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威克岛会晤后，杜鲁门曾指望麦克阿瑟能尊重总统的职权，但现在他不得不认为：“我除了解除这位国家最高战场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

    裂痕已经出现

    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参战以及朝鲜战场局势的突变，杜鲁门又气又急，被麦克阿瑟给弄糊涂了。仅在三周前麦克阿瑟就告过一次急，非要轰炸鸭绿江大桥，但后来似乎又风平浪静了，于是麦克阿瑟又精神起来，非要再次发动什么用以结束战争的总攻击，叫嚷要在圣诞节前回国，甚至在攻势刚刚开始就已宣布了胜利。现在真正的灾难终于降临了，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也变得垂头丧气了，按艾奇逊的话说是已近乎惊惶失措。杜鲁门立即陷入失望和悲观之中，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麦克阿瑟，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麦克阿瑟此前让我相信朝鲜战争已经胜利了，日本准备签署和平条约，中国军队不会发起进攻。但现在情况满不是那么回事，我真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想的……”

    事已至此，杜鲁门除了同意撤退，还能做什么呢？因此，他们接到麦克阿瑟的电报后，立即指示：将东西两线的部队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在横贯半岛的狭窄腰部建立一条防线。

    第二天，惊惶失措的麦克阿瑟又紧急建议华盛顿与台湾当局联系，把国民党军调到朝鲜并编入联合国军司令部。但参谋长联席会议回电予以拒绝。

    此时，“联合国军”仍在向南溃退。志愿军大举追击，围歼逃敌，基本歼灭美第2师和土耳其旅，并重创美第1骑兵师和第25师，至12月2日进至肃川、顺川和成川一线，大有一举夺下平壤之势。东线美韩军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正在拼死突围。

    在这种情况下，12月3日，麦克阿瑟再次紧急致电华盛顿，认为确保平壤已不可能，而让东西两线部队会合也难实行，因此，平壤一元山防线已不可能建立，即使能建立也太单薄。或逐次后退或占领滩头阵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还说他的部队已精疲力竭，除非得到大量增援，采取积极而迅速的行动，否则，抵抗力就要下降，就没有胜利的希望，如此不断地消耗下去，最终将导致全军覆灭。最后，他请求华盛顿，要根据新的敌人、新的局势和新的战争这一基本判断，做出以后能对付各种现实情况的新的政治决定和新的战略计划。

    对麦克阿瑟的请求，不少人一眼就看出他实际上是在要求华盛顿做出进攻中国大陆的政治决定，而这正是华盛顿要极力避免的。在那天举行的有艾奇逊、马歇尔和李奇微参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与会者除了认为当前首要应考虑的是保存实力，同意麦克阿瑟将部队撤至滩头阵地外，似乎谁也拿不出采取其他行动的方案来，也未坚持要麦克阿瑟固守防线。会后，李奇微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该干些什么呢？”

    范登堡摇着头回答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李奇微愤怒地大声喊起来：“谁不服从命令你们就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不是吗？”

    听了这话，范登堡脸上的表情令李奇微永远也忘不了。他大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李奇微，什么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12月4日，麦克阿瑟下令放弃平壤，向三八线实施总退却。一时间，西线“联合国军”在一片混乱中向南溃退，并不断遭到志愿军追击部队和沿途游击队的袭击，伤亡惨重。东线第10军也全力向兴南方向突围，企图从海上撤至釜山。麦克阿瑟的大溃退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片哗然。《时代》周刊说，“这是美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纽约先驱论坛报》说，这次溃退是一次“严重的军事错误”，它表明麦克阿瑟“不能再被认为是军事问题的无上权威”。指责麦克阿瑟在作战指挥上犯有错误，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还不仅仅是一个情况判断失误的问题。李奇微写道：“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轰炸鸭绿江桥梁和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说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会对美军发起强大攻击。”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在威克岛会晤。★麦克阿瑟正与手下将领一起交谈。然而，麦克阿瑟不但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失，相反，他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华盛顿。他公开指责华盛顿没有向他提供有关中国参战的准确情报，抨击杜鲁门政府对“穷追敌军”和轰炸中国东北下达的限制令，给他的胜利造成的“巨大障碍”在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华盛顿方面听从了他的意见，不捆住他的手脚，他就绝不会有今天的失败。

    麦克阿瑟的这些犯上言论和违反纪律的行为大大激怒了杜鲁门，他第一次想到撤麦克阿瑟的职，但他忍住了，没有那样做。杜鲁门解释说：“我之所以没有那样做，是因为我不希望让人们认为他是因攻势失利而被解职的。我从来不愿意在人家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

    但杜鲁门认为必须要对麦克阿瑟提出警告，以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12月6日，他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了一道特殊命令，规定未经国务院和白宫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公开发表有关对外政策的谈话、公报或声明，以保证“新闻的准确性及同美国政府保持一致”。

    好像要故意同杜鲁门作对似的，麦克阿瑟刚接到这项命令就发出了挑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一份公报，要求批准发表。该公报宣称，他的攻势“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那种“广泛传播的这支部队被击溃或遭惨败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并再次把失利的责任归咎于华盛顿。他说他的部队现已成功地完成了战术撤退，正在等待“由于共产党中国参战而需做出的政治决策和战略计划”。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份公报越轨过甚，并且涉及有关政治、外交、军事政策等问题，于是未予批准。

