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旅游时代，旅游业正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旅游业作为一种“无烟工业”和“无形贸易”，已成为后进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选产业。
谁能想象瑞士如今价值连城的明山净水，过去也曾是土地贫瘠、生计艰难的穷山恶水；又有谁能相信曾是一片荒漠的拉斯维加斯，竟会变成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土鸡变凤凰，青蛙变王子，而实现这些人间奇迹的魔力棒正是旅游。
当中国发达地区的人们有了钱，有了闲，有了对人生价值标准的重新评判，有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当神秘的东方大国再度焕发出世界魅力，当越来越多海外人士踏上这片神奇国土，中国大旅游时代的序幕便已轰然开启。
西部未经雕琢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正是东部人们的渴求，而东部的物质文明也正是西部人们摆脱贫困的迫切之需。然而，信息不对称，道路没打通，平台没搭建，有需求没供给，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
大旅游时代，广大西部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世纪课题，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如何选择合适的旅游形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而实现统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红枫湖的旅游发展只有走生态化和高端化之路，才能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红枫湖的灵魂就是“清凉世界，休闲天堂”，未来旅游发展的定位应当是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原生态、本土化的国际级休闲度假区。
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而建立的毕节试验区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岩溶贫困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的试验区，比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要早四年。
毕节试验区的超前探索和实践，被认为是后来“十六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雏形和策源地。20年后的今天，一向默默无闻不懈探索的毕节试验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更是被理论界冠以“科学发展观摇篮”的称号。
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已经成为贵州告别传统的“现代化”和“GDP”崇拜，实现从“落后”跳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从“农业文明”跨越“工业文明”直接达到“生态文明”的希望所在。
抓住“多彩贵州”和“神秘夜郎”这两个可以包容贵州文化旅游特色的亮点，通过文化交流协作，实现新的区域经济协作，可使旅游业真正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为贵州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贵州的原生态、纯天然、欠开发恰恰成就了自身在大旅游时代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因为山高路险、落后封闭，才使得现代文明不至，原始文明不失，才使得贵州有从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贵州要走由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贵州旅游不能靠门票经济，而要靠由大众旅游到生态旅游，由观光旅游到休闲旅游的增长方式大转变，其中生态环保是第一位的，环境就是生产力、生命力、竞争力。
目前我国很多生态旅游实践并没有达到生态旅游的本质要求，着重强调了生态旅游“走进自然”的一面，而忽略了生态旅游“保护自然”的目标。
生态旅游应当把生态保护作为既定的前提，把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作为核心内容；生态旅游是一种求知的高层次旅游活动，绝非一种打着“生态”幌子的普通大众旅游。
市场高端化、形态专业化、内涵人文化、目标可持续化，成为衡量生态旅游的四大基本特征。
题记
“中国旅游，九五看云南，十五看四川，十一五看贵州。”
——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顾朝曦
大旅游时代，旅游业正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
旅游业作为一种“无烟工业”和“无形贸易”，已成为后进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选产业。世界研究表明，旅游业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带动性和延展性，其直接涉及十四个行业，间接影响四十七个行业，能够延长产业链、搭建区域网，对相关行业产生巨大拉动力。其不仅覆盖从传统服务业到现代服务业的几乎所有行业和门类，如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商贸服务、教育培训、论坛会展、房地产等；还会拉动农业和相关制造业的发展，如观光农业、观赏林业、土特产加工、纪念品生产等。
旅游业作为一个绿色综合性产业，对拉动西部落后地区的发展意义重大。在经济方面可刺激增长、减少贫困；在社会方面可创造就业、提高收入；在环境方面可保护生态、延续文化，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PRED）的关系，平衡城市产业升级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生态保护和城乡一体化。这一切正与中央政府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建设和谐社会，拉动内需，推动国土整治和城乡统筹的大方向不谋而合。
旅游业又是天生的外向型产业，能极大地提高一个区域的知名度，引入外部消费，推动区域超常规发展。如博彩业的兴旺使拉斯维加斯从一个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旅游目的地；一次奥运会的举办使悉尼旅游城市地位的提升提前了十年；1999年的世博会更使昆明提前十五年完成了城市加速器的打造。
可见，旅游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是一个平台，一个抓手，一个契机，一个时代。走过了房地产一枝独秀、新城区蔓延疯长的“大盘时代”，区域经济时代已经来临。其中城市作为区域内重要的节点对周边乡村的带动和依赖愈趋明显。一边是城市外围欠开发的广大乡镇和农村，另一边则是现代人拼命逃离城市的拥挤和污染，此时旅游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开始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
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已步入后工业时代，而广大西部地区却还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甚至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期；东部的两三亿人口率先享受了工业文明的繁荣，同时也在承担工业污染的代价，而西部的人们却空守着蓝天净土、青山绿水而遭受穷苦贫困，世外桃源更成为穷乡僻壤的代名词。
西部未经雕琢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正是东部人们的渴求，而东部的物质文明也正是西部人们摆脱贫困的迫切之需。然而，信息不对称，道路没打通，平台没搭建，有需求没供给，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
西部大开发让广大落后贫困地区看到了发展的希望，但西部大开发是否就是大干快上的“西部大开荒”？
西部亟待开发，急于开发，怎么开发？如何避免重蹈东部“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
西部的原生态人文和最后的净土必须保护，如何保护？保护是否就是不作为？
大旅游时代，广大西部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世纪课题，那就是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如何选择合适的旅游形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而实现统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新世纪之初，当我们开始不断介入贵州省各地、市、州的旅游发展战略策划时，便已强烈感受到，破解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世纪难题是何等的迫切。
一、贵州是谁
古往今来，无数王侯将相的荣辱与文人骚客的笔墨为三峡涂抹上无数传奇和浪漫的色彩；张家界的“奇峰三千，秀水八百”举世称奇，兼容了灵秀与壮美；桂林素有“山水甲天下”的美誉，其清隽脱俗自不必说；川滇藏交界地带的冰峰雪岭之所以颠倒众生，凭借的是其无与伦比的异域风光和远离红尘的遁世情怀。
然而，贵州是谁？贵州从哪里来？贵州现在有什么？贵州将向何处去？
诸葛亮在前后《出师表》里曾对贵州一笔带过：“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因为孔明先生的名气大，文章又很动人，这“不毛之地”的说法于是深入人心，莽莽云贵高原在中原人士眼里，成了处处“蛮烟瘴雨”的荒漠；清朝，贵州出过“三状元一探花”，为“黔无人”正了名，令全国士人刮目而视。这固然是贵州的荣耀，也为贵州人所津津乐道，可是从绝对数字上看，贵州举一省之力，科举三甲尚且不及江南地区的一个小县城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不过是耳食之谈，还颇带几分贬义……思来想去，确实乏善可陈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里，贵州竟似乎一直是沉默而失语。
翻开贵州的省志，明朝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以军事手段将思南、思州土司田琛、田宗鼎逮赴京师处斩，设贵州布政使司，成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贵州”这一名称才偶尔见诸文献。以封建王朝和中原为记述主体的历史文献，很少记述贵州发生的事情，即使不能不记，也总是几笔带过。这给后世的史学家们造成了许多难题，因为有许多断链，贵州历史的发展脉络总是连贯不起来。即便史书记录过的人和事，寥寥几段文字，也只能给人一种模糊印象。这也许正是贵州诸多历史之谜，至今未获破解的原因。由此也足见贵州在中华文明史中的边缘地位。
那么，贵州现在有什么？有人概括说，“一个瓶子（茅台酒）一间房（遵义会议会址），一棵大树（黄果树瀑布）好乘凉。”这一说法固然形象，却显得贵州愈发单薄了。瀑布只能拿来看，酒只能拿来喝，城楼只能拿来瞻仰，只是三个独立的部件，构不成整体。少数民族风情，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云南；云烟川酒，生生没有贵州的份；川藏、滇藏两条茶马古道均绕贵州而行；吃辣拼不过四川、湖南，食怪比不了云南深入人心；唱大歌广西有个刘三姐，论舞蹈云南出了个杨丽萍……地域形象模糊如贵州者，怕是放眼全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要说贵州地域知名度的蜚声，还得益于一个关键词：革命。近代的革命战争无形中成就了贵州。中央红军为期两年的长征有近一年的时间是在贵州境内活动。建立了多个革命根据地，上万名群众参军，涌现出王若飞、邓恩铭等一批革命将领。遵义会议、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大战娄山关、兵临贵阳城，贵州的山山水水都曾沐浴枪林弹雨，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抒写下辉煌篇章。
长征文化，赋予了贵州荣耀的红色形象。但这些对贵州追赶现代化，成为经济大省却已是贡献不大。到了现代，围绕贵州的关键词已经变成了：贫困。戴着“中国的第三世界”这顶帽子，红色的贵州，成了一个赤贫的符号，“老少边穷”涵义的诠释者，各级政府头疼的老大难，屡屡见诸报章，民间口口相传，都围绕着一个字——穷。
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这方水土天生贫瘠？因为这里人们懒惰无能？
如果不是，为何历史如此薄待贵州？
贵州该怎么办？贵州有没有出路？贵州将向何处去？
二、贵州思变
2002年4月，贵州省与世界银行、世界旅游组织、国家旅游局合作，正式启动《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工作。资金来源是世界银行的技术贷款，项目名为“贵州特色产业规划”，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世界银行首次为旅游行业专门立项，特别贷款。国家旅游局和世界旅游组织提供规划质量的监控和指导，面向全球招标，最终从31家竞标公司中选定爱尔兰国际旅游公司进行编制。
2002年9月《贵州省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在北京通过了专家评审。专家组一致肯定，《总规》是集科学性、创新性、可操作性为一体，在中国省级旅游发展规划中居一流水平。国家旅游局负责人指出，该项目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为中国省级旅游发展提供了一次成功的范例。
2002年11月，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西斯科·弗朗加利先生向贵州省政府递交了《总体规划》英文文本。时任省长石秀诗亲自就其实施作出指示安排，正式宣布旅游业开始成为推动贵州经济实现快速、持续和跨越式发展的支柱产业。
此时，周边的九寨沟、张家界、丽江等地，旅游浪潮已是风生水起，贵州的起步晚了。但从这一系列大动作，不难看出其后发制人的决心。是的，贵州该变了，必须变了，而这个变革的突破点，贵州选择了——旅游。
2005年初，原海口市委书记王富玉调任贵州省委副书记。这位海南旅游高歌猛进的幕后推手，上任之初给予贵州的见面礼便是一个响亮的旅游招牌——“多彩贵州”。
4月，首届“多彩贵州”歌唱大赛率先亮相，唱响了一批颂扬贵州的歌曲，挖掘出许多丰富多彩的民间资源，振奋起贵州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10月，大型史诗般的民族歌舞剧《多彩贵州风》随之登场。这台异彩纷呈的歌舞盛会，由贵州省委、省政府斥资800万元打造而成，气势磅礴地表现了贵州各少数民族的风情，创作意图直接针对旅游市场。首演便获得轰动效应，此后连续商演100余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贵州演出市场上创下多项纪录。此时，各大旅行社更是争相推介，从而使旅游产业与旅游企业形成了良性互动，极大地提升了贵州旅游的文化品位，铸造出一个贵州旅游的文化品牌。
大型民族歌舞《多彩贵州风》当年，贵州旅游收入便以4985%的速度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全年旅游总收入达到了250亿元，媒体纷纷总结，这在贵州文化产业的发展史上绝对称得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序幕已经拉开，高潮即将到来。
2006年，“十一五”开局之年。贵州坚持“生态立省”，将发展旅游业上升到了举省战略的高度，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将贵州建设成为“多民族特色文化和喀斯特高原生态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使旅游业成为贵州省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初步建成旅游大省、西部旅游热点地区。
2006年6月，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调任贵州代省长，这位坐镇广州十年的老书记，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来到西部后进地区贵州，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要启动“双高”工程，打通贵州与珠三角的交通瓶颈——贵阳至广州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
届时，从广州到贵阳乘火车将由目前的21个小时缩减至6个小时；乘大巴将由18个小时缩短为8个小时。这将大大加快两地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融通，极大推动泛珠三角一体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贵州省委、省政府领导还亲自披挂上阵，携精兵强将，南下北上，西出东进，以“喀斯特王国·多彩贵州”、“原生态秘境·多彩贵州”、“避暑胜地·多彩贵州”等一系列主题，在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旅游推介会和招商洽谈会；“多彩贵州”电视宣传片频繁播放；“多彩贵州”这个大品牌下也已衍生出了若干支系：2006年的“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选拔大赛、2007年的“多彩贵州”舞蹈大赛；连续三年，《多彩贵州风》从展演、巡演到商演，已经唱遍全国，舞到了全世界，收获鲜花和掌声无数；此外还有，“多彩贵州”龙舟系列活动，玩起了奥运概念；“多彩贵州”快乐环保系列活动，搭上了“快乐男生”的顺风车。“多彩贵州”这一系列高规格、高频度、大规模的活动，可以说是对贵州沉淀了上千年的本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展示，再加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播渠道的推波助澜，一夜之间便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了贵州。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截至2008年，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已经举办了三届，贵州旅游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已是节节攀升。连续三年，旅游接待总量和总收入两项指标，增长速度双双保持在50%以上，居全国首位。其进展之迅速，成绩之突出，连贵州人自己都没有想到。“中国旅游，九五看云南，十五看四川，十一五看贵州”，原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顾朝曦的这句预言俨然已经成了业内共识。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贵州旅游业已开始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而与此同时，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显现，一个个巨大的历史课题摆在了贵州省各地、市、州政府的面前——
