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并没有立刻动身前往东京，他和他的总司令部在横滨的新大饭店又住了一个星期。像过去每次成功地实施一次大的战役行动后一样，他需要一段时间休整，以便平静一下自己激昂的情绪，并从思想上为下一战役做好准备。
对于盟军总司令而言，尽管这一切还仅仅是一个起步，但是这一步是非常成功的。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有了这一成功的开端，他对今后的一切更加充满了信心。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在内心上与士兵是相通的。在这辉煌胜利的顶峰，他不能不想起那些跟随他冲锋陷阵，尤其是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将士们。每当他闭上眼睛躺到床上时，脑海中就浮现出过去的一幕幕：巴丹的散兵坑、科里吉多尔的炮洞；那些在陆地上、海上、空中，在沼泽地里、丛林中、炎热的沙滩上、冰冷的海水里，在弹痕累累的道路上、没膝的泥泞中、湿淋淋的壕沟里倒下的将士们一个个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使他不能不黯然神伤，有时不禁老泪纵横。
当然，这几天里麦克阿瑟考虑得最多的还是盟军司令官今后的职责。新大饭店六层那铺着猩红色地毯的走廊不断传来他沉闷的脚步声。他嘴上仍叼着那根玉米芯烟斗，不停地吸着。点上，点了又熄。火柴划了一根又一根。有时直到凌晨一二点钟，那沉重的脚步声还在楼道中回响着。
对于军事占领，麦克阿瑟并不陌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曾作为“彩虹”师指挥官在莱茵河西岸驻防。他亲眼看到以前那种军事占领形式所造成的根本性的弱点：文官权力为军事权力取代，人民失掉自尊和自信，不断占上风的是集中的专制独裁权力而不是一种地方化的和代议制的体制，在外国刺刀统治下的国民精神状态和道德风尚的不断下降，占领军本身由于权力弊病渗入他们队伍之中，并产生了一种种族优越感而不可避免地堕落下去。
他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占领状态持续过久，或因为开始时的不小心，一方就会变成奴隶，另一方则会变成主人，结果将是不幸的。
还是在西点军校时，麦克阿瑟就认真研究过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等人的传记。尽管这些名将无疑都是伟大的，但作为占领军的领袖，他们又都无疑犯过重大的错误。从这些伟人身上，麦克阿瑟得出结论：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的一场新的战争。
他还回忆起早年他父亲曾给他说起过的教训，这些教训是老麦克阿瑟在任菲律宾军事长官时积累的。现在对于他来说，这些教训是最珍贵的了。
这期间，麦克阿瑟仔细阅读了有关材料，对未来怎样行使占领军司令的职责在心理上也更有底了。
日本民族在战争中的表现是残忍的，但它也有其诚实的一面，麦克阿瑟认识到这诚实的一面正是自己行使职责的基础。他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世界形势的潮流可能有涨有落，古老的帝国可能死亡，新的国家可能诞生；同盟可能发生、发展、衰落和消亡。但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社会的公正与和平，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在把古老的日本帝国导向这正义之途中，自己要发挥出史无前例的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和思索之后，麦克阿瑟决定动身前往东京，去行使自己的职责。9月8日，他的车队出发了。从横滨到东京22英里的路使他再次目睹了战争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城镇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废墟，几乎没有一幢完整的建筑。街道上到处是碎砖、烧得黑糊糊无法分辨的东西以及巨大的弹坑。硝烟虽然已经散去，但空气中仍然弥漫着一种焦糊的气味。田野里一片荒芜，在这收获的季节里并无多少庄稼可收获。一块块整齐的田地里长满了蓬乱的篱草，一路上不仅很少见到行人，就是连牲畜也很少见。偶尔见到几个匆匆赶路的人，一律穿着破旧的军服，满脸憔悴的样子，一看便知道是刚刚遣返的老兵。
坐落在东京繁华地段的美国大使馆，是建于胡佛总统时代的一处巨大而豪华的建筑。它占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前后三幢建筑，中间还有一个不小的花园。现在，除了使馆的办公大楼一角被炸塌外，其他建筑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被美军飞机轰炸后的神户。★麦克阿瑟与马歇尔（左）步出位于东京的总部大楼。麦克阿瑟的车队直接驶进使馆的大院。第11空降师的一支仪仗队已在院内排成了检阅队形。麦克阿瑟在军乐的伴奏下钻出他的汽车，健步登上遭到轰炸的办公大楼的台阶。
站在台阶上，麦克阿瑟转身对艾奇伯格说的第一句话是：“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光荣地飘扬吧！”
这面国旗仍然是1941年12月7日在国会大厦上空飘扬的那面。那天，它飘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现在它又飘扬在东京的上空。
随着国旗的升起，《星条旗永不落》的歌声立即响彻在大使馆的院子里，传向了东京市区……
艾奇伯格回忆说：“在那一大群军人中，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麦克阿瑟紧紧地盯着星条旗，眼眶里闪现出晶莹的光。”
大使馆最后面那幢建筑被选作麦克阿瑟的私人官邸。战争期间，日本人没有占领美国大使馆。自从美国外交官从日本撤出后，这里就一直空着。因此，使馆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灰尘积有寸把厚，家具早已破烂不堪，许多房间地板上的积水没及脚骨。
麦克阿瑟在这乱糟糟的使馆中涉水而行，到处察看了一下。士兵们正在加紧收拾房间。忽然，他在一个房间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幅完好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这使他十分激动。他后来写道：“它使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它竟能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美国武装力量的到来，这似乎是非常合适的。”
后来，他把这幅画重新装帧了一下，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收拾使馆还需要几天的时间，麦克阿瑟在东京找了一处临时住宅住着。渐渐地，战前使馆的佣人和花匠们都陆续地回来了，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后门进出，采办各种生活用具。花匠们则很快从外面移来各种花草，不久使馆里就出现了新的生机。到9月中旬，使馆已收拾得可以住人了。于是，麦克阿瑟派人去马尼拉接自己的家眷。
费尔克洛思带着小亚瑟和阿珠，还有一位家庭教师于9月19日乘飞机到达厚木机场。那天麦克阿瑟亲自去机场迎接，他没有带任何武器，同去的只有一个司机。
看见沿途有日本士兵在执勤，费尔克洛思不禁担心地问道：“安全吗？”
麦克阿瑟回答道：“绝对安全。”
