完全没把球队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那么这个球队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好的团队。好团队的球员会将团队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甚至可以这样说，假设真是好的团队，完全没有个人利益与团队利益之分。因为二者已没有任何区别，只要是能进球，谁得分已显得不重要了。团队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所有的球员都以团队为荣，好的助攻手和投篮手一样优秀。一旦球队的综效性瓦解，个人利益超越团队利益，球队就成了一盘散沙。
经济领域的活动也是一样。例如一个负责某项产品制造的数人小组，亦适用综效原则。团队合作的程度愈高，彼此的依赖就愈深，就愈信任对方，当然综效程度也就愈高。这是可以经由实验研究证明的。
层次整合也是同样的情形，每个层次彼此之间亦是相互关连的，存在着高度的综效性。考虑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
在好的条件下，综效是真实存在的，与心理健康相互成循环关系——心理健康的人有较高的综效性。心理健康的人也较易觉察出真相、更务实，因此这项科学的假设是可以被测试、被证实的。例如，我设计一套测试实验，探讨较健康的大学生的认知能力、感官能力、思考能力和知觉能力是否较强。经由以上变因的测试可以看出学生个体的综效性如何。若以感官层面而言，我可以测试颜色分辨力、听力、味觉和嗅觉等，测试对象包括心理健康的人、综效性高的人和优秀的经理人。在高度综效的条件下，假设对某个人而言是正确的，对我和其他人而言也是正确的。下面我们就针对优秀经理人做一番解释。
优秀的经理人是优秀的感知者。换句话说，他们的视觉辨析、听觉辨析等能力相对比较灵敏。这一切都可由标准的实验程序证实。此外，从感知层面而言，优秀的经理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较能分清楚什么是觉察到的事实和心中的希望，并依据现实状况对未来做出较准确的预测。
在我的层面而言，优秀的经理人较不易发生卢金实验中的固执心问题。他们也不太可能成为艾殊（首创艾氏情境实验，实验主持者特定设计了一个情境，也就是提出一个与事实不符，但却是团体中多数人同意事先的定好的陈述，再观察受试者不知情的反应。通常的结果是，即使受试者对多数人同意的陈述表示质疑，但是他还是会受到团体意见的影响，接受这个与事实不符的陈述，盲目地拥护团体的意见）实验中的被迫者或盲目的拥护者，更不容易有场地依赖（一种性格特征。假设有一木棒立在空地中央，至于木棒与地面是否垂直由受试者自行调整，直到他认为垂直为止。假如空地上没有其他刺激物时，每个受试者的判断都差不多；但如果有其他刺激物，例如把木棒放在倾斜的方框中，受试者就会受到干扰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这种人就是所谓的场地依赖型）的倾向，甚至完全不易受到类似走狗的人物的影响。
事实上，所有关于心理健康的测试，其实就是关于优秀经理人的测试。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实验结果所定义的优秀管理策略都牵涉到心理健康和综效能力。我们可以提出上百种相关的案例。事实上，至少就理论而言，我认为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系列像心电图、脑电图一般精准的测试实验，完全准确地预测出哪种人在未来可成为优秀的经理人或领导人。假设这项预想可以实现的话，将会令人感到惊喜不已。我愈想到这里，就觉得愈有可能。不管怎么样，这件事确实值得一试。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当所有的关系网路都成为事实的时候，所有促成优秀经理人的因素都已具备时，其他人也能变得更优秀，甚至能改造整个人类。也可以这么说，所有关于敏感度训练、管理训练、著书立说与从事研究的技巧等，就长远利益而言，对所有人都有益处。
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只有足够健全，才能培育出日后我们所需的将军、老板、经理人或领导人。同样，任何自我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技术必然具有相同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相互关连，使一个人变得更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其他人更有机会成为优秀的经理人。
相反的情形也是如此，改善社区的因素亦能改善社会的其他部分，改善某个人的因素亦能改善全体人类。如果某些因素能使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丈夫，那么同样也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好员工、好市民或好的运动员。