如何使原始的生态资源由发展的劣势转变为产业的优势？
如何用好优良的生态资源，避免重蹈东部的覆辙，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何选择合适的旅游形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而实现统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贵州旅游的大发展，正强烈呼唤正确的战略、科学的思路和理性的行为。
三、贵阳红枫湖之忧
有水皆污，逢雨必酸。
“滇池悲剧”与“太湖危机”，作为首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深刻教训，发人深省。
昆明滇池作为中国第六大内陆淡水湖，全国首批十二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一。自遭工业与生活双重污染后，已经过十几年的治理，前后共投入资金达48亿元之巨，但至今水质仍未根本好转，治理形势依然严峻。
江苏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和风景名胜区。但随着周边苏、锡、常等城市突飞猛进的工业化发展，大量的工业污染被排入湖区，导致水质严重富氧化，直接引发了2007年的无锡饮水危机。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中国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触目惊心，后患无穷。
此时，作为贵阳市重要饮用水源地的红枫湖，也正面临着巨大的隐忧。在大量低质的观光旅游趋向沉寂后，随之而来的是工农业污染和水质富氧化，贵阳城乡居民的饮水安全正遭到威胁。粗放工业化、湖区生活化、庸俗城市化，这些都是昆明滇池、江苏太湖的前车之鉴。污染若深，积重难返，红枫湖作为国家4A级景区，如何兼顾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如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三效合一？如何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可持续之路？
2007年4月，当红枫湖所属贵阳清镇（县级市）的主要领导，带着这些疑问找上门来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这些难题的破解，对实现广大西部地区旅游产业的科学发展，必将意义非凡。
红枫湖，位于贵阳之西32公里处，属贵阳县级市清镇管辖，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高原湖泊，湖面辽阔，湖水清澈，湖汊蜿蜒，192个大小岛屿及半岛散布其间，形成山外有山、水外有水、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奇异景观，素有“高原明珠”之美誉。红枫湖水域面积572平方公里，作为贵阳的水源地是贵州高原第一大人工湖，比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大12倍，相当于6个杭州西湖。因湖边有座红枫岭，岭上及湖边多枫香树。深秋时节，枫叶红似火，红叶碧波，风景优美，故名“红枫湖”。
“高原明珠”——红枫湖红枫湖风景名胜区1981年建立，1987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审定为贵州省省级风景名胜区，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上世纪九十年代，红枫湖作为重要的观光景区在贵阳乃至贵州曾经红火一时。近年来，由于景区老化，观光游日渐走向没落，加之湖边低质开发，乱搭乱建，进一步加深了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生态危机开始显现。该如何重新定位红枫湖的战略发展方向？该如何重新选择红枫湖的旅游开发模式？该如何重新寻找红枫湖在整个贵州旅游版图中的唯一性和权威性？
经过近五个月的调查与研究，在对红枫湖的前世今生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后，我们认为：红枫湖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景区开发，而是事关整个大贵阳区域的发展战略提升。因此，如何摆脱低质盲目的粗放型发展，实现统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区域战略的首要任务。
1.大贵阳走势
2000年4月，在由贵阳市政府举办的西部大开发高层研讨会上，我们就认为：对旅游业来说，落后也是一种优势，不失原始古朴之美，原生态就是生产力；贵阳可以定位成“森林之城，休闲胜地”。
2001年8月，贵阳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将贵阳市定位为“森林之城”。
同年，亚欧森林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贵阳召开。贵阳的第一环城林带得到了专家的高度评价，称赞贵阳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城。
2002年，总面积132万亩的第二环城林带建设正式展开，历时5年新造公益林30多万亩，并建成以竹、梅、玉兰、樱花、桂花、杏花为主调树种的六大主题公园。
2004年11月，第一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在贵阳举行，经专家组审定，国家林业局授予贵阳市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贵阳不仅有了一张崭新的名片，而且“让城市拥抱森林，让森林走进城市”的环保新概念，也从贵阳扩展到国内众多城市的生态建设中。
在此期间，“森林之城”一直是贵阳打出的旅游王牌。
然而，无论是与东部省会旅游城市，还是西部的成都和西安相比，贵阳对整个贵州旅游市场的吸引力与辐射力还远远不够。
近几年，贵阳旅游接待人数只占全省总接待人数的25%左右，旅游收入仅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20%上下，两项指标远远落后于成都和西安近50%的水平。可见，贵阳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旅游集散地、过境中转站，尚未上升到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伴随大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需求不断变化，当下贵阳的核心价值又在哪里呢？早先“林城”的定位固然具象，但终究肤浅，未能充分展现出贵阳最具独特魅力的“魂”。那么，在大旅游时代又该如何重新定位贵阳的旅游形象呢？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国际上避暑消夏旅游风潮日渐高涨。夏天，在我国南方的部分省区甚至出现40摄氏度高温天气的时候，地处西南的贵阳却是一片清凉世界。
2006年，在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中国城市杂志社、中国城市研究院亚太环境保护协会中国委员会等联合推出的“中国避暑旅游城市排行榜”上，贵阳荣登榜首，按排名规则，专家一致通过贵阳获得“中国避暑之都”的特别美誉。
2007年“首届中国避暑旅游经济论坛”在贵阳召开，正式公布了“中国避暑旅游城市评价体系”，贵阳成为避暑旅游城市指数研究基准地，建立了以贵阳为参考范本和基准的避暑评价模式，以及贵阳自身避暑旅游、避暑产业、避暑经济与避暑城市建设的综合指标“贵阳指数GYI”。
气象科学研究表明，贵州全省日照时间多年来平均介于1100‐1600小时，相当于同纬度东部地区的2/3，云南的1/2。由于贵州云多层厚，紫外线的照射不强，十分有利于人体健康。
2008年，在由世界城市合作组织评价中心、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GN国际合作委员会、亚太环境保护协会APEPA、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APV、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WHI人类生态文化遗产中心、香港中国城市研究院CUI、中华口碑中心CPPC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全球避暑旅游名城口碑金榜》中，贵阳位列全球第七，中国第一。
“全球逐步变暖，趋势逆转困难，在此严峻背景下，世界各地的避暑型气候资源愈发成为紧缺和珍贵之生态环境资源。进一步摸清世界各地重要的城市避暑旅游资源状况，促进其得到人们悉心爱护与着力保护，同时，通过评价与精选，为世界各地游客选择避暑旅游城市时提供必要的导向与参考。”这是避暑旅游名城评选机构进行相关评选的目的。
目前“森林之城，避暑之都”已经成为贵阳的崭新定位，贵阳旅游的关键词“避暑”日益凸显出来。在全球变暖温室效应肆虐的大背景下，贵阳人置身其中却浑然不觉的凉爽气候对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南亚等地旅游市场的吸引力是何等的巨大。我们赋予“避暑”这一功能性措辞一个更加直接和明了的称谓——“清凉”，拥有“清凉世界”的贵阳，应当用好、用足这一独特的气候资源，围绕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力场大做文章！
“森林之城，避暑之都”——贵阳
时下，贵州省正全力构建“贵阳城市经济圈”，贵阳城市规划区范围已经由原来的2403平方公里扩大为3121平方公里，预计到2010年贵阳中心城区实际居住人口将达200万，城市建设用地扩至180平方公里；到2020年中心城区人口250万，城市建设用地226平方公里。大贵阳正在拉开骨架，扩容升级，不断加强对全省的辐射力与带动力。
此时，尚且处于观光旅游阶段的贵州，正强烈呼唤一个如同成都的都江堰，西安的曲江，三亚的博鳌一样承接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投资和消费的休闲平台。贵州要实现休闲旅游大省的战略目标，作为首位度最高的省会城市，贵阳理应充当主导角色。
如果说中心城区代表的是传统贵阳，行政中心和CBD所在的金阳新区代表的是现代贵阳。那么，谁能承担代言贵州旅游、承接外部消费的历史重任，谁能充分诠释“森林之城，避暑之都”的旅游形象功能，谁便是未来贵阳的代表。
现在，红枫湖所在地清镇市还只是贵阳的一个卫星城。然而，随着清镇纳入大贵阳的城市版图，远郊变近郊，绿肺变绿心，一个极有可能成为未来贵阳次级中心的历史契机摆在了面前，清镇能否把握？如何把握？
2.红枫湖隐忧
杀鸡取卵式的高速工业化，使东部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在提前享受令人艳羡的物质生活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透支亦令后来者望而却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关于广大西部地区发展道路选择的讨论不绝于耳。
无锡太湖因蓝藻肆虐而引发的饮水危机，使人们重又回想起滇池治理的十年之痛，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生活垃圾、雪上加霜的观光旅游一点点蚕食着曾经的青山碧水。纵观中国，处于省会城市的都市圈内，水面广阔、生态良好，且未遭大面积开发破坏的湖泊，红枫湖可算是仅存的硕果之一。
红枫湖的保全得益于两点：第一，90年代中期以后红枫湖的观光热度逐渐下降，较低的关注度客观上限制和规避了低层次的开发；第二，及时颁布的《两湖条例》规定了红枫湖水资源必须首先满足贵阳市城乡居民的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和农业用水的需要，并将红枫湖水资源的环境保护范围划分为饮用水资源保护区和外围保护区两级，其中饮用水源保护区再细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三级。严格规定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开展旅游活动，二级保护区在保证水质达到国家三类的前提下才可适度开展旅游活动。
即使如此，严峻的现实仍然慢慢将红枫湖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1）价值低估：对区域战略价值认识不足，面临污染破坏、低质开发的威胁。
湖区周边还存在相当数量的低端甚至是破坏性的污染工业，充斥着大量价值不大的观光性开发项目。此外，管理缺位的农业排污亦是红枫湖的一大污染源，目前水质甚至已经出现了轻度富营养化的现象。由于营销和招商的不力，战略投资者缺位，也没有将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营销、产业升级和文化产业发展统筹考虑。
（2）观光受困：长期就旅游谈旅游，发展思路受困于观光旅游和门票经济。红枫湖的观光旅游早已进入了衰退期，再加上过于看重门票、强调旅游人次、建造人造景点、忽视旅游消费和停留时间、中高端项目开发不力，目前已难以为继。
（3）权限不清：管理体制不清晰，多头管理、权限不明、权力与收益不对等。主要表现为所有权、开发权、经营权、管理权、收益权的分置不当，饮水、生产、发电、防洪、旅游之间关系不协调。已有昆明滇池和无锡太湖的前车之鉴，现在的红枫湖能否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宿命？能否走出一条由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我们认为，旅游是西部后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区域战略之魂。以旅游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联动城乡和区域、拉动城市营销和能级提升，将旅游发展上升到区域战略的高度，使之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从而实现由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的跨越式发展。这条非常规之路不但存在，而且还会越走越宽，最终成为面临类似红枫湖窘境的广大西部地区的崭新发展模式。
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现象，国际上早有先例，比如欧洲的瑞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谁能想象瑞士如今价值连城的明山净水，过去也曾是土地贫瘠、生计艰难的穷山恶水；又有谁能相信曾是一片荒漠的拉斯维加斯，竟会变成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土鸡变凤凰，青蛙变王子，而实现这些人间奇迹的魔力棒正是旅游。
当中国发达地区的人们有了钱，有了闲，有了对人生价值标准的重新评判，有了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当神秘的东方大国再度焕发出世界魅力，当越来越多海外人士踏上这片国土，中国大旅游时代的序幕便已轰然开启。
3.清凉世界休闲天堂
尽管国内湖泊旅游的形势普遍不容乐观，但也不乏成功的范例，这其中浙江淳安县千岛湖便成功完成了惊险的一跳，顺利实现了华丽的转身，成为中国湖泊旅游高端化与生态化的发展典范。
千岛湖的前身又称为“新安江水库”，是1959年淳安县为了建造新安江水电站筑坝蓄水而形成的“人工湖”。千岛湖水域面积573平方公里，距杭州150公里，距黄山150公里，处于杭州——千岛湖——黄山这条“名城、名水、名山”黄金旅游线上，同时也是国家一级水源地保护区。
早期，千岛湖的旅游结构也是单一的观光为主，但由于较早地摆脱了观光旅游的束缚，跳出了旅游无序竞争的怪圈，走上了观光游览与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相结合的综合发展之路，从而牢牢占据了中国湖泊旅游的高端市场，实现了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
目前千岛湖拥有宾馆饭店95家，总床位11850张，其中星级酒店34家，五星2家，4星3家，3星6家。千岛湖已经成为我国县级单位中拥有高星级酒店最多的景区。另外，千岛湖有游船86艘，摩托艇258艘，旅游从业人员13700余人，规模为全国县级之首。2007年千岛湖接待国内外游客200万人次，旅游经济总收入25亿元。2008年，游客接待量突破260万人，旅游经济总收入超过30亿元。
通过研究千岛湖成功转型的经验，我们认为，正是实现了运营模式、产品开发、营销策略的三大创新，才使千岛湖的旅游走上了兼顾保护与开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运营模式创新——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政府主导：1998年5月，在淳安县政府的统一协调指挥下，千岛湖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景点改造”运动。在这场投入资金1个多亿、后来被媒体称为外科手术式的“景点革命”中，一大批景点被淘汰，一批品质较好的景点得到了提升和改建，最终形成了今天的13个景点格局。政府将开发权集中到旅游主管部门，制定战略、策划及规划，出台了《千岛湖游览服务行为准则》、《千岛湖景点自律法规》，并采用严格的制度对千岛湖的水质进行保护。千岛湖的水质始终保持在国家一级水平，在华东地区再难找出第二片可与之媲美的大面积优质水源。
企业主体：由政府对大型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前期的开发培育，再以开发权或景点所有权出让的形式引进战略开发商，如浙江万象、浙江新开元、加拿大万邦等国内外著名企业集团。
市场运作：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立”，以达到权益对等；统一宣传、营销和服务标准，杜绝无序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增强品牌竞争力；规范旅游船艇公司：对游船实行“六统一”管理，即统一接待、统一调度、统一票价、统一结算、统一考核、统一服务。
（2）产品开发创新——项目拉动，产业升级，产品转型：