就这样，麦克阿瑟又在东京安下了新家。由于使馆的办公大楼被炸毁了，麦克阿瑟只得在使馆附近东京商业区选了一幢大厦作为他的司令部，这本是一家日本保险公司的办公楼。后来，人们都把这幢大厦称为“一号大楼”。这座楼的对面就是天皇皇宫的护城河，皇宫已在轰炸中烧成一片废墟。
麦克阿瑟的办公室设在这座楼的六层。他的私人办公室很简朴，这是一间胡桃木镶壁、带空调的小房间，以前是间储藏室，只在一面没有门的墙上设有一扇窗户。屋中的摆设有一套皱皱巴巴、垫得又软又厚的皮面沙发，以及一张普通的桌子，上面盖着绿呢台布。有一个正面是玻璃门的书橱，内装军事条例等一类书籍，还有一张烟桌，上面放有50个烟斗和一个烟丝碗。屋中没有电话。墙上除了挂有那张华盛顿的画像外，旁边还有一张林肯的画像，画像下面是一张字幅：
“假如要我去解释——不要说去回答——所有对我的攻击，这个铺子还不如关了去干别的生意。我尽全力去干我知道怎样干和我能干的事情。我打算这样一直干到底。如果结局对我是美满的，别人攻击我的话就一文不值。如果结局对我是悲惨的，即使10个天使担保我是正确的，也无济于事。”
在这里，麦克阿瑟开始了他作为占领军司令官的工作，直到5年后被解职，离开东京。
给我面包，或者给我子弹！
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位将军像麦克阿瑟在战后的日本那样被赋予如此重大的责任。德国被分成四个占领区，而日本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作为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是一个拥有7500万人民的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他是独裁者，是殖民地总督，是日本幕府时期的将军，是沙皇——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而，麦克阿瑟面临的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从历史上说，也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及其人民遭受过比日本在战争结束时受到的更彻底的破坏。从1931年起，连续14年的战争，尤其是战争后期遭受的毁灭性轰炸，使得日本的工业和经济基础彻底崩溃。一半的城市变成废墟，二分之一的工业被毁灭，在海外600万士兵和百姓开始回国以前，国内的7000万居民已经处于饥饿的边缘了。
日本本土缺乏铁、煤、金属、棉花、石油等几乎所有的工业和生活必需品。过去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军力的支撑主要靠商业和贸易以及战争中的掠夺。澳大利亚的羊毛，美国的棉花，马来西亚和印度东部的橡胶、锡和石油，中国大陆的煤和廉价的苦力……现在，这一切都断绝了，经济的支柱毁坏了。
更为严重的是，日本遭到的不仅是军事的溃败，也是精神上的崩溃。许多世纪以来，日本人一直崇尚战争和武士，他们自喻为太平洋地区天生的武士。过去，日本武力的不断胜利，也使他们确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因而，日本文化的整个拱的拱门顶石变成了对武士道力量和智慧的几乎是神话般的信仰。这种思想不仅渗透和支配了政府的各个部门，而且也渗透和支配了物质、精神和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交错编织于政府办事的过程中，而且也交错编织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日本生存的精髓，而且是它的经纬。现在，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切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了，他们的整个精神世界崩溃了。
当麦克阿瑟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里升起那面星条旗时，他面临的就是这么一种境地，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切。
自古以来，占领军与当地居民就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基于利益上、心理上的。更何况战争中日本公众一直受到欺骗性宣传，他们被告知日本帝国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野蛮的圣战”，一切战场上的对手都被宣传为残暴、凶恶的敌人。因而，1945年8月盟军在日本登陆时，普通日本公众对他们还怀着深深的敌意。至于麦克阿瑟总司令，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里，则是一个有虐待狂的指挥官和贪婪的军人的形象。
麦克阿瑟对此早有认识，从一开始他就想消除这种错误的看法。当他在“密苏里”号战舰上发表演说时，就安抚日本民众：盟军对日本占领不会强暴日本民族。
当他把司令部迁到“一号大楼”办公，安顿好一切后，麦克阿瑟立即公开发表声明：
“盟军总的职责并非如何抑制日本，而是使它重新站起来，我们有好几项任务。摧毁作为军国主义国家的日本，惩罚它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这些都是盟军的任务之一。但是，这些不是根本任务，盟军的根本任务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日本，以便使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世界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内共同发展。这个新的日本会给予日本公民更多的自由、正义和安全。”
占领开始后，麦克阿瑟经常提醒美军部队：日本民众是根据你们的行动来评价占领军的，占领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一个军人的举止和自制。为了规范占领军的行为，他指示他的司令部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占领纪律。这些纪律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权力和责任清楚。甚至一些在国内不受约束的行为在这里也在禁止之列。例如，军人不得进入社会上的酒吧、舞厅；占领军与当地居民发生矛盾时，首先要向当地居民道歉，然后再调查处理，等等。
做出保留天皇及天皇制度的决定是麦克阿瑟争取日本民心的一项重大举措。军事占领之初，麦克阿瑟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日本天皇的处理以及对天皇制度的态度问题。当时，英国人，特别是苏联人，以及不少美国人都强烈要求处死裕仁天皇，废除天皇制度。在盟国最初开列的战犯名单上，天皇也是列在首位的。
对于这个问题，麦克阿瑟在进驻日本之前，就进行过考虑。他认为，作为一个精神统治者，天皇有他身不由己的一面。但是，整个战争又是以天皇的名义发动的，天皇对战争的进行有着重要的、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审判他，乃至把他送上绞刑架，都不为过。
然而，麦克阿瑟考虑这一问题时，思考得更加深远。凭着多年来麦克阿瑟对亚洲及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他深刻理解日本君主制度的性质，他知道日本天皇对日本人民意味着什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大多数西方人的心目中，日本的文明是一种20世纪的文明。但是，实际上它却更近似于一个封建社会，是被西方国家在大约4个世纪以前就已废除的那种类型的封建社会。日本人生活的有些方式甚至比这个还要落后。神权政体在西方世界经过三千多年的进步已彻底声名狼藉，而它依然存在于日本。