事实上，这些诀窍也是美国成功人士的特殊品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最近有许多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以各式各样的方式打击美国市场。例如，与美国员工相比，其他国家的劳工薪资比美国便宜许多。大部分国家盛行独裁式的管理制度，人们生活在恐惧、饥饿以及失业的情况之下，他们较愿意依指示做事。在这些国家里，所拥有的原料比美国多出许多，拥有数之不尽的廉价劳工，有预防劳工罢工的制度法令。毫无疑问的，这种独裁式的管理模式也有它存在的道理与好处。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多元化的存在价值观以及它们的一体性，就可以透过任何一项存在价值达到一体性。只要我们穷尽心力追求存在真相或存在正义，就可以真正拥有真相、正义和完美。
重新定义存在价值
在我们讨论开明管理时，或在利他社会制度达到心理一定健全的程度时，最好是放弃“单一的伟大价值”之类的理论。例如，“全部都是为了爱”，或者像一位开明企业家所讲的：“我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服务其他人。”至少目前不适于价值观的纯化，应采用最高价值的多元性。因为当我试着完整地定义真相与诚实时，我发现必须用其他的存在价值来定义。例如，真相是美丽的、好的、正义的、一统的……我还未针对其他存在价值下定义，但显而易见的，美除了它独有的特质外，也包含了其他存在价值的部分特质。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许能够用某种方法诠释所有存在价值的单一本质和一体性。但我怀疑因素分析——针对若干个依变项做分析，研究彼此的相关性，化约成数个因素，但仍不失代表性。例如我们要研究一个人的心理能力，就必须测验以下6种能力（6个依变项）：字汇记忆、心算速度、语文推理、数学演算、阅读理解、数学解题。接下来我们分析这项能力的相关情形，总结出两种能力（因素）：语文能力与数字能力，用这两种能力代表心理能力，但与先前的6种能力没有太大的出入——的技术有所助益。
但是，我们可以藉此判断某种东西是否属于存在价值。基督教学者视爱为最高价值，而自然科学家将真理视为最高价值，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济慈（英国诗人，也是十九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中对人、对物和情景的描写给人一种直接如画的印象。他认为诗人应该像变色龙一样，反应各种经验的色泽，不让自己的个性干涉感觉的传处。他致力于透过神话或是哲学探索诗的完美境界。有名的诗作包括：《心灵》、《哀感》、《夜莺》和《希腊古瓮》）将美视为最高价值，律师却觉得正义是最高价值，我们可以用以上批评的原则来判定，他们所抱持的价值是否符合存在价值的精神。
例如一名信奉基督教的科学家所定义的爱，与医学和生物学的真理相互违背，因此我们知道他们所定义的爱与其他存在价值相左。这显示出他们的定义不够完全，或是他们对爱的理解是零碎的，不够完整的。
同样的，有些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时，却不考虑其他的存在价值。例如，盲目的核专家，思考不完整的医生或机器人专家，或纳粹集中营的生物学家自认为自己是在追求真理。但事实上，他们所追求真理却与爱、正义和善良等价值产生冲突，因此他们对真理的定义是错误的、不完善的、零碎的。与其他存在价值相互冲突或排斥的，即不属于存在价值。所有的存在价值都不能有相互分化或冲突的情形发生。
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同时，不与其他存在价值发生冲突，他所追求的真理必须与终极目标或存在价值相容。这也符合开明管理的原则。也许有人只追求有限的或单一定义的存在价值，例如服务，但不包括多元定义的服务。也许我应该以这种方式说：存在爱或存在真相都和其他任何的存在价值等同。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某一存在价值是根据其他所有的存在价值的存在而定义的。
或者，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多元化的存在价值观以及它们的一体性，就可以透过任何一项存在价值，达到一体性。只要我们穷尽心力追求存在真相或存在正义，就可以真正拥有真相、正义和完美。在一个良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需为道德或追求存在价值而付出任何代价。在良好的环境下，个人的道德或自私是为他人所接受的，甚至会受到他人的喜爱或尊敬。在良好的环境下，具有道德感和利他主义（或健康的自私）的生意人在财务上的表现较为出色。
综效原则下的存在价值
通过很多企业案例的分析结果可以确认，综效与良好环境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本尼迪克特将综效定义为社会机构性的设计，能促使自私与无私相互融合，并且超越两者的对立，使得自私与无私之间的分化获得解决，近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统一结合。综效必须透过机构性的安排，使得员工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亦能对他人有益，而当员工帮助他人时，也能使自我得到报酬或满足。我们也可以由以下的叙述推论出可测试的假设：