千岛湖的产品创新始终围绕大型休闲旅游项目的引进展开。从初期的观光景点开发，到现在的大企业、名集团、大项目纷纷抢滩千岛湖，无不是一个个大型的旅游精品项目在推动着旅游产品的一次次腾飞。自2002年以来，开元度假村、天清岛大酒店、海外海大酒店、千岛湖乡村俱乐部、千岛论坛、伯爵号游轮等一大批高星级的酒店和休闲设施在千岛湖落户，掀起了滨湖休闲度假项目建设的热潮。目前，千岛湖在建和拟建的大项目有15个，建设投资资金高达49亿。另外，千岛湖的高档游艇俱乐部、高尔夫球场、度假温泉也在开发之中。正是在这些大项目的推动下，千岛湖的旅游业态实现了从单一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运动、会展为一体的综合型转变。
（3）营销策略创新——强势营销，品牌运营，区域联动：
旅游是唯恐天下不知的事业，旅游品牌的打造更是要靠敢吹、能吹、会吹、有钱吹、长久吹。2004年的世界旅游小姐大赛、2005年的“中国千岛湖与加拿大千岛湖国际电视对话”、“2005中国国际湖泊旅游论坛”、2006年的“飞艇直播千岛湖”大型电视宣传活动，都树立了千岛湖的旅游品牌形象，打响了中国湖泊旅游典范的品牌。在与媒体合作宣传方面，千岛湖在宣传中注重媒体公关，并逐步建立了较为庞大的媒体资源网，为打造淳安县旅游品牌和市场开拓发挥着事半功倍的效果，难怪早在2003年就有上海的媒体评价：千岛湖是中国最善于炒作的景区之一。千岛湖还以淳安县为主体，兼顾周边，持续、长年地举办多渠道、多主题地整体营销活动；与杭州、黄山、安徽古村落等旅游景区合作，形成杭州——千岛湖——黄山“名城、名湖、名山”黄金旅游线，通过区域合作开展联动营销。
借鉴千岛湖的成功经验，对比红枫湖的资源条件和区位优势，我们在深入研究后认为，红枫湖的旅游发展应该定位于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原生态、本土化的国际级休闲度假区。
首先，红枫湖作为贵阳市重要饮用水源地，生态保育是第一要务和根本前提。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组团式、集约化的微量开发，以开发保证保护、补偿保护，同时实现村庄搬迁，污染工厂关停并转，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还花、还茶，涵养水源，促进全水域的环境平衡。
其次，贵州缺少大型高端的休闲平台，而处在黔西北织金洞、草海，黔西南黄果树、龙宫两条黄金旅游线的交叉点上的红枫湖，完全有潜力升级成为贵阳乃至贵州西线旅游的出发点和回归地。占尽“清凉世界”贵州、“森林之城”贵阳、“高原湖城”清镇的区位优势，红枫湖既盘踞清幽之核，凉爽之心，同时又坐享贵阳之繁华，交通之便利，真可谓离红尘不远，靠自然很近。
因此，我们提出“清凉世界，休闲天堂”，正是红枫湖之魂！
红枫湖的旅游发展只有走生态化和高端化之路，才能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只有通过发展高端休闲度假旅游，红枫湖才有潜力推动清镇加速融入大贵阳都市圈，实现清镇由贵阳卫星城向大贵阳次中心的升级，也才有资质代表整个贵州率先走上前台，成为“多彩贵州”这顶皇冠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4.湖城之路抓住了红枫湖旅游战略的灵魂，接下来就是要确立红枫湖旅游发展的目标，设计红枫湖旅游开发的模式，制定红枫湖旅游拓展的市场策略。根据红枫湖未来将打造成为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和国际级休闲度假区的战略定位，我们结合“高原湖城”清镇的发展蓝图，为红枫湖确立了旅游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目标：抓住中国大旅游时代和全球休闲时代到来的双重机遇，依托贵州、贵阳，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市场，经过10—15年的努力，将红枫湖打造成为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国际休闲度假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清凉世界，休闲天堂”。
阶段目标：
（1）近期目标（2007—2010）：南中国/东南亚高端避暑休闲度假区。以千岛湖为学习标杆，基本超越滇池、太湖等首批1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清凉气候、优良生态和高端产品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2）中期目标（2011—2015）：中国最佳休闲度假区。以三亚、大九寨、都江堰—青城山国际休闲度假区为学习标杆，全面超越上述国家级休闲度假区，达到国内新兴旅游度假区的一流水平。
（3）远期目标（2016—2020）：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休闲度假区。以瑞士日内瓦为学习标杆，成为世界知名且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旅游度假区。
秉承世界生态旅游的先进理念，坚持生态化与高端化的发展思路，就红枫湖的开发模式，我们提出“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建议——
（1）生态第一，整体构建中国首个“生态城市试验区”：建议将整个红枫湖景区200平方公里全部纳入生态保育区进行全方位的生态维护，打造中国首个“生态城市试验区”。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积极防治“石漠化”；使污染性产业退出，发展生态友好、资源节约、附加值高、带动效应强的高端休闲度假、会议商务、时尚娱乐、文化创意产业、有机农业等，努力使红枫湖成为继金阳新区之后的大贵阳的又一核心功能区。
（2）保护优先，界定开发强度，严格遵守《两湖条例》：饮用水源核心保护区严禁任何形式的开发；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在保证水质达到国家三类标准的前提下控制开发、微量开发；饮用水源准保护区和外围保护区适度开发、集中开发。
（3）坚持以高端发展提升现有基础，以成长管理进行战略预留：在坚持生态保育的前提下，盯住国际旅游消费前沿，进行高端定位，确定适度超前的发展目标；尊重现有基础，培育引擎性、创新型的高端项目，对现有项目进行整合提升；在开发时序上，营造好戏连台的效果，在开发格局上形成次第引爆之势；进行精明成长管理和区域价值培育，对局部地域进行战略性预留。
所谓高端，对红枫湖而言可具体开发四种功能：一、运动休闲，如：专业运动、康体疗养、拓展训练；二、度假养生，如：温泉养生、养老居住、湖滨度假；三、文化展示，如：美食餐饮、民俗旅游、购物娱乐；四、会议商务，如：会议接待、休闲商务、节事会展等。
大旅游时代休闲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正深刻影响着中国旅游业市场。收入的增加、休闲的兴起、个性的追求、体验的深化，正加速着原有市场体系的重构，政务旅游、商务旅游、自驾旅游、银发旅游等日趋多样化的专业旅游市场蓬勃兴起，一个崭新的大旅游市场体系即将喷薄而出。针对中国旅游市场呈现出的消费大众化、产品多元化、追求个性化、目标层次化、发展国际化的五大变化趋势，我们提出红枫湖旅游拓展的市场策略应瞄准高端、以高带低、以外促内，重点发展高尔夫旅游、避暑旅游、高端养老和旅游集散中转四大专项市场——
（1）高尔夫旅游市场：全球性的高端消费市场
高尔夫旅游市场的最大特点就是产品高端化，复合了休闲度假、商务洽谈和文化交流等高端活动，人均消费水平高，停留时间较长，面向全球市场，客源在全国乃至全球巡回流动。时下，中国高尔夫消费人群增长迅猛，消费潜力巨大；以日、韩为代表的大量亚太地区高尔夫爱好者正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在中国市场上表现极其活跃；资料表明，73%的欧美高尔夫球手正在寻找新的球场，30%的欧洲高尔夫爱好者会定期开展高尔夫度假活动。
目前，贵州省内尚缺乏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高尔夫球场，这为红枫湖提供了无限的发挥空间。但红枫湖若想在此市场有所突破，就必须设计出超越昆明春城高尔夫，引领世界潮流且具有相当规模的高尔夫旅游度假产品。
（2）避暑旅游市场：增长迅猛的特色差异化市场该市场应成为红枫湖主打的特色差异化市场，因该市场增长迅猛，趋势不断走强，而且旅游停留时间长，消费较高，竞争压力较小。
全球温室效应肆虐，避暑消夏日益成为休闲度假的潮流之一。就国内看来，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以及各大火炉城市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而国外，特别是东南亚新、马、泰以及日、韩避暑旅游市场亦增长迅猛。
从2002年开始，每年七、八月份，贵阳数十家星级宾馆、饭店天天爆满。2005年、2006年连续两个夏季，贵阳市近60家星级饭店的14000余个床位无一闲置，面对大量涌入的避暑旅游者，许多旅行社将团队安排到了市郊宾馆，却依然“一房难求”。
（3）高端养老市场：未来潜在的银发市场
200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蕴藏了可观的消费潜力。中国尚未进入大众养老时代，高端养老却已盛行。有资料表明，目前10%的中国家庭（接近4000万）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04%的中国家庭（约150万）拥有70%以上的财富，按平均每户一个老人计算，中国至少有150万高端老年群体。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老龄产业迅速发展，高端养老需求旺盛，如：德国出现奥古斯汀，美国出现太阳城，日本出现两代居、游轮环球养老度假等。
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均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广州市的人均GDP甚至达到了11万美元，北京和上海的人均GDP则分别超过了6000美元和7000美元。三亚、都江堰、哈尔滨等地大量出现候鸟式养老人群，上海等地更已出现高端养老度假平台。
所以，定位于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区的红枫湖在中远期应发展一定规模的高端养老或养生产品。
（4）旅游集散中转市场：巨大的增量消费市场
2006年，贵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3717999万人次，年均增长了19%。贵阳及周边安顺、毕节等地区，2006年旅游接待量接近3000万人次，旅游收入接近150亿，以大贵阳为旅游集散中转地的市场规模已经十分庞大。要抓住这一市场，变过路经济为流量经济，红枫湖必须打造一系列综合性旅游消费项目。
按发达国家旅游发展的经验，旅游购物的消费接近旅游总消费金额的一半，再加上餐饮、住宿、娱乐等多元消费，额度更是惊人。可见，进行旅游目的地建设，延长停留时间，提供消费释放口是增加红枫湖旅游收入的第一要务。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们的策划方案不仅赢得了清镇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高度认可，而且还与贵州省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主张不谋而合。
“很震撼。既有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高度；也有立足实际、把握特色的广度。就凭‘清凉世界，休闲天堂’，这八个字，也值了！”清镇市委书记杨明晋吐露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清凉世界，休闲天堂”成为中国·贵阳（清镇）红枫湖旅游节的主题口号
更为难得的是，王富玉副书记还专为我们提出了在红枫湖建设亚高原植物园和有氧运动基地，打造东方小型达沃斯和太阳城的宝贵建议。
凝眸西部，念天地之悠悠，多少双渴望的眼睛正在热切期盼科学发展的曙光。红枫湖之忧绝不仅仅是一个湖泊的生存危机，更是广大西部地区共同面临的保护与开发的悖论循环。红枫湖危机的破解之道探讨的也绝不仅仅是一个湖泊的未来之路，更是保护与开发共生——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通过合理开发补偿生态保护的现实途径。其对于西部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示范意义将不可估量。
四、毕节试验区之困
贵州被称为中国的“第三世界”，而在这个“第三世界”中还有一个“第三世界”——那就是毕节。
1986年5月13日，毕节大山深处的赫章县海雀村，杨八郎正蹲在自己低矮的草屋里编竹筐，村组长急急进来喊：“快，八郎，领导来了。”八郎木讷地抬起头，放下手中的活计迎了出来，来的是刚刚上任的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
杨八郎不是人名，但大家都叫他杨八郎，因为他有八个孩子。一个孩子一张口，多个孩子多双筷，年复一年的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来的却仍是家徒四壁的茅草屋和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胡锦涛伸手揭开杨家的甑盖，甑子里没有一粒粮食。临走，他掏出身上带的500元钱，全塞给了杨八郎。
在中国18个连片集中的贫困区域中，有两个区域的生存状况尤为艰难，一片是西北黄土连片贫困区，另一片是西南喀斯特贫困区。前者缺水，后者人口众多、人地矛盾突出，这两个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区域集中了全国贫困人口的半数以上。如何解决这两个区域的贫困问题，不仅对中国，乃至对世界来说都具有挑战性。
位于云贵高原结合部乌蒙山麓的毕节地区，正是西南岩溶贫困带的核心区域。因地跨长江、珠江两大流域，毕节地区又被称为两江上游的生态屏障。这里人口压力极大，1987年，每平方公里人口达218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129‰；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生态环境十分恶劣，1987年全区森林覆盖率仅为853%，石漠化面积达9811万亩，喀斯特地貌占总面积的73%。在这片被联合国认定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却居住着30多个少数民族，土地贫瘠，交通闭塞。
上世纪80年代的毕节，下辖8个县市，其中有6个为国家级贫困县，农村贫困人口超过60%，文盲、半文盲近半，是全省最贫困的地区。国家每年需调拨15亿公斤粮食，帮助当地人解决温饱。那个年代，生活在石漠地带上的毕节人，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往往是“种了一坡，只收一箩”。极度贫困、人口剧增与生态恶化成为恶性循环，粗放的垦殖方式使石漠化程度不断加深、耕地破碎、植被稀少，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贫穷曾经剧烈地折磨着这方水土，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1985年4月，当一名新华社记者来到赫章县海雀村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在之后送呈中央的一份内参中写道，“在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苗族老大娘“衣衫破烂掩不住胸肚，一见有人来，赶忙双手屈抱胸前……”
不久，肩负着为西南岩溶贫困地区寻找一条出路的重任，胡锦涛同志受中央委派赴贵州担任省委书记。
1.科学发展观的摇篮
胡锦涛上任仅数日，就驱车前往毕节大山深处走访考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走遍了贵州省86个县市，岩溶地区的贫困面貌深深触动了他。
胡锦涛同志集西北和西南两片贫困区域工作经验于一身，两块贫困区的一些共性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经过近两年的调研，贵州省党政班子试图探寻当地脱贫致富的长远发展模式。1988年初，胡锦涛正式提出关于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经中共贵州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上报国务院申请成立试验区。1988年6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胡锦涛同志在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指出：毕节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是毕节地区的情况所决定的，也是毕节试验区与全国的其他特区、开发区的区别所在。全国所有的特区、开发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试验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解决的是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解决温饱问题。
他指出，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沿海开放地区的做法和模式，必须对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这一点是“决定试验区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
最后他强调，要少说多做，说了就做，做就做好。不要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犹豫迟疑，发生动摇。
自此，在这片贫困而伤感的土地上，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为核心，开始了长达20年的探索。
毕节试验区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岩溶贫困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的试验区，比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还要早四年。毕节地区曾长期陷入“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困境，被世界认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在这样一个地区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无疑具有世界意义。20年来，毕节试验区围绕“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取得了突出成绩。在战胜贫困、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毕节试验区向我们展示了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
可以说，在其他地区还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80年代，作为贫困山区的毕节试验区，能够把生态、经济、人口统筹考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世界上并没有先例。而毕节试验区这一超前探索和实践，更是被认为是后来“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的雏形和策源之地。20年后的今天，一向默默无闻探索的毕节试验区吸引了各界的目光，更是被理论界冠以“科学发展观摇篮”的称呼。