天皇被认为是神，普通日本国民甚至不敢抬头仰望他的统治者。这位天皇是专制的，他的话是不可更改的。支持天皇政权的是一批武装部队、政府机关和经济命脉的家族。没有公民权这种东西，甚至没有人权。普通日本人的财产和产品只要被统治集团看中，就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取走。1937—1940年，有6万人因危险思想而被秘密警察投入监狱。一个正在了解日本社会的美国人确实会把它归人与古代斯巴达而不是与任何现代国家相同的那一类国家。”
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认识，麦克阿瑟认为必须保护天皇政体以及天皇本人，使他不受任何伤害，尤其是精神上的伤害，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日本民众的心，才能保证对日本的改造以和平的方式实施。
为此，进占日本后他首先下令对天皇的待遇不能有任何降低之处，凡是一位君主所应得的礼遇都要给他。他在向华盛顿和盟国起草的报告中力陈保留天皇制度和保护天皇本人的种种好处，坚决抵制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他甚至威胁说，对天皇的任何伤害，其后果都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要把天皇作为战犯审判或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而且很可能要爆发游击战争。到那时，至少要再增加100万占领军。
刚到东京不久，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认为，为了显示一下盟军最高司令的权威，应该把天皇召到司令部来。但是，麦克阿瑟坚决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对部下们说：“这样做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而使天皇在他们心中成为一个殉道者了。不能这样做，我将等待，到时天皇会自愿来拜访我的。”
果然，不久皇宫里打来电话：天皇求见盟军总司令。
9月27日，正式投降后第四个星期，天皇乘坐他的戴姆勒·奔驰牌轿车，来到了大使馆。天皇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头戴大礼帽，显得十分虔诚。陪同天皇一同前来的是御前大臣，他面对天皇，坐在了轿车前排的一张折叠式椅子上。
麦克阿瑟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了这位君主，并陪同他穿过长长的客厅，走到客厅另一端的火炉旁就座。看到这位天皇，麦克阿瑟不禁回忆起日俄战争结束时他曾受到他父亲接见时的情景。那时，老天皇一副君临一切的神态，目不斜视，安详得近乎有些麻木。而眼前的这位天皇，心神不宁，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座后半天说不出话来。战争给他造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缓解他的紧张，麦克阿瑟除留下天皇的翻译外，把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了。他递给他一支美国香烟，天皇感激地起身接受了，当他给他点烟时，他注意到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接到天皇求见的消息，麦克阿瑟一直在思考，他会谈些什么呢？他想为自己被指控为战犯而提出辩护吗？他会向总司令哀求，要求总司令向同盟国说情，保住自己的性命吗？
当时，盟国正就天皇的处置进行磋商，尽管麦克阿瑟已强烈地施加了压力，但事情还没有最终确定下来，这使他很难向天皇解释。更主要的是，麦克阿瑟不愿看到日本天皇——日本国民精神的象征，在战后表现得这么懦弱。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情绪稍微平静以后，天皇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之所以来见你，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由你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
麦克阿瑟知道，天皇这样说，其实是勇敢地承担一种近乎死刑的责任。麦克阿瑟深受感动。那一时刻，他认识到，保留天皇，对于日本人民，对于盟国的利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一次礼节性拜访时间很短。当天皇终于把他积郁在心头的意思表达出来后，他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接着便起身告辞了。
凭着第一面的良好印象，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此后，天皇经常到美国大使馆来造访。他和麦克阿瑟之间的谈话也越来越深入了，有时持续好几个小时。麦克阿瑟总是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向天皇解释他的占领政策，向他描述西方的民主制度。每当这个时候，天皇总是认真地听，好像一个小学生似的，只是偶尔打断麦克阿瑟那滔滔不绝的话头，提几个问题，有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在麦克阿瑟努力争取日本民众的支持的各种措施中，效果最明显、作用最大的是他成功地解决了1945年冬天日本列岛大饥荒问题。日本只有16％的国土面积可用作耕地，而它的人口又是高度稠密的。依靠这些有限的土地来养活大量的人口，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再加上战争的破坏，食品供应问题非常严重。战前，日本的粮食主要依赖进口。战争中，粮食供应则主要依赖于向占领地区的掠夺。战争结束后，掠夺已不可能，进口又无资金。因此，当盟军在日本登陆时，日本的食物供应已相当紧张，居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200克粮食供应，即使这些有时也难以完全保证，饥饿的人们只能依靠野菜和其他杂粮充饥。年初开始的粮荒逼得人们走投无路，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示威。从5月1日劳动节起，在全国范围内要求供应粮食的示威运动不断高涨。5月12日，东京要米大会的游行队伍涌进皇宫，向天皇上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尽快结束“政治空白期”及社会动荡局面，吉田茂被推举为自由党领袖，准备与进步党联合组建“粮食内阁”。
吉田茂是个老牌外交家，战前曾任外务省次官和驻英大使，不赞成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期间，作为主和派因主张与盟国早日媾和而于1945年6月被捕，坐了一个多月的班房。同年9月17日，他接替重光葵就任外务大臣，与盟军总部多有来往。他不靠一团和气、有求必应来笼络人心，也不靠唯唯诺诺、有令必行来取悦占领当局。他甚至有时也和麦克阿瑟顶嘴。据说在任外相不久后的一天，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因意见分歧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气得麦克阿瑟在房间里迈着大步走来走去。吉田茂见到这一情景，不禁联想到动物园中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于是忍俊不禁笑出声来。这一笑更激怒了麦克阿瑟，他厉声质问：“笑什么？”