在良好的社会里，道德是有价值的。在良好的社会里，自私是有价值的，他人能容忍和认同个人的自私行为，因为他们也能因此而受益。这时美德、利他主义与自私已合而为一，三者之间已不再互相冲突或排斥，已有相同的目标与结果。
社会的综效性愈高（或是情侣间或个人），就愈接近存在价值。在一个恶劣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只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对抗，个人的兴趣无法融入团队之中，也无法被团队的其他人认可，更无法获得个人的需求（即所谓的匮乏需求），除非是在牺牲他人的利益的前提下。
在一个良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不需为道德或追求存在价值而付出任何代价。在良好的环境下，个人的道德或自私是为他人所接受的，甚至会受到他人的喜爱或尊敬。在良好的环境下，具有道德感和利他主义（或健康的自私）的生意人在财务上的表现较为出色。
在良好的环境下，事业成功的人比较容易赢得他人的敬爱，而不会引起别人的嫉妒怨恨、恐惧或愤怒（针对这一点，可以延伸出更多的讨论，我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论述）。
在良好的环境下，仰慕是可能的（不参杂任何的负面情绪，例如性冲动，强制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或尼采主义的愤怒）。
在最高层次上，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私，但仍有道德感。
我们有道德感，但同时也能自私。
在这里，我们应当再度检验、测试亚当·史密斯的理论，也许我们可以重新诠释为：“在什么样情况下，开明的自私对整体社会有益？”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问：“在什么样情况下，对企业有益的事也对全国有益？”或者这样问：“什么事对我和你都有益处？”
在存在心理学的最高层次里，重新定义利他主义、自私与无私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以便超越两者之间的排斥与对立；另一方面，人道主义也极需重新定义，或至少剔除其所隐含的负面影响。
也许我可以这么问：“在何种情况下，人道主义是好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我们会因为自己的好运气、好命、才华与优越之处而产生负罪感？”在综效的层次下，利他主义与自私已相互融合，因此强调对他人仁慈、对他人友善、帮助他人，别人没食物时不可独自享受美食，如果他人贫困不可独自享受财富，如果某人生病不可享受自己的健康，如果某人的脑力不佳，不可为自己的脑力懊恼等等，以上所有的参考量都将变得没有意义。否则会给那些拥有优势或好运的人造成一种现实的阻碍，即在言语和行为上带来困扰。
以上的所有观点与我们原本所了解的概念有很大差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以上叙述的情形体现了印度佛陀的两种概念。其中一种是私下追求自己的自我实现，只在乎自己达到涅的境界，众生如何，与我无关；另一种与佛祖神话有关，他来到涅，然后又返回世间指导众生，告诉众生除非世上所有人都能做到，否则没有人可以进入涅。自我实现与其相同，没有人可以独自完全达到最圆满的自我实现的境地。
在良好的环境下，高度进化的人可以完全享受自己，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追求自我目标，不必担心别人的想法或为此感到罪恶，也不必对他人有任何义务，他非常自信，他只做他自己。从他人角度考虑，亦能从这些行为中获得好处。一个人在诚实地追求自己目标的同时，同样会产生很多副产品，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选择副产品。
换句话来说，在综效的环境下，也就是在最良好、最理想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会遭到社会中流行的、邪恶的毒害。也没有必要担心会有任何负面的怨恨或负面影响——憎恨优秀，恨真、善、美、正义、美德等。
在高度综效的情况下，优秀的人不必害怕因为自身的优秀表现引起他人的怨恨、嫉妒或敌意。他可以完全释放自己的潜力，展露自身的天赋、才华或优势，不必为此而隐含自己的潜能，也不必预防遭受攻击；也许此时夸大与谦虚的对立也不存在了，因为知识是完全客观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但请记住一点，此处谈论他人的优缺点与恶意诋毁毫无关系，二者完全不同。
在达到综效的环境下，我认为重新定义政治自由和政治保守的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议题。例如，政治自由主义假设人道主义是好的——在任何情况下均是如此，弱势的人将可获得协助。但是若对健全而完善的社会结构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帮助他人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干涉、侮辱、不被接受、没必要而且愚蠢的行为。大量的临床资料显示，不加选择地帮助他人反而会削弱他人的能力。就像一位脚受伤的人若一直拄着拐杖，他的双脚一定会萎缩。
