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旅游时代的旅游产品应当遵循“四化”原则——生态化是基础,人文化是核心,休闲化是准则,国际化是目标。
呼伦贝尔以其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异国情调、灿烂的历史文化、多样的民族风情,在中国乃至世界旅游市场上占据了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呼伦贝尔大量的旅游资源呈现“只见满天星斗,难寻一轮明月”的小而散式分布,资源泛化,遍地开花,缺乏拳头性的旅游产品。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是旅游业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自然的角度讲,全世界只有三大草甸草原,但是没有哪一个草原能像呼伦贝尔,有如此雄壮的金戈铁马,有如此众多的历史悬念,又有如此丰富的民族融合史。
从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中华民族是三大文明的融合——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草原文明,当你用这种眼光来考量世界的时候,很多结论就出来了。
草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之一。在人类历史最久远的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从未断裂,正是因为源泉的多元化与动力的多样性。
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对整个中原文化一次次的冲击、征服、整合,使中华文明一次次杂交、换血,从而不断地焕发出生机。这就像生猛海鲜里扔进一条“狗鱼”一样,不断激活衰败的农耕文明,去掉它的惰性,注入阳刚之美,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繁荣。
大旅游时代的旅游产品定位准则,就是要从全球旅游的发展阶段找规律;从休闲经济的时代趋势找市场;从全国旅游和区域旅游的布局找坐标;从地方文化和产品本身的资源禀赋找方向。四者融会贯通,才能打造出符合大旅游发展趋势和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呼伦贝尔的旅游业要实现从资源优势到产品优势,进而上升为产业优势的转变,就应顺应休闲时代的潮流打好“三张王牌”——“天堂草原”的生态牌、“华夏后院”的人文牌、“俄式风情”的国际牌。
题记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俯瞰呼伦贝尔大草原;站在这高高的兴安岭,追溯人类的历史,在穿越历史时空的沉思中找寻那些金戈铁马、风云激荡的岁月痕迹……
——作者手记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大旅游时代正强烈呼唤全新的旅游产品。
中国旅游业的大发展,对旅游产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小旅游,由于受经济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制约,产品只注重资源的简单重复利用,“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那种观光游览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进入21世纪,中国步入小康社会,迎来大旅游时代,休闲度假、人文体验开始成为旅游市场的主流。大旅游时代,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
我们认为,大旅游时代的旅游产品应当遵循“四化”原则,生态化是基础,人文化是核心,休闲化是准则,国际化是目标。生态体现自然的魅力,是市场吸引力的基础;人文展现社会、历史、民俗的精华,是体验的核心,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的旅游是盲游,没有旅游的文化是僵化;大旅游时代是一个休闲旅游占主体的时代,休闲已成为当今最大的市场商机,所以旅游产品的设计必须要满足最广大的消费需求;世界正进入扁平化时代,大旅游时代的产品应当是世界级的产品,国际化便成为其基本要求。
着眼世界,自然生态与人文体验,两者结合,相得益彰,才能打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全新旅游产品,从而立于旅游浪潮之巅,成就世界级的大旅游。
在内蒙古东北部,北至漠河,南到阿尔山,东连大兴安岭,西接中俄界河的广阔区域内,沉睡着一片辽阔而神奇的土地:茫茫大草原一直延续到天边,连着森林、大河、大湖、湿地、异域风情的边镇,绵延着众多叫人意外惊叹,让人痴迷如醉的风景……落日余晖下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浪漫博大;火山熔岩之上的大兴安岭森林,湖光山色;北国大泽呼伦湖,浩瀚如海;魅力之城满洲里,金发碧眼处灯火阑珊,繁花似锦;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公园莫尔道嘎,茂密的白桦林,诗情万千。
额尔古纳,天骄故地,一水两国,激起多少大漠柔情、铁血丹心,为着“南有西双版纳,北有莫尔道嘎”的美妙境界,而甘愿策车漠河,进入森林王国。
呼伦贝尔之所以有着神话般的口碑,完全得益于那片得天独厚的大草原。这片草原东与大兴安岭林地浑然一体,西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接壤,天然草场的面积约12亿亩(含林缘草地),是中国境内的草原当中面积最大的一块,也是世界上三大草原之一。
呼伦贝尔草原是一个诞生传奇的地方。这里是北方游猎、游牧民族成长的摇篮,中国历史上有5个少数民族建立过统一政权,其中鲜卑、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就发源于此。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这里出发,和他的后继者们一起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蒙古帝国。
公元前209年,匈奴人统一北方草原,呼伦贝尔地区就属于三部领地之一。从那个时候开始,“呼伦贝尔”的名称就在马背上的将士们心中传颂。驰骋千年的征战铁骑、深情悠扬的长调牧歌、略带缓绵起伏的广阔草原、珍珠般滚落草原的牛群、羊群、马群和骆驼以及绸带般蜿蜒割破草地的河流、湖泡,这些都已化作传奇的梦境,在现代生活的复杂面貌下,隐约传递着关于远方、关于雄鹰、关于牧人、关于战马的信息。
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呼伦贝尔市的旅游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作为国家级重点旅游区,呼伦贝尔以其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异国情调、灿烂的历史文化、多样的民族风情,正日益赢得海内外旅游市场的青睐。
然而,旅游资源分散、盈利性差,季节性因素限制等自然条件却严重制约着以观光游览为主的旅游产业发展,面对新一轮的产业洗牌,实现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迫在眉睫。呼伦贝尔艰难探索,苦苦追寻。目前单一的观光旅游模式如何破局?现有旅游产品如何创新、复合与提升?如何以“大旅游”带动“小旅游”,通过产业联动,实现旅游产业与城市营销、招商引资、口岸经济、商贸物流、会展经济、房地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互动?呼伦贝尔旅游产业又将以怎样的核心竞争力,去赢取新一轮的产业发展机遇,从而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格局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呼伦贝尔旅游产业的历史天问,亟待破题。2005年3、6月间,在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因为一段特殊的机缘,我们应邀两次来到这块让人梦萦魂牵的热土,与当地政府的高层领导倾情互动,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策划之旅。一、牧歌绝唱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让他在天涯海角也从不能相忘。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奔流在蒙古高原我遥远的家乡。
如今终于见到这辽阔大地,
站在芬芳的草原上我泪落如雨,
河水在传唱着祖先的祝福,
保佑漂泊的孩子,找到回家的路。
啊!父亲的草原,
啊!母亲的河。
虽然已经不能用,不能用母语来诉说,
请接纳我的悲伤我的欢乐,
我也是草原的孩子啊!