2.试验区二次起步
经过20年的艰苦奋斗和勇于探索，毕节试验区已今非昔比。
地区生产总值翻了4番，从1988年的23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2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26元增至2458元，贫困人口从312万人减至55万。森林覆盖率从98%提高到3592%，年均增加1个百分点，是全国平均速度的3倍。水土流失减少50%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129‰下降至78‰，20年累计少生126万人，教育投入大幅增加。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生态建设方面，毕节试验区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五子登科”便是试验区早期生态建设的经验总结：山顶植树造林“戴帽子”，山腰退耕还林还草种树“系带子”，坡地种牧草和绿肥“铺毯子”，山下建基本农田“收谷子”，发展多种经营“抓票子”。试验区还尝试对不同的林地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比如对黄沙荒坡通过拍卖给老百姓，让社会闲散资金和已有的土地资源进行结合，将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资源的维护和培育有机结合，遏制水土流失，优化生态环境。这一系列措施实现了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吃山”的思想转变，而今“生态建设”已经开始被广大农民所接受。
近20年后，随着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毕节试验区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策源地，作为探索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抉择。
毕节试验区近20年的努力始终围绕“人口控制”、“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三大主题展开。在1988—2000年期间已基本完成了第一大主题“人口控制”，但人均GDP仍只有300—400美元，经济依旧贫困，农业仍然是绝对的主导产业；2001—2006年期间，依托以“两烟”和煤电为主体的工业（煤炭、电力占工业增加值的80%左右），毕节实现了第一次跨越，人均GDP达到了400—500美元，基本摆脱了贫困，部分实现了以工业为主的“开发扶贫”，为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然而，事实也不容回避，由于毕节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高能耗、低效益的传统工业大量存在，甚至部分地区还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地搞土法炼锌、炼铁。这种以煤电为主体的工业发展模式，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毕节已被列入“十一五”国土规划中的“限制开发区域”，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有明确的限制。加之，国家环保政策的愈加严厉，传统煤电工业的发展与试验区“生态建设”的主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毕节再一次走到了战略转型的门槛上，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探索试验区发展的新模式，丰富试验区实践的新内涵已成为毕节新的历史使命。
2006年12月，曾先后在黔东南州和黔南州两地任过州长的刘晓凯，调任毕节地委书记；原贵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秦如培，调任毕节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两人上任之初，就在反复思考如何找准产业突破点，进一步提升区域能级，使毕节试验区早日步入二次腾飞的轨道，实现区域在兼顾“生态建设”和“开发扶贫”基础上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贵州提出了“生态立省”和“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刘书记与秦专员，一个从贵州旅游发展的核心区黔东南和黔南来，一个从贵州旅游的集散中心贵阳来，两人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发展的目光瞄准了同一个产业——旅游。
然而，毕节人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和人文优势是不自信的，甚至是不自觉的。毕节人曾这样介绍自己，“这是一张丰富却鲜为人知的‘名片’，正面写着贫穷、落后，交通闭塞，没有机场。反面写着：拥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织金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洞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威宁草海；国家级森林公园——大方百里杜鹃；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大方奢香墓、赫章可乐汉墓遗址、黔西观音洞遗址……这就是素有‘贵州西藏’之称的毕节。”是的，按照传统的发展思路，还没有完全解决好温饱问题，如何谈得上发展旅游？面对毕节的贫穷、落后，旅游资源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优势？毕节的“生态建设”和“开发扶贫”，又如何与旅游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
上任之初的秦如培专员，带着地委与行署谋求发展的急切心情，首先把毕节所有的旅游景点跑了个遍，向所有的旅游部门和专业人士进行了详细询问。这一趟走下来，原本“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老概念不够用了，贫困落后“去不得”的老观念站不住了，这里自然景观之神奇、民俗风情之瑰丽，历史底蕴之深厚，令他震撼不已。最后，连他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半个“本乡人”（秦是毕节女婿），原以为对毕节很是了解，却结果还是彻底的“灯下黑”。
“这是世界级的宝藏，不能随随便便处置”，秦如培已经意识到了这片处女地的巨大价值，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可是，如何实现在政治上借力，借助试验区成立20周年的契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如何在经济上用力，利用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在宣传上发力，将毕节送出去，把世界请进来？而这一切需要的是大思路、大气魄与大手笔。此时，秦如培想到了求助外脑，于是便找到了我们。
3.神奇乌蒙神秘夜郎
2007年，乌蒙之春，肩负着为这方神奇的山水谋划出路，为试验区旅游发展战略进行策划的重任，在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副秘书长袁华同志的全程陪同下，我们深入乌蒙腹地开始了长达10天的考察行动。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毕节地区就位于乌蒙山的腹地，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原丘陵的过渡地带。境内多山，西高东低，山高坡陡，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河谷深切，土地破碎，平均海拔1400米，为贵州海拔最高处，也是最不为人知的模糊地带。由于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故素有“鸡鸣三省”、“一步跨三省”之称，抗战时期有“三省红都”之誉。全区辖毕节、大方、黔西、金沙、织金、纳雍、威宁、赫章8个县市，幅员268万平方公里，山地占933%；常住人口近720万，彝、苗、回、侗等35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28%。在短短的十天之内，要走遍幅员如此广阔的乌蒙山区，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足见策划不单是一项脑力活，更是一项体力活。
（1）从一朵花上出发
2007年4月1日，时值“2007中国贵州杜鹃花节”隆重开幕的日子，我们策划组一行抵达毕节，从凌空飞越的亚洲第一高桥——六广河大桥开始，策划组一行14人以一股精锐凌厉之风，第一时间便开始像蓖头发一样“狠狠地梳篦”毕节的每一条信息。
抵达当日，我们未作任何停顿，即马不停蹄地开始考察黔西和大方两县的“百里杜鹃”。这一国家级森林公园是迄今为止中国已查明的面积最大的天然原生杜鹃林带，绵延50余公里，总面积180平方公里。全世界的杜鹃花共5个亚属，“百里杜鹃”便占了4个亚属的23种。千里铺锦，万山红遍，满目烂漫，令人心醉。
“百里杜鹃”目前是毕节旅游的三大核心之一，另两个是位于织金县的织金洞和威宁县的草海。目前已经开发出来可供游览的有两处景区，一处是黔西县的金坡镇，主要品种是马缨杜鹃，号称“花王”；另一处是大方县的普底镇，花色品种比较齐全。车行两小时后，水彩般的锦簇花团挤满视野。可惜通往景区的道路坑洼，黄土裸露，加之周边挖煤采矿，空气中黄沙与烟尘弥漫，使醉人的美景大打折扣。即使如此，称“百里杜鹃”为花之天堂仍不为过。
贵州的“百里杜鹃”世界罕见
一般我们常见的只是灌木杜鹃，即俗称映山红，而这里沿山势由低到高，花树也由灌木过渡为乔木，且不乏百年古树。贵州的“百里杜鹃”之所以被誉为“世界罕见”，是因为它有“四奇”。一奇是规模大、范围广，动辄上万亩，蔚为壮观而被世人冠以“百里”之誉；二奇在于“百里杜鹃”完全是自然形成的，而非现在大多数地方靠人工栽培；三奇在于乔、灌混杂，且多为乔木，别处的杜鹃要附身观看，而这里则必须仰视，据说最古老的杜鹃树上有千年历史，有两人合围粗；四奇在于“百里杜鹃”不仅在规模上令人震撼，花朵也开得格外艳丽，据说是因为这里地下全是煤海，只有在这种独特的土壤环境中才会长得这么好。
“百里杜鹃”森林公园始建于1982年，西部大开发以前只是处于准备阶段，近年来外地游客才逐渐增多。然而20多年过去了，景区的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仍不是很完善，旅游发展尚处于观光阶段，休闲无从谈起。如今，以赏花为卖点的旅游主题早已不再新鲜。2007年，日本的电视台因为误报樱花花期一天，甚至引起了全民抗议，小小的樱花牵动了所有国民的心。如今在世界各地，观花已经形成了一个深入民心的盛大节日，一种强烈的期盼和庞大的产业，开启了一个时代，足见花的价值早已今非昔比。樱花的花期只有短短的3天，杜鹃花却要长得多，依海拔由低到高次第开放，黄金观花期就有20来天，宽泛算来整个花期可达两个月之久。这样傲人的天然资源，急需高瞻远瞩的开发和推广战略，如何唱好“花为媒”，打好“旅游牌”，是“百里杜鹃”的当务之急。
听完毕节方面的介绍，我们的建议是：首先还是体制的问题，旅游开发必须导入市场机制，政府的介入要有，但不能太深，不然只会适得其反；其次花期不是问题，关键是怎么引导市场，怎么打造出符合时代要求、适合现阶段旅游需求的产品来。如今，花还是那些花，没有变，变的是人们的观念。旅游者的观念变了，旅游产品打造者的观念不仅要变，还要适度超前。拿国外来说，日本有樱花节，荷兰有郁金香节；就国内而言，洛阳有牡丹节、成都有国际桃花节，也都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这说明赏花、玩花旅游已经成为了气候。
同是以花为媒的旅游，同是杜鹃花节，如果说国内各省的操作思路不存在明显的优劣高下，都没有太打开的话，那么不妨放眼世界，学一学国外的经验。现在贵州有‘百里杜鹃’花节，但是远没有美国的杜鹃花节出名。现在全世界的杜鹃花，许多引自中国，比如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杜鹃花，虽闻名世界，但它是19世纪中叶英国的傅利斯从中国引植的。因此，产地不如出处，就像茶，产地是中国，但是现在印度茶却卖向了全世界。在营销时代，好东西也必须要懂得包装，而且还要知道包装后卖给谁，一切都要从市场出发。因此花只是旅游的一个载体，要围绕花在文化方面多做文章，比如贵州多彩的民族风情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在贵州，杜鹃花背后的文化渊源最突出的应当有两项：水西彝族的灿烂文明和毕节的红色文化。彝族人称杜鹃花为“索玛花”，有彝族记录的地方就有杜鹃花，是彝家的“彝花”，至今当地还广泛流传着许多关于“索玛花”的凄美传说；到了近代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血洒乌蒙山，化作满山的映山红，故当地老百姓便将杜鹃花唤作“英雄花”。
从一朵花开始，花却只是媒介，关键是如何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2）乌蒙客厅高原湖城4月2日，我们一天就跨越了3个县（市），实地考察了金沙和黔西县的数个典型景点，
对地、县（市）有关领导进行了3次重点访谈。
我们总结认为，黔西的战略定位应当是——“乌蒙客厅，高原湖城”。
黔西在毕节的地位得天独厚，因为靠近省城贵阳，受到大贵阳的辐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一定程度上早于和优于地区行政中心毕节，许多政策都得到了顺利特批，比如未来两年所有乡镇贯通柏油路，这对东部地区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毕节已是相当奢侈。
黔西多水，乌江的南北两源，三岔河和六冲河在境内化屋基处交汇，水电资源丰富。现在，三大电站已形成了三个湖泊——东风湖、水西湖和索风湖。东风湖连接黔西与织金，水西湖毗邻大方，索风湖则靠近贵阳。其他还有淡水湖泊100多个，如大海子和柯家海子，因此黔西被誉为贵州的三大湖区之一。
黔西有三大国家级旅游资源，“百里杜鹃”森林公园、观音洞旧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东风湖景区；省级旅游资源有贵州省最大的人工湖——水西湖、元明清历史文化遗存——水西公园、“苗族歌舞之乡”——化屋基苗寨、亚洲第一高跨大桥——六广河大桥共四处；此外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古象祠、李世杰墓、穿洞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三楚宫戏楼、武庙和贵州省三大喀斯特高原天然湖泊群之一的柯家海子珍珠湖泊群等15处市、县级旅游资源。黔西的旅游资源可谓丰富多彩。
“不是不知道有价值，但是怎么把旅游资源变成旅游产品？旅游开发资金从哪里来？怎么包装才能使民间游资感兴趣？怎么样才能打造出黔西的旅游特色？现在旅游已经进入到了‘后资源时代’，不完全依靠资源都可以打造成为旅游强区，黔西有这么多资源，该怎么打造？”黔西县委副书记蒋从跃未等我们发问，就先抛出了一系列的困惑。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到来，在以“多彩贵州”为主题的旅游发展格局下，黔西也走到了历史的节点上，正面临县城扩容、产业转型、优化发展的问题，黔西如何才能继续领跑呢？
“凤凰得把高枝占”，我们认为，黔西现在的发展条件要比毕节好，丘陵地带站得开，文化底蕴也厚，又靠贵阳近，无论投资还是投宿都有潜力可挖。
尤其是黔西的湖泊资源，更应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先”。正如瑞士的湖泊，那是卖给全世界的，开发也都是围绕高规格的休闲旅游展开。今天，黔西的价值已经开始显现，房地产就是先导。现在，黔西新区的商品房1500多元一平方米，还都是十多层的小高层，开发商也大都来自外地，贵阳、重庆、成都等城市，这说明外面的市场已经看好黔西板块了。旅游业要比房地产长线一点，一般的小老板都是先拿地做房地产，然后才进入到旅游开发阶段。旅游也是房地产的一种，是“泛地产”，是高端地产，最怕的就是占位不高。黔西是‘客厅’，‘客厅’适合经商和办公，有潜力成为旅游目的地，就像丽江一样。所以首先要站住高度，找准自身定位，然后主动去对接全省和整个地区的战略。黔西是个古城，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人物，可以考虑恢复一两个古巷，比如文昌宫，每个院子都有很多故事；再比如打造一条水西美食街，居民就在现场做黄粑，做汤圆，游客一边体验，一边消费……
（3）炼狱的泥浆天堂的酒香毕节酒乡金沙县，东临历史名城遵义，北倚国酒之乡茅台，赤水河与乌江横贯其间。其出产的酱香型“回沙酒”和“双回沙酒”，因用水取自茅台河谷，工艺与茅台一脉相承，在当地被尊为国酒茅台的姊妹酒。所谓沙，即酿酒的原料高粱；回沙就是分两次投料下沙，双回沙则再多一次下沙工艺。
在酒厂领导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酿酒的车间和储藏的酒窖。空气中弥漫着酒曲的醉人香气，正是不添加任何化学香料，坚持纯粮固态发酵，才留住了这玉液琼浆的原香。酿酒车间还停留在相当“原生态”的作坊状态，世代相传的手艺，慢工细活的流程，没有大规模的机器化作业，只有精雕细琢的曼妙天成，最终成就这传世佳酿。
走进幽暗的酒窖，到处是盛放原浆的酒坛。厂长特别开启了一坛请大家品尝，封口一开，馥郁浓醇的香气顿时溢满整个酒窖，立刻勾起众人的酒瘾，挨个小口啜饮。一杯下肚，大家禁不住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不是茅台，胜似茅台！”三杯下肚，唇齿留香，“五十年的茅台也不过如此啊！”
考察了金沙县后，我们发现这里“味道”很足，“天生贵族”回沙酒的酒香，民间老牌清池茶的茶香，用一百多种中草药以传统工艺酿造的禹谟醋的醋香，还有冠香坊的糟辣椒香，金沙的神奇就是这些醋酸酒甜。大家纷纷表示，这些特色产业只能作坊式生产，只满足本地消费，太可惜了。应当加以引导和扶持，使之形成造福一方的大产业，然后靠这些产业的支撑，带动区域经济，从而拉动旅游发展。
（4）地下天宫金色大厅4月3日，我们在黔西东风湖化屋基苗寨登陆上岸，苗家儿女盛装出迎。自黔西县城至化屋基一段，走的是水路，虽然慢却少了许多颠簸，加之江上风清，景色宜人，顿感无限惬意。下一站是织金洞，考察路线的安排，有毕节方面的苦心，这便是他们筹划已久的“花—水—洞”两点一线方案，以水路来连接百里杜鹃和织金洞景区。然而，因为是枯水期，舟船无法到达海拔更高的织金洞景区，只好弃舟登车，绕道而行。
“黄山归来不看岳，织金洞外无洞天。琅嬛胜地瑶池境，始信天宫在人间。”著名作家冯牧游览织金洞后，曾赋诗一首。他的赞誉并不夸张，所谓“织金归来不看洞”绝非溢美之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富集区域，也是名副其实的洞穴王国，遍布全国的洞穴数以万计，已开发的旅游洞穴近400个——约占全世界旅游洞穴的半数。不过，在中国众多旅游洞穴中，同时拥有“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园”、“中国旅游胜地四十佳”、“岩溶博物馆”等最多桂冠的洞穴，却仅有织金洞一家。织金洞作为毕节旅游业的龙头，是贵州面向全国和世界旅游市场推介的一张王牌。