    这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次不留情面地回敬了麦克阿瑟，说明华盛顿方面开始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了。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仍在仓皇后撤，至12月15日已退至清津江以南，并沿三八线构筑防御工事，整顿部队。2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逼近三八线，准备进行新的进攻战役。同一天，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在一次车祸中丧生，麦克阿瑟电告华盛顿，请求任命马修·李奇微接任。东线第10军在经过千辛万苦的突围作战之后，终于在12月11日摆脱困境，15日开始在兴南乘船南撤釜山，24日撤退完毕。此次战役，志愿军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取得歼敌3．6万余人的战果，挫败了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攻势”，将“联合国军”全部赶出北朝鲜，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面对这次“美军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麦克阿瑟却很会自我安慰。他后来说，他的这次攻势实际上只是一次侦察行动，目的在于使隐蔽的敌人暴露出来，并事先就准备了撤退计划。他写道：“我自己感到，我们曾经接触并跳过了赤军所说的圈套，并终于摆脱了这个圈套。拯救了成千上万名交给我照管的士兵的生命。此事所给予我的安心之感如此之深，以致使我过去所享有的一切荣誉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了。”

    那年的圣诞节，对美国大兵们来说，一点也感觉不到节日的气氛。他们曾被保证在圣诞节前回家，但现在看来还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圣诞节呢。部队的士气低落到极点，但麦克阿瑟却说：“全军处于极佳状态，士气旺盛，信心充沛。”

    午夜时分，李奇微带着新的任命抵达东京的羽田机场。早在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李奇微是该校一名年轻的上尉教官。他写道：“自那时起，我就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思路敏捷，能迅速地抓住问题的要害并巧妙地加以说明，即使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得到要领。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但他仍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有魄力的领袖。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与我有幸认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再度共事感到高兴。”

    第二天上午，李奇微在东京第一大厦会见了麦克阿瑟。这次会见给李奇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使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位戏剧性的人物身上。他继续写道：“不用说，我在担任西点军校教官时就认识了麦克阿瑟，但我仍旧像每一个同他打过交道的人一样，再次深切感受到了他那强烈的个性。能同他一起坐下来讨论问题，这种事是很少有人碰得上的。”

    二人谈话的内容广泛而具体。麦克阿瑟告诉李奇微，部队的补给工作组织得不好，战术空军没有发挥应有的支援作用。更令他烦恼的是，他在战场上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华盛顿没有明确指示他该干些什么，只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出路。而在他看来，军事上的胜利可以加强我们的外交，他的最大希望是使敌人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失败，保住南朝鲜。因此他指示李奇微要坚守汉城，坚守住最前方的阵地。他还特别告诫李奇微：“不要小看了中国人，他们是很危险的敌人，常常避开大道而走山岭和丘陵，惯于在夜间运动和作战。他们总是插入我纵深发起攻击，其步兵手中的武器比我们运用得充分。”最后，他表示对李奇微完全放心和信任，一定支持他的工作。随后，李奇微问了三个重要问题，即：如果苏联参战，麦克阿瑟将采取何种行动？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南进，南朝鲜人有无背叛的危险？如果我觉得战局于我有利，你是否反对我发动攻势？

    对第一个问题，麦克阿瑟的回答是，他将把地面部队撤到日本；对第二个问题他的回答是，现在还谈不上这种危险；对在李奇微看来是最重要的第三个问题，麦克阿瑟给了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第8集团军是你的，马特。你认为怎么干好就怎么干吧。”

    无论是沃克还是阿尔蒙德，都未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过如此殊荣和信任。李奇微后来写道：“麦克阿瑟将军赋予我充分的指挥权和一个军事指挥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权力。我想，这样重大的责任（也是很宝贵的机会）大概是每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军人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知道，这种责任给我带来了很高的荣誉。”

    当天下午，李奇微即踌躇满志地赶到朝鲜前线就职，但他很快就发现他面对的是一副烂摊子。在汉城，他对李承晚保证说：“总统先生，很高兴能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要长期留下来的。”

    在其后的几天里，他坐着敞篷吉普车到处视察部队，以了解官兵们的斗志和信心。令他失望的是：“这里看不到一支信心十足、决心取胜的军队所应表现出来的那种特有的热情、活力和朝气。”士兵们个个无精打采，完全丧失了信心和斗志，和他在欧洲指挥作战时部队的精神面貌完全两样。从他们身上，李奇微感到：这是一支张皇失措的军队，对自己、对上级都失去了信心，不清楚自己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老是盼望着能早日乘船回家。对于这些，李奇微觉得还可以理解，因为当兵的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派他们到这个鬼地方来打仗，而且连过冬的服装、手套、甚至给家里写信的信纸都没有。惟有一件事令他不解，那就是部队处于一种混乱的散沙状态，当官的连自己所担负的责任都不想完成，不侦察敌情，也不勘察地形，部队之间互不支援，各自为战。这一切都使李奇微感到他的当务之急根本不是采取什么进攻行动，而是要千方百计地设法守住现有阵地。

    此时，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对在朝美军的命运、朝鲜战争的前途及日本的安全愈发担心了。有情报说，中朝军队正在三八线以北集结，很可能在元旦前后南下。如果第8集团军顶不住中朝军队的南下，很可能有遭到覆灭的危险，那样的话，不但朝鲜保不住，而且连用以保卫日本的力量也都没有了。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第8集团军在朝鲜被歼灭，不得已时必须把它完整地撤出来：日本第一、朝鲜第二。

    据此，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2月29日电告麦克阿瑟：

    中国军队有能力将“联合国军”赶出朝鲜，但为阻止他们发挥这种能力而向该地区增兵，又将危及美国在其他方面包括对日本的安全所承担的义务。另外，当此全面战争的威胁不断增长之际，我们也不应将现有的剩余部队派往朝鲜同中共作战，因为那里不是打大规模战争的地方。在首先考虑部队的安全和日本面临的威胁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除依托梯次阵地进行防御，尽量杀伤敌人外，还要提前确定一个可以井然有序地撤离朝鲜的适当时机，以使第8集团军能够担负起保卫日本这一主要任务。