吉田茂大胆地如实招来：“我感到像是在狮子笼里听教诲，忍不住就笑了。”
自进占日本后，麦克阿瑟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不逊的日本人。他目瞪口呆地紧盯着吉田茂，终于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吉田茂那天非常开心，回到家里就笑着问女儿：“你见过狮子笑吗？”从那天起，他们两个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和工作关系。麦克阿瑟信任吉田茂，欣赏他的才能，喜欢他那种不加粉饰的诙谐和机智。因此，他对吉田茂能出任首相感到满意，并希望他尽快组阁。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19日，东京25万群众在皇宫前广场举行“粮食五一节”集会，做出成立民主人民政府的决议，并进入皇宫交涉。皇宫前的事态震动了占领当局。第二天，麦克阿瑟发表声明：
“我认为有必要提醒日本国民，这种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性暴力活动和人身威胁行为日益增加的倾向，将严重威胁日本未来的发展。……今后不再允许不法分子的暴力行动。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有秩序的政府的威胁，也是对盟军占领日本的目的及其安全的威胁。如果日本社会中少数分子不能保持现阶段和当前形势下所要求的自制和自重，为了管制和纠正这种值得忧虑的状态，我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手段。”
麦克阿瑟的声明对吉田茂组阁无疑是一个巨大鼓舞，但他并不急于求成。他明白，在组阁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粮食问题，否则他的内阁是站不稳的。他也清楚，游行示威虽不是好事，但也可以利用它向占领当局施加压力，让美国向日本出口粮食。他对手下人说：“如果全国的老百姓打着红旗示威游行一个月，美国人就会很快把粮食运来的。”
果然，麦克阿瑟面对日本内阁迟迟不能组建再也坐不住了。5月21日夜，他派车去接吉田茂，当面向他保证：“只要我当最高统帅，就不会让一个日本人饿死。”
20分钟后，吉田茂回到首相官邸，脸上带着微笑对左右说：“这样组阁的条件就具备了。”次日早晨，吉田内阁宣告成立。
从5月底起，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日本。至9月份，这些粮食几乎占了日本居民全部配给量的80％以上，使日本度过了艰难的粮食危机期。从这时起，日本国民，特别是城市居民开始感到有了希望，并渐渐把麦克阿瑟当作他们心目中的神来崇拜。据说有一天，有个老樵夫来到东京，在盟军总部前停下来。他先朝麦克阿瑟的将旗深深鞠了一躬，再转过身来朝皇宫方向深鞠一躬。这位老人代表了大多数日本人的心态。在他们眼里，天皇是他们永恒的精神支柱，而麦克阿瑟则是他们敬畏的“幕府将军”。
然而，麦克阿瑟的行为在国内引起了同样的震动。当得知麦克阿瑟要把美军储存的补给品调配给日本居民时，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立即派人前来日本调查，责问总司令为什么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养活前不久的敌人。
为此，麦克阿瑟只得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进行详细的解释：
“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误解，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获得胜利全靠战场上的胜利，事实上这种认识是站不住脚的。要彻底地消灭战争，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胜利只能算是部分地完成，它提供的和平就不会超出两个战役之间的一次休战。过去取得胜利的领袖经常满足于使敌国遭受军事上的失败，而没有把这种胜利扩大到解决引起战争这一不可避免的后果的根本性原因上。
现在，日本人成为我们的俘虏，这就和巴丹饥饿的士兵在半岛失陷时成为他们的俘虏一样。由于日本人虐待美军俘虏，包括饿死他们，我们要审判并处决那些证明应负任的日本军官。现在情况正好颠倒过来，他们正处在饥饿或半饥饿的状态下，如果不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食物救济，他们也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死亡，到那时，我们能有理由为这种惩罚性行动辩护吗？……况且，饥饿会引发大规模的不安、骚动和暴力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占领变得十分困难。
情况就是这样，给我面包，或者给我子弹！”
麦克阿瑟成功地说服了国内的反对者。就这样，麦克阿瑟在占领之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成功地争取了民心，缓解了日本民众对美军的敌对情绪，从而为他实现改造日本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重建一个日本
彻底销毁日本的战争机器，使日本国非军事化，是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一项根本性任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尽快遣散和裁减战争留下的残余军队。
到9月2日，日本军队的兵力总共还有693万多人，其中有半数在日本本土，另一半散布在从中国的东北到所罗门群岛这一巨大的半圆形地带以及太平洋中部和西南部的岛屿上。此外，还有300万日本平民随着这些军队散居在国外，随着军队的撤回，他们也得撤回。这些平民大多已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他们积累起来的财产难以带回国内。因此，回国后他们也将像遣散的军旅人员一样成为政府的经济负担。
要把如此众多的驻外军队及侨民运回国内，需要大量的运输工具。而战争结束时，由于盟军的轰炸和有效攻击，日本的运输力量已所剩不多了。遣返的军人和平民需要吃饭、就业，这在当时的日本就更难了。
很多在国外艰苦环境下浴血奋战多年的老兵返回国内时，发现家园被毁坏，亲人离散，他们自己除了战争留下的创伤一无所有。这种遭遇是令人心碎的，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怜牺牲品。然而，如果处理不当，又极容易引发政治骚乱。他们会把一腔悲愤发泄到占领军身上。这些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兵一旦被激怒，后果将不堪设想。