我们应该探讨补偿性精神官能症（患者因某方面的缺陷，因而力图在其他方面寻求补偿，但是过分重视成败、患得患失的结果反而会导致心理失常）的问题。我们国家有许多社会安全制度与此完全背离。例如，对病患或老人最低收入的限制就有某些弊端。我认识一位残障朋友，他勇敢而坚强地自力谋生，但却因此无法得到原本应得的协助。唯一获得补助的方法就是放弃自立的想法，完全像婴儿般由社会福利机构负责照顾。这种做法完全阻碍了员工的自立能力的发展。
假如我们在政治环境里系统性地运用科学管理方式，例如，强调联邦式的分权化相当适合工业化社会——可能与倡导政治自由的人士心中的想法有很大差距，因为科学管理原则强调联邦会议式的民主政治，尽可能由下层政府决定，削弱联邦政府的责任以加重地方政府的责任。尽管政治保守分子滥用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权力，以达成不道德的目的，但我们不应对科学管理原则产生质疑。我怀疑关于优秀主管和经理人的假设，是否适用于各种阶层的管理人员，包括议员和总统，这点值得系统地研究。不管怎么说，以存在分析的观点重新检视所有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概念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在优化的条件下，它们会是什么样的。良好的管理、优秀的工作者、杰出的企业家、良好的产品、良好的社区、良好的国家，以及其他一切良好的条件，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如果改善了社区，却不能产生好的结果，中间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发挥企业的综效协同优势
通过研究一些企业管理著作，我从中得出一些资料，总结出两种管理方式。一种方式是采用原子式、因果式、串珠子式组织起来，并且加以处理。另一种方式是有机体的模式，使其相互关联，成为一个整体。显而易见的，后者的方式比较真实、较有效用。
我之所以想把所有关于管理理论的探讨资料统一整理起来，是因为过去许多过时的著作，如在1920年至1930年期间，都是以原子式的思考模式看待企业问题，企业似乎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联系。就好比说，一位老板拥有一间小型杂货店，他认为自己是完全独立的，不需要与其他人建立任何联系，他自己经营这家店，他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但实际上这种想法完全错误，特别是在相互依赖性日益加深的社会，这种观点只会显得愈来愈不切实际，最后会落得让人感到愚蠢可笑的下场。
实际上，一家企业，以非线性系统企业为例，他们附属于邻近的社区，而此邻近社区又附属于更大的社区，如南加州，此区域与加州有着明确的、功能性的关联，而加利福尼亚州又附属于美国，美国附属于西方世界，西方世界附属于全体人类和整个世界。在此种功能性关系中，可以找出数以百万计的因与果。但事实上，人们总忽视这些关联，认为它们与当时的情况毫无牵涉。
比方说，非线性系统企业只有一位守夜员，而非一支配备步枪的私人军队，或许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只有在所有的相互关系运作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另外，企业依靠城镇提供水力、电力、瓦斯、道路维修、消防局和警察局，更不用说餐厅、购物中心和市场等诸项服务，只有当以上所述的要素全部都具备，人们才可能在此社区内居住，也才有可能到此工厂工作。假设任何一位在非线性系统企业工作的人，走在街上会有被暗杀的危险，那么整个企业就根本不会存在。
我们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非线性系统企业必须依赖相互运作网路而存在。简单地说，非线性系统企业是“含纳于其中”，或更确切地说，它是“含纳并建构于其中”。其他的阶层也适用于同样的道理，例如课税制度和相关的服务。美国政府负责维持军队、联邦调查局、国会图书馆以及其他联邦单位的运作，没有了这些保证，非线性系统企业就不可能再存在。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也是同样的情形。
假如说工厂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一个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综合体，而且这个综合体依附于更大规模的综合体，后者又依附于更大规模的综合体，如此循环不已。这就是我所谓的“盒组”概念，一个综合体依附于下一个更大规模的综合体之内。我也将其称为“放大层次”，好比我们利用不同倍数的显微镜观察组织细胞，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缩小范围，使观察更加仔细。