    麦克阿瑟接到这份电报后，感到极为沮丧和悲伤。要他撤军，那等于是宣告了他那神话般的尊严在他所瞧不起的中国人面前彻底摧毁了。他要挽回面子，绝不承认失败。他要彻底击败曾愚弄了他的中国军队，甚至不惜打到中国去，打到苏联去，打世界大战，打核战争。

    30日深夜，他拟定了一份冗长的回电，敦促华盛顿采取以下行动：1．对中国沿海进行封锁；2．以海军炮击和空军轰炸，摧毁中国进行战争的工业潜力；3．以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朝鲜；4．以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进行牵制性进攻行动。

    麦克阿瑟说，只有采取上述报复措施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才能避免大难临头。同时，他认为这些措施不会扩大战争，不会使形势更进一步恶化。他还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反对撤出朝鲜，因为那将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造成极为不好的影响，而且将使中国把军队转用到比朝鲜更重要的其他地区。华盛顿方面对麦克阿瑟的四点建议还未来得及答复，中朝军队即发动了新年攻势。

    “除了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没有别的选择！”

    1951年元旦前夜，三八线上炮声隆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线发起进攻，迅速突破“联合国军”防线。被部署在第一线的南朝鲜军一触即溃，夺路而逃。李奇微坐着他的吉普车在前线跑来跑去，试图阻挡住滚滚后退的洪流，但毫无成效，被迫于1月3日下令全线向汉江南岸撤退。中朝军队立即转入追击，于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占领仁川，并推进至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歼敌1．9万余人，胜利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中朝军队的新年攻势再次引起华盛顿一片恐慌。但随着战线的稳定，李奇微发回了令人鼓舞的消息，说他能顶住任何新的进攻，这对日益心寒的决策者们来说不啻是一股冬天里的暖风，坚定了他们不必扩大战争也能坚持下去的信心。

    1月9日，作为对麦克阿瑟12月30日扩大战争的四点建议的回答，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称已经考虑并将继续考虑他的建议，但明确指出：封锁中国沿海，“必须等到我们在朝鲜的阵地得到稳固或从朝鲜撤出以后”，而且还要事先征得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英国的同意；炮击和空袭中国大陆，必须在中国军队进攻朝鲜的美国军队时才能决定是否实施；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增援，不可能对朝鲜的局势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要他继续执行12月29日确定的方针，重申：“在首先考虑你的部队安全和保卫日本的基本任务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在朝鲜的敌军，当你判明必须撤退才能避免人员和物资的重大损失时，就可从朝鲜撤至日本。”

    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确考虑了麦克阿瑟的建议，并拟定了一项应付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措施方案，其中包括向日本派出两个师；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准备对中国立即进行海上封锁；解除对中国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鼓动并支援蒋介石反攻大陆；向台湾派军事代表团及向在大陆的国民党残余武装提供一切可能的秘密援助等。这项方案于1月12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获得批准，并提交国家安全会议讨论通过。

    惠特尼写道，麦克阿瑟把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9日的电报看做是一个“圈套”：让他来掌握“重大损失”的确实含义是让他做出是否撤军的决定，这实际上是把责任推到他的头上，而华盛顿方面就可像懦夫一样避免做出这个令人讨厌的肯定会遭来非议的决定。因此，他马上回电要求澄清这样的事实，即他的部队按目前的实力不足以完成既防守朝鲜而又同时保卫日本的任务；以现有的部队来守住阵地只能维持有限的一段时间，而要完成这个任务就不可能没有损失，这种损失是否“重大”，则要看人们赋予它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而，他又要求华盛顿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美国的现行政策在朝鲜的军事目标到底是什么？是无限期地打下去直至最后胜利，还是只坚持一定的时间，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尽早撤走？要决定坚持下去就须明确提出来，而且只有采纳他的四点建议才能坚持并最终取胜。要决定撤走也须明确定下来，而不必在遭受无谓的损失后才撤。这不是一个战术问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不是一个需要视损失情况或敌方的行动来做决定的事情，而是涉及对国内和国际都会带来决定性影响的大政方针问题。他警告说，这个问题定不下来，政策含糊不清，他这个总司令就无所适从，无法在战场上定下到底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重大决心。另外，让官兵们“以生命去换取时间”，也必须明确向他们说明其政治意义，使他们充分理解其行动的目的，否则，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冒险冲锋陷阵的，其低落的士气将严重影响战斗力和战场效果。

    麦克阿瑟对部队士气低落的抱怨，也使华盛顿方面对他本人的士气是否高昂产生了怀疑。显然，麦克阿瑟认为，除非扩大战争，否则就只有撤出朝鲜；不撤出朝鲜，就会面临重大损失。艾奇逊称他的这份电报是一封遗书，其用心之一，是在形势一旦恶化时为自己开脱一切责任，其二是向华盛顿施加最大压力，迫使其接受扩大战争的建议。杜鲁门看了这份电报也“深感不安”：它表明麦克阿瑟完全不想执行他的命令。但在1月12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杜鲁门仍充满幻想地认为：“如果给麦克阿瑟以有关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最新知识，他一定会理解华盛顿的真正意图。”

    于是，会议决定采取三种方式同时做麦克阿瑟的工作，即由总统直接写信向他阐明美国的政策；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出面再发一个指示，要他执行命令，以及由陆、空参谋长柯林斯和范登堡亲自前往东京做解释工作。