心里有一首歌,
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啊!父亲的草原,啊!母亲的河。——《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词:席慕容;曲:乌兰托嘎)
人的心中总会长留下一些刻骨铭心的声音、场景,每每引出,都是教人不自禁的留恋、回味。
多少次,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那动情的旋律感染得热泪盈眶,雄阔草原,母性之河,思乡的情结,归返的冲动,唤醒了多年前的梦,将我们带向远方,那片心中的蒙古大草原,绿色的心灵家园,永远定格在呼伦贝尔。
1.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总想住住你的毡房,总想举举你的酒樽,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
“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走进了阳光迎来了春,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尝到你奶酒如此甘醇。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
“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忍不住热泪激荡的心。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相约去诉说思念的情,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就让这约定凝成永恒”
——《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如果说在《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中,草原是用它炽热而伤感的情怀感召了人心,那么《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则是用草原般舒缓多情的深沉召唤着人们靠近。
草原上,翱翔苍穹的雄鹰就是英雄的象征。赋予那些搏击群雄的摔跤手、夺冠绿茵的骑士和名震四方的豪杰。史家也用雄鹰来比喻那些走向中原或留驻于草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中有东胡、室韦、突厥、回纥、契丹、乌桓、鲜卑、女真、蒙古人,其中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人、建立蒙古帝国和元朝的蒙古人,都是以呼伦贝尔草原为“武器库”和“练兵场”。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称他们:“像鹰一样从历史上掠过,最大多数飞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历史的遗迹和遗物,零落于荒烟衰草之间,诉说他们过去的繁荣。”
中华民族的这段历史,草原文明的斯芬克斯之谜,一直让我们深深着迷。我们曾站在大兴安岭的阿尔山之巅,向西遥望夜幕下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像雄鹰一样掠过苍穹的草原民族,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到哪里去……
2005年早春,一年一度的“两会”在北京召开期间,我们迎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呼伦贝尔市市长曹征海先生。
80年代,在内蒙古活跃着一批思想颇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被媒体誉为“一群年轻的战略家”,曹征海作为战略研究小组的副组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曾先后提出过“反梯度理论”等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构想。
20年来,曹征海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干起,逐渐走上领导岗位。2005年,由包头市党委副书记赴任呼伦贝尔市市长。上任之初,长期研究战略的曹征海马上意识到,呼伦贝尔正迎来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出于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同时也深深感到,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如何让呼伦贝尔走出一条超常规发展的道路,亟待破题。
“呼伦贝尔太大了,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曹征海坦诚地对我们说,“到呼伦贝尔来吧,这里的舞台太大了,欢迎像你们这样的战略策划机构加入到我们共同的事业中来,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对大草原一直情有独钟的我们,当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非同寻常的邀请。
2.父亲的草原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一湾碧水映晚霞……”
茫茫草原、巍巍兴安、渺渺呼伦湖、蜿蜒环绕的额尔古纳母亲河,呼伦贝尔原始多样的地理环境,与大西南或有相似,但少了高原雪山冷硬虔诚的壮美。
这里多的是舒缓、平易可近、柔和的壮丽,与大西南味道不同的人文气质,在多彩的民族风情中展现的是豪爽、淳厚、坚忍,沧桑中感伤的柔情,对故乡习用歌声表达不渝赤子之情的民族总让人有说不出的敬意。像深沉的蒙古族一样,盛情于歌的土地让人别生感动,这片北方草原连带的多情而美丽的土地,让我们别有的认同与爱恋,竟成为心中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缘。
呼伦贝尔大草原——如父亲博大宽广的胸襟“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虽然《敕勒歌》里所吟咏的是1000多年前内蒙古西部草原的景象,但是人们说起呼伦贝尔草原时往往把它加以引用。因为,呼伦贝尔大草原不单与《敕勒歌》里所描述的场景并无二致,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呼伦贝尔大草原,在蒙古人眼中,一如父亲博大宽广的胸襟,那是诞生传奇的神奇沃土。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三大草原之一,这里地域辽阔,风光旖旎,水草丰美。仅生长的植物就有1000多种,其中中草药、浆果、油料、食用植物就有500多种。由于草质优良,营养价值高,所以春天生的羊羔到了秋天就可以养肥育壮。这里的牛羊肉驰名中外,人们戏谑地称:“呼伦贝尔的牛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因此,呼伦贝尔草原成了我国主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2005年的初春、盛夏,我们两次深入呼伦贝尔大草原,领略神奇的自然风光,体验深厚的人文底蕴,收获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
盛夏之初,微风吹过,牧草疯长,正赶上一场润雨,一夜之间就绿遍了原野,坦坦荡荡与蓝天媲美;花儿们也火了起来,一片片、一茬茬,赶潮的一般;而树叶只要冒芽,三两天就可挂满枝头,铺展开去,汇成大森林绿色的海洋。植物的生长期虽然只有三四个月的时间,但却在百多天的时间里,很快完成了一年的生命历程,为度过漫长的冬季积蓄了丰富的能量。秋天,它们收起全部的叶绿素,以灿烂的金色面对人类;而冬天则覆被在冰雪之下,等待春潮的到来。春天,是一个梦幻般的时节,主体草原的雪花仍在飘洒,而山地林缘草原的杜鹃花却已迎风怒放,朝霞也似地铺遍岭岭坡坡。隆冬时节,百色归一。大地凡平面之处都盖满厚厚的积雪,纯净得一尘不染。
天地大美,草原情怀,激起我们对大地的无限挚爱。
3.母亲的河
在呼伦贝尔草原,牧民们相信水是母亲的乳汁,人是不能朝水的方向小便的;草也是有灵性的,你作践它,它就走了,给你留下一片沙地。
有水才有生命,呼伦贝尔草原之所以能进入人类的记忆当中,与它丰美的水草资源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水,草原上就不会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人类的祖先就不会选择这里驻留,世界历史上的精彩瞬间就不会频频在这里出现,我们也就不会在心里珍藏这样一个名字——呼伦贝尔!
在这片幅员辽阔的“水乡泽国”,3000多条纵横交错的河流,500多个星罗棋布的湖泊,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一直延伸至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使她成为孕育生命的风水宝地。
上个世纪的饥荒年代,蒙古草原无私抚养三千上海孤儿的故事广为传颂,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用生生不息感人的长调在世人心中刻下草原母爱的印象。母性之河,正因它的无私之爱才有了《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中的赤子咏叹。
“天边漂浮的歌声,述说着无限的爱慕,天边升起的明灯,照亮了一生的旅途,我愿与你策马同行,奔驰在草原的深处,我愿与你展翅飞翔,遨游在蓝天的穹谷……”
在《天边》的歌声中,盛夏的一天,我们终于站在呼伦贝尔北部的大地上,看到了大草原上的河流,为人传唱的莫尔格勒河,心中的艾敏河,看到它寂然无声地从金帐汗大营腹下穿过,蓝色的河道像大地脐带一样弯回舞动,远山绕出空旷,起伏向天边的草地上有栗色的马群散布,150公里的“天下第一曲河”据说能抻直到1500公里。
汽车像一只小甲壳虫,行进在莽莽天地间,一路西去,直到看到那条冲出草原,在中俄边界上游移近千里的大河——额尔古纳,我们终于明白了作为鲜卑后裔的席幕容为什么会思念这样的河,而自己执著远行于此也是来得其所。
不是每条大河都能被称为母亲河,额尔古纳,呼伦贝尔最大水系之名,容有莫尔格勒等支流的额尔古纳河,在人们视野外的北方,在草原、森林中旖旎而行,在中俄边界的近千公里路上浩浩而行,它是呼伦贝尔河流之源大湖之源,庇佑出蒙古、鄂温克等诸多北方民族的祖地。蒙古民族就是最早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崛起,从而走出森林,驰骋向草原的,额尔古纳河养育了蒙兀室韦(蒙古族的祖先部落),它是呼伦贝尔的母亲河,是条堪比长江、黄河的大河。
沿额尔古纳河而行,至蒙古民族的发祥地室韦,这一路的瑰丽让人惊叹。
星星点点的各色鲜花盛开在岸边的草甸上,灌木丛茂密旺盛,河湾中绿荫葱茏。路旁农田里的油菜花、小麦和远处的森林层次分明,成群的牛羊、骏马散布在草场上,宁静而又和谐。
在少见人影寂静的边塞,散布着美丽白桦影子的山野中,额尔古纳河穿越丛林绿洲,在高原云影低映的草原上静静地闪动灵光,平展开无数回环,曲线柔动成“几”字,而大气的形状又恰似太极,让人不由想到北方的女性,个性之中就是这自然调和的刚与柔。这条温存着北方民族的母性河流,一条耐读耐看的河,就像它很美的名字“额尔古纳”(“弯曲、奉献”、“清洁”之义)一样,注定会让人想念。
母亲之河宛如大地脐带在草原上舞动
能有幸沿着一条母亲河游走,看到一条纯净的大河在高原上深邃浩荡的颜色,虽没有蒙族兄弟的膜拜朝圣之心,却也不免在壮丽的风景中震撼,在温柔、神圣中平添了崇敬和游子归乡似的亲切。草原之行,大河之旅,是寻找心灵故乡的人们所钟情的。顺水而行,一路是歌。道不尽的草原情缘、说不完的大河情深,呼伦贝尔南北行,最深的烙印还是兴安岭边额尔古纳河岸的影子。
一段美丽的爱情传说催生了呼伦湖和贝尔湖,使这儿成为“歌的天堂,舞的海洋,诗的源泉,酒的故乡。”
呼伦湖,地处呼伦贝尔草原中心,蒙语里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她为达赉湖,意思是像海一样的湖。这个面积曾达2339平方公里的湖,它既是内蒙古第一大湖,也是中国第五大湖。说她像海,可能还欠缺几分咆哮与霸气。很少能见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场面,空气中也缺少咸腥的气味。然而,她却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一支支马背上的民族。
更可贵的是她鲜遭人为的破坏,沙滩上的牛粪充分地论证了这一点。就这样,无任何人工的雕琢,没有熙熙攘攘躺在沙子上享受阳光浴的游客,水面上也没有飞驰的快艇,只有不远处的牛羊群悠闲地喝着自己的下午茶。自然不再被人所极端地驱使,而是与之和谐地相处,就像每个人初恋时那种两小无猜的感觉。
呼伦湖与不远处的贝尔湖南北相对,组构出呼伦贝尔的名(呼伦,水獭之义;贝尔,雄水獭之义),它的浩瀚静静地衬出草原的温性,在这个鸟和鱼的天堂里,人仿佛置身于南国水乡。
如此浩渺的水面出现在亚洲干旱半干旱草原,完全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异数,它对呼伦贝尔草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生态系统的影响不言而喻。这里有20多种、多达数万吨的渔业资源,两岸200多万头牛羊等的畜牧业,构成呼伦湖区独特的渔牧风光。
夜幕降临,丰盛得近乎奢侈的晚宴就在湖边的蒙古包里举行。香喷喷的蒙古扒肉,让人垂涎欲滴;火辣辣的草原烈酒,直通五脏六腑。在一片欢愉的歌声中,洁白的哈达被美丽的蒙古族姑娘高高举起,越过我们已经微热的头颅,安稳地挂在了脖子上。
一首首熟悉的草原歌曲萦绕耳畔,一杯杯感情浓厚的蒙古醇酒流入胸膛,酒不醉人,人已自醉……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歌声在夜色中回荡,让人瞬间感受到这片土地的纯净、多情与深沉。心灵沉淀之爱,常带着人追随其来去,使得这片最原生态的草原,赋予世人尽情地想象。
父亲草原的健悍,让人想到在这个曾经是成吉思汗厉兵秣马的地方,那股“风吹草低见牛羊”中的苍莽,因为隐喻中温暖的母爱之河,它还有着摄影作品壮丽之外无法表达的温情。而一个外地人也会因这种淳朴的亲情、乡情之恋甚至感恩之念深深地爱上这片草原。
这是一个人一辈子才可能有的一次机会,无比震撼!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一次穿越时空的心灵之旅。
只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叫做“看景不如听景”,这次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句话在呼伦贝尔面前失灵了。很多旅游地宣传得很好,但去了以后却大失所望。只有呼伦贝尔例外,这里是“听景不如看景”,一路走下来,超乎所有人动的想象!
