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冠贤

    四根杆子

    四根杆子是个地名，是南京的一条小街。但是，我们提到的四根杆子，指的是那条街上的一座小楼。

    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冯玉祥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仍在开封，由参谋长秦德纯负责留守。冯想到我们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200多位同学，从张家口转移宁夏，五原誓师以后又随先生转战陕西、河南，未能完成学业，就叫我们都到总司令部报到，送我们到北京陆军大学深造。到得早的，赶上陆大考期，到北京去了。宋聿修就是其中之一；到得晚的，错过陆大考期，就到南京集中，我是其中之一。到南京以后，我们就住在四根杆子。

    四根杆子住的是豫、陕、甘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刘治周。我们在那里住席棚，打地铺。冯看见了，就对刘治周说：“你们就几个人，另外找地方。这里给他们住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四根杆子住下。每天由外交部秘书唐玉如等来给我们教英文，准备到英国去留学。这时我们没有工作，只是学习，生活又好，真是悠闲自得。可就是不能乱跑。因为冯不定什么时候来，也许一大早，也许是半夜。

    有一天，忽然听到一个坏消息，说是有几个同学从北京考陆大回来，一到南京就被军政部关起来，还一天不给吃饭。我们急了，就去问副官长许祥云。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事情是这样：冯有个规定，在他的部队担任警卫的京汉铁路北段，客车后边挂有军人专用车厢，不准军人和老百姓坐一起。这几位在北京考陆大落选的同学坐在民用客车上，被执法队发现了。执法队批评他们，他们不买账，因而引起争执，几乎打起来。执法队向执法处控告了他们。执法处处长徐伟烈是一个执法严峻的人，他立即报告了秦德纯。秦德纯不便做主，就报告冯。所以这几个人一到南京，就被关了起来。

    我们听说情况以后，就托许祥云去说情。许祥云带我们去见曹浩森。曹浩森原是第二集团军的参谋长，当时是军政部次长。他也不了解原因，就去向冯请示。两天没有回信，第三天夜里，开来一辆大卡车，把我们全部接到军政部去。冯对我们说：“科举时代，举子入考场只带两件东西：一块干饼一条绳。饿了吃口干饼喝口水。出来以后，中了不说，如果不中，一条绳子上吊自杀，哪还有脸见人。你们可好，落了榜还找人发火，不压压你们的气焰行吗？”说完就叫我们回去，并叫那些同学也跟我们一起住到四根杆子。因为他们来晚了，跟我们一起学英文赶不上进度，就改学德文、法文。后来，我们去英国，他们就去德国、法国。如张文勇上德国去了，陈先政上法国去了。

    为了送我们出国留学，冯不但叫外交部长王正廷为我们找教师学外文，还在励志社和我们一起吃西餐，教我们吃西餐的规矩，如餐具怎样摆、宾主怎样坐等等。冯还特别嘱咐我们说：“吃西餐有定量，不像我们在家吃馒头，一顿好几个。面包一次两三片，多了人家会笑话的。”所以我们到英国后吃饭不敢多吃。总是吃不饱，只好饭后自己买点心吃。

    从严治军一例

    传令队是最接近冯的人，而冯对他们的要求也最严。冯对他们说：“我对人有三种态度：对路人，我只说他好，不说他坏；对友人，有了缺点，就对他进行劝告；对自己人，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要严加管教。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有了错你不管，自己的孩子有了错就要训斥，甚至打骂呢？就是这个道理。”

    第八师师长韩占元（后改名瞻园）勇敢善战，打起仗来总在第一线，从来不打败仗。但是骄横抗上，谁也指挥不动，只听冯调遣。有一次不知犯了什么错，从师长降到上尉副官，还得和传令队住在一起接受看管。可是，改正错误以后，立即出任军长，参加战争。我想，这样从严治军、赏罚分明的精神，其他将帅有吗？