    12日当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就发给了麦克阿瑟，指示他在下令撤军前有必要再争取一些时间，“以便同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磋商”；除非由于军事需要，“确实迫不得已”，否则不应放弃朝鲜，而应实实在在地最大限度地打击共产党军队。“这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对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前途，以及对于努力在亚洲组织的反共抵抗运动，都是同样重要的。”总之，要尽可能坚守，坚守无望才可考虑撤到日本。14日，杜鲁门的信件以电报形式传到东京。信中列举了十条理由，说明在朝鲜尽可能坚持下去所能达到的政治目的，其中主要有：它可以使自由世界围绕它动员起来以对抗苏联的威胁；降低被夸大了的共产党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望；为在中国内部和外部组织非共产党抵抗运动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直接援助；履行对韩国所承担的义务以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友谊的重要性；有利于日本以后的安全地位；鼓舞面临共产党势力威胁的国家坚定地与其作斗争；促进西方各国加强其防卫力量；巩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自由世界联合阵线。杜鲁门最后强调：“以现有兵力要继续进行这样的抵抗，在军事上也许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我们应向全世界表明，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我们被迫撤出朝鲜，这种撤离也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会接受这种结果，直到侵略行为被纠正为止。至于扩大作战区域的问题，要审慎行事。”

    麦克阿瑟看了这封信后，似乎领悟了其中的含义。他对手下人宣布说：“先生们，这封信终于解决了我们是否撤出朝鲜的问题，没有撤军一说了。”同时他致电华盛顿，“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去执行抵抗任务。”

    第二天，柯林斯和范登堡到达东京。麦克阿瑟向他们宣读了杜鲁门的信，并说他理解这封信的意思是美国不会放弃朝鲜。柯林斯和范登堡则把1月1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关精神当面告诉了麦克阿瑟。但麦克阿瑟仍然坚持认为，必须要考虑到扩大战争的司能性。

    随后，柯林斯和范登堡二人对朝鲜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同李奇微及其下属军官和士兵们进行了接触，发现士气并不像麦克阿瑟所说的那样令人担心。李奇微向他们保证说，他对第8集团军“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是深信不疑的”，并已开始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有限攻势。回到东京，柯林斯马上给华盛顿发了一份紧急报告。该报告称，在李奇微领导下，第8集团军状况良好，士气令人十分振奋，目前尚未出现怨天尤人、斗志瓦解的现象，而且正准备严厉抗击任何大规模的进攻。这份报告如同一针强心剂，立即使华盛顿感到欢欣鼓舞，如释重负。在1月17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2日提交的那项方案未获批准，被搁置一边了。从此，华盛顿方面对麦克阿瑟更加不信任了。他们直接从李奇微那里获取信息，而使麦克阿瑟成了一个被架空了的董事会主席式的人物。

    1月25日，李奇微利用中朝军队休整之机，在迅速调整部署后发起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大规模试探性进攻。10天后，这一行动又发展成代号为“霹雳围剿”的大规模持续进攻。李奇微吸取了以往分兵冒进的教训，为防止部队被分割包围而采用互相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法，以及始终保持接敌的“磁性战术”和实施密集火力突击的“火海战术”，与中朝军队打消耗战，逐步向前推进。到2月10日，西线部队已进至汉江南岸一线，并占领仁川和永登浦等地；东线部队则进至砥平里和横城以北地区。为粉碎“联合国军”的进攻，中朝军队于2月11-16日对砥平里和横城地区突出之敌实施了反击，随后转入运动防御。

    这期间，麦克阿瑟曾两度赴前线视察。2月20日，他再次前往原州会晤李奇微。在那里，李奇微向他汇报了两天前制定的继续向北推进的“屠夫行动”计划。麦克阿瑟二话没说就批准了该计划，并当着李奇微的面向记者们宣布：“我刚刚下令恢复攻势。”

    麦克阿瑟这种贪他人之功为己有、在公众面前自我炫耀的做法，大大刺伤了李奇微的自尊心，使他感到震惊和不快。他写道：“不用说，总司令和总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从未发布过任何有关这次作战的命令……无论其本人还是其参谋人员在‘屠夫行动’计划的构想或拟定过程中未起过任何作用。”

    “屠夫行动”于2月21日开始实施，至月底，第8集团军缓慢地推进到汉江南岸至杨平、砥平里、横城、芳林里、江陵一线。为加速向三八线推进，李奇微又制定了“撕裂者行动”计划。在进攻发起前，麦克阿瑟又想去前线视察，为进攻“打响发令枪”。但李奇微对他这种每当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将开始之时，就要在前线抛头露面的做法，既不耐烦又觉危险。这种兴师动众、大讲排场的视察，很可能会把部队的行动暴露给敌方。于是，李奇微向麦克阿瑟发去一封措词谨慎的电报，希望他出于安全的考虑不要前来视察。麦克阿瑟是个聪明人，明白其中的含义，头一次知趣地顺从了下级的劝告。

    “撕裂者行动”于3月7日开始实施。到3月15日，“联合国军”再占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是否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再次出现了。从军事上看，很明显，将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几乎是不可能的。若不顾一切地向北推进，能不能到达鸭绿江还是个问题，纵然到达了，战争就会结束吗？他们面对的将是整个中国，这势必将招致更惨重的失败，从而使战局愈发不可收拾，陷入没完没了的战争泥潭中不能自拔。而且，有消息说，中朝军队在进行休整后正准备发动春季攻势，这使美、英、法等参战国更加忧心忡忡。看来，现在面子已保住，见好就收是上策。能在此时军事上尚处于有利的地位实现停火是难得的好时机。于是，华盛顿方面决定，一面在军事上继续向北稳步推进，最好能推进到半岛最狭窄的蜂腰部平壤至元山一线，以确保现有成果，占据有利地位；一面在政治上以实力政策为基础，同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这样，参谋长联席会议便于3月20日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最近计划由总统不久以后宣布，由于已将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赶出去，联合国现正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挺进以前，应当朝和平解决的方向进一步做外交上的努力。”