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怀抱中,我们找到了心灵的港湾与归宿,所有人都喊出了相同的心声。
大草原、大湖泊、大森林、大湿地、大冰雪、大河流、大温泉……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使呼伦贝尔成为中国大旅游时代的佼佼者。但如何整合好、利用好这些资源,显然还未破题。
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是旅游业大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考察后提出,这些强势资源的多样组合完全可以支撑呼伦贝尔打造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国家级旅游目的地,成为世界级高端休闲、体验旅游之都。伴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呼伦贝尔旅游业的大投资、大整合、大发展恰逢其时。
二、历史绝响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了望南方,山下是茫茫的草原,它是我亲爱的家乡呦!”
悠扬的旋律飘荡在长空。
这次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们就是要破解关于草原民族和草原文化的历史天问。从草原到森林,再从森林到草原的交错,呼伦贝尔各处的风景总不雷同,在变化中美丽,在美丽中变化,无数历史的悬疑留给我们无限隽永的回味。
激流河畔,白鹿岛上,我们激辩草原历史。
从自然的角度讲,全世界只有三大草甸草原,但是没有哪一个草原能像呼伦贝尔,有如此雄壮的金戈铁马,有如此众多的历史悬念,又有如此丰富的民族融合史。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终于明白了,从更广阔的时空来看,中华民族是三大文明的融合——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草原文明,当用这种眼光来考量世界的时候,很多悬疑的历史现象就可以揭示了。
以呼伦贝尔为代表的草原文明,蕴涵着关于北方游牧民族深厚而未被开掘的历史文化。在这片古老的草原上,从匈奴、鲜卑,到突厥、回纥,再到契丹、女真、蒙古,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一个个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转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向哪里去?这个千古之谜,谁也搞不清楚,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隐秘。作为历史天空中的一个重要的星系,它的产生、发展、融合与消亡,充满了神秘感。正是这种神秘感促使我们对它痴迷不改。
1.那些掠过苍穹的雄鹰
夏天来了。
远处,茫茫苍苍的大兴安岭。
眼前,蓝天、白云、草原、河流、湖泡、牛羊……
每个人的思绪都像飞奔的骏马驰骋在辽阔的草原。
我们的内心世界,除了眼前的景物,还有沃野万顷的松嫩平原;1700多公里的边境线——海拉尔、满洲里、牙克石的异域风情;还有那些像雄鹰一样的少数民族——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在呼伦贝尔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北方民族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千年的历史跨越,历历在目,宛若昨日。
呼伦贝尔,最富文化魅力的草原。
世界上有很多草原,但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当属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有一个全世界草原都不具备的特色,除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它还是孕育中华北方民族的摇篮。
文化魅力,缘于呼伦贝尔的神奇。
呼伦贝尔草原与大兴安岭森林的交界地带,尤其是两者相交形成的那条线——林线,这条线既是草原的界限,也是森林的界限。这条线的形成与温度和降水的梯度变化相关,也勾画出了今天的农牧交错带。
令人惊奇的是,今天在这条线附近,我们还能看到工业社会前人类的三大生活方式:游牧、农耕和采集渔猎。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还生存着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在他们中还能见到渔猎和采集的生活。
人类的文明史,先后经历了狩猎、游牧、农耕、商业、工业、城市六种社会形态的演进,而自然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
大兴安岭山脉纵贯南北,岭东是气候温和的丘陵地带,适合农耕;岭西为一望无际的干旱草原,是游牧生产的乐园;而中间的大兴安岭森林,是狩猎民族世代生活的地方。无疑,这里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狩猎经济向游牧经济、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理想王国。
从森林走向草原,从狩猎走向游牧,从匈奴走向蒙古,一条北方游牧民族发展的历史轨迹在这里隐约可见。
呼伦贝尔,北方游牧民族的演兵场。
伴随着自然气候的变化,大约从公元前5000—4000年开始,人们开始走出森林,牧业生活逐渐成为草原的主导,由此把不同的游牧民族相继推上了历史舞台。首先是匈奴建立了草原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创造了游牧文明的雏形;鲜卑、柔然、敕勒、契丹人在这片土地上轮番实践了狩猎、游牧、农耕的几乎全过程。突厥人强盛一时,带来了中亚文明的成果;从13世纪开始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旗帜下再度统一草原部落,建立了疆域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从此形成的蒙古族便成为草原的主体民族,成为草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
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迁徙,从狩猎到游牧,从北方到南方,从东方到西方,铁骑所至,星天翻转,江山换颜,风云激变……
草原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两个高峰——一个是北魏王朝,一个是蒙古帝国。这两个王朝虽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但其意义却非比寻常,无论是对于中原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还是对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的冲击和改造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正是“上帝之鞭”的独特使命。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冲突和融合中,中华民族走到了现在,而草原民族也融合到这一大家庭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呼伦贝尔,中华民族的“历史后院”。
呼伦贝尔草原和她东部的大兴安岭森林,就是这些彪悍的民族从弱小成长壮大的家园,他们从这里冲出去,在世界舞台上打拼,累了再回到这里休养生息。如果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战场,那么这块草原就像永远的大后方,是前方打仗的勇士们心中温暖的故乡。
由于“逐水草而迁徙”的生产方式,对草地完全处于自然利用状态,当一个地方因为自然和人为等因素不适应畜牧生产时,北方游牧民族便追逐水草迁徙他乡,一次又一次历史南迁造成一次次的冲突。
这些从大兴安岭走出来,从呼伦贝尔冲出去的北方游牧民族,它的轨迹不断向外滚动,像一个泥团,轨迹短的,自然就不在了。东胡、乌桓、柔然等,就像一片烟云,还没有滚到一个地方,就不存在,干涸了;稍长一点的,一个是辽,一个是金,到了黄河流域;轨迹最长的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基本上到世界去了。
那一幕幕的历史场景,仿佛已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它们的迁移轨迹,是从呼伦贝尔出来,然后到阴山,继续繁衍生息,壮大后那里便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的跳板,强渡黄河,进入汾河或黄河河谷,从而问鼎中原。因此,在阴山那一带,就直接与汉民族产生对峙。
在这个拉锯战中,阴山以南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阴山以北是“阴山东西一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武帝出师攘之于北漠,匈奴过之未尝不哭。”其长歌当哭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中国很多了不起的英雄——汉武帝、李广、卫青、霍去病、唐太宗、北宋杨家将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游牧民族也不断历练和演变,如果这个泥团滚不动了,就只有再向西,进入洮河流域或者青海草原;再不行,只有滚到准噶尔高原,进入新疆;如果还不行,就只有远走中亚,很多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就消融或者消亡了。
而这时在“历史的后院”,大兴安岭作为天然屏障,对遭到破坏的草原起到周期性的恢复作用,当草原恢复了生机,一个新的游牧民又在这里形成。几千年来,东胡、乌桓、丁零、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室韦、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就这样相继出现、相继消融在历史的天空。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有两个游牧民族走上了南进的顶峰,一个是鲜卑,一个是蒙古。
东胡的后裔鲜卑族,是从呼伦贝尔草原第一个进入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游牧民族。
对北魏王朝拓跋氏的历史大家都异常着迷,包括鲜卑怎么从大兴安岭走出来,如何从森林走向草原,从草原走到了黄河流域,最后成立了北魏政权,形成了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民族融合文化的发展上,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高峰时期。
鲜卑主动放弃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汉民族融合,自觉纳入中原文化。特别是在佛教文化上,在建筑上,在服饰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以致在国外专门有个“鲜学”,研究鲜卑的历史。
鲜卑,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最后又怎样消融在中华民族中?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有趣问题。
1980年,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在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宝贵的石刻祝文(阴刻魏碑体字)。自此,一个千古之谜被破译出来。
石刻祝文证实,面积有两个篮球场大的嘎仙洞即“石室旧墟”,是鲜卑先民最初的居室,也证实,大兴安岭就是史籍中所记载的大鲜卑山,鲜卑人因山而得名。
嘎仙洞——鲜卑先民最初的居室解读祝文,可以对鲜卑拓跋氏的成长历程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公元1世纪,活跃在现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一带深山密林中的鲜卑拓跋部,南迁“大泽”(即呼伦湖),在呼伦贝尔草原安家落户,由狩猎业转向游牧业,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成长起来,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到公元4世纪又从草原出发进入中原,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崇尚佛教,山西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是他们留给后世的文化瑰宝。后来,这个显赫的民族与北方各民族融合,汇入到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中。
公元10~12世纪,辽代的契丹人、金代的女真人先后征战和统治呼伦贝尔,留下了数座古城和两条边壕遗址。绵延千里的边壕,伸展在辽阔的大地上,无言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13世纪对于呼伦贝尔草原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世纪。一个悄然兴起的民族,一位被外国学者称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从这里出发,征战欧亚,一统华夏,把呼伦贝尔草原推上了世界政治大舞台。
时间上溯到1206年,宽阔的鄂嫩河源的驻冬地竖起了象征君权的九旄白纛,举行了隆重的忽里台大会,铁木真被加尊为强盛伟大的君主——成吉思汗。这就是被史家称谓的大蒙古国的开国大典。成吉思汗征服蒙古草原后,打回呼伦贝尔,在海拉河、根河一带取得了几次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消灭了劲敌,统一了诸部,建立了一个强盛的、极富生机的蒙古汗国。到1214年,成吉思汗实行“领户分封制”,把呼伦贝尔草原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弟弟和外戚家族。可见呼伦贝尔草原在成吉思汗心目中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呼伦贝尔草原,是蒙古民族的故园,成吉思汗的肇兴之乡。