麦克阿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遣散这些老兵，比在战场上消灭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把日本原陆军部和海军部易名为遣散军事人员局，由他们负责这项棘手的工作。而盟军司令部和第8集团军及美国海军只是负责监督和协调这一复杂的工作。这样完成这一任务就变成日本人自己的事了，从而巧妙地避免了盟军与被遣散老兵的直接对抗。遣散军事人员局忠实地完成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他们在极其缺乏船只的情况下，通过严密的组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把300多万军事人员和数量相当的平民中的绝大多数撤回到了国内。一些零散人员的搜寻工作相当困难，直到60年代，这一工作还在继续中。遣散返回人员的安置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成功，大多数人员返回后能够吃上饭，并在短时间内找到了工作。
当然，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遣散过程中，也难免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一天，麦克阿瑟的一个下属在办公室里向他叙说了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位家住神户名叫忠勇一男的老兵，18岁离家服役，先在中国大陆战斗4年，尔后又转至东南亚，呆了3年。战争使他失去了右臂。被遣送回国后，当他站在自己过去居住的街道上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家。街道上大部分房屋都只剩下残砖碎瓦。最后，一男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过去的邻居，这位邻居告诉他，他的父母及其家人都在大轰炸中丧生了。这位邻居正好是一男中学时代恋人的母亲。她告诉一男，她的女儿3年前被迫参加“从征服务团”到了菲律宾。女儿从菲律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家里“从征服务团”的实际工作是随军妓女。她在信中对母亲说，如果有一天一男回到家里，告诉他不要再等她了。从那以后，女儿再也没有给家里写过信，至今没有消息，老人说到这里已经泣不成声。
听到这里，这名复员日本兵转身默默地离开了。他来到了街道会社。在这里他又被告知，由于他失去了右臂，目前还没有适合他的工作。请他耐心等待。这回一男彻底失望了。他来到神户市中心，用随身携带的一把匕首剖开了自己的腹部。很多神户市民目睹了这一惨状……
麦克阿瑟听完这个故事后心里很沉重，眼前浮现出了那位老兵自杀的场面。这使他又想起了跟随自己在巴丹、新几内亚、莱特、吕宋岛上的士兵，这些士兵回乡后，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
晚上回到家里，他把这个故事说给妻子听，妻子听后，眼眶里充满了泪水，麦克阿瑟对妻子说：“这些日本士兵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是无辜的，账应该算在军国主义身上。”
随后，麦克阿瑟正式发布一条特别命令：被遣返的士兵如在生活和其他方面遇到困难，均可要求帮助。各地美军必须尽力帮助这些士兵渡过难关。
为了防止日本像一战后德国那样迅速重振军备，盟国要求麦克阿瑟必须彻底销毁日本的军事装备和军工生产。战争结束时，在日本全国各地及诸如台湾等其他地区，仍有堆积如山的军事装备。例如在日本，有12000余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其中4000余架还可以使用。还有无数的坦克、步枪及其他战争工具。为此，第8集团军的部队用几个月的时间搜遍日本，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船舶，一些武器被扔进了大海。与此同时，大批生产战争物资的军工企业被下令关闭，海军基地和造船厂被摧毁，机场被犁掉。
当上述任务还在进行时，麦克阿瑟即开始了他一系列急风暴雨式的改革。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发出“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要求日本政府立即解除对政治、公民和宗教权利的一切限制，废除一切镇压和压制法令，释放一切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犯，取消一切新闻检查，解散一切镇压机构和宪兵队。同一天，麦克阿瑟指示来访的近卫文麿国务大臣：第一，要修改宪法，以吸收自由主义成分；第二，要扩大选举权，承认妇女的参政权和工人的权力。
面对麦克阿瑟所发动的这场涉及修改宪法的声势浩大、内容广泛的改革运动，东久迩内阁自知无力应付，不得不提出总辞职，由亲美的老牌外交家币原喜重郎组阁。币原内阁成立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439名政治犯被释放。为准备就职演说，币原于11日拜见了麦克阿瑟，后者向他提出五大改革内容：通过授予公民权，解放日本妇女，使她们作为国家的成员，以此给日本带来一个直接有利于本国幸福的新政治思想；鼓励工人成立工会，使之成为强有力的舆论工具，以保障工人免受剥削与欺压，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学校更多地向较开明的教育开放，使人民可以用实际知识来规划他们未来的发展；废除那些通过秘密审讯和虐待而使人民一直处于恐怖之中的制度，用一种旨在保护人民免受专横、暴虐以及不正当方式的司法制度来代替。必须坚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使日本经济机构民主化，以达到发展有助于保证广泛分配收入和生产与贸易资料所有权的方式，从而改变垄断企业的控制这一目的。
紧接着，盟军总部根据麦克阿瑟的改革设想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民主化的具体指令，其中包括解散财阀和解放农民等重要内容。几十年来，日本约80％的工业和金融财富控制在像三菱、三井、住友、安田这样的大财阀手中。麦克阿瑟及其总部人员认为，这些大垄断公司是30年代一切罪恶之源，是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化身。它们利用战争牟取暴利，左右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要使日本非军事化，就必须解散财阀。但这项措施起初却遭到日本方面的抵制。日本外相吉田茂在10月19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称，日本的经济机构是由这些财阀建立起来的，日本国家的繁荣也是这些财阀带来的，没有财阀日本的经济就不能运行。由于日方所持的这种消极立场，此项工作迟迟未能展开。直到1946年4月，在占领当局的逼迫下，日本政府才成立“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开始对主要财阀的财产进行调查和核算。根据调查结果，日本政府分批公布了持股公司名单。同时，占领当局也公布了财阀家族名单，并规定财阀必须交出所控制的股票，其家族成员一律退出财界，免去其在公司中的职务。但这项工作可谓雷声大雨点小。面对日本经济的缓慢复苏和日本政府的消极立场，美国人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强硬态度。最后，实际上被解散的财阀和公司与原定的数字相差甚远。1951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解散财阀的工作结束。此后，许多相关的法令也相继被废止。这项工作虽然进行得虎头蛇尾，但通过限制财阀的经济活动，达到了改变其原有功能与结构、削弱其原有权势的目的。