随行的袁华秘书长介绍说，织金洞原名“打鸡洞”，因当地村民在此打野鸡而发现。上世纪80年代，一经发现便震惊了世界地质学界，后来名气大了便以“织金”这一地名替代了原来充满乡土气息的名字。“织金”这一地名相当美，据说是取自“桂花香中稻浪翻滚”的意境，颇有堂皇华贵之风，用来形容这一瑰丽奇绝，神秘诡谲的洞穴倒也贴切。
织金洞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体量巨大。它的洞口在织金县城东北的一个半山腰上，高约15米、宽约20米，状若虎口。这貌不惊人的洞口里面，却有一片巨大的天地。洞内分11个大景观区、47个厅堂、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景象万千；40多种堆积物形态囊括了当今全世界溶洞堆积物的所有形态。
织金洞不仅规模巨大，还富于变化，洞顶、洞壁形成的空间，一会儿锥形，一会儿似穹隆，一会儿矩形，一会儿方形……已开放的66公里长的洞道，时长而深幽莫测，时短而明快简练，时高如夜空，时低可手触；时宽如茫茫原野，时窄如山谷幽径；时大如苍穹，时小如华盖；时急迫如刀枪怒拔，时和缓如信步田园；时险陡如攀蜀道，时平坦如履平沙。据称这是一个多层次、多系统、多类别、多形态的完整岩溶系统，是目前世界上已经开发作为旅游溶洞的最大、最美、最奇、最全的溶洞。
织金洞属于高位旱洞，与通常意象中流水潺潺、水雾缭绕的溶洞大为不同。导游解释说，由于景区周边生态环境保持得不好，加之现在又是枯水期，洞内缺水，石钟乳已无法继续生长，眼下只能尽量保持与维护。走马观花式的浏览竟也耗费了两个多小时，也许是因为没有水的缘故，洞内缺失了许多灵性，狭长的甬道，拉扯的电线，悬着的灯泡，满鼻子的尘土味儿，还有像灌了铁铅似的双腿，看来观光旅游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字“累”。然而，痛并快乐着，我们正飞快地思考着如何让这一宝贝“活”起来，“火”出去。
当来到一个极其宽敞明亮的洞厅时，大家一片惊喜。布满浮雕的环形石壁，打着金色的灯光，华盖状的石花自两侧叠起，头顶的罅隙撒下缕缕阳光，竟仿佛置身于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中央。这里没有一点人工斧凿的痕迹，大自然的造化之功竟如此的神奇。
此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奥地利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何不借助这鬼斧神工的天然场景，结合这洞穴的自然音效，蕴藉天籁之声与器乐之音，打造一场无与伦比的“地下天宫音乐会”。这绝对比丽江的雪山音乐节还要令人惊心动魄，使人心驰神往！如果再经过体验者的二次传播，织金洞的内涵必将得到极大丰富，必定大大超越溶洞这一单一意象。
“再比如我们刚才苦不堪言的上蹿下跳，若是把灯光熄灭，穿行于这山中山、洞中洞，来一场溶洞探险竞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有惊无险的心跳’玩到极致，再制造出新闻话题，必能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旅游策划就是需要“无中生有”，仰仗的是天赋资源与自身条件，关键是要善于利用，即便是黄沙遍野没有任何旅游资源可言的拉斯维加斯，一旦找准定位，不也一样发展成为几十万人口、五六个机场的旅游城市了么？”大家继续发挥想象，为织金洞找出路。
织金洞“金色大厅”
观光旅游往往赔本赚吆喝而且短命，任何一个地方若想把旅游发展成产业，必须抓中间带两头，中间是休闲，两头是观光和体验。只有摆正主次，才能事半功倍。大家认为，一个景区必须要有众多丰富的休闲内容才可能延长游客滞留的时间，只有尽可能延长游客滞留时间才会出现兴旺的人气，只有出现兴旺的人气才会形成消费需求带来旺盛的财气，只有形成旺盛的消费需求才会产生相应的产业效应，只有产生相应的产业效应我们的旅游业才会走上产业化发展之路。因此，织金洞再美，出洞后也要有丰富的休闲内容才能留住游客，才能最终实现人气带地气，地气带财气的良性循环。
（5）远古先民传奇苗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曾感慨：“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自蚩尤为首的九黎国为炎、黄所败，苗人的先祖便开始了躲避驱逐与战乱的大迁徙。先是退出黄河流域产稻区，之后再让出长江中下游产稻区，逐渐避至长江和珠江上游，开垦稻田。自秦灭楚后，苗人则彻底退出江、河、湖、泊地区，深入山林蛮荒之地。为汉族所驱逐，再遭其他强族压迫，这个民族心中有着深重的苦难。他们逐山而生，“刀耕火种，食尽一山，则移一山”，其艰苦卓绝，坚忍不拔之精神为世界所称道。
《河殇》曾慨叹中原农耕文明的劣根性，《狼图腾》则引出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长期较量。那么，沿着长江或珠江自东向西溯流而上，遍布于绵延群山沟沟壑壑里的众多零散族群，又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形态呢？
毕节作为苗族聚居区，文化独特，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夜郎”境内已有了苗人部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毕节苗族在语言文学、宗教信仰和民俗风情等众多方面都保留下许多原生态的文明遗迹，形成了绝无仅有的民族特色，当我们一路看下来，不禁叹为观止，为之倾倒。
自鸭池河八仙洞处登舟，溯流而上，江风拂面，湿而微寒。客船在东风湖的水面上不紧不慢地行进，山色灰、白、青、黄交错，山形“天蟾静卧”、“大鹏展翅”依次排列，即使没有云蒸霞蔚、光影变幻的烘托，依然气势恢弘，层次分明。在一列大山之下，那横七竖八的乱石堆上的寨子就是化屋基苗寨，苗人傍岩结寨，在石旮旯上耕作，一路随处可见零星的低矮茅屋。
化屋基是一片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35公里的湖畔地带，居住着数千苗族同胞，谓之“歪梳苗人”。这里的苗寨分为三个部落，各具特色，环境优美，民风纯朴，以精彩歌舞表演见长，深得游客厚爱。由于偏远和相对的闭塞，他们至今仍保留着独特的民俗风情，其中多声部情歌、“芦笙舞”、“打鼓拳舞”极具特色，曾多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演唱会和民族体育运动会，1991年贵州省文化厅将这里命名为“化屋苗族歌舞艺术之乡”，是黔西县最具民族特色的地方之一。
悠扬的歌声自远处传来，路边的孩童冲着我们好奇地眨眼，欢迎我们的主人已在前方等候多时。转过一个弯，斜挽着发髻，身着七彩衣裙的苗族女孩，手捧酒杯，曲调欢快，浅笑盈盈。喝下迎宾酒，我们便步入长廊，长廊呈圆弧形，化屋基风情的摄影作品悬挂其间，精彩纷呈，五彩斑斓。更加多彩的还有环长廊而坐的苗族妇女，扶老携幼，衣饰各异，都面对着中央的舞台。原来，一场歌舞表演已万事俱备，只待贵宾。
化屋基苗寨
“月亮出来月亮黄，叫我唱歌我心慌，当时和你我不唱，这时过后我的歌声满山梁；月亮出来月亮白，叫我唱歌我羞涩……不可惜你的容貌，只可惜你的真情话，你会唱啊那就多唱几首来安慰我们的心吧。早春二月我们就要跳花坡了，你有心有意那我们再相会吧。”
歪梳苗人历来能歌善奏，好舞尚拳。田野劳作、闲暇消遣、谈情说爱、婚丧节庆，喜相聚，爱唱歌，以芦笙曲为引，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洋溢着山环水绕的安宁和美。劳动技法和武术动作演变成舞蹈，便有了这里特有的板凳舞和打鼓舞，看起来就像是生活动作的慢放和夸张，简单而未加雕琢，朴素原始，恰是繁复华丽的都市舞蹈所不具备的山野之美。
最美的还是苗家的姑娘，红扑扑的脸蛋毫无脂粉气，灵动的眸子或羞怯或热烈，不造作，不忸怩，清澈见底，叫人想起不谙世事的童年。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姑娘们的衣裙，据说要用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绣成。服饰以线条为主，呈环绕状，或象征山川河流，或象征迁徙路线，或象征梯田层土。手臂处有两条宽宽的彩条，象征长江黄河，那是苗族祖先的发祥地。前胸后背绣有各式花鸟图案，展示姑娘们不同的爱好与个性。一套服饰即是一部歪梳苗人的民族史，把对故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憧憬穿在身上，配上银器更是韵味别致，足能叫山外爱美的女孩们羡慕死。
在化屋基，随处都可以听见悠扬轻快的芦笙舞曲。这里走出去的苗族多声部合唱杨阿宁组合，在全国西部民歌王大赛中闯进决赛圈，获优秀奖，一首《月亮出来月亮黄》就此唱出了贵州，走向了全国。贵州获此殊荣的另外就只有“侗族大歌”。
自进入毕节的第一天起，行署袁秘书长与彝族文化专家王继超先生就频频提到一支极其独特的苗裔族群。据称他们数以千年的生活在封闭的山林，保持着远古的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头顶着长近一米、重达五公斤的长角头饰，西方学者都惊奇地称呼他们为“殿下”。
考察完织金洞的第二日，在袁秘书长的精心安排下，说要去恐龙谷，即我们下榻宾馆旁边的一个小山谷，参观一个神秘的溶洞。已有织金洞在前，哪一个还敢称“神奇”，大家都颇不以为然。
恐龙谷实与恐龙化石无关，只是上面的山石像鸭嘴恐龙而得名。谷中的溶洞名为燕子洞，春夏之交燕子会成群结队在此筑巢；洞中有暗河潺潺，水上人工另引一水道，人走10米多高的崖壁隧道；洞上山石有中空，形似一桥，故而形象概括为“水上水，桥上桥，洞上洞”。洞中灯光幽暗，水声隐隐，出口处透下天光，倒映水面，别有一番景致。旅游局杜局长介绍说，这里尚归水利部门管理，没有开发旅游，上世纪80年代因建水电站而发现，我们走过的隧道是为了运输，旁边的水道也是为了发电。
临近出口，远远的有歌声传来，悠扬清澈却低回婉转，听不清唱的什么，只是隐约感觉不似汉族民乐。我们面露疑惑，不约而同地加快了脚步。甫一出洞口，顿时豁然开朗，蓝天白云，青山碧水环抱，好一个秀美的山谷。眼前一群盛装的少数民族女孩列成方阵，朱唇轻启，放声歌唱，我们不禁惊为天人。最为特殊的是她们的头饰，乌黑的发髻又大又长，中间插着木制长角，可能由于太重便以粗条的白棉布绑扎固定，酷似拿破仑时代的“殿下”。当袁秘书长道破这就是长角发苗人时，陡然间我们的精神还有些恍惚。
长角发苗人
她们唱歌时叉着腰，充分展示着粉、白、黑三色相间的艳丽衣裙，配上她们怯怯的浅笑，合着乐声轻轻摇摆的腰肢，竟别有一番韵味。领头的女孩子下巴尖尖，脸色微黑略泛红晕，大家纷纷赞美她的裙子好美，她不说话只是羞涩地笑。她们的歌声层次丰富，分出好些声部，而伴奏却极简单，只有长筒三眼箫和大芦笙。原本低缓轻快的曲调，配上三眼箫和大芦笙的音色却显得哀婉有余而高亢不足，不像其他苗族音乐那样短促明快。据说长筒三眼箫是长角苗最有特色的乐器，用它吹奏的音乐，低沉徘徊，如泣如诉，大雾弥漫时听来，更是委婉犹如仙乐。长角苗的大芦笙声音低沉呜咽，宛如诉说着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无尽苦难，据称常用于祭祀葬礼活动。
长角发苗仅有4000人，分住在六枝、织金、纳雍三县交界的大山深处，林深雾浓的12个寨子里，极少与外人接触，相当完整地保存和延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非常古朴：有十分平等的原始民主；有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有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十分精美的刺绣艺术。他们至今保持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族群中没有商人，生产生活用品多靠自给自足。虽然生活方式简单，婚丧嫁娶习俗却隆重繁复，尤其是葬礼，这是一个非常重视死亡的族群。每一次的死亡仪式，都是与远古祖先的一次心灵沟通，是一次全族对自己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复习。
女人是长角发苗文化传承的主体，她们自少年起便要学习纺麻、织布、蜡染、刺绣等技艺，她们头上的长角发髻是黑麻毛线缠以亡故祖先的头发而成。她们单膝跪地，低眉垂首，以手掩面，用这样一种谦卑的姿势欢迎我们的到来。
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来自贵州省织金县阿弓镇化董村的“长角发苗”族青年歌手组合，以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原生态唱法取得了第四名的优秀成绩。人们不仅被其原生态唱法打动，也被该民族原生态装束所吸引。
有山的地方不一定有水，有水的地方不一定有山，有山有水的地方必定独得天地的垂青。当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九洞天，这个山水相融，奇妙非凡的地方时，才明白超越了天设地造与鬼斧神工的神奇所在，定然有佛祖与神灵的庇佑。就在大方、纳雍两县交界的瓜仲河上，我们领略到“九洞连环，九重天地，洞外有洞，天外有天”的神奇，既不同于织金洞那样的旱洞，也不是燕子洞那样的水洞，这里山水交融，撼人心魄。
最为难得的是，在九洞天我们终于欣赏到了纳雍县猪场乡的苗族芦笙舞表演《滚山珠》。苗族地区都有芦笙舞，原是祭祖和重要节日上的古舞仪式，逐渐成为日常性的娱乐活动，十分普遍。然而，纳雍县猪场乡的《滚山珠》却对传统芦笙舞进行了极大的改进，丰富以新颖的内容、生动的形式和高难度的技巧，成为苗族芦笙舞中一枝独秀的奇葩，曾多次赴世界各地演出，引起国际轰动。
“滚山珠”原名“地龙滚荆”，又叫“滚地龙”，苗语称为“子罗多”。传说苗族先民大迁徙中，青年后生们奋不顾身地用身体滚平遍地荆棘，为老弱妇孺开辟道路，来到黑洋大箐（今纳雍）安居乐业。人们为纪念那些后生的英勇业绩，模仿他们的动作编成这种“地龙滚荆”舞蹈，常演不衰。舞者姿势矫健，把连绵不断的芦笙音乐与舞蹈连为一体，不论动作如何艰难，舞者总是笙不离口，曲调不断，“滚地龙”之魅力即在于此。
纳雍县猪场乡的苗族芦笙舞表演《滚山珠》
这次表演虽是当地歌舞团体组织，但感觉却更接近原生态，苗族舞者兼收并容地汲取了戏曲、杂技、体操等艺术的一些高难度惊险动作，表现手法大开大合、丰富多彩，跳起来如火如荼，把豪宕强悍的民族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极富民间原生态艺术的无穷魅力。我们惊奇地发现，演员的个头极小，男子尚不足1米6，女孩更似拇指姑娘，1米4的样子，起初还以为是孩子，一问才知道都已是成年人了。
（6）火一样的民族谜一般的过去
彝族，带给世人的会是哪些联想？阿诗玛？火把节？锅庄舞？古傩戏？阿细跳月？大小凉山……大多数人是在云南与四川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脉络中了解彝族，而对于地处彝族文化核心地带的贵州却印象模糊。尤其是自古以来就作为彝族聚居区的毕节，在西南边陲众多的少数民族区域中，在一大片眼花缭乱的服饰衣着和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中似乎更难以识别。
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全国有780多万人口。贵州省境内有70多万彝族人，主要分布在黔西北的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纳壅、织金、金沙及六盘水等县市，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毕节地区。
从织金县城鱼山、东山、财神庙三处景点出来，大方县长李玉平在洪家渡迎接我们上船，水路再转山道，来到这座悬在半山的空中小城。盛大的晚宴上，李县长、旅游局局长黄涛、发改局局长黄琳兄弟俩，把酒当歌、吟诗作赋，一场恣意忘情的宾主之欢，尽显这群乌蒙汉子、彝族儿女的热情豪放。
第二天，前往奢香博物馆，这是西南地区第一个以民族历史人物命名的博物馆。这是一座具有彝族传统建筑艺术特色，形式别具一格的仿古建筑，整个布局结构紧凑，楼台重叠，嵯峨雄浑，气象奇伟。馆中展示的是聚居在贵州黔西北，以大方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古代水西彝族历史文化的辉煌成就。水西的主体区域便是今天的毕节地区。从孔明南征因功封水西彝族首领济济火为王至清康熙年间一千多年中，水西彝族在这里创造了具有浓郁特色的灿烂文化。这里曾产生了彝族政权国家罗甸方国，留下了众多的文物遗址；这里收藏、传承和出版的千万字的彝文古籍文献，反映了彝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堪称研究中国彝族文化的中心。
水西彝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民族。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正是水西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才产生了奢香夫人这样的女政治家。
奢香，彝名舍兹，贵州彝族默部水西（今大方）君长、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霭翠病逝，奢香毅然克忍居孀抚孤之痛，代袭贵州省宣慰使之职。此时，朱元璋正挥兵西南征讨残元旧部。盘踞云南的元蒙割据势力视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黔西北为军事要地，暗中与当地土酋勾结。此时彝族势力以水西最大，奢香夫人审时度势，坚持不卷入割据势力的漩涡，主动配合明军进驻，使明王朝实现了对西南边陲的统一，为国家的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明史》记载，奢香作为贵州宣慰使，水西彝族土司的首领，还是一位积极维护中央政权的女杰。明初，贵州都指挥使马晔凭借自己是马皇后内侄的权势，不顾朝廷决策，借故辱打奢香，当众裸挞其背，意在激努她，逼她造反，然后借机灭掉水西土司，向朝廷邀功。奢香部将群情激愤，云集军门，要求举兵报仇雪耻。奢香告诫众人，这是马晔的阴谋，他在制造借口消灭水西。奢香忍辱远行，面见明太祖朱元璋，陈述部族心愿，揭露马晔罪行。明太祖赞赏奢香胆识，将马晔严处，另任贤良，与奢香合力同心，迅速开辟了畅通水西的驿道，巩固了西南边防。此后，奢香夫人以政治家的宽广胸怀与卓识远见，开辟九条驿道连通西南，促成贵州建省，聘汉儒入滇传授汉学，送儿子入金陵太学进修，引入汉族耕作技术改革农业，被朱元璋收为干女儿，并盛赞曰：“奢香归附，胜得十万雄兵。”
奢香博物馆由黄涛、黄琳两兄弟的父亲发起，黄琳统筹。馆内有6个陈列室，收藏了大量的彝文古籍，涉及彝族的历史渊源、文物古迹、文化传统、生活习俗等方方面面。仔细观看馆藏陈列，知道彝族的历史变迁，自经历了清朝吴三桂剿水西一役，以及后来的改土归流，当地彝文化与中土汉文化已有相当程度的融合。仅从服饰上便能看出，从前的彝人穿裙子，而到了清朝样式竟已似旗袍了，立领盘扣，只是衣襟袖口依然还保留着彝族远古的图案花纹。
有人说，威宁草海是“草的世界，鱼的王国，鸟的乐园”，在我们看来，这里还是净化心灵的天堂。草海，顾名思义，草的海洋，名曰海洋，其实是淡水，是全国三大高原淡水湖之一，常年水面275平方公里，有5个西湖那么大。海底铺满由120多种水生植物组成的大片草场，为40多种鱼类提供了食物，而大量的鱼、虾、蚌、螺及漂游水生物又为180多种鸟类提供了食物。船夫说，草海最美的季节是冬天。每年10月至次年3月，成千上万的珍禽异鸟赶来过冬，到处是鸟叫声，那才叫美。因为不是观鸟季节，我们没有见到“国宝”黑颈鹤等珍稀鸟类。
海子边，水滩上，一场威宁彝族特有的古傩戏“撮太吉”震撼上演。它的震撼力稀释了我们对“草原何以在水下”的无限好奇，只觉得海子不过是奇幻的背景，只是为了衬托这场对祖先的祭礼。