传说中的蒙古人远祖——捏古思和乞颜,最初生息在额尔古纳河流经的山林中,后来人口渐多,便烧制铁器凿开大山走向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公元8世纪,成吉思汗先祖——蒙兀室韦部迁徙到今蒙古国肯特山区,到12世纪成吉思汗又回到呼伦贝尔,以这片草原为出发地,东征西讨,登上世界政治舞台。
匈奴人的阿提拉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元帝国、帖木儿的金帐汗国,这些伟大的游牧民族闯入相对发达的农耕古文明地区,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极难解释,以致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
波斯人志费尼在《征服者史》中记载,他曾经采访了一个屠城留下的惊慌失措的幸存者,那幸存者说了五句话很有意思:“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杀戮,他们劫掠,然后他们离去。”
正是这五句话,展示出蒙古人纵横天下时的一种打法,一种状态。
遥想800年前的那段金戈铁马的悲壮历史,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上帝之鞭”的历史作用非同一般。它不但结束了中国从五代开始的三个多世纪的分裂状态,使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变化,促进了各民族的互相渗透和融合;而且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远征,摧毁了世界许多腐朽的封建王国,征服了亚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半个欧洲,在欧亚大陆上形成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帝国。这在客观上冲破了亚欧各国的此疆彼界,沟通了东西交通,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也推动了欧洲的秩序重建和此后的文艺复兴。
然而,那些掠过苍穹的雄鹰,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蒙古人的武功,可谓前无古人,其铁蹄由亚洲踏过欧洲,灭国无数,举世震惊。草原民族的铁骑如此厉害,历代王朝都不敢小视,朱元璋兴兵灭元朝后,元顺帝带着大队人马,逃往呼伦贝尔大草原,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纵军数千里追杀,一直杀到贝尔湖,把元顺帝打得全军覆没,一举歼灭北元汗廷,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那段历史,让我们不胜唏嘘……
额尔古纳是蒙古民族的发祥地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蒙古族开始进入衰退期。蒙古族被逐出中原后的部族内讧、北元与明朝的长期对抗、清朝政府的分化统治等原因导致草原畜牧业经济严重受挫,相应地蒙古族传统文化也由繁荣昌盛逐渐走向衰败停滞。
这样,在十三世纪入主中原和分封欧亚大陆的蒙古人,经过时代的变迁与国度的更迭,大都基本融合到当地民族之中去了。
如今的呼伦贝尔草原一片沉静,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而草原的主人,也像雄鹰掠过苍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这种平静如同额尔古纳河的河水一样,表面看似平静,水下却潜流涌动,因为草原民族的热血仍在澎湃,在今天只不过是被融入到更大的中华民族的大河流中去了,但它的特点依然显现。
直到今天,在呼伦贝尔大地上仍生活着32个北方民族,其中有些不仅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且还延续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形态。居住在大兴安岭深山老林的鄂温克、鄂伦春,还保留着游猎经济形态;居住在森林草原浅山区的各少数民族处于半猎半牧经济;居住在草原上的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则以游牧经济为主;居住在岭南丘陵山区的少数民族则处于半牧半农的经济状态。
“呼伦贝尔,你是北方民族的粮仓,武器库,演兵场,当北方民族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并发展壮大后,就走出去,像雄鹰一样,掠过历史的天空,尽管最终或是消融,或是消失了,但却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
雄鹰飞上蓝天,影子留在地上。我们的思绪,还在历史的长天翱翔……
2.一场改变“二战”历史的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呼伦贝尔大草原,天地苍莽,残阳如血。
站在哈拉哈河西岸,望着苍茫的诺门罕旷野,我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眼前浮现出那场鲜为人知,但却意义非凡的战争场景。
公元1939年5月,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日本关东军突然对蒙古国发动进攻,企图把蒙古作为下一步入侵苏联远东地区的跳板,进而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北进计划”。
战斗虽然发生于日满联军和苏蒙联军之间,实质上则是日本和苏联的生死较量。参战的双方各派出了5—6万的兵力,战争中,苏军使用了当时所有的各种类型坦克,甚至包括尚在试验中的当时最大的一种多炮塔重型坦克。诺门罕战争成为苏军的坦克大试验场,可以说这是发生在二战期间亚洲战区最大的一次装甲战,由此也成就了朱可夫元帅在二战中卓有成效的“坦克战术”。
日本人狂妄的近乎疯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此战中暴露无遗,也许是此前的日俄战争让他们尝到了甜头,在侵占朝鲜和中国的同时,他们还企图北上与德国瓜分苏联的土地。但此时,苏联的国力已是今非昔比,仅钢铁产量便是日本的四倍。狂妄的盲目自信与野心的极端膨胀使日本人付出了前所未有的沉重代价,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在诺门罕几乎全歼日本唯一的坦克师团,更毙伤俘虏日军达54万人之多。
战争持续了5个月,以日本关东军惨败而告终,被日本陆军省称作“日本陆军成军以来首次惨败”。由此,日本被迫将北上侵苏改为南下犯美,之后偷袭珍珠港,从而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
这场鲜为人知的大规模战役,是二战初期一场对战局有重要影响的战争。在短短的五个月之间,日军元气大挫,苏军则大获全胜,而二战的历史也从此被改写。此后,日军对苏作战的自信心彻底崩溃,使得苏联东线无战事,从而把所有的兵力投入到了对德的卫国战争中并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不仅使新式的坦克战法第一次得到演练,而且拯救了朱可夫将被清洗的命运,从而脱颖而出,成为日后声明赫赫的苏军元帅。
往事如烟,岁月蹉跎。此后,这场战争并没有人过多地去关注。
在硝烟散尽的60年后,我们来到了这里,还专门找到了当地的活地图——《要览》编辑部的徐占江主任同行。
走在战争的遗址上,我们与徐占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
“要说诺门罕战役,还得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说起。《田中奏折》就很能说明这一思想,‘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获取中国资源后,‘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
“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迈进了现代国家行列。20世纪初期,经过日中、日俄战争后,开始在东亚扩张的野心,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后,建立了伪满洲国,继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1939年5月,作为其计划的第一步,有意识地挑起了诺门罕战争。”
徐占江对那段历史熟稔于胸,娓娓道来。我们的身后是被日本人称为“茫茫旷野”的诺门罕布尔德草地,这里地势广阔,丘陵不多,没有什么依托,人烟稀少,便于大部队展开。
诺门罕布尔德草地
对历史的追忆,引发了我们对这场战争的意义与价值的深思。
诺门罕战役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义重大。
首先,它使日本鬼子,北进苏俄,夹击苏联的计划彻底受挫,改变了北进苏俄的作战意图,从侵苏改为反美,间接导致了太平洋战争,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其次,从军事史上来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在亚洲大陆上,第一次陆空协同作战的先例,是一次立体战争;第三,关东军经过这场战争,后来基本上是无所作为。由此,真正锤炼了苏联军队,为他们赢得对希特勒的卫国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如果没有诺门罕战役,世界的历史将会怎样?”历史充满了悬疑,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答案。
这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只有放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上来看才能回归它所应有的价值;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在战火中记录下俄罗斯民族重新找回的自信与骄傲,更折射出被战火摧毁的大和民族的狂妄与贪婪。我们不禁慨叹,历史的偶然中却充满了必然。
即将离开时,大家建议呼伦贝尔要对诺门罕战役遗址积极开发,在充分挖掘战争史料的基础上,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战争遗址公园。同时,针对俄、蒙、日等做好国际性宣传,吸引全世界的关注,把它的历史意义与旅游价值一起传播出去,让世人重温这场不该被遗忘的战争。
3.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俯瞰呼伦贝尔大草原;站在这高高的兴安岭,追溯人类的历史,在穿越历史时空的沉思中找寻那些金戈铁马、风云激荡的岁月痕迹,很多声音在耳边回荡……
中华文明,并非简单地等同于黄河文化。
草原文化始终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之一。人类历史最久远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从未断裂,正是因为源泉的多元化与动力的多样性。
多少年来,北方民族在历史上,被边缘化了,没有人去认真地研究它。站在这高高的兴安岭上,用客观超然的眼光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座历史宝库。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就是中华文明史的后台。
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翦伯赞的《内蒙访古》,书中透露出很多发人深省的文化密码与历史信息。
汉民族的祖先——炎帝与黄帝,生活在黄河流域,当初只是两个部落首领,据说是羌人的后裔,也是来自于游牧民族;长江以南讲的是蚩尤,是白苗的首领,这就是所谓的“南苗北羌”,而也就是在这时,草原上的先民也创立了自己的文明,出现了大窑、红山等文化,包括传说都有极大的相似性。人类的襁褓时期,汉民族讲伏羲、女娲;西方是亚当、夏娃;而与此同时,草原讲的是白鹿、苍狼。
草原文化的起源,同样历史悠久。用狭隘的眼光来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但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草原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反而为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注入了活力。
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对整个中原文化一次次的冲击、征服、整合,使中华文明一次次杂交、换血,从而不断地焕发出生机。这就像生猛海鲜里扔进一条“狗鱼”一样,不断激活衰败的农耕文明,去掉它的惰性,注入阳刚之美,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大融合、大繁荣。
北方游牧民族在拼命冲击别人的同时,最后把自己也消融进去了。同时,它每一次都带来了盛大的嫁妆,中华民族现在的疆域版图就是在几次游牧文化的冲击下形成的。一次是鲜卑,另一次是蒙古,最后一次是女真。还有文化的融合,带来很多碰撞。包括清朝的旗袍,北京的胡同,甚至还有很多乐器,胡琴、笛子、琵琶,都是游牧民族带来的。
呼伦贝尔,一片神奇的沃土,一个“幽静的历史后院”。这里是天然的“粮仓、武器库、练兵场”,她使每一个从这里起步的民族都享受到历史的厚待。
纵观中国的历史,从北方打向南方,都是成功了,从这里出发,走遍天下;如果是南方的势力,到北方来,从这个后台出发,也胜利了。无论是古代的战争,从匈奴到成吉思汗再到女真;还是近代的战争,从诺门罕之战到国共之争。从历史的烟云中,人们都能发现这种独特的现象。
当我们站在高高的兴安岭上,当我们走进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由衷地发出这样的赞叹——
这里是不该被遗忘的“华夏历史的后院”!