综合体A内部相互关联。若以非线性系统企业为例，就是指员工彼此之间的友谊、相连性、相互依赖、相互需要和相互依靠等关系，经过测量后为0.6。综合体B包含综合体A，两者内部的元素的相互关系程度可能为0.4。综合体A和综合体C、综合体D或更大规模综合体的相互关系则更低。换句话说，综合体A内部的改变会影响综合体A内的所有关系，但是综合体A的改变对综合体B、C、D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也可以这么说，非线性系统企业所有好的或坏的改变，都会对德尔玛市、南加州、加利福尼亚州、美国、西方世界或全世界造成影响。综合体愈大，所受的影响力也就愈小。非线性系统企业的员工失业或是工厂倒闭等事件，都会对德尔玛市造成极大的伤害，加利福尼亚州当然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不是很明显，但轻微实质性的影响确实存在。
内部综合体的影响会比交互综合体的影响要强。中国、保加利亚、伊朗或其他地方的改变，也可能会影响非线性系统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员工。员工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察觉，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它的效应是可测量的、可辨认的。而且从实用角度看，它确实存在的。美国政局的动荡或是国家元首被暗杀等事件，都会给非线性系统企业造成很大影响。
但若从理论性或实验性的角度来解释，这又代表什么意义呢？所有的假设与肯定都可被测试，而这些假设与我先前提出管理政策与心理健康相互关系的观点不谋而合。打个比方来说，世界愈好，国家就愈好，地方政府就愈好，企业愈好，经理人愈优秀，员工愈优秀，产品愈精良。这只是概括性的叙述，我们还可以分解成一万种可测试的假设。当然，整件事也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陈述。员工就愈好，产品愈好，经理人就愈好，企业就愈好，社区就愈好，州政府就愈好，国家就愈好，世界就愈好。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而这些也是可以被测试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对这个世界是有利的，对我们的国家、地方政府、社区也是有利的，连带的对企业、经理人、劳工以及生产的产品，也都有正面的效应（这非常接近综效的概念）。不过，这种说法可能会令人觉得有点惊讶，甚至也引起一些非同一般的争议。一个富有争议的说法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对国家一定有利。”不过，这项陈述会引起不小的震撼。但是，在完全综效的环境下，这是绝对可以实现的事实。对我有利的事，对全世界有利；对全世界有利的事，也就对我有利。
最后，当我们提出制造好的电压器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时，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于一连串的同心圆中。若要进行探讨，必须穿越一圈大过一圈的解释圆，直到最后我们可以谈论太阳和地理环境、了解洋流的发生、了解平流层的情况等等。例如，太阳温度的升高可能会使地球毁灭，当然就谈不上生产电压器了。所以太阳有一个恒定的温度是制造优质电压器的先决条件。这是我能够想到的一个确实存在而且现实的例子。
为了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使其更具科学根据，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些整体性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已显示出统一、整合、协调、和谐和合作的程度。也就是说，以上的因素和先前提到的相互影响本身，即代表整合的程度高低。整合度愈高，我所提到的影响就愈明显；整合度愈低，影响就愈弱。
我还可以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好的管理模式、好的员工、好的企业、好的产品、好的社区、好的州政府都是彼此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好的相互关系的先决条件。如果改善了当地社区的环境，但最后企业制造出来的产品并没有变得更好的话，那么，一定是运作的中间环节出了什么问题。也许是制度的整合不够彻底，沟通不良，团队的合作默契不佳。这其实是一种病态征兆，我们可以通过人体来解释。如果身体的协调性或整合性不足，就会产生危险。例如，如果我的神经系统出现问题，我的左手就不知道我的右手在做什么，两手之间就无法达到完美的协调程度。
我们可以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社会的分解，是什么原因使社会无法达到整合的程度。例如，企业界将黑人隔离的行为，只会对产品、员工、经理人、工厂等造成不良的影响。就拿这样的例子来说，美国黑人为发泄心中的愤怒和敌意，烧毁工厂、行刺，或是造成南北内战。他们采取倒退的形式、罪行或偏差行为，致使白人不敢在纽约哈林区行走，因为过去被虐待的痛苦经过长久的压抑，偶然间路过的白人成为他们发泄内心怒火的对象。这位白人遭受猛烈的攻击，钱财被洗劫一空，他为过去长期以来的不公平对待付出惨痛的代价，也许他与整件事毫无瓜葛。在非线性系统企业肯定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所以，阿拉巴马美孚石油企业员工的恶行，也会对德尔玛市的非线性系统企业造成影响，对美国的企业界也会造成影响。虽说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不妨请记住，一定会发生的，也许是50年后。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制造优良电压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拥有一个较良好的世界。反过来说，如果原本的良好环境发生了任何突发事件或者管理模式的变更，最后都会影响到电压器、原子笔或汽车等产业的制造以及产品的质量。