    泰山修路

    冯夫人有个弟弟叫李连海，也常常随侍先生左右。因为他总是嘻嘻哈哈，冯说他“二马蛋子”。他和我很要好，谈起话来总是“哥们哥们”的。有一次他要下山洗澡，约我同去。他骑冯才买来的三枪牌自行车，我骑自己的普通自行车。我说不行，他却一定要拉我去。我只好跟他去了。下山时，他骑得飞快，我也得飞快地跟着。

    从我们驻地普照寺到三笑处，路稍平些，还比较好走。一过三笑处就不行了。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石头又多。碰上大石头，就得绕道而行。他在前边飞，我在后边赶。碰上一块大石头要拐弯的时候，我的车子一歪，撞在了石头上，小腿碰伤了，鲜血直流。我赶快撕下一块衬衣把伤口包起来。他们把我送回家，并在冯面前给我请了假。因为不让冯知道是不行的，他随时有事就会找我。

    过两天我回到山上，冯问我好了没有，我说好多了。冯说：“这都是因为没有一条好路，咱们修路吧。这是一件利己利人利大众的事。凡是利己利人利大众的事，我们都要干。”

    按照冯的计划，路修两条。一条从小五庄起，经范先生的“山庄”（几间草房，人们叫它“山庄”）到泰安车站。这一条路要三公尺宽，可以走下一辆人力车。另一条从三笑处到泰安北关马路。这是一条小路，一公尺宽就行了。劳动力主要是手枪营，另外雇一个石匠。一个石匠忙不过来，冯就叫魏凤楼（当时的手枪营营长）挑两个士兵学石匠。后来这两个士兵就真正成了我们那里的石匠。

    几个月以后，路修好了。冯对我说：“你看，如果早把路修好，你也不会碰伤了。”又对魏凤楼说：“你们练兵也有操场了。每天早上跑跑步，跑多了，路也踩实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先生想得周到。”泰山的老百姓反映就更多了，不论是割山草的、抬山轿的、担担子上山下山的，没有不说冯好的。修路起了许多石头，又开出了许多耕地，农民也高兴得到处传颂。

    去北上高

    北上高在我们驻地的东边，离五贤祠有近十公里的路程。那里是泰山武训小学最东边的一个分校，有六间房子，分两个班，学生也比较多，因山路崎岖难走，人们很少到那里去。有一天，冯要去看看，大家说抬山轿不好走，不必去了。冯说：“抬轿难走，我就步行去。”我不放心，就和传令队队长刘纯德研究，不叫冯知道，叫张三（张三是冯最信任的一个抬山轿的）跟去。抬轿钱我们暗中给他。

    去之前，冯叫传令队的庞绍绪买了十斤熟牛肉、十斤煎饼和一些咸菜。又把牛肉分成30包，每包里面加一片咸菜。他叫买这些东西是给谁吃的，我们也不便过问。因为我们知道，冯做事无论大小都有他的用意，我们是想不到的。

    走了一段路，冯叫我们去请范明枢先生。范住在元宝街。我和一个传事兵一块去，一会就到了。范问冯中午饭怎么吃，我们说带的有煎饼。范说：“那好，我也吃煎饼。”因为煎饼是放几天不会坏的，所以家家都有。他拿了些煎饼带着，又叫我们先走去照顾冯，自己就坐着冯特别为他置备的前边拉后边推的人力车也跟了上来。

    我们一到北上高，那里的老师学生都列队欢迎。冯问是谁走漏了风声。范笑了笑，原来他比我们路熟，早已先我们而到了。

    冯一到北上高，就和那里的师生谈论学校的情况，接着又找高老太太谈话。这高老太太家是北上高人口最多的一家，她在大门口给我们搬两张床，我们就坐在那里休息。冯和她谈了很多话，她很受感动，说：“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人上过学。你老先生（泰山居民都称冯为“老先生”）真好。你来了，我们的孩子就有学上了。”又说了许多冯办的好事。该吃午饭了，高老太太请我们到她家吃饭，我们说，我们带有煎饼，她就回去了。