接下来便是对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开刀了。神道教系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信仰多神，特别是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就是神统，即所谓“神皇一体”“祭政一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该教煽动民族主义狂热情绪，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大东亚新秩序”，并宣称每个臣民一生中的最高目标就是为天皇效忠至死，死后便可以成神。为了铲除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思想根基，麦克阿瑟于12月15日下令禁止日本政府对国家神道的保护、支持和资助，并希望天皇自己出面声明他不是神。1946年1月1日，天皇以新年诏书方式发表“凡人宣言”，宣布：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立足于相互信任和爱护之上的。这种关系并非简单地产生于神话和传说，也不是因把天皇奉为神圣，从而使日本国民优于其他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这种空想观念而产生的。”
同一天，麦克阿瑟也发表新年致辞，对天皇的宣言表示欢迎，指出它将对日本国民的民主化发挥指导作用，同时声明：
“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禁锢人们身心的枷锁已被解除，思想控制和教育的滥用已不复存在。现在人人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不受无理的压抑了。”
很快，一切有关神道教的宣传品、标志物、纪念碑和节日等都被禁止或拆除。麦克阿瑟之所以灭神道教，目的是要彻底给日本人换脑子，用西方的基督教来填补这一空白。他一有机会就请求那些前来访问的基督教牧师留在日本，并对他们说：“最好能把更多的传道士带到这里来，那样，我们就能把更多的占领军送回国内去。”
接着，麦克阿瑟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清洗军国主义分子和审判战犯的工作。1946年1月4日，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除”的7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分子；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除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此项计划清洗的范围之大、人员之广、影响之深，使日本人感到震惊。别的不说，单是币原内阁成员就有5人属于被清洗之列。币原想以总辞职来抵制这一计划，但被顶了回去，只得以改组内阁度过危机。为实施清洗计划，麦克阿瑟专门在总部成立情报处，作为调查日本人的经历的机构。前六类范围清楚，容易判别；最后一类人的标准就不好掌握了，弄得许多沾边的日本人提心吊胆。至1948年3月清洗工作完成时，总共约有20万人被开除公职（其中包括1800名财阀家族成员），约1300个政治或半政治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被解散。这20万人是个不小的数字，而且大多数是有文化有才干的人。他们虽然没有进监狱，但却丢了饭碗，因此引起普遍不满。麦克阿瑟后来写道：“我很以为这种做法未必明智，因为这往往会失去许多有才干的从政人员，而他们在组织一个新日本过程中是很难被取代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清洗在当时是必要的，它毕竟净化了日本政界，使许多没有政治污点的新人上台执政，对推动改革起了重要作用。至1951年《对日和约》缔结后，对被清洗者的所有禁令才被解除。
1月19日，盟军总部发布特别通告，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在该法庭于5月正式开庭前，麦克阿瑟即指令在马尼拉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等战犯进行审判。山下在麦克阿瑟进攻吕宋岛时曾下令军队撤出马尼拉，但他未能阻止留守日军的暴行，这一点特别令麦克阿瑟愤恨。当审讯还在进行时，麦克阿瑟致电法庭，认为没必要拖延时间，要求迅速结案。结果，法庭于2月间判处山下死刑。山下不服，提出上诉。9名法官中也有2人提出异议，认为这是利用法律来达到复仇的目的。麦克阿瑟在复审时表示找不到有什么可从轻发落之处，其判决是无可非议的。3月23日，山下奉文赴刑。本间被认为是制造“巴丹死亡行军”的罪魁祸首。日本人是在战后才得知这一事件真相的，天皇知道后马上剥夺了本间的军职和各种勋章。像山下一样，他被匆匆判处死刑。本间的辩护律师和墨菲法官对判决结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一次极不正常的审判。本间的夫人甚至亲自去向麦克阿瑟求情。但在复审书中，麦克阿瑟认为：“本间以军事权力和军事必要性为名，集体消灭那些不能再为战争出力的人，其罪行之凶残与危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他不应得到这种判刑结局的话，那么司法史上就没有什么人应得到这种结局的了。”
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28名主要战犯进行起诉。审判一直持续到1948年11月12日，期间有两人死亡，一人因病终止审判。最后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战犯被判死刑，16名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两人为有期徒刑。
与此同时，修宪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这项工作始自上一年的10月，当时币原内阁组织了一个以国务大臣松本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酝酿，松本向内阁会议提交了一份宪法修改草案。但该草案基本承袭了原来的帝国宪法，仍维护天皇的统治大权，只不过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天皇至尊不可侵犯”。在草案正式提交盟军总部前，《每日新闻》于2月1日抢先披露了草案内容。对这一极为保守的草案，麦克阿瑟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在惠特尼的鼓动下，他决定采取“冲击疗法”，于2月3日下令由惠特尼领导的民政局亲自拟定修改方案，并提出修改三原则：天皇处于国家元首地位，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所行使的职能要体现国民的基本意志；日本要废止运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日本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贵族的权利只限于尚在的一代。