    这个消息对一直渴望扩大战争、取得全胜的麦克阿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不能接受这个在军事上不明不白、不胜不败的结局。他的战争观还是那种全面战争观，认为战场上两军对垒，必有胜负之分，而取得全胜是双方都必定要争取的；要么胜，要么败，没有不胜不败这一说。他对朝鲜战争的理解是，既然要打下去，就必须取得彻底胜利，而要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扩大战争。早在一个月前，他还抱着华盛顿可能会采纳他扩大战争的意见的一线希望，并为此而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彻底取胜的长远作战计划，包括对北朝鲜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空袭，向敌方所有的主要补给线布设放射性废料，以切断中朝之间的联系；使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增援，然后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的北端同时实施登陆和空降作战，“其情景有点像仁川登陆那样，但规模要大得多”。那时，中国人很快就会面临要么饿死，要么投降的选择。

    现在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他不甘心，他要抗争。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上述通知的同一天，他在写给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的复信中，无视禁止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言论的指令，不负责任并不加任何保密措施地阐述了他对使用国民党军队及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看法：“关于赤色中国在朝鲜同我们开战后的形势，我已极为详细地向华盛顿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建议。总的说来，这些观点是人们熟知并清楚理解的，它们遵循了我们一贯恪守的以最大限度的武力对付武力这一常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既不违反逻辑，也不与这一传统相悖。奇怪的是，有些人对下列事实似乎难以理解：共产党阴谋家已经选择了亚洲作为他们想尽办法征服世界的场所，而且我们已就这种赌注同他们在战场上进行了较量。我们已在这里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而那里的外交家们却仍在进行舌战。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共产主义，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打赢这场战争，则欧洲就很可能避免战争而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赢得胜利。胜利是任何东西也取代不了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胜利，而杜鲁门现在却不同意这样做，这标志着美国参战在军事上未达目的，一个参加了战争而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怎么可能蒙受这种结果呢？”

    麦克阿瑟不能接受这种维持僵局的解决办法，决意要向政府的有限战争政策公开挑战，要打破实现停火的任何企图，而不惜拆杜鲁门的台，与他最后摊牌。3月21日，他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回电中紧急要求：“对在朝鲜的联合国军不要再增加进一步的军事限制。”

    24日，他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如下违反政策的公开声明：“较之我们在战术上的成功更具重大意义的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赤色中国这个新敌人，缺乏工业生产能力，无法充分供应进行现代战争所必需的许多重要物资。它缺乏制造工业和用以生产、维持和使用哪怕是中等规模的海空军所需要的原材料。它也无法提供保证地面作战所必需的武器，如坦克、重型火炮以及应用于军事方面的其他精密科学装备。起初，敌人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或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但随着现代大规模毁灭手段的发展，单凭数量优势已不足以弥补这些缺陷所固有的脆弱性。

    自从赤色中国不宣而战地加入朝鲜战争以来，这些军事上的弱点即已清楚而明确地暴露出来了。甚至在联合国军的行动受到种种禁令的限制，而中国由此获得军事上好处的情况下，赤色中国也未显示出它完全有能力用武力征服朝鲜。因此，敌人此刻一定痛苦地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改变宽容的做法，不再将战争局限于朝鲜地区，而是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则赤色中国注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这些基本事实确定之后，就朝鲜问题做出决定就不应再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了。

    已遭受如此残酷蹂躏的朝鲜国家和人民绝不能再被抛弃了。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除了军事方面的问题要通过战争来解决外，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然而，在我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权限范围内，不用说，我准备随时与敌军总司令在战场上举行会谈，以便在不进一步流血的情况下，真诚地努力寻求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的任何手段，这种政治目标是任何国家都无理由置之身外的。”

    上述声明犹如一枚炸弹在华盛顿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巨大震动。华盛顿把麦克阿瑟的声明看做是不可原谅和无法挽回的行动。不消说，它公然违反了12月6日发布的未经事先批准不得发表任何有关外交政策声明的训令，是明显的抗上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是对文官领导军人这一传统制度的挑战。但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该声明使用一种目空一切的嘲弄的口吻，极力贬低中国军队的战斗能力和工业潜力，大肆叫嚣要扩大战争，这无异于有意激怒中国人，故意破坏任何政治解决的途径。另外，它还暗示着美国政策上的变化，使人很容易把它看成是对中国人的最后通牒，好像美国要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并按新的中国方面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进行谈判。因此，声明发出后，华盛顿即收到许多国家的照会，异口同声地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改变了政策？”

    华盛顿方面特别是杜鲁门本人因此而受到的冲击以及所处的尴尬与被动局面可想而知。明摆着，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被自己人给挫败了，气得杜鲁门直感到“别无选择，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非常不幸，我们做了很细心的准备，但一切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各国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首脑们长期付出的努力，都因麦克阿瑟将军3月24日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

    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准备发表的呼吁和平的声明，并于第二天上午召集国务卿艾奇逊、副国务卿腊斯克和副国防部长洛维特开会讨论此事。据艾奇逊回忆说，“我从未见过洛维特发那样大的火”，他坚持说必须撤麦克阿瑟的职，而且要马上撤。在看过麦克阿瑟的声明后，艾奇逊也像洛维特一样怒不可遏，认为麦克阿瑟的举动是“对参谋长们的蔑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总司令最严重的违抗行为”。