在此等情况下，我们将时间段划分为长期和短期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讨论综效和道德会计等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时间问题。今天诈骗一位美国黑人，或剥削印第安员工，或是不安排给妇女相等的工作权力或是机会，将造成他们觉得不受欢迎的感觉，或是激怒红发人，而且以上的情形只会产生短期的利润。
假如我经营一家杂货店，有一天少找钱给其中一位顾客，对我来说，在进行交易的时刻，我在金钱方面占了便宜；但就长期和整体效果而言，纳入资产负债表计算后，情况就完全不同。如果我骗得次数越多，就会影响其他人和全世界。也许我无法立即感觉到有任何负面的影响，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的营业额将使我悔恨不已。如果我看不起店里的墨西哥人，给予他们不公平的待遇，也许月底时我的收入增加了，我对墨西哥人的不当行为也没有立即造成影响；但是我的小孩或后代子孙在未来某个时候一定会受到影响。假如，一场军事大灾难摧毁了整个美利坚合众国，所有的美国人都必须逃至墨西哥乞求食物。如果白人到哈林区去乞食，会发生什么状况？每想至此，我都会为所有的白人担忧。
同样的情形以更加尊敬的形式来说也可能是真实的。比如在中国与美国的问题上，虽然相互怨恨的情绪正渐渐淡化。造成越战爆发的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民在移民政策中愚蠢地轻蔑中国人。我们正为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我们今日所犯下的罪愆，后代子孙将会成为替罪羔羊。
凭借对整体性、机体性的思考，所有这类事情的论述是正确且理所当然的。世上每件事都与其他所有事相关，每个人也与其他所有人相关。甚至可以说，现在在世的每个人也都与其他所有即将出世的人有一定的相关性。
要了解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就必须以开放、周密的心思去体会。然而，如果不能以整体的形式达到目标，但至少管理理论家和哲学家可以朝此方向发展，证明相互关系的存在以及因果综效的存在。例如，摩斯和瑞姆在1956年所作的实验表明：人类行为的长期后果与短期后果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大量使用资源，放弃长期投资，以提高短期的利润和生产力，改善资产负债表的数字。了解存在与时空的相互关系是公民的责任，也是达成心理健全以及教育世界的责任，这项责任就好比科学家有责任追求最后的真相。这里需要的东西，是更大的真理，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更大范围的真相。
通过上面的探讨，我们可以得知，在良好的环境下，就长期而言，综效、相互依赖、相互利益以及“对我有利就是对你有利”的哲学是可能的。但就短期而言，在危急状况，在不健全的环境或是人们生活在丛林式社会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当有10份牛排的需求，却只有一份牛排的供给时，我的利益就与他人的利益相冲突。任何得到牛排的人都是剥夺了他人的权益。在这种情形下，对我有利的事就是对你不利的事。所有我们认为道德的、人性的、好的人格特质——仁慈、利他、无私、友善和助人——都必须建立在健全的世界之上。换句话说，每个部分都能完全整合、沟通良好，这样，相互依赖的整体利益才能迅速流动。
为了探讨整体性与社会心理的关系，我从格斯丁（德国精神医学家和机体论的创始人，毕生研究脑部患者和语言的障碍患者，他认为任何单一的器官受损绝对与整个有机体相关。任何症状都是整体的一种表现）的理论以及关于中枢神经系统整合功能的著作开始谈起，再扩大到更大范围、更复杂的系统，最后讨论到整体世界的社会心理层面。现在我只是说明社会心理层面的运用情形。
现在，我们再回到本节的开头部分，我必须指出并强调一点：“综合体A含纳于综合体B”和“综合体A含纳并建构于综合体B”的情形是有所不同的。含纳于其中表示不一定有实质性、功能性的联系。例如，如果某人通过外科手术，将一粒石头植入自己的身体之内，那么这粒石头就是含纳于他的身体之中。但是，我们却不能说这粒石头含纳并建构于他的身体之中，因为石头与他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联系。相反的，我们可以说肝脏含纳并建构于我的体内，因为它与我的身体有功能性关联。这项原则可以用来说明内嵌于社区的工厂与其社区之间的关系。工厂可以含纳并建构于社区内，也可以像颗石块般含纳于其中，不发生任何的相互联系。