根据这一指示，惠特尼领导一班人马从2月4日起日夜奋战，进行了一周的突击作业，完成了新宪法草案，在经过麦克阿瑟批准后，于2月13日交给日本方面，希望日方以该草案为蓝本迅速起草一份日本的方案。最后出台的宪法草案被称为“麦克阿瑟草案”，实际上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物。它把天皇降到了只是“国家象征”的地位，确立了像美国政府那样的三权分立体制。国会两院将由民选产生，首相由众院选举，并直接对国会负责。对这样一部体现主权在民的彻底冲击日本国体的宪法草案，最初日本政府怎么也无法接受。2月21日，币原拜会麦克阿瑟，试图寻求松动，但麦克阿瑟说：“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这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则。只因规定了这两个原则，才排除了苏联的反对而维持了天皇制。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美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正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皇的地位。”
这话一点不假。实际上，币原心里也明白，当时国际社会对天皇一片讨伐之声，要把他作为战犯进行审判，甚至要求彻底废除天皇制。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能够不顾这些呼声坚持保留天皇，已经是够宽容的了，作为孤立的想重返国际社会的战败国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呢？重要的是天皇保住了，至于其地位如何已无关紧要。这样，日本方面终于决定接受“麦克阿瑟草案”，并马上投入了起草工作。3月7日，东京各大报在“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等大标题下登载了新宪法草案，同时还刊登了麦克阿瑟的声明：
“令人非常满意的是，今天我能向你们宣布，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向日本人民提出一部我完全赞同的、崭新的、开明的宪法。”
新宪法草案公布后，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在街头巷尾、在报纸上、在家庭中、在工作岗位上等一切场所进行讨论和辩论，并提出各种各样的修改意见。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日本人是拥护这部草案的，他们对草案把天皇制的保留和主权在民的思想加以调和，有一种安心之感。据5月27日《每日新闻》的调查结果，支持草案有关天皇地位的规定者占85％，反对者占13％；对是否有必要放弃战争问题，70％认为有必要，28％认为无必要。从6月到10月，日本召开第90届临时议会对草案进行审议，在经过一些小的改动和文字推敲后获得通过。11月3日，新宪法正式颁布，并于第二年（1947年）的5月3日起施行。
新宪法的颁布保障了日本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了重大作用。它除了在日本的国体、政体及放弃战争与武装力量等方面做出重要规定外，其改革精神几乎触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建立地方议会、地方自治政府和地方警察机构，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中央集权的领导体制；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国民有权选举和罢免公务员，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带有浓厚军事封建色彩的官吏制度，等等。更可贵的是，它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各国宪法中有关保障国民权利的条款，并结合日本的实际加以充实和扩大，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关于国民权利规定最详细的一部宪法。当然，这部宪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麦克阿瑟强加于日本的，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麦克阿瑟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进步的、无可非议的。他在回忆录中对他的这一杰作相当得意，说该宪法“是历史上最自由的宪法”，甚至认为“这部宪法也许是占领当局惟一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他们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权利”。
1946年4月10日，即在麦克阿瑟的新宪法草案出笼后不久，日本根据新的选举法举行了战后第一次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1300多万妇女首次获得了选举权，在1300多万张选票上写上了她们所要选的人。由于妇女参政及一张选票可以连记几个候选人，其选举结果在日本政界引起极大变动。在新选出的466名议员中，没有一个政党在国会中占有半数以上的席位，其中自由党141席，进步党94席，社会党93席，协同党14席，共产党5席，其他党派38席，无党派81席。新议员的成分也有了巨大变化，老牌职业政治家只有6人进入议会，其他议员来自各个阶层。妇女破天荒地有39人当选为议员。在宣布选举结果的第二天，一位立法界人士来见麦克阿瑟，非常不安而苦恼地对他说：“我遗憾地告诉您，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麦克阿瑟一惊，忙问是什么事。那个人回答说：“有一个妓女被选进了众议院。”
麦克阿瑟又问：“她得了多少票？”
那个人叹口气说：“25．6万张。”
麦克阿瑟郑重其事地对他说：“那么，我应当说，这恐怕不会是全靠她那暧昧的职业得来的吧。”
过后，他给全体当选议员包括那位妓女在内，发了贺信。解放妇女，是麦克阿瑟津津乐道的得意之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驻日占领当局所完成的一切改革中，我感到最满意的无过于妇女地位的改变了。”
的确，日本妇女现在走出家门，开始在她们以前从未涉足的领域工作，有的甚至当上了警察。她们积极参加工会组织，取得了同男子同工同酬的权利，甚至被允许休产假。在高等学校，她们现在可以与男生同校，接受与男子同等质量的教育。有关婚姻家庭的法律也是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废除了歧视女性的所有规定。
尽管大选达到了麦克阿瑟的预期效果，但大选后的日本却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币原所在的进步党在议会中只得了94席，这样币原内阁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依据了。币原本人在选举后还想以稳定政局和修改宪法为由，企图继续留任。但自由党、社会党、协同党和共产党组成“打倒币原内阁联合委员会”，迫使币原内阁于4月22日宣布总辞职。看来，由自由党单独或联合其他政党组阁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恰在此时，盟军总部于5月3日发出指令，把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列入清洗之列，属于不受欢迎的人。这样，由自由党单独组阁便失去了基础。