三、华俄绝恋
额尔古纳河以优美的曲线勾画出中华版图的巨冠,她是中国北部边境最为重要的界河,拥有多达1815条大小支流。她的西岸是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东岸就是额尔古纳市。下游与俄罗斯境内的石勒喀河会合后共同组成黑龙江。
额尔古纳河的两岸,是两个不同形态的国家,而其中却生活着同样的一个族群——俄罗斯族。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从东方到西方,从过去到现在;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国北方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和顽强,但同样也充满着斯拉夫民族性格中那种两极化的冲突与矛盾。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额尔古纳河水温柔蜿蜒地静静流淌,无言地诉说着风云变幻的百年沧桑。在这条河上,华俄间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
从百年历史文化的印迹中探寻,在华俄后裔的现实生活中感受,我们行走在额尔古纳河两岸,聆听一个新民族的融合孕育的故事。
1.叩问华俄交融的沧桑岁月
室韦口岸俄罗斯民族乡的风情,像一路走过的呼伦市镇一样,洁净、别致而富特色,这里有亮眼的栅栏木屋,散发着的泥土清香、花花草草中的向日葵、别有情调的院落,说着家乡普通话的高加索面孔,长相陌生却淳朴热情的华俄后裔边地人,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新奇。
更为精彩的则是,当我们有人用蒙古话向一位迎面走来的具有欧洲人长相的老头子发问,“你是哪里人?”时,他却是用地道的山东话回答你“俺是山东人。”
当地的一位副乡长向我们介绍说,整个呼伦贝尔市有国家一二类口岸8个,其中和俄罗斯有满洲里、黑山头和室韦三个通商口岸,室韦不但是最北的一个,还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俄罗斯族民族乡。室韦如今还是“中国十大魅力风情小镇”之一,主打牌正是“俄罗斯风情”。
我们当晚下榻的地方就是一户“俄罗斯族家庭接待户”。看着一张张长着欧洲面孔的男女前来迎接我们,开口却是浓重的山东普通话,这奇异的人文景观让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据说他们从没到过俄罗斯,但至今却还留存着许多俄罗斯人的生活习惯,他们始终保留着“列巴房”(烤面包房),居住的房子也是木刻楞,这种俄式木屋外墙用圆木围成,圆木之间填有青苔,屋顶铺着用斧子劈成的薄木板,屋子里却是中国北方常见的炕。俄罗斯人爱干净,喜欢养花,他们竟也是,进了屋子只见一尘不染,而且到处都是种在盆子里盛开的鲜花。屋内的装饰风格也显示出中俄交融的味道,一边墙上是俄罗斯的挂毯,而另一边则是中国传统年节张贴的招财童子。
作为华俄后裔的俄罗斯族家庭,他们大多是中国父亲、俄罗斯母亲的后代,到现在已有五六代、六七千人。
室韦俄罗斯民族自治乡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从额尔古纳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河等流域走出的草原民族向南扩张时,他们一旦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便开始了和中原民族融合的过程。从额尔古纳河、兴安岭发源的鲜卑人、从乌苏里江森林发源的女真人,以及辽河流域发源的契丹人走的都是同样一条融和之路。额尔古纳河畔的俄罗斯族则是一种东西方民族的融合。
我们访问了华俄后裔中的许多人,问他们,“当初你的父辈跟俄国人结婚有没有什么障碍?”他们居然回答,“没有什么障碍。”
那位副乡长告诉我们,“中俄之间大规模的通婚,真正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的。在此之前两个国家,两个人种都比较仇视,互相之间语言还有障碍,所以没有通婚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把边境上十四周岁以上只要能够参军参战的人,全部强征入伍,即使五六十岁的老人也不例外,此时边境上便没有成年男子了。从额尔古纳河到黑龙江一带,形成了许多寡妇村,家里面基本上是贫困潦倒,无法生活。”
“后来沙皇俄国的一些败类来到中俄边境上,发现中国这边有很多青壮年——三十多岁的山东人、河北人,或经商,或做苦力,都是孤身一人。于是,他们就到俄罗斯那些妇女的家中,连哄带骗说要给她们寻找生活出路,进行买卖婚姻。这边,他们通过中间人,跟中国人说,你要不要?要的话就给你做媳妇。就这么样,大规模的中俄通婚最早就通过买卖婚姻促成了。当时在这一带的山东人、河北人非常多,有一万多人,大多数人是三十多岁。那些年的通婚,都是通过买卖。”
“俄罗斯女人跟中国男人生活三五年以后,这边的语言也学会了,发现中国人还蛮不错,不打老婆,对家庭的责任心强,很多就主动回去,干脆把自己的妹妹、表亲、表姨也介绍给中国人了。再后来,两面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亲属之间交往就非常频繁了。”
清代顺治六年(1649年)开始,清帝国开始鼓励向此地移民,于是河北、山东人接踵而至。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开始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实行“边区俄罗斯化”政策,众多移民开始流入远东地区。历史上从额尔古纳河、斡难河为始发地,通过西伯利亚、中亚到欧洲的草原带,从来就是游牧民族从东向西的单向流动。如今两股移民潮流分别从东西方而来,不过是强势的俄罗斯人向东扩张得更远。他们占领了西伯利亚东方民族的原驻地,两股移民最终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流域相遇。
需要说明的是,东方的移民其实主要是来自关内、以汉族为主的流民。他们的移民属于在本国范围内的,迁移的目的是谋生,与俄罗斯有目的的武力对外扩张有本质的区别。是清军在雅克萨等地的军事胜利以及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的抵抗最终让俄罗斯人的扩张停留在额尔古纳河西岸。1689年6月13日,清朝任命钦差大臣索额图为代表团团长,于8月29日在尼布楚和俄罗斯御前大臣柯罗文举行了签约仪式。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规定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作为草原民族发祥地之一的额尔古纳河从此告别了内河的概念,成为了两个本来相距遥远的大陆国家的界河。
额尔古纳河成为中俄界河并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势力和民族继续渗入河东岸。《额尔古纳志略》记载,1860年沿边境的大批俄罗斯流民非法越界到额尔古纳中国一方盗采黄金,到1884年越界的人数已经达到15000人。清政府多次交涉后,俄国阿穆尔总督才发布告示,派员将俄罗斯人召回。边界的威胁带来新的民族迁徙。巴尔虎本是游牧在贝加尔湖东北部的古老蒙古部落,当时被清廷迁移定居到额尔古纳河上游沿岸,目的正是为了保卫额尔古纳界河边防,他们被称为陈巴尔虎(有别于后来从大兴安岭以东地区调来的现生活在新巴尔虎左右旗的新巴尔虎)。从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清廷从满洲里到黑龙江漠河一共设置了18个卡伦(满语“哨卡”之意),其中14个在额尔古纳境内,以防止俄罗斯人越界放牧垦荒。如今卡伦虽然早已经消失,但是四卡、六卡之类的地名仍然被因哨卡而形成的乡村所沿用。
很难想象一条河能够完全阻止两大民族的交流,即便是双方存在多年的战争和竞争也不能阻止它的步伐。《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虽然确定了额尔古纳河界河的地位,但是该条约第五条也规定:“从前我国所有俄罗斯族之人及俄罗斯所有我国之人,仍留如旧,不必遣回。”两岸居民各种方式的交融仿佛额尔古纳河密如蛛网的水系一样错综复杂。俄罗斯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人开始了越过额尔古纳河边界的又一次高潮。《呼伦贝尔志略》记载,1922年在额尔古纳市定居的俄罗斯人共1855户,9883人。这些外来族裔和前来拓荒谋生的中国内地移民产生联姻关系,逐步开始形成一个新的民族。
夜幕降临,木刻楞早已成了歌曲和舞蹈的海洋。脸上布满刀刻般皱纹的老手风琴手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奏响了熟悉的俄罗斯音乐。我们随着那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放声歌唱。此时,由一群俄罗斯族大嫂组成的“敬酒娘子军”开始对我们展开猛烈的攻势。她们一首接一首地唱,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最后直到多数人“壮烈牺牲”为止,她们却依然豪情不减,竟一直站着把所有能记起的老歌都唱了一遍,整整三个小时,期间满屋子的歌声从未停歇。
典型的俄罗斯传统院子,中间是一座大“木刻楞”房
第二天,跟女主人聊天,得知最近几年这里的旅游业十分火爆,她们下一个月的预约都已经排满,而且来的很多都是大干部和大老板,全是高端人士。夏天属于最忙的季节,她们一般早上起来先料理菜园子,下午迎接客人,一天忙得不亦乐乎。而到冬天就清闲多了,一般没有什么客人来,所以那个时候基本可以休息。她边说边做着手头的活,脸上挂满了笑容,看来旅游业确实带富了这里的人,而更美好的前途似乎还在前头。
2.探寻中俄未来的坐标
要解读华俄后裔,则必先要读懂俄罗斯,而要读懂俄罗斯则必须要有独特的视角,这就是我们在到达额尔古纳之后推翻原定考察方案,而临时决定要深入对岸的俄罗斯乡村时的思考。
我们要走进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家庭,去真切地体验这个民族的原乡生活,在依稀尚存的历史遗迹中探寻中俄未来的坐标。我们坚信,唯有原住民的质朴生活才可能保留下岁月的痕迹,这也正是拨开历史谜团的一根重要线头。