高原彝家的部落历史还停留在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这里与历代王权的正统文化无关，与儒家哲学和伦理教化无关，与诗词歌赋和八股文章无关。这里只有道教发源的原始鬼巫，只有无数的神话传说和歌谣舞蹈。这里有一种纯粹的东方精神，其源头是对祖先、粮食和生殖的崇拜，献祭是这种自然宗教的行为基础，玄之又玄，但始终不灭。
古傩戏“撮太吉”表演
“撮太吉”是彝语。“撮”意是人，“太”意是变化，“吉”意是游戏、玩耍，合在一起的意思是“人类刚刚变成的时代”或“人类变化的戏”，简称“变人戏”。跳“撮太吉”者为男性，其装束奇特，用布将头顶缠成锥形，全身穿黑装，上身和腿上缠有白布带，头戴涂有白泥的木质面具。表演者用粗犷的动作表现初民时期人类的生活，一般在农历的正月初三至十五日演出，主要用于祛除祸祟，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戏剧形式，在中国戏曲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难怪大家在看完演出后，议论纷纷，说它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它不仅与我国传统戏曲迥然不同，而且与其他少数民族的戏剧形式，包括建国后演出的彝剧，也大相径庭。它算是什么呢？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舞蹈，将它译作“人熊舞”；有人则认为它是“彝族的原始戏剧”；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戏剧现象；有人认为它只是艺术化了的民俗事象，还不能算是戏剧。总之，莫衷一是。
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中记述了“傩”，并考证：“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提出过印欧古代文明的三元结构模式，以古代印度、欧洲神话中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作为印证。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似乎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然而，他却发现：“如果我们略为关注一下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隐隐对应着。”于是便推测，“傩，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
由此可见，“傩”讲述着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与敬畏，可算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了。现代人对这一古老的仪式早已遗忘殆尽，当年余秋雨听到贵州尚且保存有完整的傩戏震惊不已，专程从上海赶来一探究竟。一个个举世瞩目的奇迹被发现，对于长期处于化外之地的贵州意义非凡。这恰恰是对中国主流文化的一次次查漏补缺，一次次反思追问，随时警醒我们，在探寻民族复兴以及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丢掉了什么？我们的根又在哪里？
（7）神秘的夜郎失落的文明
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以中原为叙事主体的历史文献，很少记述贵州发生的事情，即使不能不记，也总是几笔带过。这给后世的史学家们造成了许多难题，因为有许多断链，贵州历史的发展脉络总是连贯不起来。即便史书记录过的人和事，寥寥几段文字，也只能给人一种模糊印象。这也许正是贵州诸多历史之谜，至今尚未破解的缘故吧。
贵州之所以被誉为充满人间传奇的沃土，与它诸多令人神往而又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不无关系。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勃兴，文化资源开发的热度持续升温，“夜郎”突然一夜之间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文化招牌。人们从厌恶“夜郎自大”，唯恐避之不及，到抓住夜郎这块牌子不放，拼命往自己怀里揽，被历史遗忘的夜郎国，又以文化资源的形式，在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复活。
“夜郎就像一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不管臭或香，都表现出我们对它的盲目与无知，这是不是也算一种‘汉自大’呢？”陈绍举的一席谈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陈是赫章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同时身兼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对夜郎文化研究多年。
夜郎究竟在哪里？这个学术界讨论了多年的问题，因为许多地方都看中了它的旅游开发价值，忽然变得敏感起来。有人说夜郎在云南境内，有人说在川南，更有人主张在湖南或桂北，这让对地方历史知之不多的老百姓如坠五里雾中。此时，出现了湘西、川东北、川南与贵州争抢“夜郎”品牌的情况，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四大班子曾一致决定更名为“夜郎县”，贵州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为“夜郎”品牌可能流失，对新晃拟更名为“夜郎县”十分重视，曾组织有关方面做工作。各种媒体也发表文章参与论争，有关夜郎的文章多达3000篇，更改县名之争进一步提高了夜郎的知名度，进一步凸现了夜郎文化在发展旅游经济中的价值。
2000年，赫章县可乐乡遗址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近万座古墓、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青铜器和奇特的套头葬等珍贵文物重见天日，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夜郎考古发现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次，被列入“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西南夜郎文化研究院在贵阳成立，日本、北京以及全国有关地区和部门的专家学者予会，面对赫章可乐丰厚的夜郎文化资源，作为争抢者之一的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坦言：“我们不是夜郎国，我们不争夜郎国；贵州就像夜郎股份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我们当一个小股民就行了。”夜郎故地在赫章可乐，基本达成共识。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夜郎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国，“椎髻、耕田、邑聚”是其基本特征。夜郎国主体为今天的贵州大部分，起自战国，止于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历史。夜郎文明的神秘消失，成为千古之谜。
夜郎是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孜孜以求解答的历史之谜。夜郎古国同我国历史上许多民族、国家一样，经历过形成、发展、融合、消亡、流变的过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征诸古代汉文献、彝族古籍、考古发掘出土文物、民间文学以及存活于上述区域的民族事象、民俗风情，无人能否认，确实有一个夜郎文化圈的存在。它是镶嵌于古代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之间的一个独立的文化板块。由于夜郎国存在的时间仅有两三百年，夜郎文化没有周边的滇、巴蜀、楚、越文化成熟和影响大；又因“夜郎自大”这一典故的负面效应，使夜郎故地的人们一度不愿坦然承认自己沿袭了夜郎的文脉。
随着大旅游时代的来临，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与破解这个神秘古国的诸多历史谜团同样重要。落后并非贵州与生俱来的痼疾，夜郎王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历史揭秘和现代诠释是文化旅游延伸原创性、差异性的不竭源泉。对夜郎古国和夜郎文化的揭秘，必须伴以现代手段的诠释，即用艺术诠释学术，用具象演绎抽象，用现实再现历史，用文化拉动经济。唯有如此才能使夜郎文化由旅游资源变成旅游产品，进而成为新的区域旅游品牌，并以其民族性、地域性而走向世界。
我们进入赫章县城时，发现夜郎广场已在修建。我们向县领导提出了“赫章”改名“夜郎”的建议，这是继提出“毕节地区”改名“乌蒙市”之后的又一个大胆构思。我们认为，“名字的作用很多元，通过名字望文生义，能把人们对文化、对历史的记忆呼唤出来。这就好像‘中甸’改名‘香格里拉’，‘黄石’改名‘赤壁’，‘思茅’改名‘普洱’，可借改名之机打造全球级的文化论坛。况且我们并不是歪曲历史，确确实实有案可考，在此前提下合理化运作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积极方式，这就叫‘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现在一提到彝族大本营人们就想到大小凉山，一提到苗族文化只想到黔东南，毕节乃至贵州的动作太慢了，再不先下手为强，就要全被别的地方抢去了！”
赫章正在修建的夜郎广场
赫章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众多民族与多元文化在此碰撞，自东部迁徙而来的远古先民在这里扎根繁衍，孕育出古夜郎的灿烂文明，并把这种文明深深地融入市井生活的方方面面。据袁秘书长讲，他小时候就曾用过与出土文物相似的劳动工具，许多古夜郎的物件在日常生活中还能依稀找到历史的痕迹。从这个角度看，夜郎文明的全貌虽已失落，余脉却仍在民间薪火相传。
据说，赫章可乐遗址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这里几十里范围内一脚踩下去都是汉墓，老百姓的猪圈内都有汉砖，而现在已发掘的部分尚不足其十分之一。夜郎文化在全世界喀斯特最发育的地区得以较好地保存、传承下来，对于受工业文明污染严重的东部地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在神秘、古朴而又多姿多彩的夜郎文化中，可以作为旅游文化资源来开发的东西是十分丰富的。仅其传承与交流方式，就可使游客在参与过程中得到深刻的文化体验。在夜郎文化旅游圈内，还存在一个歌舞的海洋、节日的海洋、服饰的海洋，其中的任何一朵浪花，都足以令旅游者陶醉。
如此神秘古朴的文化，如璞玉一般未经雕琢的原生态景观，再也不能走东部那种不破不立的发展老路，再也不能做那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事情了。必须借助大旅游时代的东风，进一步理清思路，高举高打，整合资源，达成共识，在贵州及其周边六省市相关区域内构建夜郎文化旅游圈，将夜郎文化旅游线路向周边延伸辐射，打造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原创格调、民族特色、地域风情的强势旅游品牌。同时，抓住“多彩贵州”和“神秘夜郎”这两个可以包容贵州文化旅游特色的亮点，通过文化交流协作，实现新的区域经济协作，为旅游业真正成为支柱产业，为贵州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提供强大的助推力。
（8）石门秘境人性光辉
恐龙谷内，与长角发苗同时出现的还有另一群苗人。他们男女老少身背五彩披风，手拉着手，边唱边舞，眉宇神色开朗舒张，自是另一番精神面貌，与内敛的长角发苗形成鲜明对比。
“咦，他们的歌声中怎么会有《圣经》的句子？”一位曾留学英国的同事连连惊呼。众人闻听不禁愕然，这偏僻闭塞的苗寨如何会跟远在万里之外的基督教扯上关系？这支苗族来自哪里？他们如何会接触到基督教义？为何他们的歌曲中竟会有《圣经》中的英文词句？
考察已届尾声，黔西北的西北边缘，一个要在五十万分之一的贵州地图上才能找到的小山村，一个再往前行便是云南昭通的地方。我们此前所有疑问的答案，都隐藏在这个叫做“石门坎”的地方。
远远就能望见教堂的十字尖顶，隐隐听到圣诗唱和的福音。高坡上，教堂里，男女老幼座无虚席，很多人穿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饰，缠着头巾。老人垂首默念，神情专注；孩子们则睁大眼睛，好奇地注视着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圣经，有的是汉语，有的是英文，而有的则是未见过的古怪文字。
教堂里男女老幼垂首默念，神情专注
在地理版图上，这里本是蛮荒之地，古时被称作乌撒蛮，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的石门乡，距县城140公里。这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土地贫瘠，稼樯艰难，许多人死于饥馑。这里又是古来瘴疠之地，一年中有半数是浓雾不散的阴霾天，天花、麻风、伤寒等瘟疫肆虐，患者皆无力救治往往被抛弃荒野甚至被残酷烧死。
在文化版图上，这里曾是蒙昧之所，居住着西迁中最为偏西的苗族一支，称为“大花苗”，恐龙谷中见到的便属这支。他们栖身于彝族土目的土地上，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处于半农奴半奴隶的境地，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在汉、彝、苗的千年斗争中，他们是最落魄的失败者，没有土地，蜷缩在群山顶部，忍受着汉族和彝族的双重压迫，苦难最为深重。
100年多前，初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看到的“大花苗”是一个害羞与自卑的民族。他们曾经不敢上街，更不敢去赶集。他们躲藏在自己的角落里，忍受着上千年的痛苦生活。当偶尔与别的民族对视时，他们的目光除了卑微与躲闪，不会再有别的神情。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个民族，在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间，却创造出中国文化史上的诸多奇观：创造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兴建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兴建中国第一所双语教学学校，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的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成为贵州足球的摇篮；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成为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创办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平民医院。
石门坎，这个弹丸之地，一时驰名中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富文化传奇色彩的一个村落，成为东西方文化、本土与世界文化交融而产生的一朵奇葩。当年，这里被誉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外国邮件和汇款只需写上“中国石门坎”便可直接寄达。
这一切皆源于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上世纪初，柏格理来到这里，以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融入中国文化、传播西方文明，直至为抢救身患伤寒的学校师生染病死于石门坎。
这个人是个“洋人”，当地人传为“羊人”，是怪物，是异类，遭到排斥，但苗人不惧。他们受了太多同类的苦，反而轻易超越了东西方民族的芥蒂。这群迷失于山野的羔羊，正是柏格理苦苦寻觅的上帝的花朵，他们对于基督福音几乎是无抵触地全盘接受。他和被他感化的两位汉族秀才，沿着羊肠小道在山中反复勘探，终于选中了石门坎，这里是化外生民苟活的无人管辖区，这里最接近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城”，他要在这里独辟一片“海外天国”，他要给这些凄苦的人们以“应许之地”。这简直是《圣经》中出埃及式的宏大叙事，史诗可以在他的手里谱写，我相信柏格理的心中有无限的憧憬和激动，这支持他走过漫长年月的困苦与凶险。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70年代修通的机动车道，不过是一条千疮百孔的碎石土路，这里是贵州公路网的末端，又与云南公路网不接。大雾阴雨，泥泞坎坷，我们赶早出发的越野车队，到达时已过中午。石门坎因通往外界的一座石门而得名，当年这里不通公路，这是大山中苗民的唯一出路。
平等地对待苗族，接近妇孺，这是柏格理成功进入乡村社区的一个因素。穿着苗族服装的柏格理很快就会在路上给人让道，嘴里说着地道的苗话：“老哥得罪了”。柏格理被苗族人称为“热爱和关怀苗族人的人”。对于100年前的苗族人来说，这是件难以让人相信的新鲜事。从石门乡政府党政办公室主任张国辉的讲述中，我们得知柏格理毫无洋人架子，穿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不坐轿，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苗人称他“拉蒙”（苗王）。他还曾由于为苗民主持公道，险遭彝族土司暗杀，最后被毒打致残幸免一死。
因为柏格理的到来，石门坎给予苗族人的不止是知识与文化；它激发出了这个民族身上悠久的、深邃的民族精神——在经历了漫长的压抑与贫困后，他们依然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当时石门坎学校的建立，带动乌蒙山区三分之二的苗族人脱盲，当时苗族人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周边汉族。
深爱苗民的柏格理是为照顾伤寒病人的时候染病去世的，他死的时候，年仅51岁。他的棺材当时由16位强壮的汉子抬着，缓慢行进在陡峭的山坡上。人们想试着唱一首赞美歌，但眼泪与哭泣使歌声持续不下去。苗族人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苗族人在自己的贫困状态下承担起了柏格理丧葬的全部费用，他们将永远怀念这位异族人。许多苗族人在坟墓边守候了数日之久，有人彻夜不眠在墓旁陪伴着他。后来，很多苗族教民死后都葬在了墓地周围，永远陪伴着他。
今天，石门坎柏格理墓地上矗立着嵌有世界上唯一用英、汉、苗三种文字雕刻的墓碑，已成为文明交融的一道独特风景。从这座墓的每一个方位向四周望去，你都能看到一个施药所、几所学校、一座教堂、一个麻风病人之家，以及孤儿院和住房与生产改良所。而在他的身后，曾被柏格理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的学生们写道：“如果你行进在从石门坎到云南府的旅途中，有可能几乎每一夜都歇宿于某个基督徒的传教点上。”