    在那天的会上，杜鲁门强压怒火，故作镇静。自威克岛会晤后，他曾指望麦克阿瑟能尊重总统的职权，但现在他不得不认为：“我除了解除这位国家最高战场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

    杜鲁门也十分清楚，麦克阿瑟不是一般的军事将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成为美国的象征，在国内拥有巨大的支持力量，要解除他的职务势必会使声望早已江河日下的政府更加不得人心。况且，现在正是战局进展有利的时候，要把胜将换掉，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使国民们相信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而麦克阿瑟的主张是危险的。因此，要走出这最后一步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找出一个足以这样做的机会。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那天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只是口述了一份克制性的电文，要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令其不得再发表与美国政策相违背的声明：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根据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如欲发表任何声明，必须按12月6日命令中的规定行事。总统还指示，如果共产党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以便得到指示。

    麦克阿瑟没有想到，他的声明竟会引来那么大的指责，对此，他辩解说：“我所说的乃是完全支持任何可能做到的争取和平的努力。不论作怎样的解释，它也不过是代表一个战地司令官的局部性意见而已。他小心翼翼地限制自己的职权，声称问题的基本方面仍是政治性的，必须在外交领域寻求答案。在仁川登陆胜利和攻陷平壤之后，我曾两次呼吁敌方司令官投降和停止继续流血。每一次，任何方面都未提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抗议——事实上，恰恰相反。……有人指责我过于强调赤色中国的弱点，但我的陈述不仅符合事实，而且打算让敌方认识到为什么他们应该停止战争的基本原因。事实上，不出四个月，俄国主动提出的安排一次停战谈判的建议不就马上被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吗？”

    要不是马丁议员引发了麦克阿瑟所设置的另一枚炸弹，这次风波或许会像往次一样渐渐平息下去，使麦克阿瑟再逃被解职的命运。但事有凑巧，好像命里注定非要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未经麦克阿瑟许可的情况下，在众议院关于延长服役期的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告诉美国人民我从这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得到的情况”。那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取得全胜的信一经公布，再次冲击了美国的现行政策，震动了全世界。李奇微写道，麦克阿瑟这一系列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盟友，并且把中国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即如果他们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

    杜鲁门对这封实际上是冲着他来的信恼火到了极点。他后来写道：“如果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的、不符合传统的了。……我不明白，将军是根据什么情报来源知道共产党选择了亚洲作为征服世界的场所和选择他的军队作为对手的。……麦克阿瑟贬低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从正面进行挑战。然而，正如战争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一样，胜利也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正如布莱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本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所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的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绝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就曾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击败了他们，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将军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挑战，公然对他的总司令举起了叛旗。”

    麦克阿瑟则认为，他的这次信件只是一封非常平常的信件。作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他有义务坦率地，回答每一个国会议员关于朝鲜问题的询问。再则，信件不过是一次客气的回信，用一般性的言词来表达渴望胜利的爱国之心而已。他否认有扩大战争的意图，认为那“简直是本末倒置——我恰恰是要想结束战争，而不是要扩大战争。我并没有发动这次战争，倒是有好几次说过：谁要是赞成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到中国国土上去作战，谁就得检查检查自己的头脑”。看来，他所谓的扩大战争，指的是把美国地面部队派到中国去作战，而轰炸中国、让国民党反攻大陆等，不算扩大战争。但在美国政府看来，轰炸中国等举动必然引起与之有同盟关系的苏联的介入，从而演变成全球范围的对抗，这不是扩大战争是什么？

    4月6日，杜鲁门召马歇尔、艾奇逊、哈里曼和布莱德雷去白宫。他们用了约一个小时讨论麦克阿瑟的问题。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要取得一致意见……如果总统免去他的职务，你的政府就要经历一场恶战。”

    布莱德雷建议暂缓行事，以便他有时间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进行磋商，特别是要听取当时不在华盛顿的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的意见。马歇尔则认为不可仓促行事，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前不应做出任何决定，并提出是否可把麦克阿瑟召回来交换一下意见。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这个建议。可以想像，把全身披挂、趾高气扬的麦克阿瑟召回国，让他去国会发表他的好战演说，煽动起一片狂热情绪，那无疑是一场灾难。

    杜鲁门在整个讨论中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出问题而不轻易泄露天机。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一下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之间的往来文电，以寻找麦克阿瑟的过失记录。

    第二天上午，上述人员再次会聚白宫。马歇尔报告说，他查阅了所有来往的文电，得出的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该被撤职了。”

    但为慎重起见，杜鲁门仍未做最后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后意见。”

    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9日上午，杜鲁门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听取了马歇尔和布莱德雷的汇报后，第一次明确表态：“在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已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他们还决定由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的职务，由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晚8时（东京时间12日上午）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马歇尔和布莱德雷马上着手办理此事，与佩斯进行联系。但由于釜山通讯系统出了故障，佩斯没有及时收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迹象表明上述决定似乎已经泄露出去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打电话给白宫和五角大楼，要求证实这一消息。这一情况立即在白宫引起一片惊慌。4月10日深夜，布莱德雷匆忙去见杜鲁门。

    “糟糕，麦克阿瑟将被撤职的事情泄露给了新闻界，据可靠判断，芝加哥的一家报纸明天上午就要刊登这一消息！”布莱德雷告诉杜鲁门，并指出，“如果在正式撤职命令下达前，消息被泄露，麦克阿瑟有可能会当即提出辞职，以此给我们还击，那将十分被动！”

    杜鲁门勃然大怒：“我不会让那个狗娘养的向我辞职，我要免他的职！”

    “立即准备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正式消息！”杜鲁门断然决定，“我们不能向麦克阿瑟讲客套了，通知佩斯留在朝鲜，用不着去东京见麦克阿瑟……时间不允许啦，我们只好用像解除其他军官职务的同样方式给自高自大的麦克阿瑟下命令了。”