麦克阿瑟在日本所取得的另一个重大成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战前日本的土地制度是寄生地主制，约有一半耕地集中在少数靠收取高额地租过活的地主手中。麦克阿瑟称这种所有制为“实质上的奴隶制”。这种制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农村中的发展，造成生产力水平低下，农民生活极为困苦；另一方面又严重加剧了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引起农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租佃纠纷比比皆是，搅得社会动荡不安。麦克阿瑟从进占日本之初，即确定了解放农民的方针，并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过指令。币原内阁曾于1945年12月提出一项农地改革方案，但该方案所制定的改革措施极不彻底。它允许地主把土地分成若干份给家属，并有权以自耕名义收回出租土地，因此，它实际上是一个保护地主过关、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方案。对这样一个方案，占领当局及盟国方面显然不能接受。1946年5、6月间，对日理事会的苏联和英国代表先后提出各自的改革方案。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于6月向日本政府提出自己的土改方案。该方案规定，由国家征购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然后以分期付款方式转卖给佃农；在村地主保有的土地为1町步（约合2．4亩），超过部分也由国家收购；每一农户的自耕地不超过7．2亩；残存出租地的地租改以货币支付。这场彻底的革命性改革，堪称战后日本最成功的改革。至1950年，共有约3040万亩的土地被征购，475万余户佃农（相当于农户总数的75％）买到了土地，85％以上的可耕地转到自耕农手中。这样，日本农村中的阶级关系通过改革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阶层被完全消灭了，纯粹的佃农仅占600万农户的5％。租佃关系已不再是农村中的基本生产关系，而代之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体制。麦克阿瑟称他的土改是“占领当局所取得的最有深远意义的成就之一”。的确，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彻底完成了清除封建土地制度的历史使命，打破了使日本农民处于奴隶化地位的经济桎梏，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日本农业的发展开辟了真正解放的道路，为日本经济的重建确立了新的基础。土改后，日本的农业生产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到1960年农产量增长了60％。
在经济领域，麦克阿瑟还对曾充当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工具的日本银行体制、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建立起一系列使经济正常而健康运转的配套设施。他把日本银行变成不受各种势力所左右的自主性中央金融机构，把财政大权完全置于国会和国民监督之下，并确立起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新税制。
在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革新的同时，麦克阿瑟的改革还触及思想文化特别是教育领域。战前及战时的日本，政府对学校实行集中控制，严格而带有歧视性。教科书中充满了对天皇的崇拜及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目的在于严格控制对青少年的培养，使之成为没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绝对服从天皇意志和国家政策的工具。战后初期，日本文部省曾于1945年9月15日发布《新日本建设的教育方针》，但该方针推行的仍是一条维护天皇制国体、坚持教育敕语思想体系的路线。因此，麦克阿瑟在占领之初即提出废除军国主义教育，实行学校教育自由化，采取以培养民主国家国民为宗旨的进步的教育制度，以改变日本人的性格与志趣，造就向往自由与和平、具有独立人格的新一代人。从1945年10月起，他发布了改革日本教育的一系列指令，内容涉及学校管理、教员任免、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等方面。1946年1月，他要求华盛顿派教育使团来日本，以向盟军总部提出有关今后日本教育改革的具体方针和措施。该使团于3月到达日本后，对日本教育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考察，于月底向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份报告书。该报告书指出，日本教育的改革方向是尊重人权和机会均等，培养具有多样性、自发性和创造性的人。为此，它提出要大幅度削减文部省的行政管理权，由监督行政改为指导行政；设立地方教育委员会，以实行彻底的地方教育分权化；推行“六、三、三、四”制的新学制，把原来的六年义务教育改为9年；实行单轨制教育，使人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
4月，麦克阿瑟批准并公布了该方案，并责令日本政府于第二年正式实行新体制。根据这一指示，参照美国使团的报告书，日本政府于1947年3月颁布新教育法。新教育法的施行，彻底废除了战前地主资产阶级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天皇至上的教育敕语思想体系，树立了以美国为样板的、现代资产阶级性的、以尊重个人价值和尊严为前提的、旨在培养充满独立自主精神的和平爱好者与社会建设者的自由教育思想体系。日本学生第一次享受到以开发智力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完全改变了日本青少年的性格与志趣。麦克阿瑟不无得意地说：“在一个几年前在观念上还几乎完全是军国主义的社会里，我们发现大多数儿童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职业和日常世界。实际上，在几百个儿童中，对军人生涯感兴趣的只有一个，而这个儿童想当麦克阿瑟将军！”
麦克阿瑟所推行的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历史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在1951年4月他被解职时，吉田茂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动情地说：“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利益所做的贡献是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凋敝的境地中拯救了出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牢牢扎根。”
尼克松则称麦克阿瑟是历史上最进步的占领军司令之一，而且是其中少数政绩卓著者之一；他留给后人的最大业绩，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兵如神的才能，而是在日本所推行的民主改革。他本是个打仗的里手，现在却成了改革的行家，这完全是靠着他的魄力、胆识与博学来实现的。他使用专制独裁的手段，完成了使日本永远摆脱专制独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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