    北上高有些近村来的穷学生吃不起饭，学校每月发给两元煎饼费，中午吃煎饼，学校供给开水，他们就不回去了。我们也要了一点开水，大家开水泡煎饼就着牛肉、咸菜吃起来。冯也是大口大口地吃。农村用的白瓷碗，他吃两大碗。我想：“有些人说先生的朴素生活是假装的，那么请他们吃吃这煎饼试试看。”

    30包牛肉，我们一人一包是吃不完的。剩下20来份给谁吃呢？原来，这里离家远、中午不回去的学生还有20来个，冯就叫我们把剩余的牛肉、咸菜、煎饼分给他们吃。孩子们难得吃到这样好的牛肉，都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这时我们才明白冯这样安排的用意。

    回去时，张三抬山轿给冯坐。冯不坐，并问是谁叫张三来的。我们说是张三自己来的，并说：“人家老远跟来了，不要辜负人家一片诚心。”冯这才坐上回去。

    请大家吃西瓜

    德州西瓜大而甜，吃了叫人口爽心清。1935年夏天，韩复榘派人给冯送一些德州西瓜到泰山五贤祠。冯喊三个站岗的卫兵也来吃，并问他们好吃不好吃。大家齐声叫好，并说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西瓜。冯说：“叫你们营附（那时魏凤楼是手枪营营长，我是营附）来，叫他到德州买西瓜，多买一些，大家都尝尝。”我问冯买多少，冯说：“买一车厢。”又叫我到济南去找闻承烈（济南市长）。我到济南给闻承烈一说，闻说：“这不难。德州还驻我们一个团，团长是高兰田，你去找他好了。”我到德州找到了高团长。他很高兴地带我到车站去看那些集中起来的西瓜。大堆的西瓜按成熟程度分成几等。有的是现下就吃的；有的是可以放几天的。能放三天或五天都有区别。由于瓜的个头大小都差不多，所以买时，论个不论斤。高团长替我们要了一个载重25吨的木闷子车皮。一车皮可以装1000个，我们买了五六百斤。

    西瓜买回来以后，冯叫运到烈士祠，请泰山武训小学的全体师生和手枪营的全体官兵都来吃。学生是三个人一个，士兵是五个人一个。热心办学的张三和附近村庄的老人们也都各有一份。还给关帝庙住的干部们送去了。冯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来了，范明枢、张雪门等几位老先生也来了。一时间烈士祠热闹喧天，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冯先生处处都想到我们。”

    张佩荣卖地

    张佩荣，泰安县人。冯玉祥当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他是十四混成旅旅长。张宗昌当山东督军时，他当过曹州镇守使，又调兖州镇守使。他当曹州镇守使时，我正在六中（曹州中学）念书，人们都称他为张军门。军门衙门常常唱堂戏。由于一位老师的引进，我也常去看戏。我看见张佩荣坐在大厅里，一面看戏，一面品茶；有人打扇，有人递毛巾，派头大极了。出来进去还穿长袍马褂，坐八人抬的绿帷大轿，俨然一个大官僚。

    张佩荣的财产很多。济南有他的房子，泰安西关也有他的两处大宅院。土地就不知有多少了。这时他在泰安闲住。有一次他到五贤祠去见冯，冯午睡未醒，他就在普照寺我们手枪营营部里坐等。闲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六中学生，就说六中办得怎样好，培养出多少人才，又说他多次去过六中，等等。我们谈到冯办学的事，谈到泰山我们小学买地的事，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冯给武训小学买地，都是孬地给的好地价钱，所以老百姓一听说学校买地，都争着给。张佩荣听到这情况，就非常热情而又急切地对我说：“扇子崖下边有我一块地，地块又大又平，离小王庄又近（小王庄办有武训小学的分校），卖给学校吧！”我说：“回头给先生说说吧！”