    4月11日凌晨1时，根据杜鲁门的指示，在白宫举行特别记者招待会。那些睡眼惺忪的白宫记者们从睡梦中被召集到白宫，一个个惺惺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出了什么事情？”记者们互相打探着消息。

    几分钟后，杜鲁门的新闻秘书肖特匆匆赶来，向记者们散发了他刚刚发疯似的抢印出的总统声明和其他背景文件，并当众宣读杜鲁门的声明，使在场的记者万分震惊。

    杜鲁门在声明中说：

    “我深感遗憾地宣布，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不能在他所担任的职务上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职责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责任，我决定变更远东的指挥。……对有关国家政策进行全面而激烈的辩论是我们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军事指挥官必须按照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方式服从颁布给他们的政策和命令，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危急时刻，这一因素尤其不能忽视。”

    在简短而语气严厉的解职令中，杜鲁门宣布撤销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即驻日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其指挥权移交李奇微中将，并立即生效。

    “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杜鲁门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一公布，美国国内立刻闹翻了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立即拍电报给议员，电报如同雪片似的飞向国会。十之八九都反对杜鲁门的决定。杜鲁门说麦克阿瑟违反了政府的有关政策，但老百姓不听那一套。一位参议员在麦克阿瑟被撤职后说，“至少在我这个地区，人民几乎要歇斯底里了。”

    那些早就对杜鲁门不满的人借此机会使用除暴力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发泄这种不满。他们到处散发请愿书，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反杜鲁门的笑话满天飞：“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本不会发生。”有的报纸把此次事件称作“在夜深人静时犯的罪”。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致以沉痛的悼念”。一些州议会还通过了谴责杜鲁门的决议。白宫收到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和信件，不少人在电报中要求弹劾杜鲁门，并称他是“白痴”、“蠢材”、“低能儿”、“猪猡”、“小上尉”、“小政客”、“熏青鱼”。参议员麦卡锡更是情绪激愤，他大骂杜鲁门是“狗娘养的……想必是在喝多了威士忌和甜酒后做出决定的。”麦卡锡号召美国人民同杜鲁门的决定展开斗争，不然的话，“红色的浪涛就会拍击我们的整个海岸。”

    当晚，杜鲁门前往格里菲思体育场向全国发表讲话，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的朝鲜战争政策辩护，但却被罕见地喝了倒彩。民意测验表明，69％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而支持杜鲁门的只有29％。4月11日，简直成了美国的黑暗日，一位参议员说：“美国今天落在一个受苏联间谍指挥的秘密小集团的人手里。”

    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职务后几个小时，杜鲁门的死对头共和党的几个主要人物，包括罗伯特·塔夫脱、肯尼思·惠里，就在议会少数党领袖约瑟夫·马丁的办公室里开会。上午10点钟刚过，马丁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并向聚集着的新闻记者宣布，会议已取得一致意见：第一，国会应根据最近悲剧性事态的发展，对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行审查；第二，应当邀请麦克阿瑟来国会，陈述他的全部观点。“另外，”马丁继续说，“还讨论了可能进行弹劾的问题。”

    有记者马上提问：“弹劾仅仅是针对总统一个人吗？”

    马丁含糊其辞，拒绝对这一点做出详细说明。其实，他们已经在会议中敲定，一旦动用弹劾，不仅包括杜鲁门，其他的人如国务卿艾奇逊等人也难逃一劫。

    在东京，那天下午在杜鲁门的正式命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之前，无线电台已向全日本特别广播了这一消息。此时，在美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内的客厅里，麦克阿瑟同夫人正在请两位美国客人吃饭。一位是华盛顿州的麦钮逊参议员，另一位是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斯特恩士。他们正在进行平静而愉快的交谈。

    突然，麦克阿瑟的夫人费尔克洛思从她丈夫的肩侧看到门口一人走进厅内，这是麦克阿瑟的随员哈夫上校，他满脸痛苦的表情说明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费尔克洛思起身走到哈夫面前，哈夫简短而迅速地低声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司令被免职了……”

    “啊？！”麦克阿瑟的夫人被这突然来临的坏消息弄得惊惶失措，但她还是克制着自己，走到麦克阿瑟身旁，用手轻轻放在麦克阿瑟的肩上。麦克阿瑟这时正为客人的一句话而放声大笑。麦克阿瑟回过头来，费尔克洛思俯身把消息告诉他，声音之低，对面的客人都无法听到。

    麦克阿瑟的脸阴沉起来，毫无表情。他的客人们不知出了什么事，都停下来看着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沉默得像尊石像。他抬起头来望着夫人，用大家都能听得到的声音，温和地对夫人说：“琼，别难过，这也是好事，我们终于回家了。”

    两位客人告退，麦克阿瑟不失礼貌地送走了客人。

    哈夫上校走进室内，呈给麦克阿瑟一封电文，麦克阿瑟接过阅读。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军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你的指挥权将交给马修·B·李奇微中将，立即生效。”

    杜鲁门

    接着，大使馆工作人员将一份4月11日杜鲁门在白宫发布的新闻记录送交麦克阿瑟。

    看完后，麦克阿瑟苦恼地走进卧室，他已支持不下去了。

    不久，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的正式命令后，麦克阿瑟前往第一大厦。盟军总部外交局局长威廉·西博尔德前来看他，他微笑着站起来迎接。西博尔德眼含热泪，半天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好一会才勉强说道：“将军，在对待这种事上，你是一个远比我出色的战士。”