透过清晨的浓雾也能看到对岸的俄罗斯小镇奥洛奇。通往河边的土路已经被临时拉起的铁丝网拦住。其实从额尔古纳市经黑山头镇沿江公路一路过来,额尔古纳河风光虽然令人亲近,沿河的边境铁丝网却几乎和河流一样漫长,一直延伸到额尔古纳河下游,绝大多数地方根本无法接近河岸。室韦对岸奥洛奇沿河每隔数公里一座的岗哨哨塔提示着游客,两国的居民虽然比他们本国绝大多数地方的同胞生活得更近,不过几十米的界河依旧是咫尺天涯。室韦虽然是国家一类口岸,但和奥洛奇并没有开放民间小额贸易和人员交流。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漫长等待,官僚主义做派十足的俄罗斯海关的老爷们才让我们的三辆吉普车放行。汽车奔驰在一百年前还是中国的土地上,驶过的土路两旁分布着一排排的农舍,但并不是传说中那美丽的木刻楞,而只是一般的砖瓦房,平淡中依然透着整洁和素净。
汽车最后停在了一座废弃的工厂里,厂区已是野草丛生,破败不堪。一些机械设备懒洋洋地躺在正午的艳阳之下,早已是锈迹斑斑,伤痕累累。整个俄罗斯国家的缩影立刻浮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眼前,辉煌的日子已经随着一首首的苏联老歌永远变成了令人伤感的回忆,而未来却是一团难解的迷雾,久久地笼罩着这位业已破落的贵族。
好在我们只在那里凑合了一个中午,稍事休息后,随即便搬去了一户俄罗斯家庭。我们入住的那户家庭并不是由占俄罗斯多数人口的斯拉夫人组成,而是带有移民性质的亚美尼亚人。虽然同样是生活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但他们却还是一味地强调自己原来的身份。
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们隐隐地感到,用理性并不能了解俄罗斯,用一般的标准根本无法衡量它,它存在的是特殊的东西。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洪流在这里发生碰撞,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下,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的民族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俄在这片土地上的交融史,中间交织的恩怨情仇,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历史上中国或是东亚的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一南一北,大体上以年400毫米等降水线为界拉锯争斗了数千年。到近几百年中国前所未有的统一、消除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后,一个全新的对手却越过乌拉尔山从西而来。那里正是当年蒙古大军曾经征服过并建立了钦察汗国的地区。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内至今仍可看到一幅油画,油画上炫耀的是俄罗斯人和哥萨克在西伯利亚与当地的东方游牧民族作战的情形。西方来的入侵者用火枪和火炮终于消解了游牧民族数千年来在军事上的优势,占领了蒙古、鄂伦春、鄂温克等游牧民族的栖息地,迫使他们中的大部分部落退回到额尔古纳河东岸、黑龙江南岸的大兴安岭山地。额尔古纳河、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这些以鄂温克等民族语言命名的母亲河从此成为两个国家的界河。
今天,用历史的眼光,站在我们的立场,可以说他们是侵略。但如果用一种超然的眼光来看,当大家兵戎相见的时候,就像两个牧民,彼此有自己的牧场,另外还有一块牧场,原来是大家共同拥有的,现在准备把它确定下来,都想作为自己的牧场,肯定打仗。这个时候,实力决定一切,就像蒙古帝国的“上帝之鞭”横扫亚欧大陆一样。
的确,用包容的眼光看待历史,也许我们就可以不必为因民族融合而带来的民族文化的变异、湮灭而悲伤。因为你把何时开始算作起点?又能够把何时当做是本源?
正是这种横跨欧亚,兼有东西的地理特点,奠定了俄罗斯人精神结构的基础,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具有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即两极性。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
我们入住的这户俄罗斯家庭有五口人,包括父母,爷爷还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当年,爷爷被国家派来修铁路,出于对宁静乡村生活的热爱,便定居了下来。亚美尼亚人还跟一般的“正统”俄罗斯人不一样,他们的男人没有酗酒和对女人不负责的陋习,我们看到的是一户十分和睦快乐的家庭。勤劳的男主人因为有些经商头脑,在镇子上开了一爿杂货店,不但有了自己的车,一家的生活水平也跨入了小康标准,这点从他们家中的装修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吃的几顿饭也都很丰盛,从早餐的传统俄罗斯大面包和肉肠到中午的亚美尼亚白菜包肉和饭后的自煮咖啡,无不透出主人热情好客的本色。
一次午饭时,老爷爷激动地举起斟满伏特加的酒杯,深情地告诉我们:“我年轻的时候就跟中国人的关系很好,我旁边的人曾提醒我不要跟这些人走得太近,但我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没错,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这已成了我们家的传统。因为我相信中国人是善良和爱好和平的。”为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喝下了一杯辛辣的伏特加,共同祝愿中俄友谊地久天长。
俄罗斯民族乡的生活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历史又重新拉开了中俄民族融合的大幕,世界正期待一种更富建设性的重要力量因为双方的融合而更强大,从而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正如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家们预言的那样,俄罗斯民族力量的这种潜在性、不明确性和消极性正是它伟大未来的保证。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民最终会对世界亮出自己的见解,并且找到自己的位置。
室韦,这个额尔古纳河边的俄罗斯风情小镇,很是让人依恋,使人回味。正是在这里,我们融入了对岸俄罗斯村庄的笑声,看到南山下的悠然,两岸哨卡的和平,可贵的友好与宁静;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额尔古纳的星空,躺在窗边仰望近可点数的银河与流星,那种无比澄静、天人合一、叹为观止的绚丽,像两岸主人家的随和一样让人倍感亲切,不忍割舍,希望有机会必回看望……
3.中俄交往的另一段渊源
站在满洲里的“国门”前,无论是从这里看过去,还是从对面望过来,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却因为这个共同的结点而产生了深深的渊源。
1945年,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之际,陈云在沈阳曾动情地说过,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有三件事情最为艰苦卓绝——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南方八省根据地的三年游击战争,东北抗联十四年的苦斗。当年,东北抗日联军的星星之火之所以没有熄灭,还能屡败屡战,期间满洲里交通线的作用功不可没,正是通过这里抗联的队伍得以退入苏联进行休整,随时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满洲里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边疆口岸城市。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满洲里在百年风雨沧桑中成为蜚声中外的口岸名城。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满洲里作为连接我党与共产国际的红色通道,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党的大多数早期领导人曾冒着生命危险从这里出入中苏国境,有的人还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一些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工作人员也从满洲里入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
在中俄交通线纪念碑前,徐占江跟我们谈起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共同回顾中共那段“偷渡秘史”。
中俄交通线,结合历史来看对中共起了三大作用。
首先,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恩怨中,对比日本与俄国后发现,中国对“老毛子”应该更有感情一些。尽管沙皇俄国伤害过我们,但后来苏联共产党,即当时所谓的共产国际,在共产党的成长时期,一直是通过这个秘密交通线,交流各种情报,输送人员和物资,包括在国内全面封锁下被迫到苏联召开党的“六大”等重要会议,这些对于中共的快速成长以及夺取政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就是对抗日战争的支持,无论是对抗联的援助还是诺门罕战争的胜利,都间接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斗争。
最后,抗战胜利,苏联占领东北后,左手把东北拿过来,右手就悄悄交给了中共。按道理应该是蒋介石最有条件抢,最后却是共产党得了,肯定是苏联在里面帮忙。这个地方历来就是一个天然粮仓,演兵场,国共之间二十多年的争斗,一直是共产党处于弱势,没想到一拿到东北黑土地,立刻兵强马壮,三年多就把中国给拿下来了,再现了祖宗的护佑,又一次成为“历史的厚待”。