石门文化的兴起、繁荣、衰落，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前来考察研究，柏格理和他的后继者们所创造的文化奇观，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几千年来中国的儒、道、释做不到的事情，基督教却做到了，英国人却做到了，而且做得这般彻底？有一种说法也许不无道理，“可能是苗族与基督教的先民犹太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吧。遭驱逐、大迁徙、做奴隶、被压迫，他们都渴望有摩西式的人物带领他们去找寻流淌着蜂蜜和牛奶的应许之地。正是这种貌离神合，在冥冥之中连接着原本远隔重洋的民族与文明吧。”
4月10日，我们在毕节地区逗留的最后一天，在参观完最后一个考察地点，位于大方县羊场镇的中国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旧址后，笼罩在黔西北高原上那片神秘的云霾被春风撩开，清亮亮的阳光下，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山水瑰丽无比。
畅游乌江画廊，聆听水西往事，叩问百年石门，沐浴着吹聋苗族少女如风的箫声，震撼于古朴动人的威宁彝族撮太吉表演，融入在纳雍苗族“滚山珠”和赫章彝族铃铛舞的精绝中……神奇乌蒙，神秘夜郎震撼与感动着走进她的每一个人。十天下来，巨大的心灵震撼使大家都高度认同了两个词——“神奇”与“神秘”。
4.毕节突围
中国驶入大旅游时代，毕节旅游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毕节试验区已经具备了发展旅游产业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首先，天时方面，旅游产业已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四大产业之一（旅游产业、信息产业、汽车产业、房地产业）。“十一五旅游看贵州”，2006年贵州省的旅游接待总量和旅游收入的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多彩贵州”将成为未来中国旅游的最大亮点。
其次，地利方面，毕节有草海、织金洞、百里杜鹃等10个国家级的旅游品牌，旅游资源丰富、品位高端、垄断性强、组合性好，拥有打造国家级著名旅游区的潜质。
最后，人和方面，“三老”都非常关注毕节旅游。老头子——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部门都关注和支持毕节的旅游发展；老板——旅游投资已经成为新的投资亮点，2010年后至2020年，中国每年需要一千亿元的投入，投资主力当属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民间资金；老百姓——旅游产业成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带动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成为老百姓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旅游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拉动区域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引擎之一。当毕节重工业化发展之路难以持续之时，旅游业的发展不失为毕节实现区域经济第二次突破的重要途径与支撑。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必须把旅游业作为一个关乎毕节试验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性产业来抓，树立旅游业的龙头地位，不断深化和拓展试验区的新内涵。
当毕节地委与行署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地把旅游产业作为实现区域经济再次腾飞的龙头和引擎时，旅游突破已成为毕节试验区二次崛起的新内涵与新模式。为此，在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前瞻性地提出，作为科学发展观策源地、和谐社会试验田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示范区的毕节，完全可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旅游产业为龙头探索出一条生态开发、富民兴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因地制宜地提出毕节旅游业发展的四大战略——
（一）龙头带动战略：
依据大旅游时代的产业发展思路，将毕节旅游产业的发展与其他产业和社会事业统筹考虑。
（1）以旅游业为龙头带动其他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将对毕节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文化娱乐、商贸服务、生态农业、教育培训、手工业、房地产等多个产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带动效应。
（2）以旅游业为龙头推动城乡一体化：毕节的城乡统筹之路，应该通过旅游产业的主导，强化产业支撑，合理规划城镇体系，促进城乡统筹。按照旅游产业的空间布局，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形成“旅游新城——旅游新镇——旅游新村”三级城镇体系，大力推进“三个集中”，引导产业和人口的聚集，使之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
（3）以旅游业为龙头促进区域营销：旅游营销活动不仅可以促进区域旅游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为区域社会的转变提供了外在动力，创新环境可促进区域产业以及招商引资的发展。
（二）区域联动战略：
加强与周边区域的联合与协作，构建区域旅游合作网络，以整合和服务周边为理念，做大做强区域旅游品牌，打造大乌蒙生态旅游区，并不断强化自身的中心地位，成为区域旅游品牌的领导者和代言人。
对外，利用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和乌蒙山腹地的优势，与川南、滇东北形成大乌蒙省际旅游联盟；省内则整合贵阳、安顺和六盘水的旅游资源，形成黔西旅游环线。
对内，实现上、下乌蒙两大旅游资源和旅游板块的景区间联动；同时还要实现景区内部的联动，对旅游小景区和旅游城市进行要素整合，合理组合旅游资源，形成大景区，丰富旅游内涵。
（三）跨越发展战略：
毕节旅游业不应再走由观光升级为休闲，再上升到体验的传统发展老路。这只能是一条追赶型的发展道路，永远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跑，没有出路。
毕节旅游业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按照国际旅游流行的趋势，高举高打，以高带低，打造高端新型的生态旅游产品，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和体验旅游，引进最先进的开发和管理模式，以期实现毕节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
（四）机制创新战略：
毕节旅游业当前面临的最大障碍还是机制问题。旅游产业长期以来管理和经营不分，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身份混淆，导致产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效益较低。毕节旅游产业要有新发展，必须建立专业化的经营平台，分清权、责、利。“政府经营环境、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只有进行机制创新尤其是管理机制的创新，才能保障毕节旅游的健康快速发展。
在四大战略的指导下，按照我们的策划思路，毕节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就是要经过5~10年的努力，将毕节试验区建成中国西南地区景观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文化内涵丰富、旅游市场繁荣、功能设施完善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成为中国西部最具特色的世界级精品生态旅游区之一，使旅游业依次成为地区重要的先导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促进毕节试验区的可持续发展。届时，毕节试验区对于贵州而言，将成为“多彩贵州”的集中展示区；对于西部而言，将成为大乌蒙生态旅游区的核心区；对于中国而言，将成为西部生态旅游的示范区。
围绕这一目标，我们迅速梳理出毕节的三大主导旅游产品，并合理地划分出旅游分布的。
四级空间结构布局，为毕节构建完整的旅游体系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一）观光产品：
（1）自然观光产品：百里杜鹃、织金洞、东风湖、韭菜坪等。
（2）人文观光产品：奢香博物馆、夜郎文化遗址、红色文化遗迹。
（3）城市观光产品：水西公园、织金古城等。
（二）休闲产品：
（1）滨水休闲产品：草海、倒天河、水西湖等。
（2）城市休闲产品：主要城市的商业游憩休闲旅游、历史街区旅游等。
（3）乡村休闲产品：茶文化、乌蒙美食等。
（4）文化休闲产品：民族风情休闲游、特色民俗农家乐等。
（三）体验产品：
（1）民俗体验产品：化屋基苗寨、三官寨、板底彝寨等。
（2）节事体验产品：山地自行车赛、杜鹃花节、民族节庆等。
（3）会议体验产品：商务年会、产业峰会、奖励会议、拓展培训等。
大旅游时代，日趋多样化的专业旅游市场蓬勃兴起，政务旅游市场、商务旅游市场、自驾旅游市场、银发旅游市场等迅速崛起，方兴未艾。根据这一发展趋势，我们建议毕节的三大主导旅游产品必须要围绕专业旅游做文章。主导产品与专业旅游相结合可以形成多元化产品体系，而建立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是满足多样化与动态化市场需求的基本前提；围绕专业旅游设计主导产品，还有利于和时代主题相结合，如乡村旅游年、红色旅游年等主题都是与专业旅游市场的结合点；针对专业旅游市场的营销推广，渠道单一，火力集中，便于操作，往往通过学术、论坛等活动就能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毕节的科考、访古等专业旅游市场可以借助这样的模式来营销。
毕节旅游资源繁星满天，丰富多彩，几乎浓缩和涵盖了贵州旅游的所有精华和特色，但却由于长期战略不明，思路不清而导致了层次混淆，面目模糊的发展现状。针对这一症状我们提出，毕节旅游资源可划分为“板块—圈层—景区—景点”四级空间结构。
从外部看，毕节旅游区属于“大乌蒙旅游板块”；对内而言，毕节旅游区又呈现“两圈七片多点”的分布格局。
两大旅游圈层：
上乌蒙旅游圈：以威宁和赫章两个区域构成的旅游圈，其旅游形态以生态体验旅游和文化体验旅游为主。
下乌蒙旅游圈：以毕节、织金、黔西、大方、纳庸、金沙六个区域构成的旅游圈层，其旅游形态以会议培训、自然观光和休闲度假为主。
七大主题旅游片区：
根据毕节旅游资源的分布集中程度和旅游资源的特色和价值，可以把现有旅游资源分为七大景区，每个景区都特色鲜明：“红”——毕节红色旅游中心区，“花”——百里杜鹃景区，“湖”——水西湖景区，“海”——草海景区，“洞”——织金、黔西景区，“夜”——夜郎景区，“坎”——石门坎景区。
众多旅游景点：
包括主题旅游景区内部的各个景点和其他较分散的旅游景点。
毕节旅游有着丽质天成的自然景观和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经过我们一番科学的梳理与策划，毕节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重又以眉清目秀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2007年7月中旬，在经过了三个月的反复探讨和修改之后，《毕节试验区旅游发展战略策划报告》正式出炉。在向毕节地委和行署的成果汇报会上，我们再次阐释了“欲策划毕节旅游，必先跳出旅游，从毕节试验区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旅游业对试验区的价值和使命”的核心思想，强调毕节旅游业不仅是“中国西部试验区”谋求创新的突破点，更是毕节试验区科学发展的战略支点和运营平台。这一观点得到了地委与行署主要领导的一致认可。秦如培专员对我们提交的策划方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不吝赞誉为“迄今为止听到的最出色的策划方案”。针对我们提出的生态旅游区的概念，秦专员进一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仅仅是‘生态’还不够，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原生态’，这是毕节乃至贵州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200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20周年之际，在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毕节旅游业更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全年接待游客8006万人次，实现收入4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671%和1863%。与此同时，国内国际众多机构和学者越来越关注这个特殊意义的区域。因为人们发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越来越显示出社会和环境的“不可承受之轻”，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必然成为未来的不二选择，而作为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试验区，毕节的探索和经验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09年元月初，中共毕节地委书记秦如培、行署专员张吉勇亲自率队的赴京汇报团得到了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的接见。邵琪伟对近年来毕节旅游业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出毕节地委、行署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培育，这个时机抓得很好。毕节旅游资源丰富，基础设施也在逐步改善，相信在几年后，旅游业必将成为毕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同时，邵琪伟还表示，国家旅游局将积极支持毕节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风正帆悬，乘风破浪。毕节各级各部门在过去的数年间，千方百计地加快打造西部重要旅游目的地步伐，集中力量将旅游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毕节试验区正沿着科学发展之路，向着中国西部最具特色的世界级精品生态旅游区的目标奋进！
五、发现贵州
贵州的“贵”字，分拆开来讲，意思就是“中国的一件宝贝”。
在贵州众多的资源中，旅游资源最丰富，是最容易开发和见到成效的，也是最有开发价值和市场潜力的资源。
贵州森林覆盖率3993%，年平均气温153℃，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典型的亚高原气候。与平原相比，通透凉爽，最热月平均气温24℃，仅有一周时间超过30℃，天然的大空调；与高原相比，紫外线强度低，人体舒适感大大增强。在温室效应全球肆虐的大环境下，对陷于水深火热的人们来说，这样一个清凉世界无疑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人间仙境！
贵州是世界上最完整、最典型、最大规模的“喀斯特地貌王国”，中国南方锥状喀斯特的中心。拥有1个世界自然遗产，4个国际生态博物馆，6个国家地质公园，雄奇与秀美兼备的亚高原风光，大山大水，高峡平湖，深洞陡瀑；7大古城，18600多个古村寨，17个少数民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会喝水就会喝酒”，绚丽多姿的历史传统和古朴淳厚的原生态文化交相辉映，堪称“文化千岛”。
贵州山川秀美，其旅游资源结构复杂多样、丰富多彩。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都十分丰富，既有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存及近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纪念馆，还有各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有多种奇异典型的地质现象、丰富的矿产矿床及动植物群落；有大量高峰绝壁、急流险滩和洞穴可供攀登、漂流探险；众多的高原湖泊为水上运动提供了优良的场所，还有数量和品种多样的矿泉供人闲逸疗养，形成贵州旅游资源组合的丰富多样性。全省有开发价值的旅游景点达1000多处。
贵州的民族旅游资源特色鲜明，丰富多样。全国56个少数民族，贵州有49个，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有17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785%。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风格各异、类型多样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节日、服饰、村舍建筑，构成了贵州旅游资源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贵州旅游资源可利用和挖掘的潜力非常巨大。例如：雷公山、月亮山、九洞天、威宁草海、乌江画廊、世界三叠纪公园、惠水涟江天生桥群和惠水燕子洞等至今仍处于半开发状态，这些地方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景物神奇壮观，是一块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全省还有很多举世奇观尚未向广大旅游者展示其风姿，仍处于藏在深山人未知的状态；许多已开发或正在开发的旅游资源也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度开发，不断补充内涵，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充分挖掘出其发展潜力。
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使贵州发展旅游产业具备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咫尺神秘稀奇古怪