关于整体性，愈来愈质同、统一。知识本身更具连贯性。最好的例证就是数学与逻辑学。当然，我有必要解释一下，所有的科学和知识都应有这项特质。人们喜欢连贯的事物，对于不连贯的事物采取压抑、忽略等态度。一旦不连贯或冲突受到重视，人们就必须思考如何使其变得连贯。在此说明认知失调实验，指多种认知不一致而导致的心理失衡现象。本来以为买黄金可以赚钱（一种认知），可是后来有人说卖基金利润更高（另一种认知），如果两者不能达成平衡，就会形成认知失调。这项实验其实与超越动机与超越需求相关。存在价值强调整合、统一以及朝向一体的倾向。例如，认知失调可以视为某种超越需求或更高层次的动机，它会导致反向动机和反向价值的形成，也会造成恐惧、厌恶、威胁和抵抗等负面情绪，这就像是在知的需求与知的恐惧之间，不断辩证的过程。
对于个人与世界的同化概念，我认为应该放进理论架构中。每个人都有将世界视为与其自身相似的某件事物的倾向；另一方面，良好的世界环境塑造出与其本身协调的个人。也可以这样说，个人与世界两者会愈来愈相像，他们彼此具有相互因果关系，具有回馈与相互影响的关系。整合程度越高，愈能察觉出世界的整合；相对的，对于不整合的情形就愈不能忍受，希望能改变不整合的状况。当世界愈整合，个人就有愈大的压力使自己趋近整合；当世界渐渐成一体时，我个人也就愈能成为一体；我个人渐渐整合成一体，就会使世界渐渐整合成一体；这就是我所谓的同化，它亦会促使知识朝向均一与综效的方向发展，知者与被告知者的分别会自行瓦解，并且成为一体。
经典剖析
安德鲁·凯依漫谈创造发挥员工潜能的企业环境
安德鲁·凯依可以说是数学革命的先锋之一。他所创办的非线性系统企业，制造出全球第一台商用数字电压器。1980年，他企图想改进电脑设备，他重新结合某些元件，他和业主想这个完整的“盒子”可以制造出更有生产力的产品，所以他们发展出包括电脑主机、印表机、屏幕以及键盘的整套设备。因此，凯依创立了凯依电脑，成为第一家生产桌上型电脑的美国企业。凯依电脑生产量快速成长，营业额一下子冲到1.2亿美元。作为一个数字化科技的改革者，凯依就和其他行业的先锋者一样，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上遭受重大打击，结果于一九八四年时宣布破产。不过，不向命运屈服的凯依今天还继续在市场奋斗，不断地发明新产品，企图攻占新的领域。
凯依不仅在科技方面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业，在经济管理领域中，他也扮演过一个令人不可忽视的角色。1950年末期，凯依在他南加州的工厂，对在组装线工作的数百位员工，进行一项发挥潜能的实验。在那个时期，在工人的眼里，工作场所如同地狱一般，令人厌恶更别提有何价值存在。不过，凯依通过某些策略，促使员工想象自己是这家工厂的老板，并且参与企业的所有决策过程。经过不断的改进，他创造出最具效益的管理模式。
安德鲁对于马斯洛博士所陈述的观点、理念深信不疑，因此他决定改变以前的做事方法。他把原来的组装线拆解，重新安装，分成每组只有六到八人的小组。每组内的每一位员工都要学习产品所有的制作流程，每一组都要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可以自行制定工作时数、时间，甚至工厂的员工的薪资比外面的一般行情高出25%。他是美国第一位提供企业股票选择权给员工的企业主，副总裁这个职务也是凯依创立并使用的。
在90年代，我们可能会觉得他的这些创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如果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眼光来看，他显然是走在时代的尖端。当时凯依邀请马斯洛到他位于南加州的工厂待一整个夏天，这也是马斯洛写这些日记的灵感来源。凯依曾任凯依企业董事长以及首席执行官。
1958年，有些人计划在圣地亚哥地区举办一场企业执行官的高峰会议。理察·佛森就是其中之一，我也是通过他知道这个计划的。该团体的组织者介绍我看马斯洛的所写的一些论著。我读了这本书，同时也读了彼得·杜拉克的著作。我摘取了一些书中的理念，并且把它们运用到我在南加州工厂的实际操作中。在一次去欧洲的旅途中，在波斯顿停留期间，我专程去拜访马斯洛。之前，我就计划着邀请他去我那里工作，为了谨慎起见，应该要先见见他。马斯洛是一位绅士风度非常浓而且待人诚恳的人，我记得当我敲门后，看到他就让我想起了史达林，他和史达林一样具有坚忍的个性，是一位很坚强的人。他太太贝塔帮我们准备茶点，我们进行了一场深入地对谈。回到圣地亚哥以后，我就告诉佛森，我决定先资助马斯洛到工厂进行研究工作。
当年夏天，马斯洛博士抵达了圣地亚哥，并且开始研究和写书。我们希望他能专心研究，不想打扰他，所以并没有和他有过太多的言谈或往来。不过后来，他却对于我们很少找他感到疑惑和不解。
在和我们一起度过整个夏天后，我参加国家训练实验室为企业领导人所举办的会议。当时塞嘉食品的总裁比丽·劳林坐在我前面，询问我一些关于马斯洛的事，说想带马斯洛去他的工厂。我要他帮我占好位置，马上就打电话给马斯洛博士，告诉他比丽的想法。之后他们同意交谈，并且也见了面，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就都记录在双方的历史里了。在比丽以及塞嘉食品厂的慷慨赞助下，马斯洛在他们位于北加州的食品工厂住了一年。后来，马斯洛形容那一年的时间简直就像“生活在天堂里”一样。
当我邀请马斯洛到工厂时，我只是想为他提供一些研究资料。而且，我想他也许希望在工厂度过整个夏天，这样对他比较好，他觉得那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当时工厂借调了一位秘书给他，帮忙将录音带上的记录，转抄成书面文字。那段期间，他也见了一些南加州地区其他的企业领导人以及管理理论学者，而且大部分人都是专程来拜访他的。