现在说起满洲里,世人还会联想到那位曾经是中国首富,后来却又成为中国首骗的南德老总——牟其中。他曾野心勃勃地宣称要投资100亿元,在这里开辟一个1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从此两国的火车可以直接进入贸易区,迅速卸下货物后重新装车,这样一来边境火车的过货能力和两国的贸易额将会大大增加,从而把满洲里变成“北方的深圳”。但也正是这笔生意触发的信用证诈骗案把他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尽管年近古稀的老牟还在狱中积极准备着彻底平反和重振南德的那一天,但满洲里却早已走出了那段历史的阴影,步入了边贸经济健康发展的正轨。
“欧亚大陆桥头堡”——满洲里国门
满洲里市地处中、俄、蒙边境地带,素有“亚洲之窗”和“欧亚大陆桥头堡”之称。因为其特殊及优越的地理位置,90年代初期的满洲里市就已经确立了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受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贸易格局的制约,当年那种小商小贩式的“倒包”经济只红火了几年便沉寂了下来。
新世纪的曙光带来了新的机遇,2000年后满洲里市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优势,确立了以发展“路桥经济”为重点的方针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改善铁路站场和口岸公路,使满洲里口岸通关过货量由1999年的480万吨猛增到2005年初的1500万吨。当我们首次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马上就感受到与其他边境城市大为不同的气势规模与发展水平。走进市区,各式俄罗斯风格的建筑整齐地林立在一排排的胡杨树后,偶尔还能见到设计典雅的高层公寓住宅。据随行的呼伦贝尔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随着中俄两国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和紧密,每逢周末,这里的餐馆和酒吧便会成为欢乐的海洋,一天大约会有两千左右的俄罗斯人过来享受这边的夜生活。另外,平时很难找到住宿的地方,因为火爆的宾馆里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客商。
满洲里的繁荣已经为中国其他边境小城的经济发展树立了标杆,而随着中俄贸易关系的日益紧密,老牟曾经试图打造的“北方深圳”,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
四、天堂草原华夏后院
作为国家级重点旅游区,呼伦贝尔以其绝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异国情调、灿烂的历史文化、多样的民族风情,在中国乃至世界旅游市场上占据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这片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温带草原,使呼伦贝尔具有了国际影响的草原生态环境;满洲里洋溢着俄罗斯风情的商旅娱乐和额尔古纳俄罗斯民族乡极富传奇色彩的民族融合,使呼伦贝尔充满了原汁原味的异域风情文化;从美丽的大草原到神秘的原始森林,风情万种的呼伦贝尔孕育了中华文明中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并驾齐驱的草原文明,这里曾留下众多草原民族的文明足迹,这里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起点,这里有百年印记的“淘金之路”上诸多人文、历史的见证,这里有中俄两国人民的交流和融合史;作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和东北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长廊,呼伦贝尔至今还保存着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被称作“三少民族”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就都在呼伦贝尔境内,众多的少数民族在这里共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民族风俗画卷。
呼伦贝尔旅游资源的自然与人文禀赋不可不谓深厚,然而2005年以前旅游产业的发展却存在着严重的瓶颈,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陈旧落后。
呼伦贝尔大量的旅游资源呈“只见满天星斗,难寻一轮明月”的“小而散”式分布,资源泛化,整个区域遍地开花,缺乏拳头性的旅游产品。长期受传统旅游发展模式的制约,旅游线路“行长游短”,缺乏盈利性。加之,呼伦贝尔夏季温凉短促,冬季寒冷漫长,以自然资源为对象的传统观光旅游仅能持续三个月左右,季节性因素限制了旅游消费,进而影响了旅游收入。回顾呼伦贝尔旅游产业当时的发展状况,不仅是冬季旅游没有破题,夏季黄金期的旅游市场和潜力也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
呼伦贝尔的旅游产业正强烈呼唤战略思路的突破,发展模式的创新,旅游产品的升级。
1.三大战略思路
我们在对呼伦贝尔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作了全面梳理后认为,呼伦贝尔旅游产业实现突破的关键既不在于强求全市“撒胡椒面”式的均衡发展,也不在于刻意追求冬季旅游淡季的破题,更不在于盲目投入巨资,进行重复性建设。而是在于呼伦贝尔旅游产业发展能否实现资源和产品的整合;能否聚焦于强势旅游产品的突破发展;能否实现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联动;能否跳出自我循环的怪圈,走出一条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呼伦贝尔旅游产业实现突破的三大战略思路:
一、龙头拉动:以大型主题性节庆活动为龙头,整合旅游资源,聚焦强势旅游产品的打造,实现重点突破,最终拉动全市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产业联动:“跳出旅游做旅游”,以“大旅游”带动“小旅游”,实现旅游产业与城市营销、招商引资、口岸经济、商贸物流、会展经济、房地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的联动,延长、做粗全市“大旅游”的产业链条。将目前单一的观光旅游格局提升为多元的体验旅游、商贸旅游、度假旅游、休闲旅游、文化旅游与观光旅游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对现有旅游产品创新、复合与提升,实现旅游产品的升级换代。
三、内外互动:跳出自我发展的“小循环”,主动纳入“走出去,请进来”的开放式“大循环”。以中、俄、蒙国际论坛为平台,将呼伦贝尔送出去,把世界请进来,通过优势资源、强势产品的国际营销,吸引国内外知名旅游集团的投资与合作,使呼伦贝尔的旅游产业发展走上超常规的外向型发展道路。
2.三大发展模式
借鉴国内相关城市在旅游产业实现突破式发展的成功经验,结合呼伦贝尔旅游产业突破的三大战略思路,立足现有的基础条件,我们为呼伦贝尔旅游产业特别设计了快速实现突破的三大发展模式:
一、论坛拉动模式(博鳌模式):呼伦贝尔作为国家北疆开放的龙头,中俄蒙合作的前哨与和谐发展的典范,已经具备了承办国际论坛、会展的基础(如此前举办的中俄蒙科技展、三国旅游节、三国选美赛等),拥有了以论坛拉动旅游的先决条件。当务之急应以“中俄蒙大金三角国际论坛”为抓手,大力发展“海满额小金三角”的论坛经济,通过举办重量级的论坛会议,获取世界关注,成为国家间对话、交流、协作的平台,吸引海内外政务、商务等高端客流,拉动周边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的建设,最终带动旅游、商贸等第三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要将海拉尔打造成“北疆会展之都”、“北国论坛之都”,最大限度地激发论坛拉动旅游的效应。
二、商旅复合模式(满洲里模式):呼伦贝尔的旅游要想突破季节限制,仅靠旅游自身不可能完成,必须将旅游与商贸相结合,应将商旅复合模式加以放大并予以推广。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商旅结合的都市消费型旅游,即把旅游业的发展与广义的商贸、商务与服务业结合起来,商旅结合、展旅结合、体旅结合、文旅结合,通过商贸、商务与服务业的发展,吸引大量高端商务型客流,带动旅游业的发展。这种模式在呼伦贝尔表现最为典型的是满洲里市,满洲里市以物流口岸、边境贸易、俄罗斯风情为特色,辅助各类展会、论坛与赛事,吸引了大量中外客商,带动了都市旅游的快速发展。
三、体验旅游模式(丽江模式):体验旅游模式是依托旅游目的地独特的自然生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大量的参与性活动,为满足旅游者享受特殊体验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以中高端消费为主的旅游形式。这种模式最为成功的是云南的丽江。它能强力拉动旅游基础设施以及软环境的建设,迅速形成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旅游独特体验地,产生品牌效应。
3.三张旅游王牌
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呼伦贝尔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倾力打造旅游产业的拳头产品,实现旅游产业的重点突破。根据生态化、人文化、休闲化和国际化的要求,我们认为呼伦贝尔的旅游业应打好“三张王牌”:
一、“天堂草原”的生态牌:依托世界第三大自然草原的生态优势,借助于呼伦贝尔的区域中心城市做强战略,以海拉尔为中心,整合周边旅游开发相对较早,基础设施较完善的陈巴尔虎旗的呼和诺尔草原、金帐汗部落和鄂温克旗白音呼硕草原,建设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草原生态休闲景区,使之成为高端休闲、深度体验和新潮探险旅游的核心景区和主会场。