用现代的经济眼光来看贵州，贵州的确落后。广东与贵州面积相仿，人口虽是贵州的近2倍，地区生产总值（GDP）却是贵州的12倍，其人均GDP超过3000美金已达小康，广州市的人均GDP更是超出10000美金领先全国提前“发达”了。可是贵州呢，还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人均GDP不到1000美金，长期叨陪末座，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
广东独得改革开放的天时，拥有沿海区位、毗邻港澳的地利，交通、市场等基础设施完善，加之多年的财富积淀，形成了产业、资金、技术、信息和人才的聚集效应。这些实现现代化的优越条件，贵州都不具备。在大山的层层阻隔下，贵州更像是一片封闭的小天地，自成体系，自我循环。因为封闭，贵州错过了一次又一次追赶现代化的机遇；因为封闭，贵州保存了较为原始的自然环境，省会贵阳附近尚有七十多公里的森林带，这在发达的经济大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封闭，贵州的许多乡镇还保持着古朴的原生态风貌。
带着现代化的有色眼镜看贵州，贵州是“落后”的，是经济小省，是中国经济的“盆地”。但是，换一种眼光，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贵州就是一个大省，一个高地，中国的一块珍宝，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相较贵州“边地”的心理距离，地理上的贵州并不遥远。从广州到贵阳，只需一小时二十分钟的航程，就可实现回归自然，改天换地。借助成昆线、杭瑞高速，尤其是贵阳至广州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贵州距离成渝都市圈、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尤其是珠三角城市群，完全能够做到朝发夕至，最多只要十几个小时的车程，就能走出水深火热，投身世外桃源。
这么看来，贵州似乎天然是为旅游而生的。信手拈来，满把的稀奇古怪——稀，稀有；奇，奇特；古，古朴；怪，怪异。神秘莫测，不可捉摸，似乎远在天边，其实又近在咫尺。“咫尺神秘，稀奇古怪”，这是我们震撼之余对贵州最真切的感受。
其实，贵州完全不必在“现代化”面前自卑。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西方世界传统的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在当代的中国正日益受到质疑和批判，那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来的所谓“现代化”，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为继。
西方世界在我们之前走出来了，回望历史，对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着大量的反思与清算，后现代社会的提出可以说就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反动。
1962年，女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针对五六十年代由于大量使用杀虫剂给美国造成的生态破坏，她用寓言式的笔触写道：“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泽。”这本书在美国掀起人们对工业化带来生态灾难的反思，引发激烈的讨论。
就在《寂静的春天》问世十年之后，罗马俱乐部学者们所著的《增长的极限》问世，他们得出结论：“地球已经不堪负重，人类正在面临增长极限的挑战，各种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继续生存。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以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将在100年内出现。”
1992年，经过几十年的争论与思考后，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心声。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分为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结合在一起，把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结合在一起，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措施。
这一切都在启示我们：“现代化”也许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工业化”更不是实现发展的不二之选。
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浪潮把历史文脉荡涤得一干二净，使城市与乡村都变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形象。因为落后与封闭，贵州对“现代化”和“工业化”反应迟钝，这反而使之具备了一种后发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使之省去“试错”的过程，充分借鉴先行者的经验，躲过此劫，少走弯路，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旅游时代，旅游业已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是生态环境与产业经济达到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旅游产业的大发展，已经成为贵州告别传统的“现代化”和“GDP”崇拜，实现从“落后”跳过“现代”直接进入“后现代”，从“农业文明”跨越“工业文明”直接达到“生态文明”的希望所在。
2.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
一个咫尺之遥的“清凉世界”充满了无数的神秘与神奇。贵州的原生态、纯天然、欠开发恰恰成就了自身在大旅游时代错位经营、差异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因为山高路险、落后封闭，才使得现代文明不至，原始文明不失，才使得贵州有从农业文明直接过渡到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
同样位于西部，同样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同样是资源丰富，民族众多的云南和四川在旅游发展上已经先行一步。
当年，在我们的参与下，1999年的昆明世博会极大提升了云南的区域形象，推动了云南由烟草大省、有色金属大省向旅游大省、生态大省的转型。由于启动较早，云南旅游的主体还是观光旅游。近年来，云南正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与休闲产业，促进观光旅游产品的转型与升级。
上世纪90年代，四川曾提出“旅游学云南”的口号，随后急起直追。到了2003年，四川的旅游总收入以及旅游对全省GDP的贡献已经超过了云南。此后，四川大力实施旅游强省战略，积极开发“精、奇、特、新”的旅游精品，不仅注重数量的增长而且更重视品质的提高。在2007年，四川省旅游总收入达到121731亿元，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成为全国第8个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元的省份。
与云南和四川这两大近邻相比，贵州旅游业虽然在接待人次和收入总量上无法与之媲美，但其增速却是最快的，多年在全国名列榜首。这充分显示出贵州旅游业巨大的后发优势与强劲的增长潜力。
贵州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观光旅游的兴起和90年代大众旅游的普及。进入新世纪，贵州旅游迎来了一个关键转型期，倘若战略正确，策略得当完全可以驶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反之则可能徘徊不前，甚至衰退下降。大旅游时代，贵州不能再走云南和四川那种低质化观光旅游、破坏性大众旅游的传统路线，而是需要创新、升级，走向国际化、高端化，大力发展以休闲为主体的生态旅游。这是由贵州原生态旅游资源的脆弱性决定的，也是由大旅游发展的时代趋势决定的。这既是对贵州旅游业发展提出的巨大挑战，也是贵州旅游业后来者居上的宝贵机遇。
“不怕贵州穷，就怕全国不富！”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的话喊出了贵州旅游业的世纪雄心。千年等一回，历史的聚光灯终于投射到了西部这一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处女地，天时、地利、人和，大旅游时代的天赐良机，奇货可居的自然资源再加上众志成城的主观努力，放眼中国，新一代西部旅游的领头羊舍贵州其谁？
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独具慧眼，曾有诗云：“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400年前，大旅行家徐霞客专为这方山水而来，惊叹之余曾为其留下珠玑般的文字。500年后，大旅游时代的两台大戏在云、贵上演，云南上半场，贵州下半场。如今，下半场的天幕已经轰然开启，贵州正在擎住大旅游的龙头，把“云贵胜江南”的历史预言，变成活生生的时代传奇。
大旅游黄金法则之七
新生态法则：大开发不是生态开荒
西部大开发绝不是西部大开荒。
大旅游时代，旅游业正成为中国新一轮区域开发的先行官。旅游业作为一种“无烟工业”和“无形贸易”，已成为后进地区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首选产业。
由于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已步入后工业时代，而广大西部地区却还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甚至还停留在农耕文明时期；东部的两三亿人口率先享受了工业文明的繁荣，同时也在承担工业污染的代价，而西部的人们却空守着蓝天净土、青山绿水而遭受穷苦贫困，世外桃源更成为穷乡僻壤的代名词。
西部未经雕琢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正是东部人们的渴求，而东部的物质文明也正是西部人们摆脱贫困的迫切之需。然而，信息不对称，道路没打通，平台没搭建，有需求没供给，导致“一边捆着草，一边饿着牛”。
西部大开发让广大西部落后贫困地区看到了发展旅游产业的巨大潜力，旅游业被资源禀赋良好的西部和贫困地区当成了优势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替代产业。然而，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基于旅游业发展的西部大开发绝不能演变成大干快上的“西部大开荒”。
大旅游时代，广大西部地区正面临着严峻的世纪课题，那就是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如何选择合适的旅游形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从而实现统筹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新世纪之初，当我们开始不断介入西部各省区的旅游发展战略策划时，便已强烈感受到，破解西部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世纪难题是何等的艰巨与迫切。
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在增强人类认识和开发地球能力的同时，也严重扭曲了人类与地球之间的正常关系。人类对自然疯狂掠夺式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并急需探索新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环境和自然保护的绿色浪潮迅速兴起，“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运而生，并日益深入人心。
生存环境的危机使人们的环保意识开始觉醒，绿色运动及绿色消费席卷全球。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旅游消费，生态旅游迅速普及全球，现已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很多欧洲国家得到广泛推行。
生态旅游的提倡，使普通游客开始关心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以及他们世代相传的特殊文化；置身于原始、自然的美丽风光，可使人们体会到良好生态环境带来的种种美好感受，为保护环境竭尽自己的所能。生态旅游这种兼顾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旅游形态正是西部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
正如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上的致词中指出的那样“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当年，我们参与策划99昆明世博会时，提出云南要借助这次世界盛会实现从烟草大省向旅游大省的转变，当时国家旅游局为配合这一目标，就把1999年确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各地也借机推出了一些生态旅游产品，在我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随着环保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的生态旅游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此后，为了在世界各地积极推广生态旅游，联合国把2002年命名为“生态旅游年”。2008年年底，为了进一步加大生态旅游产品推广力度、广泛宣传环境友好型旅游理念、大力倡导资源节约型旅游经营方式、切实满足不断升级的旅游消费新风尚，把我国旅游业建设成为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绿色产业，国家旅游局决定将2009年全国主题旅游年确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主题口号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明”。生态旅游开始成为中国大旅游时代的主旋律。
经过多年的旅游策划实践，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应当把生态保护作为既定的前提，把环境教育和自然知识普及作为核心内容，是一种求知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绝非一种打着“生态”幌子的普通大众旅游。
我们认为，只有具备“四化”特征的旅游形式才能称得上生态旅游——
1.市场高端化：生态旅游绝不是大众化旅游，而是小众化旅游，甚至贵族化旅游。生态旅游的突出特点是，特殊设计的旅游产品用以满足特殊兴趣的旅游需求，利用全新的旅游产品以游客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来增加旅游收入。生态旅游者不是没有自己确定的旅游目的、被卷入旅游时尚潮流的盲目旅游者，也不是为追求豪华奢侈的物质享受、认为金钱可以买断自然的旅游者，而是具有欣赏、探索和认识大自然及当地文化的明确要求的较高层次的游客。
2.形态专业化：生态旅游绝不等同于自然旅游。自然旅游主要是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娱乐体验；而生态旅游则是强调了解自然、欣赏自然、研究自然，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为保护自然作出贡献。保护性是生态旅游区别于传统旅游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尽量减少对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3内涵人文化：从旅游资源上说，生态旅游并不仅限于自然生态，还包括人文生态。为了解、欣赏、研究和保护的目的到特定的文化、民族区域旅游，同样也是生态旅游，其关键是不应干扰、伤害或破坏当地的正常生活方式。西方国家将生态旅游仅仅定位于自然景观，而我国是具有5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自然已经与文化融为一体，所以，中国生态旅游的对象不仅仅是自然景观，而且包括与自然和谐的文化景观。
4.目标可持续化：可持续旅游是一种原则，而生态旅游则是一种旅游形态。生态旅游仅是实现可持续旅游的一种途径，可持续旅游绝不仅限于生态旅游，但做不到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也根本称不上生态旅游。
正是基于以上特征，我们认为发展生态旅游应当具备三大前提条件——
1.市场条件：环保意识较强的游客。因为生态旅游市场多在偏远、生态系统脆弱地区，这决定了生态旅游消费远远高于一般的大众旅游消费。所以，参加生态旅游的旅游者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环保意识强的经济富裕者，与大众旅游形成了明显反差。
2.供给条件：生态旅游的经营者。在开发经营上，生态旅游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产业，应该在科学技术的密切参与下运作，要求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必须要对所处地区生态系统的特点非常了解，具有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门知识。
3.政策条件：必要的监测和保障条件。在发展生态旅游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立法保护生态环境、进行旅游环保宣传、重视当地居民利益、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加强管理等。
目前我国很多生态旅游实践并没有达到生态旅游的本质要求，着重强调了生态旅游“走进自然”的一面，而忽略了生态旅游“保护自然”的目标，有些生态旅游产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旅游产品，而是自然旅游或者是观光旅游的另一种形式，对这种产品的开发要慎重和缓行，否则这样的生态旅游开发必然会引发大量的环境问题。
目前，关于生态旅游的目标已经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基本认同。生态旅游作为广大西部地区兼顾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最佳旅游形态，必将随着我国环保意识与环保产业的不断进步和革新，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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