    张佩荣见冯时谈了许多话，可是没敢提卖地的事。他走后，我把他的意思给冯说了。冯说：“这个老财迷，又想发财。送给咱可以一文钱也不记。你去给他说，他要是肯捐赠，我们给他抬匾挂锦旗，也算他给泰山老百姓做点好事。”

    后来我到济南去见张佩荣，他见到我，招待非常热情。我对他转达了冯的意思，他说：“再研究，再研究。”这件事就算搁住了。

    泰安中学校长

    泰安中学校长高寅（字其宾）不知为什么被学生轰了出来，跑到县政府。冯知道了就说：“老师是学生最尊敬的人，学生不尊敬，想必不是好老师。你看范明枢先生，他对学生好，学生就尊敬他。”

    谈到高寅是六中（曹州中学）毕业、北师大毕业；他的后任李映元也是六中毕业、北大毕业，冯就说：“人家都说何思源（教育厅长）用人有个条件，即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看来一点不错。”我说：“一个北师大毕业，一个北大毕业，当个中学校长还不够格吗？”冯说：“那么多的北大、北师大毕业生当不上中学校长，为什么偏偏他们能当上呢？”我想了想，冯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这根子还在王宏一。王宏一曾任山东提学使、山东省参议会议长，是六中的老校长。他办学是十分严格的，常说：“就是省宾，也跟私立一样，校长就当一切家。”学生上课，迟到两次就得受处分。所以六中在山东最有名，出的人才也最多。王宏一在北京办一个南华学院，专门为六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准备生活条件。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山东教育界的一个派系。

    “委员长”和“蒋先生”

    1936年，冯玉祥任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后，经常到南京汤山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讲话。在讲话中，每次提到“委员长”时，三个字一出口，“唰”地一声全体学员马上立正，就是陪坐的军官们也站得笔挺。即便在课堂上，也要立即放下书本、文具，挺直地坐着，两眼注视前方，像木雕泥塑一样。

    冯对这种情况最看不惯。在归途的汽车上，他对我们说：“人家喊我老冯，我觉得十分亲切。咱们在泰山提到蒋介石时，不也是老蒋长老蒋短的，多么爽快。在这里竟有这么啰唆！”从那以后，他给学员讲话，提到蒋介石，再也不说“委员长”了。只说“蒋先生”如何如何，避免许多麻烦。

    第一密友李烈钧

    抗日战争开始时，刘汝明送给冯玉祥两匹好马。冯说：“我们是得练习练习骑马，将来打日寇，少不得要在山里和他周旋，光靠坐汽车指挥战斗是不行的。”他叫人在陵园他的公馆的东侧搭了三间芦席棚，专门派两个人在那里喂马，又叫西华门办事处的杨国体来练马。杨国体跟冯多年，当过骑兵团长，练马是很内行的。冯常常来这里试骑。李烈钧住得离我们近，冯也请他试骑。李烈钧年纪大了，没有骑，但他却多次陪冯到马棚去，边走边谈。

    南京黄浦路有个励志社，是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俱乐部，各项文体活动的设备都有。有一天，国府主席林森约冯到励志社打台球，冯不去。林森打电话给冯说：“协和（李烈钧）、文白（张治中）都在这里，你总可以来了吧？”冯才去了。

    这些事都使我联想到冯和协和先生的亲密友谊。回忆过去在张家口时，李烈钧一去，冯就叫他住在图书馆他自己住的那座房子里，而那里从来是不给别人住的。在泰山时，李一去，冯就叫他住在风景最幽雅的王母池，并派一连卫队保护他。李的长公子赣朋因作风问题父子不和；赣朋跑到泰山，经冯教育，恢复了父子关系。蒋介石请冯到南京去，冯不去；李到泰山斡旋，冯还是去了。冯在南京陵园住，经常和李同车出入，一路上无话不谈。那时汽油短缺，冯一听说李没汽油了，就立即派人送去。在庐山时，冯每事都找李商量，甚至上山下山也要征求李的意见，他们为什么这样亲密呢？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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