众所周知，当时的企业环境并不是非常适合人本管理实验，但我仍在工厂里进行一些构想。前面我已经谈过，我读过杜拉克的著作，我认为他的书为我产生构想提供一些帮助。那是一段很有趣的故事。1962年春天，我去潘安找杜拉克，他当时受邀在一项会议中演说。我把他拉到旁边，对他说：“我采用了你书里的一些构想。”你决猜不到他是如何回答：“别怪我，真的不要怪我。”我猜想他的理论对其他人可能很不适用，甚至会很糟糕。
例如，在我们这一行，产品组装线对产品非常重要。一位员工完成某个步骤后，另外一位员工就接着去做下一个步骤。情况就是如此，组装线前段的这几员工都不是很快乐，最快乐的人应该算是最后完成产品组装的员工，因为他们可以体验到产品完成的喜悦。因此，我们就想方设法，不断改进管理，企图让所有人都能像最后完成组装的人一样快乐。我们鼓励每位员工都尽可能地学习其他同事的工作，并且实际练习操作。
同时，产品也愈来愈复杂。为了测试所有的线路是否都在正确的位置上，我们还添购一套测试装备。我们的目标是每个电压器都是合格产品，不能给任何一位客户造成损失。员工会自行记录整个操作过程，我们不设专门人员去记录这些事。每一位员工都必须自行拟定工作手册，无论他们想要做什么新的尝试，我们都会以支持的态度鼓励他们放手一搏。而经过这一连串的过程以及改变，工厂的产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尤其是每一个组装线的员工都知道自己在整个生产线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她）的表现将会影响产品最后的质量。
事实证明这一切改进都是明智的，结果一个月生产出更多的电压器，而且每位员工都可以完成组装线的所有工作。男性员工倾向往技术方面发展，担任最后的测试工作。也有部分的女性员工喜欢从事这项工作。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线上的领班告诉我，有一位女性员工不想参与其中，我要求见这位员工。她是一位年轻的墨西哥女性，是我第一批雇请的少数员工之一。我暗地观察了她在生产线上工作的情形，当她在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时，眼睛好像飘到几百万里远以外的地方去了。领班告诉我——那就是她想要做的。大约过了9个月，我竟然发现她在从事数字化电压器的测试工作。我很惊讶地问领班：“你不是跟我说，她只愿意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吗？”领班回答说：“她只是害怕自己没有能力去从事其他性质的组装工作，她缺乏自信心，怕在同事面前丢脸，所以不敢去尝试。她缺乏自尊。不过，当她看到其他人能够成功地完成组装工作时，她认为自己也一定能做得到。因此加入这项新的工作行列，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
我每年总是收到很多女性员工寄给我的圣诞卡，感谢我让她们在工厂里尝试多样不同的而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她们以前从没有想过自己有能力做如此重要的工作，而且会完成得很出色。当她们将这些复杂的零件组合在一起后，便对自己以及优质的工作感到自豪，自尊的感觉也随着提升。
在我的工厂里，还有一则完美的经营高招——增加员工的词汇量。我在1954年遇到一位学者，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一个人的词汇增加，他的学习能力也会增加。他说，一个人的词汇量增加，也提高他对世界的认知。另外有件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到的事，我到任何地方都会跟每一个人谈到这件事：你所知道的词汇量愈少，就愈容易得到妄想症。仔细想一想，如果知道的词汇愈多，表示你愈了解这个世界，那么，知道的词汇愈少，就代表你愈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代表这个人盲目无知。
而且，我也试着建立一个制度以增加员工的词汇量。在1960年我花了大约80万美金添购了一些设备，增加员工的知识能力。当一位领班正在使用企业提供的录音带时，有位正在做电脑屏幕测试的女员工，一整天也跟着听这些录音带。后来，我儿子也加入这个工作，成立词汇量提升中心。
有一位曾经在海军服过役的员工，非常聪明，但是，他内心的挫折感却非常敏感，有时候因为他无法向同事完整地解释一件事情，或表达内心的想法。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设计师，他上了两次词汇量提升课程。后来他成功地掌握了词汇量的使用能力，从5%提高到20%，这几乎达到大学的程度。后来他不断地和别人谈到这项增加词汇量的计划，以及它如何改变他的生活。
我总是不断地回想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这就是我所说的“扩展工作场所”，人们通过学习而成才。我想那就是我一直尝试着在工厂做的，提供一个让人们可以发挥潜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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