    麦克阿瑟显然对突然遭到解职感到忿忿不平，他神情痛苦地说道：“在陆军服役52年后竟受到如此公开的侮辱，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让他退役，哪怕是稍作暗示，我也会毫无怨恨地这样做。”

    麦克阿瑟有理由对他被解职的方式表示愤怒。他竟然是通过别人从广播中知道自己被解职的消息，这是他万没有想到也是万不能接受的。他在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有史以来，司令官一直在调换，有些出于心血来潮，有些出于某种原因，但没有哪一次比我这次被解职所用的手段更粗暴的了——不许人申诉，没有辩护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我所接到的解职令是如此的严厉，以致当一个司令官被解职时所常有的礼遇也受到了妨碍，这实际上是使我处于被管制的状态。即使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勤杂工、一个打杂的女佣或随便什么样的仆人，也不会被这样不近人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他不相信所谓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华盛顿无法与佩斯取得联系的说法。他把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看做是一种突然难以抑制地大发雷霆的结果。不是有人说，杜鲁门性情暴戾，动不动就大光其火吗？不是有消息说，杜鲁门曾给一位批评他女儿演唱水平的音乐评论家写信，扬言要揍他吗？麦克阿瑟认定，他就是“这种无法控制的盛怒之下的第二个受害者”。虽然内心中感到屈辱和不平，但他外表上却显得镇定自若，使看到他的人更增加了几分敬意和同情。

    在朝鲜前线，那天下午李奇微正陪同佩斯在风雨交加的战场上巡视。有位已听到广播的战地记者过来向他表示祝贺，但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晚上，当他们回到指挥所时才得知此事。李奇微同样感到惊讶、难以置信，认为以如此粗暴的罢免方式来公然伤害麦克阿瑟的自尊心，实属毫无必要。但这对他本人来说毕竟是件荣升的好事，所以很快便转惊为喜了。其他军官也似乎多少感到些宽慰，因为他们觉得，今后东京总部的新主人与在朝部队之间会相处得更融洽。第二天中午，李奇微飞往东京会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没有像李奇微想像的那样大发牢骚。他只是简单地就有关工作向李奇微作了交接。当谈到了杜鲁门时，麦克阿瑟用一种不常见的语调说道：“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告诉我，他从总统私人医生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思想上的糊涂和混乱是他那严重病情所表现出的典型特征。正由于此，他一会儿写信，骂海军陆战队是海军警察，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一会儿又给音乐评论家写信，辱骂对方。”

    “知道那件事吗？”麦克阿瑟问李奇微，不等回答便告诉对方，“杜鲁门的女儿搞了一次演唱会，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对他女儿的演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杜鲁门为此匿名写信给保罗·休姆，说：‘我刚才读了藏在次要版面上你所写的卑鄙下流的评论。看起来你好像是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成的倒霉老头儿，一个全身长着八个烂疮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如果见到了，你就需要一个新的鼻子和许多生牛排，或许下面还要有一个护裆三角带……’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总统。你看，杜鲁门竟然愚蠢到用印有白宫字样的信笺写这封匿名信，结果惹得保罗·休姆拿着这封信到处出示，还登在了《华盛饭每日新闻》上，不久，白宫承认了这封信是杜鲁门写的。看，杜鲁门就是这样的人……”

    麦克阿瑟说这番话时，脸上露出蔑视的表情，最后又补充说：“据那位医生讲，杜鲁门活不过6个月了。”

    李奇微对这个话题显然不愿插嘴，等麦克阿瑟说完，他才转引话题，问道：“回国以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我离开美国十五年了，想回纽约定居。从三十年代以来，我就再没去过纽约……”说到这里，麦克阿瑟向李奇微暗示，他已经接到了各种邀请，“有一封邀请信提出给我十五万美元，另一封邀请信则提出付给三十万美元，撰写五十份演讲稿，大闹一番……还有一项邀请信提出给一百万美元……”

    “祝您回国后一切顺利，”告别时，李奇微说，“您作为我的老上级和伟大的军事统帅，将永远赢得我本人的尊敬。”

    几天以后，4月16日，李奇微为麦克阿瑟在厚木机场举行了一个虽然简短但却隆重的告别仪式。由士兵组成的乐队和仪仗队整齐列队站立。麦克阿瑟的高级军事指挥官——马修·李奇微、海军中将乔治和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及他们的夫人们，还有外交使团及日本国会的成员们静静站立一旁。

    早晨7点，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徐徐驰来，麦克阿瑟夫妇走下车。

    在军乐齐奏声中，麦克阿瑟检阅了仪仗队，他面孔呆滞地从年轻士兵的列队前大步跨过。此时，早已准备好的空军和海军的喷气式飞机编组从上空掠过，向麦克阿瑟致敬。按照惯例，他在结束这一仪式的检阅时，同仪仗队的指挥握了手，之后大步向等候在飞机旁的高级官员们走来，同这些人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李奇微身边时，握着李奇微的手微笑地说：“我希望当你离开东京时，你会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如果我被允许选择我本人的继任者的话，我也会选上你的。”

    “谢谢将军！”李奇微听到麦克阿瑟这告别时噱慨的话，非常受感动。

    在军官夫人们的抽泣声中，费尔克洛思也离开了告别的人群。麦克阿瑟搀扶她登上了飞机舷梯。这时，乐队奏起了《美好的往日》。九响礼炮的轰鸣响彻机场上空。

    麦克阿瑟和夫人走到舷梯顶端，之后转过身来，最后向人群挥动着手臂，又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将伤感的目光投向人群。这时候，麦克阿瑟忽然感到一阵怅惆：没想到，自己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生涯竟是如此结束的。……

    飞机轰鸣着升入云空，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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