在旅游产品的设计方面强调高举高打。首先,要创新发展草原经济,建设高端的“私人牧场”,吸引国内外高收入阶层的人群来此购买体验牧业生活,重新定义中国“贵族”标准;其次,将马业与旅游业结合起来,重振“三河马”的雄风,建立一个高端的草原马城,把世界马展馆、国际赛马场、私人马庄和骑术学校纳入其中;其三,以海拉尔成吉思汗文化园为起始点,用成吉思汗逐草四方,征战天下的故事贯穿其间,开辟出一条自助性质的“天骄之旅”线路,把呼伦贝尔主要旅游景区、景点串联起来;其四,以“驰骋草原,领略北疆”为主题,打造中国规模最大的汽车自驾游公园,呼伦贝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自然景观精彩多样、民族文化异彩纷呈、三国边境漫长连绵、异国风情独特浓厚,此外还具有极端严寒的冬季气候条件,正是发展自驾游的绝佳之地;其五,冬季从海拉尔到阿尔山,设计一条“冰火两重天”的体验之旅,从白雪皑皑零下40度的冰雪中到零上40度的温泉里,白天滑雪,晚上泡温泉;最后,参照国外流行的度假地(如瑞士的达沃斯),结合额尔古纳市西山脚下根河湿地、西山的山势和林地景观,设计生态化、景观化的国际休闲会议中心,使之成为“中俄蒙国际论坛”的会址之一,平时则是面向国内外大企业、大集团的大型休闲会议中心。
二、“华夏后院”的人文牌:在展现呼伦贝尔历史人文资源的旅游产品设计上,我们创新地提出了“五个一”工程。1建设一个成吉思汗文化园,让成吉思汗文化在呼伦贝尔得到传承、展示并发扬光大,成为世界成吉思汗朝拜地,同时提高呼伦贝尔的外界认知度;2办好一个民族博览园,集中展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源流史和生产生活状态;3恢复一个蒙古部落,小范围恢复蒙元时期的金帐汗部落的传统游牧方式,让金帐汗蒙古族部落在莫日格勒河流域游牧,恢复蒙古族的放牧、套马等体验性活动;4组织一个“旅游那达慕”,按狂欢节的操作手段,充实与提升传统、民族的体育竞技类“那达慕”,除了各少数民族的体育竞技表演活动(叼羊、赛马、套马、摔跤、射箭、唱歌、篝火晚会、草原婚礼等)外,还可以与汽车自驾游等结合,开展新型的竞技比赛,如汽车拉力赛、摩托车赛等;5唱响一台大戏《成吉思汗》,借鉴《印象·刘三姐》的制作、经营方式,根据城市营销的传播需求,使《成吉思汗》成为呼伦贝尔城市营销的核心展示品。
三、“俄式风情”的国际牌:在旅游产品的打造上,按硬件建设、软件建设两个角度来划分为六大举措——硬件建设方面包括在海拉尔建设一个俄罗斯城,使之成为“中俄蒙国际论坛”的永久性会址;在满洲里和额尔古纳分别打造两个俄罗斯风情小镇,使之成为具有观光、休闲、度假、娱乐等功能的度假胜地;在室韦建成一个俄罗斯族民俗村,集俄罗斯风情的餐饮、住宿、娱乐、购物、休闲为一体,特别增加华俄后裔的生活方式体验,如让游客住“木刻楞”、洗蒸汽浴,过“巴斯克节”等。软件建设方面则包括举办一个“中俄蒙国际论坛”,举办一系列“会展节事赛演”,组织开发中俄蒙边境旅游。
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指明。仅仅经过了五年多的时间,呼伦贝尔的旅游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2004年,呼伦贝尔全年共接待旅游者281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仅有357亿元人民币;而2010年的旅游接待人数已经达到了98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145亿元,实现了质的飞跃。2006年呼伦贝尔被评为“中国最佳民族风情魅力城市”;2007年,呼伦贝尔从全国31个候选地中脱颖而出,入选中国十大“新天府”,当年的旅游旺季,呼伦贝尔出现了一票难求、一床难求的现象;2008年呼伦贝尔荣获“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称号。近年来,到呼伦贝尔旅游的人数正以每年近100万人次的速度递增。
据呼伦贝尔市旅游局局长钱瑞霞女士介绍,现在呼伦贝尔市旅游业已经有了一个转型,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现代的休闲度假旅游和文化体验旅游转变,主打呼伦贝尔的草原生态旅游和民俗风情旅游。
在自然资源方面,依托大草原、大森林、大水域、大冰雪、大口岸、大民俗、大湿地和天池群等丰富旅游资源,呼伦贝尔构筑了以草原、森林、湖泊、口岸、少数民族风情等为主的一批重点旅游景区景点,初步形成了“一条黄金曲线、五条精品环线、两条特色单线、五大客流中心”的“1525”大旅游格局,自然生态游、民俗风情游、出入境游为主要内容的旅游产业正在不断壮大。
为了解决季节差异,推动四季旅游均衡发展,呼伦贝尔以红春杜鹃节、绿夏草原那达慕、金秋大兴安岭森林摄影节、银冬冰雪那达慕等四季旅游品牌为载体,精心打造出一系列富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旅游节庆活动。并且借助中央电视台和旅游卫视等媒体平台,展开了全方位的宣传促销活动,使呼伦贝尔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2007年开始,呼伦贝尔引进了世界500强的博世集团,在牙克石建立了亚太地区最大的汽车冰雪测试中心,中国规模最大的自驾游公园开始起航。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申办国家级、世界级冬季体育赛事,主动争办世界儿童合唱节,坚持高起点、高立意、大投入,全方位展现呼伦贝尔的民俗、文化和历史内涵。
在人文资源方面,独具呼伦贝尔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已经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呼伦贝尔倾力打造的五张文化名片——儿童合唱《五彩呼伦贝尔》、音乐诗《天边》、大型实景演出《成吉思汗》、历史话剧《拓跋鲜卑》、蒙古古乐《蒙兀室韦》已是蔚为大观,正以独特的魅力强烈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正如我们所展望的那样,呼伦贝尔的旅游业正沿着既定的轨道,由点到面,由易到难的稳步前进。五年来的变化已经向世人昭示,只要战略正确,思路对头,呼伦贝尔的旅游业引领时代,蜚声中外将指日可待。
大旅游黄金法则之五
新产品法则:大转型呼唤“四化”产品
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市场需求,大旅游时代正强烈呼唤全新的旅游产品。
纵览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轨迹,旅游产品的开发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简单的资源导向阶段:旅游起步时期,即温饱阶段,受经济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制约,此时的旅游产品只注重资源的简单利用,即通过“圈地卖票”来获利。
粗放的产品导向阶段: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理念的提升,资源性的旅游产品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时全国普遍出现旅游景点推倒重建而再利用、再开发的现象,但由于策划的缺失,产品在规划时多以自我为中心,存在大量的主观臆造成分,从而导致主题混乱,人工痕迹偏重的旅游产品充斥市场。此时,因为市场意识不强,同质化严重,加上以观光为主,市场空间仍然很小,这是一个成长时期。
现代的市场导向阶段:迎来二十一世纪,中国步入小康社会,旅游进入大发展时期,大旅游时代的市场需求开始出现休闲化的发展趋势,此时,不再是过去那种有什么干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干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大旅游时代,旅游产品的发展进入现代的市场导向阶段,又该如何实现升级换代呢?
首先,大旅游时代的产品特征是“四化”,生态化是基础,人文化是核心,休闲化是准则,国际化是目标。生态体现自然的魅力,是市场吸引力的基础;人文展现社会、历史、民俗的精华,是体验的核心,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的旅游是盲游,没有旅游的文化是僵化;大旅游时代是一个休闲旅游占主体的时代,休闲已成为当今最大的市场商机,所以旅游产品的设计必须要满足最广大的消费需求;世界正进入扁平化时代,大旅游时代的产品应当是世界级的产品,国际化便成为其基本要求。
其次,大旅游时代的产品标准是“四度”,即世界一流的高度、市场需求的广度、本土文化的深度、产业发展的关联度,只有同时具备“四度”的产品,才拥有唯一性、权威性和排他性的强大竞争力,也才可能在国际旅游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因此,旅游产品的开发必须以“四度理论”来作为衡量的准绳。
第三,大旅游时代的产品导向是“五向”,向着需求个性化、产品多样化、市场细分化、形象主题化、品位贵族化五个方向发展。品位贵族化,并非意味着豪华、超豪华,而是必须挖出文化来。吃饱喝足绝不叫文明,程序复杂才叫文明,文明达到极致就是文化,文化达到极致反而返璞归真。所以,休闲产品必须往高端走,从品位角度讲就是要贵族化。
第四,旅游产品开发,找魂是前提,定位是关键。现在市场上随处可见大量不伦不类或名不副实的旅游产品,不是魂不附体就是文不对题,定位不准、主题混乱、胡乱嫁接、生搬硬套,正严重困扰着中国旅游产品的发展。笔者在对自身大量的旅游策划实践总结后认为,大旅游时代的旅游产品定位,前提是必须立足市场,放眼世界,遵从“三因理论”,即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定位的准则应该遵从“四从理论”,从全球旅游的发展阶段找规律;从休闲经济的时代趋势找市场;从全国旅游和区域旅游的布局找坐标;从地方文化和产品本身的资源禀赋找方向。四者融会贯通,才能打造出符合大旅游发展趋势和满足现代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大旅游时代,在全民旅游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只有打造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全新旅游产品,才能最大限度地抓住历史机遇,傲立于旅游浪潮之巅,带动区域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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